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这份陈述时，我们被陈述人那固执的盲从震惊了。显然，他曾试图预测这个世代相继掌权的吃人政体最渴望从其治下的国民那里获得什么，因而陷入了极端的狂热之中，试图顺应、讨好政府——最初是通过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协作者，接着又为纳粹党干着杀犹太人的脏活儿，最后加入了波兰共产党（PPR）。法语里有一个短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生存模式：fuite en avant[1]，意思是一场与命运的角逐。
上文提及的这四个人都被证实曾协助苏联政府，之后又转投德方（其中的两个被告——耶日·劳丹斯基和卡罗尔·巴登——除了在迫害行动中屠杀犹太人，事后还加入了德国宪兵队）。我认为，关于此四人的这些传记片段，不仅是一些恶人的个人行为、心理轨迹，还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在这起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中，最显著的问题不只是人的品格，还有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体下，人们可能遭遇的“诱因的逻辑”（logic of incentives）。我会在本书的最后章节中对这个问题做出评论，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对战争时期和战后波兰历史的不同解释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尚未被充分探究过。
与此同时，我打算让这次与耶德瓦布内的反英雄们的“亲密接触”进入尾声，我将引用劳丹斯基家最年轻的弟弟发自内心的控诉来为此章画上句点。人人都说，他是所有被告人中最残忍、凶恶的刽子手。他想必是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子，精力旺盛。在斯大林主义秘密警察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所有被告人都以34种特征被描述，在“声音”一栏里，劳丹斯基被描述为“响亮、清晰、文雅”。其他被告人在此项上基本都被形容为“声音轻”。51956年，所有沃姆扎审判中的被告人都仍在监狱时，劳丹斯基提交了一封请求信。在信中，他不知廉耻地展现出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愚昧无知，他问道：“其实我不是德国人的帮凶，而是一个真正的波兰爱国者，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我所生长的地方一直存在着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战时，德国人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大肆屠杀犹太人。我是这个案子中最年轻的被告人，我是在战前[在波兰]成长起来的，凭什么恰恰是我—只有我—要受到最严厉法律惩罚？毕竟从读书时起，对我的教导就一直是指向单一的，因此，在国家被侵占时，我只会专注于与我的民族、我的祖国相关的事情。战时，要我为了祖国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时，我没有半点犹豫，这就是明证。我加入了一个名为“波兰起义协会”[Polski Związek Powstańczy，波兰家乡军（Home Army，简称“AK”）的前身]的地下密谋组织，1941年秋天在波雷巴（Poręba），奥斯楚夫-马佐维奇郡（Ostrów Mazowiecki）的布格河（Bug）附近的一个小镇，我们奋力抵抗侵略者。我在这次抵抗行动中的职责是运送地下报纸和其他物品。1941年5月，盖世太保逮捕了我，将我关进了帕维阿克（Pawiak）监狱[华沙最主要的监狱]，后来又将我押往集中营—奥斯维辛、罗森（Gross-Rosen）、奥拉宁堡（Oranienburg）—在那里，我和另一个波兰人以及一个政治犯一起忍受了三年的煎熬。等到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我们之后，一些人抛弃了他们已经遍体鳞伤的祖国，到西方去过更轻松的生活，之后又作为间谍或破坏分子回来—我没有与这些人为伍。一刻也没有犹豫，我回到了已被摧毁的祖国，我的国家，我曾为它献出我20岁的年轻生命，来奋勇抵御入侵者。然而，法庭丝毫未曾考虑过我的上述作为—这些作为证明了我绝不可能是侵略者的同谋，也绝对不是沃姆扎安全部在调查中给我强加的形象，而我却因为这个不公的调查获判了如此漫长的刑期。在回去[回到波兰]之后，我一直在国家机关里工作。6
尽管方式不当，但这个男人有效地证明了一个论点。毕竟，对他的判决是为了惩罚他通敌德军，而并没有太多的确切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当然，在他自己的想法里，他从未与任何侵占者合作过，最多是和他自己的邻居。1957年2月18日，耶日·劳丹斯基被假释了，他是此案的被告人中最后一个被假释的。7
在耶德瓦布内，普通的波兰人屠杀了犹太人，和风纪警察101大队[2]在约瑟 所为别无二致，克里斯多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普通人》（Ordinary Men）一书记录了后一起事件。他们是从事不同职业的男人，整个家族的人都在场，父与子协力合作；有人曾被诱导——为了响应镇政府的号召——说他们是好公民（考虑到他们所犯下恶事的可怕程度，此处也很有可能是嘲讽）。犹太人所看见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令他们感到极度惊恐以及，我敢说，无法理解。不是穿着制服的陌生人，不是战争机器中的冰冷齿轮，也不是执行命令的特工，而是自己的邻人，他们选择拿起屠刀，投身血腥的残杀—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群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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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个短语如直译，意为“向着终点不顾一切的冲刺”。
2.风纪警察101大队（Ordnungspolizei Batallion no.101），纳粹德国的一支准军事部队，隶属于德国党卫队。1942年7月，整支队伍在波兰小镇约瑟佛夫（Jozefów）出动，进行大规模的射杀，该起事件共造成1500名犹太人遇难。
不合时宜
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让我这个研究现代波兰的历史学家迷惑不解，试图追问解释。在学术文献中，从未有过此类事件的记载。在我不顾一切想要厘清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许多来自遥远过去的图景涌入记忆，用似曾相识的感觉制造了一种假象：我们已经理解了我们获悉的事情。也许拉兹沃夫和耶德瓦布内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是不合时宜的，应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人们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想法：那些邪恶的、不可思议的农民暴徒仿佛是亨利克·显克维奇的17世纪战争“三部曲”[1]中的人物，他们从书页中走了出来，在1941年的夏天踏上了比亚韦斯托克省的土地。自赫梅利尼茨基[2]领导的农民战争发生时起（在犹太人遥远的记忆中，这场战争等同于一个可怕的词汇“Khurban”，意为灾难，是“二战”犹太大屠杀的前兆），犹太人就一直遭受着敌对一切“异类”的恶意势力的折磨，后者埋伏在乡间，时不时就突然出现，爆发一般地对犹太人施暴。显然，屠杀者和掠夺者（rzeź i rabacja）一直保留着在这种事件中集体行动的“传统”，在19世纪到20世纪这段时间里，不断上演着同样的把戏。1
这种爆炸性的潜力从何而来？我们必须知道，反犹太暴力的大背景中，总是包含了对活人祭祀的怀疑：天主教徒相信犹太人会用无辜的天主教孩子的鲜血来制作犹太逾越节薄饼。这种成见在许多波兰天主教徒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而且不限于偏远地区的居民。即便是在“二战”结束以后，关于犹太人参与这种祭祀仪式的谣言也能随时将大批愤怒的民众召集到波兰城市的大街上。正是这种机制导致了两起最臭名昭著的战后集体迫害，分别发生于1945年的克拉科夫（Cracow）和1946年的凯尔采（Kielce）。2但不论是犹太委员会的活跃分子还是战后的犹太幸存者都无所畏惧，哪怕是一位忧心忡忡的天主教父母不止一次到他们的社区去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3
在学术文献中，犹太大屠杀被描绘为一种植根于现代性的现象。我们非常清楚，想要杀死几百万人，必须有一个极富效率的官僚系统，以及一套（相对）高级的技术。但对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残杀揭示了整个计划中更深、更古老的层面。我指的不仅仅是杀人者的动机—毕竟，即便耶德瓦布内的居民和沃姆扎郡的农民杀人都是出于自愿，且为作案做了充足准备，也不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纳粹的反犹太宣传的洗脑——还是指原始的、古老的杀人方法和作案凶器：石块、木棍、铁棒、火、水，以及杀人组织的存在形式。显然，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事情促使我们必须将一般意义上的犹太大屠杀视为一个复杂的、异质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必须将其解释为一个体系，它根据一个早有预谋的（尽管不断演变的）计划运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视其为一个个分离事件的相互镶嵌，由地方决策人即兴发挥，在自然行为中运行，以天知道是什么的动机为基础，且当时所有在案发现场的人都参与其中。这种理解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这起大屠杀的追责，以及计算犹太人存活概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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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亨利克·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波兰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优美流畅，深受群众欢迎，素有“波兰语言大师”之称。其描述17世纪战争的历史小说三部曲为《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
2.赫梅利尼茨基（Khmielnicki，1595—1657），乌克兰哥萨克首领，1648—1654年反抗波兰统治的乌克兰民族起义领袖。显克维奇在他的小说《火与剑》中，把赫梅利尼茨基塑造成了一个奸诈不羁、倔强狂妄、野心勃勃、仇内媚外的混世魔王。
人们记得什么？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位重要作家，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在1996年回到了他的家乡，一个在切尔诺维兹（Czernovitz）附近的村庄，他曾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前八年半，直到1941年6月离开。“一个八岁半的孩子记得什么？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但神奇的是，这个‘几乎什么都不记得’的想法多年来一直为我提供着养分。离开家后时间一天都没有过去。在我移居的国家以色列，我写了30本书，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我童年时生活的村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几乎什么都不记得’就是我不断汲取养分的源头，它似乎永远不会干涸。”因此，55年后，当阿佩菲尔德重返故里，乡间景色之优美及其带来的奇怪的熟悉感又一次唤起了他心中的幸福和无忧无虑的快乐。“谁能想象，在某个周六，我们的安息日，这个村庄的62条生命，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会在干草叉和厨刀下丧生？而我，因为我当时在一间里屋，才得以逃往玉米地，躲藏起来。”1
阿佩菲尔德与他的妻子以及一个电影剧组一起回到了这个村庄，当时剧组在跟拍他的返乡之旅。一群当地人聚集过来看这些陌生人。当阿佩菲尔德问及战时被杀害的犹太人被埋葬何处时，似乎没有人能回答他。但过了一段时间，当人们得知他幼时曾居住此地，接着，某个他曾经的同学也认出了他。最终，“一个高大的农民走上前来，村民们向他解释我正打探的事情，仿佛一个古老的仪式。他举起手臂指向某处：就在那里，在山上。接着是一片寂静之后爆发出的喧闹和议论，我并不能理解眼前的状况”。
阿佩菲尔德继续说：“事实证明，村民们试图向我隐瞒的事情，其实他们都很清楚，哪怕是儿童也知道。我问了一些在栅栏附近站着看我们的小孩子，问他们犹太人的墓地在哪儿。他们立刻就伸出手指给我看。”于是他们都去了那座山，一路上没有太多言语，直到“其中一个终于说道：‘这里就是墓地了。’他指向一片荒野。‘你确定吗？’我问道。‘是我当时埋了他们。’那个农民回答道。他还补充了一句：‘那年我16岁。’”2
阿佩菲尔德在他母亲在这个村子被残忍杀害的半个世纪之后，找到了她的坟墓。同样，另一位作家亨里克·格林贝格（Henryk Grynberg）在他们全家人当时在波兰的藏身处附近找到了他父亲的骸骨，后者死于1944年的春天。当地村民很清楚谁在何时为什么杀了老格林贝格，也知道尸体被埋在何处。波兰电影的观众可以在帕维乌·沃金斯基（PawełŁoziński）的获奖纪录片《出生地》（The Place of Birth）中看到故事的全貌。在该片中，一台手持摄像机伴随着格林贝格完成了他寻找父亲墓地的旅程。当然，耶德瓦布内的所有居民也非常清楚，1941年7月10日在他们镇上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发生过犹太屠杀的每个城镇、每个村庄都一定保留了关于那个年代的详细记忆。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因为那些亲眼目睹了如此可怕悲剧的人，的确会变得麻木不仁——如果他们始终无法忘记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但这也是一个诅咒，因为大部分当地居民不仅目睹了他们的犹太邻居的死状，还亲身参与了对他们的残杀。不然，我们要如何解释冒着生命危险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波兰人——大屠杀纪念馆后来将他们认定为“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st Nations）—普遍害怕在他们的邻居面前承认，他们曾经在德国治下庇护过犹太人？3
我们从一些与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历史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的人那里得知，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我在此不会重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在“二战”期间营救瓦瑟什塔因及其他六名犹太人的完整故事。但解放后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话题相关。
我，亚历山大·维日考夫斯基，与我的妻子安东尼娅，希望做出如下证词。苏联红军解放波兰之后，这些犹太殉难者自由了，我们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第一个人回到自己家，但他的家人都死了，因此他又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剩下的几个人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地方。某个周日，我注意到一群游击队员来了，他们说：“我们今天要来铲除犹太人”，另一群人说他们要在晚上杀光所有人。从这天起，我们家的犹太人每晚就睡在田里一个放土豆的坑里，我给了他一个枕头和我的大衣。我还给其他犹太人发去了警告，他们也开始躲藏。游击队员没对其中两人的未婚妻做什么，但他们告诉两个女孩儿，如果她们未婚夫来了，不要告诉他们游击队在。当天晚上，他们到我们家来抓犹太人，他们说，交出他，他们会杀了他，之后就不会再来烦我了。我妻子回答说，我去我妹妹家了，犹太人已经去沃姆扎了，不会再回来。于是他们开始殴打我妻子，打到她遍体鳞伤，浑身淤青。他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然后让她驾车送他们回去。我妻子驾马车把他们送到了耶德瓦布内附近。她回到家的时候，犹太人从藏身处出来，看到她浑身是伤。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犹太人雅内克·库布若赞斯基（Janek Kubrzański）来了。之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从这个地方逃走。我们在沃姆扎定居。我妻子将我们的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送去了她父母那里。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后来又从沃姆扎搬到了比亚韦斯托克……1946年，我们搬到了别尔斯克 -波拉斯基（Bielsk Podlaski）。但几年以后，当地人又发现了我们过去做的事，我们不得不再次迁离。
曾经在战时帮助犹太人的“污点”永远跟随着维日考夫斯基一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代到下一代。5安东尼娅·维日考夫斯卡（Antonia Wyrzykowska）最终漂洋过海，在芝加哥定居。安东尼娅·维日考夫斯卡侄女的儿子仍然住在耶德瓦布内附近，他的玩伴一旦生起气来，就会叫他“犹太人”。
集体的责任
虽然纳粹构想出的清洗犹太民族计划从核心上来说始终是个谜，但我们对于“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1]的不同机制已经有了不少认识。我们所知的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特别行动队、德国的警察支队，以及那些曾经执行“最终解决”的公职人员都没有强迫当地民众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谋杀。血腥的集体迫害不但被容许，甚至有时还被鼓励，尤其是在苏德开战之后——在那之后，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下达了一道特殊的指令，加剧了这种情况。1许多关于犹太人的禁令也颁布了。比如，在被侵占的波兰，人们不得向躲藏在德方指定的犹太居民区之外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违者可处以死刑。尽管存在一些虐待狂，尤其是在集中营里，他们可能会强迫囚犯互相残杀，但总的来说，没有人是被迫去杀犹太人的。换言之，所谓的“被卷入犹太大屠杀的当地民众”都是出于自愿行事的。
如果说在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当地波兰人杀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这么做，而不是迫于无奈才如此，这个印象已经根深蒂固，那么犹太人必然会认为，波兰人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一个身穿制服的刽子手在执行命令时，终归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人们甚至可能会假定他对自己所服从的命令是持保留态度的或是不认可的。然而，对一个自愿杀害另一个人的平民而言却不是如此——这样的作恶者毫无疑问，只能是一个杀人犯。
整个“二战”期间，波兰人在与犹太人的频繁交互中不断伤害他们。这不仅仅是指人们在对那个时期的回忆中所强调的屠杀。你可能会记得，在今日波兰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之一米哈乌·格沃维恩斯基（Michał Głowiński）所写的令人震撼的回忆录中，有一篇自传式散文《点心店里过去的一刻钟》，文中描述的一些妇女就是对此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德国侵占波兰时期，格沃维恩斯基还是一个小男孩。某天，他的一个姑姑把他独自一人留在华沙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待了15分钟；她哄他在桌前坐好，桌上有一块点心，她则出去打了几个电话。姑姑一离开咖啡馆，这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儿就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人都对他投去审视的目光，还有一大群妇女不断质问他，她们本可以不打扰他的。2在这则逸事与耶德瓦布内屠杀事件之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所有交集，尽管场合、情景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隐含着对犹太人而言致命的后果。
在反思那个时代时，我们绝不能将责任推卸给集体。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头脑，才能记住，要为每一起杀戮负责的，只是某一个或某一群特定的凶手。但我们可能不得不去调查，是什么使一整个民族（比如“德国人”这个词所代表的共同体）能够犯下这些罪行。或者，这些暴行会被暂时甚至彻底遗忘吗？我们能随意地从一个民族的遗产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东西，并宣布其为唯一的传统吗？还是说恰恰相反：如果人与人之间果真有精神的羁绊——我能想到的是某种扎根于世代共通的历史经验的民族自豪感——他们难道不该为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成员所犯下的罪恶负责吗？今天，一个德国青年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时，能忽略他的国家在那12年间（1933—1945）的所作所为，能忽略他祖先的历史吗？
即便在构建民族身份的过程中，人无可避免会做出一些选择（一个人不可能将“所有事”都刻入自我形象中，因为没有人知道“所有事”，况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出发点是好的，要回忆一切也是不可能的），但就此——为了保持真实——而出现的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疆界，也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状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应有权挑战这种身份的结构，应有权质问某起事件，或一系列的事件，或自先祖历史中的一个时代是如何融入一个民族的“自我形象”设定中的。
通常来说，集体性的身份认同来自一些特殊的、惊人的或异乎寻常的事件中。换句话说，集体身份是由超越常规的、异常的行为构建起来的。虽然他们只是区区个体，是某个弗莱德里克，某个简，或某个米科瓦耶，某个确实参与了事件的人，但作为集体身份的组成部分，他们也都属于那个集体性的“我们”。因此波兰音乐理所当然会为“我们的”肖邦骄傲；波兰科学为“我们的”哥白尼骄傲；波兰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堡垒”（przedmurze chrześcijaństwa），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扬·索别斯基国王2在维也纳附近的一场重要战役中打败了土耳其人。因此，我们有理由发问：像劳丹斯基和卡罗拉克这样的人所做的种种恶事——这些事也同样是惊人且不寻常的—是否也成了构成波兰集体身份的一股力量？
显而易见，我的问题是个反问句，因为我们很清楚，规模如此之大的屠杀行动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影响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人。最好的例子就是波兰最大的日报之一《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曾引发的一场公开讨论。作者在文中讨论了1944年夏天，在“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期间，若干犹太人被一支波兰家乡军支队杀害的事件。3公众反应十分激烈——文章刊载后，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编辑部—这足以说明，一群毫无良知的年轻人所犯下的恶行，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波兰人。那么耶德瓦布内发生的大屠杀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它可是超出了我们先前关于战时波兰—犹太关系中阴暗面的所有想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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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最后解决”，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也泛指任何一种种族灭绝运动。
2.扬·索别斯基（Jan III Sobieski，1629—1696），波兰立陶宛联邦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又称约翰三世·索别斯基（1674—1696年在位）。他在大洪水时代曾为拯救波兰而奋力挣扎，也曾经因为解除1683年解维也纳之围而被称为“波兰之狮”。
对资料的新诠释
以1941年夏天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为起点，我们重新开启了“二战”期间波兰—犹太关系的史学。五十余年来，历史学家和记者们关于此事给出的镇静剂一般的说辞，如今必然不可继续相信了。说战时在波兰杀害犹太人的只有德国人（他们在执行那些悚人的任务时，偶尔会得到辅警的协助），肯定是不对的。辅警的主要成员是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或某些卡尔美克人（Kalmuk），当然还有那些众所周知的“堕落的家伙”，即专门勒索那些想要逃走或藏身的犹太人的“敲诈者”—他们遭到所有人的谴责，因他们犯下恶行却轻易就逃脱了责任。历史学家和其他声音挑出这些人，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并声称，每个社会都有“人渣”存在，这些人只是一些“社会边缘人”，他们已经受到了地下法庭的制裁—如此就轻易为这起事件结案了。1
在耶德瓦布内事件之后，人们就再也不能用这种虚伪的套话来敷衍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问题了。的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不仅仅是战时的波兰历史，还有战后的；我们还应该重新评估某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重要议题：对那些年月里人们的态度、官方的制度以及后果的解释。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材料的诠释方法。在分析幸存者的证词时，我们对他们所提供证据的评估的立论前提，应该从一种先验的批判转为一种本能性的肯定。在发现某份证词的具有说服力的反证之前，我们应承认其内容为事实；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避免在采用相反的方式诠释材料时可能犯下的错误。所谓“相反的方式”，是指在我们为证词内容找到中立的第三方确认之前，始终对其抱有谨慎的怀疑主义态度。灾难越深重，幸存者越稀少。我们必须去倾听来自深渊的孤独声音，比如在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出版前，瓦瑟什塔因提供的证词，或者是芬克什塔因关于拉兹沃夫犹太大屠杀的证词。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观点的。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言，我花了四年时间来理解瓦瑟什塔因在他证词中想要传达的信息。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出相同的结论：一方面，在找到反证之前，我们应该承认犹太人关于受到当地民众暴行欺凌的证词为真；另一方面，在波兰史学研究中，他们对波兰裔族群参与杀害波兰犹太人只字未提，故而这个结论已不言自明。有大量文件可以证明，对证词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仅在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院，我们就能找到超过7万份证词，它们都是在战后立即向大屠杀幸存者收集而来的；这些证词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波兰人相互勾结密谋，参与杀害他们的犹太邻人。但这些证词基本上只来自那些有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可说的幸存证人—就如瓦瑟什塔因和芬克什塔因一样。因此，我极力主张放下我们的怀疑。
然而，我们如此迫切地需要改变诠释材料的方法，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我们（作为研究那个时期的史家群体）的专业技能有所欠缺。关于波兰犹太大屠杀这起我们无可回避的事件的所有证据，都有一个内在的特征，方法论上的规则应该以这个特征为基础而产生。
我们——通过证人所说的事实——所了解的大屠杀，在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遭遇里，并不具有代表性。我们所了解到的，都是一些“有偏差”、有倾向性的证据：这些故事都有较为圆满的结局。因为讲故事的人都极为幸运——他们活了下来。即便是未能幸存的证人做出的陈述也是如此——因为这些陈述因叙述者的死亡中断，而叙述者留下的往往只是他们愿意说的部分。我们所能掌握的材料，只是叙述者生前写下的东西。然而，关于“黑暗之心”（亦即他们经历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关于他们最终的背叛、关于战前90% 波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关于这些事情的细节，我们都永远无法了解了。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分析我们所能利用的所有信息碎片，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相比现有的、基于幸存者提供的证据而对大屠杀进行的描述，真正发生在犹太群体身上的悲剧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在所有社会中，战争都是一种可以创造传说的经历。然而，在东欧、中欧和南欧，战争不断为一些生动的、往往极其可怕的合法叙述提供着素材。关于“二战”期间，集体的、民族的殉道史的记忆（确切来说，是一些符号），对于波兰社会在20世纪的自我认知至为重要。1每座城镇都有纪念恐怖行动受害者的“圣地”，每个家庭都有其关于处决、监禁和流放的可怕故事。我们要如何将波兰—犹太关系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融入这幅图景中？毕竟，耶德瓦布内案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尽管它可能是所有波兰人残杀犹太人事件中最极端的案例之一（人们一定希望它就是最极端的，没有之一）。这就促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拥有独特的集体身份认同的群体，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在后现代世界中，此类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当然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集体经验的问题，已经有了类似的答案。当同盟国最终攻下德国，并“发现”了集中营，他们努力地对抗每一个了解纳粹暴行的德国人，这成为他们去纳粹化运动（denazification campaign）的一部分。德国公共舆论对此做出的回应出人意料：“可怜的德国”（Armes Deutschland）。2这就是德国在战时犯下罪行的消息在德国社会中产生的回响：世界将会因为纳粹党的所作所为而痛恨我们。德国民众中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受害感”（victimization），因为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会减轻他们对战争和无数受难者所遭遇之痛苦的责任。
但是，这种对互相矛盾的叙述的堆砌，往往会引起冲突和争辩。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德国发生的一场持久的公共论战，那次论战因一个关于犹太大屠杀中的德国国防军（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1941bis1944）的摄影展而起，该展览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主办。每个适龄的德国男性都应服役于国防军，（根据目前公众的共识）这支军队本不应该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显然，德国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支军队参与了这些暴行，因此也在他们的研究和著作中如实记录了。尽管如此，广大民众并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些完全颠覆了他们固有认知的证据。波兰公众对自己在“二战”期间的受害者身份深信不疑，其“受害感”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从容地、自然地接受波兰人也该为那段时期各种恶行负责的事实吗？
战后身处德国难民营（displaced persons camp）的犹太人—据我们所知，1945年后有20万犹太人逃离了波兰，大部分都去了这些难民营——曾经说过，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对他们做的事。我们想知道，同样的模式，是否也适用于解释战后波兰的反犹主义情绪？或许这种解释会比人们常常提起的一些斯大林主义时代的著名犹太裔共产主义领袖的名字（以雅各布·伯曼[Jakub Berman]和希拉里·闵克[Hilary Minc]为代表3，他们的恶行被认为导致了波兰公众对犹太人的负面态度）更具说服力？战后，波兰民众对犹太人的反感迅速蔓延，且充满了攻击性，但这种现象是否源自在波兰国内盛行的一种对战后政治格局的冷静、抽离的分析？这点我们很难证明。我们的评估不能以某些过于敏感的回忆录作者所记录的对话为基础，也不能以对某人视角的主观回应或是一个随意的评述为基础。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思考一个社会现象：工人的罢工运动。大量民众毫无疑问自发地参与到这种持久的、危险的政治示威中，以表明他们不容置疑的信仰。
优秀的研究著作《1945—1948年间发生在波兰的工人罢工》（Workers’ Strikes in Poland in the Years1945-1948）出版于1999年4，作者武卡什·卡明斯基（Łukasz Kamiński）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这部作品就是当一位勤奋的学者接触到所有与他研究议题相关的材料后的产物。该书巨细靡遗地记载了战后那段岁月里席卷了波兰的所有工人抗议浪潮。那个时期的波兰曾发生过许多抗议活动。共产党当局不断削弱自治的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势力，其中包括工会和具有悠久传统的大型政党，比如当时由齐格蒙特·茹瓦夫斯基（Zygmunt Żuławski）领导的波兰社会党（PPS）和由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斯坦尼斯瓦夫·梅日瓦（Stanisław Mierzwa）及斯特凡·克日邦斯基（Stefan Korboński）领导的波兰农民党（PSL）。及至1948年，波兰的自治机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已经大致完成了。这些机构或被共产党支持的组织吞并，或被彻底查禁，其领导人都被拘捕、流放或禁言了。事实证明，在这期间，波兰的工人阶级放下手中的工具，继续进行罢工示威，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自身的温饱问题，仅有一次除外：那一次是为了抗议波兰报纸上登载对凯尔采屠杀案的联名谴责声明。这起大屠杀发生于1946年7月4日，在凯尔采，一名波兰暴徒在一天之内杀害了42名犹太人。5
乍看之下，这起罢工事件很难理解。因此，容我简单地引用一段卡明斯基著作中的话：
[1946年]7月10日，罗兹（Łódź）的许多工厂都召开了会议，为的是谴责凯尔采屠杀案的罪犯。人们很不情愿地在公开谴责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尽管如此，这些谴责声明还是在第二天被登载在了各大报纸上。这导致了多起抗议罢工。首先发起罢工的是罗兹线厂的工人们，紧随其后的是舍布勒（Scheibler）和格罗曼（Grohman）工厂的工人，之后布勒（Buhle）、齐麦曼（Zimmerman）、瓦日塔（Warta）、坦波 -拉斯科（Tempo Rasik）、霍弗里赫特（Hofrichter）、甘佩（Gampe）、阿尔布雷赫特（Albrecht）、古特曼（Gutman）、迪泽尔（Dietzel）、拉德兹耶夫斯基（Radziejewski）、维雅赫（Wejrach）、金德曼（Kinderman）、沃岑卡（Wólczanka）工 厂，以及两家切割工作坊的工人也加入了他们。一开始，罢工的工人们要求报纸更正其登载的错误信息[关于工厂工人联名签署谴责声明这件事]；随后，他们又要求释放那些被谴责的罪犯[根据庭审记录所示，14人在这起案件中被判死刑]。抗议者们骚动不断；若是有人提出复工，则会被施以暴力……对这个国家的民众而言，工人们会做出这种反应并不反常。许多工厂的员工都拒绝对谴责屠杀案罪犯一事进行投票表决。在卢布林（Lublin），为此事召开了的一次有1500名铁路工人参加的大型集会，会上许多人都叫嚷着“打倒犹太人”“真可耻，他们竟然维护犹太人”“贝鲁特[时任波兰总统]绝不敢判他们死刑”“维尔诺（Wilno）和罗夫（Lwów）必须是我们的土地”。6
在那些年里，有许多抗议共产党管制波兰的声音。但是，这显然不是凯尔采大屠杀之后波兰人掀起罢工潮的根本原因。这些罢工事件如果是为了抗议某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犹太教公社”（Judeo-commune），那是说不通的，但如果把它们看作波兰人对自身挫败感的一种表达，就很好理解了：波兰人再也不能义正词严地从犹太人的“魔爪”下保护无辜的天主教儿童了。这类抱怨是一名在1945年8月克拉科夫屠杀案中受伤的犹太妇女无意中听见的，当时她正在被送往医院急救室的路上：
在救护车里，我听到了护卫队士兵和护士正在谈论我们，他们称我们为“犹太渣滓”，他们不得不救，但他们不应该救我们，因为我们谋杀儿童，我们所有人都该被枪毙。我们被送往科佩尼卡街（Kopernika Street）上的圣拉撒路医院。我是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手术之后，一个士兵来了，他说，手术结束后，他会把所有人都关进牢里。他殴打了一个正在候诊的受伤犹太人。他握着一支竖起的枪，看守着我们，一口水也不许我们喝。过了一会儿，两个铁路工人来了，其中一个说：“一个波兰人要是连揍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的胆子都没有，绝对会遭人耻笑”，说着他就打了一个受伤的犹太人。一个医院的病人用拐杖打了我。女人们，包括护士，都站在门后，威胁我们说，她们都在等着手术结束之后把我们五马分尸。7
换言之，战后的反犹主义情绪蔓延广泛，且先于共产主义势力在波兰的崛起，因为反犹主义早已因为波兰人对中世纪时犹太教祭祀谋杀的偏见而根深蒂固了。这种情绪也嵌入了他们的战争经验。
为什么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当初非逃离自家的农场不可？“赫谢尔，你还活着？”—当赫谢尔·皮卡兹（Hershel Piekarz）从他在树林中的藏身之处现身时，他听到有人用怀疑和轻蔑的语气这样问他。8同样，人们有这类反应并非因为他们相信有什么传说中的“犹太教公社”，也不是因为得到苏联援助的共产党管制波兰（这得到了犹太人的支持）让他们愤怒。赫谢尔·皮卡兹以及其他和他一样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维日考夫斯基一家以及其他和他们一样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藏匿的英勇波兰人，在战后都不得不继续对他们的邻居掩饰这些事情——他们遭人痛恨、惧怕，并不是因为人们将他们看作秘密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波兰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罪行的目击证人，这点才最令人难堪。他们的存在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仍在继续享受这些罪行为他们带来的非法物质利益。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谴责，尖刻地质问着人们的良知，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通敌
通敌，是一个经典的战时主题，但就我们所知，在研究那个时期的波兰史学中，这个主题是一个空白。1毕竟，1941年6月，希特勒运用闪电战对抗苏联军队时，德军是被前波兰领地上（该地区于1939年被并入苏联）的当地居民当作“解放军”接待的！地下波兰家乡军的指挥官，格洛特 - 洛维奇将军（Grot-Rowecki）在1941年7月8日派遣了一个支队前往伦敦，将整个波兰东部边境地区（Kresy Wschodnie）的民众友好招待德军一事告知流亡中的波兰政府。2“德国人攻打苏军时，”比亚韦斯托克省的一个农民写道，“这些地区的波兰民众热烈欢迎着德军的到来，却没有意识到后者其实是波兰最大的敌人。在很多小镇上，人们甚至手捧鲜花欢迎德军……有一个居民的妹妹那时刚从比亚韦斯托克回来，她告诉我们，德国人在那个城市得到了波兰居民的热情接待。”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另一个居民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开始谈论苏德之间即将打响的战争，他们都极其渴望这场战争，希望德国人能将苏联人赶走，如此我们就能留在原来居住的地方，苏联人就没办法再驱逐我们了……最终，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几天之后苏联人就投降了。一直以来都在躲避苏方追查的人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会被放逐去苏联了。遇到许久未见的亲朋好友时，人们的第一句话都是：他们再也不能驱逐我们了。苏军撤退的那天，恰好相邻教区的一位神父路过我们村子，他对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说：他们再也不能驱逐我们了。将大批波兰人放逐至苏联，恐怕是苏联人犯的一个错误；正是苏军此举，导致波兰的地方民众对他们的恨意日渐加深。”3
的确，及至1941年6月和7月，超过一半的战前波兰领土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了，当地民众——当然，除了犹太人——都热烈地迎接了德国国防军，这表示他们已经承认了被解放的事实。当地居民迅速建立了与德军合作的行政机关，并参与到了以“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为直接目标的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中。4毕竟，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之所以受审，就是因为“他们为德国谋利”云云。
我们在这里触碰到了一个对于社会心理学家而言很有吸引力的议题：这一时期发生的两个片段在集体记忆中的重叠。这片领土两次被占领，1939年被苏联红军，1941年被德国国防军；在现有的叙述记载中，这两段被占领的记忆互相交缠。简言之，犹太人对入侵的苏联红军的热烈回应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纵观1939—1941年间犹太人与苏军之间的协作，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这是独属于犹太群体的行为。5另一方面，显而易见，当地的非犹太民众却在1941年热烈地欢迎了入侵波兰的德国国防军，并普遍与德军合作，其中甚至有屠杀犹太人的行动。
因此，当地的非犹太民众在他们的叙述中，似乎将自己在1941年对德军的态度（这一点始终是个禁忌，在波兰史学中从未被研究过）投射在了1939年的犹太人身上，认为后者当时也是这样公然欢迎苏军的。芬克什塔因的证词中提到了拉兹沃夫的波兰民众接待德军的场景，这段叙述读起来像极了广为流传的关于加利西亚犹太人在1939年接待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故事。
米索雷夫上校称，苏联军队曾从波兰地下活动者中招募与他们合作的秘密警察，这一点也在劳丹斯基的传记（自传）中被证实了，这段历史又怎么解释呢？有没有可能，这是这个时代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做出妥协而与一个专制政权合作的人，是否也会成为下一个接管这片地区的专制政权的合作者？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对新统治者及其政策表现出热情友好的态度，以此提前博取当权者的信任，以防他们为前任政府服务的事情暴露。除此以外，他们同意协作还有可能是因为，一旦他们过往的个人记录被新政府查到，他们就成了对方威胁勒索的最佳目标。让我们重申一下，纳粹党，根据德国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说法，是一个不断挖掘人类邪恶本能的组织——不仅因为它将“乌合之众”（rabble）拔升到掌权的位置，还因为“简单的人，只要社会还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就仍然是正直、文明的人，但一旦哪里出现骚动和混乱，社会组织溃散，他们就会暴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