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清初著名学者钱湘灵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
这是中国古代学者心态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在严密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都“不曾出户一步”、“不曾出口一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思想、哲学。在威严、肃杀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学者们能够苟全性命就算是“龙恩浩荡”了，哪里还敢随便讲话，批判专制皇权，除非他有两个脑袋！
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有一句名言：
“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扼杀人们精神中的思想、灵魂中的美德。”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纵观中国历史，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专制皇权就越发厉害。特别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整套专制、独裁的国策，将皇权国家体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大清朝的高压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被扼杀，甚至用薙发留辫、口称“奴才”等规定竭力践踏人的尊严，让中国人没有半点“人”的骨气，更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思想家，有的只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和“奴才死罪！死罪”……
在17、18世纪，中国人依然生活在高度专制的满清王朝统治下，西方却先后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逐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出现了魏源、洪仁玕、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改良派思想家，但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皇权专制体制所吞噬。面对黑沉沉的、强大的皇权专制国家，极少数有识之士（例如龚自珍）也是无能为力，只有扼腕叹息：
“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当时，中国确实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在长达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下，中国没有出现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家，更缺乏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那样大无畏的“哲学巨匠”。在一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恩浩荡”和“奴才该死”的赞美声中，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铁屋子”里，浑浑噩噩地接受奴才哲学的愚弄、欺骗，任由专制帝王摆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才猛然惊醒！
所以，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权国家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了，有的只是替专制皇权涂脂抹粉的“奴才哲学”。在专制皇权的威压和奴才哲学的欺骗下，中国人的头脑里充斥着种种“奴才思想”，如：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就得亡；倘若不服从，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十恶不赦。
在皇权社会里，权力有三个要素，即军队、法律和哲学。几千年来，专制帝王们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运用法律管束人民，同时利用奴才哲学来欺骗、麻痹人民。如此一来，皇权专制制度就“稳如泰山”了，这就是皇权国家能够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而不倒的“奥秘”所在！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权力比作老虎，哲学比作人的话，那么，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是：老虎吃掉了人，而且这个被吃掉的人还“为虎作伥”，既引导老虎去吃更多的人，又蛊惑、迷乱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老虎吃掉。
总之，对于瓦解人民的斗志、巩固皇权专制制度，中国古代的奴才哲学是“功不可没”！
哲学与权力的“共生共灭”关系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自从有人类以来，权力就诞生了；几乎是如影随形，替权力辩护的哲学也出现了。
归根结底，哲学和哲学家无非是权力的辩护人：他们不是替这种权力形式辩护，就是替那种权力形式辩护。所以，有人甚至提出：让哲学家走出书斋，干脆由哲学家称王，从“辩护律师”的地位变成“当事人”，这就是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的思想。
反过来，另一些学者试图让哲学与权力绝对分离，造就一个权力真空的世界。例如，16世纪英国哲学家莫尔提出的“乌托邦”的思想。在世界名著《乌托邦》中，莫尔运用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有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地方，那里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剥削，人人都要参加劳动，男女完全平等，都热心公共利益，一切劳动产品都属于全体人民，进行合理分配；至于管理人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不过，这个“乌托邦”虽然很美妙，但终究无法逃脱权力的支配和约束。
18世纪中叶，在《自然法典》中，法国哲学家摩莱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大同社会”。因为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所以，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劳动、休息、医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有趣的是：在这个新社会里，人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住的是一样的房屋。
像莫尔、摩莱里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都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私有制上，但他们刻画的“理想社会”仍然无法逃脱权力的控制。
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只要有权力，就会出现为权力辩护的哲学，这是权力与哲学在人类社会低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高级阶段时，权力与哲学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差异：一方面，哲学依然是权力的“辩护人”；另一方面，当人们要推翻某种权力形式时，就首先要从思想上批判和否定为那种权力形式辩护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被人们摒弃，权力这只大鼎只剩下法律和军队两只足来支撑，就会摇摇欲坠了，因为法律和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法律都需要哲学来提供理论依据；如果哲学被否定了，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旦哲学、法律这两只足都垮了，权力这只大鼎就剩下军队一只足勉强支撑，这种权力形式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曾经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政权崩溃的前兆，就是它所依靠的哲学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一旦这种信仰危机无法克服，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很快就要分崩离析，无论它当时多么强大，都是“外强中干”，无法摆脱必然灭亡的命运，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也不例外。
在秦始皇时，秦朝是够强大的，“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但是，嬴政自恃强大，穷兵黩武，焚书坑儒，丧尽人心。特别是，秦二世凶残、暴虐，出现了全国性的信仰危机，结果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宣传“大楚兴，陈胜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不过，等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当上国王以后，他刚愎自用，也迅速腐化，很快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世人很快就看清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实质——只是出现了又一个“作威作福”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个“土皇帝”。所以，没过几个月，张楚政权就垮台了，陈胜也被部下所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迅速失败而收场。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够强大的，曾经地跨欧、亚两洲，军力之强世界罕见。但是，因为元朝统治者顽固地坚持民族歧视政策，“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大帝国只存在几十年时间就崩溃了。
想当初，“闯王”李自成是何等受人拥戴！那时，人民到处传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带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热情支持农民起义军。可是，没过多久，严酷的现实就告诉人民：这个“李闯王”并不比崇祯皇帝好多少。
在打进北京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腐化，使老百姓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李自成的看法，他们“始愤痛思旧矣！”北京的老百姓出于对起义军的憎恨，竟然怀念起他们过去切齿痛恨的明朝，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正因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位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殿，就匆忙逃出北京，最后竟然在湖北九宫山死于区区几个地主武装团练之手，前后一对比，反差何等强烈！
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更是如此！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整个南部中国，并在天京（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满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摇摇欲坠”。
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王”，虽然没有称皇帝，但他依然大权在握，作威作福。
在金田村起义时，洪秀全曾宣布：“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此外，他还郑重地许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说得是何等“动听”！
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美妙的言辞只适用于患难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不但将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还公开宣布“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建立了一整套等级制度，从天王到普通老百姓之间等级森严，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所以，人们很快就对这个“太平天国”失望了，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同洪秀全决裂，甚至起来打倒他：在内部，在悲愤和失望之余，“文武双全”的翼王石达开率领十几万精兵出走，最后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在外部，曾国藩愤而组织湘军，成了太平天国的“掘墓人”。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尽管其军事实力要比前期强大得多，却丧失了最宝贵的“人心”，步履艰难，一步步走上了下坡路。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一个“皇权社会”，其间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对此，中国古人有一句名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其实，人心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哲学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一旦某个王朝人心丧尽，单凭暴力镇压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这是亘古不变的“历史定律”，屡试不爽！
皇权社会四定律之二：权力与金钱“联姻”
在皇权社会里，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将“权”与“利”相比较，“权”更为重要，权力比财富更受人们的青睐。就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而言，往往是先有了“权”，再凭借政治权力获取“利”。
在皇权专制时代，财富的多寡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谁的权越大，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陷入了一个权力——金钱——更大权力——更多金钱的恶性循环。于是，千百年来，“争权”和“夺利”、“升官”和“发财”才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在民间，也流传着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揭示了权与利以及富与贵在皇权社会里的特殊关系。
权力吞噬金钱，金钱腐蚀权力
自从权力诞生以来，它要抢夺的东西就是金钱，就要拼命地吮吸金钱。随着权力的发展、壮大，它对金钱的需求和贪婪也越来越厉害，就像一个凶恶的魔鬼一般吞噬着金钱，永无止境，直到吞噬的金钱把它胀死为止；在一个权力魔鬼胀死之后，另一个权力魔鬼又会产生，人类社会也随之一步步从低级向高级演变。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对权力的争夺，在本质上是对金钱的争夺：谁的权力大，就可以占有更多的金钱。特别是在皇权社会里，那些专制帝王垄断了全国的最高权力，富有四海，全国的金钱都成了他的“一己之私”。所以，刘邦称帝后，得意洋洋地问父亲刘太公：“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与仲多？”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一个人只要坐上龙椅，那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就成了他的产业，他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这些专制帝王不仅生前奢侈淫靡，挥金如土，就是在死后还要用大量金钱陪葬，以便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例如，慈禧太后死后，用的棺木是金丝楠木，棺底铺着一条缀满13000颗宝珠的锦褥，在锦褥上又加盖一条有2400颗硕大宝珠的丝褥。在她的尸体周围，摆满100多尊佛像，都是用金银、翠玉、红绿宝石雕刻而成。此外，还有10000余颗五色珍珠均匀地撒在棺木内。
自从秦始皇建立皇权国家以后，历经几千年的王朝兴衰更迭，专制权力在吞噬金钱的同时，也遭到了金钱的腐蚀。
在皇权专制时代，一个新王朝的前几代皇帝往往比较明智，在掠夺金钱方面也比较有节制，同时推行一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让人民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供其进一步掠夺。但是，到了王朝的后期，专制帝王们大多昏庸、残暴，只知道一味地索取、掠夺，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恨不得把人民搜刮干净，宗旨只有一个：榨取更多的金钱，供他们享受、挥霍。所以，在王朝的初期，金钱除了供统治者享受外，还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王朝的后期，金钱的“副作用”就越来越明显——逐渐腐蚀专制皇权的肌体，促使其加速走向灭亡。
秦朝建立后，虽然赋役繁重，秦始皇又广造宫室、大兴土木，花费了不少钱财，但他推行的许多政策，比如统一天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向岭南地区移民，使人民能够在一种相对和平环境下从事生产活动，特别是嬴政高度重视农业，使农民大多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安心发展生产。所以，在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虽然很悲惨，但整个社会仍然是稳定的。
到了秦二世时，胡亥、赵高一伙人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结果金钱反过来腐蚀、瓦解了皇权专制政体，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秦朝也很快土崩瓦解了。
西汉前期，好几代皇帝注意吸取秦朝的教训，一方面，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也榨取了巨大财富，尽情享乐，过着人间最豪华的生活。到了汉武帝初年，国库里装满粮食，铜钱堆积如山，大约有数百亿。究其原因，是汉朝前期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社会安定，老百姓可以安心发展生产。这反映了一个规律：在皇权社会里，只要专制帝王们不再整天“挖空心思”剥削、压迫人民，勤劳、纯朴的中国老百姓自然会通过辛勤劳动，使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实现国富民强。
东汉末年，桓、灵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想出种种“稀奇古怪”的法子搜刮金钱，甚至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把一部分权力直接转化成金钱，充分暴露了皇权专制体制的腐朽性。
由于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沉湎于金钱的深渊中，皇权国家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和演变，再加上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东汉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各地军阀纷起，统一的专制皇权被割据势力所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时代——三国时期。
当时，大军阀董卓一度把持朝政，利用权力掠夺了大量金钱，真让人触目惊心。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指挥军队烧杀抢掠。在他的大本营——郿坞，藏有黄金3万余斤，白银9万余斤，各种珍宝不计其数。但是，这个吞噬金钱的恶魔，不久就被金钱所吞噬了——司徒王允设计处死了他，并将他那用金钱喂养得肥肥胖胖的身躯点了天灯！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非常注意节俭。为了限制专制权力对金钱的肆意掠夺，杨坚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表彰和擢升廉洁的官吏，并赐给官吏们职分田，限制官员利用公款放债盘剥人民；另一方面，他对贪官污吏毫不手软，一发现官吏贪污、受贿，就严惩不贷，连太子杨勇、秦王杨俊也因为生活奢侈，耗费大量金钱，被他废黜。
不过，隋文帝毕竟是专制帝王，他之所以限制权力对金钱的攫夺，无非是为了坐稳龙椅，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也有穷奢极欲的一面：
有一次，他命令大臣杨素修建仁寿宫。杨素素来狡诈而贪婪，在隋文帝大力提倡节俭之风时，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建造豪华府第，又抢夺大量良田、美女，对老百姓欺诈勒索。可是，这样一个凶狠、贪婪的大官僚，却被隋文帝认为是一个正直、廉洁的好官。
杨素领命后，征发数十万民夫，用两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仁寿宫，简直可以和秦朝的阿房宫相媲美了。等宫殿建成后，隋文帝亲自前来查看，见那宫殿依山傍水，连绵宛转达一百多里，又听说死了数万民工，顿时脸色大变，怒斥杨素：“你这个佞臣，竟然这么干，是想让天下人埋怨我啊！”群臣一见，都替杨素捏一把汗，以为他这回准要倒霉了：轻则罢官，重则丢掉小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隋文帝又召见杨素，反而夸奖他：“爱卿，你知道朕老了，没有地方娱乐。现在，你建了这样一座宫殿，岂非忠心耿耿？”然后，杨坚又下令重赏杨素。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杨坚耍的是“两面派”的手腕：既要享受生活，又要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廉洁”的姿态。
当然，在隋文帝时，比较注意节俭，贪官污吏们也不时受到惩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专制权力对金钱的搜刮掠夺，社会风气也比较清明。但是，到了隋炀帝时，皇帝带头腐化、淫乐，残酷搜刮人民的金钱。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小官吏纷纷效仿，举国上下腐败成风，整个社会风气完全被毒化。最后，被金钱这只“蛀虫”蛀空了的大隋帝国很快就垮台了。
由唐朝到宋朝，从宋朝到元、明、清，历代王朝无不是以对金钱的掠夺开始，而被金钱所腐蚀、演变结束。几千年来，在专制王朝的更迭过程中，金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治腐败的标志——权钱交易
在皇权专制时代，就像得了麻疯病的人毛发会急剧脱落一样，一个政权腐败的明显标志就是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以权换钱，而且非常普遍。
东汉灵帝时，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皇帝竟然大张旗鼓地卖官鬻爵，就和在市场上卖东西差不多。当时，灵帝在国都洛阳开设了一个名为“西园”的官爵交易所，公开拍卖各种官爵，有高有低。一般，地方官要比京官高一倍，因为地方官可以直接搜刮民脂民膏，比京官的油水大得多。如果有好几个人同时争夺一个官职，就要进行拍卖——竞价投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当然，在出卖官爵时，也要考虑买官人的身份、地位和家庭状况，可以酌情增减：地位高、有威望的人可以减价；社会地位低、名誉不好、家底子厚的人可以加价。例如，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的标价是1000万钱，名士崔烈要购买司徒一职，结果打了5折；曹嵩（曹操的父亲）要买个太尉，因为他是宦官，名声不好，结果价钱涨了10倍，达到1亿钱。
至于那些用钱买来的官儿们，为了把本钱捞回来，当然会掘地三尺，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他们一到任，就来了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升堂办案。所谓“办案”，就是通知原告和被告赶快拿钱来，谁给的钱多，谁就有理，谁就可以打赢官司。于是，颠倒黑白，诬良为盗，草菅人命，把娼妇捧为贞女，将贞女贬为淫妇，等等，无奇不有，一塌糊涂！
一个政权竟然可以公开出售官爵，其腐败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东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汉灵帝昏庸无能，重用宦官，公然告诉百官：“张常侍（指宦官张让）是我父，赵常侍（指宦官赵忠）是我母，你们都得把他们当作父母来孝敬！”
作为“一国之君”，汉灵帝非常贪婪，想方设法地搜罗钱财。当时，他在寝宫里设了好几个大柜，装满奇珍异宝。如果有人进献贡品，他都要亲自过目，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下，他看不上的东西才交给国库。对此，灵帝非但不以为耻，还给这种卑劣的行为起了一个名字：“导行费”。宦官吕强实在看不下去，曾多次规劝，灵帝却把脖子一扬：“朕乃一国之君，就是全部留下也不为过，何况这区区之数！”
由于汉灵帝贪婪无耻，东汉末年的权钱交易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贪污、贿赂之风大行其道。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成为人们惟一的“至爱”，而在皇权专制政体下，权力的大小又直接决定了获取金钱的多寡，权力越大，就可以捞到更多的金钱。
于是，全国各地（从繁华的国都洛阳到穷乡僻壤），到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他们就像恶虎豺狼一样疯狂地吞噬着民脂民膏。最后，人民实在是活不下去，被迫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揭竿而起，向腐朽的东汉政权发起猛烈冲击！
像这样公开的卖官鬻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比较突出的是西晋。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荒淫无耻，为了中饱私囊，他竟然利用手中的皇权大肆卖官，致使冠盖遍地，王侯如蚁。
有一次，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你看寡人和前朝哪位皇帝相似？”刘毅为人刚正不阿，便答道：“陛下与东汉的桓、灵二帝非常相似。”司马炎脸色陡变，悻悻地问：“寡人平定吴国，统一天下，功比天高，你竟然把我比作桓帝、灵帝两个昏君，是何道理？”刘毅冷冷一笑：“桓帝、灵帝之所以是昏君，因为他们卖官鬻爵，陛下不也在这样做吗？何况，桓、灵二帝卖官，钱交国库，而陛下卖官，钱入私囊。可见，陛下连桓、灵二帝还不如呢！”司马炎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刘毅推出午门斩首。群臣一见，急忙跪倒求情，司马炎这才“龙恩浩荡”，将刘毅打入天牢。
不过，卖官鬻爵只是权钱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极其简单、易行，但受益者主要是专制帝王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受害者却是广大老百姓，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这个政权土崩瓦解。所以，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帝王不敢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贪污和贿赂，是最普遍的权钱交易形式。特别是贿赂，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权力场”上，腐蚀着皇权专制国家的权力基础，毒化了社会风气，发出一股铜臭气息。
例如，大贪官严嵩倒台时，从他家里抄出“纯金器皿共3185件，重11000余两，玉器共857件，耳坠耳环共267双，布缎绫罗纱共14300余匹，扇柄27300余把，南昌和分宜第宅房店共3300间”。此外，从严嵩家里还抄出了金银象棋好几百副。对此，连明朝人沈德符都大发感叹：本来，对弈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如果拿着一颗颗用纯金浇出来的棋子对弈，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
过去，有一则笑话。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离任，将他任职期间搜括的财宝全部装车运走。最后，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发现末尾那辆车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便问道：“你是谁？”小老头答道：“我是本地的土地爷！”这位官员大惊：“土地爷，我已经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谁知，这位土地爷一脸苦相：“老爷！您把这里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着您，又跟谁？”
这虽然是笑话，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在皇权专制国家里，从上到下，几乎是无官不贪，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是最大的贪污犯。
相对而言，卖官鬻爵是公开进行的，容易受到全社会的谴责，也容易禁止，而贪污、贿赂就不同了：它是在暗地里进行的，不容易被察觉，很难彻底铲除，所以它的危害就更大。
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贿赂的手段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权力。没有权力，就绝对不会出现贪污、贿赂；同时，贪污、贿赂通常也是和权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污、贿赂的数量和几率就会越多。
贪污腐败的总根源——皇权国家体制
对于皇权国家的贪污腐败，在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揭露。那么，这种情况的总根源是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也就是说，官僚们贪污腐败是皇权国家体制的“副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面积的腐败已经升级为“制度性腐败”了，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腐败！
在皇权国家里，官僚的贪污腐败之所以是必然的，主要是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两种特殊的关系，一是君臣之间的“虎狼关系”，二是官民之间的“猫鼠关系”。
在君臣关系方面，大思想家韩非有一番“高论”。春秋后期，有一天，齐景公和晏子到海边巡游，回首看着齐国的大好河山，景公不禁大发感慨：“多么美丽的土地啊！将来，它会属于谁呢？”晏子答道：“也许是田氏吧！”景公大惊：“我的国家为什么会归田氏所有？”
这时，晏子就告诉他：田成子努力经营自己的封地，从各方面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使人民“归之如流水”。景公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眼泪：“真是可悲啊！我的国家将归田氏所有，那该怎么办呢？”晏子答道：“只要您近贤才、远小人、缓刑罚、赈贫穷、恤孤寡，多施恩惠，这样民心又会归向于您，纵有10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样？”平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这实在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和平竞争”的主张。
对此，韩非却是嗤之以鼻：齐景公“不知用势”，晏子也是愚不可及。他认为，“明主”任用大臣，就和养鸟差不多，必须拔去鸟翅膀下的羽毛；只有这样，才能让鸟儿（臣下）驯服！
此外，韩非又举了一个卫嗣公的例子。有一次，名士如耳去游说卫嗣公。卫嗣公见了如耳，既高兴，又叹气。左右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起用如耳为丞相？卫嗣公却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用百金之马，而不用千金之鹿，是因为马能够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如耳虽有大才，当个丞相当然不在话下，但他胸怀大志，心不在卫国，我怎么能重用他呢？”
看来，专制帝王用人的标准不是有才、无才，而是能否为己所用：能为自己所用，就是“人才”，可以破格提拔；否则，就不是“人才”，不能任用，甚至还要铲除，不留后患。明朝建立后，贵溪名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才子姚润、王漠不肯为朝廷效力，朱元璋大怒，“皆诛而籍其家”。为此，朱元璋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有士大夫不肯为皇帝卖命，就是“化外之人”，可以“诛其身而籍其家。”
于是，在皇权国家里，走后门，讲究“裙带关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汉武帝时，有三个丞相是外戚：窦婴是祖母窦太后的侄子，田蚡是母亲王太后的弟弟，公孙贺是卫皇后的姐夫；当朝三位大将，也都是由女宠起家：卫青是卫皇后的哥哥，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私生子，李广利是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至于不可一世的霍光，则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汉成帝即位后，在一天里封了5个舅舅为侯：王潭为平阿侯，王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扁平侯，人称“五侯”。这些人能在政坛上发迹，成为朝廷要人，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裙带关系”。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虽然有点尖刻，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皇权国家人事沉浮中这一重大待征。
更有甚者，为了消磨臣下的野心和贬损臣下的威名，某些专制帝王不惜听任官僚们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这是他们对付臣下的一件“秘密武器”。
例如，萧何是西汉的“第一功臣”。西汉建立后，刘邦就对开国功臣们产生了戒心，所以手握重兵的韩信、彭越、英布相继被送上断头台。这时，有人告诉萧何：“您离灭族不远了！您在关中这么多年，深得民心，现在皇上又多次派人打探您的动静，是担心您会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收点贿赂，广放高利贷，多买点田地，以贬低自己的声望？”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喜：“原来相国（指萧何）也喜欢占小便宜！”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似乎比刘邦还要坦率。为了削去石守信、王审琦等统兵大将的兵权，防止他们篡位，赵匡胤请他们喝酒，说：“光阴苦短，人们之所以你争我夺，无非是想多积累金钱，使自己可以充分享受，子孙后代不至于贫穷。现在，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到那些膏腴之地做官，多买一些歌妓舞女和好的田地、住宅，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竭力削弱臣权，加强君权：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分散一切可能的对手的实力，以造就一个绝对强大的皇权；宋太祖削夺统兵将帅的兵权，并建立了一套体制，让各个部门“犬牙相制”，互相制约——“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朱元璋宁肯让自己的家奴——太监掌理内外奏章，甚至代天子“批红”，也要废除丞相，压抑臣权。经过多少代帝王的不懈努力，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加强皇权专制统治。
在皇权体制下，这种特有的君臣关系，必然使得政治永远不能清明。在皇权国家里，官僚机器腐败无能是常态，“贤者苦于掣肘而不得尽其长，不肖者便于推委而籍以分其谤，事之举者转少”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君臣关系支配下，那些关心国事民瘼的有志之士经常受到打压，很难大展宏图，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
与君臣关系类似的是，大小官吏可以支配民众，民众却不能制约官吏。在等级分明的权力金字塔中，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是一条基本原则。在皇权时代，普通民众没有多少政治权利，他们在各级官府和大小官吏面前永远低人一等，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所以，官吏们只要巴结好上司，让上级满意，就可以对下为所欲为。
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贪污腐败有很大的启示。
在皇权体制下，官吏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职权变为特权，变成私利。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王亚南指出：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与专制帝王一样，这些官僚们大耍“两面派”的功夫：一方面，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打出“爱国”、“爱民”的幌子；另一方面，则是大肆贪污腐败，最大限度地实现着各自的私利。在实践中，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手中的任何一项权力贪污受贿：吏部主管官员的考核、升迁，可以卖官；礼部负责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可以出卖考题；刑部可以利用断狱、决人生死之权卖法；兵部也可以运用练兵、发饷之权，甚至利用战争之机大发“国难财”。“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各级官员，乃至师爷、胥吏，也无不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贪污腐化的人，更让专制帝王放心，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容易驾驭，个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人都有“前科”，有把柄捏在皇帝手里，皇帝可以随时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处置他们。
所以，历代帝王虽然也把打击腐败喊得震天响，偶尔也会惩办几个贪官污吏，但只要稍加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人之所以会倒霉，要么是几只“苍蝇”，无足轻重；要么是顶风作案，正好撞到“枪口”上了，更多的是得罪了上级（特别是皇帝），上头正好拿他“祭旗”，杀鸡给猴看！至于那些位高权重的“老虎”，如严嵩、和珅之流，尽管贪污受贿、劣迹累累，路人皆知，只要得到专制帝王的宠信，谁敢揭发，谁就会“忤逆圣意”，没有好果子吃；当然，“天威难测”，如果皇帝对他们的宠信转衰，甚至产生了厌恶之情，一人发难，就可以将其扳倒。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腐败之风之所以会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官僚们只是对上级（主要是皇帝）负责，其权力不受社会、民众的制约，可以绝对支配民众的命运。
在几千年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盼望“明君”出世，“父母官”能够给他们带来阳光雨露，但是，无情的是，人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对此，我们应当从皇权国家体制上寻找原因，而不能单单归咎于皇帝个人。
皇权社会四定律之四：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曾访问延安，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之间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当时，黄炎培谈到了“历史周期律”这个话题：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团体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
在这里，黄炎培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中国皇权社会里，既有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雍乾盛世”的太平盛世，又有作为其对照的“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对此，许多人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所以才大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以二三百年为一轮周而复始：先是王朝初期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出现盛世的空前繁荣；接着是骄奢淫逸、贪污腐败，大批小农破产、流亡，伴随着某种外患；最后，原子弹大爆炸，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在横扫贪官污吏的同时，将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等到农民战争过去后，新的王朝建立了，皇权国家又在废墟上重建。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陷入了这样一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换汤不换药”：张家王朝衰落了，又有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李家王朝并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很快就走上了张家王朝的老路，先是兴起，接着是繁荣，然后是衰落，再到灭亡，反反复复。在这种乱象纷呈的历史背后，历史周期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无形中支配着中国历史。
古往今来，中国人走的是“循环往复”的同一条路，犹如一股水流长久地迂回在同一条河道里。其实，生活在秦始皇统治下的“黔首”与生活在二行余年后大清朝统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在服饰、装束、用度上有一些差异之外，其生活的实质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其实，黄炎培先生之所以要提出“历史周期律”，更多的是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索和渴望！
皇权国家带来社会灾难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是一个“皇权国家”，专制皇帝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支配着社会的全部资源、信息和财富，支配着农、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支配着所有人的荣辱得失（甚至生死）。在皇权时代，天下臣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专制帝王的支配，都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围着皇帝运转。总之，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皇权社会”。
那么，这种皇权社会有没有优越性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统一天下，构建一个拥有广阔的版图和众多民族、人口的统一国家，就必须依托于皇权，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皇权体制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以致走向社会矛盾大爆发，引发社会大动乱！
无限的权力，无限的灾难
在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里，专制帝王可以左右一切，皇帝的权力扩张到了吓人的高度。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机构或力量可以制约最高皇权，专制帝王被置于不受任何约束的位置，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独裁、专断，一个人说了算。正因为专制帝王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又不受制约，他们一个念头、一个怪诞的想法，就可以决定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决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命运。
在皇权时代，“全国一个脑袋”，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就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喜怒好恶，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专制帝王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又高度集中到皇帝的手中，所以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威力惊人：既可以用来做好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福祉，也可以用来做坏事，给全社会造成灾难。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位“明君”，他们运用手中的皇权，在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最终受益者主要是统治阶级）。不过，在皇位世袭的“家天下”下，这种有作为的“好皇帝”实在是风毛麟角，像晋惠帝司马遹那样的“痴呆皇帝”倒是大有人在。
更为普遍的是，许多皇帝运用手中的巨大权力，玩弄天下人于股掌，驱人民如仆婢，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筑宫殿、陵墓。据史书记就，仅骊山陵便修了36年，陵内建有宫殿、楼阁、朝房，穹顶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用水银造成江河大海。这项工程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光民夫就征调了75万人。秦始皇在位时，不爱惜民力，无限度地征发人民服劳役，致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秦始皇手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不受约束，可以为所欲为。
隋朝的杨坚、杨广父子也很典型。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杨坚是一位以倡导节俭而闻名的皇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却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奢侈皇帝。隋文帝一生节俭，临死前积累了大量财富，正好为杨广提供了挥霍的资本。隋炀帝一上台，就命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男丁200万人。由于时间紧、工程急，许多丁夫被活活累死。为了修宫殿，要从江西运来特大木村，运一根木柱就要使用2000人，耗费几十万个工。一根木柱如此，整个工程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隋炀帝还修长城、开凿大运河、修驰道、三征高丽，等等，无止境的徭役、兵役和赋税，使老百姓“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就不能按原来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经济又非常脆弱，最经不起折腾，被秦始皇、隋炀帝们征发来的人，主要是农村的男丁，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在皇权国家的逼迫下，他们却被迫去服繁重的徭役、兵役，这势必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最后，广大人民实在是忍无可忍，被迫起来反抗，推翻腐朽的专制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