不列颠及其帝国的政治热忱从未衰减。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Speakers’ Corner），罗摩奴阇斯瓦米听到一位妇女参政论者正在向路人大声疾呼。他用印地语tamash形容这种场合，意思是“奇观”。他还去了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亲自主持的更大型的集会。当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位于伯蒙齐（Bermondsey）的总部揭匾时，他也在场，现在该党的成员已经获得了国会席位。他去了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英国分支的一场集会，支持这次集会的是该党的英国创始人之一威廉·韦德伯恩（William Wedderburn）爵士，参加集会的还有后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参观了致力于改善大英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世界种族大会（Universal Races Congress）办公室。扎根在帝国首都的是一个更大的在英印度人社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见他们的代表。
罗摩奴阇斯瓦米对伦敦最深刻的印象自然是城市的巨大，但除此之外还有井然的秩序和警察的礼貌。他很欣赏英国保守与自由的结合，这里的人们不喜欢华而不实的空想，而是愿意不断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事物。对于这一点，他认为英国要优于印度。英国人对帽子的执念令他感到诧异。一天，他大胆深入伦敦东区贫困的工人阶级中，并评论道：“如果伦敦只有东边的一部分，甚至不比马德拉斯（Madras）的某些贫民区好到哪里去。”但总的来说，他还是认为伦敦象征着大英帝国的伟大，以及大英帝国对印度的保护权。
罗摩奴阇斯瓦米买了两件东西带回印度——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留声机。他从多佛尔乘船到加莱（Calais），结束了这次一生之旅。返程途中，罗摩奴阇斯瓦米盛赞伦敦留给他的印象：
伟大的伦敦啊！我是多么爱你！……我永远忘不了这里的公园和花园，荒野和草甸，塔楼和石碑，隧道和桥梁，地铁、巴士和汽车，剧院和画廊，商店和旅馆，礼堂和教堂，大楼和宫殿，还有最重要的警察和人民。
罗摩奴阇斯瓦米是以帝国的印度子民的身份来到英国的。他离开时也是怀着身为印度的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信仰着帝国的道德情操，同时寻求提升印度在帝国中的地位。伦敦，作为世界城市、一国之都、帝国都市，也发挥了自身的作用：它的规模和多样性震慑着所有接近它的人。他们不得不承认，伦敦是理所当然的全球势力中心，是帝国的顶峰和自证。
然而，这样的伦敦也并非十全十美。当罗摩奴阇斯瓦米告别伦敦之时，他用一连串的排比抒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伦敦真的只是其众多区域的总和——人与建筑、广场和花园的集合吗？这是一座富有帝国色彩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傲慢，但它并没有一个极点，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方面汇聚在一起。它结构松散，也就是缺乏主题。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游历欧洲时写道：“这座城市乍一看，好像大到所有的区域都不重要了。”[19]
这或许要归咎于历史。柏林在40年的时间里，从普鲁士的穷乡僻壤迅速发展成为帝国首都，现已被一个神经兮兮的暴发户下令修建的宏伟大道塞满了；巴黎则是由于一位皇帝担心发生内乱，把整座城市大肆改造了一番。伦敦和它们不一样，多年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沿着泰晤士河扩张，渐渐将冷冷清清的村庄转变为边远的自治市，道路也顺着8个世纪前《末日审判书》（Domesday）中所确定的参差不齐的边界线延伸。城市只进不出。特别是在东边，伦敦金融城的内部和周围，街道弯弯曲曲，房屋狭小，没有公共空间，建筑风格乱七八糟，根本不把关于规模和协调的现代法令放在眼里。虽然伦敦容纳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1/5，却并没有经过总体规划。这座城市是英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产物，是对于宏伟蓝图固有的疑心。
前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认为，伦敦乱无秩序的发展与大英帝国的扩张相类似，后者按照约翰·西利（John Seeley）的著名说法，是“心不在焉地”取得的。[20]在伦敦市长官邸（Mansion House）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寇松表示，虽然“大家都认定我们的伦敦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最了不起的城市”，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不经过深谋远虑就发展起来，或者没有踏踏实实地按照计划来发展的大城市”。[21]
对于伦敦及其所属的帝国，寇松认为：
……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之所以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二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三是偶然因素，至于最后一点，我们更愿意认为是人民的聪明才智。大英帝国及其首都如今都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的我们必须总结和反思自己所在的位置，为未来做打算，因为不论对于这个国家还是这座城市，结果必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大英帝国及其首都会因为过度膨胀，在强烈的离心趋向作用下垮掉；或者与之相反，如果吸收多方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先见之明，那么大英帝国及其首都就有可能建立起新的和谐统一体，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确保未来不会逊色于美好的过去。
从更狭隘的角度来看，寇松认为伦敦在英格兰（在他看来，英格兰和英国是一回事）的作用，与巴黎在法国的作用并不相同。每个法国小镇都拿自己的乡土气息跟首都比，都渴望成为小巴黎。对于在巴黎度过的时光，法国公民会叹息、回味、庆祝。反观伦敦，它所代表的是义务、排场、权力和产业。人们对它引以为傲、忠心耿耿，却没有向往和眷恋。巴黎是一个理念，在每次复述中焕然一新；伦敦是一个事实，在实际经验中逐渐成形。法国人可能会希望自己是巴黎人，但英国人很少会希望自己是伦敦人。反倒是英国的乡村，郡城周围铺满落叶的小路，这样的景象才能够激起英国人更深刻的情感。寇松对来到伦敦市长官邸的听众们说：“一个英国人到了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个赛马场。”第二件事是建一个高尔夫球场；第三件事是“把大礼帽和长礼服收起来，在所有的场合都戴草帽，以此斩断与伦敦的一切联系”。
这座城市本身是零零碎碎的，拥有无数个市中心，无数条高街，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历史。“伦敦”包括了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梅费尔（Mayfair）、肯辛顿（Kensington）既有的居民区以及牧羊人的丛林（Shepherd’s Bush）和女王公园（Queen’s Park）的新兴地区；它既可以是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大楼，也可以是东区混杂在一起的工厂和贫民窟。城市的边界向外推进，变得愈发模糊。当地的铁路线把埃塞克斯（Essex）和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乡下的“通勤村”纳入了伦敦的范围内，而电气化的大都会线也连接起了西边的米德赛克斯（Middlesex）和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东边的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和莱顿（Leyton）的村庄，也同早先南边的斯特里汉姆（Streatham）和巴勒姆（Balham）一样，并入了这座正在扩张的城市。北边，新建的半都市化“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意在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创造出一个幸福的环境，减轻伦敦在扩张过程中的压力，并且不仅为英国，还为全世界未来的新城镇建设提供一个样板。1913年，莱奇沃思的缔造者之一尤尔特·屈尔潘（Ewart Culpin）进行了世界巡回演讲，演讲的主题是这些新城镇如何推动社会改革。[22]
即便在这座肆意扩张的都市的中心区范围内，也可以看到城市的多面性：商业的伦敦、政治的伦敦、娱乐的伦敦、博物馆的伦敦、纪念碑的伦敦，最后还有寇松所说的“数百万底层人民的伦敦，那个神秘陌生、高深莫测、让人费解的伦敦”。伦敦可以是世界的中心、帝国的首要城市、联合王国的首都，但它自己的中心又在哪里呢？
在一些人看来，伦敦的中心位于西区某处。澳大利亚风景画家、曾参与决定澳大利亚大楼建筑师人选的阿瑟·斯特里顿（Arthur Streeton）选择了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他的画作《帝国中心》（The Centre of Empire）完成于1902年，画中的特拉法加广场包裹在薄雾之中，却闪烁着微光，鸽子围绕着纪念英国最伟大的海军英雄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 Column）飞翔。背景中有伦敦政治和皇室生活区的烟囱，英国军队总部所在地、皇家骑兵卫队大楼的圆顶清晰可见。在这幅画中，观察者可以俯视白厅——帝国政府所在地、政府各部的大本营。斯特里顿表示，帝国的中心位于这个政权、军权和王权的连接点，因此这里也是伦敦的中心。
但更多人认为另一个贸易与财富的连接点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中心。生于丹麦的画家尼尔斯·莫勒·伦德（Niels Moeller Lund）在1904年的画作《帝国之心》（The Heart of Empire）中，把银行交叉口（Bank junction）作为伦敦的地理和道德核心。从表面上看，银行交叉口只是一个拥挤的交叉路口，车水马龙，三面分别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和伦敦市长官邸，也就是寇松1913年发表演讲的地方。但伦德选取了一个较高的视点来描绘这个地方，俯视着街上的喧嚣。圣保罗大教堂高耸于街景之上，这意味着在英国国教中，上帝准许这个帝国在世间追财逐利。和斯特里顿不同，伦德在《帝国之心》中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伦敦西区宏伟的广场和宽阔的街道。这幅画是受金融城商人们的委托而画的，因此也是以他们的视角，展现出伦敦金融城的大街小巷。
伦敦中心，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政治核心一景。澳大利亚画家阿瑟·斯特里顿画于1902年的特拉法加广场，白厅的政府办公室在画的一侧。
在伦敦多达700万的人口中，只有2万人真正居住在金融城的1平方英里内。然而有将近40万人每天在这里上班，这些人戴着同样的圆顶硬礼帽，每天早上来到工作单位，囚禁在银行的账本或者保险公司的办公桌后面。埃利斯·鲍威尔（Ellis Powell）在《城市机制》（The Mechanism of the City）中写道：“从早上6点一直到将近午夜，成千上万个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人流，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一小块区域，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金融城的这‘1平方英里’。”[23]（据《经济学人》推算，当时的公共交通年客运量已经接近20亿人次。[24]）下午4点，人潮反向流动，金融城的职员逐渐离去：
一年到头，每天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在庞大的人群异常拥挤的某些地点……场面真的很惊人，不论是人群的规模，还是组成人群的个人行色匆匆、煞有介事、心事重重的面貌。一个富有思想的观察者，无论是来自这个世界，还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必然会问自己：“这些人是谁？他们每天忧心忡忡地往返于郊区的住宿地和这个丰富多彩的日间活动大舞台，目的是什么呢？”[25]
金融城的职员介于贫穷的工人阶级和体面的中产阶级二者之间。对他们来说，金融城的1平方英里涵盖了所有的职业抱负、晋升希望，以及对于沦落到更贫穷的伦敦底层社会的恐惧。E. M.福斯特（E. M. Forster）的小说《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悲剧的职员伦纳德·巴斯特（Leonard Bast）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所有拥有雨伞的人”。[26]当金融城中的人说到“大厦”时，他们指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不是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更不是他们自己的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生于丹麦的画家尼尔斯·莫勒·伦德画在《帝国之心》（1904）中的伦敦金融城。
1913年1月，金融城对未来还是相当乐观的。《经济学人》发表社论称：“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能够保证在这一年里欧洲天下太平，与德国友好体谅，那么我们便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今年会是更加繁荣的一年。”[27]年初，对和平的展望看上去一片光明，欧洲的大国正空前团结地维系着和平。对于诺曼·安吉尔的论点——在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发生——金融城中的人虽然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却非常买他的账。安吉尔在前一年面向银行家学院（Institute of Bankers）发表了一场好评如潮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不吝溢美之词，说银行家们仅仅是不断地在国际运作，就能用金环把世界紧紧地绑在一起，就是在为和平的事业做贡献。[28]
金融城作为世界财富聚集地的地位似乎并未被撼动。这里确实像是由经济法则代管的。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大声呼吁：“自由贸易和自由黄金市场是我们相对于所有竞争者的两大重要优势，也是伦敦维持世界银行家和金融家地位的主要手段。”[29]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依托，黄金的稳定性不言自明。所有的货币都要通过作为媒介的黄金来确立彼此之间的汇率关系。出现贸易不平衡时，就会通过从一国到另一国的金条流动来解决。这些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率差，从长远来看，势必会让这些国家重新结盟。时任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的曼彻斯特选民说：“这是国际贸易中已知的定理，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商人都知道，它在巧妙、自动、普遍、即时地发挥着作用。”[30]他还总结道：“到公元2000年时也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在更有思想的观察者看来，对于树大招风的金融城的担忧是有原因的——担心金融的国际性利益可能会与整个英国或者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帝国的地方性利益发生冲突。随着金融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而不是帝国化），这种冲突必然会愈演愈烈，也许很快就会变得严重起来。
英国的繁荣当然并不完全依赖伦敦的金融家们。到了1913年，这个国家依然是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大国。全国有100万煤矿工人。虽然英国矿工的人均产出不及美国同业者的一半，但英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生产国，从地底下挖出来的煤远远超过国内的锅炉和炉排所消耗的。德国的3/4、瑞典的4/5、法国和西班牙的2/5煤炭进口都来自英国。[31]联合王国依然承担着全世界14%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比19世纪60年代时的1/3大幅下降，是美国的一半，只是稍稍落后于德国，是法国和俄国的两倍还多。[32]1913年1月，《经济学人》报道称：“从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工业分支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大不列颠领先世界的造船业和航运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33]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地位渐渐下降，发展的速度也落后于另外一些国家，却依旧保留着之前工业优势时代的习惯和观念。唯独在全球化金融管理和国家资本输出这两个领域，英国还保持着绝对优势，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优势。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英国，这个比例与美国在1960年达到顶峰时的表现相当。[34]一部分投资每年以盈利和红利的形式流回国内，大多数的投资都留在国外。另外一些收益来自英国在外国证券市场上价值40亿英镑的间接投资，比如俄国的铁路债券和马来亚（Malaya）的橡胶公司。[35]金融城对于英国的经济布局日益重要，但这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整个国家是不是仅仅依靠前人的劳动所积累下来的财富维系着？金融城把自己摆在全球金融的十字路口，降低伦敦的货币成本，做廉价买卖，这样能让英国和大英帝国变得强大吗？金融城固然重要，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如此脆弱，是不是一个潜在的软肋呢？金融城为英国投资者创造机会，把他们的钱送到国外去，这难道不是在妨碍国内的工业投资吗？
20世纪伊始，英国一些实业家和政治家坚信，自由贸易，也就是开放资本市场的孪生姐妹，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有利于他们了。前任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成了他们得力的鼓吹者，号召加大力度保护国内工业和帝国贸易。英国对帝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量的1/3，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这样的贸易现如今真的应该在帝国的某个共同贸易区得到巩固，却在周围建起一道高墙阻挡其他国家吗？[36]对贸易保护措施的需求违背了根深蒂固的自由贸易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是英国经济领域的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到的教导。这样的举措还会让金融城面临利益被截断的风险，而这些利益的存在正是由于保持了开放自由的资金和货物流动。有一种观点就是要从根本上否认这种冲突的存在，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有利于金融就有利于工业。“如果国家繁荣，那么伦敦金融城也会繁荣”，反之亦然，这是1906年金融城的一位显要人物的主张，类似的观点早在100年前就曾经出现过。[37]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金融城的影响力现在大到过分了，正在破坏所有富有远见的帝国经济战略，把金融暴发户（nouveaux riches）的财富和爱好都嵌入国家结构中。英国果真如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所言，只是在成为一个追求私利的“足球运动员、股票交易员、酒馆和音乐厅常客”的民族吗？[38]
对于这个问题，1913年的一桩丑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桩丑闻的中心是马可尼（Marconi）公司，它是由首次传送跨越大西洋无线电信号的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所建立的。三年前，英国政府和马可尼公司进行了公开讨论，打算委托其在世界各地建造一系列无线电台，让帝国最偏远的地方也能进行无线通信。这将会成为帝国的神经系统，让整个机体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能够有效运作。虽然谈判内容理论上是保密的，但由于预期定会成交，马可尼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911年到1912年翻了10倍。据说众位政府部长也购买了股份。这暗示着他们滥用了职权，来掌握继而利用市场洞察力。
特别要提到的是以下两位政府要员：司法部长鲁弗斯·艾萨克斯（Rufus Isaacs），他有一个兄弟在马可尼公司工作，以及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正是他担心英国正在走向衰落，成为一个股票交易员的国度。据披露，两人确实都购买了公司的股份，不过两人都否认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国会为此召开了一次议会询问。温斯顿·丘吉尔冲上前去为他的自由党同僚部长们辩护，抨击这次询问听信“谣言”，任由这些指控侵犯人格尊严（包括他自己的尊严）。他辩称，整个事件都散发着政党政治的气息，任何一份议会报告发布之前，可信性就已经被大大削弱。这次询问的报告最终发出的时候，参与人士也果真按照党派分成了两派——自由党拼命洗白他们的同僚，保守党则是抹黑他们。英国政界在党派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艾萨克斯和劳合·乔治逃过了一劫。艾萨克斯已经是英国首位犹太裔内阁大臣，后来他还担任过印度总督和外交大臣。劳合·乔治后来出任英国战时首相。矮胖的丘吉尔曾经为自由党同僚辩护，结果却叛投了保守党，在后来的竞选中胜出，担任首相一职。但马可尼丑闻给伦敦之心和帝国之心留下了一抹苦涩，暗示其腐败堕落。
每天在金融城流动的财富并没有让伦敦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很多伦敦人受雇在金融城担任职员、律师和股票经纪人，然而在伦敦的其他地区，还有更多人在血汗工厂、码头和制造厂做苦工。这些工人的收入很低，日薪很难得到保证，在工作过程中往往冒着生命和伤残的危险。雇主们把这些劳动力看成是可以随意利用的一大批人力，而不是一群独立的雇员，这些工人有时就要任凭他们摆布，毫无办法。自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预计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改善，1910年的《城镇规划法案》力争实现“健康的家庭、美观的住房、舒适的城镇、高贵的城市、宜人的郊区”。[39]然而内城的情况依然很糟糕。很多建筑物被烟熏黑，又被雨漂白。当罗摩奴阇斯瓦米乘坐巴士来到东汉姆（East Ham）时，他评论说这里还不如印度城市马德拉斯。他乘坐往任何方向行驶的巴士都会看到类似的贫民区——大概除了西行的。
左翼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女性团体的一员莫德·彭伯·里夫斯（Maud Pember Reeves）关注了南伦敦的兰贝思（Lambeth）路、汪兹沃思（Wandsworth）路和莱斯顿（Lansdowne）路之间的一块街区，对于该地居民的社会环境，她把调查结果写成了一本书——《用一英镑度过一星期》（Round About a Pound a Week）。[40]她描写道，兰贝思的很多妇女文化程度较低，她们的孩子死亡率较高，除了食物和房租，还要交丧葬保险费，她们只吃得起“管饱的、油腻的”食物，还有就业不足的问题（虽然完全失业者很少）。楼房里住着的人们彼此之间全都十分了解，一直吵吵嚷嚷也在所难免，然而这些居民却有着强烈的地方社区意识。
据里夫斯计算，伦敦的富裕阶层仅仅拿出收入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在南肯辛顿住上豪宅，然而伦敦的贫民拿出1/3的收入，也只能住几间阴暗潮湿的屋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这种地方叫作家，邻里之间彼此都认识。中产阶级和贫民的生活和态度有天壤之别。到了夏天，当一位善良的费边社调查员谈论起温暖宜人的天气时，兰贝思的一名居民抱怨道：“小姐，这天气对您来说是很宜人，但什么吓人的虫子都出来了。”[41]
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里夫斯描绘的城市贫困一直阴魂不散。她对限制家系大小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嗤之以鼻，呼吁更大程度的国家干预。这些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却看不到理应目睹的繁荣，她为他们表达了义愤。这些街坊的男男女女拖家带口移居到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却总会回首“他们的”城市中“他们的”街坊。
伦敦的另一位记录者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放眼于更广阔的背景，而不只是局限在兰贝思的一小块地方。他的主题是伦敦底层社会中“关于人性的零零碎碎”：60岁的盲人在一盏难闻的灯所发出的光亮中做假花，年轻的寡妇在孩子们都睡着的时候做纸箱子。霍姆斯估计至少有5万名妇女处于类似的境地：“当她们有工作时，就要工作，没日没夜地工作，没什么工作可做时就只能挨饿。”[42]离议会大厦不远的泰晤士河堤岸（Thames Embankment）上有夜间施舍处。他写道，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孩子的葬礼只是其他孩子的一场庆典”。
霍姆斯提出了一些很残酷的解决办法：对“无可争议的弱智者”实行终身监禁，把流浪者送到拘留营去。霍姆斯主张，无计划的移民，作为英国传统的安全阀，并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反倒是“助长邪恶，因为势必会让我们国家完全无法履行公民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想要背井离乡的都是有雄心壮志、积极主动的人，而不是废物。而对于三级刑事犯罪者实行强制移民也可能会起到作用。
然而霍姆斯提出的办法大多需要国家作为福利的守护者参与进来，而不是冷酷无情地惩罚和拘留犯人。英国很多进步的社会运动，以及独立工党的40名国会议员，都支持建设这样一个积极的国家。这也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梦想，1913年年初，他们都在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致力于社会改革事业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创刊号。德国的政治制度或许饱受诟病，但在福利政策上，它被看作可供效仿的榜样。渐渐地，改革不再是左派的一句口号，而成了一种期望。
1913年夏天，拉格泰姆席卷了伦敦。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抱怨说，他洗土耳其浴时的按摩都是拉格泰姆的节奏。还有人说他敢肯定他的打字员们现在连打字都是这种节奏。但这座城市仍然可以通过一场盛典中的繁文缛节，呈现出更庄重的面貌。国王乔治五世前脚刚访问了柏林，伦敦又做好了准备，迎接英国最古老的宿敌、如今已经是最亲密的友邦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
英法两国更多的是贬损而不是赞扬对方的成就，更习惯于彼此杀戮而不是拥抱。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转折点。数百年间，英国国王一直在争夺法国的王位。17世纪，两国的陆军在欧陆战场上交战，两国的舰船在公海上交战。18世纪，王朝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帝国之间的敌对，英国和法国打了第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兵戎相见，子弹横飞。法国为了报复，支持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从巴黎传出了危险的异端邪说“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拿破仑战争让这两个国家恶战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仇恨。对英国人来说，法语理所当然被认为是脏话的代名词。
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加上19世纪50年代两国在克里米亚联手抗击俄国人的一场短暂的战争，拿破仑时代的敌对情绪或许有所缓和。但即便法国的存在对英国的威胁减小了，敌对关系转向仅仅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却依然很大。法国虽然被永久性地赶出了北美和印度，却在远东和非洲建立了一个帝国，抵消了在英国面前的连番落败。然而这两个大国甚至在远东和非洲也发生过冲突。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中，一小股法国军队在行军途中穿越了非洲中部，宣布对苏丹南部的法绍达的所有权。但英国方面的压力迫使法国做出了外交让步，两国约定了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就在世纪之初，法国在爱尔兰还有情报人员，他们在考虑如何帮助民族主义者，以及法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会导致怎样的局面。[43]大约40年前，法国末代皇帝拿破仑三世被推翻，之后他到英国乡间避难。后来，他的遗孀也还在那里生活。
然而到了1913年6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受到了真诚热烈的欢迎。他的游艇抵达第一站朴次茅斯（Portsmouth）时，英国皇家海军鸣响礼炮，演奏《马赛曲》相迎。当天下午，乔治五世在伦敦的一座维多利亚车站等候雷蒙·普恩加莱。这座车站装饰着三色旗，从车站到白金汉宫的道路上方高挂着一面旗帜，上面画着盾牌，盾牌上用法语写着“法兰西共和国。‘我们是同伴’”（ R. F.,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ous sommes camarades’）。国王乔治五世和普恩加莱总统共同检阅了爱尔兰卫队（Irish Guards）的一个支队后，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在皇家骑兵卫队（Household Cavalry）的护送下游览了伦敦市中心。“人群中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每日图片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海德公园就是普罗科菲耶夫见到国王和总统的地方，据报道，这里的欢呼喝彩尤为热烈。[44]当晚的国宴上，英国国王用法语向共和国总统致辞。
这次访问主要是礼仪性质的，对于另外那些幕后人员的工作来说，就像是为了营造气氛而播放的音乐。普恩加莱来到温莎，在爱德华七世国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墓前献花。他访问了伦敦的法国侨民，将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授予了《费加罗报》（Le Figaro）驻伦敦记者。他对金融城赞不绝口，观看了一场马展，还参观了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的一场汽车展。尽管如此，这次访问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毫无深意的会面。事实上，普恩加莱总统在对英国人民的致辞中明确表示了这层意思：
不仅在欧洲，更是在全世界，海洋中永不止息的滔滔巨浪把我们两个伟大的殖民大国团结在一起，连接起我们的海岸，让我们的思想和利益不断地交换。为了文明的进步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大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国人民应当团结一心，这也正符合事物的本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或许能让我们空前强烈地感受到团结的必要性和益处。[45]
普恩加莱所说的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关系欧洲列强在北非的地位。德国在1905年和1911年强硬抗议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扩张，称其违背了法国不扰乱地区现状的外交承诺。1905年，德皇威廉二世骑着一匹白马造访了丹吉尔（Tangiers），提出了这一点；1911年夏天，德国以保护德国公民这样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派出“豹”号（Panther）炮舰到阿加迪尔（Agadir），引发了欧洲对战争的恐慌。柏林希望英国能够三思，保持中立，放任德国威胁恐吓。在这次事件中，英国支持了法国，表示两国几年前签订的《英法协约》 （Entente Cordiale）不会改变。普恩加莱的伦敦之行正是为了巩固英法两国的团结，共同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新崛起的大国的挑战。
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英国和法国走得太近。如果法国把英国的支持当成在欧洲挑战德国的邀请呢？这一年2月，一位英国客人在德国大使馆的私人宴会上说：“如果他们以为他们（法国人）可以像夏洛克一样，凭着他们的契约，榨取英国人大量的血肉，那么我们显然离全面战争更近了一步。”[46]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出生在美国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Lady Randolph Churchill）补充道：“如果他们是在等待那个的话，可要等上很久。”（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已经讨论过英国在欧洲战事中提供军事支持的可能性，不过这还只是对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的一个计划，并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经济学人》赞同普恩加莱的说法，法国和英国成为朋友是事物的本质——事实上这是“在表达这样一种趋势，慢慢地，世界上文明的共同体之间必然不会再有战争”。[47]但该杂志继续道：“一个人可以同时结交两个好朋友，而且他的这两个好朋友完全有可能意见不合，那么他们可以很幸运地向这个共同的朋友吐露心声。”《经济学人》认为，说到底，由于和德国的商业关系，英国正渐渐把德国从潜在敌人的名单上划掉，因为“跟头号客户过不去是最愚蠢的行为”。所以为了在和平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好稍微保持一点儿距离。
对于英国和法国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不应把它看成是让这两个国家（加上俄国）共同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相反，经过了一个世纪与日俱增的全球一体化，自由理性用悦耳的声音吟咏道：“我们和法国的共同利益维护了欧洲和平——这也是我们和德国共同的目标。”
正如伦敦金融城的财富既流向全世界，也来自全世界，因而控制了全球金融。在这个和平来之不易的世界上，有伦敦作为世界一大集成之地，英国也可以与所有国家为友，与世无争。
巴黎
永恒的，世界的
早在1913年，在英吉利海峡建设一条隧道、用钢筋把英法两国联结在一起的方案就已提交讨论。然而在这样一条隧道建成之前，从伦敦到巴黎的旅行者，即便是总统，也面临着在巨浪滔滔的大海上航行的风险，不论是从纽黑文（Newhaven）到迪耶普（Dieppe），从伦敦到布洛涅（Boulogne），还是从多佛到加莱。走最后这条路线，只需六七个小时就能从世界之都伦敦到达巴黎，一个渴望变得更宏伟也更朦胧的城市：20世纪之都，正如其在19世纪的地位一般。
纵观法国北部，从伦敦出发的火车深入皮卡第（Picardy）腹地，在亚眠（Amiens）穿过索姆河（Somme）。游客到了这里，如果时间不太紧的话，可以停下来瞻仰这座城市13世纪的大教堂，它是哥特风格在欧洲最完美的典范之一。教堂的彩色玻璃颇负盛名，是欧洲古老的基督教遗产的象征。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前往巴黎途中曾经在此驻足。他付给导游两法郎，登上了教堂屋顶，他俯视着圣人雕像上的点点烛光，看到的是一种“对人类至高无上地位的华丽肯定、人类理想的力量、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广阔”。[1]
1913年夏初7月，法国大奖赛（French Grand Prix）即将在这座城市周围举办，人们对驾驶着法国制造的标致EX3的法国车手乔治·布瓦洛（Georges Boillot）寄予厚望，游人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比赛带来的些许刺激。如果天色已晚，不妨在亚眠的法英大酒店（Hôtel de France et de l’Angleterre）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这家酒店让人回想起英法两国作为世仇的遥远时代，其间的1431年，圣女贞德在鲁昂（Rouen）被处以火刑，她的一座雕像屹立在亚眠大教堂。天主教徒贞德拯救法国国王、抵御外敌入侵的故事，依然回荡在1913年的法国人心中。不论是保皇派天主教徒，还是法兰西共和派，都会把她当成反抗外敌的标志性人物，团结在她的周围。前一年，普恩加莱和其他共和派民族主义者，这些不希望回到天主教徒国王时代的人，提议设立一个纪念她的全国性节日。但从贞德的时代往后，法国民族主义反抗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说到底，在人们记忆中的1870年，攻占亚眠的并不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军队，简而言之，是德国人。
普恩加莱总结道，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在1913年，想要忘记这些事实并不容易。40多年前，普恩加莱在法国东部洛林的家园就曾遭受普鲁士军队的践踏。一开始他的家人就逃离了德国人，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一家又一家旅馆辗转了好几个星期，而加莱到法国首都的火车如今正穿行在这片田野和果园间。后来他的家人回到巴勒迪克（Bar-le-Duc），发现自己家被德国人侵占了。年少的普恩加莱后来写道：“讨厌的士兵待在房子里，有一个人在我们的餐具柜上画了个骷髅图，还有个人像哥萨克人一样，往我们的炖肉上吐口水。”[2]到了1871年，崭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古老的法国王宫凡尔赛宫宣布成立，法国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并入德意志帝国，这一切让法国备感屈辱。
法国失去了土地和人口，民怨沸腾。普恩加莱本身就是洛林留在法国那一部分的参议员。在巴黎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代表现已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座雕像，经常被蒙上黑布。在法国报纸上，这两个“失去的省份”被描写成一个幼小的孤女，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恶棍魔爪下的法国贞洁烈女的典范。[3] ［在德国，这两个省自然被刻画成日耳曼母亲（Mutter Germania）的女儿。］[4]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时时刻刻都在羞辱着国家的荣誉，深深地烙印在法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中。更极端的煽动性民族主义者主张“复仇”（la revanche）。但对包括普恩加莱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样做太过火了：复仇的确大快人心，失去的省份当然也应该回归法国，但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战，既无可能，也不合意。据称法国作家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曾有言道，这两个省份既不值他需要用来写作的右手小指，也不值他需要用来弹雪茄烟灰的左手小指。[5]更重要的是，尽管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经常怀念阿尔萨斯和洛林，但尚不清楚当地的人民究竟愿不愿意为法国的复仇而战：1913年年初，法国阿尔萨斯人领袖亨利·凯斯勒（Henri Kessler）写信给一家法国报纸，说他那里的人民比起加剧法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愿意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寻求自治。[6] ［几个月后，德国军队在扎本（Zabern，又名萨维尔纳，Saverne）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许又会让他产生别样的感受。[7]］
法国民族主义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905年受到普恩加莱亲自推荐，成为颇负盛名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把祖国法国阴暗的右翼信仰总结为“土地与死亡”（la terre et les morts）。[8]在法国北部，这些话语经过亚眠传向巴黎，也许会让普恩加莱回想起过去的一次次败北——或许还让他预见到了未来。几个月前，德国扩军，因此法国政府也出台了一项法律，把兵役年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此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或许还有大部分法国民众，都反对这些措施，认为这样做对于法国的领土防卫目标无益，是受到了更好战的俄国人利益过多的影响，而俄国人只是希望法国军队将来能够与德国交战，他们还花钱请一些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登载他们的论证。5月，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带领15万名法国抗议者聚集在培圣吉外（Pré-Saint-Gervais），发表演讲称政府并没有追求更积极的和平政策，而在此之前已有75万人联名请愿。在伯尔尼举行的一场和会上，有190名法国代表和参议员出席，共同出席的还有34名德意志帝国议会（Reichstag）议员。但是对于普恩加莱这样的人来说，这一切只是顺带一提：法国只有保持警觉，准备充分，才能避免历史重演。他的政策就是和平政策，只不过是通过力量来实行的和平政策。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普恩加莱最终还是成功地经由议会推出了三年兵役的法律。
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摆出标志性的姿势，反对兵役从两年延长至三年。
从很多方面来说，爱国的法国人在思索1913年法国的处境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首先，这个国家也许比近代历史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1870年，法国屈服于普鲁士的淫威之下，最终法律与秩序的军队与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部队在巴黎的街巷展开了一场内战，而现在的法国比那时候还要团结。现在的法国也同样比世纪伊始之际更加团结。彼时，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引发了群情激奋，亲朋好友反目成仇。1895年，军事法庭宣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为德国犯下间谍罪。对于军方是否有所隐瞒，害他蒙冤入狱，以及他究竟是不是法兰西共和国心脏的犹太人叛徒的证据，法国在这些问题上内讧不断。
在一些人看来，德雷福斯的宗教背景早已注定了他的罪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性问题。如果军方说德雷福斯有罪，那么他一定有罪：要是反对，就是在怀疑军队的荣誉。然而在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看来，整个案件就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冤案，打着爱国的旗号，本质却是反犹的偏见。因此这是为公正原则而战，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精神而战。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军事法庭初审之后过了11年，德雷福斯最终得以平反。但到了1913年，德雷福斯早已退伍，以他为名的这次事件也已经是陈年旧闻。反犹主义依然凶残，却淹没在了更具普遍性的法国民族主义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