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们，我们无法回避历史。
——亚伯拉罕·林肯
致国会的年度咨文
1862年12月1日
目录
致谢
前言
事件梗概
资料来源
战前
苏联占据时期（1939—1941）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拉兹沃夫大屠杀
准备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谋杀
掠夺
私人传记
不合时宜
人们记得什么？
集体的责任
对资料的新诠释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通敌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为了一种新的史学
后记
注释
索引
致谢
如果没有纽约的雅各布·贝克（Jacob Baker）拉比和华沙的安德烈·帕奇考维斯基（Andrzej Paczkowski）教授的帮助，本书无法完成。我十分感谢雅各布·贝克拉比允许我在书中使用他拍摄的照片，也感谢泰·罗格斯（Ty Rogers）律师帮助我与耶德瓦布内过去的居民及其后代取得联系。
我还要感谢一些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帮助的人们。我会在本书后记中提到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斯蒂芬妮·史泰克（Stephanie Steiker）为本书所做的编辑工作以及她对我在情感上的支持，也要感谢瓦莱丽·史泰克（Valerie Steiker）和玛格达·格罗斯（Magda Gross）提出的许多有用的编辑意见。我要向劳伦·莱波（Lauren Lepow）表达深深的谢意，是她用高超的编辑技巧编审了本书的终稿。
我想要谢谢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任命我为2000年春季的研究员，这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书稿。研究所主任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普利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读者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和安东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给出了非常有用的评论，我很感激他们。最后，我想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历史编辑布丽吉塔·范·莱茵贝格尔（Brigitta van Rheinberg）从始至终都以出色的编辑技巧和极大的热情审读本书稿。
我谨以《邻人》纪念施姆尔·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sztajn）。
2000年6月
于纽约
前言
20世纪的欧洲经两个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为我们带来了极权主义—就算极权主义不是他们发明的，也是由他们全面施行的。 要想清楚认识极权主义真正的毁灭性，光用已经发生的事去衡量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看见那些未发生的事情，用一位作者的说法便是：“未被写出的书的数目”。除此以外，还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觉、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终结的生命。1
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与其政治目标一样，会使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从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社会中任何细小的裂痕最终都会迸裂为鸿沟，任何对立情绪都会不断恶化、加剧。曾有一度，城市与乡村对立，工人与农民对立，中农与贫农对立，儿童与父母对立，青年与老人对立，不同种族之间相互对立。秘密警察怂恿人们公开指责彼此，前者的队伍靠着这些冲突而不断壮大：“分而治之”的策略昭然若揭。此外，由于政府开始进行社会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极权主义统治者还在他们所征服的疆土上实施了一种新的侵占模式。其结果就是，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写，“纳粹最早的帮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2事实证明，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准确地定义这种关系。“collaboration”（合作 / 通敌）这个词语—其令人不快的“与敌人勾结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开始使用的。3鉴于武装冲突、征服、战争、侵占、镇压、领土扩张以及伴随这些行动而来的后果史不绝书，你可能会好奇，“二战”期间德军的侵占现象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竟能催生出一个新的概念？4对这个问题的全面性回答，要去一系列德国侵占体系的研究中寻找。
战后，几乎所有欧洲人民都表现出了对与纳粹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接触之极度反感（毫无疑问，这种反应是出于自利，且往往欠缺严谨的思考）。“要想准确计算遭到‘战后报复’（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几百万人，即先前在德国占领下人口的2%—3%，”伊斯特 万·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写道，“对有罪者的惩处各式各样，从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的私刑，到战后的死刑判决、监禁或苦役，不一而足。除此以外，还会将‘通敌’定罪为‘国耻’，剥夺‘通敌者’的公民权利，以及 / 或对其施以罚款。另外还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驱逐、警察监督、剥夺他们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权利、撤职、剥夺退休金权利等。”5引用海达·科瓦莉[1]在其沉痛的布拉格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真正幸存。”6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欧洲社会在20世纪后半叶中的政治结构和命运，但波兰受其影响尤为深刻。正是在1939年以前的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希特勒和斯大林首次结成了同盟（苏德于1939年8月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包含了一条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之后一场恶战才在二者之间逐渐展开，直至其中一方彻底覆灭才得以告终。波兰因此遭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近20% 的波兰人口死于战争及其相关因素。这个国家失去了其少数族群——犹太人死于大屠杀，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因战后国界变动或人口迁移而离开。所有领域的波兰精英都急剧减少。战争接近尾声时，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都失踪了。55%的律师、40%的医生、三分之一的大学教授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死亡了。7
波兰曾被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历史学家称为“上帝的游乐场”，但在“二战”期间，“恶魔的屠宰场”或许更合适。
我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内容之厚重，在我看来，与这本小书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1941年7月的一天，东欧一个小镇里一半的居民谋杀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共计1600人。在这个故事之后，我将会在许多不同主题的语境下详细描述耶德瓦布内（Jedwabne）的杀人犯们，这些讨论都将围绕一个短语进行：“‘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9。
首先，亦即最重要的是，我将这本书视为一次对于主流“二战”史的挑战，这即是说，我假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时历史——一种历史是属于犹太人的，另一种历史则属于屈服于纳粹统治的欧洲国家的所有民众。考虑到波兰犹太人的数量之大及其所占社会空间的范围之广，战时的波兰历史显得尤为不可靠。“二战”前夕，波兰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犹太人口，仅次于美国。战前，有约10%的波兰居民自我认同为犹太人——无论是因为他们信仰犹太教，还是因为他们的母语为意第绪语。近三分之一的波兰城市人口是犹太人。然而，历史学家们竟然认为波兰犹太人所经历的大屠杀只是一起特殊的、独立的事件，没有对波兰社会造成直接影响。人们也仍然普遍认为，在波兰社会里，只有一些“社会边缘化”的个体与犹太人有密切的关系，比如那些专门敲诈犹太人的所谓“敲诈者”（szmalcownik）10 或“人渣”（scum），或是那些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英雄。
要在这里详细讨论为什么这些观点站不住脚，似乎不太合适。或许，花哪怕一点儿笔墨来讲这件事都是没必要的。毕竟，波兰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抹杀这件事是波兰现代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页，这点根本毋庸置疑。不管怎样，你根本不需要掌握什么高深的方法论知识就能立刻明白，当一个镇上一半的波兰人口谋杀了其另一半犹太人口时，我们所面对的这起事件毫无疑问就已经推翻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鲜有交叠之处”的观点。
本书读者必须牢记的第二个要点是：主流分析认为，维系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是一些外力，即纳粹和苏联人。这个观点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没错。纳粹分子和苏联人的确曾在他们各自在战时所侵占的波兰领土上发号施令。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在侵占者的严管下，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自治动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时间里，有很多事情是人们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本可以规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根本不必去做却做了的。由此，我会将1941年7月10日在耶德瓦布内镇上谁按照谁的命令做了什么，都细细道来。
众所周知，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8月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协议，其中的秘密条款划定了这两位独裁者在中欧的势力范围。一个月后，波兰的领土就被第三帝国和苏联瓜分了。耶德瓦布内最初被划在苏联的占领区内，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又被纳粹“接管”。苏联红军自1939年9月起占领了半个波兰，此后，苏联对这块地域进行了为期21个月的统治。因而我认为，主流史学对在此期间的苏维埃—犹太关系的观点和分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质疑。不过，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11我们只需记得，根据目前的刻板印象，当时犹太人似乎和苏维埃占领者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曾有传闻称，犹太人不惜牺牲波兰人，与苏联人勾结，因而在纳粹进攻苏联期间，在一些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波兰土地上，可能曾经爆发过极为可怕的反犹情绪，仿佛是对纳粹这场进攻行动的回应。因此，我意图探明，发生在苏联占据时期（1939年9月—1941年6月）的耶德瓦布内的事情，与日后随即发生的一切之间是否有所关联。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还涉及了史学上关于这个时期的另一个传统观念——犹太人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因此，这起事件也进一步触及了以下两个议题：战后波兰社会（或者说整个东欧社会）的广大阶层内反犹情绪的出现，以及犹太人在东欧斯大林主义的构建与巩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谈及这项研究的资料来源时，我会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也会在本书的最后几章回顾相关问题。
在犹太大屠杀研究的更广泛的背景下，本书不应该被简单地置于一个功能主义—意向论的层面。本书偏离了这种理论模式，该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杀历史学研究领域内被模糊化了，被归为另一种专门抨击“犯罪者—受害人—旁观者”坐标的研究范畴，“直到最近才得到学界一定的注意”。12但这本书也证明了，这些范畴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们，大屠杀过程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有其独特的情景动力学（situational dynamics）。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意味着，在每一个片段情节中，其场景中的不同演员都会做出许多特定的、独立的判断，他们对剧情的走向和结果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证明耶德瓦布内的悲剧并不是个案。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设想，如果那些“演员”当时做出了不一样的抉择，那么更多的欧洲犹太人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幸存。
然而，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上，本书却是一本很典型的关于大屠杀的书。因为不像有关其他问题的历史研究，关于大屠杀，我的结论是开放式的。换言之，读者在结束阅读时，恐怕不会得到知识获取上的满足感；我在完成写作时，也同样没有这种感觉。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无法对自己说出“嗯，我现在能理解了”这样的话，我想我的读者也不会。
当然，在写书的过程中，你必须做出阐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样，还要在书中囊括一些一般性的、解释性的史料内容。但我认为，在故事的结尾我们必须提出疑问——这样如何？那样如何？——这是深入这个题材之骨髓的特质。同样，在直面大屠杀时，能缓解我们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提出这些似乎永无穷尽的问题，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寻求答案。因此，大屠杀实则是人类从其经验中吸取教训的一个起点，而绝非终点。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大屠杀为何会发生，但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前因后果牵动着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已然成了一起揭示现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将永远是反映人之境况的重要议题。
* * *
注释
1.海达·科瓦莉（Heda Margolius Kovály，1919—2010），捷克作家、译者，出生于布拉格。1944年与父母一同遭纳粹逮捕、关押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的父母被送入了毒气室，而她则被转送往他处做苦工。科瓦莉著有回忆录《在一颗残酷的六芒星下：1941—1968年在布拉格的生活》（Under A Cruel Star – A Life in Prague1941–1968）等。——译者注（后文中所有页下注皆为译者注，不再另做说明。）
事件梗概
1949年1月8日，在耶德瓦布内，一个距离沃姆扎（Łomża）—后者位于波兰历史悠久的省份马佐夫舍（Mazowsze）——约19公里的小镇，安全警察扣押了15名男子。我们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份文件有个不祥的标题：“清算报告”（Raport likwidacyjny）。它和许多所谓的“控制—调查”档案（aktakontrolno-śledcze）存放在一起，由安全警察保管，以便监控他们在每项调查中的进度。1在被抓捕的人中，小农和季节工占多数，还有两名鞋匠、一名泥瓦匠、一名木匠、两名锁匠、一名信差和一名前市政厅接待员。他们中一些人是有家室的（其中一个是六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有四个孩子），一些人单身。最年轻的27岁，最年长的64岁。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男人。2
那时，耶德瓦布内的居民总共不过2000人左右，警察一时间拘捕了这么多当地居民，一定让镇上的人都震惊不已。3四个月后，即5月16日和17日，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Bolesław Ramotowski）及其他21名共同被告在沃姆扎的地方法院受审，直到这时，人们才对整起事件有了一些认识。起诉书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波兰犹太历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材料描述了耶德瓦布内居民的犯罪行为，即参与谋杀犹太人民，该材料中的证词由施姆尔·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sztajn）陈述，陈述人目击了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4
犹太历史研究院（JHI）并没有记录能告诉我们瓦瑟什塔因的证词是如何以及何时被递交至检察机关的。同样，根据庭审档案，我们也无法得知全部细节，比如，法院是何时知道耶德瓦布内所发生的事件的？为何这项指控延迟了如此之久？沃姆扎安全部的“控制—调查”档案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它们也不是很有说服力。5无论如何，1945年4月5日，瓦瑟什塔因就向犹太历史委员会（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提供了他的证词。他的原话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有1600名犹太人居住在耶德瓦布内，但战后只有7人幸存，他们都是被一名住在附近的波兰妇女维日科夫斯卡（Wyrzykowska）营救的。
1941年6月23日礼拜一的晚上，德国人进驻镇子。从25日开始，波兰居民中的一群地方暴徒就开始进行反犹屠杀了。其中的两个暴徒，瓦奇克·波洛夫斯基（Wacek Borowski）（也有可能是叫波罗夫维克[Borowiuk]）和他兄弟米特克（Mietek），在犹太人的住房之间徘徊，其他暴徒则拉着手风琴、吹着笛子，以此来掩盖犹太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我亲眼看见这些刽子手杀害了夏基亚·瓦瑟什塔因（Chajcia Wasersztajn）、73岁的雅各布·凯克（Jakub Kac）和埃利阿斯·克（Eliasz Krawiecki）。
他们用砖块砸死了雅各布·凯克，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维基的双眼、割掉了他的舌头。克拉维基在极度痛苦中挣扎了12个小时才死去。
在同一天里，我还目睹了另一个可怕的场景。28岁的夏雅·库布日斯卡（Chaja Kubrzańska）和26岁的巴西亚·比恩什塔因（Baśia Binsztajn）都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她们看到刚刚那一幕之后，立刻奔向池塘，想要带着孩子一起投河自尽，以免落入那群暴徒的手里。她们将自己的孩子放入水中，亲手溺死了他们。接着，比恩什塔因跳入池中，立即沉入池底，库布日斯卡却在水中挣扎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在池边聚众围观的流氓们都目睹了她的惨状。他们建议她面朝下没入水中，这样就能淹死得快些。最终，在看见孩子真的已经死去之后，她更用力地将自己投入水中，终于死了。
第二天，当地一位神父介入了，他解释说，他们应该停止这场屠杀，德国人会自己处理他们需要处理的事情。他的话奏效了，屠杀停止了。从这天起，当地人不再向犹太人出售食物，这使得后者的处境变得极其艰难。与此同时，谣言四起，说德国人将会下达命令铲除所有犹太人。
德国人是在1941年7月10日下达这项命令的。虽说是德国人下的令，但执行任务的却是波兰流氓，他们使用了最可怕的招数。在极尽折磨和羞辱之后，他们将所有的犹太人烧死在一间谷仓中。在第一次屠杀和之后的血洗期间，下面这些恶棍最为残暴：施莱茨斯基（Szleziński）、卡罗拉克（Karolak）、米特克·波罗夫维克(波洛夫斯基?)、瓦奇克·波罗夫维克(波洛夫斯基?)、耶玛沃夫斯基（Jermałowski）、拉姆托夫斯基·博莱克（Ramutowski Bolek）、罗加尔斯基·博莱克（Rogalski Bolek）、施拉瓦·斯坦尼斯瓦夫（Szelawa Stanisław）、施拉瓦·弗朗齐歇克（Szelawa Franciszek）、科兹沃夫斯基·甘尼克（Kozłowski Geniek）、恰斯卡（Trzaska）、塔尔诺齐克·耶日克（Tarnoczek Jerzyk）、劳丹斯基·尤雷克（Laudański Jurek）、拉茨齐·切斯瓦夫（Laciecz Czesław）。
1941年7月10日早晨，八名盖世太保来到镇上，与镇政府代表开了一个会。当盖世太保问到，在犹太人的问题上他们有什么计划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当德国人提出，每个行业可以留一家犹太人的活口时，当地的木匠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Bronisław Śleszyński，他当时在场）答道：我们波兰人的工匠够多了，我们一定要铲除所有犹太人，一个活口都不留。镇长卡罗拉克和在场的其余所有人都对他的话表示赞同。为此，斯莱辛斯基还“贡献”了他在不远处的谷仓。会议结束后，血洗就开始了。
当地的流氓们操着斧子、插着钉子的棍棒以及其他用于折磨和摧毁的武器，将所有犹太人都赶到了街上。他们选了75名最年轻、最健康的犹太人作为他们恶毒本性的第一批受害者，命令这些犹太人搬运一尊巨大的列宁纪念碑——那是苏联人建在镇中心的。石碑重得根本没可能抬起来，但在波兰人的拳打脚踢之下，犹太人不得不搬。在搬运石碑的过程中，他们还被要求唱歌，一直到他们将石碑搬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命令挖一个大坑，并将石碑扔进去。之后这些犹太人都被杀死，并被丢入同一个坑中。
这些刽子手的另一项暴行是命令每个犹太人都挖一个坑，埋葬之前被杀死的犹太人，接着这些人又被杀死、被埋葬，如此往复。要想一一列举出这些流氓的残暴行径，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也再难找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行为了。
犹太老人的胡子被焚烧，犹太儿童在他们母亲的怀中被残杀，人们被往死里打，还被逼着唱歌跳舞。最后，他们开始了最主要的行动—烧。整个镇子被守卫保卫，以确保没人能逃脱。接着，犹太人被命令排成纵队，四人一行，一位90岁的拉比和一位屠宰师[1]站在最前面，他们被要求举着一面红色的横幅。所有人都被赶入谷仓，还被命令唱歌。一路上，那群流氓像野兽一样殴打他们。谷仓大门附近站着几个暴徒，演奏着各种乐器，就为了让乐声掩盖受害者的惨叫声。一些犹太人极力自卫，但他们早已没了防御能力。他们满身鲜血，遍体鳞伤，被推入了谷仓。接着谷仓被浇上煤油并点燃，那群暴徒则四处搜查犹太人的家，寻找留在家中的病人或儿童。他们将找到的病人押往谷仓，至于小孩子——他们将小孩子的脚捆在一起，背在背上，接着用干草叉叉起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热的炭上烧烤。
大火过后，他们用斧头劈开尚未完全肢解的尸体寻找金牙，极尽所能地破坏这些“神圣殉道者”的肉身。6
对于瓦瑟什塔因证词的读者而言，事实已经显而易见：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因波兰人的暴行而被赶尽杀绝。然而，在当时，想要完全厘清他证词中的意思还是有些困难的。从他呈上证词到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中间间隔了四年，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惊讶。从我本人在犹太历史研究院发现他这份陈述到完全相信和理解其中的真实性，基本上也用了四年。1998年秋天，我受邀为一位专攻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地区（Białystok）战时历史的知名历史学家，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Tomasz Strzembosz）教授的纪念论文集撰文，于是我决定用耶德瓦布内的例子来描述波兰居民对他们犹太邻人的虐待。然而彼时我还没有注意到，在瓦瑟什塔因所描述的一系列杀戮和暴行之后，所有剩下的犹太人最终都被活活烧死于一间谷仓中。（我在阅读证词时一定以为这只是个假设性的比喻，并认为只有一部分犹太人是那样遇害的。）在我交稿的几个月后，我看了纪录片《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的原片。该片由阿格涅丝卡·阿诺德（Agnieszka Arnold）执导，片中他作为访问者之一，与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女儿进行了交谈。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瓦瑟什塔因所陈述的每字每句都应该被严肃对待。
鉴于那本论文集尚未出版，我开始考虑撤回我写的那篇文章。然而，我最终决定不做改动，原样发表，因为耶德瓦布内故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即波兰人对他们犯下的骇人听闻之罪行的后知后觉。这起事件为何（或者也可以说为何没能）在包括我在内的战时史学家的意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耶德瓦布内之后的三代居民在得知这些杀戮后是如何生活的？当这起事件成为公开的信息，波兰的全体公民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披露它？
不论如何，一旦我们意识到那些看似无法想象的事情竟然真实发生过，历史学家很快就会发现：整个故事其实有详尽的记载，事件的目击者仍然活着，这起罪行的记忆在耶德瓦布内会代代流传。
* * *
注释
1.即犹太教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和犹太教食物屠宰师。
资料来源
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最好的资料来源应该能对他所研究的事件提供一种同时性的（contemporaneous）解读[1]，并且还应经得起仔细的审视。因此，我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在耶德瓦布内区域内“清扫”犹太人的德国文档记录。这种文档可能存在于某处，但我没办法找到。我采访、询问了许多活跃于那个时代的学者，但他们都对耶德瓦布内这个地名感到很陌生。按理，在记录了德国特别行动部队（Einsatzgruppen）在东部战场（Eastern Front）活动的日常概述报告中，应该会有这类信息，但耶德瓦布内也没有在其中被提及。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7月10日，早先活跃于沃姆扎一带的特别行动B分队已经到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Minsk）1附近了。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机会找到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时期拍摄的德国纪录片录像。2
目前看来，关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第一份，也是最全面的一份报告，就是施姆尔·瓦瑟什塔因于1945年所做的陈述。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即1949年5月和1953年11月沃姆扎庭审期间的记录。1980年，一本纪念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书出版了，书中收录了不少事件目击者对他们家乡这场悲剧的描述。1998年，制片人阿格涅丝卡·阿诺德就此事采访了一些耶德瓦布内居民。不久以后，我得到一个机会，与该镇先前的一些居民讨论这些事。3这就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在我们开始处理耶德瓦布内的问题之前，先来看看如何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料。
首先，我们需要记住，犹太人关于大屠杀的证词都得到了完整的记录，以便为这场灾难提供一个精确而全面的解释。那个时代出版过的许多回忆录和犹太人日记都证明了这一点。据说在伟大的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Simon Dubnow）从拉脱维亚的里加市（Riga）被驱逐出境以前，曾经号召他的犹太同胞们“将‘事情’全都写下来”，这种可能只是传言的劝诫却在许多犹太回忆录作家心底激了涟漪。这样的呼吁也让一个族群做出了集体性的努力；我们很了解，也很敬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他们为记录和提供证据而做出的谨慎而机智的尝试——艾曼纽·林格本（Emanuel Ringelblum）在华沙犹太区发起的“安息日聚会”档案整理工作，或是科夫诺（Kovno）犹太区的档案管理员所完成的艰巨工作，这些我都铭记于心。4要想救下那些在纳粹屠杀计划刀口下的犹太人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因此，犹太记录保管者们心中都产生了一股使命感（他们清楚、反复地描述过这种感觉）：最起码，他们得保存好这场毁灭性灾难曾经发生过的证据。
了解了他们曾做出的这些努力，我们应该形成一种直觉：只要存在关于纳粹恶行的记载，哪怕只有一份，人们就能有力地反对甚至阻挠纳粹的犹太清洗计划。纳粹罪行的受害者显然相信，将整个事件牢牢铭记并让其在子孙后代中口口相传，能有效地击中纳粹的要害。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在他们对这场他们所亲历和目击的浩劫的记忆里——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强加在波兰人头上。当然，每一个证人都可能犯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故事都应该与其他故事进行核对以确认其真实性。但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案件的犹太证人不可能因为对他们的波兰邻人怀有恶意而去伪造证词。
不过，本书所运用的主要文献并非来自犹太受害者，而是来自那些犯下恶行之人，且为庭审记录。处理这样的材料时，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在这种受到控方仔细审视的境况之下，那些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想要尽可能地弱化自己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也可能会试图弱化事件本身。我们必须记住，法律无法迫使被告在口供中道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证人即便已经起誓“所言即事实，只有事实”，也可能选择性地道出他们所记得的东西，并对某些问题仅做简短生硬的回答。舍此以外，在证据资料（来自证人或被告）以及历史学家拥有的已经整理过的资料之间，有一位“调解者”（因此调查报告与日记或回忆录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让读者能够与资料来 源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位调解者可能是调查员、法官、辩方律师或原告律师，他会建立和编写档案——他或多或少有些才智，受过教育，或致力于找寻事情的真相。因此，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取自庭审材料的证据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的目的和彻底性，以及这场审判本身的方向。
只要简单地研究一下针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庭审案件，我们就会发现，审判进行得十分仓促。用“仓促”一词甚至还太轻描淡写了，因为针对全部22名被告人的庭审程序仅在一天内就结束了：案件于1949年5月16日在沃姆扎地方法庭公开审理，次日所有判决就已下达。22名被告人中有8名被判无罪。1953年才受审的约瑟夫·索布塔（Józef Sobuta）也被判无罪释放。
对以上这类细节的掌握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评估这些资料来源，因为在1949年和1953年，波兰国土上都弥漫着浓厚的斯大林主义色彩。在那些年间，波兰的司法部和官方调查机构（所谓的安全部，Urząd Bezpieczeństwa，简称“UB”）简直声名狼藉。此外，在法庭上，被告人都透露出了他们是被屈打成招的信息——由于那段时期安全部成员常常会刑讯逼供，因此被告人的这种控诉听上去可信度很高。
纵观整个调查的操作方式，我推测，在那段时期，这种暴力取供的手段被用在了几乎所有被沃姆扎安全部收押的犯人身上。无论如何，在这起案件的被告人的供述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信息，也无法推断出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共谋关系，或是否存在将他们所有人联系起来的秘密组织。被告人在庭审期间会突然“失忆”——无法记起他们在审讯中提及过的许多细节，比对他们早前对7月10日事件巨细靡遗的描述，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似乎非常不具有说服力。6毕竟，我们知道，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七月屠杀”的各种情景，在该事件之后一直都是小镇居民们的谈资。
如果我们审读拉莫托夫斯基案调查期间收集的所有材料，很快会发现，其余的22名被告人，除了少数例外，几乎人人都留下了口供。口供记录非常简要，且都围绕三个相同的问题展开：1941年7月你住在哪儿？你参与了7月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吗？还有谁也参与了谋杀和围捕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活动？记录这些口供主要部分的都是同一种笔迹，并由同一位调查官格热戈日·玛图耶维奇（Grzegorz Matujewicz）签署。除了一些补充的纪要，这些口供记录都是在1月8日至1月22日之间完成的。换言之，整个调查事实上是在两周内完成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沃姆扎安全部而言，这不是一起高优先级的案子，用在此案上的人力物力也相对较少。
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之指控的措辞也反映了官方对此案的敷衍了事。我们从档案记录中可以得知，他们被指控“协助德国政府，即于1941年6月25日，在沃姆扎地区的耶德瓦布内镇中参与了对1200名左右犹太裔居民的逮捕；这些居民在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被德国人烧死”。7如今，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却变成发生在7月10日，调查期间收集的大量口供都反映了这一事实。然而，原告坚持认为事情发生在瓦瑟什塔因证词中提到的那个日期：6月25日。几个月中，控方和法庭都没有纠正这个错误。在控方向最高法院提起最终上诉之后所下达的判决书中，我们才发现了对于案件发生日期的澄清说明：“耶德瓦布内屠杀的实际发生日期比沃姆扎地方法院所认定的日期晚了几天”—事实上是晚了超过两周！8
我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信息，无论主次，都呈现在这里，为的是明确指出，这并不是一起政治案件。的确，那些“控制—调查”档案的内容反映了沃姆扎安全部的观点和计划，它们都证实了我对此案的评估。在前文提及过的1949年1月24日的《清算报告》（“Liquidation Report”）中，用红色印刷的第五条为“未来作战活动计划”。在这份报告中，这条内容并不是特别重要。从这份档案以及所有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未来作战活动计划”显然很常规。毕竟，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是斯大林掀起的反犹狂潮达到巅峰的时期，这股狂潮也直接导致了扫荡了整个所谓的“人民民主”阵营的政治迫害。9显然，在被斯大林主义席卷的波兰，强调战时犹太人在波兰人手中所遭受的苦痛，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推测，之所以必须对拉莫托夫斯基等人提出控告，是因为已经有一份证词被归档在案，司法体制内的行政机关必须对其进行处理。但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出此案被仓促对待，草草了结。另外，由于这不是一桩政治案件，因此，调查期间收集的各种材料能够帮助我们重构事件的真实面貌，尽管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被告人的证词很可能弱化了事件本身以及被告人对事件的参与程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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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同时性的解读”的意思是，在事件发生同时代中对该事件的诠释。
战前
耶德瓦布内坐落在纳雷夫河（Narew）与别布扎河（Biebrza）的交汇之处。这两条河每年春天都会溢出河床，其流域周围的地区因优美的湿地风光以及栖息、生长于湿地之上的各种水鸟和茂盛植被而闻名。1979年，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就修建在这片区域内。1然而，就算耶德瓦布内周围的景色再美，这个小镇本身仍然是丑陋的。
自古以来，木材和稻草一直是这片地区最便宜也是最唾手可得的建筑材料，因此当地居民一直受到火灾的困扰。人们记忆中最可怕的一场火灾发生在1916年，那场火灾将整个小镇的四分之三都化为了灰烬。耶德瓦布内曾经有一座美轮美奂的18世纪木结构犹太教堂，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被烧毁了。2几十年后，一位居民在为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撰文时回忆道，每晚临睡前，人们都会朝北方投去最后一瞥，在地平线之外的那个方向，就是邻镇拉兹沃夫（Radziłów）。如果夜空中泛起微弱的粉色光晕，他们就会立刻驾起装满必需品的马车，飞奔前去营救。同样，拉兹沃夫的犹太人也密切关注着耶德瓦布内的情况。火灾很频繁，邻乡的居民们，通常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同呼吸共命运，并且不吝与对方分享他们有限的资源。
耶德瓦布内在1736年获得了城镇特许状（town charter）[1]，尽管彼时这个小镇建成已至少300年了。犹太人从蒂科钦（Tykocin或Tiktin）迁徙至耶德瓦布内，最初服从于蒂科钦的犹太社区体系（Jewish communal authority）。1770年，当美丽的木结构犹太教堂在耶德瓦布内建成时，镇内共有387名犹太居民，在总人口（450人）中占了绝大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耶德瓦布内人口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约3000人。很快，1916年，因战时造成的破坏和沙俄颁布的“重新安置犹太人”政策（沙俄政府怀疑犹太人亲同盟国）——他们将战事前线附近地域内的犹太人迁移至其他地方，镇内人口骤减至700左右。
“一战”过后，被迁走的大部分犹太居民都回到了耶德瓦布内，这个镇子的人口开始慢慢恢复。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镇人口数在那时达到了2167，其中有超过60%的居民承认自己是犹太人。镇上其余的人口，包括镇郊的社区（gmina，波兰最小的土地行政单位）内的居民，都是波兰裔的。
1933年，耶德瓦布内共有144名在籍工匠，包括35名裁缝和26名鞋匠，其中从事服务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是犹太人。当然，还有很多从事这类职业的人，但他们太穷，无法缴纳登记注册营业执照的费用。茨波拉·罗斯齐尔德（Tsiporah Rothchild）回忆道：“在我们的村子里，所有的生产都由工匠完成，他们的家人会帮助他们。我还记得有一次很不寻常的‘劳动纠纷’。雷布·纳舒姆·莫伊舍·品特柯瓦斯基（Reb Nachum Moishe Pyontkowski）的儿子阿里耶（Aryeh）决定罢工以反对他的父亲。雷布·纳舒姆用铁轮箍揍他儿子的时候，这个小伙子痛苦地喊着，想让他父亲知道：‘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不想在晚上超时工作！’另外，耶德瓦布内也有‘乡村裁缝’，他们会去其他村子谋事。”3
流动的商人和工匠继续寻找收入丰厚的工作机会，通常一份工作的工期为数月。每年，总会有不少人在“找工作”的旅途中。这片区域内的犹太群体曾经用各种各样的昵称来称呼彼此。比如，拉兹沃夫的犹太人就被唤作“Radzilower Kozes”，即拉兹沃夫山羊，这是一个友好的、带有些微嘲弄意味的称呼；沃姆扎犹太人的昵称是“Lomzer Baaloonim”，意思是挑剔的、自命不凡的、有些贪图享乐的人；科诺（Kolno）的犹太人被称为“Kolner Pekelch Pekewach”，意为肩负重担、爱发牢骚；而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昵称则是“Jedwabne Krichers”，大概是指他们是好事之人，四处搬迁，喜欢干涉别人的事。4
年轻的拉比雅各布·贝克在沃姆扎著名的授业座[2]开始了自己的宗教学习，在离开耶德瓦布内之前，他都沉浸在《塔木德》（Talmud）研究中，并且使用“皮卡兹”（Piekarz）作为自己的姓氏，即“贝克”在波兰语中的写法。回忆起战前与那些波兰邻居的交往，雅各布·贝克仍备感亲切。他与他的母亲、祖母和两个兄弟住在一起，这个家庭结构和希拉瓦（Sielawa）家差不多。和这个社区中的其他人一样，皮卡兹家的孩子们偶尔会在席拉瓦家的井里打水，大家都认为他们很能干。“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看到邻居席拉瓦家的小女儿给瑞泽雷[Reizele，雅各布·贝克的祖母]送了一点点用来喂牛的土豆皮，而瑞泽雷立刻给了她整整一加仑的牛奶作为答谢。当我问及为何要做这种不平等的交换时，瑞泽雷解释道：‘从她送来的那一点点土豆皮我们就能推测出他们家的晚饭少得可怜。’”5战后50年，阿格涅丝卡·阿诺德访问了一位来自耶德瓦布内的年长的波兰药剂师，后者也回忆到波兰和犹太邻里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在观念上或者其他方面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因为在这个小镇上，犹太人与波兰人关系十分和睦。他们依赖对方，彼此间都亲近到可以直呼其名：雅内克（Janek）、伊采克（Icek）……我敢说，在这里，生活就是田园牧歌。”6
邻里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十分频繁。犹太人对周遭人群中潜在的敌意总是非常敏感，尤其是考虑到整个区域在政治上都坚定地支持着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cratic party）7，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月中，即便在耶德瓦布内的暗处流动着谨慎或警惕的情绪，公开的对峙和冲突也会被避免；一些本来很可能会升级成危险事件的场面，幸而也都被平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