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社会反应剖析 一、疑忌的消解：从“西医现象”说起.2
在教会学校开设的当时称为格致之学的课程里，传教士们塞进了许多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货色，充满了反科学的东西，他除了应付殖民地加工工业和出口贸易所需要的一点知识外，真正的科学知识是很贫乏的。〔6〕
从以上广学会出版的主要书刊中，人们不难看出传教士们的真实意图。当时维新派为了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而竭力向西方学习，包括广泛地阅读广学会的各种书刊，希望能从中获得可以救中国的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但是，传教士们却通过广学会向中国兜售殖民地的奴化思想，而对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出版的有参考价值和鼓舞作用的西学却一本也没有介绍给中国。〔7〕
既然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理论当然非其所需，而传教士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并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自然也不愿介绍。〔8〕
有些问题，是无须论辩、不言自明的，如传教士在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中的作用、地位问题。既然当时译书形式是西译中述，肯定了中述者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的作用与地位，毋庸置疑，同样应该肯定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的作用与地位。有些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传教士宣传西学的目的。有些则涉及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有必要加以研究和讨论。最核心的是，传教士对待科学的态度，亦即基督教与科学的问题。
说到基督教与科学，人们自然会想起宗教对科学的排斥，教廷对科学家的迫害，日心说遭排斥，伽利略受审判，布鲁诺被烧死，进化论遭攻击。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教与科学，水火不容，互相对立。
其实，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的印象要复杂得多。一个显而易见的诘难是，如果两者关系确为水火，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在宗教统治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里，西方应该毫无科学可言，那么，近代科学何由而来？西方许多大科学家，开普勒、波义耳、牛顿，为何同时也是虔诚的宗教徒？
对这个问题，宗教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一种意见认为，基督教对科学不但不是完全、绝对排斥的，相反，还有一些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古希腊科学留下了两种传统，即数学唯理主义自然观和机械主义自然观，前者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代表，认为自然界是按照数学原则构造起来的，因而可被人的理性从数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后者以阿基米得、托勒密等人为代表。中世纪基督教利用了作为统一意识形态的力量，将这两种观点灌输给整个社会。在中世纪的神学教育中，数学始终被置于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基督教为了使人们信服上帝，需要用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伟大，认识自然秩序是认识上帝的必要途径。中世纪的神学家，都是通过自然界的和谐去论证上帝的存在。数学，则是研究自然的必备工具。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伦理以如下三个原则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一、鼓励人们去赞颂上帝，颂扬上帝的伟大，是每个上帝臣民的职责。二、赞颂上帝的最好途径有二：一是研究和认识自然，因为上帝的智慧完全体现在它所创造的自然秩序中；二是为社会谋福利，最好的途径是运用科学技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三、提倡以辛勤的劳作颂扬上帝，以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9〕我以为这种解释是可以成立的。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段时间里，当科学的结论与宗教的教义相抵触时，宗教会排斥、压制科学。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基督教信奉的地心说相抵触，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论与上帝造人说相违背，教会便对这些学说横加压制、排斥，伽利略受审判，进化论被冷落。但是，当科学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历试不爽的实验，为广大社会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会调整教义，适应科学。日心说终于被接受，伽利略毕竟被平反，就是明证。基督教并不是绝对封闭的信仰系统，否则，在科学日益昌明的西方，基督教仍然是影响最广的第一大教，许多科学家同时也是信徒，甚至有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后又皈依上帝，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考察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可以看出：第一，对于一般科学知识，诸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生物、医学等，传教士是乐于介绍、宣传的，没有必要隐瞒。第二，对于某些与基督教义相抵触的科学知识，传教士的处理方式与西方教会同步。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对日心说避而不谈，到了清代，蒋友仁等已不回避，且有准确的介绍。晚清来华传教士，宣传的都是日心说。对于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说，传教士一般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也与西方教会的态度一致。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述及，傅兰雅在《格致汇编》中就曾提到。第三，所谓传教士对西方科学精华部分秘而不宣、只介绍低浅粗劣部分的说法，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的臆测之言。传教士中，科学素养不高者有之；所传西学中，低浅粗劣者亦不少见，但谓其故秘其宝、生怕以利器授人的说法并无根据。
对于宗教与科学，晚清来华传教士曾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
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们像一对孪生子——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我会就是宗教和科学这两者的代表，用我们的出版物来向中国人宣扬，两者互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10〕
对照他们在华传播西学的活动，我以为这个说法并无自诩过当之处。
当然，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时期，传教士对传播科学的态度、热情并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说，在传播西方科学方面，新教传教士所做工作较天主教传教士为多；新教传教士中，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世俗派所做工作较戴德生等基要派为多；19世纪后期所做工作较20世纪初期为多，但无论哪一派，哪一时期，都不存在完全排斥科学的情况。
六、关于西学书目
关于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传记及其著作目录，耶稣会士费赖之（1833—1889）编过《原中国传教区的耶稣会士传记和书目提要》，二卷本，1932年出版，冯承钧译为《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法国传教士荣振华在其基础上，利用欧洲各国的相关档案，编成《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翻译，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收录1552至1800年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著作名录，对耶稣会士有分门别类的统计，堪称完备。
徐宗泽编写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是了解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著述的重要目录书，中华书局1949年出版，上海书店2006年重版。书分十卷，卷一绪言，概述晚明到清代前期西学东传的过程，卷二至卷八依次叙述耶稣会士译著的圣书、真教辩护、神哲学、教史、历算、科学、格言等书籍，分题介绍二百余种西书，含内容提要、著译者姓名、出版时间、章节目录，并录付当事人撰写的序、跋、引、题和评论等，卷九为译著者传略，卷十为徐汇、巴黎、梵蒂冈图书目，后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书名表》。徐宗泽（1886—1947）是徐光启后代，1907年入耶稣会初学院，后留学欧美，获博士学位并晋升司铎，回国后曾任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主任，是著名的天主教史专家，另著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
关于晚清时期的西学书目比较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译书事略》，傅兰雅著，全称《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1880年第5至8卷连载，其英文版载《北华捷报》1880年1月，后出单行本。书中介绍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缘起、特点，附载已出版的西书目录，计98种，包括《运规约指》、《代数术》等；已经译成尚未出版的45种；正在翻译尚未译成的13种。每种书目下注明作者、译者、刊书年代、册数与价格，截止时间为1879年。其英文版有所译西书的中英文名对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译书事略》附载《益智书会拟著各种书目录》与《寓华西人自译各种目录》，前者收录42种，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包括狄考文的《笔算数学》、慕维廉的《大英国志》等，后者收录62种，包括合信的《全体新论》、裨治文的《联邦志略》、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作者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汉口、登州、烟台、苏州、福州等地。这三种书目加起来，覆盖了自鸦片战争以后至1879年中国所译西书的大部分。
《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孙维新著。1889年春，浙江按察使龚照瑗，给上海格致书院学生出了一道题目，让他们评价中国翻译西书的详略得失，有37名学生获奖，孙维新获超等第一名。答卷近一万字，共述及、评论140本西书，涵盖多种学科。对每门学科的译书，他都举其要者，品评优劣。例如，他评论算学方面的译书：
算学类有利玛窦与伟力亚烈译之《几何原本》，伟力亚烈译之《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极》，狄考文撰之《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傅兰雅译之《数学理》、《算式集要》、《代数术》、《代数难题》、《三角数理》、《微积溯源》，艾约瑟译之《圜锥曲线说》，此数种皆属精要之书，深奥可学。他若蓝医生著之《西算启蒙》，那夏礼译之《心算启蒙》，哈邦氏辑之《心算初学》，皆浅简小书，只为便蒙之用，无甚深意焉。〔11〕
他对所提到的这些书一一介绍，并互作比较。他比较《形学备旨》与《几何原本》的短长：《几何原本》每卷设题，按题贴说，由浅及深，秩然有序，实算术中之第一要学也。《形学备旨》与《几何原本》大致相同，而去其无甚用之繁题，补以简要之妙术，大有用于八线、量法、航海法诸学。是此书一出，大可省《几何原本》之烦累矣。孙维新所著，并非严格的西书目录，但从其内容看，近似于导读类书目。龚照瑗对孙维新的答卷给予很高的评价：“条对鲜明，罗列清疏，沉酣于西字典籍中者，其功深矣。留心时务，搜讨西书，洵推巨擘。”格致书院山长王韬将这些课艺刊印出来，对于后来人编辑西学书目有重要参考价值。比如，孙维新概括西学的门类为：算学、重学、天学、地学、地理、矿学、化学、电学、光学、热学、水学、气学、医学、画学、植物学、动物学。这些门类，日后梁启超编制《西学书目表》时，都包括了。
《西学书目表》，梁启超编，时务报馆1896年版。有正表三卷，著录通商以后所译西书352种，附表一卷，著录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86种，近译未印各书88种，中国人所著与西学有关书119种，后附《读西学书法》一卷。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与《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梁启超对书目编写缘起、分类原则及阅读西书的重要性作了说明。他将宗教以外的西书分为三类二十八目：一、西学类，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二、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三、杂类，包括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
《日本书目志》，康有为编，大同译书局1898年春出版。康有为认为中国通西文人少，通日文人多，而西学之精者日人已经译为日文，所以借用日人成果，可以事半功倍，所以，他在1897年编撰了《日本书目志》。书中将日本书分为15门，即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每门下再分若干学，如理学门下分物理学、理化学、天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种学下列书目，注明册数、作者、价格。康有为在各种学的书目后，均有一段按语，或评论日本该学的特点，或从中国情况出发，发抒感慨。这些书是日文书，尚未译成中文。
《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沈桐生著，读有用书斋1897年出版。沈为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生卒年不详，举人出身，曾任浙江省会稽县学堂校长，编过《光绪政要》、《二十四史分类辑要》等书。1897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编了《东西学书录》一书，未见出版，但他将各篇总叙汇集起来，辑为一书，即《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总叙分上下卷，卷上为天学、地学、地志学、学制、兵学、农学、工学、商学、法律学、交涉学，卷下为史学、算学、图学、矿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重学、汽学、医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沈桐生在序言中称：
桐生呫哔陋儒，草茅下土，当束发授书之日，存致身报国之心，比来担簦负笈，从游贤俊，焚膏继晷，盗窃陈编，用是不揣固陋，网罗译著，博之约之，抉之择之，类存之综论之，辑成《东西学书录》，析其要旨，冠以总叙，愧未能钩元提要，通学术之旨归，亦惟是区分门类，识群书之流别而已。〔12〕
此书对于各门西学述其意义，溯其源流，交代其与中国相关学问之关联。对于了解当时人对各类西书的看法，有一定价值。
《中西普通书目表》，黄庆澄编，上海算学报馆1898年刻，为中学、西学书目合璧，中书多取之张之洞《书目答问》，西书多取之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孙诒让为之作序。内分八类：一、中西普通门径书，列梁启超《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颜永京译《肄业要览》、傅兰雅译《佐治刍言》等。二、中学门径书，列张之洞《书目答问》等。三、西学门径书，列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等。四、中学紧要书，列《论语》等。五、中学汇刻紧要书，列《十三经注疏》等。六、西学紧要书，列《几何原本》、《形学备旨》等203种，所占比重最大。七、西学汇刻紧要书，包括《格致汇编》、《西学通考》等15种。
八、中西参证书，包括《谈天》、《天文揭要》、《地学浅释》、《全体通考》等。大多数书目后面附有简短评论，如《欧洲史略》后评：“读之可审彼土古时大势”，《延年益寿论》后评：“极精”。黄庆澄（1863—1904），原名炳达，后改名庆澄，字源初，一作虞初、愚初，浙江平阳县慕贤乡黄车堡（今属苍南县陈东乡）人。早年师事浙东名儒孙诒让，1889年至上海梅溪书院任教习，热衷西学。1893年受热心西学之沈敦和、汪凤藻等人资助，游历日本两个月，参观了东京、西京、奈良、长歧、神户、大阪、横滨等城市，考察民情风俗，并接触各界学者名流七八十人。回国后，将在日所见所闻和个人所感，整理成《东游日记》出版，倡导像日本那样学习泰西格致之学，兵家之学，天文地理之学，及彼一切政治足以矫吾弊者，及早毅然行之。1894年中顺天举人。1897年创办《算学报》，为中国首创数学专业杂志。1898年，在温州创办《史学报》，月出一册，内容有中国史、西洋史、日本史及中外政治家言论等，为中国最早的史学专业杂志。第三期起改名《瓯学报》，内容除史学外，增入地理学、哲学、政治学、算学，成为综合性的杂志。
《西学通考》
《东西学书录》，徐维则编，1899年出版。傅兰雅《译书事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问世以后，徐维则既认为其有重要价值，从此学界对于西书“方有门径”，同时又有所不满，嫌其太过简略，于是在傅、梁基础上进行修订，增补新出之西书，补充了从日文转译之书，故以《东西学书录》名之。蔡元培曾为此书作序。
《东西学书录》出版以后，新学书籍翻译正值高潮，新译之书如雨后春笋。徐有心修订，继续搜集。其好友顾燮光亦为西书爱好者，以所积之书邮寄给徐维则，徐大喜过望，于1902年出版《增版东西学书录》，署名“会稽徐维则辑，顾燮光补”。蔡元培再次为其作序。徐维则，字以愻，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其家为绍兴望族，其父徐友兰、伯父徐树兰均为著名藏书家，徐树兰（1837—1902）曾耗银三万多两，创办古越藏书楼，位于绍兴西鲤鱼桥西首，藏书7万多册，向社会开放，号称近代中国第一家具有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徐友兰藏书楼名铸学斋，藏书10万多册。1886至1889年，蔡元培曾应邀到徐府陪徐维则读书，并助徐树兰校订所刻图书。1889年蔡元培与徐维则同在杭州中举，1890年二人同赴京师参加会试，所以，蔡、徐交谊非同寻常，徐维则《东西学书录》之初版、增订版均请已是翰林的蔡元培作序。
《增版东西学书录》，四卷，附录三卷，1902年石印本。所收书目分为三十一类。大类之下，再分若干小类，如史志下分通史、编年、古史、专史、政记、战记、帝王传、臣民传记等；农政分农务、蚕务、树艺、畜牧、农家杂制等；地学分地理学、地志学。每书名下记卷数、册数、版本、译著者、内容提要等。提要一般包括全书宗旨、著书缘由、章节目录、所述内容等，或有简单评论。后附《东西人旧译著书》一卷，《中国人辑著书》二卷，目下介绍版本、作者、译者等。
《西学书目答问》，赵惟熙编，1901年出版。赵惟熙（？—1917），字芝珊，江西南丰人，光绪十六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历任陕西及贵州学政、甘肃提学使、甘肃省巡警道，民国初年署甘肃省都督兼民政长，1917年去世。1901年清廷宣布变通科举考试，以中外史志、政艺等学考试学生以后，作为贵州学政的赵惟熙一面上《奏请开设译书公局折》，内称在边远内地，新学堂难以一下子兴办，不如译书易于奏效，请求朝廷开设译书局，一面应学生之请，仿张之洞《书目答问》体例，编了《西学书目答问》。对于西学分类，他采取当时通行的三分法，即政、教、艺三学，并屏西方宗教书不录，所以，书中只收两类，共372种。政学类计收录221种，包括史志学、政治学、学校学、法学、辨学、计学、农政学、矿政学、工政学、商政学、兵政学、船政学，附交涉、游记、杂著；艺学类计收151种，包括算学、图学（附中国地舆图）、格致学、化学、汽学、声学、光学、重学、电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每一学科前置一总述，介绍学科特点、收录原则。每种书目下，说明册数、著者、译者、出版机构，但无出版时间，有些书后面附以简短评语。比如，对于《肄业要览》的评语是“是书言教学童之事，颇多新理可采”，对于《人与微生物争战论》的评语是“论颇奇辟，然观此可悟卫生之法”。其中，有些学科名称是此书首用，如计学，即经济学，其名为严复创译，但是用在书目分类中前未之见。再如，学校学，在书目分类中亦未之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用的是学制。
《新学书目提要》，上海通雅书局出版，四卷，卷一至卷三出版于1903年，卷四出版于1904年。此书编者，版权页署名“通雅斋同人编”。朱勋为此书第一卷所作跋语中称，此书是“通雅诸君忧乎此，乃遽组合同志，搜括近译”云云，并称是在日本东郡获读此书稿，此书序言亦有“海外有州，人间何世？兼年作客，累年为愁”等语，则作者为一群留日学生。〔13〕此书选择此前两三年新出之书凡218种，一一介绍。卷一为法制类，收书93种，卷二为历史类，收书72种，卷三为舆地类，收书30种，卷四为文学类，收书23种。此书提要不同于一般书目介绍仅三言两语，而是比较详细，一般有五六百字，多的有上千字，如对《世界地理》、《世界探险》、《理学钩元》的介绍，都超过千字。其介绍要素，包括卷数、作者、出版机构、主要内容，其主体部分是评价其书在同类书籍中的价值。比如，书中评论作新社出版的《最新经济学》一书，就在介绍其书内容之后，比较此书与严复翻译之《原富》，指出《原富》所述，不过是一家之说，不足以兼收异论，然后指出此书中哪些是不刊之理。通观此书，确实做到取宏用精，高屋建瓴，是富有编者创见的导读性书目。有人称编撰此书是“自为其难而予人以易”〔14〕，此书编者“为我国学界华盛顿”〔15〕。此书在当时颇受欢迎，两年中就印刷了三次。
《译书经眼录》，顾燮光编，八卷，杭州金佳石好楼1934年石印。顾燮光（1875—1949），浙江绍兴人，字鼎梅，青年时代随父去江西萍乡，受业于鳌洲书院。光绪年间廪贡生，善书汉隶，亦善绘画花卉，酷爱金石，访得古人未著录碑刻近七百种。著有《河朔金石目》、《非儒非侠斋诗文集》等。《译书经眼录》系继《增版东西学书录》而作，收录西书时间，起于光绪二十八年，迄于三十年。所收书目分为二十六类，共收译书533种，本国人辑著书644种。分八卷，卷一史志，卷二法政，卷三学校、交涉、兵制，卷四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理化、象数，卷五地理、全体学，卷六博物学、卫生学、测绘、哲理、宗教、体操、游记、报章，卷七议论、杂著、小说，卷八本国人辑著书。大类之下分若干小类，如学校类下分学制、教育、教授、文学、蒙学等，兵制类下分营垒、舰船、海军、枪炮、子药、器械、战术等，小说类下分政治、科学、侦探、儿女、冒险、神话等。书目下列卷数、版本、译著者，介绍内容得失。
《中国学塾会书目》（1903），中国学塾会编，共收172种，分7类，算学类收《心算启蒙》等18种，格物类收化学、声学等书57种，历史类收《万国通鉴》等8种，地志地图类收《地理初阶》等14种，宗教哲学类收《天人对参》等5种，读本类收《训蒙求是》等6种，杂存类收各种挂图、须知类读物64种。书目下注明作者、内容、价格，少量的有简短评论。中国学塾会，原名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是基督教传教士编辑、出版教科书的机构，1877年在上海成立。1890年机构改组，西文名改为中华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文仍称益智书会，1902年，中文名改称中国学塾会，1905年改称中国教育会，取消“益智书会”之中文名。1916年再改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1894年，美华书馆出版过英文《益智书会书目》〔16〕，傅兰雅编，所收书目与《中国学塾会书目》基本相同，其特别价值是标明所译书的外国原作者、出版机构与出版时间。两相对照，可以弄清《中国学塾会书目》一些西书的来源。
广学会有在自己出版物后附载已出书目的习惯，比如在所出版《泰西新史揽要》后面，就印有广学会历年所出书目，标明册数、售价，虽为售书广告，亦便于读者了解其出书情况。该会也编过《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时间不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近代译书目》，收有此书。
此外，还有一些新学书目，比如丁福保编的《算学书目提要》（1899），邹寿祺编的《列国史学书目提要》（时间不详），王景沂编的《科学书目提要初编》（1903），陈洙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为某一类或某一单位的书目。
以上书目，《西学书目表》涵盖《译书事略》，《东西学书录》涵盖《西学书目表》，《增版东西学书录》又涵盖《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上接《增版东西学书录》。《西学书目问答》与《新学书目提要》是另外两种类型的新学书目，前者面向的是比较初级的读者，后者面向的新学素养较高的读者。
对于1905年以后至1911年的新学，迄今还没有比较完整的书目出版。可以聊作弥补的，有两种目录书。其一，谭汝谦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收录1883至1978年的中译日文书。其二，《晚清营业书目》，周振鹤编，上海书店2005年出版，内有许多属于新学的书目。
最后，对本书的章节结构及有关问题，作几点具体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