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方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惊讶于柏林的火车站数量，不确定自己该在哪一站下车：“柏林的某某站到了，我们应该在这站下车，不对，还要再走一段，于是又到了柏林的某某某站，不对，还没到；最后到了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站，我们得赶紧挤出去，因为火车只停两分钟，之后又要开往柏林的某个站了。”[5]普罗科菲耶夫与母亲在凯宾斯基酒店用午餐，吃龙虾，喝香槟，重振精神。他觉得这座城市具有“令人难忘的日耳曼气质”，一条条宽阔、笔直的大街贯穿蒂尔加藤（Tiergarten）公园，这座城市中央公园曾经是霍亨索伦王朝历代国王的狩猎场。他还评论说柏林没有美女，至少都不如让他魂牵梦萦的圣彼得堡姑娘乌姆内卡亚（Umnenkaya）那样迷人。
对于第一次乘坐巴黎、圣彼得堡或维也纳发出的火车来到柏林的游客，1912年的一本旅行指南《专业旅行者的柏林》（Berlin für Kenner）建议他们下了火车以后直奔人群。[6]这本旅行指南的建议是，从腓特烈大街火车站——也就是德莱塞、普罗科菲耶夫与母亲下车的那一站——出发很方便，先向南步行至莱比锡大街（Leipziger Strasse），在这条街上有柏林最壮观的景点之一：韦特海姆（Wertheim）百货，它和A.扬道尔夫公司（A. Jandorf & Co.）、蒂茨（Tietz）以及柏林西边最新建立的Kaufhaus des Westens（简称卡迪威，KaDeWe）是柏林最大的百货商场。旅行指南对此的解释是：“人们会自发地走进去，然后便立刻陷入柏林生活的疯狂迷乱之中，无法自拔。”韦特海姆的确是一座城中之城，这里不仅可以购物，还有图书馆、美术馆、屋顶花园、照相馆、售票代理处和几家餐厅。一些观察者指出，这一类的百货商场是柏林人身份的熔炉，因为贵族和中产阶级在这些地方混杂在一起，柏林人共同发扬着一种新的炫耀性消费文化。[7]对于百货商场能和柏林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相提并论，成为这座城市的亮点，一些更拘谨的德国人表示愤慨，认为百货商场证实了柏林愈演愈烈的铺张浪费之风，破坏了中产阶级勤俭节约、通过教育提升自我的传统美德，或许还弱化了因正直而闻名的普鲁士风骨。
从韦特海姆出来，沿着莱比锡大街来到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特拉法加广场和星形广场仿佛在柏林合二为一。在这里，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座城市的活力：“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人潮涌动，灯火辉煌，车水马龙——那就是柏林！”以上是描绘柏林的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和路德维希·迈德纳（Ludwig Meidner）眼中的波茨坦广场，是现代大都市的表现。次年，迈德纳在他的现代城市绘画指导书中这样写道：“一条街道并不是由各种色调构成的，而是风吹过一排排窗户时的呼啸，各种各样的车辆之间奔腾的光束，上千个跃动的球面，零零落落的人和广告，以及嗡鸣的、无形的色彩集合在一起的轰击。”[8]
这就是柏林：色彩缤纷，巨大开阔，以一种卖弄的姿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现代化。柏林这座城市遍布着自动售货机和报刊亭、电话和有轨电车。1895年时，柏林的人均电话拥有数量是伦敦的8倍；到了1911年，虽然世界范围内的电话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柏林的人均电话拥有数量依旧是大英帝国首都的两倍。[9]柏林有轨电车网的总长度相当于从德意志帝国东北的柏林到西南的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之间的距离。1913年，柏林最新的一座地铁站——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站投入运营。这年年底，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准备赴任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的新职位。柏林终究还是一座科学之城——而且并不排斥犹太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sation）的总部就设在柏林。
然而在柏林走马观花的游客不太容易看到柏林的另一面，也就是德国电气公司（Allgemeine Elektricitäts-Gesellschaft，简称AEG）的创始人之子、德国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称之为“工厂城市”（Fabrikstadt）的一面。这些工厂沿着城西的一条条运河和环形铁路而建，围绕着市中心构成了一条从西北到西南的大弧线，从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西门子公司生产车间，经过了AEG公司的各个工厂。这是由于德国的电气工程行业——闻名世界的涡轮机和发电机、电报机和电话机的制造者——选择柏林作为大本营，毗邻欧洲最好的几所理工大学以及该行业的众多大客户：德国军队、铁路和邮政。[10]巴黎或许保住了“光之城”的桂冠，而此时的柏林也以“电之都”（Elektropolis）的称号为傲。
美国人沃尔特·库恩（Walt Kuhn）来到柏林，为纽约军械库艺术展寻找欧洲艺术品，他自然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活力四射的一面，虽说或许不那么亲切。“这座城市和市民都让人感觉不‘自在’。”他给妻子写信说。[11]他还将柏林的交通与纽约类比：“警察确实是在吓唬人，但你要么跳起来，要么就只能跌跌撞撞地行进。”
柏林是从一个驻防小镇发展起来的，普鲁士也是军事化社会，这两点依旧体现在这座城市条条框框的拘束感上，试图驯服柏林不安分的一面，把它束缚在普鲁士秩序的枷锁中。据比利时大使回忆，在布洛涅森林和伦敦的公园，人们都可以躺在草坪上，然而到了蒂尔加藤公园，只见精心照料的草坪上立着“禁止”的告示牌。[12]德莱塞这样描述高级官僚的日常状态：
德国的警察戴着锃亮的铜头盔，系着铜腰带；柏林的哨兵穿着灰色长款军大衣，肩上扛着步枪，眼睛藏在高帽投下的阴影里，身后是黑白条纹的岗亭，每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落，每一座机关大楼前，都明晃晃地部署着这样的哨兵；德国军方和皇家的汽车在专用车道上高速行驶，前方所有的交通都要清除，官僚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在汽车底杠上耀武扬威地招展着，在你的身边飞掠而过。[13]
戴着钉盔的军官形象是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普鲁士象征，因此有一本英文的柏林旅行指南就选择用它作为封面，在伦敦一家拥挤的书店里，只需远远地一瞥便能心领神会。[14]
在柏林，普鲁士军事起家和军事传统的影响力从未淡去，无论是往日军事胜利的纪念碑，没完没了的阅兵式，柏林公园里的铜管军乐队，还是柏林壮观的中央大街上和高档咖啡馆中穿着奇异制服的军人，包括皇帝本人在内。1906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让服从军令的普鲁士传统变成了一场闹剧。一个身份卑微的鞋匠威廉·福格特（Wilhelm Voigt）穿着一个军官的二手制服，在街上拦下了几名真正的德国士兵，命令他们跟随自己到科佩尼克（Köpenick）市政厅去。到了市政厅，他仅仅凭借着自信，再加上手下的几名士兵做担保，就又从市长手里要来了4 000马克，后来他换上平民的衣服，带着钱跑掉了。他对这身军装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非常自信，甚至还在半路上征用了一列火车。福格特被抓到了，最终在1908年被皇帝赦免。威廉皇帝觉得，福格特的这场恶作剧到头来不是恰恰证明柏林已经笼罩在等级观念和遵从权威的意识中了吗？到了1913年，“科佩尼克上尉”已经成了柏林的民间传说。
社会上潜在的军事化也显露出了更加隐晦的迹象。柏林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寓楼群被称为Mietskasernen，字面意思是“出租的兵营”，源于公寓的面积以及毫无个性、千篇一律、准军事化的特点。在柏林西边的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林区，大清早总能碰见参加“漂鸟运动”（Wandervogel）的一群群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所在的童子军社团受到军国主义者威廉皇储的支持，也就是1913年发表战争中的男子气概赞歌的那位。就连万湖（Wannsee）湖畔的公开体操表演都喜欢展示军人般的精准和矫健身姿。1913年6月，新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它将成为1916年柏林奥运会的举办地，因此，肩负着提高德国奥运会成绩重任的德意志帝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也不出所料地是一名军人——维克多·冯·波德别尔斯基（Victor von Podbielski）将军。[15]
普鲁士邦的条理性在柏林的街道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总会有一大批清洁车把街道打扫得一尘不染（然而对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却更加危险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柏林的公共卫生大为改善。到了1913年，一本英文旅行指南可以这样评价：“柏林的饮用水好极了，特别干净、清爽，而工人阶级竟然更喜欢喝啤酒，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不过他们偏偏就是更喜欢喝啤酒。”[16]虽然汉堡在不久前的1892年爆发了一场霍乱，但柏林当局定期使用消毒剂消毒，保障了城市的安全。[17]
无论官僚对于让柏林有效发挥其城市职能起着怎样的作用，无论军队里如何暗流涌动，私人的娱乐消遣总是少不了的。不可能按照某些保守派喜欢的那样，完全让上层来管理社会。瀚蓝斯湖（Halensee）有月亮公园（Luna Park），柏林的任何一家大酒店都有下午五时茶会，洋溢着打情骂俏的氛围。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1913年的探戈热潮也席卷了柏林，尽管皇帝禁止穿军服的军官跳探戈。柏林的素食餐厅（在1902年共有152家）和裸体主义社团甚至好像还带有一丝反主流文化的意味，更不必说柏林的夜生活了。[18]
因为只有到了夜里，这座城市才会卸下伪装，把白天的条条框框换成夜晚的纵情恣肆。《专业旅行者的柏林》以一种好似推销的夸张语气评论道：“柏林的夜生活和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甚至是巴黎都不一样，这表明柏林是一座世界城市（Weltstadt）。”[19]这本旅行指南还十分肯定地告诉游客们，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一带以及从菩提树下大街至莫伦大街（Mohrenstrasse）一带，有许许多多的夜总会（Nachtlokalen），打扮入时的柏林人经常光顾这些很晚才打烊的酒吧。“何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去呢？”旅行指南建议道，“不用非得在红磨坊或者豪华舞厅（Palais de Danse）喝香槟，摩泽尔（Mosel）葡萄酒或者波尔多（Bordeaux）葡萄酒同样能够让人心满意足。”（德莱塞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他发现在豪华舞厅只能花20马克买一瓶香槟，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一套新西装的1/3。）[20]这些地方离柏林新建的大酒店，比如富丽堂皇的阿德龙大酒店（位于菩提树下大街1号）或者稍微差那么一点点的漫步大道（Esplanade）酒店都不远，相对比较安全些。旅行指南提到了很有用的一点，“可以安心地带着妻子一起去”。夜深以后，还可以到Lindencasino赌场或者至少要营业到凌晨4点的Toni Grünefeld酒吧继续享受夜生活。
此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探险，旅行指南称之为“闲逛之旅”（Bummeltour），把（男性）游客带到更工业化、更脏乱的柏林北部。正因如此，“最好让妻子留在酒店”。这里的夜生活可以一直持续到天亮。到了早上6点钟，人们可能还在星星酒馆（Café Stern）或者埃尔泽塞尔大街（Elsässer Strasse）的Erlanger Krug、歌德或者瓦尔哈拉（Walhalla）这些刚刚开门营业的酒馆，为辉煌灿烂的柏林、至高无上的柏林、酩酊大醉的柏林干杯。柏林估计有两万名妓女，此外还有大概两千名男妓，这个时间也是他们最后的工作时间。[21]（虽然在德国，同性恋是违法的，但柏林却是欧洲的——因此也是世界的——同性恋之都。）在一些清晨营业的酒馆里，把身份证件藏起来才是明智之举，以防警察突袭。不过正如旅行指南得意扬扬的声明所言：“那也是柏林生活！”（Auch das ist Berliner leben!）仿佛在一场柏林之旅中，如果没有跟法律与秩序的捍卫者过过招，就是不完整的。在对权威无条件服从的风气下，做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
早晨回到酒店的外国游客，一路上或许会捕捉到柏林的另一面，都市工人阶级的柏林，也就是拉特瑙所谓的“工厂城市”里的工人们。1913年，巴黎只有不到四成的工人从事工业劳动，而柏林则有六成。[22]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于1906年写道：“我们最多只是发现，在清晨五六点钟，我们经过一夜的歌舞或者斗牌，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或者去火车站赶早班车时，他们（工人阶级）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然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便突然闪现在眼前，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成百上千的人，三两成群，组成一条条长队，迈着轻快的步伐“去上班”。他们大多不发一言，手里拿着劳动工具或者咖啡罐。他们……现在正奔向巨大的摩洛神[1]的怀抱，那就是在6点钟响起汽笛声的工厂。汽笛声宣告了工厂的囚徒们个人生活的结束，重新开始要等到十一二个小时之后，而6点钟的我们已经再一次舒舒服服地爬上了床。[23]
这就是柏林的底层社会，用《专业旅行者的柏林》中的话说，是“光鲜奖牌的背面”。在柏林，工会的势力很大，1905年共有22.4万名成员。[24] 1910年，柏林有15万工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普鲁士修改选举法，1911年还有20万工人来到特雷普托公园（Treptower Park），谴责帝国在摩洛哥的外交政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和社会民主在这座城市盛行。柏林的保守派势力也许想要忘记柏林的这个样子，但罢工或者疾病的爆发却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波兰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后又成为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记述了三个穷人约瑟夫·盖厄（Joseph Geihe）、卡尔·梅尔希奥（Karl Melchior）和卢西恩·什奇普捷罗夫斯基（Lucian Szczyptierowski）的事例。由于身染怪病，他们从柏林街头卑微的小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中产阶级浓厚兴趣与积极关注的对象。“（这三个人）一辈子都未曾让人如此感兴趣”，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而“现在这是多大的荣幸啊！……对于他们胃里的东西，世人一度是全然漠视的，可现在却勤奋地研究了起来，在所有的报纸上高谈阔论”。[25]
所有人都觉得，柏林或许还不像伦敦那样重要，而且过于工业化和粗鲁，远不如巴黎那样迷人，但它前途无量，和今日的上海一样，是一座不容忽略的城市。
19世纪初期的柏林基本上只是一座灰扑扑的驻防小镇，位于普鲁士平原中央，人口刚够20万，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的王都，一个德意志北部邦国的人造首都，排场大过实际地位。“普鲁士的首都和普鲁士本身一个样，”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于1814年写道，“这里的建筑和机构与这里的人同样年纪，仅此而已，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人的作品。”这个人就是腓特烈大帝，不过他更喜欢说法语，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柏林，而是在柏林附近波茨坦（Potsdam）的无忧宫（Sanssouci）度过。[26]
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为AEG公司设计的现代主义风格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柏林不只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它本身也是一座工业强市，既是“工厂城市”，也是志存高远的“世界城市”。
然而在1871年，普鲁士首都摇身一变，得到了一个新身份，成了刚刚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自那以后，柏林飞速发展，成了欧洲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也渐渐获得了世界城市的称号，正如德国也向往成为世界强国。人们能够充分地感觉到，柏林将会反映出德国本身的活力和国际影响力。现在这个国家的钢产量超过了英、法、俄三国的总和，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化学品（用英国轮船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更何况它的电气工程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7]德国的银行家和商人在全世界考察，发现有待占领的市场和有待满足的消费者。他们于1913年在基尔创立了一家研究机构来研究这一问题。
1913年，柏林的人口已经接近400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突破500万只是时间问题，再这样下去，超过伦敦的600万也不在话下。19世纪的柏林——用老一辈人的话说，叫“老柏林”（Alt Berlin）——与在原地发展起来的这座大都市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座大都市从柏林相对贫穷的中心地区，发展到工业化的北部和东部，再到西部的新区和格鲁内瓦尔德的中产阶级别墅区。拉特瑙在格鲁内瓦尔德的国王大道（Königsallee）拥有一座极其华丽的别墅，这座别墅与每天为他赚钱的那些工业建筑大相径庭。
为了强调普鲁士在历史上的丰功伟业，赋予其庄严的意味，威廉二世皇帝在纪念物和纪念碑上斥下巨资。（德莱塞把由此产生的那些雕像称为“反人类的罪恶”。）[28]柏林当然已经有了胜利纪念柱（Siegessäule）——一座富丽堂皇的凯旋柱，顶端是金雕像。在此基础上，皇帝又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的一端建起了一座教堂，纪念他同样也叫威廉皇帝的祖父。这是一座大教堂，他希望有朝一日这座教堂在新教徒中能够具有圣彼得大教堂在天主教徒中那样的地位。威廉皇帝还是考古爱好者，经常去爱奥尼亚海的科孚岛（Corfu）度假，并且有所“发现”。他个人对于德国在古代世界考古宝藏中的收获非常感兴趣，还怂恿著名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把自己贮藏的宝物留给柏林这座城市。1902年，他亲自主持了帕加马祭坛（Pergamon Altar）新的收藏地落成仪式，后来的帕加马博物馆于1912年动工。[29]他还主持了胜利大道（Victory Avenue）的落成仪式，这是一个雕像公园，雕刻着普鲁士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上溯至12世纪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der Bär），不过其中的一些雕像看上去却疑似当代宫廷中的马屁精。
20世纪之初，柏林的各个行政区都遵循皇帝的指示，建造的市政厅塔楼一个比一个高，外观一个比一个华丽，对历史的参考让整座城市有了大杂烩的特征。在新克尔恩（Neukölln）的里克斯多夫（Rixdorf），德国北部的诸多建筑风格融入一座模仿13世纪的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 of Siena）而建的塔楼中，而科佩尼克市政厅（Rathaus）就尝试了这种趋近德国北部的哥特式风格。
数十年过去了，在柏林建起了很多使人想起哥特遗产的市政厅，以及历史英雄纪念碑，但即便如此，柏林这个欧洲首都中的后起之秀，却从未抛弃标新立异的作风。柏林城主要的传记作者之一、艺术评论家卡尔·谢弗勒（Karl Scheffler）有一句绝妙的形容，这座城市被下了“永远在变化，绝不会消停下来”（immerfort zu werden und niemals zu sein）这样一道判决。[30]1899年，身为柏林人的瓦尔特·拉特瑙也承认柏林是暴发户。的确，“柏林是城市中的暴发户，也是暴发户的城市”。[31]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丢脸的。他评论道：“德语中的暴发户指的是白手起家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柏林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它只可能成为暴发户，为了跟上城市人口增长，飞快地建房盖楼。（事实上，1911年约有6万名柏林人住在地下室。）[32]很多游客认为柏林更像是美国而不是欧洲的城市。“相比之下，连芝加哥都显得古色古香，”马克·吐温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柏林的大部分看上去像是上个星期才建好的，其余的部分也只能稍微看出一抹更加黯淡的色调，像是有6—8个月的样子。”[33]柏林身上的美国气息挥之不去。1910年，卡尔·谢弗勒进一步指出，柏林不只是像美国，而且还正在美国化，德国其他地区亦受其影响，对此他的态度至少是矛盾的。[34]
土生土长的汉堡人谢弗勒写道，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对于柏林完全没有家的感觉。柏林不是他们的城市，这种感觉与巴伐利亚人对于慕尼黑，或者莱茵兰（Rhineland）人对于科隆的感觉不同。慕尼黑和科隆都曾经是地方的政治活动中心，本身就是重要的城市，而当时的柏林还只是一个名声好一点儿的村庄。有1/5的英格兰人生活在伦敦，1/8的法国人生活在巴黎，而只有1/20的德国人生活在柏林，这些人大多来自德国东部，也就是普鲁士，而不是西部。因此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柏林并不算是自然形成的首都，而是由一批批外来者组成的殖民首都。它处在偏远的易北河东部，居住在那里的是一群“冷漠无情的拓荒者”。
最糟糕的是柏林文化生活的矫揉造作，这一点也遭到了谢弗勒的批判：“也只有柏林人可以对歌德不甚了解，却对上一个季度流行的诗人了如指掌。”由于缺乏艺术底蕴，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来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柏林只好用其他的风格东拼西凑，却只是囫囵吞枣，良莠不分。谢弗勒很欣赏现代主义高雅大方的简洁性，以及哥特风格的中世纪优雅。他建议《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把彼得·贝伦斯最近为AEG公司设计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收录进去。[35]但他认为柏林的新建筑大多不怎么样。这些建筑透露出的品位很成问题，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建筑理念都很混乱，是借过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因此柏林的建筑师们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投下了一片粗陋的阴影——“世界城市的阴影”。
但这片阴影却有一个极其特别的形式——它和皇帝本人的形象基本一致。谢弗勒写道：“皇帝和现代的柏林人一样，都怀有一种紧张不安的需求，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富有进取精神，奉行乐观主义和物质主义，拥有同样的本能、同样的表现欲、同样变化无常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他在建筑艺术最衰败的时候产生了大兴土木的欲望”。正如同皇帝有意干涉国家美术馆的购置策略，他还打算运用自己身为皇帝的特权来否决不合心意的柏林建筑方案，为他认可的工程助推。“但凡是成功的画家、建筑师、工程师和造船师，几乎无不蒙受皇帝提出的很多专业意见之恩。”一名英国的宫廷观察者委婉地评论道。[36]柏林就这样带着其统治者的缺点建设了起来。
威廉二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喜欢旅行。他积极跟上最新的科技发展步伐，并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他试图表现得自信满满，却很容易陷入一阵阵消沉沮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中，这也是他那个时代典型德国人的特征。在宫廷生活中，他既可以墨守成规让人敢怒不敢言，又可以是万民拥戴的一缕清风，和诸如犹太船王阿尔贝特·巴林（Albert Ballin）这样的人交好，而皇帝的上一代对于这类人是不屑一顾的。但他还有另一个爱好：制定规矩。
1913年注定属于皇帝。他29岁时继承父亲腓特烈三世的帝位，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如今25年过去了。而现在距离普鲁士军队在莱比锡打败拿破仑军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威廉皇帝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要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这样的巧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这两个周年纪念合并成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庆典：为他本人，为德国，也为以他为首的霍亨索伦王朝。这一切都反映出了皇帝对于国家政治应该如何运行所持有的极端保守的观念：德意志民族要听从皇帝的领导。
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不言而喻的：涉及宪法和德国历史。首先，德意志民族具体指的是哪些人？从民族和语言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帝国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日耳曼人，但并不完全是，东部的一些省份以波兰人为主。即便在日耳曼人内部，也有很多分支。由于历史原因，天主教徒对于德意志民族并没有什么归属感，至少普鲁士人是这样看待的。双方都在互相猜忌。帝国也并没有把所有讲德语的人囊括进来：还有很多人在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安居乐业。
从宪法的角度讲，虽然皇帝是德国唯一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是奥地利皇帝，不是德国皇帝——但他并不是德国唯一的君主：巴伐利亚还保留着国王，之前其他的王国也都保留着当地的统治者或者他们的继任者。这些邦国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政治自治权，独立于柏林，因此也就是独立于皇帝。正如谢弗勒所言，这些地方的人民并不需要接受来自施普雷河（Spree）畔的那座城市的政治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指示。在德国内部，普鲁士邦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力都远胜于其他各邦，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德国宪法和文化上的联邦制相抵触的。普鲁士邦的选举采取的是极不公平的三级投票制，严重偏向富人，因此从根本上保证了保守人士成为多数派。
在帝国的层面上，皇帝的海军与陆军首脑身份给了他一定的军事特权，让他能够沉浸在他喜欢的秩序井然的军事环境中。他负责任命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这给了他双重的授权，增强了他对德国政治制度整体上的影响力。不过皇帝的宰相在帝国事务上也还远远达不到一手遮天的程度。他的所作所为还要受到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约束。尽管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制度保证了保守派人士成为多数派，然而帝国议会的选举权放得更开，赋予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因此议员群体相对不那么听话，极大地推进了民主法制建设。对于帝国的法律，需要在帝国议会上进行投票表决，因此帝国议会理论上可以驳回国家预算，这为议会提供了一个不那么锋利却具有潜在威力的办法来对政府施加影响。虽然威廉皇帝执意要求新的帝国议会大厦入口处刻上“为了德意志统一”（Der deutschen Einheit）的铭文，而不是原本计划的更加自由主义的“为了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但皇帝的大臣们并不能像对待军队那样，对德国的政治统一发号施令；他们不能诱骗或威胁选民只投票给官员或者保守派，而一旦选举产生了帝国议会，他们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37]在1912年的大选中，有超过1/3的德国人民把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选出了110人进入议会。在身为帝国首都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主义之都的柏林，社会民主党赢得了3/4的选票。
1913年，德国军队在法国失地阿尔萨斯—洛林的扎本小镇独断专行，导致帝国议会要求宰相辞职。
1913年年底的扎本（萨维尔纳）事件，实实在在地挑战了仅凭皇帝便可决定宰相人选的原则，而这是皇帝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次挑战的导火索是一件小事：驻防小镇扎本的一名军官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Wackes”称呼当地居民，似乎是在煽动手下的士兵，一旦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就杀掉他们，因而激起了民愤。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只需对当事军官金特·冯·福斯特纳（Günter von Forstner）少尉做出惩罚，当地人的情绪便会冷静下来。事实上，面对随之而来的民愤，军方独断专行，采用低劣手段控制群情，还使用武力进行威慑。军队的表现很荒唐，当地人以此作为笑柄，立刻遭到了逮捕。柏林的议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阿尔萨斯—洛林——实际上还有德国——究竟是谁在统治？是军队还是民政机关？帝国议会要求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辞职。虽然他们没能成功——宰相本人拒绝辞职，而只有社会民主党和一个波兰的小党派愿意就此事进行投票表决——但挑战已经开始了。议会已经明显有了更加独立的趋势，事实上是反对的趋势。帝国议会显然也愿意对军队的作用提出质疑，因而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德国莫非正在朝着英国那种更纯粹的议会制度发展？
因此当191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帝国臣民内部的观点已经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都是深受爱戴的皇帝一手造成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皇帝太胆怯，他们建立了诸如泛德意志同盟（Pan-German League）和德意志陆军联盟（German Army League）之类的议会外组织，这些组织不受皇帝控制，然而却在煽动着外交政策方面的公众舆论。甚至连生来就赞同君主制理念的保守派，也觉得皇帝有点儿不够圆滑——他总是盲目自信地发表漫无边际的陈词滥调，在采访中经常会错意，演说技巧也不高明。即使是在这个霍亨索伦王朝之年，《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一位社论作者还是这样写道：“我们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要写皇帝和‘他的’人民，或者德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 [38]
长期以来，威廉皇帝在位期间一直以热衷各类庆祝活动而闻名。一家“左倾”的报纸指出：“德意志帝国必须要忍受仿佛永无止境的官方庆典。这些庆典像电影院里的胶卷一样接二连三地出现。”[39]但是在1913年，对于总觉得自己很受欢迎的皇帝来说，国家、王朝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反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再次尝试提升个人威望，更加坚定自己作为国家统一凝聚力的身份。当他为原本阴郁的皇宫带来一股朝气与时尚，对神气的牛角胡如痴如狂，自己也蓄起这种充满活力的胡子时，他是不是找回了自己1888年即位之初的一丝兴奋之情呢？德国政治制度的复杂构成、薄弱环节和古代遗风，在一名温和的皇国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中，真的不会被遗忘吗？如果说德国还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至少能让威廉皇帝拥有他的一席之地吧？
和往年一样，1月27日皇帝生日是举国同庆的一天。在皇帝的个人授意下，柏林歌剧院上演了一场喜剧，标志着庆祝活动的开始。（威廉皇帝自诩为音乐评论家以及广义上的油画和雕塑鉴赏家，兴致上来时经常要插一脚进去，要不然就是公开阐述自己对艺术本身的见解。）三天后，皇宫发布了如下公告：
我今年的生日引出了一系列庆典活动，再次将100年前普鲁士王国崛起过程中的各项重大事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愿对过去的纪念能够一直有助于提醒当下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对祖国的亏欠，激励我们像100年前的祖先们所做的那样，把同样的忠诚、奉献和团结精神投注在上帝赐予我们这一代的那些事业上。[40]
在这一年里，皇帝为了参加各项庆典活动走遍了整个德国：他来到了巴伐利亚的凯尔海姆（Kelheim），庆祝巴伐利亚支持德国的度量衡标准（尽管在历史上再次被征服，而且是从巴伐利亚王室的角度来看待的，并不是从更广义的民族觉醒意识角度）。10月，皇帝驾临莱比锡，为民族大会战（Battle of the Nations）纪念碑揭幕（却缺席了同期在市里举行的工业博览会，让当地的工业界要人大失所望）。在柏林，皇帝不仅要应对5月的皇室婚礼，还在6月出席了格鲁内瓦尔德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落成典礼（为此，皇帝身边的随从尝试策划了一场更加平易近人的庆祝活动，而没有采取约定俗成的军队游行）。6月晚些时候，皇帝还检阅了行业协会游行（Festzug der Innungen），柏林的各个中世纪行业协会向君主致敬。这完全是一场反现代的游行，因此也被社会主义新闻界批评为“中世纪的假面舞会”。[41]一些人无疑是喜欢这种表演的，不过有大批军队拦着他们不让靠近。很多人觉得这种庆典华而不实，和他们生活的现代德国非常不搭调。所以说1913年的这些庆典不仅没有遏制住皇帝影响力下降的颓势，反而可能是适得其反。
据比利时大使回忆，发行的纪念币是一枚塔勒，价值3马克。硬币的正面是国王骑在马背上，士兵们挥舞着剑和枪，下方有“与上帝同在，为了国王和祖国”（Mit Gott für König und Vaterland）的字样，上方是“国王一声令下，全员一往无前”（Der König rief und Alle, Alle kamen）。[42]硬币的背面是一只鹰战胜了一条蛇，以及“上帝与我们同在！”（Gott mit Uns!）这些文字指的是发生在1813年的事情，据一个世纪后的神话传言讲，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号召人民保家卫国，他们对一个人做出了这番回应（历史记录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些都是小分歧）。这些硬币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德国统一的种子不仅来源于俾斯麦的政治谋略，与王室的积极主动也有很大关系。
100年后，武士国王的概念，一统天下、大显国威的国君，这一切自然吸引着威廉皇帝尚武的一面。威廉皇帝表示自己与军队是为彼此而存在的。他欣赏军队的盛大排场和等级制度——当然站在最高处的是他本人。他对崭新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寄予厚望，感到无比自豪，想要让他的英国表亲另眼相看（尽管这在伦敦明显引发了恐惧）。他对德国国际政策的言论也让人欢欣鼓舞，在他看来这是德国贸易范围的必然结果。对于外交部提出的建设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以此在中东地区扩大德国势力的方案，他表示强烈支持。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军事知识和意向的机会：据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回忆，1913年他去威廉皇帝的办公室拜访，发现办公桌旁的皇帝并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军用鞍上，称这样更有助于“清晰、简明的思考”，之后他穿着一件深绿色军服，佩着一把镀金的猎刀，戴着一顶羽毛装饰的帽子，招呼年轻的亲王乘坐一辆疾驰的轿车去歌剧院。[43]更重要的是，皇帝支持1913年德国进一步扩军，这次扩军也导致法国把兵役年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他偶尔也会表达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未来必有一战的悲观预想。
但威廉皇帝除了战士的形象——虽然是个绣花枕头般的战士——还兼有和事佬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这两种形象互不相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有什么不对呢？毕竟在1913年时，皇帝见证的不仅是25年的德国经济增长，还有持续了25年的和平。除了一些零散的小规模冲突，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德国也每每止步于战争边缘（这也让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非常丧气，认为皇帝懦弱没用，不能胜任真正的普鲁士领袖）。德国人成了国际和平主义的代名词。1913年，皇帝对维也纳采取了强硬干涉，劝阻奥匈帝国不要在巴尔干的混战中越陷越深，虽然维也纳的一些人想要借正在进行的巴尔干战争之机收拾塞尔维亚，防止它把自己国家的斯拉夫人口吸引过去，或者在南面雄霸一方。皇帝自认为是欧洲外交能手，试图左右逢源，不过他的外交官们私下里对他的评价也许并没有这么高。
19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日耳曼学家本杰明·艾德·惠勒（Benjamin Ide Wheeler）提名威廉二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13年，德国内外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文章，称其为“和平皇帝”（Friedenskaiser）。这一年6月，德国和平运动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弗里德（Alfred Fried）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他写道：
作为和平人士，他的荣耀堪称伟大，而且还将变得更加伟大，他作为和平英雄青史留名的愿望也必将实现。未来历史学家所处的位置，会让他们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不安的时代一览无余……这些历史学家会把他称为这个变化过程中令人肃然起敬的力量，会赋予他“伟大的斡旋者”之名。[44]
[1] 摩洛神，《圣经》中以儿童为祭品的火神，比喻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人物或事业。——译者注
罗马
教皇的飞机
说到1913年欧洲蒸蒸日上的大国，欧洲人大多会把目光投向柏林。意大利则更像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国度，富人和艺术家的游乐园。他们和意大利的没落贵族混在一起，租一座破烂的宫殿，租金还抵不上格鲁内瓦尔德的一栋小房子，或者置身于欧洲的体面人士之中，在威尼斯愉快地度过一个月。人们对意大利的印象是美丽而又贫穷，这两点具有同等的吸引力，而且也是南欧对北欧富裕与活力的反衬。
在傲慢的北欧人的想象里，意大利是一个富有艺术美的国家，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对于这样的旅行者来说，佛罗伦萨是一定要去的目的地，至少和罗马是同一个级别的。佛罗伦萨毕竟是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的诞生地，美第奇小圣堂（Medici chapel）的所在地，是文艺复兴之城。意大利是自然与人类之美的陈列柜，在这片土地上，歌剧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自然表达——当代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歌剧作曲家都是意大利人。“我完全相信意大利会让来访者得到真正的净化和升华，”在E. M. 福斯特的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中，菲利普·赫里顿（Philip Herriton）说，“意大利是世界的学校和游乐园。”[1]这种笼统的表述在痴迷于意大利的北欧人身上表现得很典型，正如100多年前的歌德一样。菲利波·马里内蒂等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有意识地反对这些看法。马里内蒂于1909年写道：“我们在意大利发表这份兼具破坏性与煽动性的暴力宣言，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意大利从腐败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人手中解救出来。”[2]
外国人把意大利的艺术和建筑描述得无比美妙，却很容易忽略这个国家在当代的影响力。在列强林立的欧洲大陆上，意大利王国当然要排在德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后，然而它却还是在那些国家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诚然，意大利直到1861年才由萨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统一，而整个意大利民族也尚未完全融合。一些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或许更忠诚于他们的地方和教派，而不是意大利王国，后者在他们眼里基本上相当于北方的皮埃蒙特王国（Kingdom of Piedmont）的扩充，而米兰人也看不起他们的南方同胞，认为他们和自己曾经渴望统治的北非人民一样原始古老、尚未开化。“北方与南方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位社会主义评论家写道，“而处境悲惨的那个民族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或者季节性地移民美国或阿根廷。[3]意大利的工业，譬如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di Torino）和倍耐力（Pirelli），事实上也的确集中在北方。这个国家北方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农民的耕地，很多农民都不识字。福斯特笔下的一个人物写道：“这种地方似乎不可能走出中世纪。”[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