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更准确地说，“二战”导致的苏联与德国对波兰的侵占，第一次将波兰的乡镇暴露在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一个饱受苦难的社会在面对挑战时变得脆弱、动摇，对于两次侵占的集体经验导致了极端的道德沦丧（demoralization），这都是意料之中的。想要理解这些事情的本质，我们甚至不需要参考那些阅历深广的知识分子对此事做出的精密分析，比如文学学者卡齐米日·维卡（Kazimierz Wyka）关于战争对波兰社会之影响的精彩研究。7当时的任何资料都能证明战时盗窃和酗酒现象之普遍，光是回忆一下这些现象，就足够了。为了进一步说明，让我们再来看看1948年波兰齐特尼克出版社（Czytelnik）举办的一个公开“竞赛”收集而来的材料，许多农民向这个竞赛投稿，他们的战时经历因此被编成选集。克雷斯蒂娜·克斯滕（Krystyna Kersten）与托马什·沙罗塔（Tomasz Szarota）编辑出版了《波兰农村，1939—1948》（Polish Countryside,1939-1948）一书，该书共四大卷，收录了约1.5万人的投稿。8
对我来说，那段时期中道德崩解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华达维斯（Wadowice）附近某个村庄的一个农妇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不谋杀无辜之人的文化禁忌已彻底瓦解了。这个故事是一首爱与无私牺牲的赞美诗，在其中，没有人被杀害。卡洛奇娅·萨佩托娃（Karolcia Sapetowa），一个“前女仆”，在犹太历史委员会留下了下面这份证词，它目前藏于华沙犹太历史研究院：
我们家由三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组成。最小的孩子萨米·霍赫瑟（Sammy Hochheiser）是个小女孩，昵称叫萨莉（Sally），最大的孩子叫伊兹（Izzy）。战争第一年，孩子们的父亲就被杀害了。所有犹太人都被集中隔离进犹太居民区之后，我与他们分开了。每天我都要带着我能带的所有东西去犹太居民区，因为我实在非常想念那些孩子，我视他们如己出。犹太居民区的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把孩子们接到我的住处与我同住，直到骚乱平息。他们在我家感到舒服自在。1943年3月，犹太居民区遭到肃清。最小的男孩儿那天刚巧在我家。我来到犹太区的大门前，那里站满了德国党卫军和乌克兰人[即德军的辅警，由以前的苏联公民组成，波兰人有时会将他们统称为“乌克兰人”]。人们发疯似的到处乱跑。带着孩子的母亲无助地聚集在大门附近。突然，我看到萨莉、伊兹和他们的母亲。后者也看到了我，她悄悄地在小女孩的耳边说“快去卡洛奇娅身边”。萨莉想也没想就像一只小老鼠一样在乌克兰人的高筒靴中穿梭着挤了出来，奇迹是，那些人都没有注意到她。她无助地张开双手，奔向我。我浑身因恐惧而僵硬了。我与萨莉和一个阿姨一起回到了我的村子，华达维斯附近的维塔诺维采村（Witanowice）。伊兹和他母亲被重新安置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生活艰难不堪，我们必须相信，只有奇迹救得了这些孩子。
一开始，孩子们还能到屋外去，但随着战事日渐紧张，我不得不把他们藏在家里。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无济于事。当地人知道我藏匿了犹太儿童，因此不断威胁我，困难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威胁我，这些孩子必须交给盖世太保，如果不这样，整个村子都会因此受牵连，德军可能会报复性地烧村或屠村，等等。村长是站在我这边的，这时常能给我以慰藉。对于那些较为激进或固执的村民，我偶尔会送去礼物或直接用钱来平复他们的情绪。
但好景不长。德国党卫军总是在附近巡查，村内的反对声音又起。有一天，他们告诉我，我们必须把这些孩子除掉，他们已经想好了计划：把孩子带到谷仓里，趁他们睡着时，用斧子砍掉他们的脑袋。
我像疯了一样四处奔走。我年迈的父亲完全不知所措。该怎么办？我能做什么？两个可怜的孩子什么都知道，睡觉前他们恳求我们：“卡洛奇娅，今天不要杀我们。不要是今天。”听到这话，我觉得自己都呆滞了。我下定决心，不论付出任何代价，绝不会放弃这两个孩子。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让孩子们坐在一辆牛车里，然后告诉所有人，我要把他们带去溺死。我驾车绕着整个村子走了一圈，让每个村民都看到并相信。等到入夜之后，我又带着孩子们回去……9
这个故事有个圆满的结局：那两个孩子幸存了下来，萨佩托娃带着深深的情感说，不论他们到哪儿，她都会跟着他们，因为她爱他们胜过世上的一切。而我们却惊恐地意识到，克拉科夫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村民，竟然在他们的一个邻居说服他们自己已经谋杀了两个幼小的犹太儿童后，才如释重负。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回忆录作者齐格蒙特·克鲁考夫斯基（Zygmunt Klukowski）医生，位于扎莫希奇（Zamość）附近什切布热辛村（Szczebrzeszyn）的郡医院院长，曾结合波兰农民对犹太人的态度，对战时道德沦丧在这个群体中的呈现做出过极具说服力的描述。什切布热辛村的所有犹太人都被杀害了，克鲁考夫斯基在其作品《扎莫希奇地区被侵占岁月的日记》（Dziennik z lat okupacji zamoj- szczyzny）中巨细靡遗地记录了整个过程。1942年11月26日，他在绝望中写下了如下记录：“害怕被德国人报复的农民在村庄里四处抓捕犹太人，将他们带到镇上，或直接就地将他们杀害。总的来说，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人们陷入了某种可怕的道德沦丧。他们都陷入了一种精神错乱之中，竟和德国人一样，不把犹太人当人看，而是把他们视为病犬恶鼠、洪水猛兽，须用尽一切办法铲除。”10
因此，1941年夏天，通过参与迫害犹太人，这些地区的居民不仅讨好了新的当权者，还从他们的暴行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显而易见，屠杀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能先于他人挑选犹太遇害者的财产），同时农民们也抒发他们长久以来对犹太人固有的愤恨，可谓“一举三得”。除了这些原因，纳粹的怂恿以及在民众中轻易就能煽动起来的复仇情绪——为了苏联侵占时期他们所遭受的侮辱而要与“犹太公社”秋后算账——都促使波兰人对犹太人施暴。这么多因素杂糅在一起，谁能在如此强大、邪恶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11当然，有一些先决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的残暴化、道德沦丧，以及德军对一般民众使用暴力的准许。但两次侵占期间，苏、德政府都使用过这些手段和机制。不难想象，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合作者（在米索雷夫上校写给党委书记波波夫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和劳丹斯基是一类人；后者在其自传中曾一笔带过：他在为德国人残杀犹太人之前，曾经为苏联政府做过间谍。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然而，时间并没有停在1941年。如果我们承认我在上文提及的“机制”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都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有趣的假设，该假设关乎1945——1948年间共产主义政权在波兰上台执政和建立根基的过程。鉴于前文所述，我在此大胆提出以下观点：战后，在共产党接管波兰的过程中，它在地方上的天然盟友，就是在德国侵占期间通敌的那些人。
我们当然知道，对许多人而言，共产主义是他们真正愿意投身的事业；许多人在战前、战后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见风使舵，也不是因为当时苏联红军驻守在波兰的每个角落。但除了从这样一群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信仰者中获得支持，20世纪的波兰政府往往还会利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力资源。在当局最重用的工作人员和心腹亲信中，也不乏毫无原则、信仰的人。很多学生已经论述过这一点。1
沃格林所说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时的波兰为纳粹干尽脏活累活）怎么就不能在五年后成为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器的中流砥柱？如我们所知，共产主义者的忠实拥护者在波兰少之又少，我认为他们是这台权力机器的核心，而其外层，就是这些乌合之众。他们有什么非遵守不可的原则会让他们拒绝为新的主人服务？他们怎么会放弃在参与当地（恐怖）权力机器运作时将得到的特权？比起去警察学校，难道他们更愿意坐牢吗？劳丹斯基在写下“我坚信，在像我一样的人民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人制度会更加稳定”这样的话时，他脑海中浮现的不正是这类人吗？
我们也可以从社会而非权力机器的角度来思考共产主义政权扩张的过程，那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视角。在这个层面，在我看来，战时有犹太人被当地居民杀害的社区，在苏维埃化进程面前，会显得尤为脆弱、易动摇。如此，问题就很简单了：一个刚刚被卷入过谋害自己近邻的地方共同体，能够对刚刚上台的政府做出这种反抗的回应吗？谁能相信一群残杀过同类或被指责为刽子手的人？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曾经充当过暴力的工具，我们又有什么立场去反对同样用暴力来对付我们的人？
这个问题最好作为事实性问题，由实证分析来解决。但在目前阶段，这个问题暗示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战后，协助苏联式政权在波兰扎稳根基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反犹主义者。这个假设颠覆了关于那个时期的公共认知。毕竟，战后，在波兰的许多区县、郡、小镇、城市里，犹太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因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都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2但在“人民的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中，总得有人负责。那么，正如列宁在近百年前问的，谁要为谁负责（kto kavo）？如果仅仅是因为波兰的意识形态演变——最终导致了1968年3月波兰国内反犹主义情绪的爆发3—我不会如此彻底地驳斥该观点：波兰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柱并非犹太人，而是这个国家本土的流氓无产阶级。
为了一种新的史学
这个所谓的波兰—犹太战时关系的问题，在关于这个时期的史学中，犹如一根松弛的线头。如果我们抓住并拉紧它，这块精致的绣毯就会全部散开。于我而言，反犹主义污染了整个20世纪波兰历史版图中的每一块，并将它们变成了禁忌话题，引来各式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如同一块遮羞布，欲掩盖真实发生的一切。
然而，一个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集体传记。正如一部传记是由不同篇章组成的，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方方面面也彼此相连，休戚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部集体传记中出现了一个弥天大谎，那么它之后记录的所有事，也都丧失了真实性，时时要为真相被揭露担惊受怕。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将无法好好生活，而是时时多疑地回头张望，想要知道别人对其所作所为的想法。他们必须刻意回避那些已经深埋于过去的耻辱历史，并坚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捍卫波兰的美名”。他们会把自己遭遇的所有挫折和苦难，都认为是他们敌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导致的。在这方面，波兰并不是欧洲国家中的例外。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为了矫正它的历史，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自己的过去重新讲述一遍。
一块记忆碎片将会在耶德瓦布内——还能在哪儿？——被发现。那里有两块战争纪念碑，其上镌刻着一些碑文。其中一块碑上的碑文就是一个纯粹的谎言，说1600名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都是被纳粹杀害的。另一块石碑是1989年以后建造的，其碑文更引人深思。它写道 ：“纪念1939—1956年间在耶德瓦布内地区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纳粹和秘密警察[UB]杀害的约180人，其中包括2位神父。”署名为“社会”（społeczeństwo）。如此，这块纪念碑若不是在暗示耶德瓦布内没有任何犹太人，就是在无意中供认了战时的罪行。因为，实际上，杀死那1600名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不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不是纳粹分子，也不是斯大林主义秘密警察。相反，如今我们已确切地知道，耶德瓦布内镇的居民也都知道，杀死这些犹太人的，正是他们的邻人。
后记
2000年4月，阿格涅丝卡·阿诺德的纪录片《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播出了，片中包含了他与施莱茨斯基女儿的对谈片段；5月，安杰伊·卡琴斯基（Andrzej Kaczyński）为《波兰共和日报》（Rzeczpospolita）做了一系列精彩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的公开，使得耶德瓦布内事件在大众媒体上不断曝光。卡琴斯基在2000年5月5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大屠杀》（“Całopalenie”），完全是关于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登载在《波兰共和日报》的头版；该报纸在全国的发行量高达几十万份。第二篇文章发表于两周后的5月19日。同日，《邻人》的波兰语译本出现在华沙国际书展上。
正如卡琴斯基的报告所证实的，耶德瓦布内的居民非常清楚，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是被他们的邻人所杀。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此外，在接下去的几周里，耶德瓦布内镇长、居民、耶德瓦布内与沃姆扎天主教堂的代表、华沙犹太社群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进行了几次谈话，他们逐渐达成了如下共识：应该重新找到战时掩埋犹太受害者的地点，并将其改建为一个正式的墓园；耶德瓦布内镇上的纪念碑以及其上的碑文必须进行修正，以忠于事实；整起事件必须被详细地调查并公之于世。波兰政府新成立了国家回忆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该机构有权力对“有害国家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2000年8月，国家回忆研究所宣布，他们将开启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事件的调查，并审判任何仍然存活的或仍能负刑事责任的罪犯。总而言之，我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门槛前，跨过这道门槛，就是在波兰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他们从小就拥有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已做好充分的准备，来面对波兰—犹太战时关系的真实历史了。
注释
前言
1.这个词组是保利娜·普赖斯（Paulina Preis）在她的著作《极权官僚主义》（Biurokracja totalna，Paris：Instytut Literacki，1969）一书中生造的。
想要了解关于作为“掠夺政府”（spoiler state）的极权主义，可参见拙作 Revolution from Abroad: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Belorussi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的终章。
2.Hannah Arendt,“Organized Guilt and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in Essaysin Understanding,1930–1954(New York: Harcourt,Brace,and Co.,1994),p.126.
3.1940年10月24日，贝当（Pétain）与希特勒在蒙图瓦尔（Montoire）会面之后，公开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collaboration”这个词首次出现。年迈的法国元首在广播中向他的同胞呼吁：“合作是两国之间的设想……（Une collaboration a été envisagée entre nos deux pays）我在原则上是同意的（J’en ai accepté le principe）。”(Gerhard Hirschfeld,“Collaboration in Nazi Occupied France: Some Introductory Remarks,” inCollaboration in Fr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1940–1944,ed.G.Hirschfeld and P.Marsh[Oxford: Berg,1989],p.2)参考词典编纂者们留下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词如此褊狭的定义（受到“二战”时期德国侵占波兰的情况的限制）几乎直接成为在各种不同语言中的这个词的概念。《牛津英语词典》在战前的最后一个版本（1933）中，“collaboration”的词条下，并没有出现如今最吸引我们兴趣的那个意思。在这个版本中（2：613，1961年再版）的定义是“与其他人共同工作，尤其是在文学或艺术等类似创作的过程中”。罗伯特（Robert）在1953年编纂的辞典对“collaboration”（这个词在法语中的含义通常也与艺术追求有关）的一个特殊含义做了如下说明：“德军侵法时期（1940—1944），法国曾希望与德国共同合作以振兴法兰西。（Mouvementdes Francais qui durant occupation Allemande[1940–1944]désiraient travailler auredressement de la France en cooperation avec l’Allemagne.）”（p.819）巴塔利亚（Bataglia）在1964年编纂的意大利语词典中，将“collaboration”的第四个含义（3:279）定为与占领军当局有所勾连、合作，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德军之间的协作。（“per lo più con riferimento alperiodo d’occupazione tedesca durante 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1970年版的《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ockhaus）对这个词的定义也主要是指涉法国贝当政府在战时的做法；尽管这部百科全书的印刷量很小，但它也告诉读者，这个词可以在更广泛的语境下使用。
4.见我的文章“Themes for a Social History of War Experience andCollabor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ed.Istvan Deák,Jan T.Gross,and Tony Jud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32。
5.Istvan Deák,“Introduction,”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p.4.
6.Heda Margolius Kovaly,Under a Cruel Star: A Life in Prague,1941–1968(NewYork: Holmes and Meier,1997),p.45.
7.想要了解关于相关主题的一般讨论，参见我的著作 Polish Societyunder German Occupation—Generalgouvernement,1939–1944(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79)。
8.Norman Davies,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82).
9.在此前的一部研究著作中，我已质疑过在波兰史学中对这个主题的普遍的刻板印象，参见 Upiorna dekada.Trzy eseje o stereotypach na tematŻydów,Polaków,Niemców,i komunistów(Cracow: Universitas,1998)。本书有英译删节版：“A Tangled Web: Confronting Stereotyp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between Poles,Germans,Jews,and Communists,”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p.74–129。因此，在此我只言简意赅地提几个要点，以引导读者理解，接下去的叙述，是为了对这种传统观点引发的疑问做出回应。
10.“敲诈者”（szmalcownik）是波兰语中一个非常明确的咒骂之词。它尤其指涉那些在“二战”时期的德据波兰，以敲诈勒索试图“逃”往雅利安地区的犹太人为专职的人。这种出逃在当时是会被德军当局判处死刑的罪行。“szmalcownik”这个词本身来自“szmalec”，字面意思是猪油，但在口语中也用作“现金、战利品”之意。
11.我在 Upiorna dekada 一书中对在这一问题上的普遍立场和观点做了批判分析。
12.在此我指的研究是 Raul Hilberg,Perpetrators,Victims,Bystanders: TheJewish Catastrophe,1933-1945(New York: Aaron Asher Books,1992)。当然，其中的区别，长久以来在大屠杀研究中都有明确的呈现。然而，希尔伯格（Hilberg）用心良苦地让我们去注意大屠杀发生的情境（situationalcontext）。引号里的这句话引自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给他最近为“重写历史”书系编辑的一册书所写的导言：The Holocaust:Origins,Implementation,Aftermath(London: Routledge,2000),p.8。
事件梗概
1.这份日期为1949年1月24日的报告目前与其他“控制—调查”档案一起，藏于位于比亚韦斯托克的国家安全部(Wydział Ewidencji iArchiwum Delegatury Urzędu Ochrony Państwa,后称为 UOP)档案室内的沃姆扎公共安全办公室(Urzad Bezpieczeństwa Publicznego w Łomży)中。我们从中还得知，除了在耶德瓦布内被捕的15人，“还有7人未被拘捕，因为他们藏身于未知地点”。
2.这个表述转引自一部先锋性的研究著作：Christopher Browning,Ordinary Men: Reserve Battalion101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New York:Harper and Collins,1992).
3.从一份油印刊物 Głos Jedwabnego 的1986年6月号刊上，我们得知，1949年，该镇与卡耶塔诺沃（Kajetanowo）、考萨基（Kossaki）、比茨基（Biczki）三镇郊区的总居民数共2150人。
4.我在本书中引用了两起庭审案件的档案，这些档案都由危害波兰国家犯罪行为调查主委会（Główna Komisja Badania Zbrodni PrzeciwkoNarodowi Polskiemu,此后称为“MC”）的档案室保管。该机构在2000年并入了新建立的国家记忆研究所（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资料被归档于编号为 SOŁ123的目录下；约瑟夫·索布塔案—1953年审理，也与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相关—的资料被归档于编号为 SWB145的目录下。在这些档案中，是一页接一页的工作表（而非像书籍内页那样的左右纸页），都是人工编号的。这里引用的句子来自 MC,SOŁ123,p.3（在之后的注释中，我会用123/3来表示同一资料来源）。
我要向安杰伊·帕茨考夫斯基（Andrzej Paczkowski）教授致谢，在主委会并入新近（1999）建立的国家记忆研究所之前整理打包之际，是他让我有机会进入他们的档案室。我还要感谢他和他在华沙的波兰科学院政治学院（ISP PAN）的现代后期（Najnowszej）波兰历史实验室的同僚，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展示和讨论我在研究中的初期发现。
5.在一份名为“关于案件调查起始的报告”（Meldunek o wszczęciurozpracowania sprawy）中，我们发现了下面这些信息，在红字“发起调查的历史”（historia wszczęcia rozpracowania）之下：“犹太妇女卡尔卡·米格达夫（Calka Migdał）向司法部寄了一封信，这名妇女在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发生时逃离了，她亲眼看见了1941年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所有事，也参与其中。”但她的信并没有被收入这些档案中，我们不知道它是在何时被寄往司法部的。这些档案中还有一份材料，日期为1947年12月30日，提醒安全部注意战时在耶德瓦布内的犯罪行为。该材料题为“报告”，其内容如下：“我在此报告德据时期沃姆扎郡耶德瓦布内镇居民、镇长卡罗拉克·马里安的情况。他的外貌：体格魁梧，圆脸，曾经是深色头发如今几乎灰白，约六尺高，面部干净，无明显疤痕。在他仍为德方工作时期，他被德国当局拘捕，据我所知是由于他私占犹太人财产，没有平均分给德军。他被释放后又被德军逮捕，之后便消失了。最近，即1949年12月1日，我在华沙的格罗肖夫斯卡（Grochowska）区亲眼见到卡罗拉克·马里安走在街上。他一看到我，就消失了。我想向民警或其他机关报告他的行踪，但当时没人在那条街上……”（UOP）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安全部都没能找到并拘捕卡罗拉克。
6.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JHI)in Warsaw,collection no.301,documentno.152(301/152).在翻译这段证词时，我试图保留所引原文件中语法、拼写的错误。犹太历史研究院的第301号卷宗，名为“个人证词”，收录了超过7000份证词，都是由当时建立的犹太历史委员会在战后立刻从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处收集而来的。因为这些证词几乎是事件发生同时代搜集的，因此对大屠杀时期波兰研究而言，它们可能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犹太历史委员会在很多当时有犹太人居住的大城镇（即波兰的各个省会）都设有支会。因此，比如说，瓦瑟什塔因的证词就是1945年4月5日在比亚韦斯托克的犹太历史委员会被记录下来的。在这页资料的底部，我们发现了一条补充注释：“证人施姆尔·瓦瑟什塔因，由 E.什特曼（E.Sztejman）笔录；省犹太历史委员会主席 M.图雷克（M.Turek）；由 M.瓦特尔（M.Kwater）从意第绪语即兴翻译。”我们还应该注意，许多人都留下了数份记录他们经历的证词，这些证词的细节可能互相矛盾。比如，瓦瑟什塔因的另一份证词，收录在犹太历史研究院301/613中，该资料提到，15名年轻的犹太人在墓园里被杀害，共有18名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7.该影片于2000年4月在波兰国家电视台播出，得到了众多影评人的好评。在时长为63分钟的纪录单元中，耶德瓦布内事件只占了2分钟。我想要感谢阿格涅丝卡·阿诺德让我有机会阅读她在耶德瓦布内所做采访的文字稿，也要感谢她没有反对我用“邻人”作为本书的标题—她一直想用这个标题来命名她拍的关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纪录片。
资料来源
1.这些报告的标题为“苏联事件报告”（Ereignismeldung UdSSR），由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RSHA）发行的日报在1941年6月22日公开。目前被收录于位于科布伦茨的德国联邦档案馆中，编目 R58/214下。这些报告的节选 ：The Einsatzgruppen Reports,ed.YitzhakArad,Shmuel Krakowski,and Shmuel Spector,(New York: The Holocaust Library,1989)。戴维·恩格尔（David Engel）和克里斯多夫·布朗宁（ChristopherBrowning）都是那个时期德国档案的专家，但二人都对耶德瓦布内这个镇名不甚熟悉。
2.维克多·涅瓦维茨基（战后他定居于以色列，并改名为阿维格多·科哈夫）从大屠杀中幸存，之后，他假装拥有波兰裔背景，加入了一支反纳粹游击队。1944年，他与两名战友从游击队返回比亚韦斯托克省。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了耶德瓦布内的路牌，他的同伴想起，1941年他在华沙看的一部德国新闻纪录片中，曾出现过这个镇名。他记得，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在苏德之战打响，德军侵占该镇后，波兰人是如何谋害当地犹太人的（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此外，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我们在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之后我会更详细地引用她的证词）的证词中发现了如下句子：“德国人只是站在一旁，拍了些照片，其后他们向世人展示了波兰人是怎么杀犹太人的。”（MC,SOŁ123/630）联系涅瓦维茨基陈述的语境，我认为她的意思肯定是，德国人之后将小镇中大屠杀的影像公开了，而不是，比如说，办了一次摄影展。
3.不少前耶德瓦布内犹太居民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仍然健在，我与他们聊了战前小镇内的犹太生活，以及1941年7月大屠杀的情境。他们是：雅各布·贝克（皮卡兹）拉比，他在1938年离开了耶德瓦布内，也是多亏了他，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才得以出版；他的弟弟赫舍尔·贝克，他因躲在耶德瓦布内附近而幸免于难；阿维格多·科哈夫（维克多·涅瓦维茨基），他来自维兹纳，在1941年7月10日身处耶德瓦布内；米特克·奥歇维克，他也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幸存，是之后得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帮助的七个犹太人之一；他当时的未婚妻埃拉·索斯诺夫斯卡（Ela Sosnowska），以及另一名女子蕾雅·库布若赞斯卡（库布若恩），两人也受到了维日考夫斯基一家的帮助才得以藏身；施姆尔·瓦瑟什塔因（逝于2000年2月9日）。我还与以下人士进行了谈话：安东尼娜·维日考夫斯卡太太（她的孩子亲切地唤她为安托莎）；来自沃姆扎的杨·茨特里诺维奇（JanCytrynowicz）先生，他的家族战前在维兹纳转信了天主教；来自耶德瓦布内的亚当奇克太太（Mrs.Adamczyk）。我在耶德瓦布内拜访了许多镇上老一辈的居民，他们如不是不记得大屠杀当日的场景，就是那天碰巧不在镇上。
4.目前藏于华沙犹太历史研究所的林格本档案（The RingelblumArchive），是在诺沃莉彭基街（Nowolipki Street）68号的华沙犹太区的废墟中被发现的一系列档案。1946年9月，在赫尔谢·瓦塞尔（HerszWasser）所提供情报的引导下，装有档案第一部分的10个金属盒子被挖掘出来了。赫尔谢·瓦塞尔是这本档案集汇编组的成员之一。四年后，即1950年12月，修复工作进行期间，档案的第二部分被找到了，它们被藏于两个很大的金属牛奶罐中。被埋于希维托耶斯卡街（Świętojerska Street）34号的档案第三部分丢失了，可能永远无法找回。
林格本档案中包含近6000份档案（有些是一式两或三份），主要以波兰语、意第绪语和德语写成。它们是一个名为“犹太区档案”（秘密名称为“安息日聚会”[Oneg Shabbat]）的地下机构留下的遗产，在1940年秋季至1942年夏季这段时间内被汇编而成。艾曼纽·林格本生于1900年11月，在1944年3月遭纳粹杀害。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教师、社会及政治运动家。“安息日聚会”小组是他成立的，其工作由他协调管理，这不仅仅是一个档案记录中心，他们还会利用现代社会研究手段做调查、收集信息。这个机构的目标是：建立关于“二战”时期波兰犹太社群灭亡的全景和过程的全面、综合的档案。
5.拉莫托夫斯基案最终的判决如下：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马里安·日卢克、切斯瓦夫·劳丹斯基、文岑蒂·高希茨基、罗曼·扎瓦兹基（Roman Zawadzki）、亚历山大·沃耶夫斯基（AleksanderŁojewski）、欧根纽什·希里维奇（Eugeniusz Śliwecki）和斯坦尼斯瓦夫·歇拉瓦被判无罪；卡罗尔·巴登被判死刑；耶日·劳丹斯基被判15年有期徒刑；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和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被判12年有期徒刑；斯坦尼斯瓦夫·泽耶尔和切斯瓦夫·利品斯基被判10年有期徒刑；尤瑟夫·日卢克、安东尼·涅布日多夫斯基、瓦迪斯瓦夫·多布若夫斯基（Władysław Dąbrowski）、费利克斯·塔纳茨基和罗曼·高尔斯基（Roman Górski）被判8年有期徒刑。
档案记录中包含了一些令人费解的矛盾之处，这些分歧点都是关于究竟有哪些人出席了庭审。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庭审记录中，我们发现了一份手写的《主案调查书》（Protokół rozprawy głównej），是一位法庭速记员姆罗茨考夫斯卡（Cz.Mroczkowska）在1949年5月16日整理出来的。在这份文件中，我们读到了这句话：“庭审期间，所有被告人都在场。”这句话后紧跟着一个20人的名单，包含每个被告人的个人信息（MC,SOŁ123/200—202）。另一方面，在沃姆扎安全部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关于庭审的进行与结果的报告》（Raport o przebiegu i wyniku rozprawy sądowej），该报告的递交日期正是《主案调查书》日期的后一天，即1949年5月17日，由沃姆扎地方递交给更高一级的机关，比亚韦斯托克省安全部。这份报告只列出了16个被告人的名字。除此以外，这张名单提到了亚历山大·亚诺夫斯基（Aleksander Janowski），此人仅作为证人出庭过（他起先于1949年1月8日被捕，但随后从防御性拘禁中释放）。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份文件结果是有所重叠的—对于谁被判有罪，获判多少刑期，这两份文件所提供的信息是一致的。
对于如何解释这些分歧，我感到很茫然。于我而言，一份公开备案的庭审记录应该比一份秘密警察报告更可信。到头来，这种信息上的矛盾可能只是又一个暗示：耶德瓦布内屠杀案的审判只是走走形式，安全警察只是草率对待，因此他们并没有在意这些细节。
在此也应该简略一提约瑟夫·索布塔案。在拉莫托夫斯基案审理期间，索布塔已经在接受调查了，但他没作为被告出庭，是因为他当时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很显然，沃姆扎安全部（UB）不想延后开庭时间，因此在1949年3月24日告知检方，索布塔一出院，他们就会逮捕他。
索布塔的精神病很有可能是装出来的。出院之后，他并没有被捕；相反，他在沃兹市（Łódż）定居，在那里经营一家商铺，后来他因试图贿赂国家公务人员而被判罚12个月的劳动改造。1953年，两位精神病医生鉴定了他的精神状态，评估他是否有能力出庭。在医学鉴定的过程中，索布塔无法说出他先前被控告的罪名。当被问及他何时离开劳改营时，他答道：“当大门打开的时候”，因此总体上给人留下了一种他精神受损的印象。但两位医生认为他有能力出庭（MC,SWB145/205）。在他接受调查的过程中，他照例坚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但对有一件有可能让他陷入严重危机的事—许多证人指出，在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期间，他是摧毁列宁纪念碑的主要煽动者—他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谎言（MC,SWP145/267—270）。基于索布塔案和1949年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多份证词，我很确信他是那次集体迫害行动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但他为何被判无罪了？
1953年，索布塔面临着两桩起诉。他被控“参与将耶德瓦布内中几百名犹太人活活烧死，此举也说明他在1941年6月22日至1944年6月期间协助了德国希特勒政权；他还被控为德国宪兵队指认了民兵组织的一位工作人员、波兰共产党的一位成员，谢斯瓦夫·克鲁品斯基（Czesław Krupiński）（或姓库比茨基[Kupiecki]），后者后来遭德国宪兵杀害”（MC,SWB145/199）。比亚韦斯托克省的调查官维克多·乔姆奇克（Wiktor Chomczyk）在1953年10月2日得出调查结论：无理由以“为德军指认谢斯瓦夫·库皮奇，一名苏据时期（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耶德瓦布内属于受到苏联统治的波兰领土）的前民兵”为罪名起诉索布塔。在此之后，整个案子立刻失去了推进力，索布塔也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MC,SWB145/274）。很显然，如果没有更恶劣的罪行，在战时“参与将耶德瓦布内中几百名犹太人活活烧死”，并不是一个值得斯大林主义司法机关提出正式控诉的罪名。
6.为什么被告人早前会说漏嘴，而不去，比如说，将罪名推给德军？首先，一个人在被抓时总会感到震惊，在被警察盘问时也总会感到惧怕。其次，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并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因为大屠杀已成为一个公开的、公众的事件，人人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向沃姆扎安全部的调查官说谎，后者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胆敢说谎，调查官肯定会殴打他们。因此，他们自然只能尝试淡化自己在这起事件所扮演的角色。但这起事件的总轮廓是无法被否认或恶意歪曲的。
7.MC,SOŁ123/2.
8.MC,SOŁ123/296.
9.我想到的不仅是苏联所谓的“大清洗”（Doctor’s Plot），或捷克斯洛伐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案的反犹背景，而是从那时开始自莫斯科辐射出去的意识形态浪潮。尼古拉斯·韦特（Nicolas Werth）在他发表于《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比较历史与记忆》（Stalinisme et nazisme.histoire et mémoire comparées）的一系列精彩论文中，曾论及此主题。“在1939年至1949年的这10年中，随着领土扩张、战争、占领地的苏维埃化的发生，共有约320万人民被驱逐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