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职方”，源出《周礼》，夏官所属有职方氏，掌管地图与四方的朝贡。此书所录，“凡系在职方朝贡附近诸国俱不录，录其绝远，旧未通中国者，故名《职方外纪》”〔19〕。这是中文著作中第一部图文兼备、较为系统地介绍五洲地理的书，问世以后，影响很大。
《坤舆全图》与《坤舆图说》，南怀仁编撰，1674年出版。前者为东西两半球世界地图，后者系对前者的解说，凡二卷。上卷为自然地理，论述地体之圆、南北两极、地震、山岳、海水之动、海洋潮汐、江河、天下名河、风、云雨等。下卷为人文地理，论述五洲各国风土、人情、名胜等，殿以四海总说，包括海状、海族、海产、海舶等。其“天下名河”介绍亚洲名河时，首列黄河，谓其长九千余里，但未述长江。卷末附“异物图”24幅，并有文字说明，介绍世界各地珍禽异兽，如意大利般地狗、非洲狸猴、南美洲骆驼鸟等。另附“七奇图”，介绍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即亚洲巴比鸾（巴比伦）城空中花园；乐德海岛铜人巨像，今通称爱琴海罗得岛太阳神巨像；非洲厄日多国孟斐府尖形高台，今通称埃及胡夫王金字塔；亚洲嘉略省茅索禄王茔墓，今通称哈里卡纳苏的毛索洛斯陵墓；亚洲厄弗俗府供月祠庙，今通称以弗所的阿尔特米斯庙；欧洲亚嘉亚省供木星人形之像，今通称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非洲法罗海岛高台，今通称埃及亚历山大港的灯塔。这七大奇迹，均分布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都是在3世纪以前完成的宏伟建筑和工艺高超的雕塑作品。“七大奇迹”在欧洲早已家喻户晓，但将它们介绍到中国，以《坤舆图说》为最早。〔20〕
《西方问答》，艾儒略撰，阳玛诺、伏如望、罗雅谷校订，1637年（崇祯十年）出版，凡二卷，概述西方风土人情。上卷述国土、路程、海舶、海险、土产、制造、国王、官职、服饰、风俗、法度、交易、饮食、医药、宫室、城池、兵备、婚配、葬礼、祭祖等；下卷述地图、历法、年号、西士、术数等。这是明清之际介绍西方物产、民情、风俗最为详细的一本书。此书是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时，与当地士大夫讨论西学，进而写成的。1668年（康熙七年），康熙皇帝向传教士询问西洋风土国俗，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便节录此书，编成《御览西方要纪》，进呈康熙。可见，《西方问答》在问世三十多年后，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
西方地理学的输入，关于西方地理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介绍，关于地图的测绘、仪器的制作与使用等知识的引进，在中国地理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阔了人们对世界范围的理解和认识，松动了天圆地方和中华中心等传统观念，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最显著的成果是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
这一工作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开始，由热心西学的康熙皇帝指挥，来华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率领潘如、冯秉正等一批传教士参加。测绘范围，北自黑龙江、蒙古，南至两广、云、贵，东起海滨，西迄西藏、新疆。经过十年艰苦努力，1718年，一份具有相当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终于绘成。这次测绘，所用仪器、方法，均为西方输入。有关研究认为：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有的虽已开始，也未完成，而我国在18世纪初期完成了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21〕
这是中国政府援引外国人才、利用外国技术发展本国科学事业的空前壮举。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由于专制体制的束缚，这次大规模测绘结果，包括《皇舆全览图》，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民间学者难以得见，没能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直到晚清咸丰年间，湖南人胡林翼绘制《清一统舆图》，依据内府所藏《皇舆全览图》，才使清初测绘成果传布开来。相反，参加测绘的传教士，将他们所获资料带回西方，整理发表，使得西方学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地理的了解，反而较中国学者详细。
数学是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天文、历算学、地理学，多与数学密不可分。他们也介绍了一批专门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为其代表。
《几何原本》是明清之际输入的第一部数学著作，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译成。原作者是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全书十五卷，在元代已通过阿拉伯文译本传入中国，欧几里得被译为“兀忽列的”，书名全称是“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凡十五部，元世祖忽必烈见过此书。利玛窦所据不是欧氏原本，而是他在意大利读书时数学老师丁先生的注释本，所译为十五卷中的前六卷。卷一论三角形，二论线，三论圜即圆，四论圜内外形，五、六论比例。每卷有界说即定义，有公论即定理，有设题即例题。此书之译，在中国数学史上意义重大。几何由此而成数学之一科，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名词，由此而被确定下来，沿用至今。此书译出，在学术界颇受重视，不到一百年中，有三种刻本行世，研习几何成为中国数学家必需之素养。各种几何著作，如杜知耕的《几何论约》、方中通的《几何约》、李子金的《几何简易录》、梅文鼎的《几何通解》、孙元化的《几何用法》，成为清代数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新鲜部分。其后九卷在晚清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作译出。
《同文算指》，利玛窦口译，李之藻笔述，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刊行，这是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欧洲笔算著作。原书为利玛窦的数学老师丁先生所编，名《实用算术概论》，1583年在罗马出版。凡十卷，前编二卷，述整数、分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通编八卷，述比例、比例分配、盈不足问题、级数、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等；附以别编，收录有关数学书的习题和内容。李之藻在序言中自称，他之所以与利玛窦合译此书，因为他觉得，西方数学，加减乘除，与中国相差无多，“至于奇零分合，特自玄畅，多昔贤未发之旨；盈缩勾股，开方测圜，旧法最难，新译弥捷”。他通过比较，看到了西方数学中同于、异于和优于中国数学的地方。
《崇祯历书》中，有对西洋数学的专门介绍。《大测》二卷，取材于古希腊数学家托勒密的《数学大全》，专论弧三角问题。《割圆八线表》六卷，为三角函数表，是对西方对数的最早介绍。《测量全义》十卷，为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学，述及古希腊著名学者阿基米得关于面积、体积的许多学说、定律，包括将其名著《圜书》全文译出。
清初成书的《天学会通》，亦有对西洋数学的介绍。书由中国学者薛凤祚依据传教士穆尼阁所授知识，于1664年编成，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物理学等多门学科。数学部分，有《比例对数表》，列出从一到二万的常用对数值，所列对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比例四线新表》，为正弦、余弦、正切、余切的四线对数表；《三角算法》，述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算法，较《崇祯历书》有关内容更为完备。此书问世，标志着作为近代数学前驱之一的对数，已系统输入中国。
西方数学输入的集大成著作是《数理精蕴》，这是在康熙皇帝直接支持下编成的。康熙酷爱数学，曾请白晋、张诚等传教士用满语向他讲解算术、几何、三角、对数，能熟练地运用各种计算仪器，亦可进行许多面积、体积的实际计算。白、张进讲的用书，被编成《算法原本》行世。在康熙的支持下，中国数学家梅瑴成等，从1690年到1721年，历时31年，编成《数理精蕴》。书凡53卷，含上编5卷，下编40卷，表8卷。上编为基础理论，含《几何原本》与《算法原本》。下编为实际运用，包括度量衡制度，记数法，整数四则运算，分数运算，比例，联立一次方程，开平方，开立方，三角形边、角、面积关系，内切圆径及内接正方形边长公式，由内接、外切多边形求圆周率的方法，三角函数值求法，圆、椭圆、正多边形面积求法，柱体、棱柱体、棱台体、圆柱体、圆锥体、截球体的体积求法，对数知识，方程的数值解法。数学用表中，有素因数表，为从一至十万间各数分解成素因数相乘的数学用表，不能分解的素数又列成素数表；对数表，三角函数表，三角函数对数表。书中还首次介绍了西方的计算尺。
《数理精蕴》在康熙末年编成，雍正元年即1723年刊印。这部卷帙浩繁的数学巨著，全面总结了此前西方数学在中国传播的成果，鼓励、刺激了中国知识界研究数学的兴趣。其后，梅瑴成、戴煦、项名达等数学家成批涌现，数学研究热历久不衰，与康熙的倡导、《数理精蕴》的编纂，大有关系。
上述天文、历算学、地理学与数学，是明清之际东渐西学的大宗。此外，西方生物学、医药学、音乐、美术、建筑，亦有所输入。
生物学方面，最早介绍西方生物学知识的中文著作是《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刊于1593年。据过目的学者研究，此书凡九章，其中第五至第九章所论，多采自西方生物学，包括生物总论、世界各地草木情形、禽兽分布、禽兽饮食习性、禽兽如何自医其病。此书在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有收藏。〔22〕关于动物的著作亦有问世。1678年，葡萄牙使臣向康熙皇帝进献非洲狮子。此为中国罕见之兽，不断有人询问关于狮子的各种问题，传教士利类思乃撰《狮子说》一卷，同年在北京刊行。书分六篇，为狮子形体、性情、狮子忘恩、狮体治病、借狮箴儆和解惑。次年，利类思又应康熙之命，著《进呈鹰说》，介绍鹰的形象、性情，如何教鹰攫鹊、识别主人声音。利类思这两本书，均取材于亚特洛望地（1522—1607）所著《生物学》。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对外国动植物，亦有不少介绍，如仁鱼、剑鱼、飞鱼、海马等。
医药学方面，1569年（隆庆三年）传教士在澳门设立医院，用西医为人治病，是为西洋医学传入中国之始。某些宗教书籍，如卫匡国《真主灵性理证》、艾儒略《性学粗述》、汤若望《主治群征》等书，对人体解剖学，对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感觉系统，或多或少有所述及。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代表作是《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口译，毕拱辰润饰。毕为万历间进士，曾在北京晤汤若望。汤示以《西洋人身图》一帙，形模精详，印刷工绝，为中国所未见。毕有意将其译出，但因忙于他务，一时未遑如愿。邓玉函是学识渊博的传教士，通医学，著《人身说》，口译为中文，由一粗通文墨的侍史记述。毕拱辰嫌其笔俚语滞，乃为之润饰，以《西洋人身图》附其后，取名《泰西人身说概》。书凡二卷，上卷分骨部、脆骨部、肯筋部、肉块筋部、皮部、膏油部、络部、脉部、细筋部、血部等；下卷分总觉司、附录《利西泰记法五则》、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等，内容相当于今日所言之运动系统、肌肉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和感觉系统。上卷用叙述体，下卷用问答体。书中译神经为细筋，称“细筋为知觉之司”。毕拱辰称，他读此书，其余多可理解，唯其称脑囊是记忆、思考的器官，不易领会：
又论人记含之所，悉在脑囊，乍聆之，未免创论可骇。然人当思索时，瞑目蹙眉，向上作探取状，且二东方言，以不能记者谓没脑子，此亦足征其持论不诬。〔23〕
另一位传教士，傅泛际，在所著《名理探》中，亦言大脑功能为主知识、记忆、意志及情绪等。中国传统医学，对人之记忆、思考问题，长期疏于研究，只是笼统地认为“心主神明”、“心之官则思”，西方人却说脑主神明，这自然引起人们的惊骇。但是，“心主神明”仅属臆测，脑主神明则是科学，经得起实践验证。中国医学界有识之士，经过思考之后，逐渐接受了脑主神明的观点。从明末李时珍、金声，到清代王清任，都服膺此说。从心主神明到脑主神明，是明清之际西方医学输入中国所取得的最大成果。
与西洋医学密切关联的西洋药学也同时传入中国。熊三拔所著《药露说》，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行世，为西药制造术传入最早之书，述及药物蒸馏及制造药炉等事，有图有说。康熙初年利类思与南怀仁等编《西方要纪》，亦述及西药制法。1676年（康熙十五年）来华的传教士石铎琭所编《本草补》，是西洋药物学最早传入中国的专书。
晚明，西洋医学、药学已被使用于澳门。清代，民间有些地方，不限于天主教徒中，甚至宫廷中，已使用西医西药。康熙皇帝患疟疾、心悸症、上唇生瘤，均由传教士用西医西药治愈。他晚年外出巡视，常有懂西医的传教士随行。江宁织造曹寅患疟疾，康熙曾赐以西方传入的特效药金鸡拿（即奎宁）。《红楼梦》第五十二回，述晴雯头疼，用闻鼻烟的方法没能治愈，宝玉说：“越发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遂改用一种叫做“依佛哪”西洋药膏治疗，并称凤姐常用此药。可见，在康乾时代，民间使用西药，已非个别。
音乐方面，晚明罗明坚、郭居静、利玛窦来华，已携有西洋乐器。利玛窦向万历皇帝所送礼物中，有西洋铁弦琴一具。万历皇帝派了四名乐工，随庞迪我学习抚琴。随着天主教堂在各地的建立，西洋宗教音乐亦进入中国。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时，传教士即以大管琴及其他西洋乐器为他送葬。康熙时，西洋音乐在宫中颇受欢迎。康熙曾命徐日昇、南光国等传教士，组成小乐队，进宫演奏。乾隆时，传教士组成的乐队曾在宫中演出西方喜剧。与西洋乐器传入同时，西洋乐理知识也传入中国。康熙曾命德礼格为三个皇子讲解乐理，并命徐日昇、德礼格将西洋乐理知识整理成中文。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成书的音乐名著《律吕正义》，续编卷一专论西洋乐理，实出徐、德之手。书中解释五线谱的编造及用法，称“五线界声”。在清代文献中，西洋音名1、2、3、4、5、6、7，被译成中文“乌、勒、鸣、乏、朔、拉、其”，看上去，古里古怪。
美术方面，传教士最早带入的是宗教画，有圣母像、圣母抱耶稣像等，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皆有此类画带入。康熙时利类思、南怀仁等皆善作画。乾隆时，郎世宁等传教士供职内廷如意馆作画。郎能用中国画具、取中国题材、用西洋画法作画。乾隆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以后，召集在京善画之传教士作画颂其武功，郎世宁等各有画进献，共有十六幅。西洋画与中国画有明显不同，诚如利玛窦所云：
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24〕
西洋画传入以后，促进了中国画的发展。明末画家曾鲸、清代画家焦秉贞、门应兆、徐瑶圃等，皆能吸取西洋画法之长处，参合中西，别开画坛生面。对西洋画也有人反感，特别是其所表现的宗教内容，以及画中妇女袒胸露乳的神态，令一些士大夫摇头不已。参合中西的画法，在中国画界，亦被不少人认为是不伦不类。
建筑方面，首先出现在中国的西式建筑是教堂。晚明澳门已有望德堂、圣老楞佐堂、圣安多尼堂、圣保禄堂、圣奥斯丁堂、玫瑰堂等多所西式教堂，其中最有名的是圣保禄堂（大三巴），从现存的遗迹，仍然可以看得出其巴洛克建筑风格，想象出其巍峨气势。万历年间，传教士在南京建大教堂，俗称无梁殿，为内地建西式教堂之始。清初，北京、杭州、上海等地，均有西式教堂建成。北京宣武门内天主堂，圆顶，拱门，亭池台榭，极其精巧。内有太观堂、及今台、玩澜亭等景。特别是喷水池之设，在玩澜亭旁，左右各一，上喷水高四五尺，溅珠飞玉，只令游人咋舌。杭州武林门内天主堂，栋宇翚飞，金碧藻耀，壁画挂图，装潢精致，一时冠绝全国。西式民居亦有出现，先是澳门，然后出现于广州、扬州、安庆等地。广州十三行，尽为西式建筑，连房广厦，杰阁危楼，墙开大窗，室悬巨镜。
清代最大也是最著名的西式建筑，是圆明园中的西式楼殿，俗称“西洋楼”。始建于乾隆年间，郎世宁设计，王致诚、蒋友仁等协助，中国工匠具体建造。含偕奇趣、蓄水楼、花园门、养雀笼、黄花阵、方外观、五竹亭、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等景，整个建筑建筑采用17至18世纪欧洲大陆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环以意大利式花园，端庄凝重与华丽纤巧相结合。内以远瀛观最有特点，楼宇宏敞，华丽壮观，白石雕柱，琉瓦饰纹，前有喷水池二，左右对峙，是一座以西为主、中西结合的新式建筑。研究者认为，“圆明园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的园囿史上，均不失为一座里程碑式的奇葩，而其中西洋楼，则于传统的艺术而外，别辟天地，以其异国的情调，为圆明园平添了一道异彩，成为我国古代最大、最典型的中西建筑的综合体”〔25〕。
与上述西洋学术文化、艺术文化输入同步，体现西方科学技术、工艺水平的各种奇器巧具，也大量传入中国。佛郎机镜、泰西水车、望远镜、显微镜、自鸣钟、西洋表、天球仪、地球仪、经纬仪、日晷仪、星晷仪、简平仪、交食仪、比例规、龙尾车、瑞光镜（灯塔）、温度计、湿度计、蓄电池、风扇、风琴、长笛、吉他，从兵器、农具，到科学仪器、生活用品，各方面都有。有些作为稀世珍宝，藏于宫中；有些作为专用器具，供科学人员使用；有些也流传于民间。望远镜在清初澳门已经流行，时称千里镜。屈大均记载：澳门“有千里镜，见三十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一一不爽”〔26〕。乾隆时，士大夫已争购西洋钟表，“家置一座，以为玩具”〔27〕。那时钟表仍极昂贵，寻常百姓无力购置。《红楼梦》记贾府一座自鸣钟，售银560两。乡下老太刘老老，第一次在荣国府看到自鸣钟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刘老老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很似打罗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铊似的，却不住的乱晃。刘老老心中想着：“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处呢？”正发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得不住的展眼儿。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28〕
既惊又奇，从未见过。曹雪芹如此描述，反映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普通人对钟表的了解程度。第四十五回记贾宝玉有一核桃大的金表，装在怀里，不时取出看看时辰。他是豪门公子，自有能力获此奢侈品。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二百年间，输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内容相当丰富，最有成效的是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等方面。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受众需要是制约传播内容的重要因素。明清之际，天主教士梯航东来，虽然从总体上说，是属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但是，当时中国是一强大的主权国家，西方对中国并未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耶稣会士并不能如晚清传教士那样，凭借炮舰的神威进行文化的渗透。明清之际，东西文化是长期隔膜以后的初次会面，双方底蕴都不十分清楚，传教士在文化心理上并不占有优势。这种几分朦胧、几分均衡的政治、文化态势，决定了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来华传教士，只有采取适应中国需要的方针，才能在中国立足。用利玛窦的话，便是合儒、补儒、超儒，先迎合，再超越。文化传播内容是由传播主体和受传对象或曰受众共同决定的。当传播主体采取适应受众需要的方针时，传播内容便主要是由受传对象决定了。西学输入，之所以是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等方面最有成效，主要因为，这几门学问都与中国社会特别是君主专制需要有关。天文、历算、数学，是缠连一起的学问。中国向来相信天人合一，天象与人事相通，观天象可以知人事，可以避凶趋吉。君主自称天子，奉天承运，代天治民，推测天象与天行实际符合与否，直接关系到君主统治是否合法、天下是否太平的大问题。天文学成了天命学、天子学，皇帝关心；天文学又成了天下学，人人关心。西人带来的天文、历算等学，较中国原有一套，更能准确地推测天象，自然受到统治者的欢迎与鼓励。至于地理学，因与对疆土的了解直接有关，所以也受到君主的重视。康熙皇帝所以决定对全国进行地理测绘，直接起因是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他发现西方所绘亚洲地图上，中国部分简略不详。
明清中国是君主专制，皇帝一句话，远远超过儒生十本书。皇帝的需要，往往决定受众的需要；统治者的好恶，往往决定西学传播的进程和路向。顺治皇帝相信西学，汤若望便得宠，西学传播便顺利。顺治死后，讨厌西学的鳌拜当政，汤若望便被关入大牢，西学传播便受挫折。康熙亲政，扳倒鳌拜，西学又受重视。康熙爱好数学，《数理精蕴》才得以编成。乾隆欣赏西洋建筑，圆明园内才有西洋楼。
第二，传播主体的文化素养限制了传播内容。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一般说来，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面比较广，或精天文，或通数学，或善制造，或能艺术，有一定专长。他们同时又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为了来华传教，漂洋过海，颠簸数万里而不畏其苦，耗时二三年而不嫌其长。对于西学中那些与天主教义不合或违背的内容，他们不是本能地加以抵制，便是囿于教规而弃置一边。最典型的是对哥白尼日心体系的态度。这一体系认为宇宙中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这与天主教所奉守的地心体系不合。明末耶稣会士知道这一学说，所编《崇祯历书》引用了哥白尼名著《天体运行论》中的许多数据，但他们没有将这一体系介绍进来。直到18世纪中期，日心体系在欧洲已被普遍接受，耶稣会士才将其介绍进来，距离这一学说问世已整整200年。这就使得，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学，有些在西方已属明日黄花。
第三，传播方式影响了西学传播进程。耶稣会士传播西学，是科学知识与天主福音俱来，混为一体。对此中国士绅有三种态度：其一，兼收并蓄，科学与“福音”双双接受，徐光启、李之藻等属此。其二，吸收科学而摈弃“福音”。《四库全书》的《天问略》提要中，有一段话，最能反映这种取舍态度。文称：是书关于各星部位、太阳节气、地形粗细、晦朔弦望、交食深浅之故，皆指证详明，唯书中盛称天主之功，侈谈天堂所在，“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29〕。康熙帝、王锡阐、梅文鼎等属此。其三，全面排斥，宗教与科学一概反对。明末魏文魁、清初杨光先等属此。杨光先的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排外的典型。三种态度，若以吸收西学言，第一、第二种为同盟，若以反对西教言，则第二、第三种为同盟。平情而论，时人反对西教，并非全无道理。在时人看来，天主教反对拜孔，是不尊师长，无知；反对祭祖，为不敬祖宗，不孝。无知、不孝，德者所耻，贤者所鄙。这样，读书人从感情上不易接受天主教义。明末，利玛窦等不拘泥于教规，允许拜孔祭祖，便比较容易为中国士大夫所接近。反之，清初天主教因罗马教廷严肃教规，反对拜孔祭祖，不但疏远了中国士林，而且激发了中国的排教运动。明末，入教之人，翰林、进士、举人，屈指难数。清代中叶，入教之人已多属愚夫蠢妇，士绅极少。有些家族为了严明族规，将入教之人一律“割谱”即开除出族。天主教徒被与不孝宵小等同。这样，知识传教中的知识不见了，只剩下传教。延续二百年的西学东渐，于是告一段落。
三、士林回应：吸纳、排拒、调和
西学，作为陌生的学问传入以后，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反应相当复杂。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待不同西学内容，反应都不一样。约略说来，可分三种，吸纳，排拒与调和。
明末清初，一无报纸杂志，二无电视广播，学术传播主要靠两条，一为书籍流通，二为口耳相传，包括讲学。这种方式，决定了西学传播范围，主要限于士大夫中间。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既无阅读能力，又没有与士大夫优游论道的机会，也缺乏理解、接受西学的知识基础，因此，所谓对西学的反应，实际上主要是士大夫阶层的反应。
（一）吸纳西学，发展中学。
这类人物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王锡阐、梅文鼎等为代表。
徐光启（1562—1633）是晚明引进西学第一人，生于上海，青少年时期主要研磨科举考试。1595年，33岁时得识传教士郭居静，初次接触西人、西物、西学。1600年结识利玛窦，谈天文、地理及其他学问，震动异常，低回久之，认为利玛窦实为博物通达之士。三年后，受洗入教。1604年，中进士，留京任官，与利玛窦等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合作译书。从此，成为当时加入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中影响最大的人，也是懂得西学最多、介绍西学最力的人。生前身后，留下一长串西学书籍，《几何原本》、《勾股义》、《泰西水法》、《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简平仪说》、《灵言蠡勺》和《崇祯历书》，涉及天文、历算、数学、地理、物理、哲学等方面。《畴人传》公允地评价：
自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洎乎督修新法，殚其心思才力，验之垂象，译为国说，洋洋乎数千万言，反复引伸，务使其理其法，足以人人通晓而后已，以视术士之秘其机椷者，不可同日语矣。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盖精于几何，得之有本，其识见造诣，非文魁、守忠辈所能几及也。〔30〕
李之藻（1565—1630）在引进西学方面的影响，仅次于徐光启。他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598年进士。1601年在北京晤利玛窦，一席长谈，深为折服，遂潜心西学，尽弃旧说。与传教士合译了《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名理探》、《寰有诠》等著作，在西方数学、地理学、逻辑学输入方面，贡献甚大。他与利玛窦等人结识以后，本有意入教，但碍于自己纳有一妾，有违教规，故迟疑久之，1610年正式弃妾，受洗入教。
杨廷筠（1557—1627）是李之藻同乡、好友，1592年进士，1602年在北京结识利玛窦等，探讨名理诸学，甚为相得。因有妾在室，出于与李同样原因，迟迟没有入教。1611年，随李之后，弃妾入教，时已54岁。他本信佛，改奉天主教后，引起佛教人士不满，有人作《非杨篇》，专予驳难。他译书不及徐、李为多，但亦有可称道者。与艾儒略合译《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
徐、李、杨，都是名重位高之士，都是进士，担任相当高的官职，最高者为大学士，他们崇奉西学，受洗入教，其影响远非一般凡夫俗子可比。特别是“南京教案”发生以后，三人都尽己所能，或上疏抗辩，说明传教士来华，于国有利；或甘冒风险，藏匿被逐之西人。因此被称为天主教在中国开教的“三大柱石”。
王征（1571—1644），陕西泾阳人，字良甫，号葵心，24岁中举，但到52岁才中进士。大约在1614年受洗入教。他对西学兴趣相当广泛。与金尼阁、韩云共同译编《西儒耳目资》，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用西方语文研究法探讨中国文字的著作，对研究中国音韵学、沟通中西语言文字障碍，有很高学术价值。与邓玉函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书分三卷，分别叙述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知识、参考书目和仪器用具；介绍机械学的基本原理，涉及天平、杠杆、滑车、轮、螺丝等；绘有54幅图，有起重、引重、转重、取水、转磨、代耕等。他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器具，有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等，被邑人誉为诸葛孔明复出。这些奇器被他录入《新制诸器图说》一书中。所谓“新制”，大多是他受西方奇器启发或仿造、或创制而来的。例如，他据钟表原理而做轮壶，以一小木人按时前行，拨动十二时辰牌，并擂鼓撞钟。王征对所制各种器具，以“天地日月、水火风云、气机自活、灵妙通神”十六字为序，分别命名为：天球自旋，地堑自收，日晷自移，月规自转，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气足传声，机浅汲深，机小起沉，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灵窍生风，妙轮奏乐，通流如海，神威惊敌。这些名目繁多的奇器，今人已难窥其真相，难以分辨哪些是王征的专利，哪些是他的仿造。但是，他被时人公认为学习西方机械工程卓有成效，则是无疑的。其乡人记述：
余闻之父老云：公未通籍前，每春夏播种时，多为木偶以供驱策，或舂者、簸者、汲者、炊者、操饼杖者、抽风箱者，机关转捩，宛然如生。至收获时，辄制自行车以捆载禾束，事半功倍。其所居室，窍一壁以传语，每值冠昏丧祭，以一人语窍，则前后数十屋皆闻，名曰空屋传声。〔31〕
所说或有夸张，但王征这种重视实学、乐于制作、改进各种器具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中国传统文人，或皓首穷经，或空谈心性，或醉心词章，多视制器之术不登大雅之堂，不屑为之。王征以一进士，在译述西人奇器之书之余，又深究其学，会通其理，自己动手制作，实在需要过人的眼识与勇气。他自述所受到的舆论压力和内心想法：
客有爱余者，顾而言曰：吾子向刻《西儒耳目资》，犹可谓文人学士所不废也。今兹所录，特工匠技艺流耳，君子不器，子何敝敝焉于斯？矧西儒寓我中华，我辈深交，固真知其贤矣，第其人越在瘕荒万里之外，不过西鄙一儒焉耳，奚为偏嗜笃好之若此？余应之曰：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32〕
王征道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学问衡量标准：不以精粗定取舍，不以中西判高下，而应看其是否有益于民生日用。这点，不单是王征，也是明清之际其他许多人接受西学的出发点。
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早年好理学，后潜心于历算学。西洋历法传入以后，朝廷、学术界聚讼纷纭，几番讨论。王锡阐对西学没有简单臧否，而是深入研究，仔细验证。每遇天色晴霁，辄登屋顶，仰察星象。“每遇交会，必以新步所测，课校疏密，疾病、寒暑无间，于兹三十年矣。”正因为有此一丝不苟的精神，他接受西学而不迷信，发现、纠正了西方历算学的一些错误和不精确之处。他在对中西方法都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两者长处，有所发明和创造。他提出了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计算的新方法，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提出了细致地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这些都比时人所用中、西方法有所进步。《畴人传》恰当地评论他对待中学与西学的科学态度：“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在西方文化初次涌来，中西文化初次会面，中国士大夫围绕引进西法问题激烈辩论，学术问题已成为政治问题之时，王锡阐能立定脚跟，自行其是，既不拘泥中法，也不迷信西法，会通中西，独辟蹊径，成就一番学业，这种学风、人格，在中国儒林史上，足称楷模。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毕生从事天文学、数学研究，著述八十余种，是清初天文、数学第一大家。天文学方面，他有著述四十余种，或研究中国古代历法，或评论西人传入新法，或介绍近人著作，或说明自己所制仪器。数学方面，亦有著述四十余种，涉及初等数学各个分支，算术、代数、几何、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等。无论在天文学还是在数学方面，他都能博考群说，洞悉源流，覃思切究，有所创造。他以中国古代勾股算术，证明了《几何原本》中很多命题，用几何图形证明了余弦定理和正弦、余弦积化和差的几个公式，能深入浅出地表述许多数字问题，诚如《畴人传》所云：
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不待详求而义可晓然。诚以绝业难传，冀欲与斯世共明之，故不惮反复再三，以导学者生路，此其用心之善也。〔33〕
梅文鼎成就斐然，在士林中极负盛名，康熙皇帝曾亲自召见，相与论学。他取得如此学术成就，与其先天聪颖、后天刻苦自有关系，但关键一点，是他正确地处理了学习西学与继承中学的关系，既不株守旧说、斥西法为异端，又不迷信西说、弃古法如敝屣。如他自己所说：
且夫治理者以理为归，治数者以数为断，数与理协，中西匪殊。是故礼可求诸野，官可问诸郯。必以其西也而摈之，取善之道，不如是隘也。〔34〕
历以敬授人时，何论中西？吾取其合天者从之而已。〔35〕
这种以超然态度看待异质文化、排除民族感情纠缠，从西学中吸取科学成分，以丰富、发展中国文化的态度，是他迈越同畴的地方，在西学东渐史上具有典范的意义。
从徐光启到梅文鼎，这些接受西学的代表人物，所处环境、所事专业、个人禀赋各不相同，对西人、西学、西教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是既崇西学、又入西教，王锡阐、梅文鼎则仅慕西学、未尊西教。他们对西学研究、掌握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深入西学后即沉入西学，有的深入西学后又跳出西学。但是，他们接受西学的心路，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以博大的胸怀，平和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中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明清之际中西的差距，对中西双方来说，都处于山朦胧、水朦胧的迷离状态，可以说，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比后人更有理由傲视西人，鄙薄西方文化。但是，徐、李、王、梅没有这么做。他们都饱受中国文化熏陶，有些人还是科举考场上的佼佼者，但他们虚怀若谷，对待远来的陌生文化，不是株守旧说，而是冷静思索，悉心研究。这，正是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那种宏大气魄的延续。
第二，了解西方文化长处以后，勇于吸收。《崇祯历书》的编定，王征奇器的制造，康熙时全国地图的测绘，都体现这种勇于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丰富民族文化的进取精神。徐光启说，泰西之学，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都有可以师法之处。王征、王锡阐、梅文鼎都说过类似的话：学不问中西，无论精粗，只要有济于世，有益于人，都可放胆取来，为我所用。
第三，洞悉中国文化短处以后，敢于揭短。明末清初，围绕历法上的新旧之争，徐光启等大胆摈弃旧法。地圆说传入以后，李之藻等著书立说，力攻传统天圆地方说之谬误，批评浑天盖天说之不精确。王清任等在接受脑主神明说以后，毅然抛弃“心主神明”的陈说。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事实上，知彼难，知己更难。一个民族，倘能洞悉自己所短，正视所短，努力克服所短，正是充满自信的表现，也是其文化继续发展的前提。明清之际中国文化能有不小的发展，与徐光启等人心理健康、不护己短大有关系。
第四，在衡量中西文化价值上，不因西学有所长而迷信，不因中学有所短而菲薄。徐光启把取法西学的过程分为三步：翻译—会通—超胜。用他自己的话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36〕所谓会通，就是洞彻中西，知彼知己；所谓超胜，就是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各取所长，加以发展。王锡阐、梅文鼎所做的工作，归结起来，便是会通、超胜四字。王锡阐在评论西方历法短长时说过：“吾谓西法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37〕就是说，西法虽好，仍有发展的余地；西法虽准，仍有错误的地方。他在中法屡试屡误、西法屡试屡验的情况下，能够取西法之长而去其短，纠正旧法之误而存其是，正得力于他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梅文鼎在数学方面光辉成就的取得，也在于他既通西，又博古，能以西解古，以古证西，从而达到新的高度。任何学说，一被迷信，便成教条，再难发展，信者亦必为其所误。唯有功力深厚的不迷信者，才能不为所惑，走出误区。
（二）不加分析，一味排拒。
这种反应，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历算学、地理学和医学领域。
西方历法传入以后，经多次天象推测实验，证明远较中国先前所用大统历、回回历准确。照理，以新历代替旧历，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从明末到清初，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崇祯年间，魏文魁反对新历，理由是新历所测五星凌犯不准。不管所说是否合乎实际，所持理由还是属于学术范围，堂而皇之。及至让他与汤若望各领一局，进行比试，内臣偷移西局仪器，故意让汤所测不准，这便是以意气代替理智。康熙初年，杨光先与南怀仁登台比试，每战皆北。康熙皇帝问他为何推算不准，他说：“我等不知推算。”康熙问：“先问尔等，既称能测日影，今怎说不知？”杨光先说出一番道理：
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38〕
其逻辑是：中法——尧舜，西法——夷狄，壁垒森严，绝无沟通余地，一旦沟通，用西洋仪器，则蚁穴溃堤，不可收拾，中国的诗书礼乐、文章制度，都将荡然无存。因此，尽管旧法不准，我杨光先不懂推算，西法精确，南怀仁善于推算，但皇上还是应用杨光先而不能用南怀仁。这真是精妙绝伦、危言耸听、盲目排外的议论。
西方地理学传入以后，向人们展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知识：大地为圆球，世界有五大洲，中国只占一小部分，中国到欧洲有数万里之遥。对此，信服者固不乏人，盲目反对的亦大有人在。有人认为，这些说法，全是利玛窦等人胡编乱造、藉以骗人的：
（《坤舆图说》等书）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中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39〕
关于世界地理，战国末期齐人邹衍曾臆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40〕这是有名的大九州说，是邹衍想象中的世界大势，在战国时代能有此想象，实属不易，但在后人看来其不合实际，也显而易见，因此后人皆以此说为荒诞不经。明末，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以后，知古而不知西的学者，便以为利玛窦所说，与邹衍如出一辙：
抑余尝观司马传邹衍作迂怪之谈，列中国名山、大川、广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海外，人所不睹，谓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王公大人奇其言而尊事之。顷有化外人利西泰为《山海图》，狭小中国，略与衍同。而冯盱眙称之，无乃吊诡之过欤？〔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