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夺权力，有的人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有的人奔走于草莽之间；有的人喋血宫门，有的人在疆场上浴血拼杀。时而祸起萧墙，时而乱起边陲。在“权力场”这个大舞台上，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无数个“悲剧”和“喜剧”：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悲壮的让人扼腕叹息；滑稽的让人捧腹大笑，丑恶的令人痛恨不已；有的让人既怜又恨，有的让人又喜又忧，真可谓五光十色，异彩纷呈。
不过，要想在“权力场”上取得立足之地，并飞黄腾达，又谈何容易？可悲的是，长期生活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的中国人，只知道对权力（特别是皇权）顶礼膜拜，把皇权和权力场看得无比神圣，甚至陷入权力场而不可自拔。纵观古今，真正看透专制皇权和权力场，达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意境的，又有几人？
总之，皇权政治和权力场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既然皇权政治和权力场如此令人着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么，对其奥秘进行全方位揭示，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皇帝的宝座——耀眼而血腥的权力碑
引 言：血光闪闪的龙椅
巍巍紫禁城，金镶玉嵌的天子御座，充分显示出专制皇权的无限威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龙椅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了能够坐上这把龙椅，多少人杀得头破血流、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为了它，在金銮殿里上演过多少次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历代王朝始终没有确立一套君位继承的机制，在皇位更替之际经常会发生政治危机，老皇帝一驾崩，天下就大乱的事情屡见不鲜。从理论上说，中国的皇位继承不外乎“子承父业”和“兄终弟及”这两种方式（在个别情况下，也有隔代继承）。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发生在皇位继承环节上的故事花样不断翻新，数不胜数，读后真让人既恐怖，又凄凉，唏嘘不已！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皇帝素来享有“半人半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自从皇帝制度在中国诞生，它的“共生伴侣”——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也就随之而来。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个血腥的宫廷故事！一般人读起来，往往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根本就无法理解。
可是，只要我们把它放到“中国古代皇权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下，就会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汉武帝晚年，出于一片“护犊之心”，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很想立他为太子。为了防止他的母亲临朝称制，威胁皇权，刘彻一狠心，就提前将这位曾经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赐死。
在今天的人看来，立儿子为皇太子，却要处死太子的母亲，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在皇权专制时代，这件事却备受后人的赞扬，更被视为汉武帝“雄才大略”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糟糕的故事，在中国史不绝书，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凶残，为了确保皇位和专制皇权不受侵犯，最高统治者可以不择手段。
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吧！
专制帝王如何实现“绝对领导”？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里，皇帝高踞于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对天下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一来，如何维护皇权，实现对天下臣民的“绝对领导”，就成为专制帝王们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都秉持这样一个信条：对于专制皇权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臣下，即所谓“萧墙之祸”。每当一个专制帝王将要谋求或登上大宝时，对皇权的渴望和失去权力的恐惧就“如影随形”似地跟定了他，所以，帝王们都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臣下，控制万民。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帝王，在权谋方面都很有一手，他们可以说是无愧于“权谋大师”的称号！
历代帝王在驾驭臣下时经常玩弄权术，不断推陈出新，其手段之卑鄙、圆滑、老练，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下面，我们择其荦荦大端，看看他们是如何运用权术来驾驭臣下、统治万民的。
帝王秘诀之一：集权力于一身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国家的权力体系是以皇帝为核心营建的，而这个权力体系是否完善，关键就看皇帝能否有效地控制权力中心，指挥整个权力系统运转。为了完善权力中心，更好地支配这个权力体系，历代帝王绞尽脑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地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和对整个权力系统的支配能力，而且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这种集权的趋势就表现得越发明显，甚至达到了朱熹所说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的地步！
1． 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宋朝初年，南唐后主李煜曾经对赵匡胤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可是，赵匡胤在做好充分准备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兵进攻南唐。这时，李煜派使节去质问赵匡胤：南唐究竟有什么罪过，为何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不过，赵匡胤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一句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套“歪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皇权国家体制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专制皇权具有绝对性和独断性，它不允许有任何威胁自己的权力存在。
原来，“安史之乱”以后，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为“藩镇”，成了一群不受朝廷约束的骄兵悍将，兵变层出不穷，上演了一幕幕“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闹剧，皇权专制的国家体制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
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这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坐稳龙椅，让“赵家的天下”永不变色！
在皇权国家里，皇帝之所以至高无上，关键就在一个“权”字，即所谓“印把子”。如果皇帝大权旁落，那他就会变成傀儡，一钱不值，非但不能支配天下臣民，相反，他自己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于是，对“卧榻”非常热爱的赵匡胤在制度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竭力加强皇权，削弱臣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在他的手里，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被推到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新阶段，这是皇权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政治上，赵匡胤建立了一套“三权分立”的新制度，将过去由宰相统一掌管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隶属的三大部分构成：中书省（管理行政）、枢密院（管理军政）和三司（管理财政）。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又称“中书门下”，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它的首长是同平章事（即宰相），意思是与皇帝共同商议朝政；副首长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共同商议政事。
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首长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分掌行政权和军权，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为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为枢府、西府。在地位上，枢密使与宰相差不多，号称“执政”，二者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直接对皇帝负责。
至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是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个部分，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时，赵匡胤除了竭力削弱宰相的权力之外，还在礼仪体制上刻意打压宰相。为此，这位赵匡胤先生还故意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中国古代，宰相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秦汉时期，宰相的地位极为崇高：在朝廷上，宰相甚至可以和皇帝一起共同接受百官的叩拜；要是在街上遇见宰相，皇帝要下车向宰相施礼；宰相生病了，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到了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虽然没有那么尊贵了，但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一起商讨政事，轻松而从容，遂有“坐而论道”之说。
等赵匡胤当上皇帝，看到宰相们居然可以坐在自己面前，他心里就很不舒服。有一天，他吩咐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章递给我。”几位宰相都是读书人，哪知道“皇帝陛下”的“花花肠子”，便走上前来。这时，赵匡胤悄悄地使了一个眼色，几个小宦官心领神会，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其实，赵匡胤这时才35岁，所谓“眼睛昏花”云云显然是他耍的一个小把戏。从此以后，在皇帝面前，宰相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到了明太祖时，宰相竟然要跪着伺候皇帝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的面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外，赵匡胤又“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其核心理念就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这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加深远。
为了从体制上杜绝武夫干政可能造成的危害，将兵权集中到皇帝的手里，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皇帝—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在中央，枢密院负责掌管全国的军政事务，权力很大，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至于尚书省下属的兵部，则是形同虚设，顶多是一个负责收发文书的机关而已，大权都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中央的禁军。至于各部队的统兵将领，则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为“率臣”。通常是，遇到战事，就临时委派元帅；一旦战争结束，元帅就要立即交出兵权，离开部队。
即便是一个对军事是“门外汉”的人，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把军权一分为三：枢密院虽有调兵权，却没有管辖权；三衙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至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则是由皇帝临时任命。这种制度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在这套体制下，如果还有某一位将军想要拥兵自重、反抗朝廷的话，那么他要克服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赵匡胤由此奠定了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除了南宋初年外，他的子孙都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再担心“黄袍加身”之类的兵变了。
2． 朱元璋：乾纲独断，废除丞相
明朝初年，继承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大府：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其中，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大，以左、右相国（不久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具体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而中央政府的各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只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给皇帝的奏章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要经过中书省传达，俨然是设在皇帝和各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皇帝与各国家机关进行联系的“中转站”。所以，丞相是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特殊人物”。
明朝一建立，最早担任左右相国（丞相）的是李善长、徐达。李善长是文官之首，而徐达是军队之帅，真可谓位高权重。后来，出任丞相一职的李文忠、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也都是勋贵之臣，更说明中书省的地位非常独特。
可是，设置中书省这样一个机构，并授予这么大的权力，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国家体制几千年来不断压抑相权、抬高皇权的趋势相抵牾，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会晚期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统治的需要，更是一贯喜欢独揽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最后一任丞相胡惟庸独断专权，“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胡）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激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掀起大狱，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
其实，“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了铲除胡惟庸，朱元璋硬给他扣上了私通日本和蒙古，图谋造反的罪名。罪名其实都是“莫须有”的，究其根源，是因为中书省（丞相）对于专制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早就心怀不满，而死到临头的胡惟庸却不知收敛，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更促使朱元璋下定决心，作了断然处置。
其实，在此之前，朱元璋就已经着手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削弱中书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控制。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他就下令设立“通政使司”，负责公文的上传下达，并规定“奏事毋先白中书省”，明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处治胡惟庸的同时，朱元璋又以此为“突破口”，宣布对中央政府的官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1. 撤销中书省，永远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弊多利少”，“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所以，他在《大明祖训》里明确规定：永远“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
2. 提高中央六部的官秩和职权，将原来中书省的职权分给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负责。
3. 将过去统领军政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在职权上，五军都督府与中央的兵部也是互相牵制：各都督府对军队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兵部虽有调兵权，却不能直接管辖军队，无法向军队直接发号施令。
这样一来，在行政上，是皇权完全兼并相权，皇帝实际上成为“总尚书”，领导和指挥六部；在军事上，则是由五军都督府瓜分军队的指挥权，皇帝实际上也是“总都督”。于是，一切军政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并在制度上获得保障。朱元璋试图通过官制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使自己的统治“安如磐石”，确保大明王朝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
所以，朱元璋得意地向大臣们夸耀：
“我朝罢相（指丞相），设五府（指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指皇帝）总之，所以稳当。”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可以说是“最勤政”的皇帝。因为朱元璋不相信臣下，一味地集中权力，所以他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非常辛苦，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特别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各种奏章就像潮水一般涌来，他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从朱元璋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绝对权力，专制帝王们真是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贪欲，甚至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言。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这种情结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几千年来，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哪一次皇族内部的争夺不是骨肉相残？所有这些围绕皇权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
诸如赵匡胤、朱元璋这样的专制帝王，具有这种“卧榻情结”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情结的话，倒是很让人惊诧！
帝王秘诀之二：愚民政策
在皇权社会里，最高统治者需要大批宦官为后宫服务，因为帝王至高无上，占有成百上千的后宫嫔妃，而宦官已经被阉割，绝对不会淫乱宫闱。为了一己之私，最高统治者肆意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历代帝王的心目中，与后宫佳丽相比，“天下”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拥有“天下”是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的基础，所以他们处心积虑地加强对天下臣民的控制。从夏启“家天下”开始，到西周以后，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人民都当成专制帝王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并世代相传。
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生物，他们的行为是受到思想支配的，所以，要想让天下臣民俯首帖耳，甘当最高统治者的“顺民”，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丧失犯上作乱的思想。那么，能否像阉割人的生殖器，把他们变成宦官那样，把天下臣民的思想阉割掉呢？这是历代帝王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锦囊妙计”！
1． 焚书坑儒
在秦朝统一全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朝时有万邦，商代有3000方国，到武王伐纣时仍有800诸侯）。在诸侯割据的情况下，各邦国的统治者互相争斗，时刻都有危机感，他们既要自保，又要夺取别国的领土、财富和人口。因此，各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人才，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养士”成风，思想界非常活跃，他们相互争论、诘难，相互吸收、融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可是，好景不长，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皇权专制国家之后，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历代帝王们的主要任务了。为了让万里江山流传万世，自诩“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时刻都在盘算着如何防止臣民们起来犯上作乱。
这时，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出场了。
李斯，这位来自楚国下蔡的士人、学术大师荀子的高徒，素来对时局和政治走向非常敏感。在全国统一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和秦始皇的心理变化。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与博士淳于越辩论“分封问题”时，他竟然“史无前例”地提出：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听了李斯这番高论，秦始皇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结果，嬴政一声令下，大秦帝国境内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朝以前的古典文献除了秦国史书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为了消除文人对自己的非议，秦始皇又实施了残忍的“坑儒”政策。其实，在秦朝统一后，秦始皇一度对知识分子实施“拉拢政策”：“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结果，这个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一些文人不识时务，居然“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更要命的是，一些文人本性难改，竟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表面上，是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其实，在“焚书”之后，“坑儒”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还不只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杀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杀的。所以，“坑儒”完全是秦始皇有预谋的一个政治事件。
在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下，一切学术书籍几乎都被焚毁，一切思想流派都被禁绝，“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秦朝二世而亡的命运，因为起来造反的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推翻了秦朝。看来，秦始皇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成效并不明显，只是一个笨办法，属于“下下之策”。
其实，“焚书坑儒”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从秦始皇开始在后宫推行宦官制度，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阉割，它揭开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推行“愚民政策”的大幕。
2．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朝灭亡以后，思想界又开始复苏。汉朝初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黄老之学占了上风。当时，在学术上，各家学派相互论辩，一时热闹得很。
到了汉武帝时，经过卫绾、窦婴、田蚡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的统治地位上升到了无法动摇的程度。对此，顾颉刚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行动，甚至把它杀掉，而是蒙住它的双眼，让它在那里为你拉磨。因为被捆起来的驴子总是要反抗、挣扎，杀掉驴子就不能让它为人类服务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安分”，甚至心甘情愿地被利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专门指定一个磨，让知识分子去拉，让他们在那里转圈（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框内转圈圈）。
所以，这个政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使汉代的儒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使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思想，使学术自由成为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虽然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画了一个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自觉、自愿地进入这个圈圈，又是一个大问题。当时，汉朝统治者采用“察举”和“征辟”的办法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等。可是，因为选拔人才的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而且选拔的标准也不统一，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徇私舞弊的机会，不少知识分子因为没有门第和靠山，被摒弃于政权之外。至于那些被举荐的“人才”，也实在是让最高统治者失望。当时民间有这样一首歌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推行“九品中正制”，将士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根据品级来授官，更是违背了公平原则，极大地堵塞了一般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他们愤愤不平，发出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感叹。
3． 科举考试
从隋朝开始，又推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使他们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身之路。从此，统治者不仅为知识分子划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明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都被阉割了！所以，当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时，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的感慨！
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此举，不仅使得统治者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也比以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公平。于是，就出现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的盛况，甚至有士子累死在科场上也毫无怨言。当时有诗云：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不过，在唐宋时，考试的科目比较多，内容也比较广泛，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发挥的余地还比较大。例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医举等科。在常科中，明算科考《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科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考《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至于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科”、“高蹈丘园科”。在宋代，尽管曾对科举考试进行多次改革，科目、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然是诗赋和经义并重，文体也是以比较自由的散文为主。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中国人的诗词、文章达到了一个高峰。
4． 八股取士
在中国历史上，阉割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器”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吸收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唐代“开科取士”的精髓，在阉割中国人的思想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明史》记载，明朝的科举制度是这样的：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一方面，将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里，另一方面要求天下士子代圣人立言，采用古代圣贤的口吻和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在文体上也必须采用八股文，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答卷，丝毫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既苛酷、繁琐，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了皇权专制体制的全部精神。专制帝王们之所以推行死板的“八股取士”，就是要将天下读书人囚禁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枷锁中，在文字狱的屠刀下瑟瑟发抖，奴化、禁锢他们的思想，使这些社会精英萎缩、沉沦，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彻底丧失独立、自主精神。
其实，对于“八股取士”的危害，许多有识之士早有指责。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大声疾呼：“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在《校邠庐抗议》里，冯桂芬也指出：“明（太）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太）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
总之，专制皇权竭力打造一种单一的思想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人才选拔制度，把天下知识分子都纳入这一制度内，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们的魔爪！
对于那些肉体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是进宫当太监，为皇帝服务。至于思想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在于做官，当臣子，辅佐皇帝治理天下，阉割其他的人。正如太监难以产生性欲的冲动，那些被阉割了思想的人又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呢？
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里，钱钟书先生曾历数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几千年来，正是这种思想上的阉割，使天下读书人丧失了活力，思想极大地萎缩，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经过长期的思想阉割，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封闭，对皇权和权力场顶礼膜拜，如同行尸走肉，出现了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自由是创新的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明朝前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当时，“三保太监”郑和带着永乐皇帝的圣旨，七次远航，先后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
郑和下西洋非但比西方探索新航路早得多，其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时，整个船队只有3艘帆船、100余名水手，船上装的主要是生活用品；而郑和的船队非常庞大，仅第一次远航就“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装载了无数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两相比较，真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可是，这一历史壮举却遭到了思想已经被阉割的朝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声讨郑和：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万计，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所以，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跨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它的财富、力量、勇气和智慧。从此以后，它便关起国门来，安心靠吃老本过日子了。在明清时期的五百余年里，中国皇权社会迅速走向腐朽、没落，失去了生机，无务阻挡西方殖民者用大炮来撞开国门，只能任其羞辱和欺凌！
而西欧则不同，地理大发现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如鱼得水，欣喜若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大批殖民者涌向海外，实行侵略、殖民，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大肆掠夺，无数黄金、白银源源不断被地运往欧洲，使原本落后、分散、贫穷的欧洲迅速崛起，古老的中华帝国则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反倒使欧洲各国强大起来。特别是，他们利用中国的火药技术造出威力巨大的大炮、机枪，乘着战舰，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对古老的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武装侵略。这时，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就像一个身强力壮又手执枪炮的年轻人，而经过思想的阉割，中国封建王朝已经变成一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头儿，手里只有原始的大刀、长矛，简直不堪一击，除了遭受侮辱、瓜分之外，还有能力反抗吗？
可见，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历代王朝推行“愚民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一次又一次阉割，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愚昧和中华文明发展的相对停滞落后。不过，对于那些“言必称三代”、迷信“祖宗之法”、梦想“传之万代”的帝王们，这种愚昧、停滞和落后又算得了什么？
这既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帝王秘诀之三：赏赐笼络
战国末期，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创立了一套“君人南面之术”。在韩非的眼里，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可以简化为“二柄”，即“赏”和“罚”：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在皇权社会里，韩非的这套理论被历代帝王奉为“至宝”，并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其中，赏赐笼络是专制帝王们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权术，主要是驱使臣下为君主效力。这里的“赏”，既有实实在在的官爵、财富、美女，也有“精神鼓励”，例如嘉奖、感情、荣誉等等。就像马儿离不开草料一样，这些东西从来都是君主控制臣下最有效的手段。
1． 汉元帝：赐匈奴单于“公主”以和亲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是皇家的公主！只要美人媚眼一抛，或者是娇躯一送，再厉害的英雄也会笑口大开，沉迷于温柔乡中，也就消磨了他的斗志，达到了“以柔克刚”的目的。
当然，皇帝的女儿也就那么多，要嫁给谁，选择什么时候嫁，也是“大有学问”的。其实，在那些专制帝王的眼里，婚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这不，汉元帝就曾“忍痛割爱”地将美女王昭君远嫁匈奴，作为笼络、控制呼韩邪单于的一种伎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长安朝觐，迎娶汉朝“公主”王昭君，使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迅速升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原来，自从汉朝建立后，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后来，匈奴发生内乱，分为两支，那支单于领导北匈奴，呼韩邪单于领导南匈奴。这时，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乘机发兵击败北匈奴，将那支单于的首级送往长安。呼韩邪单于知道后，真是又高兴，又害怕，赶忙上书西汉朝廷，请求来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汉元帝知道后，当然是“龙颜大悦”！
于是，呼韩邪单于携带大批贡品来到长安。汉元帝大喜，便大摆筵席，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在筵席中，呼韩邪单于忽然提出愿意迎娶一位汉朝的公主，成为“天朝之婿”。汉元帝早就想笼络呼韩邪单于，自然是满口答应，当即下了一道圣旨，让那些未曾临幸的宫女前来敬酒。
听说“万岁爷”召见，后宫佳丽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引起皇帝注意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佳丽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获得汉元帝的“青睐”。
当时，宫女们一队队鱼贯而入，花枝招展，彩袖在眼前飞舞，香气在席间飘散。呼韩邪单于自幼生长在蒙古草原，哪里见过如此多姿多彩的场面，不禁心醉神驰，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汉元帝见了，不禁暗暗得意，便随口说道：“呼韩邪单于，只要你看中谁，她就归你了！”
呼韩邪单于大喜过望，便睁开双目，顿时看得眼花缭乱。众里寻她千百度！突然间，他发现了一枝出墙红杏，犹如那万绿丛中的一点红，那么美艳！呼韩邪单于太高兴了，用手一指，喊道：“就是她！”汉元帝转眼望去，只见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真是太美了！连汉元帝都看呆了，不禁怦然心动，但自己是皇帝陛下，又当着呼韩邪单于的面，金口玉言，无法反悔。无奈，汉元帝只好一狠心，册封她为“公主”，下嫁呼韩邪单于。
这位风情万种的美女，名叫王昭君，她出生在著名的长江三峡中一个叫“秭归”的地方，这里江水日夜咆哮，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战国时，这里曾出过一位“大人物”，他就是屈原。
汉元帝即位后，下诏挑选天下美女补充后宫。王昭君当时年方二八，仿如空谷幽兰，被朝廷的“选美使”一眼看中，选入后宫。
当时，从各地挑选入宫的美女数以千计，汉元帝精力有限，无法一一欣赏，便命画工毛延寿给她们各画一幅肖像，进呈御览。这样一来，这些宫女的命运可就掌握在毛延寿的手里了。所以，那些富贵人家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贿赂毛延寿，只有王昭君家境贫寒，又自恃美冠群芳，不屑于行贿。毛延寿见了，自然很不是滋味，就在画像上做了一点“手脚”，不但把她画得非常平庸，还在面颊上点了一颗硕大的黑痣。所以，5年过去了，王昭君还是一个“待诏宫女”。
其实，5年的时间不算短，比现在读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还要长。在这段时间里，王昭君生活得比较自在，经常读书习字，唱歌跳舞，不断充实自己。然而，漫漫长夜，备感凄清与孤寂，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这次一听说皇帝召见，王昭君便把自己着实装扮了一番，本想博得汉元帝的“垂青”，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让呼韩邪单于看中了。
筵席结束后，呼韩邪单于心满意足，飞一般地赶回驿馆，准备择吉日迎娶汉宫美人王昭君。汉元帝却是追悔莫及，回到后宫，便找出了王昭君的画像，只见画像上面的女子平淡无奇，与本人真是有天壤之别，更何曾有什么黑痣？
刹那间，汉元帝就明白了，这都是毛延寿捣的鬼，便把痛失王昭君的懊悔心情转化成对毛延寿的无比愤怒，立即下令将毛延寿斩首示众。对此，后人有一首诗：
“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临行时，王昭君一身戎装打扮，在妩媚之中更见几分英爽之气，来到未央宫拜别天子后，等出了长安北门，带着一种异样的感情，王昭君望了长安城最后一眼，便怀抱着琵琶上马而去。在大街两旁，万人空巷，人们都来争睹王昭君的风采。眼见如此风华绝代的“美人儿”离开繁华的京师，前往荒凉的蒙古草原，陪伴一位垂垂老矣的呼韩邪单于，人们无不为之嗟叹不已。
一路上，随行的乐师弹奏着琵琶，以消慰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声声令人肝肠寸断。没几天，她就在漫漫长路上病倒了，车队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在养病期间，王昭君想起了父母兄弟，便挑灯披衣，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臣妾有幸得备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适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惟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绝耳。有父母有兄弟，惟陛下少怜之！”
为了让王昭君更好地完成“和亲”的使命，汉元帝派人把她的父母、兄弟都接到长安，赐给田宅，给予妥善安置。
等出了雁门关，大队的匈奴骑士前来迎接。抵达王庭后，匈奴人张灯结彩，欢腾达旦，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意思是安宁胡地的皇后），对她百般迁就，以博取她的欢心。可是，胡笳悲鸣，异邦风月，王昭君依然对故土充满思念之情。
自从得到王昭君这位绝色美人后，呼韩邪单于大为高兴，整日置酒作乐，又向西汉朝廷进贡大批珠宝、骏马，以报答汉朝天子的“隆恩”。
第二年，王昭君就为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伊督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又过了一年，老迈的呼韩邪单于去世，长子雕陶莫皋继位。依照匈奴礼俗，年仅24岁的美艳少妇王昭君又成为雕陶莫皋单于的妻子。这位年轻的单于对她更加怜爱，夫妻生活十分甜蜜，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后来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在与王昭君共同度过11个美好春秋之后，雕陶莫皋单于与世长辞。这时，王昭君已经35岁，正是灿烂的盛年，没有了婚姻的束缚，她更可以“好整以暇”地促进匈奴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2． 苻坚：给王猛“加官进爵”
《周礼》云：“爵以驭其贵。”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场上，大小官吏们追求的核心就是一个“官”字，因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拥有了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投身权力场的人来说，这个“官”字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就像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样，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对于那些在宦海中沉浮的臣子们来说，对高官厚禄的追逐无疑是他们为君主效力的最重要的动力。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利用官爵来驾驭、控制臣下，这是他们手中“屡试不爽”的“法宝”。当大臣们为皇帝一次又一次给予的加官进爵而弹冠相庆时，同时也自然会为“龙恩浩荡”而山呼万岁！
在这一点上，前秦皇帝苻坚就很有一套：对名士王猛，苻坚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促使他为自己效命，终于统一了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