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他把“宝”押在了成都王司马颖的身上，“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不过，司马颖偏偏是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大笨蛋，陆机焉有不败之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陆机最后竟然遭到小人的陷害，被自己心目中的“中兴之主”——司马颖下令处死于军前。本来，他身为一军之长，还可以起兵“清君侧”的，或者是交出军权，逃到天涯海角，司马颖恐怕也拿他无可奈何。但是，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害了他，加上他素来喜欢感情用事，最后竟然乖乖地交出脑袋，作“华亭鹤”之叹！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不知道还有多少文人经不住权力的诱惑，在“权力场”上随波逐流，甚至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依附于权贵，沽名钓誉，为当权者（主要是皇帝）卖命，最终迷失了自我，甚至于被当权者所杀悔之晚年！
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俗话说得好，“七十二行，官为首行”。几千年来，“官本位”一直是中国皇权社会的特征。
皇权社会里，享有特权的“官位”具有“收益高、稳定性强、风险小”的行业优势，因而成为许多人追逐的对象。一旦捞到“一官半职”，马上就能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人前显贵，那份荣耀真是令人羡慕。
从隋唐以后，历代王朝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为了能够挤进官场，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倾尽毕生精力，在浩如烟海的经书中苦苦攻读，那种悲壮精神就连皇帝老儿见了，也会为之动容。
为了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多少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前赴后继”地埋头于“四书”、“五经”，一方面极大地缓解了读书人的“逆反”心理，强化了知识精英对于专制皇权的依附，造成对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有力统治；另一方面，科举取士也为官僚队伍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促使官僚集团更新速度加快，从而巩固了皇权专制制度。
古人云：“十年寒窗苦！”中国古代的文人之所以要皓首穷经，埋头在故纸堆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一旦金榜题名，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飞黄腾达，享受富贵荣华。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金榜题名的背后，却隐含着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的故事！
漫漫科举路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的方针，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自从隋朝以来，这种开科取士的制度就成为专制帝王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也是天下读书人获取功名利禄的主要途径。
不过，要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容易。打个形象的比喻，科举考试就好像是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士子们只能一级级地向上爬。下面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加以简单说明：
第一步，是考童生（就是考秀才）。要取得秀才的资格，考生们必须要“过三关”——县考（由知县主考）、府考（由知府主考）和院考（由本省学政主考）。
只有考中了秀才，才可以去省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又叫秋闱）。乡试是本省的考试，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考试的试题由皇帝“钦定”，监考官也是由皇帝任命。乡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平均10～20个人才录取一个人，考上了就成为“举人”。
考上举人，就有资格进京赶考，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也叫春闱）。清代会试的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的贡院，连考9天，共考三场，录取率连10%都不到。通过会试的人，就取得“贡士”（又叫“进士”）的称号。
考上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但是究竟做什么官，却要取决于殿试的成绩。殿试起初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乾隆以后移到了保和殿，前十名是由皇帝“御笔钦定”。殿试的一甲录取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录取100～300人不等。
只要考中进士，就可以披红挂彩，骑马游街，那是何等风光！反之，“名落孙山”的人却是面如死灰，有的人昏倒在金榜之下，甚至找一根麻绳上吊，从此永诀考场。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就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考上举人却发了疯。
在科举制度下，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困死在考场，读死书，死读书，最后却一事无成。
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将天下读书人视为“网中鱼”、“池中物”，竭力提倡和灌输一种“科举文化”。这不，大宋真宗皇帝赵恒就曾“亲自上阵”，作了一篇《劝学文》，公开鼓励读书人从小就为“金榜题名”而奋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科举考试，好就好在：“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所以，历代王朝一再宣称科举考试为“抡材大典”，标榜“选无遗珠”，目的就是将天下贤才“咸纳于其彀中”。
可是，科举考试的名额毕竟有限。就拿清代来说，全国秀才的名额大约有25000名左右；乡试的名额在1500名左右；会试的名额更少，只有250名左右。从童试到会试，淘汰率都在95%以上。对于那些寒窗苦读的士子们来说，层层淘汰的现实是无法绕过的。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在清代，一个人从童试到殿试，前后总共要经历十几次考试。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计算，是建立在每一级考试都能一次通过的基础上。在现实中，许多士子往往是在某一级的考试上止步不前，蹉跎岁月。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状元王式丹，他20刚出头就考上秀才，等到考上举人时已经是58岁的老头了。也就是说，王式丹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从秀才到举人的路。其实，王式丹还算是一个“幸运儿”，更多的士子则可能“科场蹭蹬”，永远看不到“金榜题名”的那一天。
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来说，“名落孙山”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对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有过一番“诛心”的描写：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闱）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即考棚）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指发榜）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报矣。”
为了能“金榜题名”，无数读书人依然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在清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曾孙的陪同下，广东顺德县的百岁老人黄章，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参加会试。进入考场时，黄章还特意让曾孙打出“百岁赶场”的灯笼，轰动了整个京师。至于蒲松龄，16岁就考中秀才，但在乡试中他却是“屡战屡败”。直到72岁，他还顶风冒雪去赶考，总算博得了一个“举人”的功名。在悲喜交加之余，他写了一首《蒙朋赐贺》：
“落拓名扬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考场如战场，瞬息万变，有时还会发生一些“乐极生悲”的事情。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武科殿试后，举行隆重的传胪大典，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清居然没有来参加。这时，兵部尚书丰绅济伦的脸可就挂不住了，奏请严加处分。最后，还是刚刚即位的道光皇帝“开恩”，没有砍掉他们的脑袋，但是“鸡飞蛋打”，他们的状元、探花还是丢掉了。
读书人苦啊！且不说漫漫长夜浸泡了多少凄清、寂寞，就是那一场场噩梦般的考试也够人受的。例如，乡试和会试都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吃喝拉撒睡全在考棚里，就连大小便也要在棚中“自行解决”。在考场四周，岗哨如林，戒备森严，任何人不得出入。对于那些富贵子弟，倒也不用发愁，因为他们可以多带一些补品（如人参）；至于那些寒士，就只能靠干粮充饥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状元李幡，因为出身寒微，殿试时只在篮子里放了36个馒头。在考试时，因为高度紧张，加上疲惫，许多人实在是撑不住，还没有考完，就病倒了，被抬出考场。不过，这一切还是挡不住天下读书人“义无反顾”的脚步！
可叹的科场黑幕
因为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录取率非常低，一些考生就想方设法地作弊。对于那些作弊的考生，清政府的处罚十分严厉：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就要杖100，枷号三个月示众，还要发往边疆充军。
尽管如此，作弊之风依然屡禁不止。2003年2月，在苏州发现了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小书，只有半个巴掌大，竟有9万个字的考试内容，一粒米就能盖住6个字！
此外，出钱请“枪手”冒名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代人考试的“枪手”，这些“枪手”风险大，报酬也很高，代考一次就可以得到白银30两，如果考中了，还有重谢。
在考场外面，许多人也没闲着，他们积极运作，经常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同乡、拜老师、走后门、打关节，甚至行贿考官。
清代的科场腐败，主要来自官员。例如，嘉庆六年（1801年），刑部尚书张若廷帮亲戚夹带考题；嘉庆十六年（1811年），湖南学政徐松带头倒卖官学名额，还亲自主编了一本“科场宝典”，高价卖给学生；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又出丑闻，主考官、内阁大学士柏葰等人收受贿赂。东窗事发后，咸丰皇帝震怒，柏葰等人被处死，其他官员也受到了严厉处分。
至于科举考试的“头把金交椅”——状元，那更是多少人争夺的“焦点”！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时，翁同龢与孙毓汶都有才学，两家又都是官宦之家，还是“世交”。于是，就在场外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
据说，在殿试前一天，孙毓汶的父亲亲自出马，请翁同龢去他家吃晚饭。碍于“世伯”的面子，翁只好去孙府赴宴。这天晚上，孙毓汶的父亲陪着他聊天，一聊就聊到后半夜，便留翁住下。既来之，则安之，翁同龢也就答应了。哪知道，他刚躺下，门外就有人放鞭炮，而且一放就放到天亮。所以，翁同龢一夜没有休息好，殿试时无精打采。幸亏，他还有点“小聪明”，带了两支人参救急，最后还是考中了状元。从此，翁、孙两家就撕破了脸皮，翁同龢与孙毓汶更是成了政治上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在科举考试时，官员们进行“暗箱操作”，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但他能考中状元，却是仰仗上层人物的幕后活动。原来，张謇的殿试成绩不理想，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朋友，就悄悄给他补上了一处空白，并纠正了一处错误。在阅卷时，张謇的同乡、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想提携他，便仗着自己是“帝师”的特殊身份，经过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将张謇“提拔”为状元。
有时，就连“皇帝陛下”也难免要搞一点小动作。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新科状元本来是江苏人赵翼。但是，乾隆看后，摇了摇头，说江苏、浙江出的状元太多了，便大笔一挥，将赵翼改成第三名，陕西人王杰白捞了一个状元。
更荒唐的是，最高统治者有时因为迷信而重新决定金榜的排名。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殿试，本来第一名是朱汝珍，第二名是刘春霖。一看第一名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太后就不高兴，因为慈禧害死过“珍”妃；而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当时正在海外闹革命的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而刘春霖是直隶肃宁人，正好当时直隶大旱，“春霖”这两个字很吉利。于是，慈禧便“御笔圈定”刘春霖为状元。
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周礼》）为主，这些都是流传了数千年的典籍，题目都是从这些书里出。在考试时，考生要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来写作，不允许自由发挥。这样的考试脱离社会实际，势必会“选拔”出许多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的庸才，而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和创新精神的人却被拒之门外。
例如，晚清名臣曾国藩，虽然考中了进士，但在殿试时却名列三甲末等，最后靠走后门才进入翰林院。从后来的表现来看，曾国藩至少算得上“一代能臣”，其才华和功绩远在许多状元、榜眼之上，这岂不是对科举考试的最大讽刺？
特别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科举制度已经是气数已尽。当时，西方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已经开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在青灯下抱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四书”、“五经”咬文嚼字。对于这种已经腐朽透顶的科举制度，人们逐渐认清了它的本质，开始猛烈地抨击它，最有名的是龚自珍的一首诗：
“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到最后，连最高统治者对科举制度都失去了信心，光绪皇帝就曾掩卷长叹：“这样选拔人才，难怪所学非所用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呼声中，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从此，“金榜题名”永远成为历史。
文人的朋党之争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人知书达礼，应当“识大体”。其实，读书人也是一个“排外意识”很强烈的集团。古人云，“文人相轻”！此话一点都不假，读书人经常是心高气傲，喜欢目空一切，仿佛天下之大，只有他最行。于是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也就少不了了，而且手段毒辣，不见得比那些政客们差。
在排他性上，知识分子总喜欢搞“小集团”、“小圈子”。就像同业有行会，流氓有黑帮，读书人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小圈子。特别是，这种“小集团”一旦和“权力”沾上边，麻烦就来了。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许多文人可以不问是非黑白，不分青红皂白，攻击异己，庇护同类。到最后，这种“小集团”可能发展到“朋党”的地步，双方往往是斗得不可开交，甚至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就算文人们都是“高风亮节”，一心为国家和老百姓着想，也容易产生矛盾：你说要开疆拓土，张扬国威，他说要休养生息，安定民心；你赞成改革旧制，他却坚持“祖宗之法”；你说要慢慢来，他偏偏说要下猛药……吵来吵去，单纯的意见之争就难免发展成为意气之争，谁也不肯让步，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帝说话最管用，所以大家都争相讨好这个“最高裁判”，专制帝王乘机拉一派、打一派，将他们都捏在自己手心里。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党争，莫过于北宋后期的新党和旧党之争，起初不论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一心为民，吵来吵去反而变成扰民了，最后竟然让蔡京这个大奸臣浑水摸鱼，当上了宰相，将大宋帝国推向了深渊。
“君子”也结党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局面，使北宋政府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同时，在与辽国、西夏的战争中，北宋也是连吃败仗，被迫向他们缴纳“岁币”，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一些士大夫感到必须实行改革，以摆脱困境。于是，一些官员主动上书朝廷，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讥讽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并劝仁宗疏远他。吕夷简勃然大怒，指责范仲淹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下令免去他的“权知开封府事”一职。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人仗义执言，结果都被罢官，但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当时，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呈献给皇帝，认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君子、小人各自有朋；希望仁宗借鉴前朝的兴衰治乱，“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在这里，“真朋”与“伪朋”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改革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
眼见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连吕夷简也感到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主动辞职，并推荐范仲淹等人回朝执政。庆历三年（1043年）春，章得象、晏殊出任宰相，贾昌朝、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政治局面为之一新。
当时，宋仁宗也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这年九月，他亲自召见8位中枢大臣，赐座，并请他们畅言军国大事。在宋朝，天子亲自赐座，可是“无上的荣耀”，所以大家都惶恐万分，不敢说话。一个月后，范仲淹挺身而出，领衔条陈“十事”上奏，揭开了宋朝历史上崭新的一幕。在东京汴梁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改革高潮即将到来！
不幸的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范仲淹就享受到了自古以来一切改革家的所有遭遇——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最后也和他们一样落得一个“无疾而终”的下场。大宋帝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竟然从一开始就染上了一种凄壮、悲凉的色彩。
论起道德操守，范仲淹当然是没得说。平时，范仲淹做事也相当谨慎，虽然致力于改革事业，但他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至于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更不是什么激进的改革，比如：他提出的“十事”（十条指导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原则上也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的措施上，范仲淹也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例如，为了澄清吏治，他曾修订“磨勘法”和“荫子制”，但也没有对原来的制度一概否定，只不过是对官僚阶层的特权稍加限制罢了。
但是，范仲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虽然具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善于玩弄政治手腕，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最麻烦的是，范仲淹和他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在无形之中便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过分的慷慨激昂总会让许多人无法理解，更不用说那些小人们会“嫉妒眼红”！
其实，范仲淹本人也并不欣赏这种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国子监直讲石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于狂放。范仲淹看后，很是忧虑，告诉好友韩琦：“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
这时，吕夷简虽然已经致仕，但反对派仍然大有人在，三司使夏竦就是一个“急先锋”。说起来，夏竦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喜欢结交权贵，为人又反复无常。庆历四年（1044年）初，夏竦带头攻击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结党，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对此，仁宗很疑惑：“难道君子也有朋党？”范仲淹毫不畏惧，立即站出来答道：“过去，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勇敢的人自成一党，怯懦的人也自成一党，在朝廷里自然也有正党、邪党之分。如果结党从善，又怎么会危害朝廷呢？”
不过，范仲淹的这番话简直是“对牛谈琴”，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在皇权国家里，专制帝王最害怕的就是“朋党”，因为他们在骨子里相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
同年六月，夏竦又以石介为对象，发起新一轮攻击。这一次，他的手段非常毒辣，竟然伪造了一份废黜宋仁宗的诏书，署上“石介”的大名，并大造谣言：石介的后台是枢密副使富弼，而富弼又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夏竦此举的真正目标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时代，“图谋废立”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尽管宋仁宗似乎不太相信这份诏书与石介有关，但是人言可畏，也让范仲淹、富弼大为紧张。
就在这时，辽国和西夏发生战争。原来，在宋、夏议和后，西夏国主李元昊志得意满，非常猖狂，辽兴宗担心李元昊从此坐大，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便亲率10万大军讨伐西夏。
面对这种局势，北宋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这时，范仲淹力主增派军队保卫河东，防备辽军的突然袭击，并主动请缨，出任陕西、河东经略安抚使。其实，他这次出京，主要是为了离开汴梁这个“是非之地”，暂时避一避朝廷上下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流言蜚语。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庆历新政”也就夭折了。
在奔赴河东的途中，范仲淹顺道拜访了已经退居林下、安享晚年的吕夷简。吕夷简见到他很奇怪，就问他：“你有什么急事要离开京城？”范仲淹淡淡地答道：“去查看一下陕西、河东两路，事毕即还！”吕夷简急得一跺脚：“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使要处理边事，也是在朝廷里方便，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都不懂啊？”
“姜还是老的辣”！吕夷简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这些话一针见血，说得范仲淹脸色大变。
不久，富弼就被贬为河北宣抚使，改革派的势力大减。这时，反对派的骨干、御史中丞王拱辰得意洋洋，忍不住手舞足蹈，发出了要“一网打尽”的叫嚣。没几天，韩琦也被赶出朝廷，所有改革措施全部被废止。
平心而论，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根本算不上什么重大改革，而且时间很短，可谓“昙花一现”。尽管如此，范仲淹等人仍然无法抵挡汹涌而来的反对浪潮，被迫“逃出”了京师汴梁。
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这么快就会失败呢？除了范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外，宋代士大夫喜欢“意气用事”的毛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原来，自从开国以来，宋朝皇帝实行的一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方针，历行文教，注重德行，士大夫崇尚儒学、名节一时蔚然成风。可是，许多读书人整日泡在“故纸堆”里，缺乏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斗志，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矛盾的是，根据儒家的道德伦理，“治国平天下”是士人们的天职，加上权力场又是那么诱人，士大夫们总是不能忘怀于庙堂、社稷。
于是，他们便选择了一种简单的方式——借批评别人来证明自己正确。许多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己做不了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在做事时犯“一丁点”错误。平时，他们喜欢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架势，自诩刚正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起，要干一番事业时，他们就无法“泰然处之”了，甚至不择手段地诬讦、陷害别人。范仲淹就是因为要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大家当然要对他“鸣鼓而攻之”！所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要想做一个“改革者”，实在是难啊！
永不谢幕的党争
几千年来，“窝里斗”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的一个“痼疾”，也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宿命，北宋晚期的新党与旧党之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论起这场党争，可以追述到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恶。本来，王安石和司马光是生死相交的朋友，两个人也是无话不谈。但是，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却不赞成，曾以他特有的方式三次致函王安石，劝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针，王安石的反应却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两个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并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终生不再往来。
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为止，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称为“熙丰变法”，其间跌宕起伏，历时16年。
宋神宗死后，即位的哲宗年仅9岁，他的祖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这位宣仁太后对变法派素来没有好感，所以她一上台，就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命他主持朝政。
司马光执政后，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当时，苏东坡、范纯仁等人曾经建议司马光对“新法”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过实践证明合理的法令（例如“免役法”），不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糟蹋老百姓，却被固执己见的司马光断然拒绝。最后，苏东坡等人长叹一声：“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位和王安石一样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的宰相？
想当初，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友、同事反目，也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现在，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的“坚定”与“执著”。可惜的是，这种令许多人敬重的品质一旦与拒绝听取不同意见相结合，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大人物”的身上，就产生了一种悲剧：他们太感情用事，已经丧失了理性。
在这里，宽容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眼光全都不见了，“坚定”、“执著”变成了“执拗”、“刚愎自用”的代名词，在帝国的政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让人不安的不祥气息。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滑越远，一直滑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从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到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的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恢复祖制，清除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历时8年。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个新名词——“新党”（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派别）、“旧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派），帝国政治陷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太后撒手归西，宋哲宗亲政。这位年仅18岁的皇帝，再次起用新党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措施，残酷打击旧党，前后历时6年有余。在章惇这位昔日好友的残酷荼毒下，苏东坡等人陷入了一种极为悲惨的境地。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病故，一向讨厌新党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在此期间，她再次起用旧党人士。
几个月后，向太后归政，徽宗赵佶亲政，正式执掌大权。第二年，徽宗改元“崇宁”，顾名思义，就是“崇尚熙宁”的意思，其政治倾向不言自明。随后，赵佶大量起用新党人士。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新党的“后起之秀”——蔡京升任左仆射，成为首相。此后，蔡京曾4次拜相，成为宋徽宗的“亲密伙伴”。
在打击政治对手方面，蔡京的手段之酷、株连之众，恐怕连司马光、章惇都自愧不如。当时，他在各地树立“元祐党人碑”，将打入另册者书碑立石，垂之后世，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这座“元祐党人碑”，在崇宁初年（1102年）就已经达到98人，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更激增到309人，就连章惇、曾布、张商英这样的新党骨干，也因为与蔡京不和，被列入了这份“黑名单”。
如果说此前新党与旧党的斗争多少还是源于政治分歧的话，那么蔡京此举则完全出于“私利”。当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集团，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摅等人都是出自他的门下，根本谈不上志同道合。为了讨好蔡京，薛昂等人甚至举家为蔡京避私讳。
奸臣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奸才”，有其客观必然性。倘若没有持续几十年的党争，大宋帝国的政治绝对不会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让人“英雄气短”。过去，人们经常说：导致唐朝灭亡的，既不是黄巢、朱温，也不是藩镇、宦官，而是“牛李党争”。不幸的是，二百多年后，这个悲剧再一次上演。
也许，老天爷存心要和大宋帝国作对。北宋晚期，新党和旧党斗得你死我活，朝野波谲云诡，政潮叠起，每折腾一次，就会使帝国大伤元气，直到病入膏肓。
特别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后，新党和旧党由道义与政治信念之争，蜕变为意气、私利与权力之争，由过去的君子之争堕落为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朝的政治舞台上，就很难再见到那种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人格，学问博大精深的人物了，帝国开始进入一个政治道德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期。在帝国的官场上，官员们厚颜无耻，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庙堂之上，千方百计地攫取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直到大宋帝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大宋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等女真铁骑大举南下时，大宋帝国早已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了。
新党与旧党的争斗，对于大宋帝国的影响，进而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就是对“窝里斗”最好的注解。不过，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东汉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无止无休的“萧墙之乱”，直到汉朝气数已尽，被三国取代；唐朝末年，牛党和李党混斗，外未乱而内先乱，强大的帝国毁于一旦；明朝末年，也是窝里斗使关外的满人有机会可以入主中原，如果崇祯帝不杀害袁崇焕，那么满人要想入关就绝非易事；在清朝灭亡以后，大小军阀又是连年不断地窝里斗，使得独裁越来越厉害，民主逐渐远离中国……
读完“窝里斗”的历史，就像是“揭伤疤”一样，让人痛不欲生，无以名状。
宰相要用读书人
说起来，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制度设计得很有意思。套用当代政治学的理论，就是一会儿“内阁制”，一会儿“总统制”：在皇帝掌握实权时，就是总统制；如果皇帝不愿意（或者不能）管理国家大事时，宰相的权力就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也就变成了内阁制。
乍看起来，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皇权最大，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皇权还是受到了种种限制，而对其限制最大的莫过于相权。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大多是靠世袭上台的，既有能干的，也有平庸的，还有一些笨蛋、蠢猪，而宰相都是官场老手，不论是政治经验，还是个人能力，皇帝一般比不上宰相。所以，历代帝王最担心的就是相权过重，尾大不掉。
最后，朱元璋下令取消丞相，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朱元璋一死，内阁首辅又冒了出来。在张居正这个首辅面前，小皇帝万历是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张居正死后，他才敢“秋后算账”。至于清朝末年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更是厉害：先是逼清廷交出实权，然后又联合南方的革命党，逼迫小皇帝溥仪退位，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就是被这位宰相大人断送了。
正因为相权容易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专制帝王们都对宰相不太放心，就特别关心宰相的人选。考虑到武将们既手握重兵，又有战功，如果再让他们做宰相，那岂非“如虎添翼”！所以，从宋朝以后，皇帝们都学精了，一般不用武将做宰相，只让文人当宰相，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人宰相要兵没兵，要将没将，不会从根本上威胁专制皇权！
赵匡胤：“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出身纯粹为“赳赳武夫”，但在他黄袍加身后，却确立了一套偃武修文、倡导文教的基本国策，开创了一个思想文化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
五代时，军阀割据，混战不断，读书人生逢乱世，处境极为艰难。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张式，被彰义节度使张彦泽以高薪聘为“掌书记”，负责管理文书。这位张节度使凶残苛暴，有一次他竟然上书朝廷，要处死自己的儿子。张式觉得这有悖常理，就竭力劝阻。
谁知，张彦泽一听就火了，取出弓来，要一箭射死张式。张式无奈，只好逃到京城，请求朝廷的庇护。张彦泽不依不饶，竟然向朝廷索要张式，并扬言：如果不交出张式，他就要扯旗造反。朝廷非常害怕，就把张式交给这个军阀。结果，狠心的张彦泽竟然对张式采用了剖心、决口、砍断手足的刑罚，最后将他活埋。据说，当时这样的事例还不少，所以读书人经常要为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而烦恼。为了躲避灾祸，许多北方的文人士子，不惜越过千山万水，逃往四川和江南。
在中国的皇帝里，赵匡胤可以算得上一个喜欢读书，比较尊重读书人的皇帝。有一次，他跟随周世宗柴荣去攻打南唐，有人私下里向柴荣打“小报告”：赵匡胤打下寿州后，抢了好几车的贵重物品。柴荣听后，半信半疑，就派人前去查看，结果发现箱子里全都是书籍。柴荣很是疑惑，就问他：“赵爱卿，你是军人，不好好收拾甲兵、训练军队，要那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此事关系重大，急忙跪倒在地，顿首道：“皇上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却不能为皇上出谋划策，心里很惭愧！我读这些书，就是想扩大自己的见闻，好报效皇上！”
现在，赵匡胤偃武修文，尊重读书人，当然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戴，使许多人相信：天下即将统一，很快就要进入“太平盛世”。
长期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乾德五年（967年），大宋政府花费了不少气力，终于平息了四川的叛乱，朝野上下总算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乐极生悲，却发生了一个“大笑话”，让宰相赵普差点挨了赵匡胤一顿胖揍：
当时，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好年号。宰相赵普急忙在一旁猛拍马屁，列举了近年来朝廷里的不少喜事，都归功于“乾德”这个年号。
这时，旁边正站着一位名叫“卢多逊”的翰林学士，他非常有学问，平时和赵普也对不上劲。所以，等赵普拍完马屁
官场红人凭什么“弄权”？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一个置身“权力场”的人，大致要应付三个方面的关系，即：下与上的关系，同僚之间的关系，上与下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即：下级如何应付上级，同僚之间如何相处，上级如何驾驭下级，以及在官场上如何自保，个中“道道”很多，都大有“学问”！
在皇权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白手起家，却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超越成千上万的竞争者，赢得上司的青睐，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成为位高权重的官场红人。下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的“为官之道”，探寻他们“大红大紫”的奥秘。
“弄权”之一：事上之道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权力是一切投身“权力场”的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论你是否对权力爱不释手，只要踏进了“权力场”，就须臾离不开权力。不过，在权力的金字塔下，权力的配置并非是均衡的，往往是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特别是，专制帝王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几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那么，作为下级，如何与上级（尤其是皇帝）搞好关系，取得上司的赏识，这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至关重要。
在这一点上，蔡京、和珅、袁世凯堪称典范。他们胸有城府，工于心计，精于谋划，勇于打拼，更有自己独到的手段，读后真让人瞠目结舌……
蔡京“曲意逢迎”
在皇权专制时代，由于皇帝高高在上，臣下的生死荣辱往往系于他们的一念之间，所以，一些大臣（例如蔡京）就想方设法地逢迎君主。只要能讨得专制帝王的欢心，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道德、良心、人格、舆论都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为了能够向上爬，取得更高的地位，获得更大的权力，什么罪恶的、无耻的勾当，他们都干得出来。按照儒家的标准，这种人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甚至没有资格被称为“奸臣”。
众所周知，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起初宋徽宗也曾是一位“好皇帝”，后来一步一步地蜕化，最后竟然蜕变成了一位不顾一切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君，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子皇帝”之一。在这个漫长而浪漫的过程中，宰相蔡京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读起来相当有趣！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突然驾崩，徽宗即位。刚上台时，徽宗还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结束已经延续达几十年的党争，所以改元“建中靖国”，企图弥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个人生活方面，徽宗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敢铺张浪费。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群臣：“众卿家，我打算在国宴上使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如何？”
这时，宰相蔡京出班奏道：“陛下，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您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乎情理，何必在乎别人说些什么呢？”听了这话，徽宗的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要知道，蔡京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当时的一位“大才子”。为了进一步讨好宋徽宗，使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享乐，蔡京竟然亲自站到了理论的最前沿，引经据典地炮制了一套“享乐理论”，从思想上帮助皇帝解除顾虑。
从《易经》中，蔡京推导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意思是：在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有天子的气派，要敢于花钱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眷顾！
此外，他又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唯王不会”。在这里，“会”就是会计的意思。当时，蔡京告诉徽宗：《周礼》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只要是君主，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花钱；贵为天子，要是过分节俭，真是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平头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了。
蔡京发明的这套理论，对徽宗来说真是“及时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卑鄙无耻”这四个字来形容。
按照儒家的传统理论，蔡京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奸佞之徒。更不幸的是，这套“享乐理论”竟然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大宋朝廷的施政方针。
也许因为徽宗本人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的品味也很高雅，特别喜欢那些稀奇古怪的石头。按理说，在皇权国家里，一个皇帝不喜欢金山银海，只喜欢玩赏石头，岂不是天下臣民的“福气”？谁知道，皇帝的这个爱好和宰相蔡京的逢迎结合后，却产生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花石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