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宪兵队在耶德瓦布内设有一个前哨站，由11人组成。8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推断，在屠杀行动的当天或前一天，一群盖世太保乘着出租车抵达镇上。据约瑟夫·日卢克（Józef Żyluk）所言，“事情是这样的： 我当时正在铡干草，耶德瓦布内的镇长卡罗拉克从草原上走过来跟我说，去把所有犹太人带到广场上去。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了。”9
在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中，“宪兵们”这个词（或者更频繁出现的“一个宪兵”）经常会出现，用来解释为何拉莫托夫斯基一案的一些被告人会出现在市集广场或者谷仓附近。因此，在一份更为典型的证词中，切斯瓦夫·利品斯基（Czesław Lipiński）告诉法庭，尤雷克·劳丹斯基、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Eugeniusz Kalinowski）和“一个德国人”是如何来找他，然后他又是如何和他们一起去把犹太人召集到广场上的10；卡罗拉克和瓦西莱夫斯基还找到了费利克斯·塔纳茨基（Feliks Tarnacki），让他看好那些犹太人，前者“和一个盖世太保一起把我赶到广场上”。11这天，宪兵前哨站雇了米茨尤拉（Miciura）来做一些木工活儿，其间一名宪兵叫他“去广场上看守犹太人”。德国宪兵独自一人下令让某人参与行动的情况，仅此一例。宪兵通常会和一些镇议会成员一起巡视。12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大屠杀事件发生时的更广义的背景。其时，在耶德瓦布内掌管着生杀大权的，毋庸置疑是德国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许可，任何持续的有组织的活动都不可能发生。13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决定犹太人命运的人，他们也随时都可以阻止大屠杀的发生。但他们没有介入。就算他们曾建议波兰人放过一些犹太家庭，肯定也没有提出过违反者会受到严惩的警告，因为所有犹太人最终都被杀害了。讽刺的是，事发当天，对犹太人而言，德国宪兵队的前哨站竟然成了整个镇子上最安全的地方，一些犹太人幸存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当时恰巧身处前哨站。但无疑，如果德军没有占领耶德瓦布内，这个小镇上的犹太人也不会遭受自己邻人的屠戮。这个结论并非毫无意义的废话——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悲剧正是希特勒针对犹太人所发起的残暴战争中的一个插曲。然而，我们必须承认，1941年7月10日在耶德瓦布内所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中，德国人的直接参与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仅仅是在一旁拍照。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爱德华·斯莱辛斯基（Edward Śleszyński）说：“在我父亲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许多犹太人被烧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因为那天我一直待在烘焙房里，但我当时从耶德瓦布内其他居民口中得知，全程都是波兰人在动手，德国人所做的只不过是拍拍照片。”1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说：“我想要强调，德国人并没有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戮，他们只是站在一旁，拍下了记录波兰人是如何虐杀犹太人的照片。”2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说：“犹太人是被波兰民众谋杀的。”3
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Julia Sokołowska）彼时是德国宪兵队的厨娘。在调查拉莫托夫斯基案期间，她也接受了询问。她在1949年1月11日给出了以下证词：
1941年，德国占领军入侵波兰领土之后几天，耶德瓦布内的居民，伙同德国人，就开始残杀他们的犹太邻人。他们在镇上杀害了超过1500名犹太裔居民。我要强调的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德国人殴打犹太人。德军甚至把三名犹太妇女带到他们的宪兵前哨站，并向她们保证她们不会被杀，所以我把她们锁了起来，把钥匙交给那个让我做这件事的宪兵。他还命令我给她们提供食物，所以我做了些吃的给她们。当事情结束，一切平息后，这些犹太妇女就被放走了，她们住进了宪兵队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开始为前哨站工作。德国人没有打过犹太人；波兰人却残忍地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只是站在一旁，拍了些照片，其后他们向世人展示了波兰人是怎么杀犹太人的。4
索克沃夫斯卡接着历数了参与屠杀的15个人或家族的名字（比如父亲和儿子，或者两兄弟）。她指出了谁用木棒打了犹太人，谁用了“橡胶（短棍）”，她还补充了一个关于德国人对那天事件的参与的有趣细节：“那时我是宪兵队的厨娘。我看见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来找宪兵队的指挥官，请后者分配给他一些武器，因为‘他们’不愿意去—他没有明说到底是谁不愿意去。队长立刻站起来说，我不会给你武器的，你想干吗就干吗去吧。接着卡里诺夫斯基转身离开，他迅速跑出镇子，继续去追杀犹太人了。”5
有趣的是，四个月后，即在5月，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控诉公开审理时，证人的态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前文所提及的，被告人在庭审期间只提供了很少的陈述，他们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曾被刑讯逼供。索克沃夫斯卡也极不愿意出庭做证，她最终说出了这句非常不同寻常的话：“事发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我为他们烧了晚饭。有这么多宪兵在镇上，因为他们是从其他前哨站来的。”6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大屠杀发生的当日，耶德瓦布内有这么多德国官兵。提供这个信息的人为他们做了一顿饭，因此她应该不会记错。
对于被告人和索克沃夫斯卡态度的转变，我没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毕竟，不论是1949年5月在沃姆扎的法庭上，还是四个月前在调查扣押期间，他们都只能听任安全警察的摆布。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对当局而言，此案并非一起重点案件。被告人的家人和朋友就在附近且互相熟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说的话会让自己的罪名坐实，也会“牵连”彼此。除此之外，在开庭之前，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向其他证人施压，毕竟这是一个很小的乡村社会。
在德军占据的最后几年里，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波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民族武装部队（National Armed Forces，简称“NSZ”）—在这片区域内非常活跃，许多人在战后依然“待在树林里”。在“人民的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场残酷的“类内战”（quasi-civil war）在比亚韦斯托克省持续了数年。比如，在1948年9月29日，耶德瓦布内就被一支名为“退伍老兵”（Wiarus）的部队占领了几个小时。7在官方宣布“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波兰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和“树林里的男孩们”依然很惧怕这片区域的居民。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一名年老女仆，即一个小镇社区中地位较低的人，很可能被说服而去更改她的证词—这份证词本来会牵涉镇中的大量居民。8舍此以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姆扎安全部的检方对这起案子并不是很上心。
不过，不论索克沃夫斯卡是否曾被施压，她在庭上的证词并非无人质疑。1949年8月9日，这起案件中唯一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卡罗尔·巴登对他先前在沃姆扎地方法庭的上诉做了一次“补充陈述”：
在庭审过程中，证人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耶德瓦布内宪兵队前哨站的前厨娘，做出声明说，在犹太大屠杀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和同等数量的宪兵在镇上，她还为他们做了晚饭。这份陈述是伪证，因为那天我就在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工作，我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我去了[当地一个贵族的]庄园里的工具棚好几次，我经过了他们召集犹太人的那个广场，在那儿也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另外，她说用一个小炉子为60人准备晚饭，这也很荒谬。
对犹太人的屠杀开始之后，一些平民冲进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他们想要抓走三个正在劈木柴的犹太人，当时我正在维修一辆汽车。接着，前哨站的指挥官阿达米（Adamy）走了出来说：“难道八小时还不够你们对犹太人做你们想做的事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知，犹太大屠杀并不是由盖世太保施行的，因为我在那天并没有看到他们。残杀犹太人的是镇长卡罗拉克领导下的当地民众。9
三年后，巴登在一部非常有趣的自传中重新提起了这个片段——他后来把这部自传作为他上诉寻求豁免的一个附件，寄给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这一次，他可谓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了这起事件：“在前哨站的院子里有很多附属建筑，如果有60个盖世太保和60个宪兵来到镇上参与屠杀，其中一些人必定会出现在院子里。”接着他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整部自传：“屠杀发生的当日，我三次步行前往距离前哨站约350—400米的工具棚，在晚饭时间也在街道上往返，但我连一个陌生人都没见到，不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中。”10我认为，一个寻求缓刑的囚犯不会仅仅为了得到波兰总理的同情，就将这些事情写进他的上诉书中。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去指认德国人而非他的同胞杀害了犹太人，显然会更有效。
据我统计，本书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共提到了92个参与了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人的名字（而且往往是带有家庭住址的）。也许并非全部人都该被贴上杀人犯的标签—毕竟，在沃姆扎法庭上被起诉的被告人中就有9人最后被宣判无罪。11很多当时在广场上看守犹太人的居民，可能只是站在那儿而已，并没有参与任何暴力行动。12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这些被提及姓名的人只是当时在场者中的一部分，而非所有人。“在被召集的犹太人周围，”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另一个被告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Władysław Miciura）陈述道，“有很多人，不仅是耶德瓦布内的当地居民，还有从附近赶来的人。”13劳丹斯基（父亲）告诉我们：“许多在场者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我一想起来就会告诉他们。”14劳丹斯基和他的两个儿子当天非常活跃。犹太人被成群赶往谷仓（他们之后在那里被烧为灰烬）时，参与犯罪者的队伍不断扩大。正如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本人所言，“在我们把他们赶向谷仓时，我都看不清路了，因为周围全是人。”15
被告人在战时全都居住在耶德瓦布内，很多参与者他们都无法指认，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是在当日涌入镇上的邻村农民。“当时有很多从我根本没听说过的村子过来的农民，”米茨尤拉解释道，“大多数是年轻男人，他们非常享受抓捕和折磨犹太人的过程。”16
换言之，有大量的民众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起大屠杀事件。“大屠杀”的意义是两个层面上的——既有大量受害者，也有大量施害者。92名参与者的姓名被提及，他们都是成年男子，耶德瓦布内镇的居民。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
我们仍然记得，这个小镇在战前共有约2500名居民，犹太人占了三分之二。如果将波兰裔人口按性别分成两半，那么男性波兰居民，不论老幼，就有450人。如果我们再将这个数字分成两半，就能得出结论：大约50% 的耶德瓦布内成年男性居民被指认为大屠杀的参与者。
屠杀是如何被执行的？根据一位至今仍然健在的耶德瓦布内居民所言，这是一起极其残忍的事件。阿格涅丝卡·阿诺德所访问过的耶德瓦布内药剂师（我在前文曾引述过）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们已经从其他证人口中听到的话：“是一位名叫考兹沃夫斯基先生（Mr.Kozłowski）的绅士告诉我的，他已经过世了。他生前是个屠夫，一个非常正派的好人。他的女婿在战前是一位检察官，家世很好。考兹沃夫斯基先生告诉我，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去看。”17另一位波兰老人哈利娜·波皮奥韦克（Halina Popiołek），她在事件发生时还只是个年轻的姑娘，在她最近接受《波斯卡报》（Gazeta Pomorska）的记者采访时，特意用她“什么都没看到”来作为开场白。但她曾做过相当详细的说明：“他们杀犹太人的头或者用刺刀刺死他们的时候我不在场。我也没看到我们的人是如何命令犹太人自己去池塘里溺死的。但我母亲的姐姐看到了，她回来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泪流满面。我看到他们命令犹太男孩们推倒列宁的纪念碑，后者被逼迫拖着纪念碑，一边走还要一边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我看到人们用橡胶短棍殴打他们，看到犹太人在犹太教堂中被残杀，还看到遍体鳞伤的莱维纽克（Lewiniuk）—他当时还有呼吸—被我们的人活埋了……他们把犹太人都赶进了一间谷仓中，把煤油倒在周围。一切都只发生在两分钟之内，但那凄厉的惨叫……至今仍然回绕在我耳边，挥之不去。”18
因此可以说，并不只有残杀犹太人的场景让人难以忍受。身受折磨的人们所发出的惨叫声、他们烧焦的身体所散发的气味，都同样让人头脑麻木。对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屠戮持续了整整一天，事发现场甚至不会超过一个体育场的大小。在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这场大屠杀的大部分受害者于当天下午被烧死，而这间谷仓距离镇中心的广场不过一箭之地。还有许多受害者在犹太墓地里被刀砍、棒打、石砸至死，这片墓地与广场也就相隔了一条马路。因此，每个当时在镇上，看到、闻到或听到事件发生的人，都参与或见证了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惨死。
谋杀
我们记得，一切开始于7月10日早上的召集会议—所有波兰成年男子都被召集于耶德瓦布内的镇政厅。但早于那时，关于谋划攻击犹太人的谣言就传开了。否则，载满邻镇居民的马车就不会自当日凌晨起就源源不断地驶入镇子。我怀疑，从其他地方赶来的人中，有一部分已经参与过发生在邻镇的屠杀行动。当“屠杀的浪潮”席卷某些区域时，除了本地人会参与其中，一群核心的“掠夺者”也会不断迁移，参与该区域每一个地方上发生的案件，这种模式是很典型的。1
“某天，在卡罗拉克和索布塔的要求下，几十个男人在镇政厅前集合，德国宪兵队和卡罗拉克及索布塔给了他们武器：鞭子和棍棒。接着卡罗拉克和索布塔命令这群男人把耶德瓦布内所有的犹太人都带到镇政厅前面的广场上去。”在一份较早记录的证词中，证人达诺夫斯基（Danowski）为他的叙述补充了一个细节，虽然没有其他人证实其真实性：他指出人们当时还得到了伏特加。2
差不多在波兰人被召集到镇政厅的同一时间，犹太人也被召集到广场上，去做据说是清洁任务的事情。丽芙卡·福格尔（Rivka Fogel）记得她本来打算带一把扫帚。由于犹太人之前就被迫做过这种下等的清洁工作，我们可以想象，一开始波兰人只打算进行一个惯常的“羞辱项目”。“我丈夫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去了那儿。我在家多待了一会儿，打算把家务都打理好，关好门窗。”3但是，很快人们就明白，那天的情况与往常不太一样。福格尔太太没有跟着她丈夫和孩子去广场上，而是与她的邻居普拉福德太太（Mrs.Pravde）一起躲进了附近一位贵族的庄园的花园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听到那里传来了一个小伙子的惨叫，那是约瑟夫·莱温（Joseph Lewin），波兰人把他活活打死了”4。
因为机缘巧合，我们从卡罗尔·巴登的证词中得知（他在片刻之后恰好路过附近），莱温被乱石砸死了。我们记得，巴登当天早上正在德国宪兵队的前哨站修理一辆汽车，他必须去那位贵族的庄园的工具棚（上面两名妇女正是躲在这个庄园的花园里）。“在工具棚附近的铸造车间的拐角处，站着耶德瓦布内的一个居民，维希涅夫斯基……维希涅夫斯基叫住了我，我走近他，他指给我看一个信犹太教的小伙子被杀害后的尸体，那个小伙子22岁，名字叫莱温。维希涅夫斯基告诉我，太太，看啊，我们用石头砸死了这个狗娘养的……维希涅夫斯基给我看了一块重12到14千克的石头，说：‘我用这块石头狠狠地砸他，他再也爬不起来了。”5这件事发生在大屠杀刚刚开始的时候。正如巴登所写的，在他去工具棚的路上，他看到只有约100名犹太人在广场上，而当他返回时，人数已经大大增加了。
在镇子的另外一角，文岑蒂·高希茨基（Wincenty Gościcki）刚从守夜的岗位上回到家中。“早上，当我正打算上床睡觉时，我的妻子来把我叫了起来，她说有坏事发生了。在我们家附近有人正在用棍子殴打犹太人。于是我爬起来，走到屋子外面去一探究竟。接着我听到厄巴诺维斯基（Urbanowski）叫我，他和我说，看看都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带我去看了四具犹太人的尸体。这些人是：菲什曼（Fiszman）、斯季雅考夫斯基斯（Styjakowskis）[？]家的两个人和布鲁伯特（Blubert）。于是我立刻躲进了屋子。”6
那天一早，犹太人就明白了他们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中。许多人想要逃进邻近的田野中，但只有一些人成功了。要逃出镇子而不被发现，实在很难，因为周围有许多由农民组成的“义务警察”队伍在巡逻，试图搜捕逃走或者躲起来的犹太人。十几名少年抓住了涅瓦维茨基，屠杀行动开始时，后者已经在田野里了，他本想偷偷穿过田地，逃往维兹纳。涅瓦维茨基遭到了殴打并被带到了广场上。无独有偶，奥尔歇维奇（Olszewicz）也在田野里被年轻的农民抓住、毒打并带回镇上。大约有100—200人成功逃脱、躲藏，活过了那天——正如我们所知，其中有涅瓦维茨基和奥尔歇维奇。但其他很多人都在他们被抓时就立刻被“就地正法”了。在巴登去工具棚的路上，他看见“在庄园的田地上，道路的左边，一群平民[作者标记为重点]骑在马上，手中拿着粗重的木棍”，正在那片区域巡逻。7一个骑马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躲藏在田地中的人并追上他们。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在劫难逃。
在这一天，暴力的阴霾笼罩了整个小镇。人们无组织却不约而同地极尽残忍，对于这一切，卡罗拉克和镇议会仅仅做了一般的监督和管理（例如，我们记得，他们在广场上招募看守犹太人的人）。后者控制了整个过程，并在关键时刻激化了这场集体迫害的最终目标。不过就算他们不这样做，民众肯定也会极尽所能地为所欲为。
当天的晚些时候，当巴登再一次去工具棚时，他偶然发现维希涅夫斯基还在原地，即莱温的尸体旁边。
我知道维希涅夫斯基是在那儿等什么。我从工具棚拿了所有我需要的东西，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去工具棚时就看到过的两个小伙子[他后来指出这两个人是耶日·劳丹斯基和凯诺夫斯基（Kainowski）]。我知道他们是去莱温被杀的地方找维希涅夫斯基，他们还带着另一个名叫赫什·卓耶夫维奇（Hersh Zdrojewicz）的已婚犹太人，他是一间机械厂的工厂主。我在1939年3月以前一直在那间工厂里工作。他们用胳膊夹着他，血从他头上汩汩流下，流到他的脖子和身上。卓耶夫维奇对我说：“救救我，巴登先生。”因为很害怕这些杀人犯，我回答他：“我什么也帮不了你。”然后我就走了过去。8
因此，在小镇的另外一隅，劳丹斯基伙同维希涅夫斯基和凯诺夫斯基，用石头砸死了莱温和卓耶夫维奇；在高希茨基的房子前面，四名犹太人被其他人乱棍打死；在沃姆兹斯卡街（Łomżyńska Street）附近的池塘里，“一个名叫瓦迪斯瓦夫·伍巴（Władysław Łuba）的人……溺死了两个犹太铁匠”9；在另一处，切斯瓦夫·梅热耶夫斯基（Czesław Mierzejewski）奸杀了瑞德·伊布拉姆（Judes Ibram）10；镇上玛拉梅德（melamed，犹太学校的教师）最小的女儿，美丽的吉特蕾·纳多尔尼（Gitele Nadolny）——每个人都认识她，因为他们要在她家跟着她父亲学习——被砍了头，我们得知，那些刽子手后来还把她的头颅踢来踢去11；在广场上，“多布若赞斯卡（Dobrzańska）问他们要水喝[那天是个炎热的夏日]，接着就晕倒了，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帮她，她母亲因为试图拿水给她而被杀害；[与此同时]贝特卡·布若佐夫斯卡（Betka Brzozowska）和她怀里的婴儿一起被杀了。”12犹太人一刻不停地遭受着毒打，而在同一时刻，他们的家也在被掠夺。
在多起独立案件发生的同时，许多有组织的犯罪也在吞噬着犹太受害者，后者被成群地赶往墓地，成群地杀害。“他们把比较健康的男人赶到墓地，命令他们挖坑，等挖好之后，他们用各种方式残杀犹太人，用铁锹打死一个，用小刀捅死一个，用棍子打死一个。”14“斯坦尼斯瓦夫·歇拉瓦（Stanisław Szelawa）用铁锹打死了一个，还用匕首捅一个人的肚子。证人[即施姆尔·瓦瑟什塔因，我现在正在引用的就是他在犹太历史委员会留下的证词 ]当时躲藏在灌木丛中。他听见了尖叫声。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杀死了28个男人，这28人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中最强壮的。歇拉瓦带走了一个犹太人，割掉了他的舌头。接着就是一阵漫长的沉默。”15那些刽子手越来越兴奋，杀人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越来越疯狂。“我站在普若兹图斯卡街（Przytulska Street）上，”一位名叫布罗尼斯沃娃·卡利诺夫斯卡（Bronisława Kalinowska）的老妇人说，“耶德瓦布内的居民耶日·劳丹斯基正沿着街狂奔，他说他已经杀了两三个犹太人；他看上去非常紧张地跑走了。”16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一天之内肯定杀不光1500人。因此这些暴徒决定将所有的犹太人一次杀光——把他们一起烧死。几天以前，在拉兹沃夫发生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中，波兰人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然而，因为某些原因，这个方案没能提前实施，因为人们对实施地点意见不一。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Józef Chrzanowski）的话证明了这一点：“我到达广场的时候，他们[索布塔和瓦西莱夫斯基]叫我把我的谷仓腾出来，用来当作烧死犹太人的场地。但我立即恳求他们不要用我的谷仓，后来他们同意了，只叫我帮他们把犹太人赶到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里去。”17
这些刽子手下定决心要在夺取犹太受害者的生命之前，先羞辱他们一番。“我看见索布塔和瓦西莱夫斯基从人群中挑出了几十名犹太人，命令他们做一些可笑的体操动作。”18在犹太人踏上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从镇中心广场到他们的葬身之所谷仓——之前，索布塔及其同伙发起了一个“余兴节目”。在苏军占据时期，他们曾在主广场旁边建造了一座列宁雕像。因此“一小群犹太人被带往边上的小广场，去推倒列宁像。当雕像终于被打破，他们又命令这些犹太人将雕像碎块放在一些木板上，拖着这些木板到处走。他们让拉比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上面挂着他的帽子。所有人都被迫一路高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战争是为了我们’。包括这些拖着雕像的人在内，所有犹太人都被赶到了那个谷仓里。谷仓被汽油淋透，接着被点燃。1500名犹太人就这样灰飞烟灭”。19
我们记得，在离谷仓不远的地方，一大群人开始殴打、推挤已然遍体鳞伤、惊恐万分的犹太人，试图将他们推进谷仓中。“我们把犹太人赶进谷仓里，”后来切斯瓦夫·劳丹斯基（Czesław Laudański）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命令他们往里走，犹太人不得不进去。”20
关于谷仓里所发生的事，我们听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米哈乌·库洛帕特瓦（Michał Kuropatwa）的马车夫的，他早前曾帮一位波兰官兵逃过了苏军的追捕。当这场屠杀行动的所谓的“领导者”在犹太人群中发现库洛帕特瓦后，他们把他叫了出来，并告诉他，因为他曾经帮助过一位波兰官兵，所以他现在可以回家了。但库洛帕特瓦毅然拒绝，他选择与自己的族人同生共死。21
接着，谷仓被浇上煤油。煤油来自安东尼·涅布日多夫斯基（Anotoni Niebrzydowski）的仓库，他把东西给了他兄弟耶日·卡利诺夫斯基（Jerzy Kalinowski）和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他们带着我给他们的八升煤油去了现场，将其浇在挤满了犹太人的谷仓上，并把它点着了。接下去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22但我们知道接下去发生的事——犹太人被活活烧死了。在最后一刻，雅内克·诺伊马克（Janek Neumark）逃出了这个地狱。一股炙热的空气顶开了谷仓的门，诺伊马克、他姐姐和她五岁的女儿当时就在门口。斯塔歇克·希拉瓦（Staszek Sielawa）手持斧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但诺伊马克奋力击落了他的武器，他们三人成功逃走，躲进了墓地。他在谷仓中所看到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已被火舌吞噬的老父亲。23
火势应该不是均匀地向外发展的，它实际上是根据风向而由东向西蔓延的。事发之后，在谷仓里的东侧，人们发现了一些焦炭状的尸体；但在中心位置，有更多的尸体，而在西侧，死人甚至堆成了山。在尸堆上层的人都是被烧死的，但那些在最底下的则是被压死或窒息而亡的，很多人的衣服甚至都还完好无损。“他们彼此交缠得太紧，以至于尸体都无法被分开。”一名年长的农民回忆道。他当时还是个小男孩，在事发之后和一群当地的男人被一起派去掩埋死尸。他还补充了一个细节，无意中证实了瓦瑟什塔因那令人不寒而栗的证词：“尽管事发之后已经一片惨状，这些人还是要去搜刮死者身上的财物，因为这些犹太人生前可能会将值钱的东西缝进衣服里。我摸到了一个布罗林牌（Brolin）鞋油的盒子，它叮当作响。我用铁锹将盒子撬开，一些闪闪发光的硬币掉了出来——我想应该是一些沙皇时期的面值为五卢布的金币。人们立刻聚拢过来捡这些钱，这也引起了德国宪兵的注意。他们搜查了每一具尸体。如果有人试图把找到的财物放进自己口袋里，他们会立即将其夺过去，并给那个人一铁锹。但有些人把找到的东西藏在鞋子里，就没有被发现。”24
整起事件中最恶劣的刽子手，恐怕是一个姓考布日涅茨基（Kobrzyniecki）的人。也有一些证人告诉我们，他才是点燃谷仓的人。“后来人们说，大多数犹太人都是被一个姓考布日涅茨基的人杀死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证人爱德华·斯莱辛斯基回忆道—当天，正是在他父亲的谷仓中，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被赶尽杀绝。“他一个人至少杀了18名犹太人，还参与了放火烧谷仓。”25家庭主妇亚历珊德拉·卡沃夫斯卡（Aleksandra Karwowska）从考布日涅茨基本人那里得知，他“用刀杀死了18名犹太人。他是在我的公寓里告诉我这件事的，当时他正在生炉子”。
那是7月里一个极其炎热的中午，被烧死和在火中窒息而亡的受害者尸体必须尽快被掩埋。但在镇上，已经没有更多的犹太人了，波兰人没法再指使任何人去完成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文岑蒂·高希茨基回忆道：“晚上，我被德国人带去掩埋那些烧焦的尸体。但我实在做不了，因为当我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就开始呕吐，于是他们就放我走了。”27很显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被派去做这项工作的人，因为巴登告诉我们：“在屠杀过后的第二或第三天，我和卡罗拉克镇长正在离耶德瓦布内的德国哨兵前哨站不远的广场上，阿达米走了过来，他语带强调地问镇长：所以说杀人放火都是你指使的，是吗？但没人想要埋掉他们，是吗？到明天早上之前，所有尸体都必须被掩埋！听明白了吗？”28当地宪兵队指挥官突然爆发的怒火迅速成为镇上热议的话题。60年后，耶德瓦布内附近小镇普热斯德泽雷（Przestrzele）的居民列昂·杰齐茨（Leon Dziedzic）仍能一字不差地引述他的话：“‘你之前坚持说自己能处理好犹太人[̇że zrobicie porządek z Żydami]，但我看你对怎么处理根本一窍不通。’他[德国宪兵]担心会爆发传染病，因为天气非常热，而野狗已经开始吃[尸体的腐肉]了。”29但正如列昂·杰齐茨在另一个访谈中进一步强调的，这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堆积成山的犹太受害者的尸体彼此交缠，“像一棵大树的根茎。有人提出，我们应该把尸体都弄成碎块，再扔进挖好的坑里。他们带来了干草叉，我们极尽所能地肢解尸体：这儿有一个头，那儿有一条腿”。30
7月10日之后，德方不再允许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随意屠杀犹太人。德国占领军当局重新定了规定。一些幸存者回到了镇上。他们在镇上待了一段时间——有一些在宪兵前哨站工作——最终都被纳粹抓进了沃姆扎的集中营。大约有12人一直活到了战后，其中7人一直躲藏在附近的雅恩切沃村（Janczewo），受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的照料和帮助。
掠夺
我们所征引的资料和证词中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耶德瓦布内犹太居民的财产后来都去哪儿了？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失去了一切。而对于那些掠夺了或者被分配到他们财产的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在回忆录中并未对此着墨过多。在1949年和1953年的案件审讯期间，证人和被告人都没有被问及有关犹太人财产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够获得的资料和信息也十分有限。
根据埃利亚斯·格劳多夫斯基（Eliasz Grądowski）提供的信息，下面这些人在屠杀事件期间和事件之后曾抢夺犹太人的财产：杰内克·考兹沃夫斯基（Gienek Kozłowski）、约瑟夫·索布塔、罗扎利娅·斯莱辛斯卡（Rozalia Śleszyńska）和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Józef Chrzanowski）。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补充了以下名字到这个名单：卡罗尔·巴登、弗莱德克·斯蒂芬尼（Fredek Stefany）、卡齐米日·卡尔沃夫斯基（Kazimierz Karwowski）和考布日涅基（Kobrzenieckis）家的两个人。阿布拉姆·鲍卢什采克（Abram Boruszczak）说，还有劳丹斯基兄弟和安娜·波考夫斯卡（Anna Polkowska）。1但所有这些证词都缺乏细节，对于大屠杀的行凶者将犹太人财产占为己有一事，仅仅做了一个模糊的指认。约瑟夫·索布塔的妻子斯坦尼斯瓦娃（Stanisława）在她丈夫案件的庭审期间，提供了更加具体的信息：“搬进了一幢‘遗留的’犹太住宅[斯特恩（Stern）家的房子]，屋子的主人已经被杀了，他的儿子因为害怕一个人住，请求我们住进来。”2证人苏雷夫斯基（Sulewski）表示，他“并不知道”索布塔夫妇接管犹太人的房子是出于谁的许可，他还补充道，“据我所知，遗留的犹太住宅是可以被随意‘认领’的，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3
在我看来，说出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假装无知，那一定是十分天真。事实上，斯达尼斯瓦夫·歇拉瓦的妻子对“遗留的”犹太人财产的问题，做出了更普遍的概括，她指出，这场大屠杀的组织者，正是在事发之后将犹太人的财产据为己有的人（我们还记得，瓦瑟什塔因和诺伊马克的证词都提到了希拉瓦兄弟，指认他们为大屠杀事件最积极的参与者）。“我从当地人那里听说——但我不记得具体是从谁那里了——约瑟夫·索布塔和耶德瓦布内的镇长卡罗拉克，在对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残杀结束之后[证词中的这个波兰短语—po wymordowaniu Żydów w Jedwabnym——也可以被翻译为‘在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之后’]，参与了将犹太遗留财产运输到某个仓库的行动，但我不知道运输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我也不知道约瑟夫·索布塔有没有将某些犹太遗留财产据为己有。”4在庭上做证时，她的证词更加详细了：“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运输犹太财产的，但被告人[即索布塔]只是站在载满财物的马车旁，我不知道被告是否与此事有关[作者标记为重点；czy oskarżony należał do tego interesu]。”5
还有一些证词应该在这里提到，仍然是关于斯莱辛斯基的谷仓的。1949年1月11日，即对镇上大批居民的逮捕之后，沃姆扎安全部（UB）立刻收到了一封来自名为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之人的信。克里斯托夫奇克写道，他利用这次对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调查所创造的机会，提出另一件事：“1945年4月，我兄弟齐格蒙特·克里斯托夫奇克（Zygmunt Krystowczyk）被暗杀了，因为作为一名波兰工人党[Polish Workers’Party，简称‘PPR’，波兰共产党当时的名字]的成员，他被委派去组建一个ZSCh[一种农民合作社]——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在他担任这个农民合作社的主席期间，他开始翻修普日兹尔斯卡街附近的一座蒸汽工厂，那是犹太遗留财产。”克里斯托夫奇克接着描述了他兄弟被谋杀时的情况，谁参与了这起谋杀，以及罪犯想要接管工厂的事。他解释道，他兄弟是一名专业的木工，他提供了翻修工厂所用的建筑材料。“翻修所用的木材取自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我们把木板拆卸下来了，因为那是德国人为他新建的，旧的那间被他‘贡献’出来烧犹太人了，也被大火一起烧毁了。”6
因此，正如我们所见，一直到1949年，所谓的“犹太遗留财产”仍然是这座小镇上人们竞相争夺的东西，暗杀和举报因此而起。在当时秘密警察留下的不少文件中，都有此类记载。最初向安全部寄去的举报材料记录了战后在华沙的某个街道上见到镇长卡罗拉克的场景： “据我所知，他从犹太人那里搜刮了大量财物，却没有分给德国人，因而被德国当局逮捕了。”另一封匿名举报信是关于劳丹斯基一家所参与的多起交易的：举报人声称，耶日·劳丹斯基在走私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珠宝时，被德军逮捕了。这封信还描述了劳丹斯基家的某个人在战后高调地穿着一件优雅的“犹太”毛皮大衣，四处炫耀。7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因为烧杀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与在某个地区投放中子弹[1]所造成的后果无异：人的存在被抹杀了，他们的财物房产却完好无损。因此，对那些参与者而言，这是一桩相当有利可图的“生意”。
我们已经慢慢认清了下面这个重要事实：人们迫害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占有他们的财产；因此，我认为，卡罗拉克及其同伙渴望彻底地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而又意外获得了这么做的机会，这恐怕就是他们组织屠杀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反犹主义者。大屠杀过后半个世纪，耶德瓦布内人显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在耶德瓦布内，人人都知道事情[屠杀犹太人]的真相，但人们过去从未公开谈论过。[2000年 ]5月13日星期六，在一次集体为祖国祈祷的弥撒中，当地神父号召教区居民也为那些战争的受难者祈祷，他们因某些人为满足自己的私利和贪念所犯下的罪行而失去了生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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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子弹，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的低当量小型氢弹。中子弹是特种战术核武器，爆炸波效应减弱，辐射增强。只杀伤敌方人员，对建筑物和设施破坏很小，也不会带来长期放射性污染。
私人传记
在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同伙的庭审档案中，除了我们找到的证人和被告人的问询记录，还有很多其他资料在庭审的不同阶段被呈给法庭。比如，我先前就引用了卡罗尔·巴登在其豁免请愿书中的文字。我通过最初的评估所得出的结论—“这是一群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每份问询记录第一页的摘要。但除了这群被告人的年龄、子女数量和职业以外，我们还可以提供关于他们的更多信息。
1949年1月第一批人被逮捕之后，他们的妻子开始往沃姆扎安全部寄请愿书，讲述了一些特殊情况，她们希望这能淡化他们的丈夫在反犹迫害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从这些文本中梳理出一些关于被告人的有趣的个人信息。亚历山大的妻子伊雷娜·雅诺夫斯卡（Irena Janowska）在1月28日写道：“在事发当天，德国宪兵队与镇长和[镇议会]书记瓦西莱夫斯基一起四处走动，将男人派去看守广场上的犹太人群。他们也到我们家来了，找到了我丈夫，厉声命令他到广场上去，还举枪威胁他。我丈夫很害怕，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干什么，甚至十分担忧自己的安危，因为他曾在一家苏联治下的牛奶合作社当监管员。”1三天后，雅尼娜·日卢克（Janina Żyluk）代表她被捕的丈夫（他被许多证人指认为主犯之一）写了一封请愿书：“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之前，我丈夫一直在苏联政府的税收机关做主管。因此，1941年德国人入侵之后，他不得不躲起来，因为每个为苏联人工作过的人都会遭到追捕和迫害。”2
我们知道，波兰的国家官僚组织架构在苏联治下大幅扩张了，许多人为了生计而去为占领者工作。被斯大林主义安全警察逮捕者的妻子会认为，如果警察知道自己的丈夫曾为苏联政府工作，可能会改善他的处境，这也是合理的。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在材料中有了关于这类文本的新发现，我最多只会把这两个传记性的片段当作奇闻逸事。事实证明，这些文本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以卡罗尔·巴登——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唯一获判死刑的人—的自白书为例：
在苏联红军入驻比亚韦斯托克省、1939年10月苏联政府成立之后，到1940年4月20日之前，我偶尔会做修理钟表的工作，也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他苏联政府部门做各种我专业领域内的活儿。其中包括开钥匙遗失的保险箱、换锁、配新钥匙、修理打字机，等等。1940年4月20日，我成了主任机械师，也担任机械拖拉机站[Mechanical Tractor Station，简称“MTS”]的修理店的店长。我修理拖拉机的轮子及履带、农用机器，还有各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马车。在这个机械中心，我是第一班组的领导，也是技术总监。同时，我还是沃姆扎郡耶德瓦布内镇的苏维埃代表（gorsoviet）。3
巴登无疑是一个很出色的机械师。但仅凭专业技能本身是无法让他获得苏联机关中的这些职位的。显然，他深受苏方信任。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出“重头戏”——事发当日最恶劣的犯人之一，劳丹斯基家的哥哥齐格蒙特的自传所揭露的真相。下面的文字是他于1949年7月4日在奥斯特维兹（Ostrowiec）监狱中写给“华沙安全警察署司法部”（Do Ministerstwa Sprawiedliwości U.B.P.w Warszawie）的请愿书：
我们的领土被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BSSR）之后，我为了躲避苏联当局而躲藏了约六个月……在我为了不被驱逐出境而逃亡的过程中，我没有加入那段时间在我们领土组建起来的逃犯团体，但我给斯大林大元帅寄去了一封请求信，由莫斯科检察院（普什金斯卡街[Puszkinska Street]15号）转寄给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前者随信附了一道审阅令。在问询和调查之后，他们证明了对我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为了弥补我的损失，我被允许不用再四处躲藏，并不会再面临被驱逐的威胁。对我进行考察之后，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让我参与清算反苏势力的工作。[看起来，劳丹斯基可能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上校米索雷夫的线人之一。]当时，我与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保持着书信往来（我在信中没有使用化名）。在此期间，为了让我更有效地工作，我的上司命令我（为了避免被反动势力侦查到）假装是反苏分子，因为当局已经认识我了。1941年，苏德战争[原文中，“苏”为大写，“德”为小写]突然打响之后，内务人民委员会没能摧毁所有的档案，我很害怕，不敢出门，仅仅去偷偷确认了[通过立即派自己的弟弟进入德国宪兵队工作！]，最重要的档案已经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院子里被焚毁了……我觉得我在整个审判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对我的怀疑都是诬告，因为在我与内务人民委员会保持联络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今[即战后]，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集团，而是在社区里的农民自助社中工作，还持续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加入波兰工人党之后，我感到我的生活因民主精神而得到了升华；我坚信，在像我一样的人民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人制度会更加稳定[作者标记此句为重点]。我在此声明，我其实是含冤入狱的，因为如果我亲苏的立场为人所知，那么就算德国人不动手，反动集团也会将我和我的家人灭口。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