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李鸿章又上奏朝廷，大力保荐袁世凯：
“……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指朝鲜首都汉城），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
所以，清政府很快就决定：破格提拔袁世凯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道员任用，加三品衔”。此前，袁世凯只是一个“同知”，地位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所以，这道上谕一下，袁世凯立刻成为汉城最令人瞩目的人物。
此外，李鸿章还亲笔给朝鲜国王李熙写了一封密函：
“以后贵国内政、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指袁世凯）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有了这封密函，李熙对他当然是“刮目相看”，袁世凯几乎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要是没有他的首肯，朝鲜任何重大问题都很难解决。这一年，袁世凯才二十几岁，投笔从戎也不过三载，就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是，袁保龄认为：朝鲜是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袁世凯在那里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他不赞成袁世凯重返朝鲜。不过，胸怀大志的袁世凯却不做如此打算：在国内，要想爬上一个三品官，不知得“熬”上多少年，他可不想把青春和热血都白白浪费掉！所以，袁世凯在给二姐的信里说：
“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做使臣，无人能害，何险之有？……今日时势，惟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闻天下？……弟年未三十，而名扬中外，俱赖出使之功也。”
对此，台湾著名史学家苏同炳先生有很高的评价：
“26岁的袁世凯，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敢、果决，并且还具有不惜金钱以买结人心的器识，足见袁世凯这个人实在具备做大事、做领袖的条件。”
自古以来，英雄也有“屈身”时！在风云变幻的权力斗争中，面对不利的局面，袁世凯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请假回乡，“归隐”田园，不但避开了风口浪尖，还因祸得福，身价倍增，升任“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这说明：在权力场上，“退”有时要比“进”好！
权力悲歌——皇权政治中的人生宿命
引言：皇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中国人
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官场化”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大官场”。在这里，既有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的荣耀，也有千尺水中触礁沉船的陷阱；既有万人之上一呼百应的显赫，也有中箭落马被踩成肉酱的惨状。其中，有的是喜剧，更多的却是悲剧！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过去素来自命不凡的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官场化”社会？究竟是我们的祖先缺少创新的智慧，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的祖先思想的翅膀，以致于我们的祖先停滞不前？抑或是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的人格被扭曲，喜欢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特别是美国，可以称得上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而在此之前，世界上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并经久不衰的，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力曾遥遥领先，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其他国家望尘莫及。面对那些“蛮夷”、“番邦”，那时的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我们的祖先过分自信，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我们最先进，就是标准；与我们不一样，就是不遵从教化。结果，在这种自高自大、惟我独尊的错误意识支配下，身处皇权社会的中国人逐渐失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一直信奉儒家学说，崇尚专制皇权，即使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天下大乱，社会崩溃，也是“九死而不悔”！久而久之，封建社会的中国人逐渐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成为帝王们的“奴仆”，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那么，什么是人格？在古代汉语中，虽然没有“人格”一词，但早已有了人格的观念。人格这个概念源于拉丁语Persona，起初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与我们今天戏剧舞台上不同角色的脸谱差不多。后来，心理学家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于他人的精神面貌。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各有不同的“格”。其中，君格为专制帝王们独有，他们是圣人；举凡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等大小官吏或贵族，都有官格，在皇帝面前是奴仆，在老百姓面前又是“主人”（狐假虎威而已），亦奴亦主；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有民格，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是奴隶式的“草民”、“贱民”、“小民”、“蚁民”。
在皇权社会里，人们按照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分为三六九等，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格”。反正，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对周围的舆论特别重视，所谓“人言可畏”在中国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中国人对外界的臧否总是特别重视，在倾听别人意见时更要“洗耳恭听”——耳朵特别长，眼睛特别亮，心眼特别小，报复心特别重。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历史上，因为一言不慎而招来灭门之祸的事情数不胜数。时间一长，许多人就认定了一个信条：祸从口出，沉默是金，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在皇权社会的官场上，“点头先生”、“划圈先生”、“叩头先生”、“是是先生”之所以那么多，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皇权社会的中国人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信仰和求知精神也被“阉割”了。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之后，二千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即使出现一点苗头，也会立即被扼杀。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有思想的人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为了活着（像狗那样苟活着），不能不收敛锋芒，夹着尾巴做人，惟恐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招来“塌天大祸”。
这是为什么呢？这与皇权专制国家的残酷统治有关。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代帝王就大搞文字狱，“思想罪”大行其道，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缺乏自己的自由意志。
特别是历代帝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使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只知道学习礼乐，取法先王，崇古复古，维护专制制度。隋唐以后，又推行科举制度，更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打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幌子，只会读死书、死读书，一心只想做官，成为争权夺利的社会蛀虫，他们缺乏“思想”和“人格”，一辈子也走不出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桎梏，自我封闭，不肯真正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这真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剧，更是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宿命！
正因为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很容易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在权力场上活动的人，比如宰相、文臣、武将，绝大部分都是用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人，信奉的是儒家的官场哲学，表面上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私下里相互嫉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并行，大行其道。虽然儒、释、道三家有“入世”、“出世”之分，但在劝世人逆来顺受、忍让克制方面，它们的功效却是高度一致，没有任何一家宣扬自尊、自强，宣扬的都是愚民思想，对个人自尊心百般打击。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被驯化成了只会为争名逐利而奔忙的动物人（甚至是机器人），宛如行尸走肉！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儒家的“性本善”，道家的方术迷信，佛家的“来世”观念，成了中国人的“麻醉剂”、“安魂剂”，以至于中国人始终不敢用眼睛正视“权力”（特别是专制皇权）这只怪兽，只是一心企盼“圣王”、“明君”的恩赐，等待天命、圣人、大人的善举！
因此，在皇权社会里，大多数中国人的成就意识很低，具有严重的自卑心理，时刻准备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缺乏创新、求知精神，感到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一片孤独的荒漠之中，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许多人只好脱离红尘，消极避世！
于是，类似“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之类的处世格言，便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上经久不衰，这种阿Q式的语言反映了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缩头乌龟”式的人生态度。到最后，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连仅有的一点人格和自尊也丧失了，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人生舞台上走一次过场，再无声无息地消失。一部中国历史，竟然变成了一部皇权社会中国人的人性悲剧史！
就这样，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身处精神被隔绝之中，越来越麻木、迟钝，他们的文化视野仅限于自己周围极其狭小的空间，无边无际的暴力、压迫、恐吓、威慑、死亡蔓延过来，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以，中国皇权社会不适合天才的生存、成长，成了天才的“地狱”。例如，屈原、曹植、嵇康、谢灵运、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李贽、龚自珍、谭嗣同……无不被告密、中伤，而遭到掌权者的治罪、贬斥、流放……反正没有好下场。像屈原的那种永远不“随波逐流”的高傲性格，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就像是一头被拴上了鼻子的耕牛，或者是一匹被套上了缰绳和车轭的骡马，失去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个顽固、封闭、愚昧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精神上的“侏儒”，默默地忍受着专制帝王对社会权力的垄断，让自己人性的良知在专制皇权的淫威面前默默地死去。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领域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陷入颓境，民族精神越来越暗淡……与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巨星”有一半以上是出现在17～19世纪的西方，如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牛顿、休谟、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
“天子也命苦”
在皇权社会里，专制政府的头儿是皇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所以，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现象正好相反，应该是“臣叫君死，君不得不死”。这种说法似乎有点“一鸣惊人”的味道，但是，只要仔细读一读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皇帝的权力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大，有的人当皇帝简直就是受罪，不仅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甚至连自己的脑袋也攥在别人的手心里，还不如当一个寻常老百姓潇洒、自在。
仅仅在汉代，因为讲话不知深浅，就有两位皇帝死于非命。一位是西汉少帝，从小只知道自己是汉惠帝的皇后（吕后的孙女）所生。等他长大后，才听说生母是惠帝的一位妃子，而且，自己出世没几天，生母就被吕后杀害了。在一怒之下，他发誓：“我将来一定要为母亲恢复名分！”谁知，祸从出口，不待“将来”，他就被绳捆索绑，囚禁在深宫。最后，少帝连向群臣叫一声“冤枉”的机会都没有，就“悄无声息”地走完了自己短促的一生。
另一位是东汉质帝，他的命运比少帝还要惨。这位才8岁的小皇帝非常聪明，刚坐上龙椅，就对大将军梁冀“不知深浅”地说了一句：“你是一个跋扈将军！”当时，梁冀倒是没有反驳，不过散朝后就派人给皇帝送去一包面饼。这些面饼可能味道不错，小皇帝吃了好几块，马上就“一命呜呼”了。看来，拿面饼毒杀皇帝的确是一个“好主意”，后来刘聪在杀害晋怀帝司马炽时玩的也是这套把戏。
当然，杀害皇帝的方式远远不限于送毒面饼，在历史上，弑君的手段有时可比送毒面饼要残酷得多。
梁武帝萧衍篡夺皇位后，把齐和帝萧宝融贬为“巴陵王”，迁往姑苏。没过几天，萧衍又想起他来，便派亲信郑伯禽去姑苏“以生金进王”。萧宝融自知要进“鬼门关”，就告诉郑伯禽：“金子你们留着，只要给我几坛烈酒就行了！”郑伯禽心想：让萧宝融做个“醉死鬼”也好，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让和帝喝得烂醉如泥，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刀下鬼”！
一报还一报！四十多年后，梁武帝的儿子简文帝萧纲也遭受了另一幕悲剧。当时，东魏降将侯景作乱，先是把梁武帝活活饿死在台城，然后又废萧纲为晋安王。即使这样，侯景还不放心，又派亲信王伟去给他“献酒祝寿”。对此，萧纲心知肚明，说：“什么寿酒，不就是要取我的性命吗？”说完，他开怀痛饮，喝得酩酊大醉。这时，王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土袋，压在萧纲的脸上，没几分钟就将他活活闷死。在中国，当皇帝当到萧纲这份上，实在是一场灾难！
古语云：“虎毒不食子。”不过，在皇权专制时代，最高权力实在是太诱人了，不仅有谋篡之心的大臣要杀害皇帝，有时就连皇帝的亲生母亲也不例外！例如，北魏孝明帝元诩是胡太后的亲生儿子，可是，胡太后却把持最高权力不放，对孝明帝多有掣肘，母子之间感情破裂。于是，孝明帝密诏大军阀尔朱荣发兵“勤王”。这时，胡太后也不管什么“骨肉”不“骨肉”了，索性先下手为强，派人将孝明帝毒死，另立宗室元钊为帝。一个月后，尔朱荣杀进洛阳，将胡太后和元钊投入黄河。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有两个皇帝死于非命，大的不过19岁，小的才3岁。
在历史上，更常见的是亲属之间的自相残杀。东魏孝静帝是权臣、大将军高澄的妹夫，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多亏高欢和高澄父子的扶持，所以高澄对孝静帝很不客气。有一次，群臣大宴，孝静帝喝多了，就不肯再喝。这时，高澄端起一大杯酒，送到他面前，硬要他喝，孝静帝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说：“自古天下无不亡之国，朕又何必忍辱偷生！”高澄大怒，骂道：“朕？朕？你他妈的狗屁朕！”说完，他一回头，命令黄门侍郎崔舒：“给我打他三拳！”那崔舒也是狗仗人势，竟然冲上来“殴帝三拳”。
其实，这位孝静帝也并非“懦弱之辈”，还有几分能耐。据《魏书》记载，孝静帝“臂力过人，能挟石狮子踰宫墙，射无不中；好文学，从容沉雅”。可惜，就是生不逢时，碰到了高澄父子，他也只能是“人在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
有一回，孝静帝出去打猎，就像鸟儿出了笼子一般，好不快活，“驰逐如飞”。正在得意之时，猛听得后面一位禁军将领大声提醒他：“陛下，您不要跑得太快，否则大将军（指高澄）会生气的！”作为“万岁爷”，连骑马的快慢也要看“大将军”的脸色行事，那光景实在是让人觉得“委屈”。为了保全性命，孝静帝也只能“忍气吞声”！
真要理论起来，皇帝难做，有时并不限于动乱的年代或者是王朝的后期，即便是“开国皇帝”，往往也不能随心所欲。例如，汉高祖刘邦晚年对太子刘盈（即汉惠帝）的过于“仁弱”不满，有意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太子，却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最后，汉高祖憋了一肚子气，也只有摇头叹息而已。
隋文帝杨坚坐上龙椅后，“振长策而御宇内”，统一了华夏九州，也算是“一代雄主”了。不过，在朝廷里，杨坚虽然是威风八面，一言九鼎，但是，一回到后宫，他可就“雄”不起来了，还得乖乖地“听命”于大老婆独孤皇后，想要在皇宫里搞什么“自由恋爱”，那可是绝对不行的。有一回，隋文帝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位宫女尉迟氏，独孤皇后就公然将她处死。隋文帝暴跳如雷，竟然远走高飞，“如山谷间20余里”，害得左仆射高颎率领文武百官在后面“穷追不舍”，苦苦规劝他不要抛弃天下臣民。最后，杨坚也只有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因为贪恋权势，许多人当上了皇帝，才发现自己坐在“火山口”上，想要洗手不干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可惜，这个道理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纵观古今，真正“大彻大悟”的人太少，隋朝皇泰帝杨侗就是其中一个。
在杨侗被赶下台前，权臣王世充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天下太平，还是你做皇帝！”不久，王世充要杀他，杨侗不想死，就让行刑者传话，希望王世充履行诺言。杨侗真是“糊涂透顶”，竟然糊涂到拿这种话去要求别人兑现，当然没人理睬他。在碰了南墙之后，杨侗又哀求与太后诀别，也被拒绝。直到这时，他才大彻大悟，痛不欲生地说：“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这位皇泰帝，因为自己不想死，所以死得反而比别人更痛苦。在服下毒药后，他仍然留着一口气，就是不肯离开人世。最后，行刑者不耐烦了，便找来一根绳子，将这位“万岁爷”活活勒死。
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一些人只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能明白这个道理，真是可悲啊！也许，这就是许多悲剧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原因吧！
对死亡的恐惧：“英年早逝”的唐宪宗
在皇权专制时代，专制帝王们虽然高高在上，把持最高权力，威风八面，但是人终究难逃一死，这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例外。所以，许多皇帝非常忌讳一个“死”字，恨不得永远坐在龙椅上。因此，长生不老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共同目标。
为了能延长自己的寿命，专制帝王们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遗余力地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可是，由于当时科学水平比较低，加上封建迷信的影响，一些帝王走上了歧途，他们长期服用道士炼制的所谓“仙丹”，结果适得其反，中毒而死。据统计，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十几位帝王因为吃丹药而死，其中最有名的是雍正皇帝，他竟然亲笔书写十几份谕旨，命各省督抚遍访神医、道士，结果吃了“仙丹”后突然死去。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专制帝王们是多么畏惧死亡，多么奢望长生不老！
到了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大军阀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镇的灭亡，标志着元和时代“削藩战争”的顺利结束，大唐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在皇权专制时代，历史往往就是那么奇怪，好事有时偏偏会变成坏事，因为统一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更不意味着永久的太平。如果这时有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是彻底失败的最好的“温床”，正如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谏议大夫武儒衡在一份奏疏里警告的：“大功之后，逸欲易生！”特别是那些专制帝王，高高在上，一旦大功告成，他们就很容易自满，因而放松对自己的警惕，迅速走上下坡路。
不幸的是，武儒衡言中了！
宪宗虽然素来有大志，要实现大唐朝的“中兴”，并曾为此孜孜求治，但他也是一位专制帝王，也渴望长生不老。
自从唐朝开国，就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所以以道教为“国教”，而道教又提倡“仙道”，宣传通过服用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对此，唐宪宗十分执著。早在元和五年（810年），宦官张惟则从海路出使新罗，回来后他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在一座孤岛上，张惟则偶然遇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告诉他“唐朝皇帝乃吾友也，烦请传语”云云。张惟则说得天花乱坠，宪宗听后深信不疑：“吾前生岂非仙人？”从此，他就不断地下诏，搜求天下方士，访求长生不老的丹药。
于是，一些小人纷纷奔走于道路，以讨好宪宗。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朝臣李道古过去在鄂岳观察使任内做过不少坏事，所以，他日夜不宁，担心有一天会“东窗事发”，便苦苦地思索如何讨皇上的欢心。忽然，他的脑袋里灵光一闪，计上心来。于是，李道古立刻去找宰相皇甫镈，告诉他：“从前，我担任鄂岳观察使时，听说有一位山人柳泌能炼制长生不老药，请您报告圣上！”
宪宗大喜，立即命柳泌进京，住在兴唐观，为他炼制仙药。炼了一段时间，柳泌一无所获，又怕不好交差，就向皇帝报告：“听说台州天台山是一座仙山，山里面有很多奇花异草。如果陛下让我去那里任职，我一定能为陛下求得仙药。”宪宗求“药”心切，便命他暂时署理台州刺史。
这时，谏官们纷纷上奏：“本朝从来没有让方士出任刺史的先例！”
宪宗却是勃然大怒：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现在让柳泌去台州为朕炼制仙药，岂非好事？于是，他立即下诏，把这些谏官臭骂了一通，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也不关心“皇帝陛下”的龙体。
不过，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不死之药”，柳泌又怎么可能找到呢？所以，他在台州折腾了一年，还是一药无成。这时，他害怕了，想起一句古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举家逃入深山。谁知，这事让浙东观察使知道了，急忙派兵把他抓了回来，解往长安。可是，皇甫镈、李道古又出面为他百般说情。最后，还是宪宗“宽大为怀”，不仅没有治柳泌的罪，又任命他为翰林待诏，继续服用他炼制的丹药。
服了这些“仙丹”，马上就会有两个不良反应：一是口渴难耐，二是脾气暴躁。所以，宪宗一服药，他身边的人可就倒霉了。到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已吃了许多“仙丹”，性情变得极为暴躁。在药力的作用下，他有时神智不清，狂怒得像一头猛虎，身边的宦官、宫女动不动就被他喝令推出去斩首。于是，皇宫里面人人自危，众宦官仿佛“末日来临”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到最后，皇上身边的宦官们觉得，宪宗要是再服用这些“仙丹”，他们连这条小命也保不住了。
第二年（820年）元月，宪宗病重，连早朝也不能上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非常恐慌。
这时，内侍陈弘志再也无法忍受了，担心下一个莫名其妙地“身首异处”的人就是自己。在这种极度恐惧的压力下，正月二十七日夜里，陈弘志将熟睡中的宪宗活活勒死。可怜一代英主，渴望“长生不老”，竟然惨死在家奴之手，真是可悲！
杀了宪宗后，陈弘志也觉得有些害怕，急忙把宫里的大宦官王守澄和梁守谦请来。他们几个商议了一番，决定严密封锁消息，然后打开宫门，迎接太子入宫，这就是“唐穆宗”。
对于这一切，穆宗当然是一清二楚，但他丝毫不在意。对他来说，宪宗的突然离去，自己正好可以早点当上皇帝，这就够了，他根本不想为别的事情烦心，而且他现在已经坐上了龙椅，是天命造就的“天下之主”，谁又敢说三道四？
不过，陈弘志等人当然不会这么想。要知道，宪宗临死前声望正如日中天，倘若消息走漏出去，他陈弘志纵然有三个脑袋，也会被人们剁成肉酱！
幸亏，大家都知道宪宗在服用“仙药”后，早已病重，所以，对他“毒发身亡”的官方解释并未产生怀疑。实际上，谁也不可能想到“一代英主”宪宗竟然会被一个小小的宦官谋杀，人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猜测。再加上事发后王守澄等人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其实，宪宗未享天年，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为宪宗可以保住自己的英名。在他死后河北三镇就再次叛乱，大唐帝国再也没有统一过。不幸的是，宪宗之死，标志着一个“宦官专权”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宦官得以把持朝政，左右皇帝，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对死亡的恐惧：雍正暴死之谜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清朝第一位葬在西陵的皇帝是雍正，他的即位登基令人议论纷纷，而他的暴死，更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据《雍正朝起居注》记载，雍正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归天的。雍正去世前几天，他还在照常办公，这说明他的身体还不错。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晚上，雍正突然得了重病，才匆忙宣布传位给皇四子弘历。第二天，雍正就在圆明园咽气了，年仅58岁。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随着清宫档案被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雍正是吃丹药中毒致死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道家的炼丹炉能否揭开雍正暴死之谜？
在皇权专制时代，有许多帝王迷恋神丹仙药，幻想长生不老。从秦始皇几次派人出海访仙求药，到汉武帝命炼丹家李少君、栾大炼制“不死药”；从曹操遍招天下方士习炼“养性法”，到晋哀帝“饵长生药”丧命；从隋文帝指派道士潘诞“合炼金丹”，到“一代明君”唐太宗服用天竺方士的长生药“暴疾不救”；再从宋太祖召见道士苏澄隐询问“养生秘术”，到明朝泰昌帝服用“红丸”丧命……多少专制帝王对道家的炼丹术走火入魔，而清朝的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迷恋丹药的皇帝。
雍正喜欢炼丹，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做皇子时，他就对丹药产生了浓厚兴趣，曾赋诗一首：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在这首诗里，又是铅砂，又是药物，还有炉火，烟雾缭绕，活脱脱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可见，雍正早就对炼丹感兴趣了。
在登上大宝后，雍正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封他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命他“发明金丹之要”。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雍正经常服用他炼制的一种叫做“既济丹”的丹药，还把它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一些宠臣。
雍正八年（1730年）春天，雍正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他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地访求名医、术士。为此，他分别给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一大批封疆大吏发去一份文字完全相同、由他亲笔书写的上谕：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道密谕的核心是，让这些封疆大吏积极寻找会“修养性命”的道家术士。
雍正既然如此重视，又反复叮嘱臣下“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做臣子的怎敢怠慢？所以，各地官员就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寻访”行动。很快，四川巡抚宪德报告：当地有一个龚伦，人称“龚仙人”，有长生之术，都86岁了，还和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雍正大喜，立即命宪德把他送往北京。可是，就在这时，龚仙人突然升天了。
对此，雍正十分惋惜，但他仍然不死心，又命宪德秘密查访，看看龚仙人的儿子是否得到什么“秘传”。结果，他的几个儿子都说：“未曾领受其父秘传。”也许，龚伦的后人比较聪明，认为此事干系重大，万一出点差错，身家性命可就难保了，还是谨慎为妙。这不，河南道士贾士芳应召入宫，很快就命丧黄泉了。
贾士芳是如何进宫的？他是雍正面前的“大红人”、浙江总督李卫推荐的。这个贾士芳，本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浪迹河南，远近闻名，素有“贾神仙”之称。他是雍正八年（1730年）七月进京，开始为皇上治病，竟然颇见疗效，所以雍正十分高兴，还特地表扬李卫：
“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士（即贾士芳）之力所致。”
于是，贾士芳青云直上，由一个“野道士”变成一个倍受雍正宠信的“异人”，身价顿时陡增百倍。
可是，“伴君如伴虎”！没到两个月，雍正就突然翻脸了，竟然将“御用道士”贾士芳投入监狱。关于贾士芳获罪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后来，在清宫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由雍正亲笔修改过的上谕，才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这位贾道士的野心挺大，竟然利用“按摩”、“密咒”等方术逐渐控制了皇帝的健康，让雍正舒服便舒服，让雍正难受便难受。贵为天子，雍正又怎肯受人摆布？所以，雍正立即下令将贾道士处斩，罪名是：在皇帝面前使用“妖术”。
事发后，雍正虽然砍了贾道士的脑袋，却竭力为李卫开脱，说他当初推荐时并不知道贾某人的底细，只是将所见所闻报上来，并无过错，这就给那些准备推荐道士的官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贾士芳死后，雍正并没有对道士们失去信任。据清宫档案记载，在皇宫里，除了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钦安殿外，雍正还请道士们在太和殿、乾清宫安放道神符板，在自己的寝宫——养心殿设立斗坛，请求神仙保佑他长生不老。
此外，雍正还在御花园建了几间房子，专门给道士娄近垣等人居住，以便随时请他们祈祷修炼，这实在是“破天荒”的举动了。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二十七日，雍正又给内务府总管海望下了一道谕旨：
“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玉翠亭之东有空地，量其地势，将小些的房添盖几间，给法官住。”
这些材料都证明，雍正不仅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寻访道家术士，还在皇宫里与道士们打得火热。这些道士虽然来历不一，但均属于“修炼养生之人”，其目的都是为雍正修炼“仙丹”，好使其“长生不老”。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雍正是死于丹药中毒。所以，他的儿子乾隆一登基，就下令将道士张太虚等人全部赶出紫禁城，并警告他们出宫后不要胡言乱语！
“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自从王莽导演的“禅让”例子一开，曹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唐、后梁、北宋等等，无不借此名义。不过，对前朝的末代皇帝，曹魏、西晋，以及东晋的桓玄，都没有加以杀戮，所以，汉献帝、曹魏的陈留王曹奂以及被俘虏的蜀汉后主刘禅、东吴的孙皓，都得以苟全性命。
可是，南朝刘裕篡位后，这位寒人出身的老头子带头杀害前朝皇帝，再到沈约劝梁武帝萧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此后的王朝相蹈此习，末代皇帝及龙子龙孙们下场极惨，几乎无一善终。
例如，南朝刘宋的“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就被吓破了胆。当权臣萧道成要篡夺皇位时，年仅13岁的小刘准吓得魂不附体，竟然躲在佛龛之下。这时，萧道成手下的大将王敬则率兵赶来，要“遣送”他出宫。王太后见了，急忙一把将顺帝从佛龛下面拉了出来。直到这当儿，宋顺帝还惊魂未定，问王敬则：“你是不是要杀我？”王敬则答道：“陛下，臣只是让你换个地方去住！过去，你们刘家在夺取司马家天下时也是这么做的！”听了这话，顺帝带着哭腔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真是可怜啊！“末代皇帝”刘准由于惊吓过度，竟然躲到观音菩萨的屁股下面不肯出来。但是，他的母亲——王太后却知道，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死只在萧道成和王敬则一念之间，如果惹恼了他们，那还得了！所以，她赶紧把小皇帝拉了出来。在确信不会被杀之后，这位小皇帝还是说出了一句让多少“亡国之君”伤心欲绝的话：“希望后世转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
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当个皇帝也不容易，整日提心吊胆，担心臣下造反不说，弄得不好，还可能掉脑袋，特别是那些亡国的君主！所以，有的人宁愿不当皇帝！
李后主：“亡国又陪了夫人”
李煜（937～978年），字重光，五代后期南唐的国主，又称“李后主”。他虽然天资聪颖，相貌堂堂，才华横溢，却不以国事为重。平时，他经常以风流自命，每日谱词度曲，与妃嫔们一起饮酒作乐。
正当李煜忙于歌舞酣宴之时，宋太祖已经发兵消灭了南汉，又积极训练水师，准备荡平南唐。李煜知道后，非常震恐，急忙上表，表示愿意去掉帝号，改为“南唐国主”。宋太祖还不满意，又命李煜来汴梁朝见，李煜不肯，就推说自己有病，不愿入朝。于是，宋太祖便宣称李煜心怀异志，命大将曹彬领兵10万即日南下。
当时，南唐的边将毫无防备，根本不是宋军的对手，所以宋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李煜没有办法，只好在宫内召集大批和尚、道士，诵经烧香，乞求上天派天兵天将“下凡”，帮他击退宋军，同时派大臣徐铉驰赴汴梁，求见宋太祖，哀求宋朝退兵。尽管徐铉丑态百出，说尽千般好话，宋太祖仍然吼道：“卧榻之旁，岂能任他人酣睡？”
到了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李煜知道已经山穷水尽，只好出城投降。随后，曹彬将李煜一行押往汴京，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并封他的妻子小周后为郑国夫人。
宋太宗即位后，又加封李煜为陇西郡公。虽然都是“亡国之君”，但是南汉的末代皇帝刘鋹长于口才，善于谄媚，经常在太宗面前曲意逢迎，所以太宗对他并无猜忌之心。可是，李煜就不同了，他只能拿起笔来吟风弄月，作几首华瞻哀怨的诗词，论起口才来，是一点也没有。渐渐地，太宗就怀疑李煜有怨望之心，便命人暗中监视李煜的一举一动。
作为一个亡国君主，李煜自然是百感交集，经常思念在江南的快乐时光，不觉涕泪交流，悲伤不已，便忍不住提起笔来，填了一阙《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元宵节，依照宋朝制度，各位命妇入宫庆贺。不料，小周后自从元宵节入宫，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来，李煜急得在家里唉声叹气，踱来踱去。
直到正月底，小周后才从宫中乘轿而归，李煜急忙把她迎入房中，赔着笑脸，问她为何今日才出宫。小周后却一声不响地倒在床上，只是掩面痛哭。李煜有些不解，急忙上前细问情由。小周后突然坐起来，指着李煜骂道：“当初你只图快乐，不知道治理国家。现在，国破家亡，你又投降了，害我受到这种羞辱！”
原来，那天小周后进宫时，正好被宋太宗瞧见。见小周后生得花容月貌，太宗就动了“鬼心思”，便把她留在宫里，强迫她侍寝。“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无奈，小周后只好顺从了太宗。于是，太宗把她霸占了，玩弄了许久，才放她出来。
李煜听后，长叹一声，也只能仰天流泪。从此，李煜经常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妻子被太宗召去陪酒、陪宴、陪寝，成了真正的“三陪女”。
这一年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恰好是李煜的生日。李煜想起从前的歌舞欢饮，眼下却是凄凄惨惨，连身边的宫女也只剩下两三个，其余心爱的嫔妃都是死的死，走的走，一个也不在眼前，不由触动愁肠，填了一阙《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时，小周后忽然从屋里走出来，对李煜说道：“夫君，你又在这里愁思悲吟！现在，我们虽然背时失势，也不该如此悲怨！何况隔墙有耳，你不要怀思感旧。如果让外人听到了，又会怀疑你对现实不满了。眼下，你我又处在这种境地，千万不要因笔墨招来灾祸！”李煜长叹了一声：“国破家亡，我心里苦得很，除了悲歌长吟，该怎样消遣呢？”小周后见他越说越不对劲，就一把将他拖到房内。
见桌上摆着几样菜肴，倒还精致，李煜便举起杯来，一饮而尽：“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我偶然填了两阙词，你何不按谱循声歌唱一回呢？”小周后推辞不得，便将《虞美人》一字一字依谱循声，轻启朱唇唱了起来。借着酒兴，李煜亲自吹起玉笛相和。虽然一吹一唱，并无别的乐器伴奏，倒也婉转抑扬，动人肺腑。
这当儿，在李煜周围监视的人急忙飞报太宗。读了《虞美人》这首词，太宗勃然变色，一拍龙书案说：“看来，李煜还没有忘记故国，若不将他除掉，必为后患！”于是，太宗赐给李煜一瓶“牵机药酒”，李煜喝完御酒，脸色大变，倒在床上，已是气息全无了。
太宗知道后，非常“悲痛”，追封李煜为太师、吴王，并废朝三日，把丧事办得“体体面面”。李煜下葬后，小周后自然要入宫谢恩，太宗就乘机把她留在后宫。
作为一国之君，李煜高高在上，却不知“家国”为何物？直到做了俘虏，他才在自己的词中“不合时宜”地有了一些家国之感，却因此换来“牵机药酒”。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出类拔萃的，但作为一个国君他确实很荒唐。在皇权专制时代，这种身份的“错位”带给李煜的是人生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又反过来促使他在诗词方面取得了不朽的业绩！
宋徽宗痛失江山
与宋徽宗的祖先宋太宗相比，女真人还算是比较“宽厚”的：徽宗在他们手里活了9年，而且是病死。临终前，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曾写过一首怀念故国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可能是这位皇帝所有诗词中最好的一首：往昔的一切，就连做梦也梦不到了，悲怆之情可以想见。可惜，就是在这样一首词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和轻佻。
也许是受佛教的影响吧，中国人素来相信“轮回报应”之说，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宋徽宗赵佶是南唐后主李煜托生的。倘若这种说法是真的话，赵佶倒真是为李煜报了国破家亡的仇恨——让宋太宗的万里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
对于一些不太了解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对徽宗很陌生。但是，只要你读过施耐庵的《水浒传》，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泊好汉，就知道，那位使国家奸臣当道、专门把好人逼上梁山、被李逵称为“皇帝老儿”的，就是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