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阴历十月十日。据说，在他出世前，父亲宋神宗曾经去秘书省观看李煜的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颇为心仪，随后徽宗就降生了。仅此一条，就使许多人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投胎的。
其实，不少人早就发现，在许多方面，这位宋徽宗赵佶确实和李煜惊人地相似：
——他们的艺术天分都很高，而且才华横溢，文采风流。稍有不同的是，李煜是一位词人，而赵佶则是书法家、画家。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昏庸，同样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享乐，极其可恶。
——他们都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是被赵佶的祖先赵匡胤灭亡的，赵佶的北宋帝国则是亡在了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他们的归宿同样很悲惨。
宋徽宗刚即位时，北宋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帝国（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经过徽宗长达25年的统治，大宋帝国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帝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更可耻的是，当宣和七年（1125年），女真人的铁骑大举南下时，这位徽宗皇帝不是振作精神，奋起抵抗，反而不负责任地把皇位“禅让”给儿子钦宗赵桓，让他出来收拾残局。然后，他带上一大帮妃嫔、宫女、宦官南逃，准备一走了之。最后，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他才返回京城。
两年后，即靖康二年（1127年）的正月，大宋朝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帝国首都汴梁沦陷敌手，它的两位皇帝——已经退居太上皇的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相继沦为女真骑兵的俘虏，只有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在南方建立了政权，总算维持了大宋帝国的半壁河山。
在沦为女真人的俘虏后，按照“战争法则”，被掳去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戚，都成为“亡国奴”。在这场颠沛流离的大迁徙中，不少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抛尸荒野，其余的幸存者被迫垦田种地，自力更生。最不幸的是那些女子，无论是宗室妇女、名门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或沦为奴婢，或被选为女乐，无一例外地成为金国贵族的淫具，被奸淫毙命者不计其数，幸存的也是强作笑颜，苟延残喘。至于徽宗的妻子、女儿，也不能例外：除了年老色衰的，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等她们老了，再沦为奴婢、侍女。徽宗和钦宗，这一对“父子皇帝”，则被流放到金国北部边陲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那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
生活能够改变一切。命运的改变，使我们的宋徽宗从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一落千丈，成为“阶下囚”，也使他从一个“异想天开”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痛苦、悔恨、无奈和悲伤的煎熬中，他的诗词也一洗铅华，成为血泪心境的真实写照：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在饱经屈辱和伤痛之后，徽宗终于在五国城抑郁而死，终年54岁，钦宗则比他多活了26年，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逝世。
不过，从被俘之日起，一直到客死五国城，徽宗从未放弃过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国的幻想。最后，他也只能带着极大的遗憾告别人世。“狐死首丘”，临终时，徽宗遗愿归葬宋土。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女真人也不肯首肯。
“破天荒”的《训政细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皇权国家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皇帝不再是至高无上，上面还有一个“慈禧太后”凌驾于皇帝之上。这不，在慈禧的一手导演下，一个“空前绝后”的限制皇权的法律文件——《训政细则》出笼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亲政还不到一年的同治帝突然得了不治之症。消息一传出，嗜权如命的慈禧就全力以赴地投入皇位之争。在她的策划下，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即位，是为光绪帝。因为载湉即位时才4岁，所以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是“权宜之举”，“一俟嗣皇帝（指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已经16岁，快要成人了。这时，慈禧碍于祖制，不得不做出准备“归政”的姿态。六月，她亲自召见醇亲王奕■和礼亲王世铎等人，表示：从今年冬至开始，由皇帝亲自前往圜丘行礼，并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
乍看起来，慈禧是在信守诺言，准备把皇权归还给光绪。可是，慈禧这个人权力欲很强，不甘心“大权旁落”，盘算着如何在光绪亲政后继续操纵清廷的大权。对此，醇亲王奕■当然是“心领神会”。作为慈禧的亲信，奕■深知这个女人不简单，此举只不过是想考验一下群臣的态度，看他们对她是否忠诚？
奕■果然没有让慈禧失望！没到5天，他就想出了一个“训政”的主意，并带头上奏，请求皇太后“训政”。在这份奏折中，他首先对慈禧歌功颂德，吹嘘了一番她的“文治武功”，然后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提出：待皇帝年满20岁才归政，而且光绪亲政后，也应当永远依照现有规制，一切事情先请示皇太后，再向皇帝奏闻。这样一来，不但大大推迟了光绪亲政的时间，而且把慈禧把持朝政的局面“永远”固定下来。
为了壮大声势，奕■又联络世铎、伯彦纳谟祜等人，一起请求慈禧再“训政”数年。十月，奕■、世铎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训政细则》：“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根据这个细则，所有军国大事都要由慈禧处理，光绪即使亲政，也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醇亲王奕■恰好是光绪的生身父亲，却带头制定《训政细则》，给光绪打造了一副“政治枷锁”！中国的皇权政治就是这么奇怪，有时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两年后，鉴于光绪即将大婚，慈禧不能再厚着脸皮不归政了，只好宣布：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起正式“归政”。可是，在奕■的指使下，军机处起草了一个《酌拟归政事宜折》，提出：在皇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先由皇上披阅，另由军机处誊抄一份呈皇太后“慈览”；至于各级官吏，先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再由皇上奏明慈禧，才颁布谕旨。这样一来，光绪虽然可以批阅奏折，却没有最后决定权，慈禧仍然在幕后操纵着实权。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一月，光绪帝大婚。婚后，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二月初，光绪正式举行“亲政大典”。不过，这与其说是光绪“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通过“训政”的方式为自己遥控朝政铺平了一条“金光大道”。
光绪亲政后，慈禧表面上搬到颐和园“颐养天年”，但是，根据《训政细则》，她继续操纵着朝政，并对光绪进行“遥控”。每个月，光绪帝至少要去颐和园向慈禧“请训”两次，有时甚至多达五六次。至于重要的奏折，光绪必须送呈慈禧“慈览”，才能作出决定。
说起来，也是光绪帝倒霉！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素来有两面性：一方面，皇权至高无上，似乎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对于皇权的具体范围和大小，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尽管皇帝高高在上，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皇权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皇帝包揽一切事务，小也可以小到皇帝大权旁落，甚至完全听命于他人。现在，光绪偏偏碰上了慈禧这么一个强悍又有心机的女人，给他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将皇帝置于“陪衬”地位，并明确规定：一切军国大事都由慈禧定夺。在皇权社会里，这可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偏偏让刚刚“亲政”的光绪第一个“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所以，对于这份《训政细则》，光绪身边的一些大臣愤愤不平，御史安维峻就曾直接上疏指责慈禧：
“皇太后既归政于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至于光绪本人，也不甘心永远做一个“傀儡皇帝”，他开始组织力量，试图摆脱慈禧的控制。
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光绪感到只有变法才能自强，对这份“碍手碍脚”的《训政细则》实在是忍无可忍，最后向慈禧摊牌：“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慈禧被迫同意他实行“戊戌变法”。
不过，好景不长，慈禧很快就发动政变，将光绪押到瀛台囚禁起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随后，慈禧再次以“训政”之名行“亲政”之实，光绪每天除了从瀛台被拉来早朝外，不得自由出入。从此，光绪就成了一位真正的“孤家寡人”，过着凄凉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高级囚徒”的生活，只有终日长嘘短叹：
“朕不如汉献帝也！”
宰相：战战兢兢的“二把手”
在权力面前，谁能不动心？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全国权力最大的人莫过于皇帝了，可惜这个龙椅不好坐。别的不说，先要有皇族血统，最好是皇帝的儿子，要不然是皇族后裔也行，再差也得和老皇帝是一个姓吧！就这条要求也怪苛刻的，因为血统是先天的，大多数人生下来就和皇帝的宝座无缘了。
相对来说，“宰相”这个位置就比皇帝现实得多了，因而被许多人所羡慕。当然，这个位置肯定是有许多好处，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争夺了。首先是知名度高。要说起天下知名度最高的人，那一定是皇帝，但皇帝高高在上，又住在皇宫里面，和一般老百姓离得太远，老百姓最熟悉的还是宰相。所以，只要做到了宰相，当然是大大有名的。
除了名，还有利！先不说做了宰相以后，许多“灰色收入”会滚滚而来，就算合法的收入也不少啊！作为当朝一品，薪水自然是最丰厚的，待遇也是最高的，出门坐轿至少是不用回避别人了，很多生活起居也不需要自己“掏腰包”。此外，皇帝还会隔三差五地给赏赐，例如，刘备一攻下成都，就赏给诸葛亮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蜀锦1000匹。只要做了宰相，即使不收贿赂，也是一个“富家翁”，绝对不会穷困潦倒！
在名、利之外，还有权！作为全国的“二把手”，宰相的权力也蛮大的。古往今来，中国人深受儒家教育，要济世安民，为天下苍生造福。在皇权社会里，要做事，就得做官，要做官就得做最大的官——宰相，正所谓“出将入相”也。例如，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诗方面的成就登峰造极，他的诗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还是郁郁不得志，为什么呢？就是没做到大官（特别是宰相），不能为苍生造福啊！至于宋朝的王安石，诗词、文采都好，还要做宰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能爬上宰相这个位子的，自然不是凡人，不是政坛高手，就是理财高手，要不然也是个文学家，或者是由将而相，甚至人际关系专家也行，反正得有点本事才行，否则你“占着茅厕不拉屎”，不是被人架空，迟早也会被人灰溜溜地赶下台。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只要有权力，就会有义务；只要有快乐，就会有痛苦。这样才符合辩证法啊！
要做事，就难免得罪人。特别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就容易得罪豪门权贵，而他们偏偏与皇帝关系最亲，随时可以上达圣听，到皇帝那里打“小报告”。听得多了，皇帝就会逐渐对你起疑心。对此，宰相也只能“忍”！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皇帝。因为宰相位高权重，对皇帝这个“一把手”无形中构成威胁，所以皇帝难免对宰相有警惕心理。皇帝一不高兴，你就得准备下台；如果发生大事了，比如天灾什么的，宰相也要负责任，下台；就算你干得不错，像老黄牛一样，也不行，“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台，你就得准备下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三朝元老”，“三朝宰相”倒是十分罕见。
所以，在皇权国家里，宰相虽然是“老二”，其实没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在许多方面还得看“老大”——皇帝的眼色行事！
其实，宰相“光荣”下台还算是命好的，搞得不好，还会掉脑袋。这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杀了好几个宰相，朱元璋一口气杀了三个宰相，“一代仁主”康熙也把内阁大学士索额图给杀了。这些宰相之所以倒霉，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势力，已经对专制皇权构成威胁。
总之，“宰相”这个位子不好做，做得辛苦，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皇帝之外，就数宰相的权力大。几千年来，各式各样的能人志士们纷纷“飞蛾扑火”似地冲这个位子扑去，享受着宰相带来的快乐和痛苦！
皇帝的“替罪羊”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做一个“好宰相”也不容易，因为皇帝是圣明的天子，至高无上，不可能有什么“过错”，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追根究底是皇帝的错，但人们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指责“二把手”——宰相。没办法，宰相也只有自认倒霉，乖乖地下台，所以宰相们心里“苦”啊！
这不，千百年来，秦桧一直被视为“卖国贼”，饱受后人的痛骂。可是，人们何曾想到：秦桧只是宰相，只不过是一个“帮凶”而已，如果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哪来“十二道金牌”？没有赵构的默许，秦桧怎么可能将名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不过，在皇权社会里，人们不敢骂皇帝，秦桧只好作为“替罪羊”，永远跪在岳飞墓前，赵构却啥事也没有！
皇帝的“替罪羊”：上官仪之死
上官仪（约605～665年），字游韶，陕州陕县人。早年，他就才华横溢，精通佛教经典，兼涉经史，文章（特别是诗词）写得好。贞观初年，他考中进士，出任弘文馆直学士，升秘书郎、起居郎。高宗即位后，上官仪改任秘书少监，不久当上了宰相（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
当时，软弱无能的高宗李治突然害了一场大病，整天头晕眼花，有时连眼睛都睁不开，实在是无法处理那些奏章，而皇后武则天很能干，又懂得一些文墨，高宗对她非常宠爱，便命她代为处理朝政。
武则天“一朝权在手”，就志得意满，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连高宗想干什么，都得她点头才行。时间一长，高宗就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太“窝囊”，对武则天很是不满。
麟德元年（664年）的一天，唐高宗忽然和武则天闹矛盾了，两个人吵了个面红耳赤。在一怒之下，高宗把宰相上官仪找来，向他“诉苦”！皇帝竟然要找宰相诉苦，告大老婆的状，真是古今罕见！
对于武则天的飞扬跋扈，上官仪早就看不惯，所以他就建议说：“陛下，既然您嫌皇后太专断，不如就把她废了。”高宗这个人向来没有主见，觉得有几分道理：“那好，你就代我起草一份诏书吧！”
这些话，都被旁边的两个小太监听见了，他们都是武则天的心腹，急忙飞报武则天。
上官仪毕竟是一个文人，他不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没能把握住这个有利的时机把武后废掉，而是把心思都放在起草诏书上，想构思出一篇“大文章”来，好青史留名。真是愚蠢啊！上官仪也不想一想：一旦废后失败，他就要第一个遭受杀身之祸。
结果，这份诏书还没有起草出来，武则天就“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卷起了一股令人胆寒的阴风。她站在龙书案前，一步步逼近李治，追问：“陛下，你为什么要废掉我？十几年来，我为你生儿育女；在你生病期间，又是我辛辛苦苦地为你打理朝政，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为什么要把我们母子几个赶出皇宫？”
对武则天，李治素来是又爱又怕。现在，一听这话，他已经是浑身颤抖，急忙辩解：“不，不，这不是朕的意思！”
见他“服软”了，武则天还是不依不饶，又“得寸进尺”地追问：“既然不是圣上的意思，又是谁的意思？”这时，“窝囊废”李治竟然用手指着站立在一旁的上官仪说：“是他，是他劝朕这样做的！”
在“母老虎”武则天面前，懦弱无能的李治吓破了胆，竟然不敢承担“废后”的责任，就将上官仪作为一只“替罪羊”抛了出来。武则天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处死上官仪。
从此，高宗只要上朝，武则天就坐在一旁监视，朝廷里不论大事、小事，都得她点头才能算数！
唉，不知道高宗李治是不是男子汉，竟然在武则天这个“母夜叉”面前当起了“缩头乌龟”。这可把无辜的上官仪给害惨了，最后他也只能听任武则天的宰割！看来，上官仪还是命不好，生在不讲理的皇权专制时代，既然高宗李治不肯承担责任，也就只能由他这个宰相来品尝“替罪羊”的苦果！
皇帝的“替罪羊”：“冤死鬼”宋申锡
唐文宗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之夜。宝历三年（827年）的一个晚上，几名神策军将领未经通报，便闯进门来说：“两位枢密使、两位神策军中尉（都是大宦官）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就成了大唐帝国的新皇帝。同样，文宗也忘不了大宦官王守澄那张阴沉的脸，就是这个人杀了敬宗，把自己推上了龙椅。从此，文宗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一夜之间，沧海桑田，什么都变了，江王已经成为大唐帝国的第12位天子了。文宗亲眼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真是“痛心疾首”：本朝立国已经20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家奴血刃宫闱、废立皇帝的事，想不到今天竟然变成现实。一想到这里，文宗就思如泉涌。这时，他想起了“死于非命”的宪宗、穆宗、敬宗，才大梦初醒。从坐上龙椅的那一瞬间起，文宗的心里就涌起一种冲动：要为已经死去的几位天子报仇，要让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
可是，文宗即位后，王守澄竟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经常对文宗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所以，文宗更是恼丧万分：一方面宦官专权，另一方面朝臣们又分为牛、李两党，相互攻讦，谁也不肯为他分忧。最后，文宗左看右看，终于“相中”了一位可以“托付重任”的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凑巧，大和四年（830年）六月的一天，文宗命宋申锡给他宣讲《贞观政要》。见左右无人，文宗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便突然问道：“宋爱卿，你每天与朕谈经论道，知道朕的心事吗？”
作为“天子近臣”，宋申锡对文宗当然很熟悉。一想到英明的天子却受制于一群宦官，他的心里何尝不是“戚戚然”！所以，他急忙惶恐地答道：“微臣不能替皇上分忧，罪该万死！”这时，文宗实在是忍不住了，便把压抑在心里的话都吐了出来：“宦官势力强盛，宪宗、穆宗、敬宗都是死于非命！朕身为天子，统御万民，却受制于家奴，何以面对宗庙社稷？”
听了这番“肺腑之言”，宋申锡激动不已，哽咽着说：“陛下且宽圣怀，微臣愿效死力！”文宗大喜，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可用之人”。也是可怜，文宗身居九重，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后妃、宫女和宦官，想找一个得力的人也不可得，而宋申锡身为翰林侍讲学士，正好处在内廷，皇上不靠他，又能倚靠何人？
几天后，文宗下诏，将宋申锡提升为尚书右丞，一个月后又提升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并未引起宦官集团的怀疑。
宋申锡当上宰相后，他的表现让许多本来对他还抱有一点希望的人大大失望。这也不奇怪，因为宋申锡当宰相，主要是为了铲除宦官，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治理朝政上，外人又如何知晓他的“苦心”？
大和五年（831年）新年前后，经过宋申锡的一番谋划，文宗准备对宦官集团动手。不过，此举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注定是要失败的。
首先，宦官的势力很大，王守澄仍然大权在握，要想消灭宦官集团，又谈何容易？何况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其次，文宗选中的宋申锡，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选，因为他不是一个“阴谋家”，又如何能担当重任，行“阴谋”之事？
在不掌握禁军，又没有藩镇作为后盾的情况下，要对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采取行动，就必须得到帝国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有力配合。对这一点，宋申锡还是清楚的。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竟然“草率”地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
当时，宋申锡秘密约见王璠，把文宗的密诏交给他看，并许给“京兆尹”一职。起初，王璠没有思想准备，只是说需要考虑考虑。不过，王璠在家里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此举简直是“鸡蛋碰石头”，毫无成功的希望！
于是，自私的王璠急忙找到王守澄的亲信郑注，向他告密。郑注大吃一惊，赶忙禀告王守澄。王守澄问：“此事如何处理？”郑注答道：“先下手为强，应当立即铲除宋申锡，清君侧！”随后，郑注又献上一条“毒计”。原来，宋申锡过去曾与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有交往，郑注建议就以此为“突破口”。
第二天，在王守澄的指使下，神策军军官豆庐著突然入朝告密：宋申锡与晏敬则等人图谋拥立漳王为皇帝！
唐文宗一听，就知道宋申锡行事不密，走漏了消息。怎么办？眼下，文宗只能和宋申锡“划清界限”，要不然就可能“惹火烧身”，牵连到自己！一想到这里，文宗“勃然大怒”：“竟有这种事？”王守澄不容皇上喘息，要“乘胜追击”：“宋申锡大逆不道，请陛下立即下诏，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抄斩宋申锡的全家！”
一想到宋申锡马上就要“人头落地”，文宗可就犹豫了，实在是有点不忍心。
刹那间，大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也许是宋申锡命不该绝！这时，大宦官、飞龙使马玄亮正好在旁边，他素来比较忠厚、老实，认为这件事还没有仔细调查，单凭豆庐著的揭发，就要把“当朝宰相”宋申锡满门抄斩，这实在是太过分！所以，他立即出班，表示反对。
这下子，文宗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表示：“此案事关重大，应该仔细调查，再做定夺！”
没想到，半路上竟然杀出一位“程咬金”来！王守澄哪能不气，恨恨地瞪了马玄亮一眼，便掉头而去。看着他的背影，文宗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一出皇宫，王守澄就将晏敬则抓了起来。经过一番拷打，晏敬则被迫“招供”。
现在，文宗再次被逼到了墙角，只得命令文武百官合议此案，希望有人能为宋申锡说几句好话，使事情有所缓解。这时，马玄亮急忙跪倒在地，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道：“人命关天，何况是宰相！”文宗见了，才鼓起勇气，下了一道圣旨：将漳王流放，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就这样，软弱无能的唐文宗自己不敢承担责任，却将宋申锡作为一只“替罪羊”抛了出去！
不过，宋申锡虽然逃过这一劫，但没过多久，他就在开州郁郁而终。直到临死前，他还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此事只有王璠知道。所以，他要诅咒这个小人，就是要让他也不得善终。
就这样，唐文宗策划的铲除宦官势力的第一次行动尚未展开就彻底失败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
千百年来，“宰相”这个位子实在是不好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皇帝的最主要助手和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既要应付皇帝，还得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因为宰相这个位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人都想坐。不过，宰相的位子只有一个，一个人坐了，其他人就没有份了，所以，大家就对你下绊子、动手脚，也只有先把你打下去，他才能爬上来。明朝后期，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大学士之所以明争暗斗，就是为了能够坐上“内阁首辅”的位置。
而且，你一做上宰相，就要办事，办事就容易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你的官位也就越不稳。于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你难免要重用几个亲信，罗织一点党羽。这样一来，你就不免有“结党营私”的嫌疑，皇帝就要怀疑你，群臣也会非议你，你这个宰相也就当不长了。
皇权社会里，宰相任期一般都不怎么长，短的一般只有几个月（最短的只有几天），长的一般也不过几年（能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干十几年的，几乎是屈指可数）。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的“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在宦官干政的同时，朝廷里的官员们又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牛党”，一个是“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吵吵闹闹了几十年，后人把这种争吵叫作“牛李党争”。
在这场党争中，有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唐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展开的，如果没有他们，9世纪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多么平淡无奇！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这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皇甫湜。本来，这件事很简单，他们在策文中主要是攻击宦官，也不赞成对河北藩镇用兵，结果得罪了力主用兵的宰相李吉甫，这就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看了李宗闵等人的卷子，几位考官大加赞赏，把他们推荐给皇帝。宰相李吉甫知道后，非常生气，在宪宗面前“告御状”：李宗闵等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偏听偏信，就处分了这几个考官，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
也许在宰相李吉甫看来，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数十年后，有人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并给他的儿子——另一位杰出的宰相李德裕酿成了一场重大的灾难。要是能够“未卜先知”，预先知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李吉甫一定会追悔莫及。
不过，这次制举案还只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为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821年）的进士科考试。
这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已经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政坛上有发言权。在这次考试前，有两位大臣曾私下托考官钱徽照顾他们的亲戚。偏偏，钱徽此人刚正不阿，没有理睬他们。于是，他们就揭发钱徽在主持考试时徇私舞弊。
恰好，李宗闵有一个亲戚也来参加考试，被钱徽录取了，穆宗就怀疑是李宗闵在幕后“捣鬼”，便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李说确有此事。所以，钱徽立即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赶出朝廷。
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李宗闵与李德裕的冲突，而牛僧孺与李宗闵关系亲密，也站在他的一边。至于李德裕，在朝廷里也得到了不少官员的支持。从此，唐朝的官员正式分为两大派系，互相倾轧，两派明争暗斗。
文宗即位后，李宗闵又走宦官的路子，当上了宰相。经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也被提升为宰相。在李、牛二人联合执政期间，他们重用的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当时长安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牛僧孺）则李（李宗闵）。”至于李德裕，则被赶到西川去当节度使。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宰相牛僧孺却非常嫉妒，就告诉唐文宗：“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一句话，文宗便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眼看已经到手的“战利品”竟然要“完璧归赵”——归还给吐蕃，李德裕差点没有被气死。
没多久，有人告诉文宗：在战略上，退还维州城是一大失策，还说这是牛僧孺故意排挤李德裕。文宗知道后，非常懊悔，也就疏远了牛僧孺。
当时，宦官的势力非常大，经常干预朝政，而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为宰相，一会儿让牛僧孺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这时，唐文宗实际上受制于宦官，但他不敢公然指斥宦官，只能指责闹“藩镇割据”的河北三镇，用“河北贼”来与朝廷里的“朋党”相提并论。其实，在这里，如果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恰当！
为了争权夺利，牛党、李党都争着讨好宦官。李德裕在做淮南节度使时，大宦官、监军杨钦义被召回京城。临行前，李德裕专门为他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所以，杨钦义一回朝担任枢密使，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结果，李德裕很快就做到了宰相，牛僧孺、李宗闵则掉到了“阴沟”里——都被贬到南方。
武宗在位时，李德裕深受宠信，当了好几年的宰相，执掌朝廷大权。会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皇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一上台，就把李德裕撤职，并重用牛党人士。不久，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省），病死在那里。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
至此，闹腾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但是大唐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了，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
其实，牛党和李党虽然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争夺。总之，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反之亦然！
古往今来，中国人向来讨厌朋党：一是“结党”很容易与“营私”挂钩；二是党派之间的争斗，对于皇权国家和政治安定不利。所以，许多年以后，还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为什么要争斗？牛党和李党，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方都是“朋党”？
不过，这件事也不稀奇！几千年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素来喜欢“窝里斗”。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何况是在残酷的、遵循“丛林法则”的“权力场”上！
“此起彼伏”的首辅争夺战
自从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在明朝就只设立内阁大学士，专门为皇帝草拟文墨，提出参考性的意见（即“票拟”），但最后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从明成祖时开始，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到了仁宗以后，內阁的地位逐步提高，开始高于六部。
总的来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要比过去的丞相小得多。不过，如果皇帝懒惰，或者是年幼，不能亲理朝政，这时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就会“非比寻常”，甚至可以代天子处理朝政。
当时，内阁里往往有好几位大学士，起初还不分彼此，没有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的问题。时间一长，一些大学士深受皇帝的宠信，或者是资历比较老，就逐渐“凌驾”于其他大学士之上，成为“首辅”（即首席大学士）。在正德以后，内阁首辅负责“票拟”——起草上谕，其地位进一步上升。
特别是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内阁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权相”。因为首辅的地位日益显赫，所以，阁臣们为了争夺首辅的位置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往往是“首辅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嘉靖晚年，内阁大学士徐阶看准时机，利用严嵩失宠的机会，将他打倒，然后自己当上了首辅。
不久，嘉靖终于“成仙飞升”了，隆庆登基。不过，隆庆是一个“老实人”，没有多少政治才干，宽厚得甚至有点过分，上朝时经常是一言不发，任由群臣争吵。于是，大臣们就有些肆无忌惮，内阁里也开始了混斗。
这时，名臣张居正也进了内阁，但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字辈”，无论是他的老师徐阶，还是好友高拱，都比他资格老，他也只能先站在一旁静观内阁的混斗。
原来，在嘉靖帝死后，首辅徐阶私下草拟了一份遗诏，然后颁布，事先并未与高拱等阁臣商议。这份遗诏纠正了嘉靖时期的一些弊政，因而获得了朝野的称誉。但是，高拱原来是隆庆皇帝的藩邸旧臣，与皇帝关系密切，所以，他乘机攻击徐阶“大不敬”，竟然诽谤先帝，应当治罪。
当时，徐阶与高拱各自指使言官，相互攻击。最后，隆庆心烦意乱，就来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先命高拱致仕，后命徐阶退休，让内阁大学士李春芳继任首辅。
不过，高拱毕竟是隆庆的老师，所以皇帝很快就将他召回，再次进入内阁。这时，内阁首辅是李春芳，他非常平庸，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思进取。就是这样，他还是遭到高拱的排挤，被迫下台，由高拱继任。
隆庆在位期间，忙于修建宫苑，整日在后宫游玩享乐，朝廷政事大多交由内阁处理，所以内阁的地位越发重要了。与张居正一样，高拱也是一位能臣，北方鞑靼的边患就是在他手里得到解决的。高拱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喜欢专权，不愿与别人分享权力，所以，他与张居正的政治观点虽然比较接近，但两个人很快就出现了矛盾，高拱对张居正不太放心，张居正也时刻在盯着高拱的位置。
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驾崩，年仅10岁的小皇帝万历登基。临死前，隆庆指定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负责辅政。
不过，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原来，自从明成祖以后，太监的势力很大，特别是司礼监可以“批红”，借着皇帝的朱笔，其权力可以无限扩大，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素来有“内相”之称。隆庆死后，小皇帝年幼，在陈太后和万历帝的生母李贵妃的支持下，太监冯保假托隆庆的遗诏，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
对此，高拱很不高兴，便策动言官弹劾冯保。在他的眼里，冯保只不过是一个“小”太监，是根本斗不过自己这个内阁首辅的。可是，“得意忘形”的高拱忘记了两点：一是皇帝年幼，在皇宫里实际上是陈太后和李贵妃当家，而冯保既然能够升任掌印太监，必然得到了她们的支持；二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小皇帝万历年幼，又刚刚登基，高拱就弹劾他身旁的冯保，未免有点过分。
这时，高拱弹劾冯保，十之八九是要碰个“头破血流”的。但是，高拱是一头“犟驴子”，竟然这样做了，最后也只好灰溜溜地下台。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他是支持冯保的，所以，高拱一下台，他就立即升任首辅。随后，张居正秉政10年，成为有明朝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刀下鬼”夏言
自从宰相出现后，这个职务往往是由好几个人来担任：在秦朝及汉朝初年，是设立左、右两位丞相；隋唐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宋朝在宰相之外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明朝时，内阁里有好几位大学士；清朝也有好几位军机大臣。总之，宰相是作为一个集体存在的。
不过，宰相既然不只一个人，就存在一个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的问题。例如，明代的内阁掌“票拟”——起草谕旨，但负责票拟的只是首辅，其他大学士只是“参论而已”。于是，为了争夺这个首席宰相（首辅）的地位，宰相们往往是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不少宰相就在这种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甚至丢掉了性命。
夏言（1482～1548年），字公谨，号桂州，江西贵溪人。嘉靖二年（1523年），夏言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出按皇庄，力主归还被侵占的民田，禁止勋戚受献庄田，受到皇帝的赞许，升任吏科都给事中、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嘉靖十七年（1538年）升任内阁首辅。
纵观夏言的仕途，真是“一帆风顺”。最后，他竟然做到了首辅，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不得意。可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劲敌”，就是他的江西老乡严嵩。
原来，严嵩的地位和声望都低于夏言，靠着巴结夏言，才逐渐受到重用。在夏言升任内阁首辅后，严嵩便接替他做了礼部尚书。但是，官欲熏心的严蒿并不满足，又盯住了“内阁首辅”的宝座。这时，在严嵩的眼里，夏言已经不再是他的“靠山”，反而成了他继续向上爬的“绊脚石”；而且，夏言恃才傲物，严嵩呈送的文稿经常被他改得一塌糊涂，有时干脆打回去让他重写。所以，严嵩对夏言真是又恨又怕，经常在暗地里咬牙切齿。
夏言为人正派，颇有才干，而且在朝廷里很有威望，因而深得皇帝的宠信。严嵩知道，夏言是一颗大树，想一斧子砍倒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采用“绵里藏针”的手法对付夏言：一方面，对夏言阳奉阴违，非常谦恭、和顺；另一方面，抓住夏言的弱点，为打倒夏言做准备。
当然，要扳倒夏言，主要还取决于嘉靖的态度。所以，严嵩就拼命在嘉靖的身上“下工夫”，投其所好，百般逢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京城上空彩云满天，道士们都说这是五彩祥云，大吉大利。这时，严嵩便发挥自己“笔杆子”的长处，绞尽脑汁，写出了一篇《庆云赋》，呈献给皇帝。嘉靖看后，连连击节叫好，严嵩大受鼓舞。不久，他又趁热打铁，呈献了一篇《大礼告成颂》，嘉靖读后爱不释手。从此，他对严嵩另眼相看，宠眷日深。
当时，嘉靖信奉道教，便命人制作了5顶道士戴的沉水香叶冠，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人。为了讨好皇帝，严嵩每次入朝时，都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加罩轻纱，以示虔诚，嘉靖当然是满心欢喜。
相比之下，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合朝臣穿戴，所以他从来不肯戴。嘉靖见了，心里当然不快活，就把对夏言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严嵩的身上。
经过一段时间，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公开向夏言发起攻势。这一天，嘉靖单独召见严嵩，并问起他与夏言之间的关系。机会难得，严嵩便立刻跪倒在嘉靖的脚下，全身颤抖，痛哭不已。见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嘉靖认为他一定是受了莫大的委屈，越发动了恻隐之心。严嵩这才哭诉起来，无中生有地将夏言诋毁一番。这场戏演得非常成功，嘉靖开始讨厌夏言。
过了几天，出现了一次日全蚀。这时，严嵩又趁机陷害夏言，说夏言罪孽深重，已经得罪了上天。嘉靖本来就很迷信，经过严嵩这么一挑拨，便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打发夏言回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