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朱由检正式登基。至于《即位诏书》，还是老一套：先是歌颂列祖列宗，再对刚刚过世的天启帝大唱赞歌，然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的年号——“崇祯”，最后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治国大计”：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份《即位诏书》只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并不代表新天子的“真意”，因为内阁这时仍然是由阉党分子把持，所以在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魏忠贤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魏忠贤给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划出了一个“框框”，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
对于这一切，新天子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一手遮天吗？因为新天子在许多问题上不动声色，所以群臣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似乎看到了一点朦胧的希望；当然，更多的人还在拭目以待！此时此刻，这位新天子的心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清楚！
与前朝皇帝大不一样的是，崇祯对朝政是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处理。
对于魏忠贤，崇祯像皇兄天启一样非常器重，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也照样荫，绝不吝啬。至于皇兄天启帝原来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也照赐不误。所以，人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不过，人们也不免有些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果真如此融洽吗？就是新鞍配老马，也还需要一段“磨合期”，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最后，就连魏忠贤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九月初一，魏忠贤终于沉不住气了，便来了一个以退为进，假意提出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以试探崇祯的态度。奇怪的是，崇祯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好言相劝，命他安心任职。所以，魏忠贤这一招就像打在棉花上，没有发出力来。
当时，崇祯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因为他孤身入宫，周围全是魏忠贤的党羽，政府各部门也大多是由魏忠贤的死党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问题，哪还敢贸然出击呢？
不过，崇祯深知魏忠贤的为人，也明白：魏阉一日不除，自己就无法亲掌大权，更谈不上什么“中兴大业”。所以，他还得耐心等待机会！崇祯心里非常清楚：新天子即位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者是想翻旧案，或者是想投机，讨好新天子，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在阉党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兵部尚书崔呈秀。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祯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阉党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于十月初辞职。崔呈秀的垮台，既斩断了魏忠贤的一条臂膀，又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魏忠贤快要完蛋了。
于是，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直指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
自从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魏忠贤。所以，魏忠贤非常恐慌，急忙跑到崇祯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是一个太监，可能已经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时，魏阉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启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他这一次却是失算了：崇祯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钱贡生的奏疏，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魏忠贤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羞辱”，立即称病辞职。在权力场上，“病”真是一个好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魏忠贤本来是想以“病”为托词，躲过这个风头，好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竟然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命他去白虎殿为天启守灵。
这时，魏忠贤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上疏辞去爵位、诰券、田宅。崇祯倒好，也来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竟然全部批准，并趁机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
这一次，魏忠贤是彻底失算了！魏忠贤虽然老奸巨滑，却忘记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或许魏阉自作聪明，想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或许他高估了自己，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对手。无论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
现在，魏忠贤既然已经是一条“落水狗”，许多人便赶来痛打。于是，讨伐魏阉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进皇宫，送到崇祯皇帝的龙书案旁。或许，崇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几年前，镇压东林党人时，天下人都是口诛笔伐，几乎是人人喊打；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
最后，对魏忠贤进行“总清算”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祯公开宣布魏忠贤的罪行：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结果，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们的家产也全部被查抄。没几天，这一对狗男女就双双自杀，到地下追随天启皇帝去了。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崇祯又对魏忠贤、客氏、崔呈秀这三位“祸首”加重处罚，虽然他们本人已死，但他们的尸体仍然被处以“凌迟”（民间俗称为“杀千刀”）的极刑。
这时，崇祯也许早就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的情景，也忘记了自己刚即位时对魏阉的态度。当然，有人会替崇祯辩解，说他是迫于形势，韬光养晦，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彻底清除阉党。既然崇祯贵为天子，尚且迫于形势，要羁縻魏阉，那么群臣是否也可以仿效他，大捧魏忠贤的臭脚呢？如果崇祯这样做是英明的抉择，为什么群臣这样做却被视为“附逆”，受到清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呢？可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这种没有道理的、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偏偏大行其道！
官场红人——皇权体制下的“众生相”
引 言：皇权社会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舞台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官场可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一个个王朝兴起，一个个王朝垮台，国家治乱无常，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动乱。在皇权社会中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权力大舞台，既令人垂涎三尺，又让人望而生畏，无数的悲剧和喜剧在上面启幕，又落幕，不断地上演着。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台湾的柏杨先生曾以“酱缸”来比喻中国文化。我以为，柏杨先生有胆有识，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来的话，只是比喻的对象有点不正确：不应是“中国文化”，而应是中国古代的“官场化”社会。
自皇权体制诞生以来，中国皇权社会就一直是一个以“官场”为轴心的特殊社会（我们称之为“官场化社会”），一切以权力（主要是皇权）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古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整日追逐权力，更习惯于被权力支配，离开了权力，人们反而会不知所措。
在这个“官场化”的皇权社会里，权力就代表着荣耀、财富、幸福，权力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权力就是生命本身，而权力的背后却是一个“鬼魅横行”的世界：暴力、凶杀、冷酷、无情、残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只要细心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8部著名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无不围绕权力展开，以权力决定论为主线。翻遍《二十四史》，满纸都是帝王、后妃、外戚、宰相、文臣、武将、宦官们在肆无忌惮地上演数千年的传统旧剧。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充斥着无数个杀父、杀母、杀夫、杀妻、杀兄、杀弟、杀子、杀友的故事。数千年来，这种蛮横的“权力逻辑”竟然在皇权社会里大行其道！
在中国皇权社会，官场既是戏场，又是战场，生活在官场上的人既要会逢场作戏，更要会耍弄真刀真枪。为了争夺更多、更大的权力，全社会的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厮杀，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到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里，没有什么情义可言，只有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就这样，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一直忙于“窝里斗”，陷入了争夺权力的沼泽烂泥之中，不能自拔，顾不上什么“建设”和“发展”，更丧失了信仰和求知精神，人性价值的光辉几乎全部被淹没。
几千年来，这张由专制帝王们编织的天罗地网笼罩着中华大地，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成为“漏网之鱼”！
皇帝与宰相：难解的“矛盾体”
在皇权社会里，作为“天下第一人”，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皇帝的下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宰相。不过，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辽国以外，其他朝代都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
对于专制帝王来说，宰相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祸害”，他们对宰相真是既恨又爱。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皇帝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一个人包揽所有的事务，所以皇帝必须找一个“助手”，而这个助手就是宰相。
在皇权体制内，作为最高行政首脑，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堪称是整个皇权国家的“二把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用一句话来描绘宰相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朝人张方平指出：“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所谓元首，指的是脑袋；股就是大腿，肱就是肩膀。毫无疑问，如果把整个国家机器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皇帝就相当于脑袋，而宰相则处于全身运动的枢纽部位，行立俯仰，莫不关之。
宰相的职权有多大？
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一句话，宰相对内要辅佐皇帝，为皇帝出谋划策，并统领百官，指挥内外百司；对外，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真是国防、内政、外交无所不管。所以，《宋史•职官志》称“宰相之职，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具体来说，宰相大致有以下几项权力：
一是谋议权。所谓“谋议权”，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所以，西汉初年，宰相曹参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不主动入宫向皇帝提出建议，汉惠帝就责怪他“无所请事”。
二是副署权。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在制度上，如果宰相没有在诏书上签字，诏书也就没有法律效力，有关部门可以拒绝执行。例如，武则天当政时，曾派肃州刺史王本立去“宣敕”逮捕宰相刘祎之，结果遭到刘祎之的抗议：“不经凤阁（即中书省）、鸾台（即门下省），何名为‘敕’？”意思是，这道“敕书”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签署，仅仅是武则天的一纸命令，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怎么能称为“敕”呢？
三是用人权。包括选任贤才与罢免不称职的官员。在宰相拥有的各项权力中，用人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往今来，那些“良相”大多能够充分并恰当地行使用人权。在唐玄宗初年，有两位名相——姚崇、宋璟：姚崇“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宋璟“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
四是裁决一般政务权。对于朝廷内外的一般政务（即所谓“小事”），宰相有权直接处理，无须请示皇帝。譬如，唐代的宰相可以以“政事堂”的名义发布堂案、堂帖，直接指挥内外百司，处理各种“小事”。
总之，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受命天子，总理万揆。”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表明，在皇权专制政体下，宰相与皇帝的关系至关重要，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甚大，相权的消长可以说是观察历代政治得失的一个重要“指针”。政治的“秘诀”就是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平衡，什么时候就能实现政治清明。
在皇权国家里，在某种程度上，宰相的作用甚至比天子更为重要，因为专制帝王虽然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但宰相处在皇帝与各部门之间，在皇帝与各级官吏之间充当“桥梁”；同时，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诚的象征，它是确保皇权不被滥用的一道防线、一种保证。所以，宰相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灵活的政治手腕，才能处理好朝廷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宰相制度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接政治制度的中心环节。从中国历史来看，宰相制度的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1）萌芽期：黄帝至西周。
在史书中，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宰”、“相”、“百揆”等一些关于官职的记载。在政治实践中，这些职位已经有辅助君主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宰相尚未成为正式的官称，更谈不上建立宰相制度。
（2）创立期：春秋至秦
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内外矛盾交织，国家政务日渐繁忙，国君一个人实在是难以应付，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宰相为最高首长的官僚集团。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名相也应运而生，如管仲、晏子、商鞅、张仪等人，他们活跃在周秦之际的历史舞台上。
经过几百年的政治实践，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创立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了。其实，早在战国后期，秦国就率先设立“丞相”一职。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设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制度。
（3）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
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了顶峰。当时，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并出现了萧何、曹参、陈平等一大批名相。不过，就在相权膨胀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皇帝就想方设法地制约相权，一些宰相很快“厄运当头”：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时期，共有三十多位宰相被杀，被贬黜的更多。
（4）调整期：汉武帝时期至元朝
在两汉时期，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开始显现，宰相制度很快进入了调整期，核心是：皇权日益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因为历史条件不一样，不同的皇帝又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所以宰相的权力也有变化：时而强化，时而弱化。
汉武帝以后，皇帝开始倚重身边的心腹——尚书台，削弱相权。不过，时间一长，尚书台逐渐坐大，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乃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内外朝互相消长的局面。
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度也多有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在曹魏时，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宰相，只有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才能实际执掌朝政。至两晋时，中书监、中书令、侍中的地位提高，又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宋、齐、梁、陈时多有沿袭。北魏、北齐时，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的权力大增。西魏时，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大冢宰”为宰相，后来又改设左、右丞相。隋朝建立后，杨坚废三公，以三省长官知政事，称为“真宰相”。
唐朝是中国宰相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复杂多变。在唐朝前期实行的是三省制，中后期演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在唐前期，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中书省负责处理表章、起草诏令，长官为中书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门下省负责审查奏抄、签署诏令，长官为侍中，副长官为黄门侍郎。
在三省之外，又有“政事堂”。政事堂本来是三省长官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从唐太宗时起，皇帝经常指派别的官员去政事堂，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一是给资历较浅的官员加上“参与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二是给一些资历较老的元勋功臣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使其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体制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朝时，设置“中书门下省”作为宰相机构。为了分散相权，皇帝有意设立多位宰相，一般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起初，参知政事的地位还比较低，后来与正宰相没有多大差别，使宰相的权力更加分散。此外，又设立枢密院（长官是枢密使）、三司（长官是三司使），负责掌管全国的军队、财政，以分割相权。
金国入主中原后，废去中书省、门下省，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负责统领六部，长官为中书令，下面有平章政事等多位官员，相权又有所恢复。
（5）衰落期：明朝至清朝末年
宰相制度无论怎么调整，都不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诛杀丞相胡惟庸，并废除中书省，命六部直属皇帝，同时，将相权分给六部，朝廷的权力都集于皇帝一身，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明成祖时，设立内阁，以内阁大学士负责批答奏章、草拟圣旨。其实，内阁大学士只是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其权力要比原来的丞相小得多，但世人一般把内阁大学士比作宰相。
清朝初年，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宏文院等三院，不久改为内阁，但也只能处理一般政务，军国大事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负责商议军国大计、草拟上谕，皇帝集权达到了极点。清朝末年，进行官制改革，废除军机处，另设“责任内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长，相权又有所回升。最后，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灭亡，宰相制度也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帝相关系”的范式：刘邦与萧何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探究宰相和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不读《史记•萧相国世家》。
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皇帝与宰相的关系范式，是在汉朝初年确立的。总的来说，这一范式是由以下内容构成的：皇帝用人，以权、术、势掌控大局；宰相主事，从各方面为皇帝效力。
若论起才干，中国古代的皇帝大多属于二流甚至三流人才（刘邦只是一个无赖，他再精明，也顶多是一个二流人才），而宰相则多为一流人才（在这一点上，萧何是没有争议的）。作为皇帝，他们的心思主要用在坐稳龙椅，防止大臣（特别是宰相）谋反，保证政局稳定；而宰相的心思，主要是用来谋划国事，只有极少数宰相有僭越、谋反之意。
总之，皇权与相权既相克相制，又相辅相成，皇帝与宰相因而构成了一对难解的“矛盾体”，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皇权专制国家的始终。所以，对宰相这个“二把手”，皇帝是时而相信，时而猜疑；反过来，宰相对皇帝往往是始终如一（正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有“反骨”的极少，多数是愚忠不改。
具体来说，萧何这个人既精通法律，又很有经济头脑，善于调配钱粮，是宰相的最佳人选。但是，在传统的皇位争夺战中，萧何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只有选择一位好的主子，为他效力。刘邦与萧何，一个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一个是行政部门的最高首脑，只有通力配合，才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政治清明，百姓乐业。在实践中，虽然刘邦和萧何是多年的“老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但刘邦对萧何也难免猜忌，不太放心。
当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举兵造反，刘邦命萧何留守京师，自己御驾亲征，去讨伐英布。可是，就在出征期间，刘邦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萧何正在做什么。探来探去，也没发现这位萧宰相有什么“劣迹”，只听说他正在变卖家财，努力支援前线。本来，萧宰相做的是好事，但“万岁爷”刘邦一听，却是脸色大变。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被萧何的一位门客知道了，赶忙告诉萧何：“萧大人，您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现在，您功高盖世，又位居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心归附；而皇上又远征在外，他能不起疑心吗？眼下，皇上多次派人打探您的情况，就是怕您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做一些坏事情，比如广置田园、放高利贷，来让皇上放心呢？”
于是，萧何便依计而行。果然，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自守的萧何竟然也贪起“小便宜”来，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他心中早就有一把“算盘”：只要萧何贪图小利，他就不会有什么政治野心。其实，在专制帝王的眼里，贪污腐败虽然可恶，但还不至于危及“国本”——专制皇权，有政治野心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由此看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贪污腐败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也不能完全归咎于那些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怂恿（有时甚至是逼迫）官员们贪污，他们搞腐败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对于皇帝来说，官员贪污腐败固然不好，但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谁只要贪污，就在无形中将“把柄”交给皇帝了，一旦皇帝看他不顺眼，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他。所以，在圣明的“万岁爷”面前，本身手脚就不那么“干净”的群臣也只有俯首帖耳，皇帝的万里江山反而因腐败更牢固了。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一定限度内，腐败或许是维持专制皇权的“良方”；要是贪污腐败过了头，也要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许多王朝就是被贪污腐败搞垮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暂且不论。
汉高祖刘邦虽然是地痞无赖出身，但在玩弄权术方面却是“无师自通”。萧何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宰相，真可谓劳苦功高，对“老板”——刘邦更是忠心耿耿，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刘邦的猜忌，甚至下过大狱，坐过几天牢房。可悲的是，后世的帝王纷纷效仿刘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传统：宰相或要么故意装傻充愣，要么无所作为，二者必居其一，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总之，宰相的地位虽然崇高，是“二把手”，但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宰相与“一把手”——皇帝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没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须要看皇帝的眼色办事，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
宰相得人，利国利民
在某种意义上，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首脑，宰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专制帝王。因为在“家天下”的格局下，皇帝是世袭的，这就决定了皇帝不可能都是贤明的，但是宰相并非是世袭的，在贤明的几率上当然要远远高于皇帝。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贤明的宰相（如管仲、曹参）。他们对上辅佐天子，对下统率百官，既有眼光和能力，又有手腕，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人民有好处，因而备受后人的颂扬。
管仲：“中国第一宰相”
在中国历史上，管仲可是一个“大大有名”的“重量级”人物。管仲之所以能够浮出水面，得益于齐桓公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
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国国君无知在雍林被杀。当时，有资格继承君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逃往莒国的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另一个是逃往鲁国的公子纠，有管仲辅佐。一得知无知死去，这两个人就急着赶回齐国，展开了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
为了铲除竞争对手，管仲率领一队人马在半路上拦住小白的去路，并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这个人很聪明，当即咬破舌头，口吐鲜血，躺倒在车上。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急忙回去报信，公子纠大喜，便放慢了行进的速度。结果，小白捷足先登，抢先赶回国都临淄，成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随后，齐桓公和公子纠血战一场，公子纠惨败，被杀。本来，齐桓公打算处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不料，师傅鲍叔牙出面力谏：“您如果只想做一国之君，就可以杀了管仲；如果您还想称霸列国，就要重用管仲，因为他是一个绝世奇才。”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起用管仲为“相”，并拜他为“仲父”，委以重任，终于成就了辉煌的霸业。
其实，管仲这个人并非以计谋见长，他擅长的是治国安民，特别是具有战略眼光。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国国君在柯地会盟。当时，鲁国大将曹沫突然把匕首架在齐桓公的脖子上，要求他将齐国占领的土地归还鲁国。经管仲出面疏通，齐桓公才勉强答应。事后，齐桓公视之为“奇耻大辱”，打算抵赖。幸亏管仲及时进言，陈明利害，齐桓公这才履行了诺言。结果，此举赢得了诸侯们的拥戴，使齐桓公威信大增，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就。所以，就连孔老夫子也很佩服管仲先生。
管仲不仅政绩突出，人格也很高尚。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齐桓公派管仲去洛阳朝见周天子。本来，周襄王准备用“上卿”之礼欢迎管仲，管仲急忙推辞，最后勉强接受了“下卿”之礼。
不久，管仲病重，他留给齐桓公的遗言是：不要重用易牙、开方、竖刁这三个小人。可是，管仲一死，齐桓公就将这句话置之脑后。结果，齐桓公一死，这三个家伙就兴兵作乱，齐国的霸业随即烟消云散。不过，这也是“人亡政息”的中国古代政治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政治的好坏主要是靠政治家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制度与机制来设定、规范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经常是遇到能人就昌盛，否则则衰落。春秋前期，齐国之所以能够强盛，主要是因为“伯乐”——鲍叔牙慧眼识人，向齐桓公鼎力推荐管仲，使他可以人尽其才，协助齐桓公称霸。所以，管仲对鲍叔牙十分感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管仲与齐桓公这一对“最佳搭档”，为后来的中国皇权政治确立了“贤君■良相”的标准模式。不过，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模式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君主不贤明或宰相不好，就是有好宰相却不被君主重用，再不就是君主和宰相都是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可是，皇权社会中的中国人却对这种纯粹是碰运气的“标准模式”注入了极大热情，希望天降贤人，恩泽万民。
其实，这种“贤君■良相”的模式依然属于“能人政治”。多少年来，能人每每是人们竭力赞美和崇拜的“偶像”。若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考查，我对这种政治模式却不大敢苟同，因为它的成本极其高昂（每个能人只能被动地被君主使用，完全没有主动性）。此外，能人政治很难持久：能人在，国家就强盛；能人一旦不在，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当然，管仲的历史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后来有许多人要向管仲学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管仲对于自己死后齐国的混乱和衰落却是无能为力的。这不，八百多年后，“自比管仲”的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局也是乱得一塌糊涂。
所以，100个管仲也都比不上一个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可悲的是，几千年来，皇权社会的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对权位孜孜以求，陷入“权力场”而不能自拔。在他们眼里，制度与机制又值几个钱？
曹参：“萧规曹随”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的70年间，西汉政府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得国力迅速恢复，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究其原因，宰相曹参“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初年的开国元勋之一。所以，刘邦一坐上龙椅，就任命他为齐国的“相”。
当时，齐国总共有七十余座城池，是最重要的诸侯国，统治着山东沿海的大片地方。
曹参新官上任后，首先就如何治理好齐国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可是，大家意见纷纭，众口不一，弄得曹参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位盖老先生德高望重，就恭恭敬敬地向他求教。盖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曹参听后，大受启发，便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9年过去了，齐国国泰民安，成为一片乐土，曹参声名大震，被人们称为“贤相”。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萧何病故。曹参知道后，就让手下人立即收拾行李：“我要去长安当宰相了！”听了这话，许多人不相信，有人还在等着看他的笑话。哪知道，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就到了，命他进京担任丞相。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曹宰相”倒好，却是一把火也不烧：在处理政务时，他全都按照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理；在任免官吏时，也只选拔那些年龄比较大、忠厚老实的人，对于那些口若悬河、喜欢追求功名者，他是一概不用。总之，他这个宰相当得倒是挺“自在”，可以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弄得屋子里是酒气熏天。
时间一长，许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位“宰相大人”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于是，一些好心人就忍不住想找他探个究竟。谁知道，一见到曹参，话还没有说出口，曹参就会热情地拉着他去喝酒，不醉不休。所以，整个丞相府里鸦雀无声，国家也是太平无事。
在丞相府旁边，有一座小花园，本来是相府属吏们休息的地方。既然曹宰相整天饮酒作乐，“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帮家伙也就跟着整日聚会狂饮，三杯酒一下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大家玩得忘乎所以。最后，有一个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曹参拉来，想让“曹宰相”把这帮家伙好好教训一顿。可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曹宰相竟然也欢呼着拿起酒杯，和大家一起喝开了。
没几天，这位曹宰相的“德政”就传到了皇帝刘盈（惠帝）的耳朵里了。听说曹宰相这副做派，汉惠帝刘盈也很疑惑。正好曹参的儿子就在宫里做侍从，刘盈便命他回家打探一下，看曹参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没想到，儿子的话刚出口，曹参勃然大怒，一拳把他撂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胖揍。打完后，曹参只说了一句话：“小子，你给我滚回去，好好做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这个小孩子应该过问的。”
最后，刘盈实在忍不住了，便派人把曹参召进皇宫，并责备他：“是朕让你儿子劝你，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曹参急忙脱掉帽子，跪下道歉，然后问道：“陛下，您觉得自己与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刘盈的父亲）谁更英明？”刘盈答道：“我怎敢和高祖相比？”曹参又问：“那么，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刘盈答道：“与萧何相比，先生似乎要差一点。”曹参说：“现在，高祖和萧何已经制定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我们只要坚持不变，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吗？”刘盈这才恍然大悟：“对，你说得没错！”
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一直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乍看起来，这位曹宰相一切都按汉高祖和萧何留下来的规矩办，似乎是坚持“祖宗之法”，无所作为。其实，曹参抓住了传统的中国皇权政治的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吏。只要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人民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只要不给官吏们敲诈勒索百姓的机会，不让他们乱来，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使国家富强起来。后来，曹参的这套治国思想和方略被汉文帝、汉景帝继承，终于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的宰相
古人云：“相者，君之贰也。”意思是宰相可以相当于半个君主。平心而论，这句话大体上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一旦宰相不好，要想“天下大治”的可能性至少丧失了一半。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宰相，比如李林甫、贾似道之流，不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治理好国家上，反而是忙于内斗，排斥异己，导致朝政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最后他们自己也是“身败名裂”，受到后人的指责和唾骂！
李林甫：“一雕挟两兔”
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不过，他这个人野心还挺大，总嫌自己官职太小。这时，有人劝他走科举之路，到考场里显显本事。李林甫自己掂量掂量，觉得腹中空空，没有多少学问。此路不通，怎么办？这也难不倒他，因为有一条“终南捷径”，就是拉关系、走后门！
于是，他就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不料，这位侍中大人平日看不起李林甫，认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又迫于情面，就安排他做了一个太子喻德。不过，这也是一个闲职，形同虚设，李林甫当然感觉很“委屈”。
所以，他又四处活动，巴结上了正红得发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工夫不负有心人”，开元十四年（726年），经宇文融引荐，李林甫也爬上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这位“李中丞”一上任，就伙同宇文融一起弹劾当朝宰相张说，使许多人对他“刮目相看”。
在报答了宇文融的引荐之恩后，李林甫便来了一个“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另攀高枝，当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相信“枕边风”的力量，竭力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侍中裴光庭的夫人，原本是武三思的女儿，李林甫便大献殷勤，讨得她的欢心。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一病死，李林甫就伺机而动，瞄上了宰相的高位。于是，他就通过新寡的裴夫人请求大宦官高力士帮忙。正好唐玄宗准备起用尚书右丞韩休为宰相，李林甫一从高力士那里得到“喜信儿”，就抢先去向韩休报喜。“投桃报李”，韩休就向玄宗推荐李林甫有大才，应当重用。
为了能爬上宰相的高位，李林甫又施展开了浑身解数，去巴结后宫，再次展开“夫人外交”。这时，武惠妃宠冠后宫，她的儿子寿王也深受玄宗的宠爱，而皇太子李瑛则逐渐受到疏远。于是，李林甫趁机向武惠妃大表“忠心”——“愿保护寿王”。这一招虽然有点冒险，却大见成效：武惠妃很感激，就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这样一来，李林甫外有宰相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暗中帮助，很快就官拜黄门侍郎，受到玄宗的“青睐”。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正式出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跻身宰相的行列，成为朝廷“三巨头”之一。当时，朝廷里还有两位宰相，一位是中书令张九龄，一位是侍中裴耀卿，都是有名的贤臣，敢于当面直言进谏。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与他们同列，自觉相形见绌，心虚得很！
不过，李林甫自知才能比不上别人，却不设法提高自己的能力，与张九龄、裴耀卿展开“公平竞争”，而是在暗地里“放冷箭”，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奸佞小人惯用的“鬼伎俩”。
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唐玄宗志得意满，也就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开始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此，张九龄、裴耀卿很不安，经常当面进谏，闹得玄宗心里很不痛快。这时，李林甫却是唯唯诺诺，经常顺着皇帝的心意办事。为了及时掌握皇帝的想法，他又在玄宗身边的宦官身上下功夫，送给他们许多礼物。这么一来，皇帝的言行举止，李林甫“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李林甫一面迎合皇上，一面找机会煽阴风、点鬼火，攻击张、裴两位宰相。为了打倒太子瑛，让寿王取而代之，武惠妃开始在玄宗面前大进谗言：“太子结交外人，将谋害妾妃母子，也指斥至尊（指皇上）。”唐玄宗大怒，就要下诏废去太子瑛，张九龄坚决反对，使玄宗很不高兴。对此，李林甫表面上中立，不发表意见，背后却对人说：“废不废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外人瞎掺和啥？”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李林甫的阴谋得逞。当时，户部侍郎萧炅是李林甫的亲信，此人不学无术，竟然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为“伏猎”。严挺之很不高兴，就向中书令张九龄反映，结果萧炅很快就被贬出京城。
李林甫知道后，暗自怨恨严挺之，就抓住严的“一朝之错”，要严办他。严挺之获罪后，张九龄急忙出面为他说情、开脱。于是，唐玄宗就怀疑张九龄在拉帮结派，便将他和裴耀卿免职，改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左、右丞相，并提升李林甫为中书令。
这份诏书一下，李林甫毫无谦恭之色，喜气流露于眉宇之间，幸灾乐祸地说：“唉，我的左、右丞相哟！”所以，大臣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不是一雕（指李林甫）挟两兔（指张九龄、裴耀卿）嘛！”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宰相牛仙客“非才，滥登相位”，并援引谶书为证。没想到，此举犯了玄宗的大忌，当即下令杖责周子谅，将他活活打死。这时，李林甫认为时机难得，又在一旁落井下石：“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人啊！”于是，玄宗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永远不许他返回京城。随后，在李林甫的怂恿下，玄宗下诏废去太子瑛，命他自尽。
“功高盖世”的贾似道
贾似道（1213～1275年），字师宪，台州天台（今浙江台州）人。此人其貌不扬，原本是一个轻薄寡耻，经常出入青楼的“花花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