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不过，虽然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自居，在东林书院潜心学问，不再过问时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还是找上了他，麻烦恰恰来自他的好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明朝后期罕见的“干才”。早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就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先后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内阁大学士朱赓病逝，补充阁员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这时，一些官员认为，李三才是一个“理想”的阁员人选。
可是，朝廷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封疆大吏，当然不受某些权贵的欢迎。为了阻止他入阁，内阁大学士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面弹劾李三才，无中生有地给李三才勾画出一副“贪官”的嘴脸，并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
“一时只知有（李）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
同时，御史徐兆魁也跳出来，在“结党营私”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含沙射影”地指出：李三才背后有一个“党”，而且这个“党”就是“藉道学为名”的东林书院。
这么一来，早已退出江湖的顾宪成不得不出面为李三才辩白。为此，他曾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信：“（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他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不料，这些信件竟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刊载在邸报（政府公报）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些反对派以为抓住了“把柄”，纷纷攻击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真是大大出乎顾宪成的意料！他之所以写这些信，只是出于与李三才的深厚友情，不愿看到挚友落难，并没有别的意思。顾宪成大概是在“桃花源”里生活得太久了，实在是书生气太足了。过去，在权力场上，他就是特立独行；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在野人士了，依然对政治的险恶估计不足，导致事态越来越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越来越升级。
古人云，“官场如战场”，政治斗争的险恶实在是难以预料，不仅李三才陷入了危机，就连顾宪成和东林书院也受到了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把李三才和顾宪成“挂钩”，并给他们扣上了一顶“大帽子”——“东林党”。
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在政敌的一片指责和诽谤声中，顾宪成不幸与世长辞。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越来越“上纲上线”，有人竟然给它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它是“遥制国是”的一个“党”。例如，御史田一甲宣称：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在田一甲的眼里，东林书院不但是“党”，还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入党”？“不入党”？真是荒唐之极！顾宪成到底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人又何时“入党”？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对东林书院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当时，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炮制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公然将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其地位相当于梁山上的晁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又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全部网罗进去，毫不留情地镇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最后，天启五年（1625年），由官方出面，将东林书院彻底捣毁。
至此，在明朝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前后只存在了短短的21年时间就毁于皇权专制国家的暴力之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人来疯”尹嘉铨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尹嘉铨，是一位道学先生，他专门讲授《朱子集注》，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官也做到了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按说，做官能熬到这个位子上，已经可以了。可是，人就是这样贪心：在缺钱时，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又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起来，最好是能“举世闻名”。
小孩子有时会说一些疯话，希望大人注意他，这恐怕是“初级阶段”的求名。至于成年人的“人来疯”，或者是故意装疯卖傻，或者是唱唱反调，或者是故作惊人之语。总之，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事一点也不奇怪，至少在中国文坛，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铨退休后，回到老家——直隶博野县时，已经是一名非常“体面”的乡绅了。按理说，他该在家享享清福了吧！可他却不甘于寂寞，因为“名”这个东西就好比是海洛因，一染上就没救了，甚至连死后墓志铭怎么写，都要斟酌再三，这就是求名的欲望在作怪！
最后，在名的诱惑和驱使下，尹嘉铨竟然做出了一件让乾隆皇帝“大为光火”的事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这时，尹嘉铨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名欲了：这样的接驾盛典，又近在咫尺，乾隆怎么会忘记自己这个老臣呢？所以，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时常站在村口，向北眺望，看看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道圣旨，传召他入觐。这位道学先生就一直站在村口，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直到后来，他才想通了：那些地方官们才不愿意他出场，分享一份“皇恩”呢！
按说，博野县离保定府也很近，这位尹老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去求见皇帝，尽一份老臣“护驾”之心，估计乾隆也会体恤他这一片“犬马之情”，不会一顿乱棍把他打出来；或者是采取“鸵鸟政策”，死心塌地在家呆着，只当没有这回事，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但是，这位尹老先生偏偏做不到，在家里坐立不安。看来，他很可能得了一种“多动症”。根据现代医学的原理，这种病的患者往往具有很大的冲动性，做事经常不加思考，至于后果更是想也不想。
最后，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出了为自己已经入土的老父亲——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皇帝赐谥号；二是让父亲从祀文庙。如果皇上恩准，自己既当上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风头，在父老乡亲面前露一露脸。所以，天刚蒙蒙亮，他就把大儿子叫了起来，命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一份请谥的奏折。谁知，尹嘉铨不仅好梦破灭，还招来一场杀身大祸。直到被押赴刑场，他才后悔自己这一回的“人来疯”实在是玩得太过分了。
作为一个前任大理寺卿，尹嘉铨不可能不知道：此前，乾隆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举人徐述夔的诗歌案子，这件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不过，他当时忙着讨小老婆，竟然忽略了这件大案。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熏心，就应该从徐述夔的案子里吸取教训：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乾隆是相当瞧不起的；如果他们妄自尊大、不安分，那就更是不可“饶恕”的了。
可是，尹嘉铨非但不以此为鉴，反而根本不当一回事，好像乾隆就是他的老朋友，皇帝都到了保定，他竟然只打发大儿子去看看。所以，一看到奏折，乾隆就恼了：“你尹嘉铨是什么东西，竟然派你儿子来，如此不将朕放在眼里，简直是混账之极！”于是，乾隆提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赦免）矣！”
按说，乾隆的话够严厉了，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吓死了。但是，尹嘉铨名欲熏心，又派儿子送来一道奏折，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结果，这一回可真是闯出了大祸。
乾隆看后，顿时火冒三丈：“尹嘉铨竟敢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在皇权社会里，皇帝都说出这样的话了，尹嘉铨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
当时，内阁大学士三宝奉命审理此案，此人的审案手法有点特别：先从“私生活”入手，把尹嘉铨斗臭、斗倒，逼他自己骂自己。
对这位尹老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弹劾他竟然强娶“烈女”为小老婆。结果，正中要害，尹嘉铨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一边痛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是假道学、伪君子。然后，三宝得意地给他定罪：“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什么是“凌迟”？就是刽子手将犯人一刀一刀地活剐3000次后，才让他死，那可是中国最残酷的刑罚。
最后，还是乾隆“宽宏大量”，没有让他承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痛快地死亡。看来，为自己的这次“人来疯”，尹嘉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不禁为今天的人庆幸！要是自己早生300年，生活在皇权专制时代，恐怕就不能活得这么逍遥、快活和自在了！
“绝对权力”法则——中国皇权社会的生存密码
引 言：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形成
唐朝大诗人杜牧云：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像陀螺一样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历史运动背后，似乎有某种“超稳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也就是杜牧所说的“后人复哀后人”！这种恒定的东西，可以视为一种规律，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历史定律”。
进入20世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在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例如：黄炎培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柏杨的“王朝瓶颈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当然，这些说法是否都能够称为“历史定律”，也是大有疑问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那么一些东西在反复上演，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现在，大家之所以对历史定律这么感兴趣，议论纷纷，就是想走出历史的怪圈，打破中国历史上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彻底摆脱那种“后人复哀后人”的痛苦，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笔者认为，自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称之为“皇权社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皇权社会”的面纱，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公元前221年，经过长达十年的兼并战争，秦始皇终于消灭了东方六国，把中央集权制度推向全国，建立了一个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新型国家（我们称之为“皇权国家”）。有史以来，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于一个政权（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从此，“皇权国家”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生根、成长，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皇权社会”。
虽然秦朝由于过分专制、残暴，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是，“秦亡，而秦法未败”，此后历代王朝在政体上无不继承了秦朝的制度，皇权专制遂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传统，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
那么，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出现的。实际上，秦始皇建立的这种制度已经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制度了，在此之前它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可谓“源远流长”，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早在商周时代，中国虽然仍处于早期国家阶段，但国家机器已经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国王的权力就已经很大了。在《尚书》里，保存了一些国王的诰命，透过这些诰命，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君主大多摆出一副专断、独裁的嘴脸，全国臣民（包括贵族）都要绝对服从他的旨意。例如，商王盘庚准备将国都迁往殷，许多人留恋放土，不愿迁都。这时，盘庚就发出了严厉的威胁：如果谁胆敢违抗王命，不仅自己性命难保，就连子孙后代也要遭殃！可见，商王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威，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与原始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
1． 血缘宗法关系——君主专制的“生长点”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族组织曾经长期存在。在原始社会末期，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使国家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原有的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只是在功能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就开始履行国家机器的职能，即由原来的氏族组织转变为国家机器。
例如，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支撑着商朝政府的社会支柱就是商族内的各个商人宗族（特别是同姓宗族），血缘纽带并没有被切断；在很大程度上，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商族共同体内的宗族组织是统一的。
商朝灭亡以后，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情况更为典型。在这一制度下，周王自为大宗，以分封出去的各国诸侯为小宗；诸侯又在其所辖封域内分封子弟、亲属、功臣为卿大夫；受封的卿大夫又依法炮制，建立“侧室”或“分族”，最终形成了一个“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体制。
当时，卿大夫以邑为家，诸侯以国为家，天子以天下为家。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血缘宗族关系。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宗族组织非但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和国家政权结合，政权与族权、君统与宗统结合，而君主专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种血缘宗族关系。
在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是父权家长制。“父”字，《说文解字》云：“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个字本身就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思。在父权家长制下，祖、父（通常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贵族）是本家族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在家族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整个家族都处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
所以，在春秋以前，没有独立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有的只是许许多多以贵族为家长的家族。作为家族首脑，某个卿大夫要是和另一个卿大夫作对，就是两族作对；一旦他作乱，就会率领全族作乱；如果他出走，就会率领全族出走；倘若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全族都要遭殃。在家族内部，其他成员对家长要绝对服从；对他们，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生杀予夺。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晋国贵族赵孟子与小宗邯郸午闹矛盾，“赵孟子怒，召午，而囚诸晋阳，……遂杀午。”大宗宗子一生气，对小宗就可以要召就召、要关就关、要杀就杀，可见大宗对小宗权力之大、权威之高。
自古以来，中国的家族关系从来就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其核心原则是“孝悌”，根本不讲究什么“民主”、“平等”。那么，什么是“孝悌”？按照孔子的说法，“孝悌”就是“无违”，强调家族成员对家长的绝对服从，而非维护家族内部每个成员的民主权利和人人平等；就其内涵来说，当然是属于专制的范畴。所以，历代帝王经常把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并列，要求天下臣民像侍奉“父亲”一样事奉君主，对君主绝对服从。
可见，中国古代国家之所以会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与这种父权家长制血缘宗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历代王朝都强调“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皇帝把自己当作整个国家的大家长，其他人都是他的“子民”，正所谓“家天下”，国家成了皇帝及其一家一姓的“专利”，其他人不得染指。
2． 战争——君主专制的“催化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人的眼里，战争与宗族祭祀一样重要。在君主专制制度产生的过程中，战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人们对财产的占有欲也就随之而来。司马迁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反映了人们追逐自己利益的共同心态。但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可供剥削的剩余产品非常有限，要想扩大自己的财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于是，利用暴力直接掠夺其他国家和部落的财富、土地、人民，就成为积累财富的一条“终南捷径”，经常性的征服、屠杀、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奴役、压迫和剥夺，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动向。
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国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都伴随着劫掠、战争和征服。例如，商朝原本是一个只有“七十里”的小邦国，商汤时开始对外扩张，“一征自葛始”，把葛国的土地、人民、财物全部占为己有。从此，商汤“十一征而天下无敌”，最后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邦畿千里”的商朝。在这一点上，西周也不例外。“（周）文王以百里始”，直到灭商时，周武王仍自称“小邦周”。但是，在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后，一个比商朝更为庞大的国家——周朝建立起来。总之，商、周国家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
这种在征服过程中产生的王朝，很容易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对于“王”字，林沄先生曾作过一番考证，发现：“王”字本为斧钺之形，而斧钺又是古代军事统帅的象征；用象征军事统帅的斧钺来构成“王”字，说明“中国古代世袭而拥有最高行政权力的王，也是以军事首长为其前身的”。
那么，军事首长为什么容易演变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王”呢？
首先，这是由军队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军事行动中，形势瞬息万变，只有步调一致、绝对服从指挥，才可能战胜对手、夺取胜利。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军队内部，讲究的是命令、权威和服从，而不是个人自由或不同意见。对不服从军令者，军事首长会毫不留情，不惜用死刑来制裁，以保证统一意志的贯彻。古人之所以要以斧钺作为军事统帅的象征，就因为斧钺不仅是一种兵器，更是一种执行死刑的刑具。特别是，在对外冲突不断、战争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军事首长当然享有很高的权威。
其次，当时财富的扩张主要是靠军事行动来获取，而对于被征服人民的统治、剥削和掠夺也主要是要靠军队来保证，作为给整个部族带来安全和利益的军事首长，势必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军事首长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君主专制下的王权；在对外战争和征服过程中产生的国家，很容易向君主专制的国家转化。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是战、战、战，杀、杀、杀，充斥着军事争夺和武力杀伐。没有哪个王朝不是靠刀剑砍出来的、杀出来的，诚如汉高祖刘邦所云，是“马上得天下”。
3． 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
在西周时，实行的是一种“宗法分封制”。按照宗法分封制的原则，作为大宗的臣属，小宗对大宗必须服从，而他的大宗又是更上一级大宗的小宗，对于上级大宗也必须服从。这样一来，层层服从，最后都服从于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从而构成了一个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型统治序列，这就是分封制下的国家结构。
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体制本身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宗法分封制下，君主对臣属要“胙之土而命之氏”，臣属可以得到封土、民众，建立自己的宗族政权。对周天子，这些受封者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宗族内部，他们又是大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本宗族里，一切成员都必须臣服于大宗，而不得臣服于其他任何人（包括大宗的大宗，甚至周天子），套一句西方的名言，就是：“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在春秋时，各国的卿大夫都是由国君分封的贵族，当然是以诸侯作为自己的大宗。可是，一旦某个卿大夫被分封，就意味着一个宗族从国君的手中分离了出去。在这个新产生的宗族里，卿大夫（而非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这个宗族也只服从卿大夫（即自己的大宗），只把卿大夫当作自己的主人，哪怕是主人的“顶头上司”——国君，也不能直接指挥他们。
有一次，齐国大夫崔杼设计将齐庄公骗进自己家里，然后派家臣去杀他。这时，齐庄公哀求他们放自己一条生路。面对“一国之君”——齐庄公，崔氏的家臣们却是“义正词严”：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意思是，我们的主人崔杼虽然是你的臣属，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但他现在生病了，不在这里，我们只能服从自己主人的命令。最后，齐庄公还是难逃一死！
这个事例，生动地揭示了“宗法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在这一体制下，周天子、诸侯（甚至卿大夫）都成了君主，各级受封贵族具有一种“亦臣亦君”的二元政治人格，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悖论”：在理论上，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人都要服从周天子；在政治实践中，具体到每个“小宗”宗族的内部，其成员只服从自己的大宗，而不是诸侯国国君，更不是周天子。于是，作为臣子的下级领主也就有了不服从，甚至反抗自己君上的实力，最终会对上一级君主构成威胁（这种威胁也许是潜在的）。正因为如此，在分封制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断下移，许多诸侯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也无可奈何。总之，要想提高天子的权威，真正实现天下“定于一尊”，就必须突破旧的“宗法分封制”！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专制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一：军队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军队、法律和哲学堪称“权力三要素”，就好像是三只巨足，共同支撑起专制权力这只沉重的大鼎。
古希腊大科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用一个杠杆）把地球撬起来！”不过，在皇权社会里，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命运的“杠杆”只能是权力，而权力的“守护神”却是军队。为了保持和夺取更多、更大的权力（特别是皇权），无数英雄豪杰都得向军队这个“守护神”顶礼膜拜，无论他们是否心甘情愿！
在春秋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秦、楚、晋等国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民众分封出去，而是陆续设立县、郡，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吏与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样拥有封土。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闹独立的“一亩三分地”，其命运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权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各国相继加强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这种君主集权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于以往的分封制：封君虽然可以世袭，但他们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只能“食租税”，不能再独霸一方。此外，各国还实行符玺制度，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同时实行“上计”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奖惩。到了战国后期，各国已经相继建立一种以官僚制度为基础的、区域性的君主专制政体。
春秋战国前后长达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争霸、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正是在这种剧烈的大动荡中，中华大地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后由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随后，在秦始皇的手里，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国家”诞生了，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时代”！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句政治真理。军队，历来是国家政权的“命根子”。特别是在皇权专制时代，有了“枪杆子”，就可以指挥“笔杆子”，也就有了一切；不论是名正言顺的政权、好政权，还是来路不正的政权、坏政权，都要靠“枪杆子”的保护才能坐稳位子。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谁的军队多，谁就力量大，谁就可以当皇帝，所以军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至关紧要。
在中国历史上，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独裁者，他之所以能扫平六国，统一天下，靠的就是强大的军队。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嬴政准备兴兵讨伐南方的楚国。为此，他专门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征求几位大将的意见。
一开始，他问老将王翦：“老将军，要讨伐楚国，需要多少兵马？”王翦沉思了一会儿，说：“楚国地广人多，国力强大，非60万人马不可。”嬴政一听，就皱起了眉头，心想：王翦，你这不是让我把所有的军队都交给你吗？万一……
嬴政实在不敢想下去，就回头询问年轻的将领李信：“李将军，你看需要多少人马？”这李信最近立下了不少战功，非常骄傲，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依臣之见，20万人马足矣！”嬴政听后异常兴奋，又不太放心，便追问了一句：“李将军！只需要20万人马？”李信一拍胸脯：“不错，只要20万人马就可以消灭楚国！”
嬴政大喜，之后又叹了一口气：“王将军老矣！还是李将军勇敢可嘉！”于是，他立即拍板：派李信率领20万大军进攻楚国。
没想到，李信一与楚国的“守护神”——楚军交手，就被打得大败。嬴政这才懊悔不迭，急忙亲自登门向王翦道歉，请他出山。最后，架不住嬴政再三恳求，王翦才勉强同意出马，并说：“大王，要讨伐楚国，非60万人马不可。”嬴政无奈，也只好点头同意。
一个月后，王翦率领60万大军出征，嬴政在灞上亲自摆酒送行。一想到自己仅有的60万人马都被王翦带走，嬴政心里十分不安，脸上的肌肉一阵阵痉挛。
这时，王翦摆出一副“卑微”的贪婪神态：“大王！微臣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您批准！”嬴政一皱眉：“老将军，您还有什么要求？”王翦搓了搓手，嘿嘿一笑：“在咸阳东门外，有几亩薄田和几所房子，请大王赏赐给臣！”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清单，双手呈上。
一听这话，嬴政的心里才稍微放松了一些：“老将军，只要您得胜归来，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王翦一摇头：“陛下，臣已经老了，太多的荣华富贵我也享受不了，还是请陛下尽早赏给臣一点田地、房子，让臣安度晚年！”听了这一番“肺腑之言”，嬴政哈哈大笑，就爽快地答应了。
等大军走远了，王翦回头一望：只见嬴政仍然伫立在那里，向他张望；在嬴政身边，虽然也有文武百官拱卫，但那气势怎么也不能同自己身边浩浩荡荡的60万大军相提并论，王翦的心里不禁一抖！
所以，王翦一扎营，就派人赶回咸阳，请求恩赐一座亭园，嬴政也一口答应了。此后，王翦可就“狮子大开口”，不断派人向嬴政请求赏赐：今天是一个宽大的荷花池，明天是一座假山，后天又要一些好看的小鸟儿。
对于王翦的这种“小家子气”，副将蒙武大惑不解。见周围无人，王翦便悄悄地对他解释：“这次，我几乎把秦国的军队都带走了，而大王又是一个多疑的人，他怎么可能放心？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赏赐，就是要让大王知道：我贪图的只是一些田地、房屋、亭台、水池，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大王才会放心！”蒙武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王翦。
果然，因为王翦多次请求赏赐，所以嬴政对他非常信任。第二年，在嬴政的全力支持下，王翦就消灭了强大的楚国，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以嬴政的雄才大略，眼见60万大军被王翦带走，尚且忧心忡忡。可见，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军队是何等重要！要不是王翦老谋深算，耍了一个小计谋安慰嬴政，赢政迟早会对他产生疑心，王翦非但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楚国，还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楚汉相争时，真正决定“鹿死谁手”的，既不是项羽的勇猛，也不是刘邦的狡猾、老练，而是足智多谋又手握重兵的大将韩信。
起初，项羽的实力要比刘邦强大，刘邦是屡战屡败。特别是，在荥阳失守后，刘邦退守广武山，与楚军隔涧对峙，处境很不妙。
这时，韩信已经率领大军平定齐国，派人来见刘邦，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即代理齐王）。刘邦一听，勃然大怒：“我困守在这里，日夜盼望韩信前来增援。现在，他非但不发兵助我，反倒要做什么‘假齐王’……”谋士张良一听，大惊失色，急忙踩了一下刘邦的脚，悄悄地提醒他：“大王，现在我军处境危急，怎能制止韩信称王？还不如赶快许他称王，否则就会引来祸患！”刘邦这才省悟过来，急忙改口：“大丈夫杀敌立功，要做就做真齐王，怎么能做‘假齐王’呢？”于是，刘邦立即派张良带着诏书和齐王大印去齐国，正式封韩信为齐王。
刘邦这一招就是高，一下子堵住了韩信的嘴。随后，韩信指挥30万大军，在垓下设下埋伏，全歼楚军，迫使项羽自刎，结束了这场长达5年的楚汉战争。
可是，刘邦称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褫夺了韩信的兵权，改封他为楚王，很快又降为淮阴侯，一点兵权也没了。
有一次，刘邦和韩信闲聊，问他：“韩爱卿，你看朕能够指挥多少军队？”韩信是一个“老实人”，就答道：“陛下，您能指挥10万大军。”这时，刘邦又问：“那你能指挥多少兵马？”韩信得意地答道：“当然是多多益善！”
若论起军事才能，韩信自然是远在刘邦之上，但皇帝的宝座并没有落到“多多益善”的韩信之手，而是成为只能指挥10万人的刘邦的“囊中之物”。非但如此，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数十万大军的统帅韩信，最后竟然落入了吕后的圈套，惨死在未央宫。
中国有一句俗话：“龙游浅滩遭虾戏。”韩信，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在战场上他可以统率千军万马，决定刘邦和项羽的命运，最后竟然惨死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之手，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其实，韩信不明白一个道理：在皇权专制时代，无论他多么“雄才大略”，一旦没有了军队的保护，便毫无反抗之力。
韩信之死，充分说明了权力与军队之间的紧密关系。
没有军队的权力是虚幻的
古往今来，就有那么一些“风云人物”，他们虽然一度占据着高位，有的甚至坐上了龙椅，但因为缺少军队这个“守护神”的保护，他们手中的权杖仍然是虚幻的，十分脆弱，不堪一击。这一点，在中国皇权专制时代非常突出，比较典型的是汉献帝、光绪帝。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嚣张一时。不过，这些宦官手中的权力也是不牢靠的，因为在黄巾大起义后，各地出现了许多军阀，他们手握重兵，而朝廷却没有强大的军队作为靠山。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去，皇子刘辩即位。因为刘辩年幼，便由何太后临朝称制，她的哥哥何进出任大将军，兄妹俩共同执政。当时，宦官张让、曹节等人在宫中很有势力，何进非常痛恨，准备铲除他们。张让、曹节等人急忙跑到何太后那里哭诉、求情，何太后心一软，就不同意何进杀宦官。
这时，“大笨蛋”何进竟然命令各地军阀率兵进京，以胁迫何太后诛杀宦官。为了铲除几个“六根不全”的宦官，何进竟然要招集天下诸侯进京，说明他的“大将军”的头衔也是空的，并没有真正掌握多少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空头大将军”非但没有杀掉宦官，反倒被宦官们杀了。随后，何进的部将、司隶校尉袁绍率兵进宫，一下子就把两千多个宦官全部消灭。
可是，如狼似虎的西凉刺史董卓却乘机率兵进京了。
原来，董卓拥兵数十万，早就对中央政权虎视眈眈，就是苦于没有机会。所以，一接到何进的命令，董卓就立即统率20万大军入朝。在董卓的军刀下，袁绍被迫出走，皇帝刘辩被贬为“弘农王”，何太后也被毒死。随后，董卓另立刘协为皇帝，就是汉献帝。不过，刘协也是一个“傀儡皇帝”，整天生活在董卓的阴影下，连性命都没有保障，更谈不上什么皇权！
后来，董卓被司徒王允设计杀死，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又起兵杀掉王允，同时把古都长安洗劫一空。于是，汉献帝带着一批朝臣匆忙逃出关中，手下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就连朝臣也是所剩无几。
这时，那些军阀们表面上打着“勤王”的旗号，却忙着争夺地盘，互相混战，把汉献帝撂到一边不管。最可气的是，大军阀袁术一抢到皇帝的玉玺，就公然做起皇帝来了。
建安元年（196年），富有远见的军阀曹操率兵西进，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随后，他打出“汉献帝”这块招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优势，很快就扫平北方，最后只剩下刘备和孙权还能够同他抗衡。
当时，汉献帝名为“皇帝”，实际上只是曹操的傀儡。对曹操，伏皇后非常害怕，就给父亲伏完写信，让他设法杀曹操。没想到，伏完是一个大草包，一直“不敢发”。没多久，事情败露了，伏完也就真的“完”了。随后，曹操派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华歆率兵入宫，逮捕伏皇后。伏皇后惊慌失措，披散着头发，光着脚丫子，哭着哀求自己的丈夫：“陛下，您不能救我一命吗？”可是，汉献帝也是一个“孬种”：“我也不知能活到什么时候？”千般无奈、万种委屈，尽在一言之中！
不久，曹操让汉献帝封他为魏王，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建立了一个俨然新王朝的“魏国”，离当皇帝就差一步了。于是，江东的孙权便上表劝他当皇帝，曹操看后一笑：“孙权这小子挺鬼，想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呢！”原来，曹操之所以不当皇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反正“枪杆子”掌握在自己手里，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自己随时都可以将他废掉，取而代之。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刚刚病死，他的儿子曹丕就迫不及待了，让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他，曹丕正式当上了“大魏皇帝”。随后，刘备、孙权也先后做上了“大汉皇帝”和“大吴皇帝”。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这三个王朝的皇权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们分别拥有自己的军队。
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经常长吁短叹，说自己“不如汉献帝”，是又一个因为没有军队作为“保护神”而大权旁落的典型。
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列强乘机蜂拥而入，明目张胆地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光绪不愿做一个“亡国之君”，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下诏“明定国是”，开展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
乍看起来，这场变法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类似，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可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大权在握，特别是掌握着皇权的守护神——军队，而光绪则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实权都掌握在超级女皇——慈禧太后的手中，军队更是由慈禧牢牢控制。
总之，光绪没有多少实力，他手中的皇权是虚幻的。由虚幻的皇权来领导“戊戌变法”，犹如无根之木，怎能不失败？
没多久，光绪就招架不住了。在走投无路时，他急忙派人携带密旨，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求救。不过，康、梁手下无兵无将，一接到密诏，只能抱头痛哭，想不出什么“良策”。最后，在万般无奈之际，康有为等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的身上，企图利用他手下的7000名“新建陆军”作为光绪和变法运动的“守护神”。
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连夜拜访袁世凯，请他发兵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那袁世凯也是一个两面派，当面说得非常好听，称颂光绪是“旷代之圣主”！
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可就再也睡不着了，反复思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光绪只是一个“傀儡”，手中并没有多少实权，维新派也都是一些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反之，慈禧势力强大，得到了大部分朝臣和各省督抚的拥戴，她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又掌握着聂士成、董福祥两军，还有淮军、练军几十个营，以及北京的八旗兵。但是，一想起光绪过去对自己的“天高地厚”之恩，袁世凯又有些于心不忍。
忽然，他的心头一亮，想起了曹操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无毒不丈夫”，最后，袁世凯狠了狠心，决定出卖维新派和光绪，投靠慈禧。
所以，孤立无援的光绪和维新派立刻遭到了“灭顶之灾”：光绪被软禁在瀛台；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就这样，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变法运动被扼杀了，“老态龙钟”的中华帝国又一次失去了焕发青春的机会。
戊戌变法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在皇权专制时代，没有军队的权力是虚无缥缈的，而虚幻的权力最终将一事无成。
专制帝王的“法宝”—攥紧“枪杆子”
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东方各国，从古到今只有一个人（指专制帝王）是自由的。”在中国，这个全国惟一的“自由人”自称为“朕”，“朕”之所以能成为“朕”，依靠的不是真理和正义，而是手中的屠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