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学堂所开课程英、中兼备。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中文科包括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英文科由英美人任教，中文科由华人任教。所用地理教科书是柏利的《地理学》，历史教科书是基利的《英国史》。所开课程，较之当时中国的私塾、官学所教课程，内容丰富，知识新颖，对于增长学生的科学技术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有重要意义。一个学生在《知识即力量》的课艺中写道：“知识是幸福和快乐的泉水，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亮光，它能博得荣誉，它可增进民族的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国家强有力的国防。民族繁荣的永久性基础，可赖以确立。”另一位学生，甚至将当时专制的清朝政府，与欧美国家相比，从统治者与人民关系的角度，抨击清政府不公正：
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的政府，它与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差很远。中国当权者有成千上万，据说，从最高层到最基层，只有极少人在履行官职时诚实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并公正地对待百姓。……公认的意见是：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员，全都是敲诈者。对他们能抓到的每一个人，都进行勒索。如不给他们行贿，几乎无一人能挣脱他的手指头而滑走。〔67〕
容闳像
一个十几岁的青年，在19世纪40年代已能有此认识，没有西来的思想影响，是不可想象的。
马礼逊学堂历时11年，所培养学生不算很多，但日后较为知名的倒有几个。最出名的要算容闳、黄宽和黄胜。容闳是1835年进入郭实腊夫人所办的小学，1840年11月1日转入马礼逊学堂，注册名字为“亚闳”。黄宽是1840年3月13日进入马礼逊学堂，注册名字是“亚宽”。黄胜是1841年1月1日进入马礼逊学堂，注册名字是“亚胜”。1847年，三人随布朗至美国，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日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投身中国近代化运动，建树甚多。黄宽在美国留学两年以后，于1850年考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科，七年后毕业，回广州，在教会医院工作，是中国第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西医。黄胜到美国后，学了一年，因病回国，1864年10月出任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习。
在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开办的同时，其他欧美传教士也曾在教育方面作过努力，麦都思、美尔敦、裨治文等人都办过学校，但多旋兴旋辍，影响不大。
四、西医与新豆栏医局
藉医传教是基督教一大传统。唐代景教入华，已有藉医传教的记录，元代也里可温教士，亦曾将西医西药传入，在京师设医院曰广惠施。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善医者颇不乏人，西医西药著作被译介者不止一本。康熙皇帝屡次让西医治病。至于澳门，那时已有西医院之设。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厉行禁教，西方传教士难以进入内地，各色西学东传皆处于基本停滞状态，唯西医东传，一缕尚存。原来，清代封关禁海以后，独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广州十三行内，设有英属东印度公司。有洋人必有洋医。为照顾公司大班、职员与海员，东印度公司特聘洋医常驻广州、澳门两地。医学既是玄之又玄的高深学问，又是立竿见影的实用科学。药到是否病除，妙手能否回春，无论男女老幼，鸿儒白丁，一试便知。西医以其有效、实用、能补中医许多不足的优势，治愈、吸引、折服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东印度公司派大班常驻广州以后，先后有安诺特、戈登、韩登、啤、李文斯敦、郭雷枢等医生在广州施医。这些医生多不通中文，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为中国人看病障碍很大，但是，还是有不少中国人前往就医。1805年，啤医生为广州儿童种牛痘，“就种痘之小孩不少。十二个月间，种痘之小孩约有数千。亦有本地人到来学习种痘之法，传到邻近省份”〔68〕。同年，啤写了《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第一次将西方种牛痘、防天花的知识，系统地介绍进中国。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敦医生联合在澳门设一诊所，同时聘一通中医的华人协助，几个月内，便为300名病人施诊。李氏曾对中国病人进行调查，发现患眼疾人数最多。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医生，在澳门开设一所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四千余人。其后，他们又在广州开设诊所，治疗眼疾、足疾及其他疾病。
西医之传入，自伯驾来华以后〔69〕，出现一新的局面。
伯驾像
伯驾是美国传教士，27岁时毕业于耶鲁大学，又入神学院接受神学与医学训练，183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受派来华。在广州小住一个多月后，转赴新加坡，一边行医，一边补习中文。1835年9月回到广州。经过一番筹备，眼科医局于同年11月4日在广州正式开张。医局设在广州新豆栏街，所以又被称为新豆栏医局。局址原是广州十三行行商伍怡和的丰泰行三号房产，楼高三层，第一层为地窖，第二层为接待处，第三层为手术室与留医室。伯驾是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医生，全副精力用于医局，来诊人员初尚观望，后来日见踊跃。第一季度，便诊治病人1195人，其中男性925人，女性270人。人多地狭，不敷应用，1836年春，伯驾另租毗邻的丰泰行七号房产，作为新局。新局进出口处悬以博济医院招牌（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因此，新豆栏医局有时被称为博济医院，有时被认为是博济医院前身。
伯驾将西方医院的管理制度移植进来。第一，对所有前来就诊者，都有诊断记录，建立医务档案。第二，对疾病进行分类。眼病被分为47种，其他病分为23种。
患病人是求治者，治愈后便成为赞助者、宣传者。有些病人在治愈以后，或捐款相助，或赠诗志谢。无钱财亦无文才的穷苦人，便广为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医局名闻遐迩，求诊者户限为穿。到1836年11月4日，开张一周年之际，医局已诊治病人2152人。1837年，求诊者更甚于前，平均每日赴诊者二三百人，有时多达六百人。1840年6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医局被迫停开，伯驾返回美国。1842年战争结束后，伯驾于11月重来广州，新豆栏医局也重新开业。
如此众多病人，伯驾自然独力难支。时在广州的通医的外国人，包括前面提到的郭雷枢，还有白拉福、柯克司、渣甸、安德逊等，亦抽空前来相助。伯驾又培养三名中国青年，作为助手。
为了解决医生来源和经费问题，1836年12月，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任用医生在华传教建议书》，呼吁英美教会人士，关注中国医学传教问题。倡议获得许多人响应和支持。1838年2月21日，郭雷枢、伯驾、裨治文、渣甸、马儒翰、安德逊等十余人，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医药传道会”，推举郭雷枢为会长，伯驾、渣甸、裨治文等人为副会长。募捐是这一组织的重要工作。至1838年5月，共募得九千三百多元，这在当时实属不小的数目。
新豆栏医局治病，不限眼疾，其他疾病也治。1836年初，一位13岁的女孩由家长陪同，要求伯驾诊治她右部面颊上的一个重约一斤的大肉瘤。伯驾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周密的准备，在1月19日为她成功地施行了外科切除手术。
西医与中医孰优孰劣的争论贯串整个近代历史，抵制西医与取消中医的声浪交替出现。究其根源，除了民族感情因素以外，实因西医、中医在骨子里典型地反映了西、中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特征。令人奇怪的是，西医在鸦片战争以前，在广州、澳门一带传播，并未受到太大的反对。1840年有篇文章写道：
中国之人民，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不欲与我等往来，况又有官府之严禁。致我等虽用尽法子欲解除中国人恨恶我等之心，惟总不能得之。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有由各省到来就医之人，莫不欢喜感谢，中国官府虽已知之，亦不禁止。〔70〕
考其原因，不外有三：第一，西医经实践证明，确实有效。事实是医治偏见的最好方子。第二，免费。其时施医，全属免费，故人乐而往之。第三，尚未藉医传教。传教士行医，本是为了传教，但是当时格于清廷禁教严令，伯驾等人只是藉施医之时，了解中国社会情况，并未传教，所以，尚未引起反感。
还需指出的是，西医有效，在鸦片战争以前，不光为贩夫走卒、平民百姓所认识，某些高官硕彦也有同感。最典型的事例是林则徐找伯驾治病的事。林则徐本来患有疝气，1839年在广州时因劳累而复发。他听说伯驾医术不错，乃派人前往问诊。林则徐共问二事，一为有无救治鸦片烟瘾的良药，二为有无治疗疝气之药。伯驾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要亲见病人，以便对症下药。林则徐格于官场惯例，没有亲自前往，而是派了个替身，取了药和疝气带。于是，林钦差成了伯驾的第6565号病人。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表明，到1840年前后，西医的功效，已为广州人普遍认可。
综上所述，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三十多年间，西学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西学传播活动基地主要在南洋一带，以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为中心。
（二）所传西学内容量少而散。所出中文书刊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知识性读物。
（三）知识性读物中，含有世界地理、历史、经济、文化、风俗、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有一定启发作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贸易通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为其著者。
（四）所办中文期刊，奠定了日后传教士在中国所办大批中文期刊的基本样式，即在宗教宣传之外，兼及新闻、时事、科学等内容。《六合丛谈》、《教会新报》等，实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脉相承。
（五）传教士所办中文期刊，开始了新式标点在中文中使用的历史。
（六）石版印刷技术的引进，中文铅字活字的制造和使用，揭开了汉字印刷史上新的一页。
（七）教会学校所培养人才有限，但在中西刚刚交会之时，已能起点承乏作用。袁德辉之于林则徐，马儒翰之于英国谈判代表，均属“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
（八）英华书院等学校，奠定了日后教会学校的基本模式。这类学校由教会主办，但不强迫学生受洗入教。学校虽也传播教义，但以传播文化知识为主。日后在上海等地出现的中西书院、约翰书院，均属此一模式。
【注释】
〔1〕下文如不特加说明，所述基督教，均指新教。
〔2〕容三德（Yong Sam-Tak），籍贯不详，住在距广州不远的乡下，家有妻子和老母，因渴望学习英文，于1804年经伦敦一华人介绍，搭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赴伦敦，在伦敦近郊一青年学校学习英文。伦敦会获悉此情，认为容三德可能有助于伦敦会到中国布道事业，乃于1805年6月指派已内定赴中国的马礼逊与他联系。经磋商，容三德于同年10月8日搬到伦敦，与马礼逊同住，教马礼逊学习中文，并协助抄写中文《圣经》。由于两人性格不合，两人相处并不愉快，容三德于1806年2月拒绝继续协助马礼逊。经调解，容三德于同年9月勉强同意再教马礼逊。容三德在1807年10月回到广州。马礼逊到广州后，与容三德恢复了友谊，容三德多次给予马礼逊真诚而有力的帮助。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57～64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马礼逊夫人著，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4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米怜（1785—1822），苏格兰人，伦敦会传教士。幼年丧父，随母生活，做农活，学木匠，相当贫苦。1809年入伦敦会，被派往高斯坡神学院学习，与马礼逊为校友。1813年，奉派至澳门，协助马礼逊工作。鉴于清廷禁教，在大陆无法开展传教工作，旋转赴马六甲，办学、布道。1816年赴槟榔屿，创办印刷所，对南洋传教贡献甚大。晚年主要精力用于办理马六甲英华书院，任院长。1822年6月2日去世。他是马礼逊传教事业的主要助手，也是早期来华重要传教士之一。有中英文著作24种。
〔4〕麦都思（1796—1857），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796年4月29日出生于伦敦，青少年时代在伦敦教会学校接受教育，1816年离英东渡，翌年到达马六甲，协助米怜管理印刷所，其后在东南亚一带传教，几近二十年，1835年抵广州，并北游中国沿海地区，探悉风俗民情，散发传教书刊。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于当年12月偕雒魏林等人至上海定居，开设墨海书馆。1856年回英国述职、探亲，次年1月24日病逝英国。他是晚清西学东渐史上重要人物，有中、英、马来文著作九十余种。其子麦华陀后任英国驻上海领事。1904年伦敦会在上海设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以他命名，作为纪念。
〔5〕杨威廉，一作叶韩良，英国浸信会传教士，生于马来亚。因早年居住巴达维亚，得识麦都思，1828年成为麦都思的助理，常代麦管理东南亚一带传教工作，1843年起主管新加坡传教事业。1844年以后，在福建厦门一带传教。1854年迁居澳大利亚，在当地华侨中传教。有中文传教书籍3种。
〔6〕粦为仁（1807—1895），美国纽约人，美国浸信会传教士。1834年奉派至泰国传教，在由新加坡转泰国途中，遇海盗，差点丧命，遂留新加坡学习中文。以后往来于曼谷、澳门等地，1842年定居香港，设立潮州教堂，专向潮州人传教。1848年一度游历上海、宁波。1884年退休回美国。1895年8月13日病逝于加州圣地亚哥。有中英文著作9种，全属宗教读物。
〔7〕雅裨理（1804—1846），美国传教士，出生于新泽西州，祖籍荷兰。少年有志从医，青年时就读于教会学校，熟谙世界地理、历史。1829年10月，与裨治文奉派来华，是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1830年2月15日抵广州，一边在海员中传教，一边学习中文。不久转赴东南亚，在巴达维亚随麦都思、杨威廉学习中文。1833年赴英、法、德等国，为加强美国与欧洲教会的联系而奔走。1834年回美国讲学、休养，四年后再赴中国。1839年2月抵澳门，继续学习中文。1842年赴厦门传教。1844年与福建布政使徐继畬有交往，所学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对徐氏日后编写《瀛寰志略》很有助益。1845年回纽约，次年去世。有英文著作2种。
〔8〕郭实腊（1803—1851），一作郭士立、郭施拉等，德国人，青年时在柏林仁涅克教会学院读书，1823年到鹿特丹的荷兰传道会受训，1826年受派到东方传教，翌年1月抵巴达维亚，以后长期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他颇具语言才能，通晓中国官话、广东话、福建话，曾被东印度公司聘为翻译，多次游历中国沿海，到过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等地。1842年中英关于《南京条约》谈判中，他是英方翻译之一。为了传教方便，他用华名，着华装，讲华语，在泰国甚至被当地郭姓华侨认作郭氏宗祠族人。1851年死于香港。有英、德、日、中文著作七十余种。香港有“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系以他命名。
〔9〕裨治文（1801—1861），美国传教士，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大学毕业后进入神学院接受训练。1829年10月，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系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1830年2月抵澳门，旋入广州，随马礼逊学习中文。1832年在广州创办英文《中国丛报》，自任主笔，直至1847年。其间，曾作为翻译，于1844年，参加中美两国关于《望厦条约》的谈判。1847年受教会之派至上海，参加修改《圣经》译本，1852年完成。其后相继在南京、芜湖、厦门、福州、宁波等地活动。1857年被选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支会会长。1861年病死上海。有中英文著作11种。
〔10〕马儒翰（1814—1843），英国人，马礼逊次子，出生于澳门，少年时回英国接受教育，12岁到马六甲英华书院读书，三年后到广州，为英商当翻译，并参加《圣经》中译本修订工作。鸦片战争时期，多次作为英方翻译参加中英谈判。1843年病逝于澳门。有《英华行名录》等中英文著作3种。
〔11〕马歇曼（1768—1837），英国传教士，1799年赴加尔各答传教，1805年在一位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后来做过一些《圣经》汉译和介绍中国典籍的工作。他没有到过中国，但被西方传教士视为开辟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前驱之一。有中英文著作4种。
〔12〕柯大卫（？—1828），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曾就读于高斯坡神学院，与马礼逊为校友。1822年6月奉派抵达马六甲，适值马礼逊因事到马六甲，乃随马学习中文，旋任教于英华书院，任中文教习兼图书馆长，后任院长，1828年去世。有中英文著作11种。
〔13〕吉德（1799—1843），英国传教士，青年时在高斯坡神学院读书，与马礼逊为校友，并曾随马学习中文，1824年受派至马六甲传教，历任英华书院中文教习、院长，与柯大卫同事，亦曾随柯学习中文、福建话。晚年回英国，担任伦敦大学中国语言文字学教授。有中英文著作12种。
〔14〕戴尔（1804—1843），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青年时就读于剑桥大学，1827年到槟榔屿，1835年定居马六甲，管理伦敦会设在那里的印刷机构，并往来于槟榔屿、新加坡、香港、伦敦等地，从事教会活动。1843年死于澳门。有中英文著作5种。他在中文出版史上有一重要贡献，就是创造了中文活版铅字，代替以前的木刻雕版。
〔15〕十条设想对传教士在南洋活动具有指导意义，附录于此：“一、余等在中国之传教及印刷业，均受当局所限，即或个人居留尚属疑问，是以急需在中国邻近寻觅一属信基督教之欧洲政府统治之地区，设立华人宣教总部。二、俟米怜牧师之抵马六甲，拟向当地政府领用或购置一地段，以为传教之基地。三、拟尽速创办免费中文学校一所。四、拟在马六甲出版中文月刊。五、此总部之设立以为华人工作为主，至于其他事业，亦不摒弃。六、此总部以联合中国、马来亚及印度以东之宣教工作为宗旨，其名称乃包括各方之工作。七、如获专人负责，则从事中文、马来文及英文之印刷业务。八、拟出英文期刊，藉以促进印度各传道会之合作，并促进基督教互助互爱之实践。九、拟用华语举行礼拜仪式。十、兹因马礼逊现致力于《华英字典》之编撰，未克分身于《圣经》之翻译，部分《旧约》之译事，由其他同工代劳，以迄完成。”（Marshall Broomhall：Robert Morrison，A Master-Builder，84页，伦敦会，1924。译文见李志刚：《早期基督教士由澳迁港之事业及贡献》，载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7期。）
〔16〕关于中国益智会，张施娟《美国：大洋彼岸的奇异国度》有很细致的研究，见龚缨晏等：《西方人东来之后》，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17〕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34年12月，384页，转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8〕崔理时（Ira Tracy），美国传教士，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832年被美部会委任为牧师，次年6月奉派来华，10月26日抵达广州，旋至新加坡主持出版事业，历时6年，1841年因病退休。有中文著作2种。
〔19〕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34页。
〔20〕《〈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丙子年，卷首。
〔21〕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34页。
〔22〕《论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丙子年，20页。
〔23〕同上书，21页。
〔24〕《论亚默利加列国》，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卷七，道光元年。
〔25〕〔26〕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167页。
〔27〕《释疑篇》，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卷五，己卯年，24页。
〔28〕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159页。
〔29〕黄时鉴所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对《东西洋考》出版情况、内容有深入、细致研究，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
〔30〕《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各期封面题词不同。以癸巳年为例，八月题“皇天无亲，惟德是依”；九月题“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十月题“德者性之端也，艺者德之华也”。所题多为孔子语。
〔31〕《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六月，8页。
〔32〕参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十一月，294、296页。
〔3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甲午年五月，126页。
〔34〕参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戊戌年四月，354页。
〔35〕参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戊戌年三月，339页。
〔36〕《兰敦十咏》，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癸巳年十二月。
〔37〕Britton，Roswell S.：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23页。
〔3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92页。
〔39〕蔡武：《谈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二卷第4期，转见李志刚：《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73页，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
〔40〕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9~10页，马六甲，1819。
〔41〕同上书，17页。
〔42〕参见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43〕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4〕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有此书缩微胶卷，其封面题“道光十八年戊戌仲秋镌，古今万国纲鉴，新嘉坡坚夏书院”。
〔45〕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97~103页。
〔46〕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113~127页。
〔47〕关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这些年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包括李晓杰：《十九世纪早期在华传教士所描绘的美国：高理文及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尹文涓：《裨治文笔下的美国形象——从〈大美联邦志略〉的前后两个版本说起》，见《国际汉学》，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张施娟：《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张施娟：《美国：大洋彼岸的奇异国度》，见龚缨晏等：《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刘路生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标点、注释，刊载在《近代史研究资料》第92号，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48〕〔49〕参见张施娟：《美国：大洋彼岸的奇异国度》，见龚缨晏等：《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207页。
〔50〕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一，觅新土。
〔51〕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四，百姓自脱英国之制。
〔52〕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十三，国政一。
〔53〕裨治文：《重刻〈联邦志略〉叙》，见《联邦志略》，卷首，1861年木刻本。
〔54〕参见张施娟：《美国：大洋彼岸的奇异国度》，见龚缨晏等：《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254页。
〔55〕郭实腊：《贸易通志·商贾》，5页。
〔56〕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八三，12~13页。这段引文是魏源据《贸易通志》改写的，原文颇长，且不简洁。附录于下：“人心不安，有多还要更多。西洋各国虽伶俐不常，只知其五艺一半，所以自今以后，专务广其见识，知其甲板之驶其快不胜，然愿加速。设使甲板快走，但风息，虽扬帆曷迅航？只得随浪而浮也。故千思百想，徐风自动，不靠帆而走也。左思右想，徒费心力，愈久愈定，只看出无风无摇，势虽浩大不胜，力能陆地行舟，只不可跨海，辗转无道，毫无定见，束手无策。于是有人聪明慧智，明晰世物，日看火蒸腾天，快张难缩，设使力缩之，就加其能十倍，抱破瓷器，亦可以坏铁皿也，不可御其暴，如若煮骨而蒸不出，不期尽皆碎烂。倘熬物而盖壶，塞蒸不出，率然丢盖或皿破裂矣。既是如此，名士暗想，将用蒸之力，庶乎可动物也，遂包之以长铁筒，而插柄，上下张缩其蒸，靠蒸之力自动。还造铁机，彼此相连，往来得摇，加之以轮，就火速转也。查其本源，识其委曲，这等机能足动舟自然现出。其舟中放黄釜，内斟煮水，蒸入长铁筒，击轮快转，船驶如若摇橹，一点时走三十有余里，疾速如飞鸟，快意云奔，不顾风之顺逆，不论潮之涨退，常时进前，除碍开阻。川之急水，俗舟难冲，只火船容易溯流而上。水路甚远，经历日月，只乘火船速航，不期而到。如此远方互相连合，货物运来运去，天下丰盛，自然俾益靡已。亚默利加内地向来荒芜，人迹罕到，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蛮人游玩打猎，如今火船到地，民人开新方，人口日益月增，氓如云集。内地大兴，产物山积，运货多不胜，若问为何恁速旺相，答曰：蒙火船之往来，开通之路，客人与主人往来，故有此熙，所愿皆遂，嘉祥盛举矣。西方各国现今修文偃武，增设学校，以安民心，专务进前，广其艺而推其学。火舟结四海，彰风化如天成久道，鼓舞甄陶，昭文明而流教泽。纵然云山缥缈，不易传信，音问久疏，事情不成，但此火舟为驿船，东西容易交关往来，带书递函，令民知远国之情，而免烦累误事。比喻英吉利、五印度国遥隔千山万水，天涯迥隔，通信惟难，如今火船往来，三四五月间书启逼问，但如今不上五十日，任意相问相对。国家速于置邮而传命，商贾知远地之市价随便买卖，朋友在远信音问候不绝，公干私务皆利达。外国沾本民益，自远自近皆相视若兄弟也。”（《贸易通志》，卷三，32~33页）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郭实腊中文助手的中文表达是比较差的。
〔57〕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5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58〕《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画书》全文如下：
一、名称。本机构定名为英华书院，该名称于原始创设之计划，尤涵盖中学、小学及其他称谓之意义。
二、宗旨。本院之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二则举凡恒河外方各族，即中国、印支及中国东南诸藩属之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其就读于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语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之造就。本院各项课程之设计，均本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之原则，冀以达致有效影响为目的。
三、书院。1.书院开设一所广阔之中文图书馆，以及一所西欧文库，专集有关以上各民族之语言、历史、风俗之西书论著。2.聘任欧籍教习以中文教授欧洲学术，以及聘任本地华人教师。欧籍教习以基督教徒为限。3.书院供给部分学生之膳宿，其名额日后始行公布。惟自愿寄宿于市区，一如欧洲之情况者，则务须有自我照顾之能力。4.设有基金，以共本土清贫学生维持生活之需。5.欧籍学生必须授予中国语文，惟各生得按其意愿在宗教、文字、经济诸科上有所选择。6.本土学生必须以英国语文授以地理、历史、数学，及有关学术与科学之各项科目。如属时间许可，亦将授以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及马来文等。7.本教会总部设有英文及中文之印刷所，学习文科之学生，应多为利用。
四、入学资格。凡属欧洲、美洲各族而属教会教友者，携具得力荐函，保证其道德习惯及有关意见，均得申请入学。凡属欧洲大学允予游历奖助者、传教士、商行人员或附有领事介绍者，均得申请入学。凡属本土青年，或自费，或传道会资助，或私人资助，旨在接受英语教育者，此等青年则无须强制接受基督教之信仰，及强制对基督教之礼拜。惟校方举行各项公开性之演讲，则必须出席。
五、书院之续办。书院之续办时间，其后依实际情况处理。
六、经费。本院经费乃来自欧籍及本土学生之自费，或来自各方友好对学生之赞助，以及志愿者之捐献。
七、管理。本院行政及基金之管理，则由赞助人及受托人处理之。凡为英华书院之一般目的，或某部分计画捐赠两元以上者，均表谢意，并可径交马六甲米怜牧师、中国马礼逊牧师。
1818年10月
此计画书原载英文杂志《印支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1818年10月，译文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203～204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59〕宏富礼，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21年受派东来，1822年继米怜负责英华书院，1825年被委任为马六甲官方牧师，1829年返回英国。
〔60〕汤雅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1827年奉派至马六甲，往来于南洋各岛，进行传教活动。1828年后担任英华书院中文高班与英文高班教习，1832年出任院长。他对学校制度进行改革，取消学生领取薪给制度。1834年改任马六甲新成立的神学院“基督教万邦书院”院长，两年后辞职，到孟加拉等地传教。
〔61〕伊万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早年在英国剑桥、牛津等大学任教授，教古典文学、数学、希伯来文等专业，1834年奉派至马六甲，继汤雅各任英华书院院长。1840年返英，中途染霍乱，不治而死。
〔62〕理雅各（1815—1897），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生于苏格兰，1839年受派东来，翌年1月抵马六甲，同年担任英华书院第七任院长。1843年主持将英华书院迁至香港，继续担任院长。1845年回国休假，三年后再度来华，以后主要从事中国儒家经典的英译工作，成为早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19世纪60年代与避处香港的王韬过往甚密。1873年回国，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63〕关于英华书院教育方面的成就，谭树林有深入研究，见其所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198~216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
〔64〕《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凡13条，具体规定了协会的宗旨、董事会产生、权限、经费来源等，其“附则”三款，与马礼逊学堂直接有关，附录于下：
第一款、学生。1.不分年龄、性别，在中国内地或海外之青年，并获协会赞助人接受者，得申请入学，惟仍须由董事会核准。2.凡六岁、八岁或十岁之儿童，随时均表欢迎接受入学。3.凡属马六甲海峡、印度、欧洲、美洲为达成学习目的之儿童，如获协会董事核准，及家长、监护人之保证，乃得申请入学。4.如有需要，学生得从协会获得膳食、衣服、书籍、学费之供给，但不设赏金及奖金。倘捐款人另有书明或经协会通过者，则属例外。
第二款、教师。1.校长及教师从欧洲、美国征聘，如属协会同意，得为长期聘任。2.如有需要及有良好品格之教师，亦得聘任。
第三款、课本。1.本校课本旨在教导学生学习阅读、写作、数学、地理及其他科学，并以英语及华语教授，以期获得最佳效果。2.一如基督教国家之优良学校，藉教师之教导及帮助，各学生必须完成《圣经》课程，惟其接受之教义信仰，实非作为学生资格认可之证明。3.凡属教育协会之书籍，乃为建立一公共图书馆，其名称为“马礼逊教育协会图书馆”。4.该图书馆由董事会直接管理，对于外籍居民及来宾，于使用尤有限制，为使图书获得良好保管。故图书馆实非绝对公开。在使用图书馆之外籍居民，亦应承担部分经费。5.图书馆之管理规则，乃由董事会制定，其后出版图书目录，凡准予使用协会图书馆者，即获手抄副本一份。
《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原载《中国丛报》第5卷，377页，译文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217页。
〔65〕布朗（1810—1880），美国长老会传教士，22岁毕业于耶鲁大学，入哥伦比亚神学院和纽约联合神学院进修神学。1839年由耶鲁大学推荐，应马礼逊教育协会之邀到澳门担任马礼逊学堂校长。1847年携容闳等三名中国学生回美国，并协助容闳进入耶鲁大学。1880年病逝。
〔66〕Chinese Repository，1841年10月，564页，译文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96页。
〔67〕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98页。
〔68〕《澳门新闻纸》，18400711，转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242页。
〔69〕伯驾（1804—1889），美国传教士，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在本地小学读书，青年时先后就读于戴斯学校与阿姆斯特学院，1830年考入耶鲁大学，因成绩优异，直接插入四年级，翌年毕业。因有志海外传教，复入耶鲁大学神学院，接受神学和医学训练，1834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受派来华，10月26日抵广州，旋赴新加坡。1835年重返广州，在十三行内开设新豆栏医局，为人治疗眼病等多种疾病，成为来华第一个藉医传教的传教士。1828年，中华医药传道会成立，任副会长。1840年7月，致信负责禁烟事务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建议中国接受英国所提的一些要求，避免战争。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医局关闭，他返回纽约，向美国政府汇报有关中国局势问题。1841年3月，与韦斯特小姐结婚。随后，受美国政府派遣，赴英国、法国，了解各国对中国战事的看法。归国后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1842年11月再到广州，重开医局。1844年，任美国驻华代办。1855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委员。1857年回国。1889年1月10日在华盛顿去世。有英文著作3种。
〔70〕《澳门新闻纸》，18400711，转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242页。
〔71〕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36页。
〔72〕第一册出版于1821年，第二册出版于1828年，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