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有很多上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旧伤，纵使没有痊愈，也进行了消毒处理。虽然经过了1905年的政教分离，但天主教徒此时普遍把法兰西共和国作为民族的表达方式。1909年，圣女贞德接受赐福时，共和派和天主教徒都把她当作永恒的法兰西的象征，团结在她的周围。在罗马，教皇庇护十世（Pius X）在赐福礼上还特意亲吻了法国的三色旗。[9]在巴黎，法国民族主义领袖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用几十年前还难以想象的话语向圣女贞德致敬：“我一直是基督教爱国者，也将永远是天主教共和派。”[10]好一个天主教共和派！在19世纪70年代，不论是奥尔良派还是正统派的保皇党所支持的王朝复辟，都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到了1913年，还有一些人浪漫地怀恋着保皇主义，但他们已经处在政治力量的边缘地带。法国锻造出了一个新的共同点，核心在于对法兰西祖国的热爱，如今的法兰西共和国作为其政治形态也得到了认可。普恩加莱本人所推行的正是这种全国性的集结。越来越多的人在方方面面接受了法国政府的形态。当前的政治也是围绕着更世俗的问题，例如选举改革和税收。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法国仍旧是大国，是一等强国。法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法国的陆军盖世无敌，尽管保持与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难。法国积聚起了世界第二大帝国，从印度支那到圭亚那，触及地球上的每一个大洲，甚至包括大洋洲。这个帝国仍然在扩张，尤其是在北非。与拥有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英国不同，法国本身并没有一块大陆或者次大陆，但它有阿尔及利亚，虽然人口还不算多，但离祖国很近。这个帝国是很多人骄傲的缘由，也是一部分人财富的源泉。它也渐渐成了重要的兵源之所在。1913年7月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在隆尚（Longchamp）赛马场举行的阅兵式上，普恩加莱将国旗授予了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乍得和加蓬的25个殖民地军团。[11]法国在全世界的投资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特别是在俄国，法国投资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伦敦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金本位结算所，然而法国也对拉丁货币同盟（Latin Monetary Union）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以巴黎为主导，让欧洲多个国家的货币可以互相流通。
法国工业的规模或许远远比不上德国和英国，但技术先进，是电影业［卢米埃尔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和百代电影公司（Pathé）］和欧洲汽车工业（米其林、雷诺、标致）的领头羊。德国或许能造出笨重的齐柏林飞艇（Zeppelin），被法国杂志描述为既难看又危险，但法国人是制造飞机的专家，他们的飞机造型更美观，操纵更灵活，速度也更快。早在1909年，法国人已经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1911年又首次飞行至罗马，经过梵蒂冈上空时，连教皇也惊奇不已。1913年，又是法国人首次飞越地中海，法国人首次将飞机降落在圣地（Holy Land），法国飞行员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高度，法国人首次表演了飞机翻筋斗（在根特世博会上又为热心观众们表演了一次）。和法国飞行员一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échnique）和巴黎中央理工学院（École Centrale）培养出来的法国工程师也富有冒险精神，天赋异禀，这些都是他们的德国同行梦寐以求的品质。只有巴黎中央理工学院毕业生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这样的法国人，才能设计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巴黎铁塔。（1913年，与时俱进的埃菲尔正在潜心研究空气动力学。）
抛开国力和影响力这些实际的考量，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依旧是一个文明大国。商业领域或许不算，但社交和外交领域的通用语是法语，不是英语。法式烹调被视作优雅的标准，法国厨师是烹饪艺术最有资格的代言人。法国的时尚潮流引领世界。法国的大学或许不如牛津和剑桥那样知名，在国内的地位也不如德国的大学，却吸纳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他倡导直觉主义，主张生命冲动（l’élan vital）。法国还培养出了很多伟大的数学家，其中包括雷蒙·普恩加莱的堂兄亨利。在过去的12年里，法国科学家、作家和人道主义者获得了至少15个诺贝尔奖，和德国的17个相差不大，远大于英国的6个，美国的3个就更不必说了。
最重要的是，法国依然拥有巴黎。虽说伦敦统治着地平面，但巴黎不也在高空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吗？至少巴黎更美。罗摩奴阇斯瓦米在返回巴哈拉姆普尔（Berhampore）的途中也曾在巴黎短暂停留，连他这样的大英帝国忠诚子民也不得不承认巴黎的美，不过他还担心这样想算不算背叛了伦敦。罗摩奴阇斯瓦米写道，“请原谅我这样想，不过我斗胆认为（比起英国首都），巴黎最好的区段更富有艺术之美，布局也更为整齐，”不过“除了关于艺术美的这些方面，我还是果断偏爱伦敦”。[12]
但巴黎不仅如此。对于生活在那里的巴黎人——包括城郊的250万人——也对于每天纷至沓来捕捉城市气息的数千名游客来说，巴黎依然是那座光之城：人类的灯塔。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表露无遗、生命的普遍原则得以确立之地，依然是巴黎。巴黎是一座充满了传说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砖石垒砌的城市，是居民、游客和梦想到此一游的人们集体想象的产物。只要还有人相信这些传说，巴黎的魅力就会一直留存。只要巴黎魅力不减，法国就依旧伟大。
对于来到法国首都的游客来说，从地球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埃菲尔铁塔顶端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便能够将艳丽迷人的巴黎尽收眼底。
埃菲尔铁塔下方西边是巴黎的游乐园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曾经是国王和皇帝的狩猎场，如今每天下午都是人山人海，戴着硬草帽的男人和情妇一起散步。西北方向有星形广场（Place de l’Étoile），还有雄伟壮观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纪念过去的拿破仑时代法国的胜利。比伦敦的任何一条大街都要壮观的香榭丽舍（Champs-Elysées）大街，在1871年曾被德国军队踩在脚下。我们的视线顺着香榭丽舍大街来到协和广场，这一带有克里雍大饭店（Hôtel Crillon），还有法国汽车俱乐部（Automobile Club de France），在这里，巴黎上流社会对速度与危险顶礼膜拜。视线越过正前方镀金的巴黎歌剧院，可以看到屹立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最高处的天主教圣心堂（Sacré-Cœur）。这座建筑规模巨大的教堂，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民众捐款建造起来的，它使人清晰地回想起法国的天主教传统，也象征着对过去无信仰状态的忏悔，而如今圣心堂四周围绕着毫无宗教信仰可言的咖啡馆、夜总会和舞厅，迎合着各种预算和口味的人们。
站在埃菲尔铁塔上，正下方就是巴黎第7区（arrondissement），此区内有法国议会、军事学院、外交部以及在这里工作的部长和官员，是法兰西帝国的中心。东边的塞纳河两岸是巴黎的老城区，巴黎圣母院（Nôtre Dame）就坐落在塞纳河中央的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上。河的“左岸”（虽然从埃菲尔铁塔往下看是在右边）是索邦大学（Sorbonne）所在的拉丁区（Latin quarter），保存着法兰西民族和共和国英雄骨灰的先贤祠（Panthéon）就坐落于此。无比优雅的卢浮宫，这座世界上最壮观的美术馆，绵延在河的“右岸”（虽然从埃菲尔铁塔往下看是在左边）。1911年，卢浮宫的《蒙娜丽莎》被盗，尚未找回。更远处几乎要看不到的地方是玛莱（Marais）区，曾经是巴黎工人阶级的中心，如今是犹太移民的集中地。再往后，围绕着巴黎北面和东面边缘的一块弧形区域内，是巴黎的平民区（quartiers populaires），巴黎市井生活的一面，美丽城（Belleville）和梅尼蒙当（Ménilmontant），40年前巴黎公社就是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浴血奋战。
1910年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特别提到：“现代巴黎单调的整体外观为人诟病。”[13]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大部分都在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密切监督下经过了重建，拓宽的林荫大道使得路障的建设变得更加困难，还方便了军队的行动。这次重建要求公寓楼的风格和高度必须统一，建设成一个更有整体美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可以宣称这座城市属于他们，而不属于贫穷的手艺人、懒惰的流浪汉和富有的贵族。
然而奥斯曼的工作并没有折损巴黎的魅力，而是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壮观。《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感慨道，巴黎的一些地区和意大利没什么两样，另外一些则是中世纪风格。站在埃菲尔铁塔上观察这座城市，便能够看出这种多样性：
塞纳河上的一队队商船和驳船给人一种海港的错觉，特别是天黑之后。夜里的林荫大道灯火通明，表明这是一座游乐之城，永远都在过节。引人入胜的周边环境，再加上布洛涅、万塞讷（Vincennes）、默东（Meudon）和蒙莫朗西（Montmorency）的森林，为这座诱人的首都城市增添了另一抹丰富多变的魅力，没有谁能够不留遗憾地弃城而去。
埃菲尔铁塔已经屹立了25年，成了法国现代性的雄伟象征，来到巴黎的游客以及世界各地的更多人都能够一眼认出它来。埃菲尔铁塔在20世纪初曾被计划拆除，但后来它被巧妙地改作无线电塔，由此激发了把铁塔作为现代象征的新一轮艺术鉴赏潮流。在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和俄国画家马克·夏加尔的画作中，在出生在瑞士的诗人布莱兹·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和出生在意大利的作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曾因涉嫌盗窃《蒙娜丽莎》而被短暂拘留）的颂词中，都有它的身影。从1913年7月起，埃菲尔铁塔成了全球的钟塔，“世界的钟表”，这架势自然也让每一个巴黎人感受到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14]埃菲尔铁塔向世界各地发送强力的无线电信号，临近中午的时候一次，午夜时分一次。世界会记得巴黎依旧在，全世界的时钟都要根据这个信号来校准。罗伯特·德劳内一幅油画的落款是：“铁塔致全世界”（La tour à l’univers s’addresse）。
巴黎普世影响力的神话就这样继续着。事实要更加复杂一些，它本身就暗喻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单一国家，法兰西共和国的号召力将各个地区和各种身份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不久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时区，甚至在法国国内也没有单一的时区。在过去，这倒是无关紧要。在“所有人类活动都在当地钟塔的指引下进行”的世界里，地点决定了时间。但是在现在的世界里，电报和铁路要依照标准时间而不是当地时间，在之前那样一个世界通行的东西，放到现在就显得太落后了。1913年，路易·乌勒维格（Louis Houllevigue）在《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中指出：“如果按照地方时间来算的话，乘火车从巴黎到布雷斯特（Brest）要比从布雷斯特到巴黎少花54分钟；正午时分从尼斯（Nice）发出的一则新闻到达巴黎的时间是11点40分。”[15]（为了让赶时间的乘客更有余裕，法国火车站的时钟还要慢5分钟，这更是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法国于1891年在巴黎设定了本土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时间。如今加莱和比亚里茨（Biarritz）的时钟显示的是同样的时间。但国际上的时间标准化早已领先一步，从设定国家时间，发展到了校准和设定各个国家时间的固定间隔。这就需要确立一个起始点，其他的时区都要参照这个时区。人们将伦敦郊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作为标准，这个标准时间比巴黎慢几分钟。在这个密切联系的世界上，设立一个世界性的基准是出于实际考量，由于同样的原因，国家时间也必然要取代地方时间。但这同样也是出于安全考量：通过无线电向海上轮船报时，轮船便可以更加准确地定位。1911年，法国也顺应时代的要求，把国家时间调整成比巴黎标准时间慢9分21秒，采用了和格林尼治处于同一经度的诺曼底村庄阿尔让唐（Argentan）的标准时间。巴黎没能让世界采用基于自身地理位置的时间系统，如今却成了世界的定时器。1912年，一场以时间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准备让埃菲尔铁塔发挥新的作用，巴黎也成了新成立的国际时间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Heure）所在地。[16]
罗伯特·德劳内1910年的作品《埃菲尔铁塔》。法国“生命冲动”的象征、深受当时艺术家喜爱的埃菲尔铁塔，在20世纪初曾被计划拆除。到了1913年，铁塔已经被改作无线电塔，向全世界广播巴黎时间。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的普世地位和政治有关：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1789年，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巴士底狱被攻占。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1830年迎来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君主制度复辟，巴黎第二次废黜了一位正统派波旁王朝国王，让一位更开明的奥尔良派君主取而代之，把自己塑造成了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捍卫者。正是在这段时间，德国作家卡尔·路德维希·伯尔内（Karl Ludwig Börne）移居巴黎，称其为19世纪的首都。[17]1848年，发生在法国的另一次革命引发了席卷欧洲的起义风暴，也促使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从巴黎回到了再次成为欧洲革命中心的布鲁塞尔。1871年，巴黎又一次成为政治暴力的中心，激进的巴黎公社同时与德国人和从普法战争（the Franco-Prussian War）的灾难中诞生的新一届保守派法国政府两面作战。在巴黎，国家秩序的重建让一万人牺牲在街垒。另有一万人被就地处死，此外还有数千人被流放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
巴黎是一座政治激进主义的城市，偶有暴力，但除了这样的形象以外，巴黎给人的印象是游乐之都——包括违禁的游乐。在漫长的19世纪里，终究是这种印象占了上风：巴黎是典雅与奢华的世俗之城，却也是艺术家和诗人、贫困及其悲剧的浪漫之城。
热情狂放、华丽张扬、标新立异的巴黎波希米亚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直到40年后才在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音乐中成为不朽。[18]到了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奥斯曼男爵如火如荼的城市重建，巴黎放浪不羁和穷奢极欲的名声也传开了，被描述为新巴比伦，或者“欧洲娱乐家”。[19]它是马奈（Manet）的《奥林匹亚》（Olympia）所在的城市，画中描绘了一个裸体的交际花，自信的目光突破画布，注视着巴黎沙龙一众男士中的某一个，仿佛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替身顾客。[20]它也是左拉（Zola）的《娜娜》（Nana）中所描述的城市，这部作品记叙了一个轻歌剧少女明星的一生，她勾引男人，最终毁掉了他们，也毁掉了自己。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为这座城市的普世性写下了新的一笔，来自遥远的日本和缅甸的展览品使之成了世界的橱窗。
巴黎公社暂时性地恢复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激进主义之名。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后继政权都曾在巴黎成功建立，但这一次不同，巴黎公社更需要的是遗忘而不是纪念。对于除社会主义者以外的大多数共和主义者来说，巴黎公社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只能使人回想起那场灾难。然而巴黎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人们过得无忧无虑，还增加了酒色娱乐消费。民粹主义从政治转向休闲娱乐。从1870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巴黎的咖啡馆从2.2万家增加到4.2万家。[21]巴黎成了修拉（Seurat）的城市，他画出了《喧嚣舞》（Le Chahut）中在舞厅里故意掀起裙子给管弦乐队和观众看的女郎，还有大碗岛（La Grande Jatte）悠然自得的巴黎小资产阶级，一个戴着大礼帽的花花公子和情妇一起散步。巴黎也是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和德加（Degas）的城市，后者是雕刻温柔的芭蕾舞女的雕塑家，也是画马戏团、妓院和舞厅的画家。
世纪之初也是巴黎的巅峰时代，这时的巴黎似乎诞生了所有的流行时尚，也接受了所有艺术家的敬意。唯有在巴黎，才能下午参观卢浮宫，晚上听一场轻歌剧，之后如果想要来一场冒险的话，就去还没怎么现代化的蒙马特区，在死老鼠（Rat Mort）舞厅听吉卜赛音乐直到天明，或者加入煎饼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露天咖啡馆的平民中。围绕着“林荫大道”（Grands Boulevards）一带，巴黎成了欧洲有钱人和浪荡子的游乐场，他们每到日落时分就要抉择何去何从，是去女神游乐场（Folies Bergère）还是去里彻（Richer）路，去红磨坊（Moulin Rouge）还是去星形广场，这些地方的观众每晚都要换一批，他们把烦恼抛之脑后，也把钱送到同一批歌手和舞者手里。在巴黎也能吃好喝好，例如丽兹（Ritz）酒店的午餐，杜兰德（Durand）餐厅和帕亚尔（Paillard）餐厅的晚餐，事实上现代餐厅就是在这座城市诞生的。当然巴黎也依旧是性都，不论是直接到城里的众多妓院之一买春，还是通过包养情妇这种更迂回、更微妙的办法。
如果说伦敦是全世界过来投钱的地方，那么巴黎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了全世界过来花钱的地方。人们在伦敦做生意，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从1900年到1913年，在法国首都召开了426次国际会议。相比之下，布鲁塞尔有168次，伦敦有141次，柏林有96次（纽约在这方面比较冷清，只有14次，还比不上挪威首都奥斯陆）。[22]19世纪90年代，德皇贬称巴黎为“世界淫窝”，不过他心里明白，他自己的首都无论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在魅力和国际影响力上还是无法与巴黎相提并论。[23]1900年，巴黎第四次举办世界博览会，这四次一次比一次成功。1900年的世博会吸引了约5 000万名游客，这个数字比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巴黎因此主张对20世纪的所有权。
长期以来，美国人尤其喜爱巴黎，作为美国清教主义及其狭隘商业精神的一剂解药。[24]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乘快速船来到勒阿弗尔（Le Havre），想要为这份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结果反倒让自己再次陷入爱河。在亨利·詹姆斯发表于1903年的小说《使节》 （The Ambassadors）中，55岁的刘易斯·兰伯特·斯特瑞塞（Lewis Lambert Strether）被派到欧洲，他的任务是将未婚妻的儿子查德（Chad）从巴黎的道德危险中解救出来——查德交往了一位优雅（且年长）的巴黎女朋友。斯特瑞塞反而发现自己被这座城市吸引了，由此在巴黎的城市之光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25]在《使节》发表的那一年，一个富裕、年轻的美国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和兄长利奥（Leo）一起移居巴黎。她在他们位于巴黎花街27号（27 rue de Fleurus）的公寓成立了一家知识分子沙龙，墙上挂满了描绘巴黎的当代艺术作品。
来到巴黎的游客就这样为这座城市的神话添砖加瓦，他们自己也成了其中一部分。1913年，一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游客评论道：“巴黎是一块磁铁，吸引着全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也是全世界黄金的堆积场。”这座城市让她屏息凝神，而伦敦或许除了雾以外并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一旦你在这里（巴黎）生活过，醉倒在它的美妙之中，感受到它的神秘气息，迷上它高深莫测的品格和无拘无束的生趣，那么你就永远属于它了。这座城市充满了高贵之美和诱人之魅。你无法定义这种魅力，却能够感受得到——它占据着你的身心。你长吸一口气，它就是那沁人心脾的甘美。你的生活精彩而又紧张，这正是你所期待的，这就是巴黎。[26]
这座革命之城也就到此为止了。现在的巴黎是典型的充满诱惑、刺激和奇观的城市，人们毫无节制地消费它，去感受而不是去理解它：游乐之城，偶有危险。这是一个神话，巴黎人可以自己为之添砖加瓦，和这座城市所做的一样，美化他们自身的世俗气息。
到了1913年，巴黎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的头号招牌：它对世界的吸引力有增无减。巴黎是一件商品，被复制在明信片和海报上，被制作成瓶装香水出售。世界各地开了上千家巴黎咖啡馆，它们渴望重塑真正的法国首都的街头氛围，包括那里的花花公子、穿着体面的闲人、各式各样的流氓犯罪团伙，哪怕只有区区一瞬间。那些到过真正的巴黎的游客，要是不买些强塞进手里的俗气纪念品，就别想脱身。所谓“巴黎的物品”（Article de Paris），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纪念品——而“纪念品”（souvenir）这个词在法语中是“回忆”的意思——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假花或者皮包。
事实上，这些东西更有可能是在巴黎东区批量生产的，而不是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作坊手工制造的。但这并不重要。正如1 000年以前的圣地遗物，东西的价值一部分在于它的出处，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它被主人所赋予的意义，以及被骄傲地摆在壁炉架上或者门口上方时受到的崇拜。纪念品当然是暂时的，但这种暂时经过了永恒的点触。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给他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寄回了29张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他还订购了一套黑色西装，裤子是黑白格子花纹的，他品尝了威士忌和苏打水，首次体验了双人床。他在日记中写道：“巴黎整座城市都是异乎寻常的美丽、热闹、欢乐、迷人。我感觉这里就是世界之巅，到处都是新鲜有趣的事物。”[27]
但1913年的巴黎比起1900年时那座宏伟的城市，未免显得有些俗气吧？每天早上都有一火车一火车的游客从加莱来到巴黎，准备进行一天忙碌的观光。而产业化的旅游业，以及从中渔利的廉价小贩和骗子，岂能无损于这座城市的浪漫？普罗科菲耶夫刚从海尔德街（rue Helder）上的酒店出来，就被一个法国人缠上了，那人卖给他一张地图和一打明信片，还“偷偷地向我兜售一捆淫秽图片”。[28]德莱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问那个小贩有没有母亲或姐妹，她们看到这些东西又将做何感想，就这样把小贩赶走了。[29]《贝德克尔旅行指南》说这些卖卡片的小贩在郊区的火车上危害极大，还告诫女性读者不要经常出入“大道”北边的那些咖啡馆，在那种地方非常容易被人误会，还有可能被人骚扰。这本书还建议，无论是男性游客还是女性游客，天黑以后都不要去巴黎那些少有人去的地方，要时刻提防“扒手大军和另外一些小流氓，那些人一眼就能认出外地人，特别擅长占外地人不了解情况的便宜”。[30]普罗科菲耶夫的母亲或许不像年轻的儿子那样容易受到外界影响，面对巴黎，她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哦，到巴黎了，’我们从巴黎北站（Gare du Nord）的出口出来时，妈妈说，‘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31]
一些巴黎人担心巴黎是不是正在失去某些魅力和个性。1913年1月的《巴黎人》（Parisia）杂志痛斥了香榭丽舍大街的商业化。“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发光牌，这边还要再立一个标杆，远处还新增了一面大广告牌；业主们胆子大了起来，给自己找到了商机，招贴和广告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挑逗。”一名记者这样批评在楼前放广告的风气，这股风气破坏了道路的视觉协调性，完全是为了卑劣的目的而出卖了这条大街。“看阳台上挂着的那些大金字，再看那些花里胡哨的牌子，向你抛过来的‘媚眼’就像扒手对你的口袋送出的‘秋波’，”激烈的批评继续道，“俗气的电广告牌能把盲人的瞳孔烧坏，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强光吧。”[32]
或许破坏更严重的地方是蒙马特区，这里曾经是巴黎艺术气息与浪漫情怀的熔炉。就在伦敦招待雷蒙·普恩加莱的那一天，伦敦的报纸报道了蒙马特区逐渐的变化。有人写道：“老蒙马特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抽离，很快就会变得只剩下回忆”——
整个四艺（Quat’z’Arts）领域那些穿着肥大的裤子、系着松垮的领带、留着长发、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发现，在这个被遗忘的村子里，最后的避难所也已经处于绝境了，他们不知道眼下要躲到哪里才能求得一份安宁。巴黎正在进犯这座神圣的孤山，而赋予这座孤山个性与魅力的一切都正在消逝。[33]
如今，艺术家们转移了阵地。马蒂斯（Matisse）住进了巴黎西南郊伊西莱穆利诺（Issy-les-Moulineaux）的一间小资别墅。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长期居住在巴黎，他的画室位于巴黎南部蒙帕纳斯公墓（Montparnasse cemetery）对面的舍尔歇街（rue Schoelcher）上。现在的蒙马特区只是一个吸引游客的圈套，对于过去荣耀的拙劣仿制品。
1913年的巴黎仍旧是欧洲的文化之都，不过比起1900年，这顶桂冠稍微有点儿松动了。维也纳和慕尼黑，甚至伦敦和柏林，都在撼动法国首都曾经毋庸置疑的主宰地位。然而评论家兼艺术家雅克—埃米尔·布兰奇（Jacques-Emile Blanche）写道：“基调仍旧要由法国来定。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就是为了看看我们都制作了些什么，为他们四海一家的理论寻求我们的认可。”[34]巴黎依旧是艺术创新的中心，毕加索和布拉克（Braque）的立体主义从这里诞生。巴黎也依旧是画家举办画展、出售作品的地方。巴黎还是开拓事业或者发起运动的地方。1909年，意大利人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在巴黎《费加罗报》的头版用法语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宣告了追求速度、新奇和暴力的一场自发的煽动性艺术运动的诞生。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份宣言就登上了一家意大利报纸，只不过声势减弱了不少：
8.我们经过了这么多世纪，已经到了天涯海角！……既然我们一定要撞开“不可能”的神秘之门，又有什么好回眸？时间和空间已经死在了昨天。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出了生生不息、无处不在的速度。
9.我们要赞美战争——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行为、会杀人的美好构想、对女性的蔑视。
10.我们要摧毁博物馆和图书馆，与道德主义、女权主义以及一切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懦弱作战。[35]
现代艺术不断变化的先锋，即“前卫”这一概念，也是在巴黎形成的。
然而尽管巴黎依旧是文化现代性的裁定者，进行艺术尝试的平台，但它现在的角色一方面是欧洲文化的陈列柜，也就是商店橱窗，另一方面是法国文化的宣传广告。曾经的印象主义是由巴黎人的品位和巴黎的艺术家决定的，而这些新的视觉艺术活动则不然，根本看不出是法国的。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扎根在德国。未来主义倒是在一家巴黎报纸上出现的，但它的领袖是意大利人，以及形式上多少有些不同的俄国人。另一方面，巴黎的戏剧近些年来占领了维也纳、意大利甚至比利时的戏剧季。[36]1913年的一次艺术活动由于性质大胆，在观众中引起了骚动，也由此声名远扬，而它本身几乎都是外国元素：那就是《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的演出，俄国芭蕾舞演员随着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创作的音乐翩翩起舞，演出所在的剧院也因其日耳曼风格的线条而被批评为“蒙田大街（Avenue Montaigne）上的齐柏林飞艇”。[37]
“现在法国人在自家地盘都要待不下去了。”雅克—埃米尔·布兰奇写道。之所以还让巴黎来宣布对世界艺术的最高裁决，完全是出于习惯。因此与其说巴黎征服了世界，不如说是世界征服了巴黎，殖民于巴黎，使之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布兰奇总结道，巴黎正在迅速成为“欧洲的中央车站”，现在它的原创性和推动力都是外来的。[38]
1913年，尽管法兰西儿女为祖国争得了无数荣誉和至高地位，但法国人得意扬扬、装腔作势的背后，却隐藏着挥之不去的恐惧。
在世界博览会的灿烂阳光下，现在对未来的威胁恐怕比10年前更大。1913年，电影《方托马斯》（Fantômas）占领了首都的大银幕。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背景下，电影中的同名反英雄犯下了一件又一件精心设计的罪案。电影海报上的方托马斯戴着大礼帽和面具，犹如幽灵一般占据着血红的天空，睥睨着脚下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只到他的膝盖处。方托马斯暗示着近乎玄秘的现代性力量，日常生活中黑暗神秘的另一面，恶灵不但没有被驱逐，反而以一种更加危险的新形态回归了世界。
由于人们对速度、飞机和汽车顶礼膜拜，对于现代性诸如此类的恐惧得到了些许缓释，但这种恐惧或许涉及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围绕着法国与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法国是不是已经过了鼎盛时期？法国的伟大是事实吗？抑或是一种感官记忆，好似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13年出版了第一卷的伤感小说《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所描写的，小玛德莱娜蛋糕融化在上颚的滋味？说到底，法国是不是正在悄然无声地落后于它的那些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
1913年，虚构的犯罪大师方托马斯的幽灵，玄秘的现代性力量的象征，占领了法国的大银幕。
一些人觉得即便只是提出这种问题，就算没到失败主义的程度，也是过于宿命主义了。普恩加莱自己有时也会宣称，谈论法国的衰落就是不爱国的表现。至于衰落的原因，莱昂·都德（Léon Daudet）等极右派作家把目标指向了德国和犹太人的阴谋，让·饶勒斯的国际社会主义也成了另一个靶子。每有10本表明衰落原因的书，其中只有两本是在赞扬法国在爱国联盟和为国献身的精神理念下的光荣复兴。法国的民族主义很激进，是因为它先天虚弱，人们打算利用它来推动复兴，仿佛一个国家的伟大只要有自信便可，而无须决定性的事实。
在一些人看来，关于法国的历史衰落人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以及对于法国的未来人们需要担心的一切，都能在法国的人口统计资料中找到答案。雅克·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在意外畅销的一篇专题论文中明确指出：“所有的法国人都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难解的问题：要怎样才能不让法国消失，让法兰西民族继续存在于世？”[39] 贝蒂荣问道，法国拥有全欧洲最优良的农业用地，可为何每平方英里的土地所养活的人口数却不及英国的一半？在过去的30年间，英国的人口增加了1 000万，德国增加了1 800万，而法国为何只增加了200万？现在，就连意大利的人口都快要赶上法国了。
法国人口相对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国的上层阶级出生率低，继承法倾向于打压大家族（因为大家族容易造成产业集团扩大化），还有法国夫妻的性习惯，特别是“俄南之罪”（Crime of Onan，体外射精或手淫）。此外，贝蒂荣还引证了巴黎的音乐厅——“轻音乐和拙劣、邪恶的副歌”的巢穴——大受欢迎的事实，那些暗示着小家庭更好的戏剧、避孕药的应用，以及他认为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关系的反生育运动。邻国比利时的一名警察局局长曾以涉及淫秽出版物为名，叫停了一场避孕措施教育展，贝蒂荣对此表示称赞。他和191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生理学家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一道，成立了全国人口增长联盟（Alliance nationale pour l’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不知疲倦地游说法国议会采取行动，试图扭转人口减少的趋势（不过成效不大）。
事实正如贝蒂荣所看到的那样，法国人口相对减少，引发了一连串的威胁。为了和德国的兵员数保持一致，法国已经要求更大比例的男性人口服兵役。这实际上也是1913年普恩加莱四处游说，主张把兵役期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以应对德国扩张的原因之一。
往后，这一问题还将变得更加严峻。法国只得越来越多地依赖身体不那么强健的新兵，以及来自殖民地的新兵。这一切都被德国的军事策划者或者他们的助手看在眼里。10年前的一个德国人这样写道：“男人不愿从军，女人拒绝生育，这样一个民族会变得麻木，失去活力，注定要受控于一个年富力强的民族。”[40]贝蒂荣问道，军事实力减弱的法国会不会最终变得像波兰一样，被欧洲的其他大国瓜分？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在历史上，英国的大规模移民巩固了祖国不列颠与广阔的海外领土，特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这些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然而从法国到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移民向来不多，总体人口增长速度慢也是原因之一。贝蒂荣认为这种情况容易削弱殖民扩张的势头，淡化帝国的内部联系。即便是在法兰西帝国的宝石阿尔及利亚，非阿拉伯人口中很多都没有法国血统。与此同时，在欧洲内部，讲法语的人数相比于讲德语的人数大幅下降（现已不到后者的一半），这意味着伏尔泰的语言将不再普及，法国也将随之丧失文化上的影响力。
阅读贝蒂荣的分析，人们仿佛看到法国在梦游的状态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毁灭。如果没有了愿意为国而战的人民，法国的成就又有何价值？普恩加莱等人认为法国可能会与德国一决高下，甚至是非常有可能，而果真如此的话，法国要拿什么去扳倒德国？或许是信仰？举国团结一心？还是年轻人的爱国精神？
1913年，两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Alfred de Tarde）用笔名阿加顿（Agathon）发表了《昨日的青年》（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他们激烈地反驳了将人口统计学视为天命的观念。他们描写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20年，即189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他们这一代。他们称这一代人与悲观主义、半吊子的父辈们截然不同。相比之下，这年轻一代所受的启发来自行动和牺牲的理想、体育文化和旅行探险，这是天主教信仰的再发现，它取代了上一代人盛行于世纪之初的放荡主义。年轻一代在知识分子界的核心人物是莫里斯·巴雷斯和提出“生命冲动”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年轻一代的倡导者是保罗·克罗岱尔（Paul Claudel）和天主教徒、德雷福斯支持者、民族主义者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世界主义”的索邦大学曾经有很多饶勒斯的追随者，而现在民族主义者的人数更多。
马西斯和德·塔尔德解释说，这一代人宁愿到殖民地从军也不愿留在国内享福。他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应届毕业生克利普费尔（Klipfell），他报名参军，在摩洛哥服役；另一个是伟大的法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外孙欧内斯特·普西卡里（Ernest Pischari），他想要到非洲灌木丛中服役。马西斯和德·塔尔德写道：“在爱国信仰和尚武精神的熏陶下，这些年轻人一旦得到机会，定能成就英雄事业。”[41]他们认为这一代人将会成为法国的救星。
柏林
强力之都
西奥多·德莱塞在他的欧洲之旅接近尾声的时候写道：“巴黎曾经风光过，也无疑会继续风光下去。”继而又说：“伦敦满足于走极端保守的路线。”[1]但柏林最辉煌的时期就在眼前。“那里有血性，有希望，还有喜怒无常、贪欲无度的瓦格纳气质。”德莱塞的这番评价恰逢瓦格纳的百年诞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1913年有100多万游客来到柏林，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生气勃勃、活力四射的城市。这座城市包裹在德意志帝国的外表之下，内在却依旧是普鲁士的首都。它被认为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城市，工业强市，科学之都，一座炫耀性的城市。游客们的感受丰富多样。一些人眼中的柏林是一座大都市，比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更具未来和都市气息，更加现代化，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德意志帝国所拥有的全球经济力量。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大肆张扬着新兴的繁荣，却没有一点儿高雅品位，整个就是一座丑陋、野蛮的城市。在很多人心中，这两种想法是交织在一起的。
柏林的游客中超过1/3是俄国人，他们在这里大概比在祖国呼吸得更自由一些，或许是在柏林身上看到了一个迅速工业化的半民主国家所能取得的成就。[2]第二大游客群体是奥地利人，他们把柏林视为德语区范围内的竞争对手城市，紧张不安地打量着它。第三大游客群体是美国人，他们往往觉得柏林这座城市至少还是现代化的，让他们回想起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不会久留于此。阿德龙大酒店（Hotel Adlon）的老板忧伤地表示：“他们只在这里住三天，之后就纷纷奔向各个温泉镇……他们在巴黎花的钱是最多的。”[3]
西奥多·德莱塞初到柏林时，正乘着马车，从玻璃和钢铁铸就的、华丽壮观的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sse）火车站，一路颠簸至绿树成荫的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这也是柏林对香榭丽舍大街做出的浮夸回应，前面就是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
这里的一切，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一切，都和美国一样新，甚至更新，也就是德国式的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是我见过的最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膀大腰圆、最有德国味（Deutschiest）的家伙。
法国画家夏尔·于阿尔（Charles Huard）也把同样的风景画成了一捆素描，后来又把这些素描编入一本讲柏林的书中。这本书尖酸刻薄，反映出了法国人对德国人普遍的刻板印象：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缺乏魅力。一个来自柏林的熟人曾经向他保证，菩提树下大街比罗马的克尔索（Corso）大街更漂亮，比巴黎的那些大街和伦敦的皮卡迪利大街更贵气。而在他眼里，那“的确是一条很宽的林荫大道，但种的都是些普通的树，不受待见的栗树和干枯的菩提树；瘦骨嶙峋的马拉着难看的马车……我彻底幻灭了”。[4]在克兰茨勒（Kranzler）糕点铺门前的露台上，于阿尔看到“一个胖子贪婪地舔着勺子”，而人行道上“身材结实、健壮的人们来来往往，神色傲慢，拒人于千里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