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是因族裔背景而被驱逐的，而不是像‘去富农化’（de -kulakization）时期那样按阶层筛选被驱逐者。”我要补充的是，那段时期中，很大比例的被驱逐者，是波兰裔的。“显然，敌人在第二次斯大林主义浪潮[即战后]中改变了他们的外表。这段时期的特征即不合时宜的、倒退性的蒙昧主义，比如反犹主义（在第一代布尔什维克领袖中，这种思想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以及仇外心理，这种情绪在对‘伟大祖国俄罗斯’的赞颂这种形式中以各种不同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个时期，人们以族裔为标准，来定义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Nicolas Werth,“Logiques de violence dans l’URSS stalinienne,” in Stalinisme etnazisme,histoire et memoire comparées,ed.HenryRousso,[Brussels:Editions Complexe,1999],pp.122,123）。
10.在这一点上，被告人对宽大处理和假释的申诉显得格外有趣。
在这起案件中，这类要求非常多，因此沃姆扎地方法庭在1954年4月2日给比亚韦斯托克省法庭寄去了一封信函，要求由他们保管档案：“因为本案中有11人被判长期监禁，所以地方检察院有责任监督刑罚执行情况；且犯人常常提出申诉以求宽大处理、假释或其他。”（MC,SWB145/786）。
战前
1.Łomża,topographical map of Poland no.N -34-105/106(Warsaw:Wojskowe Zakłady Kartograficzne,1997),verso.
2.Kazimierz and Maria Piechotkowie,Bramynieba: bóżnice drewniane naziemiach dawnej Rzeczypospolitej(Warsaw: Krupski i S - ka,1996),pp.231—232.关于耶德瓦布内的历史以及战前犹太社群生活的信息主要有两个资料来源。其一是 Yedwabne: Historyand Memorial Book，ed.Julius L.Baker and Jacob L.Baker(Jerusalem and New York: The Yedwabner Societies in Israel and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1980)（下文简写为 Yedwabne）。其二是亨里克·梅耶茨基的一部未命名打字稿，梅耶茨基是比亚韦斯托克的国家档案馆前馆长，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写了许多关于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历史的著作。正如梅耶茨基所写，“关于耶德瓦布内战时历史的文献少之又少。镇政厅和社区办公室的档案都没有被保存下来，镇上各种社会机关或地方学校的档案也是一样。没有任何关于这段时期耶德瓦布内的回忆录，耶德瓦布内先后所属的科诺郡和沃姆扎郡的档案馆也没有保存任何资料。”
3.Yedwabne,p.8.
4.同上书，p.20。一位在1998年仍然住在镇上的年迈的波兰药师回忆道，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之中，“没有任何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intelligentsia）。所有人都是工匠、只会某种简单技能的工人或马车夫”（电影《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中采访脚本[Gdzie jestmój brat Kain?,unpublished script]，p.489）。
5.在我们于纽约的谈话中，他以爱称“弗兰内克（Franek）和斯塔舍克（Stashek）”来称呼希拉瓦兄弟。这二人在瓦瑟什塔因所提及的最恐怖的刽子手之列。斯坦尼斯瓦夫·希拉瓦是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被告人之一。希拉瓦家的小妹妹所提及的“土豆皮逸事”，可参见Yedwabne,pp.55,56。
6.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p.489.
7.民族民主党是战时波兰最大的（从入党人数上看）政党，其政策方案有很强烈的反犹倾向。
8.格申·戴维·洪德特（Gershon David Hundert）写过一部非常有趣的著述，关于18世纪阿巴托（Opatów）的犹太社群，在该书中，他提供了关于1728—1784年间犹太社群支付这类特殊“礼物”（基金）的详细信息：The Jews in a Private Polish Town: The Case of Opatów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p.98-104。
9.沃姆扎郡及附近地区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政治立场上与民主民主党格外一致。塔德乌什·弗拉切克（Tadeusz Frączek）在他最近完成的博士论文中（“Formacje zbrojne obozu narodowego na Białostocczyźniew latach1939-1956,”WojskowyInsty tut Historyczny[Military Historical Institute],Warsaw,file no.76）写到了，沃姆扎的主教斯坦尼斯瓦夫·乌考姆斯基（Stanisław Łukomski）在1928年4月，恰逢一次重要的选举前夕，给他的教区居民写了许多私人信件，告诉他们“不要投票给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所谓的农民党支持者”。选举结束之后，他禁止那些支持农民党的教区举行复活节巡游活动（pp.36—37）。
苏联占据时期（1939—1941）
1.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ed.R.J.Sontag(Washington,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7:247.
2.1939年9月，超过一半的波兰领土被苏联军队占领后，波兰迎来了为期20个月的苏联战区时期，在此期间，数十万波兰民众被驱逐、流放至苏维埃境内。接着，在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滞留苏联的波兰民众被“赦免”，一支波兰军队在苏联领土上成立了。1942年，约12万人—新组建的军队士兵及他们的家人—被疏散至伊朗。其中许多人都接受了采访和调查，讲述他们在苏联政体下的经历。采访这些流亡者，搜集证据的想法来自新上任的波兰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Stanisław Kot）教授，这个想法当时得到了波兰东部军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Anders，该军队在民间被称为“安德斯军”）将军的全力支持。许多问卷被发放给了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调查顺利进行，之后，调查结果由波兰东部军的独立历史部编汇，之后又由所谓的档案办公室（Bureau of Documents）完善。1943年4月，完成的问卷应该移交伦敦的民政当局保管，波兰流亡政府当时就在那里。约1.2万份调查书被送往在伦敦成立的一个研究部，该部门由维克多·苏基尼奇（WiktorSukiennicki）教授主持领导。
如需更详细的描述，或要了解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所做的苏联占据研究，可参见拙作《来自城外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road）。在该书中，我提到了苏基尼奇教授的员工整理的沃姆扎郡报告，关于耶德瓦布内的情况，可见 pp.14,45,99。波兰的郡报告和个人调查问卷藏于加利福尼亚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归档于两个卷宗内：波兰政府编汇和安德斯编汇。
3.雅内克·诺伊马克曾于1939年在德据地区被捕，他在耶德瓦布内仍在苏联治下时回到该地。他回忆道，当他意识到苏军没收了很多财产并拘捕了许多犹太人时，心中满是失望。（Jedwabne,p.112）
4.Majecki,typescript,p.56.作者没有写明他是从什么文献中得到这个信息的。另有一份几乎相同的名单（剔除了马维歇[Małyszew]，加上了阿法纳西·费多罗维奇·索波列夫[Afanasi Fedorovich Sobolev]），可参见 annex no.3,“Wykaz obsady kadrowej radzieckich władz terenowych wregionie łomżyńskim w latach1939–1941,” in Michał Gniatowski,W radzieckichokowach.Studium o agresji17wrzeçnia1939r.i radzieckiej polityce w regionie łomżyńskimw latach1939-1941(Łomża: Łomżyńskie Towarzystwo Naukowe im.Wagów,1997),p.296。
5.如需阅读关于这种刻板印象的分析，可参见拙作“ATangledWeb,”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6.Where Is MyOlder Brother Cain?,pp.158,159.
7.同上书，p.491。
8.Krzysztof Jasiewicz,Tomasz Strzembosz,and Marek Wierzbicki eds.,Okupacja sowiecka(1939-1941)wświetle tajnych dokumentów(Warsaw: ISP PAN,1996),p.212.斯得泽姆鲍兹还写了一篇长文，在其中引用了一些20世纪80年记录下来的访谈的片段，访谈对象都是这些时间的参与者或目击者，见“Uroczysko Kobielno,” Karta,no.5(May - July1991):3-27。吉亚托夫斯基（Gniatowski）也描写了这个地下组织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铲除的过程（W radzieckich okowach,pp.125-127）。
9.我很感谢达留什·斯托拉（Dariusz Stola）博士为我理解这两起事件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建议：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科比尔诺地下组织之后，他们逮捕了很多人，因此当地的精英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被肃清了，以至于在1941年7月，在这个地区里，已再无人有足够的权威能组织反犹暴力的发生。这个假设可能已经比较接近真相了。然而，来自拉兹沃夫的芬克什塔因的证词（我在下文会引用）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地的精英人士是否真的会坚决反对该地区内的反犹暴力。
10.鲍拉瓦斯基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兄弟住在耶德瓦布内。由于瓦瑟什塔因的原证词是意第绪语的，其中提及的一些名字的音译后都不太准确，因此瓦瑟什塔因所提到的波洛夫斯基兄弟和波罗夫维克兄弟也许就是相同的人。
11.Jan T.Gross and Irena G.Gross,eds.,“W czterdziestym nas matko na Sibirzesłali...”(London: Aneks,1983),pp.330-332.
12.受到斯得泽姆鲍兹采访的人给出了另一些可能是线人和叛徒的人的名字，其中没有一个是犹太名字（Strzembosz,“UroczyskoKobielno,”pp.10,11,12,15,16,19,21）。马雷克·维日比茨基（MarekWierzbicki）在他关于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波兰—犹太关系的著作中写道：“1939—1941年，在波兰民众之中给也有公开谴责的现象，尤其在比亚韦斯托克省西部那些主要是波兰裔居住的地区。”（MarekWierzbicki,“Stosunki polsko-żydowskie na Zachodniej Białorusi(1939-1941).Rozważania wstępne”[manuscript,1999-2000],p.15）吉亚托夫斯基引用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中的许多数据，以说明在这个地区的波兰地下组织中并无犹太成员（W radzieckich okowach,p.120）。
Jasiewicz,Strzembosz,andWierzbicki,Okupacja sowiecka(1939-1941),pp.238-241.也见 Gniatowski,W radzieckich okowach,p.127。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拉兹沃夫大屠杀
1.与维克多·涅瓦维茨基的对话。涅瓦维茨基在16岁时从耶德瓦布内逃往维兹纳，德军入侵维兹纳后，立刻在那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导致许多平民丧生。
2.如需阅读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广泛的论述，可见本书“通敌”一章。
3.卡罗尔·巴登的个性比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其他被告人更鲜明。在一定程度上，这和他的写作能力有关：相比其他被告人，他能更有效地传达自己的意思，他写的材料也比其他人多。但我认为，他也比其他人更善良；他表达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痛悔，而且在他生命中许多关键的转折点上，他似乎都“很倒霉”。在本案的所有被告人中，法院对他的判罚最重，但在案发当日他显然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我甚至倾向于相信他的说法：那天他几乎都没有出现在镇广场上。他最终获判死刑，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在服刑了—他因自1942年起加入德国宪兵而获判六年有期徒刑。
他一开始会倒霉是因为他来自西里西亚（Siliesia），且自幼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出于这个原因，他自然就成了德国人和耶德瓦布内当地居民之间的“媒介”，并最终加入了德国的警察机关。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个钟表匠。老巴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效力于奥匈帝国军队，之后在钟表厂里做机械工学徒，工作时有时无，直到1936年，他定居在了耶德瓦布内，在那里的机械工厂工作。1939年3月，老巴登又丢了工作，当时他有七个孩子要养活。（MC,SOŁ123/496-499）
4.MC,SOŁ123/499.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提供了类似的证词：“德国人接管了这片地区后，切斯瓦夫·库比茨基被当地居民毒打一顿并交送给德国宪兵队；他们把他和一些其他犹太人一起枪毙了。我不知道具体是谁殴打和揭发了库比茨基，因为当时我不在场，我是事后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些细节的。”（MC,SWB145/34）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的尤利安·索克沃夫斯基（Julian Sokołowski）说：“我看见库比茨基举着双手站在一堵墙边，德国人用橡胶警棍打他。有一些波兰人和德国人在一起：卡利诺夫斯基也打了库比茨基。前者后来因为加入某个帮派被安全部（UB）枪毙了。”（MC,SWB145/193）也参见最高法院对拉莫托夫斯基上诉的裁决：MC,SOŁ123/296。
5.Voivodeship 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 in Białystok,14.IV.1946,testimony by Menachem Finkelsztajn,“Zagłada Żydów w powiecie grajewskim iłomżyńskim w lipcu1941r,”ŻIH.芬克什塔因提供了多份证词，描述他的经历以及他对这个时期拉兹沃夫周边所发生的事件的了解。我之后会大篇幅引用他第二份证词中的内容，该证词的标题为“在拉兹沃夫被毁灭的犹太社群”（“Zburzenie gminy żydowskiej w Radziłowie”）。
6.ŻIH,301/974.芬克什塔因的意第绪语证词被收录于格拉耶沃郡犹太人纪念册中，在这份证词中，他描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细节；他在证词最后写道：拉兹沃夫的犹太人首先被召集到广场上，遭到毒打，其中一些被杀害，之后剩余的人都被带往某个姓米特考夫斯基（Mitkowski）的人家的一间偏远的谷仓中，并在那里被烧死。（Grayeveyizker-bukh,ed.G.Gorin,Hayman Blum,and Sol Fishbayn[New York: Aroysgegebnfun Fareyniktn Grayever hilfs - komitet,1950],pp.228-231）芬克什塔因提供的关于屠杀过程的描述如下：首先是广场上的犹太人群遭到惨无人道的殴打，接着所有犹太人，大约“60个几代同堂的家庭，包括孩子、父母和祖父母”被赶进一间谷仓被烧死。这段描述在安杰伊·卡琴斯基对一位匿名的波兰人的采访中得到了证实，见 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我要感谢胡赛·古斯坦（Jose Gustein）律师，他是拉兹沃夫犹太家族的后人，感谢他为我翻译了芬克什塔因的意第绪语证词。
7.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8.Yedwabne,p.100.涅瓦维茨基的一个舅舅（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也和犹太代表团一起去了沃姆扎。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先例。1941年夏天德军入侵利沃夫（Lwów）之后，大屠杀席卷了这个小镇。当地的犹太教拉比拜访了镇上希腊天主教堂的主教麦乔珀利特·安杰伊·谢普提奇（Metropolite Andrzej Szeptycki），恳求他阻止这场屠杀。
准备
1.在索布塔案的庭审期间，他本人坚持他在镇政厅不担任公职，只是偶尔去那里做一些修理工作。但不少证人称他为卡罗拉克的“副手”，或是镇议会的“书记”（比如，可参见拉莫托夫斯基和吉尔瓦德的证词，MC,SWB145/217,226）。索布塔被判无罪，如前文所解释的，是因为无法将他与库比茨基的死扯上关系。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在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中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他的名字屡屡出现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证人和被告人的证词中，如拉莫托夫斯基、高尔斯基、涅布日多夫斯基、劳丹斯基、米茨尤拉、赫扎诺夫斯基和东布罗夫斯基等人的证词。（MC,SOŁ123/610,611,615,618,653,655）
2.茨诺维奇兄弟和奥尔歇维奇的父母都忽略他们孩子和侄子发出的警告。老一辈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世界末日随时可能降临的事实。年轻人藏在田野中度过了这一夜，清晨时分，他们看见农民步行或乘坐马车进入了镇子，一种只有在赶集日才会出现的景象。一段时间以后，大屠杀就开始了。（Yedwabne,p.100;conversation with M.Olszewicz,October1999）
3.MC,SWB145/218.
4.MC,SOŁ123/665.
5.MC,SWB145/506.
6.“欧根纽什·希里维奇（Eugeniusz Śliwecki）当时是副市长，他和市长一起与盖世太保签了一份协议，要烧死犹太人……关于市长和副市长签协议这回事，我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MC,SWB145/213）我想特别指出，1941年7月10日犹太大屠杀的情况，是镇上居民时常谈论的话题。因此，人们对他们并未亲眼所见的细节也十分了解。比如，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就写道：“当地居民常常谈起在希里维奇谷仓里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他们会告诉彼此谁在这场屠杀案中表现得最积极。”（MC,SWB145/235）即便是今天，在耶德瓦布内的酒吧，我们依然能听见人们（大多数是战后出生的）谈论这些事件（也见 Andrzej Kaczyński,“Całopalenie” in Rzeczpospolita,May5,2000）。我认为，如果在一个小村庄里，人们不断告诉彼此谁以什么方式谋杀了多少犹太人，那么他们恐怕就再无暇谈论其他话题了。因此，耶德瓦布内的镇民仿佛受到了“点金术”（Midas touch）的诅咒：犹太人和大屠杀永远萦绕于他们的记忆中（而他们想要彻底摆脱的恰恰是犹太人的身影）。安托莎·维日考夫斯卡说，战争结束多年之后，当她再次造访这个小镇时，她的内心仍然充满恐惧。
7.关于瓦瑟什塔因和格劳多夫斯基证词中提到的对话（他们只是重复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在场），我们只能推测其中的一点，即德军究竟有没有提出放一些犹太工匠一条活路的建议，以及他们有没有被布罗尼斯沃夫“波兰人的工匠够多了”这样的说辞说服。涅瓦维茨基在去谷仓的路上从犹太人群中逃脱了，他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根据他的版本，德国人是在谷仓附近提出这个建议的。据说，在那里，波兰组织者许诺将让所有德军将来可能会用上的劳动力为他们效力，而这些劳动力将全部都是波兰人（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在亚当·威尔玛（AdamWilma）所做的一次采访中，一个年迈的波兰农民列昂·兹兹克（LeonDziedzic）也证实了这个故事（不过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见Gazeta Pomorska on August4,2000。
8.这个数字是巴登提供的，他曾在德国宪兵站工作，后来也成了一名宪兵。据涅瓦维茨基估计，镇上的警力在10人左右（MC,SOŁ123/505;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
9.MC,SOŁ123/621.10.MC,SOŁ123/607.11.MC,SOŁ123/612.12.MC,SOŁ123/619.13.正如约瑟夫·达诺夫斯基在1953年安全部安排的一次他与索布塔的对质中所说：“德国人也参与了行动，但他们只是发号施令，或者对波兰人所做的各种决定表示许可。”（MC,SWB145/265）。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1.MC,SOŁ123/685.
2.MC,SOŁ123/727.
3.MC,SWB145/218.
4.MC,SOŁ123/630.
5.MC,SOŁ123/631.巴登（见下文）、涅瓦维茨基和库布若恩确认了，当时身处德国宪兵站的犹太人都保住了性命（Yedwabne,p.107;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涅瓦维茨基还做证，大屠杀过程中没有枪支被使用，对犹太人痛下杀手的人中未见身穿制服之人。
6.MC,SOŁ123/210.
7.“退伍老兵”部队“进入了耶德瓦布内镇。当地的民兵前哨站被迫展开自卫。在此期间，‘退伍老兵’的人洗劫了当地的公司、镇政厅和邮局。在这些行动中，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对耶德瓦布内的居民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呼吁他们反抗政府”。（Henryk Majecki,Białostocczyzna w pierwszych latach władzy ludowej1944–1948[Warsaw: PWN,1977],p.181）
8.战后，许多反德游击队仍然活跃，他们如今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支持的政府机关。民族武装部队（NSZ）、民族军事组织（NationalMilitary Organization，简称“NOW”）以及民族军事联盟（NationalMilitary Association，简称“NZW”）在这片区域最为活跃，他们杀了无数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他们认为有害的人。弗拉切克的博士论文（“Formacje zbrojne obozu narodowego na Białostocczyźnie w latach1939-1956”）—我在前文曾引用过—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些游击队的战后活动的信息。（见 pp.150—151,187,194,254,297）我们得知，在这些游击队的杀戮受害者中，有尤利娅·卡罗拉克（Julia Karolak）及其女儿，前者是镇上一家店铺的店主。1945年9月24日，她们被一支由代号“秃鹫”（Sęp）之人所领导的部队杀害。（p.385）这究竟是打劫不成而谋财害命，还是一次有预谋的清算，我们目前还无法断言，但这个小镇上的每个居民在战后必然都感觉到了，反共地下组织想要施行“惩罚”，其中也包括“死刑”。正如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所写，“在这片土地上，……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并不是5年或6年（1939—1949，1939—1945），而是10年甚或13年（1939—1949，1939—1952），在某些地方甚至更长……在离别布扎（Biebrza）河沿岸和耶德瓦布内不远处有一个小村庄，耶兹奥克（Jeziorko）；1957年，一个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游击队的模仿者（代号为“鱼”[Ryba]）在那里被杀害。”（Strzembosz,“Uroczysko Kobielno,” p.5）
9.MC,SOŁ123/309.巴登在他写于1952年的自传中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个片段。他写道，此事是在傍晚时分发生的，当时谷仓已经被点燃了。突然之间，在宪兵队的院子里“出现了三个我不认识的平民，是22岁的青年—一个夺取了其中一个犹太人的柴刀，并把他强制押往广场；另外两个刽子手分别去抓另外两个劈柴的犹太人。前哨站的指挥官阿达米听到院子里传来尖叫声，冲了出来，对这些暴徒说：‘所以说，八小时还不够你们对犹太人为所欲为，居然敢跑到这里来。滚出去！’他将这些凶杀犯赶出了前哨站，两名劈柴的犹太人得以留下，但另一个已经被带走了。”（MC,SOŁ123/504,505）
10.在这段话之前，巴登写道：“我一整天都与多姆布罗夫斯基（Dombrowski）在院子中工作，我并没有看到任何陌生的宪兵或盖世太保。”（MC,SOŁ123/506）
11.指尤瑟夫·索布塔和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八个被告人。
12.比如，一位名为切斯瓦夫·利品斯基的人告诉我们：“我手里拿着一根木杖[ 在广场上 ]坐了差不多15分钟，但他们杀人的场景令我不忍直视，因此我回家了。”但他在回家的路上肯定在哪里停下脚步，也参与到那天发生的暴行中了，因为在这起案件中，不可能有人仅仅因为拿着“一根木杖”在广场上坐了15分钟就获判了10年刑期。（MC,SOŁ123/607）
13.MC,SOŁ123/655.
14.MC,SOŁ123/668.
15.MC,SOŁ123/726.
16.MC,SOŁ123/620.
17.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p.490.一位老妇人布罗尼斯沃娃·卡利诺夫斯卡在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证人席上陈述道：“1941年，德国侵略者的军队踏上耶德瓦布内镇的土地上之后，当地民众就开始谋杀犹太人，而且他们折磨犹太人的方式实在不堪入目。”（MC,SOŁ123/686）阿达姆茨克太太（Mrs.Adamczyk）在事件发生时还是个小女孩，那天家人让她待在家里。我与她谈话时，她以一种非常夸张的姿势抓着头，努力回想那天窗外传来的凄惨叫声，以及焚烧中的尸体发出的恶臭。（也见前文提及过的文章“Całopalenie,” in the May5,2000,issue of Rzeczpospolita）
18.Adam Wilma,“Broda mojego syna,” Gazeta Pomorska,August4,2000.
谋杀
1.对小镇居民在这种境况下会做出何种行径的阐释，可见下面这本书中“1942年4月13日”一节：Zygmunt Klukowski,Dziennik latokupacji zamojszczyzny(Lublin: Ludowa Spółdzielnia Wydawnicza,1958)。作者写道：“在犹太人之中恐慌蔓延得更快。从那天早晨开始，他们就在等待宪兵和盖世太保的到来……各类下层阶级的人都从小镇附近探出头来了；许多马车从乡村驶来，他们一整天都在等待，等待他们可以开始掠夺的那个时刻的来临。我们从各方得到消息，得知了波兰民众那些可耻的行径，以及他们抢夺犹太人住宅的事实。在这种事上，我们的村子肯定不会落后于别人。”（p.255）若要了解“屠杀的浪潮”这一现象，可见 pp.235-236注释1，它解释了1919年席卷了考布肖瓦（Kolbuszowa）区域的一次屠杀浪潮。若要了解同一群人接连参与不同的屠杀行动的现象，也可见芬克什塔因关于拉兹沃夫事件的证词。
2.我这里所引用的是达诺夫斯基在1953年8月提供的证词。（MC,SWB,145/238）在1952年12月31日的证词中，他描述了镇政厅前分发伏特加的事。从庭审档案中我们可以得知，达诺夫斯基是个酒鬼。那么，免费的伏特加的确很可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MC,SWB145/185,186,279）
3.Yedwabne,p.102.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知，他们的房屋如果无人照管，很可能会被人闯空门。比如，涅瓦维茨基那天逃进田野之前穿上了他最好的两条裤子和两件衬衫，因为他认为等他回去，他家一定已经被洗劫了。我们还从劳丹斯基那里得知，波兰人是打着做清洁工作的幌子把犹太人聚集在广场上的。
4.同上书，p.103。
5.MC,SOŁ123/503.
6.MC,SOŁ123/734.
7.MC,SOŁ123/503.
8.MC,SOŁ123/503,504.
9.MC SOŁ123/683.
10.MC,SOŁ123/675.
11.Yedwabne,p.103.
12.ŻIH,301/6.
13.MC,SOŁ123/675;ŻIH,301/613（这是瓦瑟什塔因的第二份证词）。我问涅瓦维茨基当他被带到广场上时他观察到了什么，他告诉我，他当时没有环视四周，而是试图挤进人群的中心，因为犹太人群被一圈手持棍棒和钝器的人紧紧围着，他们会殴打任何试图向外走的人。（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被我引述过证词的不少证人都记得在广场上犹太人所遭遇的惨绝人寰的殴打，他们都说这个场景“不堪入目”。
14.MC,SOŁ123/681.
15.ŻIH,301/613.
16.MC,SOŁ123/686.
17.MC,SOŁ123/614.
18.MC,SOŁ123/653.
19.MC,SWB145/255.关于这个片段，除了亚当·格拉波夫斯基（Adam Grabowski），还有其他一些证人以及犯罪者也提供了类似的描述。尤里安·索克沃夫斯基说：“我记得，犹太人被赶[ 向谷仓 ]的时候，索布塔把自己手里的棍子给了拉比，命令他把他的帽子挂在棍子上，还要同时大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战争是为了我们’。”（MC,SWB145/192）；也见耶日·劳丹斯基的证词（MC,SOŁ123/665）；斯坦尼斯瓦夫·达诺夫斯基的证词（MC,SWB145/186）；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的证词（MC,SOŁ123/667）。
20.MC,SOŁ123/666.
21.Yedwabne,p.103.
22.MC,SOŁ123/618.巴登也参与了将煤油从仓库“运出”的工作，他可能曾经在那间仓库里做过机械工。但他在证词中表示，他派涅布日多夫斯基去运送煤油是出于“技术目的而不是为了要烧死一谷仓的人”。（MC,SOŁ123/505）
23.Yedwabne,p.113.
24.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25.MC,SOŁ123/685.也见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的证词，他说：“从很远的地方，我只能看到约瑟夫·考布日涅基，他当时正在谷仓边上点火。”（MC,SOŁ123/655）
26.MC,SOŁ123/684.
27.MC,SOŁ123/734.
28.MC,SOŁ123/506.
29.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30.Adam Wilma,“Broda mojego syna,” Gazeta Pomorska,August4,2000.
掠夺
1.MC,SOŁ123/631,632,675,676,677,682,683.
2.MC,SWB145/168.
3.MC,SWB145/164,165.
4.MC,SWB145/253.索布塔当然否认了自己侵吞犹太人财产的行为。“在犹太大屠杀之后，我占用了一间遗留的犹太公寓，因为我自己没有房子。我搬进那间遗留的犹太公寓时，里面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其他东西，因此我就这样住下了。所有犹太人遗留的财物都被交至镇政厅了，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东西的。”（MC,SWB145/267）
值得注意的是，挪用、侵吞他人财产的现象催生了相应的语言。波兰语中很快出现了“pożydowski”和“poniemiecki”这样的词，波兰人很快就明白其意思是“犹太人遗留的”或“德国人遗留的”财产。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用“poangielski”或“pofrancuski”这样的词，波兰人会认为用这种词的人犯了个错误—更为确切地说，是把波兰语俄语化了—正确的词法应该是“po angielsku”或“po francusku”，意思是“英语的（或法语的）”。人们不能用这两个词组来形容英国人遗留的或法国人遗留的财产。简而言之，由于历史的机缘，只有犹太和德国这两个民族的财产能被波兰人侵吞、占用。
5.MC,SWB145/165.
6.MC,SOŁ123/728.
7.想要了解关于卡罗拉克的更多信息，可见本书【209—210（译者：原书页码）】页的注释5。题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华沙中央委员会”（“Do Komitetu Centralnego P.P.R.w Warszawie”）的文件中提到了劳丹斯基一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控制委员会（Central Control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于1948年10月2日收到了这份文件，之后毫无疑问将其被转交给国家安全机构。这份文件目前归于沃姆扎安全部（UOP）的“控制—调查”档案中。
8.2000年5月19日，在《波兰共和日报》—波兰境内发行量第二大的日报（仅次于《波斯卡报》）—上，安杰伊·卡琴斯基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关于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精彩的第二份调查报告《纯化的记忆》（“Oczyszczanie pamięci”）。
私人传记
1.MC,SOŁ123/718.
2.MC,SOŁ123/712.
3.MC,SOŁ123/498.
4.MC,SOŁ123/273—274.
5.这一大段对耶日·劳丹斯基的刻画出现在一份题为“档案信息表‘卷宗’中的反国家犯罪嫌疑人”（Arkusz informacyjny ‘dossier’ napodejrzanych o przestępstwa przeciwko Państwu）的文件中，该文件目前与沃姆扎公共安全部的其他材料一起，藏于沃姆扎安全部的比亚魏斯托克档案处。
6.MC,SOŁ123/809.
7.MC,SOŁ123/702.
不合时宜
1.比如，这里就有一段描述，是写“1919年春在前加利西亚省的东部地区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大量惨无人道（potężne i bestialskie）的反犹农民运动发生在那片地区，让人想起在1846年春由雅各布·谢拉（Jakub Szela）领导的一次运动中，此地所经受的‘屠杀与掠夺’。”我引用的这段描写来自科尔布肖瓦镇（Kolbuszowa）的一位历史教师和地方爱国者所写的文章，这位作者并没有对犹太人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大群农民一时之间聚集起来，男人、女人、青年；他们手持短棍，乘驾马车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殴打犹太人，掠夺他们的财务，洗劫他们的店铺和家……在那段时间，波兰的天主教徒相信，”作者继续写道，“那些讨厌天主教徒并称他们为‘外邦人’的犹太人，会在制作逾越节薄饼时往里面加一点天主教儿童的血……没人知道这种观念是怎么出现的，但天主教徒母亲那时常常以这种传说来教训、吓唬调皮捣蛋的孩子，告诉他们，如果不乖乖听话，犹太人就会来杀掉他们。（我记得我就被我奶奶教训过，她过去常常说，如果我不学乖，吉卜赛人就会来把我抓走。）在格利尼克（Glinik），一个小女孩失踪之后，一群农民就开始攻击犹太家庭，殴打甚至杀害犹太人，还洗劫了他们的店铺和房子。这种骇人听闻的传闻（即犹太人为了制作逾越节薄饼杀了一个女孩儿）迅速在许多地区的乡村居民中扩散开来，导致农民发起了大量具有攻击性甚至十分残忍的行动（olbrzymiei agresywne,niezmiernie okrutne,akcje chłopskie）自（1919年）5月1日起，大批持短棍、斧子、草耙和其他类似工具的人群袭击了犹太人的居所……这最终演变成大型的屠杀和掠夺行动。”（Halina Dudzińska,“Kolbuszowa i kolbuszowianie w okresie narodzin II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iwalki o ustalenie jej granic,” Rocznik Kolbuszowski,no.3[Kolbuszowa,1994]: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