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姐姐被选入皇宫，因为姿色超群而受到宋理宗的宠爱，被封为贵妃。从此，贾似道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嘉熙二年（1238年），通过一场“徒有虚名”的科举考试，年仅25岁的贾似道就摇身一变成了太常丞、军器使。从此，他仗着姐姐作“靠山”，更加放荡不羁，白天出入于秦楼楚馆，夜间则泛游西湖，整日过着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
一天夜里，理宗信步来到御花园，凭栏远望，只见西湖上波光、灯火遥相辉映，歌舞之声隐约可闻。这时，理宗叹了一口气：“这一定是贾似道在宴饮取乐。”然后，派人一打听，果然不错。
不过，要说贾似道这个人不学无术，只知道寻欢作乐，那也太低估他的“政治能量”了。因为他出生在一个腐朽的官僚家庭，对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自幼耳濡目染，无师自通，所以，没过几年功夫，这位“国舅爷”就已经进入了“宰执”的行列，做到了“知枢密院事”的高位（当时才41岁），一时权倾朝野。
且说从高宗到理宗，南宋的皇帝都换了好几位，可是北方金国的侵扰、欺凌倒是日甚一日，南宋帝国从皇帝到平头老百姓竟没有过上一天“扬眉吐气”的日子。这时，一个更加强悍的民族——蒙古开始在北方崛起，并派使者王檝前来游说南宋君臣，希望蒙宋结盟，共破金国，并许诺将河南的土地归还大宋。可笑的是，南宋的庸君懦臣又忘记了宋徽宗联金灭辽的教训，贪图小便宜，只顾“眼前之利”，不顾事后之危，轻易与蒙古订立了盟约。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派大将孟珙北伐，与蒙古合兵一处，灭掉金国。不料，强悍的蒙古人却践踏了盟约，派兵攻打南宋。这场蒙宋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到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大举兴兵伐宋，大汗蒙哥兵分三路：自己率兵进攻四川；弟弟忽必烈进攻鄂州；元帅兀良哈得由云南进入交趾，然后北上。南宋王朝真是倒霉，才离虎口，又入狼群！
宋理宗闻讯，非常恐慌，忽然想起了平素喜欢说大话的小舅子贾似道，认为他既然敢吹牛皮，肯定有两下子，便命他统率大军奔赴汉阳前线。为了给贾似道壮胆，理宗又在临行前来了个“突击提干”，任命他为右丞相。
真是可怜得很！这位素来只知眠花宿柳的花花太岁，一走出秦楼楚馆，来到两军战阵，一见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早就吓破了胆，哪还谈得上跃马横枪、统率三军？更何况，对于打仗他根本就是外行。不过，作为元帅，贾似道虽然不懂，还得不懂装懂，否则着实有损这位宰相大人的威风。于是，独断专行、瞎指挥等错误就层出不穷，导致宋军节节失利。
到最后，连大将高达对“贾宰相”都失去了信心，只好拒绝执行他的指令，曹士雄、向士壁等将领也不买他的账。对此，贾似道虽然恼火万分，但大敌当前，他也无可奈何，便私下派人去与蒙古人议和，并擅自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这时，蒙古军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士气方盛，对议和不感兴趣，他的“如意算盘”破产了。
不久，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四川钓鱼台。正在汉阳前线的忽必烈闻讯后，急着要赶回去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就准备火速班师。一探得这个“最高机密”，合州守将卫坚立刻派人飞报贾似道。这位贾相爷倒好，不是利用敌人无心恋战之机一举破敌，而是赶紧派使者再次去求和，并表示：愿意称臣，以长江为界，每年进贡白银20万两、绢20万匹。此时，忽必烈归心似箭，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拍板同意，然后率军拔营北归，只留下张杰、阎旺率领少数人马，接应正从湖南北上的兀良哈得。
在与兀良哈得会师后，蒙古军撤到新生矶，准备渡江北还，这就为南宋一举歼灭这支蒙古军提供了大好时机。不过，这位贾大帅倒好，只是采纳了刘整的计策，命大将夏贵切断浮桥，杀伤垫后的敌军170人。与已经撤走的数十万蒙古军相比，这个数目简直是微不足道，无异于丢了西瓜，捡个芝麻。但是，在贾宰相的历史上，这可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捷”，难怪他要借题发挥，向朝廷“报捷”：
“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
远在临安的宋理宗接到这个“特大喜讯”后，真是心花怒放，还当自己慧眼识人，选中了一位军事奇才，便立即晋封贾似道为太子少师、卫国公，并亲自草拟圣旨，嘉奖这位“功高盖世”的贾宰相：
“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于再造。”
随后，在贾贵妃的怂恿下，理宗又命文武百官出城30里，欢迎贾似道“凯旋”！
这位贾宰相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与蒙古军作战时，他是一个孬种，但在与政敌交手时，他可是厉害得很！
想当初，贾似道在汉阳前线督战时，正执掌朝纲的左丞相吴潜采纳了监察御史饶应子的建议，命贾似道将指挥部转移到黄州（今湖北黄岗）。这黄州虽然地处长江下游，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蒙古军早就对它虎视眈眈。所以，一接到调令，贾似道就惊呼：“吴潜啊！吴潜！你竟然要借蒙古人的刀置我于死地，我又哪里得罪你了！”不过，“军令如山”，贾宰相虽然心里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也只好硬着头皮，命亲信孙虎臣率领700名精锐骑兵护送自己去黄州。
一行人马刚到茅草坪，就有向导前来报告：“前面有一队蒙古兵正往这里开来！”贾似道一听，顿时面如土色，慌慌张张地跳下马来，躲到路旁的草丛里。这时，贾宰相已经泪流满面，只当自己半世的荣华富贵今日休矣！
可是，等这些“蒙古兵”来到眼前，贾宰相才发现并非什么“虎狼之师”，而是蒙古人押送俘虏的队伍，为首的是南宋降将储再兴，他正骑在一头牛上，一颠一簸地赶路。这回，贾宰相可神气了，赶忙把孙虎臣叫来，对他“面授机宜”。然后，孙虎臣呼啸一声，大家一齐冲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活捉了储再兴。这时，贾宰相急忙擦干眼泪，又抖擞精神，奋笔疾书，向朝廷报告“茅草坪大捷”的喜讯！
不过，他从此可是把吴潜给恨透了，就经常派人去临安打探消息。没多久，这些人就回来报告：在指挥作战时，吴潜经常不请示皇帝，就先斩后奏；理宗欲改立次子赵孟启为太子，遭到吴潜的反对。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贾似道就“迫不及待”地奏了一本，建议改立皇太子。理宗看后，自然对“贾爱卿”非常赞赏，认为他既有“军事才华”，又具有独到的“政治眼光”。随后，贾又指使亲信沈炎上表弹劾吴潜目无圣上、指挥无方，致使全、衡、永、桂等州被蒙古军攻陷。理宗本来就对吴潜不满，所以他当即御笔一挥，就把“吴宰相”流放到循州，并提升贾似道为“当朝宰相”！
其实，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鼠肚鸡肠”：凡是对他“不敬”的人，他都是睚眦必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汉阳前线曹士雄、向士壁对他不够“尊敬”，贾似道就给他们扣上了一个“贪污军饷”、“侵盗官钱”的罪名，贬谪到偏远之地。大将高达仗着自己勇武过人，经常嘲笑贾似道：“彼何能为哉？”每次作战前，都得要“贾大人”亲自来“请”，高达才肯出战。为了讨好贾似道，大将吕文德曾当面呵叱高达：“贾大帅在此，你敢怎么样？”对这一切，贾似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所以，在“奏凯还朝”后，他多次在理宗面前“告御状”，想害死高达。幸亏理宗明鉴，认为高达有大功，没有同意。不过，在论功行赏时，贾似道却耍了一个小花招，把那位军事才能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吕文德排在第一位，而把骁勇善战的高达放在后面。
最后，等他把这些不顺眼的人一一打发干净，贾宰相又动开了“脑筋”，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人编撰了一部《福华编》，颂扬他在汉阳前线抗击蒙古军时立下的“赫赫战功”，好名垂青史，“永垂不朽”！
得过且过，太平宰相
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历代王朝，在皇权体制下，就有那么一些宰相，如冯道、曹振镛之流，原本庸庸碌碌，根本不是当宰相的那块“料”，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爬上了宰相的高位。
所以，当上宰相后，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敢放开手脚，经常是模棱两可，一味地摇摆于皇帝和权贵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可悲的是，在皇权社会里，这种“尸位素餐”的宰相往往是无灾无难，偏偏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也许，中国的皇帝就喜欢这样的“庸相”！
冯道：“政治不倒翁”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前后不过54年的光景，却跟是走马灯似的，总共换了5个朝代，出了十几位皇帝。古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既然短命，当然会有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当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垮台而成“过眼云烟”。但是，也有一个人创造了“政治奇迹”，在这不断的王朝更迭中，他竟然泰然自若，从未跌倒过，他就是“长乐老”冯道：终其一生，先后在5个政权当官，侍奉过10位皇帝，均能处变不惊，进退得当。
那么，是不是冯道先生怀抱“经天纬地”之才，这么多皇帝都离不开他呢？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政治上既无多大建树，又没有什么气节，一旦大难临头，他就会比泥鳅还滑，另攀高枝，溜之大吉。这位冯大人毕生追求的只是高官厚禄，从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背君弃国对他来说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河北瀛州景城人。相传，在未成名时，他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唐朝末年，冯道曾在幽州大军阀刘守光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刘守光失败后，他转而投靠大宦官、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张承业对他很器重，任命他为巡官，不久又将他推荐给晋王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建立后，冯道便官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唐明宗时，他再拜端明殿学士，并当上了宰相。
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愍帝只好逃往卫州。愍帝前脚刚走，冯道这位“当朝宰相”就率领文武百官夹道欢迎潞王。既然冯道这么“识时务”，李从珂也不能亏待他，便命他继续担任宰相。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在契丹的武力支持下，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冯道倒好，“打个包”，又来投奔后晋。经过一番巧言游说，石敬瑭仿佛被灌了一碗“迷魂汤”，竟然任命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晋封鲁国公。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上台，冯道又被加太尉，封燕国公。
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晋出帝被俘，后晋的大臣们或死或逃。至于冯道先生，依然是“临危不乱”，就像一位没事人似地前来朝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起初很生气，“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冯道，你在后唐曾事奉四位皇帝，可谓‘君恩深厚’。后唐灭亡，你又投靠后晋，也经历了两位皇帝。如今，你竟然还要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我怎么能相信你？”要是别人，这时恐怕早就羞愧而死。冯道的脸皮大概特别厚，所以能“心平气和”地站在那里听耶律德光责骂。
最后，耶律德光骂完了，又问冯道：“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既没有城池，又没有军队，怎么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讽他：“那你是什么样的老头儿？”冯道一听，故意装疯卖傻：“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儿！”听了这话，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冯道，你倒也乖巧。我再问你一句，如何救得天下苍生？”冯道答道：“此时佛出救不得，只有皇帝陛下救得。”耶律德光大喜，当场封冯道为太傅。
后来，契丹军队北归，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又来归附，被封为太师。几年后，郭威灭掉后汉，建立后周。冯道先生“处变不惊”，依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来到郭威的旗下，凭着两排伶牙利齿和一张老脸，博得太师兼中书令的位子。
三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这位柴荣先生可了不得，他是郭威的养子，其文治武功在五代可谓“空前绝后”。他刚即位，北汉就对其来了一个“下马威”，大举进攻上党。柴荣闻讯，急忙召见群臣，说：“我国新有大丧，北汉欺朕年少，以为朕一定不敢出兵迎战。眼下，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击败敌军，朕准备亲自出征！”
这时，冯道却站出来劝阻。起初，柴荣感到很奇怪：“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朕为何不可？”冯道欺负柴荣年幼，所以出言无忌：“依为臣看，陛下还比不上唐太宗！”柴荣一听，勃然大怒。原来，他早就看这个已经事奉过9位皇帝的“老家伙”不顺眼，所以他立即下诏免去冯道的“太师”一职。随后，柴荣亲自率兵出征，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军队。冯道这个“老滑头”过去不知闯过多少大风大浪，这回倒好，竟然在小小的柴荣这里翻了船，他不禁又羞又恼，很快就病死了。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位冯道不同于以往或以后的大多数奸臣，他从不盛气凌人，仿佛是一位刻苦、自励的“忠厚长者”。当后唐、后梁两军在黄河沿岸决战时，冯道住在一个茅庵里，晚上他就睡在一捆枯草上。当时，有一位朋友怕他晚上寂寞难熬，就把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一个美女送给他，冯道实在推辞不掉，就将她安置在别的屋子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冯道又将她送还给原来的主人，因而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五代时期，天下纷纷扰扰，战乱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起“政治不倒翁”，非但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亲自著书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光荣史，自号“长乐老”，给自己戴上一顶“高帽子”：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读后真是令人作呕！看来，在厚颜无耻上，冯道大概是天下第一人、古今中外第一人，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
历史进入清代，在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笙，号怿嘉，安徽歙县人。最奇怪的是，曹振镛这个人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上升得很快。
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奇怪的是，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其固宠也让人吃惊。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却见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还亲笔题词，嘉奖曹振镛：
“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节庆典，曹振镛被赐予双眼花翎，他们曹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
“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所以，《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镇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大事可以记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么，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据《瞑庵杂识》记载：
“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他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他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台湾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下，既然有道光皇帝，就会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会有曹振镛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镛的这套做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对这种圆滑、颓废的官场习气，有人作了一首《一剪梅》以讽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可以说是对曹宰相“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做官真经的绝妙注解！
文臣：帝王的“网中鱼”
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这是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学习知识，既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又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是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中，活跃在“权力场”上的主要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
不过，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体制下，“天下定于一尊”，士大夫的出路非常狭窄，入仕做官是最理想的人生设计。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只能像被豢养的狗一样，纷纷拜倒在专制帝王的脚下，向皇帝讨饭吃，成为帝王的“网中鱼”。
因为天下文人太多，专制政权需要的少，供远远大于求，对专制帝王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充分的挑选余地，自然不需要珍惜。反之，为了衣食富贵，士人们奔走在“羊肠小道”上，必须多方钻营，一方面互相争斗，抢夺那一点残羹剩饭；另一方面，对专制帝王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希望能分享到一点点“龙恩雨露”。
纵观皇权社会，中国古代的文人们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他们始终是专制帝王的奴仆和工具。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脱离“权力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由于士大夫们的一生总要围绕着皇权和权力场进退取舍，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虽然掌握着知识，却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去甚远！
“学而优则仕”
“书中自有黄金屋”，古往今来，多少中国文人就是在这一信条下读书、做学问的。反之，真正为了做学问而读书的文人，则是“凤毛麟角”。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这些文人真是又可爱又可恨：没有文人，便不能治理天下；有了文人，他们又可能翘起尾巴，时而掀起一些政治波澜，甚至与皇帝对着干。
于是，在专制帝王们的精心策划下，这条“康庄大道”便铺就了：只有把那些喜欢兴风作浪的文人都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内，专制帝王才能高枕无忧；只有驱使读书人为做官而读书，才能最大限度地磨灭文人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千百年来，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多少读书人趋之若鹜，拥挤在那条越来越窄的“独木桥”上，乐此不疲。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虽然被戴上了一副“政治枷锁”，在思想上被阉割，却浑然不觉，心甘情愿地接受着专制帝王的“嗟来之食”。
皇权社会中，在这条羊肠小道上奔走的汹涌人潮中，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权力场”的又有几人？当然，也有个别洁身自好、不为名利所动的“真正的文人”，譬如陶渊明，但也是“凤毛麟角”！的观念，恐怕早已深入中国古代文人的“骨髓”了。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学”与“仕”之间是对立的，但中国古代文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竟然将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天衣无缝。
几千年来，中国皇权社会有一支“举世罕见”的文人队伍，但是这些素来以宏扬民族文化、启迪智慧为己任的文人却是“囊中羞涩”，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流传后世的好作品，岂非咄咄怪事？细想一下，一点也不奇怪：这些“御用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为此孜孜以求，连“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性”都丧失了。试想一下，他们连“独立人格”都不具备，又怎么会写出发人深省、启迪智慧的作品，创造出好的民族文化呢？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独立性”的丧失由来已久。自从孔老夫子以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大都怀着一颗“治国、平天下”的雄心，走上了的道路，自觉地与权力场贴近，这是古代文人们丧失“独立人格”的主要原因。对此，国学大师王国维颇有感慨：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寓意深远，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只知道追逐功名利禄的心态。
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早年曾周游列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至理名言，诸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鼓励读书人积极投身名利场。于是，在“孔圣人”的号召下，无数读书人受到错误的诱导，都拼命地往官场这条“独木桥”上挤，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天职——“治学”、“著文”，丧失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受到功利主义戕害的又何止是天下读书人，更贻害整个民族，毒害后世。
几千年来，加强思想控制一直是历代王朝的“既定方针”，并且愈演愈烈。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一建立，秦始皇就迫不及待地“焚书”、“坑儒”，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天下读书人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刚刚苏醒过来的文人迷失了自我，投身于“名利场”，丧失了自主性。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皇权国家体制进一步完备，对于文人的压迫更加残酷，使无数读书人不敢进行独立思考，更不敢批判社会现实，只好钻入故纸堆中，以考据为业。至于那些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书人，从来都是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关汉卿只能写剧本，施耐庵、曹雪芹只能写小说，而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墙头草”——骑墙文人，如洪承畴、曾国藩，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礼遇。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为了生存，中国皇权社会的文人又怎么能不为“五斗米”而向专制帝王们折腰？
“东门犬”李斯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是秦朝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对和他一起奔赴法场的儿子，既是临终，也是临别时的一句话。死到临头，还能说出这么一番名言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平常人”。纵观古今，除了一些有着坚定信仰的文人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类似李斯这样坦然面对死神、勇于解剖自己的“硬汉子”了！
至于封建社会或旧社会的芸芸众生，大多是在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被绑赴法场时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至于一般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碰到这样的场面，实在是让我们泄气：他们可以向专制统治者叩头求饶，乞求活命，却很少有人能够像秋瑾烈士那样写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所以，在临死前，李斯能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名言，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李斯相秦，后功至伟，我们可以这么说，“千古一帝”嬴政的功绩，有一半得归功于李斯；同样，秦始皇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得归罪于这位“李丞相”出的坏主意。可是，奇怪的是，李斯这个计谋高深的“非常之人”，竟然干出一件“非常之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在秦始皇驾崩后，他竟然与赵高、胡亥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为虎作伥，害死了秦始皇临终前指定的“法定继承人”扶苏，并篡改遗诏，将胡亥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真是让人无法相信，李斯这位曾经纵横捭阖一时，为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出谋划策，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会如此缺乏远见卓识，被智商不高、六根不全的宦官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上，竟然“近视眼”似地拥立一个“政治低能儿”——胡亥？看来，权力还是太诱人了，以致于迷住了李斯的双眼，使他丧失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等胡亥坐上龙床，昧着良心的李斯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如泰山”，今后再也不用担心了。他哪里想得到，这仅仅是拉开一场权位争夺战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呢？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各地人民纷纷响应，秦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这时，作为“当朝丞相”的李斯非常着急，准备进谏，劝胡亥改变统治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赵高知道后，眼珠滴溜溜一转，计上心来，就找到李斯，告诉他：“现在，关东盗贼出没，皇上却拼命征发人民修建阿房宫，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我本想规劝皇上，无奈人微言轻，丞相大人为何不去劝谏皇上呢？”
听了赵高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李斯也很感动：“现在皇上深居简出，我想向皇上进言，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赵高暗喜，急忙说：“丞相要是能进谏，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哪天皇上有空，我就派人告诉您！”
其实，这是赵高设下的一个圈套，李斯倒好，这只“傻狗”竟然不识好人、坏人，顺着他的道来了。
于是，赵高就趁秦二世正在寻欢作乐之时，派人通知李斯。李斯这个“傻冒”竟信以为真，来到皇宫门前求见。如此次数一多，秦二世非常扫兴，对李斯很不满。
这时，赵高趁机“火上浇油”，大进谗言：“听说李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太守，和盗贼陈胜等人是老乡，所以故意不派兵镇压，致使楚国盗贼横行。此外，我还听说，他们在暗地里有书信往来，勾勾搭搭，不知干些什么勾当。”秦二世听后，认为赵高说得“头头是道”，真是自己的“知心人”，便派人调查李斯的“劣迹”。
不过，李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很快就知道了其中的“道道”，便立即上书揭发赵高“心怀不轨，阴谋篡权”，说得有理有据。可惜，他碰到的是秦二世，竟然不进盐酱：“你说了些什么胡话呀？赵高只是一个宦官，向来安分守己，从不恣意妄为，对朝廷忠心耿耿，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你却无端怀疑他，是何道理？”对于李斯的“金玉良言”，秦二世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怕李斯对赵高不利，又派人传话给赵高，让他小心。
当时，关东地区的盗贼越来越多，朝廷派兵前去镇压也不能解决问题，就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割而复生。于是，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进谏，劝秦二世暂时停止修建阿房宫，减轻对老百姓的压迫。胡亥不但听不进去，反而下诏，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投入监狱。冯去疾、冯劫知道后，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就自刎了，只有李斯这个“软骨头”没有自尽。
李斯一下狱，赵高就对他严刑拷打，鞭子就像雨点一般落到了他的身上。李斯平生哪里吃过这个苦，最后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谋反”。但是，李斯心里不服，自认为劳苦功高，便在狱中上书秦二世，给自己“评功摆好”，恳求他发一发“善心”。没想到，这些奏章全都落到了赵高之手，他连看也不看，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囚犯无权上书！”说完，他就将这些奏章付之一炬。
最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一家老小，一个不漏，全都被“腰斩”于咸阳。眼看就要行刑了，刽子手已经将那把磨得雪亮的鬼头大刀擎在手中，这时李斯才长叹一声，对即将人头落地的儿子谈起陈年往事：“小二子，你还记得吗？那时，我领着你们哥儿几个，牵着黄犬，走出上蔡东门去追赶狡兔的情景吗？看来，这样的闲情逸致，这辈子是再也不可能了。”
就这样，在临死前，这位杀出上蔡的河南人，对自己追逐权力的一生进行了一次全面否定！
几千年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对“权力场”有着一种异常的嗜好，有着强烈的权力癖。也许是受孔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影响，许多人从一开始读书识字，就有一种强烈的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才产生一种内在的冲动，促使许多读书人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上窜下跳，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为了权力，他们可以阿谀奉承，磕头巴结，摆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奴才相”。一旦在官场上失意，他们就会如丧考妣，怨痛万分。许多古代文人就是这样一辈子沉迷于“权力场”中，自以为得意，却丧失了做人最基本的人格，李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直到临死前，李斯才大彻大悟，但是为时已晚。如果他一直在老家上蔡纵狗猎兔，又何至于此；不过，要让他在上蔡一辈子啃干馍、喝糊糊，也真够他受的！
李斯杀了一辈子人，现在竟然轮到自己被人杀，这滋味不好受啊！作为秦始皇的“铁杆屠夫”，在骊山脚下坑杀数百名儒生、方士时，他大概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眼下，自己身边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才唤醒了李斯早已泯灭的人性。此时此刻，这位大秦帝国的丞相、《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也不由得为自己效命的这个残暴的朝廷痛心疾首。本来，以“指鹿为马”著称的赵高要处死李斯，只要砍掉他的脑袋就行了，人只有一死，何必来一次腰斩，再剁成肉酱呢？可是，这种匪夷所思的刑罚，也许就是李斯担任廷尉时制定和颁行天下的呢！
其实，李斯应该明白，正是自己给刽子手们创造了机会，才使他们练出了这种又割又剐、又凌迟又腰斩的职业本领。最后，李斯咎由自取，只好痛苦地领受自己制定的酷刑，在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这时，李斯是多么怀念那早已逝去的牵着大黄狗，走出上蔡城东门，在秋日的夕阳下追逐成群狡兔的岁月啊！
所以，后人就把李斯的这句话缩成“东门犬”三个字，既表示悔不当初，也表示对自己一生沉溺于“权力场”的彻底决绝。孔老夫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对这位河南汉子来说，这也就够了！
“华亭鹤”陆机
除了李斯，还有一位“大彻大悟”的读书人，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就是西晋的陆机。无独有偶，他也在临死前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表示后悔不迭的典故——“华亭鹤”，正好与“东门犬”对仗工整。据说，在被砍头前，他曾说过一句“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这时，距李斯之死已经511年了。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因为他曾经担任平原内史，所以被世人称为“陆平原”。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的名将，他们家是江东数一数二的大贵族。
华亭，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上海市郊区的吴淞口。西晋时，这里有大片的滩涂，许多迁徙的候鸟都在这一带停留。
据史书记载，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这样一位出身高贵的风流才子，想必仕途是一帆风顺吧？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跟随成都王司颖之后没几年，陆机却接到了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当时，陆机告诉部下：“当初，成都王司马颖托给我重任，我想推辞，却没有成功；今日，竟然要遭受诛杀，难道不是命运的捉弄吗？”直到临死前，他还镇定自若地给下令处死他的司马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然后“面不改色”地受刑。
其实，陆机被杀原本并非必然，完全是他自己找上门的。倘若他一直呆在华亭，完全可以继续听他的鹤唳声，可以吟诗作赋，根本没必要来首都洛阳谋求发展。如果说李斯把上蔡这个小县当成“厕”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陆机竟然把人才济济的江东看成是“厕”，那他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吧！
想当初，陆机刚到洛阳时，也曾大大地风光了一番：京师万人空巷，夹道欢迎他。这时，陆机真是如登仙境，只要他一开口，想做官，不是宰相，也是公卿。退一步说，凭他的才华和声望，由他来领衔文坛，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他来说，高位、盛名、权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
可是，一个好文学家，不一定会做官；同理，一个官做得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好文学家。陆机的名作《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评论，具有独创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论》，探讨了东吴的兴衰存亡，如果他坚持写下去，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一定“非同小可”。但是，一个人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们这位“陆先生”有了这点本钱，便骄傲起来，以为可以伸手要官，可就令人不敢恭维了。到最后，失败、杀头，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刚来到洛阳，陆机就利欲熏心，喜欢结交权贵。可惜，他所交非人，竟然与臭名昭著的贾南风的外甥贾谧“亲善”，结果被大家看不起。不久，他千不该，万不该，竟然卷入了“走马灯”似的“八王之乱”，惹来杀身大祸。
起初，他是在吴王司马晏手下做一个郎中令；后来，他投靠赵王司马伦，当上了相国参军。不久，赵王司马伦登上大宝，陆机投机成功，被破格提拔为中书郎。哪知道，没多久，赵王司马伦又被齐王司马冏推翻，陆机也被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亏，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司马晏出面为他说情，才发配3000里，没有丢掉脑袋。
过了几年，朝廷颁布大赦令，陆机也被放了回来。按说，“吃一堑长一智”，这回他该“金盆洗手”了吧！不，这位“陆先生”竟然“负其才望”，要“志匡世难”，救万民于水火。其实，他对洛阳恋恋不舍，恐怕是另有所图，也许是贪慕官位，还想再赌一把。权力好比“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投身“权力场”，饮出一点味道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