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西学开始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时期。对这段历史，学术界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从资料的搜集、翻译、整理，重要传播者生平的探讨，到专门著作的出版，林林总总，目不暇接，可以说是整个西学东渐史上研究成果最为繁富的一段。〔1〕尤其是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第四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对这一时期西学输入的背景、过程、内容，传播主体的情况，条分缕析，钩沉索隐，从人到物，言之凿凿；樊洪业的《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则对这一时期西学传播与中国科学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
本来，我们可以对这一段情况略而不论，但是，考虑到西学东渐是自成系统的过程，明清之际西学与晚清西学有内在联系，在内容上本属一体，在传播过程上，前者是后者的源头，后者是前者的继续。有尾无头，无以窥全豹。同时，就西学输入方式和社会反应而言，晚清较诸明清之际大不相同，不交代明清之际情况，亦无从显出晚清特点。
鉴此，对于明清之际西学传播，本书既不必面面俱到，又不能存而不论。现仅就其与晚清联系比较密切、影响较大的方面作一叙述。
一、沧桑二百年
明末清初东渐之西学，是西方文化向全球辐射的一束。
15、16世纪，是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地球重新认识的转折时代，是世界格局发生空前变化的关键时代，也是全球文化格局发生巨变的关键时代。1492年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1498年达·伽马对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航路的开辟，1522年麦哲伦绕行地球的成功，这一系列事件，搅得欧洲沸沸扬扬，人心蠢动。怀着对财富的贪婪追求、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一批又一批欧洲人乘风逐浪，驶向美洲，驶向非洲，自然，也向亚洲驶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普鲁士等国，在世界各地，为夺占殖民地而争斗、厮杀。
与中国毗邻的印度、南洋各地，以及中国的一些海岛，如台湾，是他们进攻、争夺的战场之一。大体说来，这一带地方，在15、16世纪，为葡萄牙、西班牙时代，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上半叶，为荷兰时代，18世纪为英国时代。
漂洋过海、连樯接帆的西方人，给他们所争占的地方，带去了血与火、罪恶与苦难，也播撒了与各地本土文化很不相同的西方文化。
15世纪，16世纪，17世纪，这些表示时间的名词，是今天我们的叫法，也是当时西方人的叫法。但当时的中国则不这么说，而是称万历几年、康熙几年、乾隆几年。此时的中国，不是西洋人争夺的殖民地，而是他们觊觎的黄金国。中国与欧洲，文明历史都很悠久，闻名历史也很久远。大秦、支那、造纸术、火药、马可·波罗……这些在中西交通史上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诉说着一二千年间，中国与欧洲对视、了解和交流的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和故事。总的说来，16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互相闻名已久，但所知不深。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就是在这样的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这段历史，始于16世纪利玛窦东来，止于18世纪清廷对天主教的严禁和罗马教廷对耶稣会的解散。
担任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主角，是耶稣会传教士。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支，1534年在巴黎创立，1540年获教皇批准，首任总会长是西班牙贵族出身的罗耀拉。这个旨在维护教皇权威、反对宗教改革的组织，一度在欧洲名声不太好，曾受到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批评，但它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第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教会组织仿效军队编制，规定会士必须服从会长，各地分会长必须服从总会长，全会必须服从教皇。第二，方法灵活，不定会服。为了拓展传教事业，便于传教士深入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该会取消了专门的会服。第三，重视知识，提倡教育。该会在欧洲创办了相当一批出色的学校，莫里哀、孟德斯鸠、伽利略等许多名人学者，都是从耶稣会学校出来的。第四，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国外传教事业。该会成立以后，向国外派出一批又一批传教士，炎热的非洲，神秘的东方，荒僻的南美，留下了他们串串脚印。他们的目标是：“为基督征服全世界。”这几个特点，对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结果大有关系。纪律严明，不畏艰险，使他们能满怀宗教的热忱，熬过从西方到东方长达两三年的航程，到完全陌生的中国传教。重视知识，使得这些人多具有比较好的西方文化素养，能够将西学带入中国。无规定的会服，使得来华耶稣会士，能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或着儒服，或披袈裟，易于接近、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
利玛窦是最早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但不是第一人。在他来华之前30年，即1552年，西班牙的沙勿略，受耶稣会派遣，到达广州西南一百五十多公里的上川岛上，开展传教事业，停留仅四月，便病死那里。这位被称为“耶稣会来华第一人”的沙勿略，在西学东渐史上并未留下多少痕迹。其后，耶稣会续有人来，已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成为他们的活动据点。1563年，至少有8名耶稣会士在澳门活动，但这些人不通中文，难以到中国内地活动，在传播西学方面，亦无所建树。后来，耶稣会决定选派一些能说会写中文、熟悉中国文化的人到中国拓展事业，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和利玛窦等4名意大利传教士便是第一批。四人当中，范礼安在教内地位最高，为耶稣会东印度教务视察员，学问也不错，为意大利巴都大学法学博士。他于1578年抵澳门，翌年便赴日本。他主要是策划、领导耶稣会在远东包括中国的传教工作，在中国本土实际活动不多，足迹没有出过澳门。罗明坚是应范礼安之召，迟范一年到达中国的。他到过广东肇庆、浙江绍兴、广西桂林，是耶稣会第一个深入中国内地活动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个用中文撰写天主教教理书《圣教实录》的人，但是，这位饱学的法学博士，来华时已经34岁，在中国活动10年以后，便于1588年返回罗马，以后再未来华。巴范济比罗明坚迟两年到中国，其传教目的地为日本，对中国所知不多，除一度陪罗明坚到过肇庆外，与中国关系不大。范、罗、巴三人，都未能像利玛窦那样，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奠基人。
利玛窦，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青年时在国内受过良好的教育，数学、神学等方面均有造诣。1582年，受耶稣会之召，至澳门，从此开始在中国活动的历史，直到1610年病逝北京。利玛窦在中国首尾28年，于西学传播方面，建树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利玛窦
第一，开始了西学中国化的努力。天主教，西方文化，都是与中国原有宗教、原有文化很不相同的东西。为了减少这些东西进入中国的阻力，易于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利玛窦进行了西学中国化的努力。首先，他让自己这个西学传播主体中国化，说中国话，写中国字；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并学中国士大夫的样，取了别号“西泰”；随中国风俗，见人打躬作揖，而不是握手致意，见了中国高官，甚至欠身下跪；入中国之初，便剃发去须，着和尚服。在肇庆所建教堂，亦竭力使之更像中国庙宇，门首悬“仙花寺”匾额，中堂题“西来净土”四字。后来听说和尚在中国并不像在日本那样有地位，乃蓄发留须，改着儒服，由番僧变为西儒。其次，他让传播内容附会中国本土文化，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他写《天主实义》等书，引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义，说儒家经典《尚书》等书中所说“上帝”就是西人所说的“天主”。他画世界地图，尽量迎合中国士大夫心理。在他以前，中国人曾刻印过许多天下总图，图上只有中国的十几个道或省，中国以外有海洋，海中画些小岛，岛上标明当时所知道的国名，“即便将中国周围一总的小岛都算在一起，所有的总面积，还不及中国一个最小的行省的面积大。及至他们将伟大的中国，和世界各处渺小的国相比，便觉得万分自豪，随想全世界上，除去中国之外，都是野蛮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国家”〔2〕。而在当时西方人笔下，在他们的世界地图上，世界分为五大洲，中国仅是其中一洲的一部分，而且，中国被画在全图的一个角落上，看上去显得很小。起初，利玛窦展示在中国人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地图。中西两种地图，差距如此之大，中国为天下之中、天下最大的观念又是那么根深蒂固，因此，西人的地图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嘲笑、不满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利玛窦对西人地图作了一些修改，他把地图上的本初子午线位置移动，将中国置于全图正中。本来，大地为一圆球，绘制地图时，将某个国家置于正中、某个国家置于角落，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事，但是，在本初子午线已经确立、约定俗成以后，利玛窦再这么改，就足以显示出他的良苦用心。他这么改，既满足了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又让他们获得新知，知道世界有五大洲，中国实际面积比他们传统印象要小得多。
应该说，在中国士大夫既不了解世界、又盲目自大的情况下，利玛窦的西学中国化的努力，在西学传播史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结果，他既避免触犯众怒、与中国文化尖锐对立，又巧妙地传播了西学，让中国士大夫在猗欤盛矣、自迷自醉的状态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学。这种尊重受众心理、改变传播内容外形、保持传播内容本质的文化传播方式，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过程中，被普遍地使用，利玛窦为首创者。
第二，拓展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活动。自1552年沙勿略来华，到1582年利玛窦来华以前，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并无大的起色，地方限于澳门半岛，未及中国内地。从利玛窦开始，才将这一西来宗教推入中国内地。从1582年开始，利玛窦的足迹，由澳门，而肇庆，而韶州，而南京，而南昌，而北京。所到之处，散发西书，宣讲教义，建立教堂，发展教徒，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崭新局面。1583年，他施洗1人，翌年施洗2人，到1586年，经他施洗入教的有40人。1588年，他代替罗明坚主持耶稣会在中国的事务以后，传教事业更是日增月长，到1610年，即他去世的那年，中国受洗入教人数已有2500人。在他去世以后，天主教在华势力又有新的发展，到康熙九年，即1670年，中国天主教徒达27万多人，有传教所40余处，遍布华北、华中、华南三区十几个省，为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鼎盛时期。这一局面的出现，利玛窦起了奠基作用。
第三，进入士绅、官僚活动圈。利氏来华以前，天主教在华活动，限于没有文化的下层群众。他来华以后，对传教政策、传教方法，作了一系列调整，成功地进入中国士绅社会。他结识、深交并为之施洗的第一个读书人是瞿太素，这位礼部尚书的儿子，交游广泛，头脑灵活，日后给利玛窦与中国士绅的结识，做了许多牵线搭桥工作。在明代最重要的城市北京、南京，利玛窦有大批朋友。在南京，他的住处，成为士大夫聚谈之处。士人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官吏陆续过访，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学，各种问题悉加讨论。〔3〕在北京，他终日与公卿士大夫周旋，据说平均每天来访的有二十多人。他结识的巨卿名儒，有我们熟知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还有我们不太知道的一大批人。据王应麟《利玛窦墓碑记》等史料所记，有侍郎兼都御史郭应聘，肇庆知府王泮，广东总督刘继文，南雄太守、顺天府尹王应麟，礼部尚书王忠铭，儒林名士李卓吾，还有户部尚书张某，刑部尚书赵某，礼部尚书叶某。士绅是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阶层。他们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发言人，又被视为社会道德的载体，知书达理，温文尔雅，为人师表，在地方上担负维持秩序和教化角色。至于官僚，在专制集权的国度，本是上可致君、下能泽民、八面威风、令人羡慕的一群。能否进入士绅、官僚活动范围，是天主教，也是西方文化能否进入中国社会的关键。在这点上，利玛窦创榛辟莽，筚路蓝缕，为天主教开教中国，为西学传入中国，开辟了道路。
第四，取得皇帝支持。进入中国内地以后，利玛窦一直把觐见中国皇帝、争取皇帝支持作为奋斗目标。他知道，在中国传教，争取士绅、官僚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皇帝的支持更为重要，“假使我们求得了这种许可，便在短时期内，有几百万人归化圣教”。他的努力，几经周折，终于取得较好的结果。1601年1月24日，他带着贡物与奏章，进入北京城，三天以后，被允许进入皇宫，向皇帝的宝座致敬。当时主政的万历皇帝，是一个除了嫔妃以外，通常不见外人、不理朝政的人，他当然没有接见利玛窦。他对利氏进贡的自鸣钟很感兴趣，命利玛窦进宫教太监学习修理技术。他对西洋音乐也有兴趣，命内廷乐技师向利学习西洋音阶乐理。他批准了利玛窦留居北京的请求，并助以数目不小的津贴。从此，利玛窦等在北京的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利玛窦虽未能一睹中国皇帝尊容，但他取得了皇帝的支持。日后，南明小朝廷中，永历皇帝的皇太后、皇后及太子，均受洗入教，宫中有50人受洗，几成天主教小朝廷，清朝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任用，都与传教士影响达于宫廷有直接关系。
第五，展示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利玛窦开始的传教方式，是知识传教。它是间接传教的一种，其特点是宣教人不是首先和直接将教义灌输给受传对象，而是通过展示、宣传高于或异于受传对象所掌握的知识，取得其好感、信任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或在展示、宣传各种知识的同时，夹带教义。利玛窦来华第二年，在肇庆活动时，便开始了这种传教方式。他与同行的罗明坚一起，将从西洋带来的各种奇器，如西洋镜、自鸣钟、世界地图，威尼斯出产的三棱镜，意大利的花边织物，还有精美的油画圣母像，公开展出。当地官员、乡绅、民众争往观看，深为吸引。以后，在南京、南昌、北京等地，利玛窦与士大夫交往，或炫之以奇器，或震之以西学。他带到中国、或在中国自制的奇器有自鸣钟、西琴、地球仪、西方天体仪、浑仪、日晷、星盘、干罗经、三棱镜等，所宣传的西学涉及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许多方面。他献给万历皇帝的礼品，亦为奇器与西书西画两类。利玛窦的知识传教模式，为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普遍采用，也为晚清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等采用。
傅兰雅照片
第六，开创中西结合译书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并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次，一是隋唐时期佛学东来，二是明末清初西学输入，三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作为外来文化输入的重要手段——翻译，三次表现形式各不一样。隋唐时期翻译佛经，或由西域来华译经师承担，在隋有11人，在唐有29人，这些人皆精通中文，独立翻译；或由中国高僧西行求法，如玄奘，他们精通梵文，亦独立翻译。清末民初翻译西书，始则中西结合，如傅兰雅与徐寿合译化学书，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数学书，终则中国学者独立译书，如颜永京、严复、马君武。明清之际则一直是中西结合译书。这一方法是利玛窦开创的。他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他的中文译作共有19种。
以上以较多的笔墨，论述了利玛窦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与特点，不只是因为他是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辟路前驱，而且因为在西学东渐史上，他代表了一个时代。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声自高低。阜城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4〕
利玛窦死后，万历皇帝特赐墓地，在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予以厚葬。他是第一个受到中国朝廷特别礼遇的西洋传教士。
继利玛窦任中国区耶稣会会长的是龙华民。这位意大利籍的传教士，1597年来华，先在韶州传教，后赴北京，在利玛窦去世后，全面负责耶稣会在华传教事务。他对教务持严厉政策，对于中国习见的祀天、祭祖、拜孔等仪式，当年利玛窦认为于天主教义无碍，他悉予禁止。这引起中国社会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没有几年便激起教案。1616年，以南京礼部尚书沈为代表的一批大臣上疏，以传教士劝人只奉天主、不祭祖宗、教人不孝等罪名，要求朝廷禁止天主教。徐光启等人上疏辩解，无用。1617年，明王朝下达禁教之令，庞迪我、熊三拔等一大批传教士，或被押解广州、澳门，或改名换姓，或遁迹隐形。这便是著名的南京教案。
十多年后，天启、崇祯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又逐渐复苏。原因有三：其一，当时历法失修，日食月食等推验多误，而徐光启等以西法推算，验之俱合，西学的价值，重新引起重视。徐光启奉命开局修历，他趁机奏请让隐居在北京的龙华民、邓玉函等传教士襄助修历。其二，天启年间，大将袁崇焕守卫辽远，用从澳门买来的西洋大铳守城御敌，竟获大捷。朝廷谕召一批澳商洋人至京，协助制造洋铳。西学、西人地位再获确认。其三，先前领头反对天主教的高级官员，魏忠贤、沈等在朝廷政争中失势。于是，艾儒略、毕方济等传教士得以往来内地，立堂传教，天主教在中国获得新的发展。天启七年，即1627年，信徒已有一万三千多。到崇祯年间愈益兴盛，汤若望等传教士已可出入宫禁，妃嫔、皇子、太监信教的不乏其人，传说崇祯皇帝也在信教之列。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退守在中国南部的明皇室成员，在南京、福州、肇庆，成立一个个小朝廷，多与传教士保持密切关系，并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最为典型的是以肇庆为驻地的永历小朝廷，其大臣瞿式耜、宦官庞天寿，皇后、皇太后、皇太子，都是天主教徒，宫中其他受洗入教人员无数。永历政权被清军追击危亡之际，永历皇太后等曾致书罗马教廷及耶稣会长，希望多派耶稣会士来华帮助他们。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曾有复信。
清王朝建立以后，原在北京的、帮助过明王朝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及时采取应变之法，以新制历法、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舆地屏图等西学、西物，赢得朝廷的赏识。新建立的清王朝，也比较自信，不因为这些洋人帮助过明王朝而弃置不用。1644年底，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这是西洋传教士在中国政府中担任的第一个高级官职。年轻的顺治皇帝执政以后，对汤若望等优礼有加，称之为“玛法”（满语，意为“师父”）。汤若望可以直接向皇帝奏呈，并免三跪九叩之礼。皇帝不时召汤进殿，或亲至汤的寓所，询问、讨论天象和朝政问题。1651年9月15日，汤若望在一日之内连被加封三次，从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到太常寺卿，从五品升至三品。两年以后，他被钦赐“通玄教师”。1658年，他被封为光禄大夫，为正一品大官，其祖上三代也被援例加封。这位洋客卿，剃发留辫，顶戴花翎，风光十足。自然，这一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较明末更盛。
不料，时隔不久，风云突变。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年仅七岁的康熙继位，大权实由辅政大臣鳌拜执掌。鳌拜思想守旧，看不惯清朝入关以后种种因势适时的政策，主张恢复入关以前旧制。1664年，徽州人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等洋教士，指控他们犯有三大罪状：一是潜谋造反，二是邪说惑众，三是历法荒谬。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是指控汤若望以前为顺治皇帝皇子选择殡葬时刻、地点时，故意使用一本明朝历书，致使两位后妃、一位皇子和顺治皇帝相继死亡，这是蓄意毁灭清朝统治。这样，历法问题便成政治问题。朝廷大惧，下令逮捕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和利类思四名传教士，交刑部议处。1665年初，南、安、利三人被判各杖一百，驱逐出境，汤若望拟判凌迟酷刑。世上难以理解的奇异巧合实在太多了！4月16日，正当判处汤若望死刑的公文送到皇帝、皇太后手中时，北京忽发地震，许多房屋倒塌，教堂十字架被震倒在地。朝廷上下，宫内宫外，都认为这是对汤若望冤狱的警告。鳌拜等人也很恐惧，遂开释汤若望等人，命各省将传教士拘送广东安插。在钦天监任职的三十多人，或处斩，或流徙，或革职。钦天监改由杨光先负责。一会儿上天，一会儿下地，刚要斩首，又获释放，七十多岁的汤若望遭此打击，一病不起，一年后死去。
南怀仁
专制国度里的事，君主的态度常是决定的因素。1668年，十四岁的康熙皇帝亲政。他耳闻此前对汤若望等人处理不当，决定重新审理。他让钦天监杨光先与传教士南怀仁，同到观象台，各以中法、西法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并分别对星象和气象进行推测。比试结果，南屡报屡准，杨逐款不合。康熙下令革除杨职务，改由南负责，并为汤若望之案平反。南、杨赌测日影之时，在场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康熙帝深受刺激，遂发愤学习历法。他曾连续两年零五个月不间断地学习西学，南怀仁给康熙讲解了耶稣会士编写的约120本有关天文学的书。〔5〕1673年（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发生，康熙学业被迫中断。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南怀仁为清廷铸炮数百尊，立了大功。1681年，三藩之乱平息，康熙恢复学业，并多次利用出巡机会，让南怀仁、闵明我等随驾讲学，还学用结合，进行科学观测。康熙皇帝二三十岁时，热衷西学，命南怀仁、闵明我、徐日昇、张诚、安多等传教士轮流进宫讲学，所讲解内容包括各种科学仪器用途用法、几何、对数。〔6〕白晋进讲法国耶稣会士数学家巴蒂（Pardies）的《几何原本》。在康熙的指示下，张诚、白晋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为满文。张诚还将巴蒂的《应用和理论几何学》译成满文，并译出《算数纂要总纲》、《借根方法节要》、《勾股相求之法》、《八线表根》、《比例规解》等书。耶稣会士向康熙帝介绍的西学知识还有地理学、动物学、音乐、解剖学和哲学。白晋、张诚曾应康熙帝之命，编写哲学讲稿，分为逻辑、物理、伦理三个部分。康熙通读过有关逻辑的讲稿，后来由于疾病的原因，关于哲学的学业没能继续下去。〔7〕这是天主教在华的隆盛时期。
17世纪末18世纪初，因宗教礼仪问题，在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中国耶稣会与罗马教廷之间、耶稣会与其他天主教会之间，出现严重分歧。罗马教廷要求在华天主教徒不得祭祖、不得拜孔。康熙皇帝表示，中国祭祖敬孔，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并无宗教性质，如果来华西人，不能像利玛窦那样对祭祖敬孔持尊重态度，断不准在中国居留、传教。双方交涉多次，不得要领。1717年，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此后，天主教在华，再次步入低谷。雍正、乾隆等朝，又相继颁布禁止天主教的命令。这一时期，尽管在钦天监等机构仍有个别传教士供职，但西洋传教士大部分被逐。1773年，因宗教内部纷争，罗马教廷下令解散耶稣会，两年后命令传到中国，耶稣会正式解散。至此，在中国活动200年、几经挫折的耶稣会，终于告一段落。西学传播的细流亦因此截断。19世纪初，耶稣会在欧洲恢复，再度来华，那又成为另一段历史的开端。
二、西来之学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传教士，是以知识传教模式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立足、发展的。
应该指出，作为一个宗教的差会，作为执行教会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作为最终目的的，传播知识只是一种手段。对此，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南怀仁，概莫例外。
此外，作为以反对宗教改革为特征、在欧洲以保守著称的耶稣会，其来华所传知识，自然不大会是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但是，由于欧洲与中国在文化传统、知识系统、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异实在太大，由于此前中西天各一方，来往交流甚少，所以，耶稣会士所传知识，尽管在欧洲不算先进，仅属常识，或已陈旧，但在当时中国，却多为先进、新奇、闻所未闻的内容。这也是传教士能够以此炫耀、引人的原因。
从利玛窦来华，到康熙禁教、耶稣会解散，一百多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包括《圣经》、神学、仪式等方面，占总数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占总数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占总数30%。〔8〕下面从天文、地理、生物、医学、数学、物理、音乐、绘画、建筑等方面，分别作一简述。叙述重点是西学内容及其与中学的差异，至于中国士大夫及社会的反应，留待下节讨论。
天文学与历算学是明清之际输入中国西学中成效最大的部分。天文涉及计算，故天文、历算密切关联。
利玛窦来华之初，在广东肇庆，即制天体仪、计时晷等物，赠送中国官吏，是为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的开始。其后，利玛窦入京，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交游，并因明王朝修改历法之需，译介西方天文、历算之书多种。继利玛窦来华的传教士，通晓天文学、历算学的人亦不在少数，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等，均有这方面的译著行世。这些译著主要有：
《圜容较义》，利玛窦口述，李之藻达词，1614年在北京出版，凡一卷，述天体形状、天体运行、地圆等说。
《乾坤体义》，利玛窦编，万历年间有刻本行世，凡三卷。上卷述天地浑仪说，地圆说，九重天说；中卷论日球大于地球，论地球大于月球；下卷为容较图义，讲面积、体积计算问题。
《天问略》，阳玛诺撰，周希令、孔贞十、王应熊同阅，1615年出版。取问答体裁，于诸天重数、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短、交食本原等问题，设为问答，一一阐明。
《崇祯历书》，一名《西洋新法历书》，是崇祯年间修历人员向朝廷进呈历书的汇集，进呈时间自1631年至1634年，凡五次，所呈历书凡137卷。参加修历的传教士有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中国官绅有徐光启、李天经等。书分十一部分，即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基本内容可用基本五目的标题概括，即法原，介绍西方天文学入门知识，包括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恒星的运行规律，球面天文学原理；法数，对日、月、五星运行情况观察、计算的数据表格，附有使用说明；法算，推算时必备的天文数学知识，涉及三角、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法器，各种天文仪器的制造与使用；会通，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这是当时西方天文、历算学输入中国规模最大、容量最多的一部分。
此外，各种与天文、历算有关的西方奇器，亦被带入或在中国造成，诸如七政象限大仪、列宿纪象大仪、平浑悬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地球仪、节气时刻平面日晷、节气时刻转盘星晷、候时钟、测候七政交食远镜、浑天星球、地平日晷、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窥远镜。
在上述各书中，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了许多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对中国天文学、历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传入了西方宇宙体系。
西方宇宙体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前有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后有哥白尼的日心体系。明末传教士主要介绍的是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托勒密是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所著《大综合论》是中世纪西方天文学经典著作，也是地心体系的代表作。他认为，地球为宇宙中心，地球居中央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绕地运行。利玛窦等人译编的《天主实义》、《乾坤体义》等，对此都有介绍，谓地与海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地球之外有九重天，第一重为月天，二为水星天，三为金星天，四为日轮天，五为火星天，六为木星天，七为土星天，八为列宿天，九为宗动天。此九重天相包如蒜头，皮皆坚硬，而日月星辰钉在其体，如木节在板。天体如琉璃水晶，无色透光。
关于宇宙体系，中国古代有过不少说法。远古最为通行的是天圆地方说，西周以后天圆说变为盖天说，秦汉以后又有浑天说、宣夜说，盛行的是浑天说。浑天说也是一种地圆说，认为天如鸡蛋，地如蛋黄，天包着地，地在天中。这种说法与西方地心说看上去有些相近，但细较起来，差异很大，因为它对日、月、列宿距地之远近，对其旋转方法，均无详说。正因为浑天说还停留在假说状态，所以一般士大夫很少真的相信，朦胧中还是以为天圆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地心体系尽管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已属陈旧，但它传入中国，对于改变传统的宇宙观念，仍有冲击意义。
对于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传教士也有所介绍。《崇祯历书》大量引用哥白尼奠定日心体系的名著《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译用了其中的8章，采取了哥白尼发表的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9〕，并且谈到了哥白尼的地动说：
或曰宗动天非一周天左旋于地内，挈诸天与俱西也。今在地面以上见诸星在行，盖星无昼夜一周之行，而地及气火通为一球，自西徂东，日一周耳。如人行船，见岸树等，不觉己行而觉岸行。地一上人见诸星之西行，理亦如此。〔10〕
这就是说，是地球自转缘故，致使人们以为群星绕地而行。地动说是哥白尼日心体系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次在中文著作里述及此说。不过，介绍者罗雅谷本人不信此说。
这是17世纪传教士的看法。到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不但详细介绍日心体系，而且有人明确表示肯定。蒋友仁为其代表：
歌白尼置太阳于宇宙中心。太阳最近者水星，次金星，次地，次火星，次木星，次土星。太阴之本轮绕地球。土星旁有五小星绕之，木星旁有四小星绕之，各有本轮绕本星而行。距斯诸轮最远者为恒星，天常静不动。〔11〕
所述不但准确，而且介绍了哥白尼学说问世以后的命运，谓“歌白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人初闻此论，辄惊为异说，盖止恃目证之故”。他认为，哥白尼此说，不但推算密合，而且“于理亦属无碍”。这是最早较详细地将日心体系介绍进中国。蒋友仁，法国人，1715年出生，1737年入耶稣会，精通天文、历算诸学，1744年抵澳门，旋赴北京协助修历，颇受乾隆皇帝赏识，后因耶稣会解散而南返澳门，于1774年抑郁而死。
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伽利略的名字是与哥白尼并提的。这位意大利科学家，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的，有力地支持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对于这位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的科学家的学说，明清之际传教士也有所介绍。1610年伽利略发表木星、土星等行星有自己卫星的新说，三十年后，汤若望介绍说：“第谷没后，望远镜出，天象微妙，尽著于是。有加利勒阿于三十年前创有新图，发千古星学之所未发，著书一部。自后名贤继起，著作转多，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皆前此所未闻。”对于伽利略的银河由恒星组成的见解，汤若望介绍说：“古人以天汉非星，不置诸列宿天之上也。意其光与映日之轻云相类，谓在空中月天之下，为恒清气而已。今则不然，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他在另一处，不但表示相信伽利略的见解，而且称旧说为“谬解”〔12〕。
西方近代天文、历算学，是在实际检验中，建立自己信誉、得到中国社会认可的。
中国是天文、历算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重视天文、历算的国家。历代君主，称天治民，推算天象是否合乎实际天行，往往被视为王朝统治是否合法的象征。天文、历算被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所以，历法为历代王朝施政大典，有专司负责，不得稍有疏忽。但天地运行，深奥莫测，推算所得，每难尽合，因此，平均每二十年就要修改历法。元代郭守敬在研究、总结前代历法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加上自己创新，编制成当时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明王朝建立以后，沿郭守敬成法而编《大统历》。郭法虽较前代为优，但时间一长，粗疏不确之处亦凸显出来。1450年、1479年、1610年，日食月食屡推屡误，改历之议迭起。1629年（崇祯二年），历官推算五月日食，再次不准。崇祯皇帝大怒，传谕：“姑恕一次，以后还要细心推算。如再错误，重治不饶。”〔13〕就是这次，已从利玛窦等人那里学得西法的徐光启，依西法推算，分毫不差。礼部奏请开局修历，以徐光启主其事，李之藻等协助。于是，以西洋历法为基础的崭新历书《崇祯历书》得以修成。修历期间，从1630年到1632年，徐光启等依新法先后进行五次月食、一次日食的预报和观测，结果与实际密合，比用其他历法所推精确得多。
天文历算，义理深奥，难以穷尽，但验证极易，准确与否，一验即知。照理，西洋历法较之先前大统历等准确实用，《崇祯历书》编成以后，即当颁行使用，取代旧历。但是，明王朝并未这么做，原因是，反对之声不绝。反对的声音，不但来自信守大统历、回回历的人，而且来自一般仇视教会、鄙夷西洋的人。1634年（崇祯七年），颇通历算的布衣魏文魁，上书指责历官用西法推算五星凌犯之事不准。朝廷命他入京测验。京师并开四局，一行大统历，一行回回历，一行西洋历（称西局），一为魏文魁所领（称东局）。西局主要成员是汤若望。内臣欲排斥西局，暗助魏文魁，乃偷偷移动西局仪器位置。西局测试自然不准。崇祯皇帝诘问汤若望。汤事后知道仪器位置被动，便重新布置。翌年，屡次测报日食月食诸事，其余三局均不准，独西局密合。1643年（崇祯十六年）报日食，大统、回回诸局仍不准，西局所报分毫不差。至此，崇祯皇帝诏令天下通行新历。第二年，明王朝覆亡。所以，新历虽然在明朝修成，但并未在全国通用。
清朝初年，朝廷决定使用汤若望所修的历书《时宪历》。新法已屡次被证明优于旧法，至此应该畅行无阻了吧，事实不然。康熙初年，因杨光先指控汤若望谋反，酿成大狱，新历亦被废弃，复用大统历，嗣改回回历，结果屡报不准。1668年（康熙七年），康熙皇帝亲政，11月24日至26日，他让深通西法的南怀仁与负责钦天监的杨光先等，同至观象台，各以所持之法，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三天下来，南所推丝毫无差，杨所推不准。康熙又让他们分别对星象和气象进行推测，仍是南胜杨败。康熙革杨光先职，以南代杨。新法历经考验，终于在中国立定脚跟。
地理学是明末清初传教士输入西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利玛窦来华之始，即以展示世界地图打开进入中国内地之路。他到北京，所送礼物亦有世界地图。这是首次将西方地理知识介绍到中国。此后，利玛窦、艾儒略、利类思、南怀仁等，陆续向中国介绍西方地理学，绘制多幅地图。有关著作和地图有：
《万国舆图》，利玛窦制。利氏来华之初，在肇庆展出西文世界地图一幅。岭西按察司副使、杭州人王泮十分欣赏，请利译成中文。利遵嘱，图成，题名《山海舆地图》。1584年，王泮为之刊印，分赠友好。这是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始。以后，据此或在此基础上略加改进而刻成的地图多种。〔14〕其中，以1602年李之藻在北京的刻本最为完善。全图形状呈椭圆形，中国被置于中央。中国部分被画得颇为详细。世界地图的输入，空前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它引进了西方的地圆说，引进了经纬度制图法，介绍了地球五带说，即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介绍了五大洲知识，即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尼加（南极地方）。图中译名如亚洲、欧洲、大西洋、地中海、罗马、加拿大、南北极、南北极圈、赤道等，一直被沿用至今。
《万国图记》，利玛窦编，1600年进贡给万历皇帝，被搁置宫中，已轶。据研究，这是一本世界地图册，为利玛窦于1595年在南昌编撰，用从澳门进口的日本纸印刷，按西式装订，甚为精美。其蓝本是奥尔蒂利的《舆图汇编》。奥尔蒂利（1527—1598）是16世纪著名的地图学家，比利时人，《舆图汇编》是他众多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有1570年、1595年等至少7个版本。利玛窦所据为1570年版。此版有图53幅，含世界地图、亚洲地图、印度及毗邻地区图、鞑靼或大汗国图。〔15〕利玛窦编《万国图记》并非照《舆图汇编》全译，而是有所损益。据考证，其首篇为概论，包括九重天图及说明，图志部分除五洲地图外，还有文字说明，图后附有四海介绍。〔16〕利玛窦所绘《万国舆图》，主要参考图可能便是《万国图记》中的世界地图。
《职方外纪》，艾儒略译，杨廷筠记，1623年出版，凡五卷。系据庞迪我、熊三拔在讲解世界地理之稿，增补而成。书中历述五洲各国风土、人情、气候、名胜。首述亚细亚，次述欧罗巴，卷三述利未亚（非洲），卷四述南北美洲及南极洲，卷五为四海总说，列举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卷首为《万国全图》。书中对“阁龙”即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事述之甚详：
初，西士仅知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三大州，于大地全体中，止得十三，余十七悉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者，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自念天生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传闻，海多于地，天主爱人之意恐不其然，毕竟三州之外海中，尚应有地。又虑海外有国，声教不通，沉于恶俗，更当远出寻求，广行化诲。于是天主默启其衷。一日行游四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阁龙遂率众入海，展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欲还，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时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尝航海，亦但知有本处，不知海外复有人物。且彼国之舟，向不用帆，乍见海舶既大，又驾风帆迅疾，发大炮如雷，咸相诧异，或疑天神，或谓海怪，皆惊窜奔逸莫敢前。舟人无计与通。偶一女子在近，因遗之美物锦衣、金宝装饰及玩好器具而纵之归。明日，其父母同众来观，又与之宝货。土人大悦，遂款留西客，与地作屋，以便往来。阁龙命来人一半留彼，一半还报国王。〔17〕
这是第一次如此具体而详细地向中国介绍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事。书中对哥伦布之后，亚墨利加航行美洲及美洲被命名亚墨利加洲的由来，亦作了介绍。
《职方外纪》对欧洲介绍相当详细。除了有“欧罗巴总说”，概括介绍整个欧洲，还分别介绍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莫斯哥未亚、地中海诸岛、西北海诸岛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对欧洲物产、风俗、屋宇、工业、车马、图书馆、宗教、慈善事业、赋税、诉讼、兵制等，皆有述及。书中对欧洲教育制度介绍颇详：
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至十七八，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日加（logica，即逻辑），译言辨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physica，即物理），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即形而上学），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即哲学）。学成而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疾病；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凡试士之法，师儒群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果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其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