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讨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专门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他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搜罗奇花异石，最后竟然发展成一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的“花石纲”大劫难。
为了搜寻奇花异石，各地官吏们如狼似虎，不论是高山深谷，还是深宅大院，只要有一木一石稍堪玩味，就会有官吏闯入，在上面做上记号，这玩意儿就立刻成了“御用物品”，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名。等到起运时，官吏们经常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些东西“请”出去。为了这个“花石纲”，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不久，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江浙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对于那些落入自己手中的地方官吏，起义军经常采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比如：活埋、挖心、剖腹、砍断手脚、熬成膏油“点天灯”，等等。这种极端的做法，恰恰从反面证明地方官吏们的残暴。所以，就连官修的《宋史》也委婉地指出：方腊起义其实是“官逼民反”！
和珅：“揣摩上意”
在《韩非子》里，有一段话专门分析大臣取得君主宠幸的手段，大意是：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君主的宠幸，获取更大的权势。所以，只要是君主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加以赞美、吹捧；至于君主憎恶的东西，他们就会诋毁、攻击。
此言不虚，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有那么一些大臣非常“细心”，经常揣摩专制帝王的性格、喜好，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取得皇帝的宠信，这样的大臣就是“谀臣”。
一个工于谄媚之道的大臣，不但注意研究皇帝的脾气，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抢先一步，将皇帝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先说出来，想办还没有办的事情先办了，这才是谄媚者中的“高手”。在权力场上，这种人没有理由不受到专制帝王的赏识，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和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众所周知，乾隆一朝最大的红人当数和珅（1750～1799年）。终乾隆一生，他对和珅都是宠爱有加。那么，和珅究竟凭什么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的呢？作为一位“投机钻营大师”，和珅必有其过人之处。
和珅在官场上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成为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只要是乾隆喜欢的事情，他都抢着去做，尽力去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身为朝廷大员，在乾隆面前，和珅总是“言不称臣，必曰奴才”，“皇帝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不过，“天威难测”，“龙眼无恩”，要成为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虫子着实不容易，和珅却做到了。从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一案，我们可以见识一下和珅这一手的厉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原云南粮储道海宁控告李侍尧贪赃、勒索，乾隆大怒，遂命御前大臣和珅奔赴云南，处理此案。一路上，马蹄在泼风似地狂奔，和珅的脑子也在飞转：如何处理李侍尧一案？
对于李侍尧，《清史稿》有这样的评价：“（李）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仅仅几个字，就揭示了李侍尧的特点及其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正蓝旗人，“机警过人”，才具非凡，还颇有来头。原来，他是额驸李世芳的四世孙，而李世芳是最早向清太祖努尔哈赤投诚的明朝大将，是清朝初年“标志性”的政治人物。
本来，李侍尧深受乾隆的赏识。因为李侍尧精明强干，政绩斐然，所以乾隆对他总是高看一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选派李侍尧为云贵总督时，乾隆表示，“各省总督老成有识，能办大事者，实无出李侍尧之右者”，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那么，李侍尧既然兼才臣、能臣、宠臣于一身，圣眷正隆，乾隆又为什么要突然对他下手呢？和珅虽然聪明，却一时猜不透皇帝的心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的心目中，皇帝的态度才是处理李侍尧一案的关键所在，其他都是“小问题”！
抵达昆明后，和珅立即逮捕李侍尧，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李侍尧猝不及防，屁股后头的臭屎还没有擦干净，就被暴露于阳光之下：大肆收受部属的馈赠和规礼，甚至巧立名目进行勒索。算下来，李侍尧共勒索白银35000两。几乎可以断定，这只是他贪赃枉法金额的“冰山一角”。
其实，在当时的官僚队伍里，李侍尧还不是一个“声名狼藉”之辈，而且，他贪污受贿、勒索下属，也不全是落入自家腰包，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向皇上“进贡”。
原来，按照清朝的制度，凡是逢年过节，官员们都要进贡。特别是，乾隆又是一位“情趣高雅”的主子，对贡品非常讲究。过去，在两广总督任内，李侍尧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自然不缺让皇上动心的“西洋镜”：什么会自动游弋的小船啦，会唱歌的盒子啦，会自动报时的自鸣钟啦，等等。这些千奇百怪的贡品，都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其他总督、巡抚当然是“望尘莫及”！
但是，在调任云贵总督后，李侍尧可就犯愁了，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在进贡方面必定更“新潮”，自己拍马都赶不上！思来想去，李侍尧忽然心头一动：云贵地区的优势是盛产金银，可以将金银打造成一些精妙绝伦的工艺品进贡。当然，这笔钱李侍尧不可能掏自己的“腰包”，就向下属大肆勒索“进贡费”。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向各省督抚勒索，各省督抚就向下属勒索，层层勒索、搜刮。总之，李侍尧只是大清朝官场搜刮体系中的一环。
不过，李侍尧倒是一条“好汉”，天塌下来自个顶着，在审问时就是不提“进贡”二字。
这时，和珅将全部心思集中到一点：如何处置李侍尧？是给他留一线生路，还是送他去阎罗殿？
要知道，乾隆对贪官污吏从来都不手软。乾隆一上台，就有一大批高官权贵成为他反腐倡廉的“刀下鬼”，如：兵部尚书鄂善、云贵总督恒文、两淮盐政高恒、贵州前任巡抚方世隽、贵州巡抚良卿、云南布政使钱度，等等。
纵观乾隆一朝的肃贪史，在李侍尧案发前，贪官免于一死者仅有浙江巡抚卢焯一人。那么，卢焯为什么能够逃脱杀身之祸？是不是因为卢焯是著名的能臣，政绩卓著，在民间颇有声望，所以皇帝对他网开一面？这也说不通。例如，两淮盐政高恒也是一位能臣，深得乾隆宠信，为什么他就未能逃过死劫呢？
所以，和珅将整个思绪聚焦到何焯、高恒的身上：前者何以生，后者何以死？本来，李侍尧的生死关他和珅屁事，根本用不着他这么瞎操心！但是，这个案子事关乾隆高兴不高兴，所以和珅必须高度重视。
于是，和珅想呀、想呀，一直想了个“昏天黑地”。最后，灵光一闪，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顿时开窍了，立即上奏：对李侍尧处以“斩监候”，查抄全部家产。
在清代的刑罚里，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尚有一线生机，说不定皇上哪天高兴了，就可以保全性命，甚至官复原职。看来，和珅是认定乾隆不想要李侍尧的命。看来，在乾隆一朝的肃贪史上，注定还要多一个“卢焯”。
接到和珅的奏折后，乾隆立即命内阁大学士、九卿讨论此案。讨论来，讨论去，大家一致认为：对李侍尧处理过轻，应当将“斩监候”改成“斩立决”。对此，乾隆没有表态，却将这个题目交给各省督抚去做。为此，他颁布了一道“耐人寻味”的上谕，让地方督抚们讨论：究竟是采纳和珅的意见，还是大学士、九卿的意见？
为了与李侍尧划清界线，避免惹火烧身，各省总督、巡抚们几乎是“一边倒”地附和大学士、九卿的意见，只有“不识相”的安徽巡抚闵鄂元明确支持和珅，认为应该给李侍尧留一线生路。
整个形势对和珅很不利。不过，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他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
果然，不出和珅所料，乾隆并没有采纳多数派的意见。十月初三，乾隆颁布上谕，力排众议，借闵鄂元之口采纳了和珅的意见。其实，乾隆早就拿定了主意，他之所以将这个题目抛给各省督抚，一来是教育这些封疆大吏，二来是借他们之口宽恕李侍尧。可惜，各省督抚中只有闵鄂元一人领会皇上的“苦心”！
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只要他想做什么事，总是不愁找不到理由的，也都是“正确”的。反正，“一意孤行”这个词儿就是专门为皇帝“打造”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后，李侍尧的结局大大出乎朝臣的意料：在大牢里，李侍尧只蹲了不到半年，就得到皇上的特赦，命他以“三品大员”的身份奔赴兰州，指挥镇压苏四十三起义；不久，又命他署理陕甘总督，授予头品顶戴，加太子太保衔；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乾隆又命李侍尧出任闽浙总督，并将其画像陈列于紫光阁。
许多人都想不通，同样是犯下贪污、勒索大罪，这么多大臣都人头落地，为什么李侍尧能够死里逃生、东山再起？
其实，和珅早就想通了。原来，在拿捏李侍尧的生死之时，和珅将云贵总督恒文与浙江巡抚卢焯的命运作了比较，终于想通了：事发后，恒文说，自己勒索来的钱是用来进贡的，竟然将“屎盆子”扣到皇帝的头上；卢焯却咬紧牙关，丝毫不提进贡一事，不肯牵扯到“圣明”的皇上。所以，和珅“茅塞顿开”：只要给李侍尧留下一线生机，一定能深契“圣意”！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先是声色俱厉地查处李侍尧，到头来却是“监而不斩”，如此矛盾，到底是出于何种盘算？其实，乾隆如此处置李侍尧，充分体现了一种高超的“驭臣术”：即使你是宠臣、能臣，地位再高，只要犯了事，朕照样可以治你，既可以让你脑袋搬家，也可以让你官复原职，朕要你生就生，让你死就死，看谁还敢不听朕的话？反正，在皇权社会里，天下再大，皇帝最大！
在李侍尧一案上，和珅办得妥妥帖帖，乾隆龙心大悦，对他更加赏识。还在回京的路上，乾隆就毫不吝啬地将恩宠泼到和珅的身上：将他提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回朝后，和珅又针对云南的盐务、钱法、边事提出许多建议，乾隆大喜，立即任命他为镶蓝旗都统，使他成为手握兵权的“朝廷大员”！
袁世凯：“毛遂自荐”
俗话说得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皇权专制时代，大家在权力场上角逐，各人的智商固然有高有低，参差不齐，关键就看谁能够掌握主动权，抓住机遇，取得成功，成为“英雄”；反之，如果机会来了，你却驾驭不了，就可能身败名裂，成为被世人唾弃的“狗熊”。
在这方面，“一代枭雄”袁世凯做得相当好：在转瞬即逝的机会面前，他及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平定“壬午兵变”时毛遂自荐，从而脱颖而出，“点亮”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早年，袁世凯的命运很坎坷，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混迹，非常潦倒。不过，他素来有大志，曾告诉一位好友：“如果我手上掌握10万精兵，就可以横行天下！”可是，袁世凯当时还是赤手空拳，到哪里去建功立业呢？
光绪七年（1881年），经友人推荐，袁世凯去山东登州投奔淮军名将吴长庆，在“庆军”的幕府中任职，并拜名士张謇为师。不过，他终究是属于乱世的人，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幕僚，他的野心可大着呢，时刻都想干一番大事业。
很快，机会来了。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朝鲜发生兵变，驱逐闵妃，拥戴大院君李罡应执政，这就是著名的“壬午兵变”。八月初，清政府决定：派吴长庆率领庆军前往朝鲜平定叛乱。
一听说要开赴朝鲜，袁世凯就大为兴奋，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在国内，他既没有功名，资历又太浅，要是论资排辈的话，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受到重用。去朝鲜，虽然是异国他乡，但也容易建功立业，自己就有机会大出风头了。
所以，袁世凯在写给哥哥的信里说：“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此外，他还断言：“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很难相信，这些话出自一个才23岁的青年之口。这时，袁世凯虽然还很年轻，但他以其超人的政治嗅觉认定：发生在异国朝鲜的这场动乱，是自己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这个问题上，才20出头的袁世凯就比他的上司——庆军统领吴长庆站得高，看得远。当时，吴长庆想的只是去朝鲜平定叛乱，好赶快回国领赏，继续做他的统领，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在朝鲜“建功立业”！
袁世凯既然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央求老师张謇：请他在吴长庆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于是，吴长庆命他在前敌营务处任职，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察进军路线。
八月二十三日，清军从登州启程，向朝鲜进发。这时，年青的袁世凯十分豪迈，站立船头，放眼远眺，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感！
几天后，运兵船抵达朝鲜南洋港。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许多将士战战兢兢。这时，吴长庆命一营为先锋，火速登陆。在这个关键时刻，一营营官贪生怕死，竟然抗命，要求先探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都）的动静，再抢滩登陆。“军情如火”，岂能耽搁？吴长庆一听，非常窝火。
这当儿，袁世凯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充当“开路先锋”。吴长庆大喜，当即宣布改派他为一营营官。随后，袁世凯杀气腾腾地宣布军纪，率军出击。当他“一马当先”地冲到岸边时，发现岸上只有几十名朝鲜士兵。一见“天朝上国”的军队来了，他们早就在港口毕恭毕敬地迎候。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袁世凯就立下头功，还白捡了一个营官。对此，吴长庆非常满意，回头对张謇说：“慰庭（指袁世凯）真不错，不负张先生提拔，我应当向张先生道谢！”
不过，让吴长庆惊喜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当时，清军已经极端腐朽，那些士兵多是临时征募而来，其中还夹杂着不少市井无赖，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使得朝鲜百姓人心惶惶。
对此，吴长庆也是大动肝火，却束手无策。袁世凯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挺身而出，愿意担当整顿军纪的重任。吴长庆大喜，当即颁给他一支令箭，命他全权督查军纪。
当天夜里，就有当地族长进营禀报：有一批清军正在抢劫老百姓的鸡鸭肉鱼。吴长庆便命人把袁世凯叫来，问他：为什么不严办？袁世凯赶来后报告：刚才，在军营外，他已经请出令箭，将为首的7个人斩首示众。
这时，朝鲜老族长赶忙倒身下拜，连连称颂王师纪律严明，表示：回去后一定让百姓们多准备一些上等食品，以犒劳“王师”。老族长走后，吴长庆拍拍袁世凯的肩膀：“好孩子！你干得不错！”
从此，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是声威大振。对此，庆军中的许多“老兵油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惧怕他手中的那支令箭，只好敢怒不敢言。当时，有一位姓周的幕僚悄悄写了一首“打油诗”，对袁世凯大加讥讽：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
原来，袁世凯并未中过“秀才”之类的头衔，但当地人都传说他是秀才，所以周某才讥讽他是“假秀才”。而且，袁世凯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中书科中书”，还是叔父袁保庆花钱给他捐来的。
所以，袁世凯很快就取得了吴长庆的赏识，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处，还将军中的内务杂事都交给他处理，可以便宜行事。
庆军抵达汉城后，了解到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人”是大院君李罡应。然后，他们设下一个计谋，把大院君骗到清军大营，将他捆了个严严实实。随后，袁世凯率领一队人马连夜出击，很快就控制了汉城。
兵变平定后，吴长庆称赞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列为“首功”。所以，在阅读这份战报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出现频率很高的“袁世凯”印象很深。
随后，在李鸿章奏请朝廷嘉奖的名单上，袁世凯也赫然在列，并称赞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奏请以同知补用，并赏给顶戴花翎。看来，李鸿章真是有眼光，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与袁世凯素不相识，单凭着一份战报，就抓住了袁世凯最大的长处——临危不乱、长于应变。
至于吴长庆，对袁世凯的评价虽然没有李鸿章到位，但他也把袁世凯视为庆军的“第一有为青年”，所以又命袁世凯全权处理对朝鲜的外交事务。袁世凯知道后，真是大喜过望，因为这个职位非常特殊，从此他就可以以驻朝清军乃至大清国在朝鲜的“代言人”自居了！
中国有一句名言：“乱世出英雄。”平地一声雷，在“壬午兵变”中，袁世凯扶摇直上，登上了大清国的军事、政治舞台。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是偶然的，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和能力，取得卓越的成就。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独到的眼光和手段。世人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可是，如果袁世凯没有毛遂自荐，在平定“壬午兵变”时脱颖而出，获得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赞赏，清政府就根本不会注意到他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更不会在甲午战争后把编练北洋新军的重任交给他；如果他不在天津小站练过兵，光绪帝和维新派就不会找他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他也就无法向荣禄“告密”，从而取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所以，这次“毛遂自荐”可以说是袁世凯毕生事业的起点！
“弄权”之二：同事相处之道
古人常说：“貌和心不和！”在皇权专制时代，同僚不同心，是封建官场的最大弊病。本来，同殿称臣，大家都是“同僚”，应该和衷共济、一团和气才是。再说，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之间原本没有什么矛盾和仇恨，更不应该有什么冲突。
可是，一旦置身权力场，相会在朝堂，大家难免意见和志趣不同，就产生了分歧，进而产生了敌意，到最后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中，固然少不了意见分歧，但主要是权力之争，另外还有什么门户之见、意气之争。这样一来，权力场上的争斗便永无宁日了。
当然，在皇权专制政体下，这场争斗还是有一个“总裁判”的，那就是专制帝王。于是，为了置对手于死地，大家都使出种种阴谋诡计，去陷害对手，去讨好这位并非“大公无私”的“总裁判”！
李斯：“挑拨离间”
在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武库”中，有这么一种威力无穷的奇妙武器：它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是，只要在须臾之间，就可以使对手“中箭落马”，跌入十八层地狱。这种神奇的武器，叫做“挑拨离间”。所谓“挑拨离间”，就是故意拨弄是非，挑拨政敌与专制帝王之间的关系，使政敌失去皇帝的信任，再假最高统治者之手除去政敌。
韩非是一个大思想家，他曾经对君臣利害关系进行过非常透彻的论述。可惜，此人是一位思想的巨人、实践的侏儒，被老同学李斯几句谗言，就一命呜呼，真是一个悲剧！
早年，河南人李斯非常寒伧，“为郡小吏”，最多也只是一个“科级干部”而已。所以，在风肃霜白的深秋季节，李斯先生就只能在上蔡城东门外的旷野里遛一遛野狗，和儿子们一同玩耍。
尽管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地位低，但李斯却不怎么安分，总想往上爬。有一天，他去上厕所，尚未解手，却惊动了厕所里的一只老鼠。这只老鼠瘦小枯干，缩头缩脑，毛色灰暗，身上又脏又臭，真是令人恶心。
看着看着，李斯忽然想起了粮仓中的老鼠，它们一个个脑满肠肥，整日在粮仓里逍遥自在，与眼前的这只老鼠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生如鼠啊！不在仓，就在厕！”李斯真是感慨万千：同为老鼠，它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最后，他不禁长叹一声：“这一辈子能否荣华富贵，就全看自己了！”
在李斯的眼里，上蔡这么小的县城，只是“厕”，而不是“仓”。所以，素来有大志的李斯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便出门闯四方去了。
起初，他在大师荀子的门下苦学了8年。当时，韩国的贵公子韩非也在荀子门下，两个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谈论古今。门下弟子虽多，但荀子慧眼识人，认为韩非和李斯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后来，李斯西去秦国，说动秦王嬴政，被提升为掌管刑罚的廷尉，成为秦王身边不可或缺的“头号红人”。看来，李斯“梦寐以求”的仓中老鼠的生活终于得到了。从今以后，他的任务就是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地位。为了这一点，他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
就在这时，对他的第一个威胁来了。原来，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嬴政读后大为钦佩：“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得到这个奇才，嬴政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迫使韩王交出了韩非。
一到秦国，韩非先去拜见昔日的同窗好友——李斯。韩非素来心直口快，又视李斯为“知己”，便向他表示：既然秦王对自己如此器重，自己愿意留在秦国，一展宏图。
这天晚上，“忠厚老实”的李斯可就睡不着了，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来想去，李斯一咬牙，心说：无毒不丈夫，只有牺牲老同学韩非，才能保住自己刚刚得到的地位。
看来，像李斯这样一位穷苦出身的知识分子，虽然先天条件不好，但在“权力场”上的争夺战中，他们往往比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多一点冒险意识、投机心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按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像李斯这样的人反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对此，李斯作为当事人，“心如明镜”：无论是学术、个人修养、文章的思想深度，还是谋略、决策的运筹力度，自己都远远比不上老同学韩非；只有一点，自己胜过韩非——在卑鄙无耻上，李斯干得出来的事情，韩非却做不出来。这位高傲的公子，永远扬着那高傲的头颅，注视着动乱不已的列国纷争和天下大势，却没有提防脚下的“地雷”——一心要算计他的“红眼耗子”——李斯。
思谋已定，李斯立即去见嬴政：“陛下，听说您要重用韩非？”嬴政一楞：“是啊，寡人早就说过：‘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忽然阴险地一笑：“陛下，您欲吞并列国，统一天下，难道不包括韩国吗？”秦王摇了摇头：“朕要统一四海，怎么会对韩国留情？”
这时，李斯急忙匍匐在台阶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道：“陛下，您别忘了，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他与韩国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到底，他的心还是向着他的故国，而不是陛下啊！”
最后，秦王嬴政犹豫了，下令先把韩非关到监狱里再说。
李斯大喜，心想：老同学，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然后，李斯悄悄派人给韩非送去一包毒药，“一代奇才”韩非就这样服毒自杀了。过了几天，秦王嬴政后悔了，派人去把韩非放出来，可是韩非已死，一切都晚了！
曾布：“上纲上线”
有人说，权力场是一个大染缸，一旦你投身权力场，就会被污染。在皇权专制时代，对手要想挑你的刺，当然很多，即使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政敌手里，也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某人一失势，墙倒众人推，许多人就会“鸡蛋里挑骨头”，拿着放大镜审视你，什么残害百姓、贪赃枉法、沉溺酒色，甚至临阵脱逃，等等，但是，这些罪名都是官场的通病，大家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要想置对手于死地，似乎分量还不够。
那么，怎样才能将对手彻底打倒呢？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君主对臣下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个“忠”字，最大的罪名莫过于谋反、叛逆。所以，一些小人就想方设法地将对手的罪名拔高到这样的高度。于是，一些无心的言语和举动就被夸大成为居心叵测的阴谋，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被描绘成张牙舞爪的恶魔……千百年来，这样的冤假错案代代不绝，不知冤枉了多少忠臣义士，进谗者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却大伤了朝廷的元气，最终受害的还是专制帝王。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突然病死。要命的是，哲宗死前并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哲宗死后，朝野一片慌乱。这时，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急忙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新皇帝的人选问题。
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哲宗即位后，要挑选皇后，并为他的几个弟弟娶妻。当时，向太后就告诫本家族的女子，不要因为贪图富贵而参与此事。对于本家族中一些想当官的人，她也一概拒之门外，绝不通融。所以，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向太后，在朝野享有很高的威望。
哲宗驾崩后，向太后就成了宋朝的“当家人”，对群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
关于新皇帝的人选，宰相章惇早有考虑，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神宗的第十三子——简王赵姒，认为他很贤明，而且他已经和知枢密院事曾布预先“通过气”，曾布也是满口赞成。所以，章惇立即出班奏道：“应当立大行皇帝（指哲宗）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叹道：“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的庶子。”听向太后的意思，似乎立谁都一样。那么，向太后真的没有自己的意见吗？非也！她早就看中了神宗的第十一子——端王赵佶，认为他文彩风流，又相貌堂堂，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皇帝”。眼下，时机不成熟，向太后还不能把这个人选端到台面上来。
章惇急忙奏道：“若以长幼论，则申王赵佖当立；若以亲疏关系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这位申王赵佖，是神宗的第九子，他的几位哥哥早就去世了，所以，在神宗剩下的5位皇子中，他的年纪最大。
不过，向太后早就心有所属，便把话挑明了：“诸王都是神宗之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也可以立端王。”
这一回，章惇可真是急了，急忙奏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
这时，曾布突然站出来，厉声奏道：“太后，章惇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他居心何在？”言下之意，是说章惇目无尊上，居心叵测。这顶“大帽子”一端出来，威力惊人，刚才还“理直气壮”的章惇也只好乖乖地闭嘴！
那么，曾布为什么要“一反常态”地与章惇大唱反调呢？原来，他和章惇早就有矛盾。自从哲宗亲政后，章惇就一直担任宰相，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经常连曾布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现在，曾布对章惇“落井下石”，可谓“一箭双雕”：既讨好了向太后和未来的宋徽宗，又打击了章惇的嚣张气焰。
为此，曾布不顾“同僚之谊”，将问题“上纲上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来迫使对手闭上嘴巴。几千年来，这种战术被许多人视为“利器”，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所向无敌。
眼见章惇已经“溃不成军”，向太后暗暗得意，最后“拍板”：“申王有病，不能做皇帝。先帝曾说过，端王赵佶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端王赵佶坐上了龙椅，变成了宋徽宗。过不了多久，许多人就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言中了：赵佶根本不适合做皇帝。其实，“轻佻”云云，显然是太看轻了赵佶“祸国殃民”的本事。
章惇这个人虽然有种种过错，但他此时此刻的确说出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真话，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成为徽宗时期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新皇帝即位后，曾布又给章惇“下绊子”——在徽宗面前大肆攻击章惇，结果章惇很快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遥远的睦州，而曾布虽然“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宰相的位子，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却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但某些重要人物却足以改变它的方向，曾布和向太后就是如此！
“弄权”之三：驭下之道
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场上往往是鱼龙混杂、刀光剑影，你如果只是一个“光杆司令”，没有一群得力的部下支持、拥护你，为你效力，那怎么行？但是，如何驾驭和控制下属，又是千变万化的，大有文章可做。
下面，我将要列举晏子和袁世凯这两个人，在对待人才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相信诸君读后一定会大有启发！
晏子：“设置陷阱”
春秋后期，齐国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宰相晏子，被一些人吹捧为“贤相”。可是，只要仔细翻一翻《晏子春秋》，我们就会发现：在晏子当政时，齐国非但没有恢复霸业，反而政治腐败，内斗不断，民不聊生；当然，这些责任都被推给齐景公，说他昏庸无能。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晏子有什么“杰出政绩”，却看到他扼杀人才，这就是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当时，齐国有三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号称“齐人三杰”，都能赤手空拳打死老虎。
有一天，晏子从齐人三杰身旁走过，这几个人可能是没有看见晏子，或者是一贯瞧不起晏子，都没有站起来向他行礼。晏子见了，恼羞成怒，就去向景公打“小报告”：这三个人无礼，不讲究长幼之序，将来肯定会“祸国殃民”，不如趁早铲除他们。因为齐人三杰都是士人，政治地位很低，也没有什么官职，所以齐景公当然没有什么异议。
于是，晏子把两个桃子送给齐人三杰，说：“国君有旨意，这两个桃子是赏给你们当中最勇敢的两个人的！”
公孙接一听，仰天长叹：“晏子真是聪明啊！如果我不要桃子，就是不勇敢；我要是拿了桃子，别人又怎么办呢？不管怎样，国君有旨意，我也别无选择，就先说说吧！我头一次打死一只野猪，第二次又打死一只母老虎，像我这样的功劳，有资格吃桃子！”于是，他拿起一个桃子就啃。
随后，田开疆说：“几年前，我曾独自抵挡大批敌人的攻击，把他们击退，我也有资格！”于是，他也挑了一个桃子吃。
最后，古冶子说：“有一次，我为国君驾着马车横渡黄河。在河里，有一只大鼋咬住了我们的马，把马拖下水，我就跳下河，逆流潜行百步，又顺流起伏九里，才抓住那只大鼋，把它杀死。然后，我左手握着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鼋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岸边的人都惊呆了，以为见到了河神！”
公孙接、田开疆听后，非常羞愧：“还是你厉害！我们俩都比不上你，拿桃子却不谦让，这是贪婪啊。知耻不死，又算什么勇敢？”于是，他们俩就拔剑自杀了。
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古冶子长叹一声：“我们三个人本来亲如兄弟。其实，你们俩可以合吃一个桃子，我独吃一个。现在，你们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这是不够义气。羞辱别人，吹捧自己，这是小人的行为。如果我不敢去死，哪里算得上勇敢？”说完，他也拔出宝剑抹脖子了。
读完这个故事，不禁想起了一个希腊神话。有一次，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举行宴会，却忘了邀请“不睦女神”厄里斯。对此，厄里斯耿耿于怀，便“别有用心”地将一个金苹果送到奥林匹斯山，献给最美丽的女神。这时，有三位女神都说自己很美貌：宙斯之妻赫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阿芙洛狄蒂。作为一家之长，宙斯不愿意开罪任何一个人，便让人世间最聪明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裁决。
这个希腊神话与“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惊人地相似：厄里斯相当于晏子，宙斯相当于齐景公；厄里斯送了一个金苹果，晏子送了两个桃子；至于送金苹果和送桃子，都是为了报私仇；争夺金苹果的是三个美女，争夺桃子的是三个勇士。
不过，女神厄里斯从未受到西方人的赞扬，但在中国历史上，晏子却成了一个“智者”和“贤相”，因为他的凶残有最神圣的借口：齐人三杰无礼，不遵守仁义道德，将来会祸国殃民。
可是，齐人三杰深明大义，从容蹈死，都是“泱泱君子”，哪一点像“坏人”？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这三位勇士比晏子更能安邦定国，他们的言行比晏子更符合仁义道德。
这个“二桃杀三士”的损招，只对君子有效，对小人无效，因为小人们极端自私，才不会为了几个桃子而不要命呢！齐人三杰自刎而死，恰恰说明他们是君子，因为只有君子才热爱荣誉，讲究原则。晏子也真是狠心和缺德，偏偏要杀这样的君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
不过，在传统史家的眼里，齐人三杰成了千古笑柄，晏子却是“一代贤相”。古往今来，很多人虽然敬佩项羽，嘲笑刘邦，却赞扬用阴谋诡计来帮助刘邦的张良，因为中国人历来崇拜阴谋诡计。几千年来，正是晏子这样的“贤相”，使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皇权专制国家的阴影，连盼望一个“仁慈君主”的愿望都难以实现，而不得不忍受那些专制帝王的奴役和压迫。
总之，晏子虽然享有“贤相”的美名，却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政客”。在我看来，和李斯一样，晏子也是一个“刻薄寡恩”之徒。若要论起“贤相”来，在秦始皇的眼里，李斯又何尝不是？
所以，诸葛亮曾写了一首《梁父吟》，对齐人三杰表示哀怜，并无情地鞭挞晏子：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从这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晏子对那些贤人、能人的态度：压制，限制使用。也许这就是晏子能够纵横齐国几十年，成为“政治不倒翁”的“秘诀”吧！要是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恐怕也会像齐人三杰一样遭到晏子的排挤，甚至被他设计害死！
袁世凯：巧使“美人计”
人们常说：“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千百年来，多少英雄难过美人关，连英雄也可以被美人攻克，为美人倾倒，可见美色有多么大的威力，又是多么惹人喜爱。在这方面，奸雄袁世凯堪称“高手”：为了笼络阮忠枢，他暗送美女“小玉”给他，使他感激涕零，死心塌地地追随自己。
阮忠枢，字斗赡，安徽合肥人，曾中过举人。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奉命去天津小站练兵，阮就在他的手下做文案，是“新建陆军”出了名的“笔杆子”。
对于这个“大才子”，袁世凯非常赏识，总想让他为自己卖命。可是，在此之前，阮忠枢已经在李鸿章的幕府里任过职，算是小有成就，所以一般的提拔、重用并不能使他感恩戴德。不过，袁世凯这个人心很细，他稍一留心，就发现此公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喜欢猎取女色，便计上心来。
阮忠枢风流倜傥，早就是天津青楼里的常客。有一次，阮忠枢告诉袁世凯：“我在天津一家妓院里看上了一名叫‘小玉’的女子，想为她赎身，纳她为妾。”谁知，袁世凯听后非常生气，警告他：“这种事违反了军纪，你也不嫌丢脸？”说完，袁世凯还将他狠狠地斥责了一通。“官大一级压死人”！无奈，阮忠枢也只有在背地里痛骂这厮不通人情。
半个月后，袁世凯却给了阮忠枢一个大大的惊喜。这一日，袁世凯以“出公差”为名，让阮忠枢陪他去天津。在天津下车后，天色已晚，袁世凯说：“快到傍晚了，我们不如先到一位朋友那里歇歇脚吧！”
不一会儿，阮忠枢跟着袁世凯走进一个小院。只见院子里大红灯笼高高挂，房里喜气洋洋，堂上也是红烛高烧，还摆了一桌酒席。这时，阮忠枢只道是朋友家办喜事，也没有多想。
等他们登堂入室，就见一个丫头高喊：“新姑爷到！”说着，从里间搀扶出一个新娘装束的俏丽美人，一名仆人将一条红绸带往阮忠枢的身上一套，然后禀道：“请新姑爷行礼！”
这时，袁世凯站在一旁哈哈大笑，连声说道：“妥了妥了！”那阮忠枢却如坠入雾里云中，连忙挣扎：“不要弄错了！”谁知新娘在红头巾下“咯咯咯”地娇笑，阮忠枢觉得有点耳熟，急忙把头巾掀开，见是一位大美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真是很诧异：“小玉，你怎么会在这里？”小玉腼腆地一笑：“你真是太老实了，还不赶快谢过恩公？”
原来，袁世凯虽然在表面上驳回了阮忠枢的请求，暗地里却悄悄派人用重金将小玉赎了出来，并布置好一切，才将阮带到洞房。这下，可把阮忠枢感动死了，还没拜天地，就先给袁世凯倒身下拜，袁世凯连忙拱手笑道：“恭喜老弟！贺喜老弟！你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从今以后，这座房子就是老弟的藏娇之所了。”
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自然是忠心不二，后来竟不顾世人的唾骂，与杨度等人一起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登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
这是袁世凯运用“美人计”的一个经典案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袁世凯利用阮忠枢喜好女色的弱点，将美女小玉送给他，使他对自己感激莫名，足见袁世凯很善于笼络部下！
“官场红人”的自保之道
记得，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这个世界就像是一条即将沉没的大船，最要紧的是先救起你自己！是啊，政海茫茫，大浪淘沙，谁能够永远“一帆风顺”？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场上风云变幻，瞬息万变，许多人不得不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保全自己？可是，古往今来，真正能够全身而退，做到“善始善终”的人，又有几人？就如同“凤毛麟角”！
所以，你一旦投身权力场，在追求荣华富贵的同时，千万要学会自保，因为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战胜对手，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套一句俗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古今权术的第一要义，也是在官场上克敌制胜的良策。
在这方面，范蠡和袁世凯很有自知之明，他们在进退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好，可以说是许多人的榜样！
范蠡：“激流勇退”
在《红楼梦》里，有一支曲子——《恨无常》：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唱这首曲子的是贾元春，她虽然入宫做了贵妃，贾家也成了皇亲国戚，真是风光无限，但她却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在临死前，她给父母托梦，让他们赶快激流勇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