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干脆认为，所谓世界分为五大洲之说，就是沿袭、演绎邹衍之说，不足为信：
意达里亚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洲。而据其所称，第五洲曰墨瓦蜡尼加洲，乃以其臣墨瓦兰辗转经年，忽得海峡，亘千余里，因首开此区，故名之曰墨瓦兰尼加洲。夫以千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42〕
托名东汉东方朔、实为六朝方士所撰的《神异经》，内有关于海外荒土的神话故事。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以后，有人将二者相比附，认为《坤舆图说》所载内容，与《神异经》“全与相合”，并怀疑利玛窦等人所说，是由《神异经》变化来的：“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43〕
时人否认、反对西方地理学说，全无有力依据。考其出发点，皆为传统观念，一曰中国应在世界中心，不应偏于一隅；二曰中国应为天下最大，不应只是五洲之一的一部分。
对于地圆说，不相信或反对的人更多。最典型的还是那位任职钦天监的杨光先。他说，如果大地为一圆球，那么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球下国土之人必然倒悬，球侧国土之人必然横立，那怎么可能呢？“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侧立之人也。”〔44〕这种看法，在明末清初并非个别。
对于传入的西方医学知识，时人反对的逻辑尤为特别。汤若望、邓玉函等传教士，作《西洋人身图》、《泰西人身说概》，首次将西方生理解剖学介绍进中国。嘉庆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俞正燮，作《书〈人身图说〉后》，竟认为中国人与外国人生理结构不同，脏腑各异：“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藏府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藏府不全之人。”〔45〕他何以得知中西人体结构不同，没说。
细究明清之际排拒西学的原因，不外以下几端：其一，只凭感觉，不问科学。所谓大地如为一球体，则必有人侧立、倒立之类属此。其二，只袭传统，不究新理。所谓中国在世界上，只应在中央，不应偏一隅，五大洲说出于大九州说，均属此类。其三，只用感情，不用理智。排斥西教，及于西学，诸如中西人体结构不同之类。其四，夷夏之防，高于一切。杨光先的名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是这类典型。其五，崇扬迷信，排斥科学。清初钦天监案中，守旧大臣硬把汤若望使用新历与顺治皇帝等人之死联系起来，认为有因果关系，从而酿成大案。当然，迷信云云，是今人之评判。身在迷信之中，迷信便是科学，甚至超过科学。
（三）调和中西，西学中源。
明清以前，中西文化虽有接触、交流，但总的说来，这两种差异很大的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走的是不同路径。西学输入以后，一些学者极力以中附西，在异中觅同，追溯源流。其中有些说法自有一定道理。梅文鼎在研究了中西天文、历算学以后，从五个方面论证了其中的相同、相通之处：
其言五星之最高加减也，即中法之盈缩历也，在太阴则迟疾历也。其言五星之岁输也，即中法之段目也。其言恒星东行也（地球自东转西），即中法之岁差也。其言节气之以日躔过宫也，即中法之定气也。其言各直省定气不同也，即中法之星差也。〔46〕
但更多的是牵强附会，尤以西学中源论为突出。黄宗羲最早提出此说。他在清初讲学时已认为，“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47〕。方以智亦有此说，他从孔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古语，推导出西方天文历算是从中国传出去的结论。前述所谓西方五大洲说源于邹衍大九州说、西方地理知识源于东方朔《神异经》等，也是西学中源说的一种。中国在西汉或更早一些时候，有一部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述及盖天说、四分历法、分数算法、开平方、勾股定理等内容，为中国最早的天文、数学典籍之一。西方天文、数学知识传入后，有人便认为其源于《周髀算经》：
使学者知《周髀》经，于术无所不该。后人浅为涉猎，不能旁推交通，以尽其变，故使西术得出而争胜。其实西术亦本《周髀》，总无出于折勾为股之外也。〔48〕
《明史》不但认为西方数学源于《周髀算经》，而且认为其地理方面的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无一不是源于《周髀算经》，甚至描述了这些学问流入西方的具体途径：
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瓯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隅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瓯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羲、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49〕
在中国传统数学和西方数学中，都有方程问题。宋元之际的数学家秦九韶、李冶都有关于方程的著作行世。有人断言，西方关于方程的学问，是从中国传去的：
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厥后《授时算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而此书（指李冶《测圆海镜》）言之独详，其关乎数学者甚大。然自元以来，畴人皆株守立成，习而不察，至明遂无知其法者。……明万历中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等译为《同文算指》诸书，于古九章皆有辨订，独于立天元一法阙而不言。徐光启扵《勾股义》序中引此书，又谓欲说其义而未遑，是此书已为利玛窦所见而犹未得其解也。迨我国家醲化翔洽，梯航鳞萃，欧逻巴人始以借根方法进呈，圣祖仁皇帝授蒙养斋诸臣习之，梅瑴成乃悟即古立天元一法，于《赤水遗珍》中详解之。且载西名“阿尔热巴拉”，即华言“东来法”也，知即冶之遗书，流入西域，又转而还入中原也。〔50〕
阿尔热巴拉，是Algebra的译音，今译代数，明清时译为“东来法”，时人望文生义，断言系东方传入泰西。有人更无根无据地说，连西人也承认，西方数学是由中国传去的：
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51〕
调和中西、宣称西学中源的人员情况比较复杂。有人为了反对西学，故称西学源于荒诞不经的邹衍迂怪之说。有人为了取法西学，称西学源于中学，取法西学便成为恢复中国自己已经失传的学问，这样便减少一层阻力。还有些人是真的以为西学某些内容源于中国。应当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悠久的历史上，确有不少发明创造传入西方，纸、印刷术、指南针、二进位制，等等。明清时期国人的这些西学源出中国的说法，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四、影响测定：直接传播与间接传播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时间长，整整两个世纪；内容多，举凡天文、历算、地理、数学、医学、音乐、建筑，斑驳陆离，目不暇给；影响广，从皇帝、后妃、达官、名儒，到许多普通读书人，或接受，或排斥，或调和，对西学均有涉猎。那么，西学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达到怎样的广度和深度呢？
让我们从一桩罕为人知的学术公案说起。
清代中叶，医学家王清任（1768—1831）在其名著《医林改错》中写道：“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认为人之思维记忆功能，在脑不在心，这与中国传统“心主神明”说完全不同，与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的“脑主神明”说一致。王清任是道光年间河北名医，他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830年（道光十年），正处于西学东渐两大高潮之间的低谷时期。那么，他是独创此说还是接受西说呢？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脑髓说”源出王清任，“脑髓说是鸦片战争前我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时期的产物”，是“我国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产生、形成时期的重要科学成果”〔52〕。有些医学史著作也认为，王清任通过实践活动，纠正了古人关于脑功能的错误说法。
实际上，王清任是接受西学，而非独创。在《医林改错》中，王氏自称“脑髓说”源于汪讱庵。汪讱庵（1615—1700？），名昂，字讱庵，安徽休宁人，明清之际医学家，著有《本草备要》等医书多种。在《本草备要》辛夷条下，有“脑为元神之府”、“灵机记忆在脑”等语。汪昂的说法源于金正希。他在康熙年间增订版《本草备要》中有这么一段话：“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也，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不经先生道破，人皆习焉不察矣。”〔53〕金正希（1598—1644），名声，字正希，安徽休宁人，1628年（崇祯元年）进士，博学多才，文辞尔雅。清军入主中原以后，率师抗拒，兵败被杀。金能文能武，但不能医，何来脑主记性之说？原来，他是天主教徒。1624年（天启四年），金在北京参加乡试，开始接触龙华民、阳玛诺等传教士。以后，他在南京等地，与传教士毕方济等过往密切，并受洗入教。他自称“敬服西儒，嗜其实学”，并曾打算“译授西学，流布此土，并为人广细宣说”〔54〕。可见，金声的脑主记性说，来源于传教士，或听自口传，或得自书本。其时，邓玉函《泰西人身说概》已经问世。至此，脑主记性说的源流便理清了：传教士—金声—汪昂—王清任。
西学在明末清初中国传播，方式主要有二：一为实物示范型。自鸣钟、望远镜、西洋大炮、西洋乐器、西洋建筑的传入，多属此类。二为语言文字介绍型。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的输入，多属此类。这两种方式可以转换。甲看了自鸣钟以后，向乙讲述其如何奇妙，这便由第一种类型转为第二种类型。明末清初西学输入，绝大部分属于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又可分为两种手段，一为语言传播，二为文字传播。两种手段，各有特点，也可以交叉进行。在那个时代，语言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空间限制比较严，而文字传播则受空间限制比较松，书籍流到哪里信息便传到哪里。“脑主记性”的知识，从传教士传到金声，靠口耳相传，由金声到其同乡汪昂，也是口耳相传。汪昂将其写入书中，书从安徽传到河北，王清任通过书籍，获得信息。无论是语言传播，还是文字传播，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信息的可重复性，一个人可以反复向不同对象讲述同一内容，一本书也可以由许多人重复看；二是信息的可传递性，一个信息可由甲传给乙，乙再传丙，丙传丁，丁传戊，一直传下去。前者呈扇面状，我们称之为辐射面；后者呈链形，我们称之为传播链。对于辐射面，对于直接受传播源影响的那部分，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看到。对于传播链，特别是传播级数较高的部分，人们则难以看清，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不但由于很多事实记载阙如，而且因为人们讳言师法西方，隐而不说，加大了后人发现彼此联系的难度。
所谓传播级数，是指从传播源到受众之间的联系等级。脑主记性说从传教士到金声，是初级传播，从金声到汪昂是二级传播，从汪昂到王清任，已是三级传播。除了初级传播是直接传播，其他都是间接传播。一般说来，受众与传播源之间距离越远，传播级数越多，与传播源之间的联系越松散，信息失真率也越高。王清任只明白脑主记性说为汪昂所说，不知道此说源于传教士，实因辗转传播、级次已多的缘故。
综合传播方式、传播速度、受众知识基础等因素，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明清之际西学影响的范围：
其一，西学影响主要限于士大夫中间，大部分缺乏文化知识的天主教徒，如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所列举的胡二、安三等辈，只是入教，并未受学。
其二，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学的，是士大夫中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那部分人，诸如天文、数学、地理、医学等。只知钻研八股、对科学毫无兴趣的人，是不会接受西学的。
其三，西学发生影响的区域，主要是传教士活动频繁的地区，以浙江、江苏、安徽三省最为集中，其次为江西、福建。笔者据《畴人传》、《徐光启集》等资料作了一个统计，明末以后，到晚清第二次西学东渐高潮兴起以前，明显受西学影响的科学家、学者，凡173人，可查明籍贯的131人，其中浙江籍31人，江苏29人，安徽22人，江西7人，福建6人，河北5人，山东、河南各4人，山西、湖北各3人，广东、四川、蒙古等各有1人或2人。前述接受西学的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锡阐、梅文鼎等人，多为江、浙、皖一带人，也证明了这点。
其四，由于传播方式的限制，传播链的断裂，西学影响随传教士被逐出而消退。康熙时用新法指导测绘的全国地图，因藏之内廷，不予示人，传播链断裂，致使很长时间里，国人对本国地理的了解，不及西洋人详细。西洋地理知识早已传入，但到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竟不知英国在哪里，这是西学影响消退的例证。
其五，西学影响最深刻的领域是历算与数学。清代所行《时宪历》，实质便是西历。西洋数学，事实上成为清代数学家的必修课。即使是弘扬中国传统数学，也必须以通晓西洋数学为前提。
五、另一种影响：西学传播与实学思潮
明末清初，学术界出现一股以讲求实行、实证、实用、实效为主要特征的实学思潮。徐光启与《农政全书》，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王征与《奇器图说》，宋应星与《天工开物》，徐霞客与他的游记，王锡阐、梅文鼎与他们的天文、历算著作，是这一思潮中最为突出的人与书。
这一思潮的出现，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学术演变的逻辑因素（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反动），毫无疑问，西学影响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或者说作为这一思潮的延伸，清代学术界在两个方面都有重要成就。一个方面是从实证出发，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考订。阎若璩、全祖望、惠栋、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纪昀、王昶、毕沅、段玉裁、洪亮吉、王引之……形形色色的疏证、考异、辨伪、释义、训诂、集解，涉及范围从经、史到子、集，考订对象从人到书，从事到物。另一个方面是从实用、实效出发，对天文、数学等科学的研究。王锡阐、梅文鼎之外，薛凤祚、方中通、揭暄、江永、焦循、阮元、陈杰、项名达、徐有壬、戴煦、李善兰，通晓天文数学的科学家成批涌现。前者以人文典籍为研究对象，后者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有些人是两者兼通，都有成效，如江永、戴震、钱大昕、焦循、阮元。
实学思潮的最根本特点是重证据、讲逻辑。无论是对经史子集的考订，还是对天文数学的研究，遵循的都是这两条原则。这两条正是西洋科学所长、中国传统科学所短之处。就像很难断言清代哪个天文数学家没有受过西学影响一样，我们很难说每个考据学家都受过西学影响，但是，整个实学思潮的兴起，与西学的刺激、影响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细看阎若璩考证伪《古文尚书》，所用内证、外证的方法，便是演绎法与归纳法，与西方几何学中的求证颇为类似。特别令人感到新鲜的是，阎氏将西洋天文历算知识，成功地运用到考据学中。他运用西方推算日食月食的方法，倒推古代日食月食时分，与《古文尚书》中有关文字对照，从而确证此书为后人伪造。《畴人传》的阎若璩传对此述论甚详。诚如有的学者所云：
乾嘉诸儒，无不通习西法，不独东原为然。西法影响中国，于此最显。说者或谓清初汉学之风，实具有科学精神，而此种精神之发生，西学实开其先。此论虽近武断，然汉学之发展，亦受助于西学，如上述西法之影响，则乃近于事实。〔55〕
明末以后从事天文数学研究的学者，在地域分布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相对集中于江、浙、皖三省。《畴人传》共收明末以后的学者220人（不包括西洋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苏75人，浙江44人，安徽32人，江西12人，其他省份均不超过10人。这与受到西学影响人员分布情况，正好重合。这种重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学传播与实学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
【注释】
〔1〕关于这一问题的成果主要有：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载《真理月刊》，1924（18）；向达：《中西交通史》，北京，中华书局，1934；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49；赖治恩著，陶翼为译：《耶稣会士在中国》，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学会，1965；林漠野：《天主教在中国》，香港，香港中国学人出版社，1976；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台北，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76；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8；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济南，齐鲁书社，1987；韩琦：《〈数理格致〉的发现——兼论19世纪以前牛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载《中国科技史料》，第2期，78～85页；韩琦、詹嘉玲：《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斯托莫著，张晓虎译：《通玄教师汤若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279页。
〔3〕参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46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4〕尤侗：《外国竹枝词》，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一册，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5〕参见莱布尼茨编，梅谦立、杨葆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38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6〕参见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382页，北京，宗教文艺出版社，2002。
〔7〕参见上书，383页。
〔8〕参见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载《文献》，1986（2）。
〔9〕参见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21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10〕罗雅谷：《五纬历指》，卷一，转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719页。
〔11〕阮元：《畴人传》，卷四六，《蒋友仁传》。
〔12〕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721页。
〔13〕王重民辑：《徐光启集》，下册，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比较知名的有《山海舆地图》，1584年（万历十二年）王泮刻板，肇庆；1595年、1598年赵可怀刻板，苏州。《山海舆地全图》，1600年吴中明刻板，南京；1604年郭子章刻板，贵州。《舆地全图》，1601年冯应京刻板，北京。《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李之藻刻板，北京。参见洪煨莲：《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载《禹贡》，第五卷，三、四合期。
〔15〕参见曹婉如等：《中国与欧洲地图交流的开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4）。
〔16〕参见王庆余：《利玛窦携物考》，见《中外关系史论丛》，9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17〕艾儒略：《职方外纪》，卷四，《亚墨利加总说》，丛书集成版。
〔18〕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欧罗巴总说》。
〔19〕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
〔20〕参见张玉祥：《古代世界七大奇迹》，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1〕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209页。
〔22〕方豪曾见此书，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788页。
〔23〕毕拱辰：《泰西人身说概·序》，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304页。
〔24〕顾起元：《客座赘语》，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908页。
〔25〕何哲：《清代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化》，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2）。
〔2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理·澳门》。
〔27〕汲修主人：《啸亭续录》，卷三，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7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