埭尼国，又名低纳马尔加，粤人谓之黄旗，东西北三面，都界巴德海，南界利曼诸小国，百姓约有二百万，都城在国东一海岛内，地名可本海硁（哥本哈根）。城内民十二万，统属耶稣教。国内有书院，土地膏腴，平坦无山，土产五谷牛奶饼等物。所属大西洋，有一大岛，名爱撒伦，有火山，节次出火，不时地震，旁有温泉，逆流而上，约高二十丈。人民业渔，取海犬皮为衣。〔31〕
《地球图说》是西人言西事的地理著作，准确性较高，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初刊本凡34处。此书后来传入日本后，被许多学校选用为世界地理教科书。〔32〕
《天文问答》，1849年出版，凡36页。编者哈巴安德（1818—1894）为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地点主要在广州，此书在宁波出版，主要因为19世纪40年代后期，宁波已成为美国长老会在华出版中心。《天文问答》取问答体，分22回，每回包括一二十个问题。其回目是：一、论地之形如何；二、论画分地球图；三、论地是圆的凭据及地是一行星；四、论天空所现的物；五、论月盈亏、发光及月蚀的缘故；六、论日蚀并昼夜缘故；七、论算年月；八、论日有益七色天虹现出的缘故；九、论日有益使雨落及河源的缘故；十、论云及露水何为而有；十一、论日能致风起的缘故；十二、论风有大益于人；十三、总论日之大益；十四、论七行星；十五、论月、彗星、恒星并天河；十六、论日有吸引的力量；十七、论地有吸引的力量；十八、论物体有相引粘合的力量；十九、论相引粘合的力量有大小；二十、论物有六样本性；二一、亦论物之本性；二二、论博物有益于人。
从具体内容看，《天文问答》不但介绍了当时西方天文学普通常识，而且介绍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地理学、物理学范围的内容。此书与前面述及的合信的《天文略论》一样，都是鸦片战争以后，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所述关于宇宙结构学说、万有引力理论、日蚀月蚀缘由、风雨成因、彗星知识，等等，不但对中国知识界，而且对一般社会，均有一定启蒙意义。书种所述物质六样本性，即，一、物不能相容纳；二、物有其本体；三、物有模样；四、物有能被分开性；五、物不能自动；六、物有相引的力量。这便把物质的基本属性都说到了。
《天文问答》语言浅近，举例通俗，是普及科学知识的上乘读物。比如，在阐述“物不能相容纳”性质时，书中这样写道：
问曰：物之第一样本性是甚么？
答曰：不能相容纳。
问曰：如此以针刺纳在纸，有纸在针刺的所在么？
答曰：无。纸有开缝，被入的针所在。
问曰：做甚么针、纸二件不能同在一所么？
答曰：因为纸针二件有不能相容纳的本性，所以，有纸处不能有针，有针处不能有纸。
随后，书中又举了钉与树、石与水、玻璃罐内空气与水不能相容纳的例子，最后加以总结：“这不能相容纳的本性，各物俱是如此，则不拘何物，随在何处放的，倘若其物不离其所原放之位后，虽有别物不能容纳。”〔33〕这样，有例证，有归纳，明白易懂。
宁波出版的历史书籍有两种，一是《古今万国纲鉴》，1850年出版，总共266页。这是一本世界历史书，郭实腊编，系在其1838年新加坡所出原书基础上修订而成。另一本名《万国纲鉴》，麦嘉缔编，1850年出版，132页，系据郭实腊书改写。经济书一种，《生意公平聚益法》，据米怜1818年马六甲所出原书修订而成。综合性科学书籍一种，《博物通书》，玛高温著，1851年出版，凡31双页。书前有玛高温医治鸦片烟瘾的广告：
西医玛高温，寓浙江宁波府城北门外爱华堂，讲道劝人，施药治病，最恶鸦片害人，即中国所禁者。有人真心求解，可来本堂疗治。〔34〕
书分三个部分，开头4页是《三言真诠》，用中国儒家经典附会基督教义。最后7页是历书。当中是书的主体，主要介绍电报知识，包括电的性质、发现、试验，电报通信的原理和方法，有插图44幅。书中将电报通信译为“电气通标”。玛高温在序言中说：“西洋新法，凡通信移文，虽数千里一刻可至，此宝贵之要法也。无论国政民事，皆所必需。”这是最早向中国系统介绍电报知识的书。
语言学书籍一种，《宁波土话初学》，1857年出版，凡92页。编者蓝亨利（1825—1863），美国传教士，出生于新泽西州，1848年奉派来华，翌年2月抵香港，8月抵宁波，进行传教活动。其最大特点是用宁波方言翻译、编写宗教读物，如《福音真谛》、《赞美诗》等。他于1863年移居登州，同年死在那里。所编《宁波土话初学》，以中国地理、历史等内容为主干，用宁波方言写成，用罗马字母注音，大概是为了来华传教士学习宁波方言、了解宁波风土人情而作。
玛高温的《航海金针》与《博物通书》曾传入日本。《航海金针》有1857年日文刊刻印行本。日本著名学者羽仓简堂（1790—1862）有对此二书的读后感：“余向恶洋学，甚于蛇蝎。近读独乙学士玛高温所翻译《航海金针》，骇其文章简洁而悉其意。又读《博物通书》，倍知西人学植深厚，非华人所及。”〔35〕
传教士在宁波所出关于道德、风俗方面的书籍，如《赌博明论略讲》、《鸦片六戒》、《清明祭扫坟墓论》等，多为早期在南洋一带出版物旧籍重印，无足多者。所出杂志名《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1854年5月创刊，初为半月刊，每期4页，1856年起改为月刊，宣称以“广见闻、寓劝戒”为宗旨，内容有新闻、宗教、科学和文学等。创办人为玛高温。1858年玛高温离开以后，改由应思理接办。应思理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6年奉派来华，第二年1月1日到达宁波。1861年回国，三年后再度来华，主要在上海一带传教。他在宁波负责《中外新报》的时间为1859年到1860年。
四、上海：墨海书馆
在最早开放的五口中，上海地处最北面，是开埠最早，也是日后受西学影响最深的城市。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同年在上海登记居住的外国人已有26名。第二年，设在上海的外国商行已达11家，外国人达50名。以后更迅速增加，到1860年，单英、美租界，已有外国人569名。
传教士是来沪最早的外国人。还在1831年，那个游历过中国沿海许多城市的郭实腊，已来过上海。上海的地理风貌与商业情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32年，郭实腊作为译员与助手，陪同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林赛，乘船来到上海，要求与上海建立商业贸易关系。上海道台在回禀中径称这些西方人为“夷人”，引起郭实腊的不满。他引经据典，说明称英为夷是凌辱英国。经往复辩诘，郭实腊等只好离去。这场不大不小的争辩，正如日后中西在外交礼仪上的许多纷争一样，是中西两个不同民族、两大不同文化初次会面时发生的必然碰撞。
开埠以后，最早来沪的传教士是麦都思和雒魏林。二人都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都是对上海西学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人。
麦都思在南洋一带活动了二十几年，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决定把活动重点移往上海。1843年8月至9月，他在香港参加了关于《圣经》中译问题的传教士会议，然后取道北上，在舟山与雒魏林会合，同赴上海。同年12月中旬抵达上海。12月23日，他们在上海县城东门外，租赁民屋，居住下来，并将巴达维亚印刷所迁到上海，定名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第二年便开始出书。
雒魏林（1811—1896），1811年10月3日出生于英国利物浦，早年在都柏林和伦敦两家医院习医，1833年通过专业考试，翌年毕业，在利物浦行医。后来，他作为传教医师，被伦敦会派往中国。1838年7月31日，他与因事回国的麦都思一起，买棹东渡，11月中旬抵巴达维亚。1839年1月到广州，转澳门，负责原由伯驾医生在那里开设的一家医院。以后一度居留广州，学习中文。鸦片战争爆发后，转赴巴达维亚，协助麦都思工作。浙江舟山岛上的定海被英军强占后，雒魏林于1840年8月底到达定海，9月13日在那里开了一家医院，为当地人施医赠药。1841年2月英军撤出舟山，雒亦随之离开，南下澳门，在那里与伯琪斯结婚。《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他迁居香港，设一医院。1843年6月13日，携妻再抵舟山，重开医院。年底陪麦都思赴上海。他向伦敦会建议，上海地位重于定海，拟将医院由定海迁往上海。意见获得批准。1844年1月，他返回舟山，关闭医院，接妻赴沪。据说，他的妻子是居住在上海的第一个西方妇女。2月中旬，他在上海开设了医院。医院初设县城南门附近一所民房，后移址北门外，这便是著名的仁济医院。
继麦都思、雒魏林之后，文惠廉、伟烈亚力、美魏茶、艾约瑟、合信、施敦力约翰、叔未士、贾本德、慕维廉、高第丕、哥伯播义、杨格非……一大批欧美传教士络绎而来。他们在上海设教堂，开医院，办学校，出报刊。上海逐渐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中心和西学传播中心。
上海在开埠以后，1860年以前，在西学传播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墨海书馆。馆址初设上海县城东门外麦都思寓所，系租赁民房，二层楼，楼上居住，楼下印书，年租金250元。1846年1月（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麦都思在英租界山东路租得原业户徐彩章等地基，面积13.31亩，起房造屋。其年租为永定轻租，每亩每年1500文，共计19546文。〔36〕其地后被称为麦家圈。新址与伦敦会所设仁济医院为邻，为欧式建筑，长63英尺，宽22英尺，砖木结构，两层楼，门朝南，有走廊〔37〕，竹篱花架，菊圃兰畦，有野外风趣。麦都思等于1846年8月迁入新址。
书馆印刷设备由麦都思从新加坡经香港、舟山运到上海，因在舟山遇大水浸泡，机器、活字凌乱不堪，经麦都思与其荷兰籍助手费罗柏（William Veloberg）、华裔助手邱添生整理三个月，方才安排妥当，1844年夏开印。〔38〕所用中文活字，来源有三，一为伦敦会传教士戴尔在南洋铸造，二为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委托印度浸信会印刷所铸造，三为在德国柏林铸造，每种字数有限，三者合起来仍缺字很多，不敷印书需要，麦都思乃雇工赶刻约六千个大活字、二万五千个小活字。到1847年，书馆已有小活字十万个，包含一万五千个不同的字，印书已可应付裕如。1850年，停止自刻活字，改向香港英华书院订购。印刷机为传统欧式，靠手工操作，第一年印71万余页，第二年印222万余页，第三年增加到263万余页。为满足激增的印刷需要，书馆向伦敦会申请购买了一部新式滚筒印刷机，新机器于1847年8月到沪。〔39〕
滚筒印刷机在欧洲原以蒸汽或人力运转，书馆改以公牛绕圈拉动转盘，连接轴承带动印刷机。其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拉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其最初半年的印刷量，便达到338万余页，超过以前全年产量。字用活板，以铅浇制。墨用明胶、煤油合搅煎成。印床两头有墨槽，以铁轴转之，运墨于平板，旁则联以数墨轴，相间排列，又揩平板之墨，运于字板。上海文人以诗咏之：“车翻墨海转轮圜，百种奇编宇内传。怔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40〕
墨海书馆出版业务在1860年以后趋于萎缩〔41〕，其原因有三：一是早期中坚人物麦都思在1856年回国探亲，翌年去世，使书馆业务遭受沉重打击。二是书馆另一重要人物伟烈亚力在1860年离职他去。三是美国长老会的美华书馆自1860年从宁波迁来上海，其设备精良，技术先进，明显优于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在苦撑一段时间以后，到同治四年底，将所有印刷机器设备、活字以及房屋出售，出版业务全面结束。〔42〕
麦都思是墨海书馆首任监督，也是主要撰稿人。开头三年，即1844年至1847年，书馆共出版书籍17种，其中16种是他编写的。墨海书馆前三年工作，简直可以说就是麦都思一个人的工作。1846年底到1848年，有一批传教士从各地来到上海，至少有11名与墨海书馆发生程度不同的联系。其中，美魏茶〔43〕、施敦力约翰、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都与麦都思同属伦敦会，这批人成了麦的有力助手。美魏茶是麦都思在南洋时的老同事米怜的儿子，来沪以后，除了撰写宗教宣传品由墨海书馆出版，主要精力用于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施敦力约翰在华活动地先前主要是厦门，1847年5月来沪以后，主要精力放在《圣经》翻译方面，1851年《旧约全书》翻译结束以后，他主要协助麦氏工作。1853年仍回厦门。伟烈亚力于1847年8月26日抵达上海〔44〕，是伦敦会专门派来协助管理墨海书馆的。在其后几年中，他不但协助麦都思出版《圣经》，而且与中国学者李善兰等一起，翻译出版了诸如《续几何原本》、《谈天》等一批科学著作，是墨海书馆传播西方科学的关键人物。他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中介绍西学最多的人物之一，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45〕慕维廉与伟烈亚力同时到达上海〔46〕，是伦敦会在上海时间最长、作品最多的人物。他在华首尾53年，截至1864年，已出版中文读物39种、英文读物3种。其中绝大部分是宗教宣传品，也有大部头学术著作。《地理全志》、《大英国志》都是各有三百多页、在中国知识界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他来沪以后，似乎没有参加麦都思等人所从事的《圣经》翻译工作。艾约瑟是1848年9月2日到达上海的〔47〕，先是协助麦都思编些宗教宣传品，并管理图书，1856年麦氏离任回国后，他继任墨海书馆监理。观其在墨海书馆所出书籍，既有《释教正谬》、《耶稣教略》一类纯宗教读物，也有《重学》这样大部头科学译著。1860年起，他移居北方，后来又以海关译员身份重回上海。
墨海书馆的翻译人员，除了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西方传教士，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诸如王昌桂、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等。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与西人合译西书，西人讲出大意，他们笔录、润色。
对于墨海书馆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湖南学者郭嵩焘曾有具体记述。郭氏于1856年3月15日（咸丰六年二月初九）过访墨海书馆。其日记写道：
次至墨海书馆。有麦都事者，西洋传教人也，自号墨海老人。所居前为礼拜祠，后厅置书甚多。东西窗下各设一球，右为天球，左为地球。麦君著书甚勤。其间相与校订者，一为海盐李任叔，一为苏州王兰卿。李君淹博，习勾股之学。王君语言豪迈，亦方雅士也。为觅《数学启蒙》一书，为伟烈亚力所撰。伟君状貌无他奇，而专工数学。又有艾君，学问尤粹然，麦都事所请管理书籍者也。外赠《遐迩贯珍》数部，前格物理一二事，而后录中外各处抄报，即所谓新闻报也。王君挈眷寓此，所居室联云：“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帘对孟光”。亦有意致。询其所事，则每日出坐书厅一二时，彼所著书，不甚谙习文理，为之疏通句法而已。〔48〕
墨海书馆出版品也有少量英文，多是最初几年麦都思所著，包括《中文会话》（Chinese Dialogues）、《英文与中文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等。所出中文读物共210种，其中绝大多数是宗教宣传品，包括《圣经》和传教小册子，非宗教知识读物共33种，涉及天文、地理、植物学、数学、物理、医学等方面。开头几年，所出版书籍全为宗教方面，主要作者是麦都思，1852年以后，因《圣经》翻译告一段落，伟烈亚力等人才开始出版一些含有科学知识的中文读物。编译科学知识书刊的，主要是伟烈亚力、合信、慕维廉与艾约瑟等人。
下面，就书馆所出科学书刊作一介绍。
数学方面有《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四部书都是伟烈亚力主译的。
《数学启蒙》，1853年出版，2卷，凡127页。书前有伟烈亚力所写序言，内云：
余自西土远来中国，以传耶稣之道为本，余则兼习艺能。爰述一书，曰《数学启蒙》，凡二卷，举以授塾中学徒。由浅及深，则其知之也易。譬诸小儿，始而匍匐，继而扶墙，后乃能疾走。兹书之成，故教之匍匐耳。若能疾走，则有代数、微分诸书在，余将续梓之。
序言表明，伟烈亚力是想由浅入深、有计划地将西方数学介绍到中国。《数学启蒙》介绍的是初等数学知识。第一卷述数目、加法、减法、乘法、除法、通分、约分、小数的加减乘除、循环小数；第二卷述比例、乘方、开平方、开立方、对数、对数表，以及这些算法的简捷方法。第一卷内容，在康熙时所编的《数理精蕴》中多已述及，第二卷内容则多为《数理精蕴》所未载。书中尚未将阿拉伯数码1、2、3……之类直接用于算式，而是沿用中国正字，即一、二、三……。书中尚未将＋、－、×、÷等运算符号引入，其运算竖式只有通过结果才能看出属何种运算。例如，其加法之一题为：设如有数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五与六千七百八十九相加，所列竖式为：
其减法之一题为：设如有数五万六千七百八十九，内减四万三千六百四十二，所列竖式为：
如果不从结果推测，人们根本无法看出所列竖式是加法还是减法。乘法、除法亦无×、÷符号。先举乘法一例：设如有二十四，以三十六乘之，问共得几何？所列竖式为：
这已近于今天习见的方式。除法则明显不同于今制。他以被除数置于最下，上划一横线，除数列于其上。例如，有数三十四万五千六百七十八，作二分之，问每分若干。所列竖式为：
看上去，好像是乘法竖式颠倒一下，其实不然。在乘法竖式中，乘数末位与被乘数末位对齐；在除法竖式中，除数首位与被除数首位对齐。〔49〕这种格式，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困惑，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此书被认为是学习数学的最好入门书，梁启超称赞它“极便初学”〔50〕。王韬自述，1860年，他想了解西方数学，曾向龚孝拱借阅此书，作为“入门阶梯”〔51〕。此书出版后，被许多学校采为教科书，湖南有翻刻本，上海书商将其缩印，易名《西算入门》。
《续几何原本》，1857年出版，凡401页，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9卷。前6卷由利玛窦与徐光启在明末译出，故此书以“续”名之。此书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作据英译本译出。李善兰述此书翻译经过：
岁壬子（1852）来上海，与西士伟烈亚力约，续徐、利二公未完之业。伟烈君无书不览，尤精天算，且熟习华言，遂以六月朔为始，日译一题。中间因应试、避兵诸役，屡作屡辍，凡历四寒暑始卒业。〔52〕
此书译出以后，由松江人韩应陛出资木刻印行〔53〕，尚未印毕，遇太平军与清军打仗，雕版毁于兵燹。李善兰面见两江总督曾国藩，极言此书学术价值，谓“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54〕。曾国藩于是取前6卷与后9卷并为一体，重校付梓。时为1865年。说来不无感慨，这部古希腊数学名著，经中外协力，官儒合作，历二百五十年，才得以完整传入中国。
《几何原本》全译本问世以后，自然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欢迎与好评。王韬得书以后，连夜展阅，并持赠友人，予以推荐。他对于续译此书的伟、李二人，给予很高的评价：
几何之学，素重于泰西。自利玛窦入中国，与徐文定公译成此书，其学乃大明。然原书十有四卷，有未全之憾。定九梅氏谓精奥处皆在后八卷，前数卷略被轨法耳。匿其所长而不以告人，犹有管而无钥也。今西士伟烈与海宁李君，不惮其难而续成之，功当不在徐、利下。〔55〕
《代数学》，1859出版，凡208页，分13卷，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原书系英国数学家棣么甘（1806—1871）所著，名《代数初步》，1835年出版。内容关于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级数和对数的应用等初等代数问题。译本按照中国的数学传统和用语，将西方的运算符号加以改变，比如“＋”、“－”号用“⊥”、“⊥”代替；X、Y等变量符号用“天”、“地”等代替；已知数符号a、b用甲、乙代替；阿拉伯数字1、2、3……仍用中文一、二、三……表示。译本将西方有些运算符号也未加转换地直接引入，如×、÷、＝、√、∵、∴、∞等等。《代数学》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虚数，认为 这类数，无解，但可为记号。
《代微积拾级》，1859年出版，凡298页，由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原书为美国数学家罗密士（1811—1889）所撰，名《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初步》，1850年出版，分18卷，一至九卷述代数、几何，十至十六卷述微分学，十七、十八卷述积分学。译著所以取名《代微积拾级》，李善兰在序言中解释道：“是书先代数，次微分，次积分，由易而难，若阶级之易升。译既竣，即名之曰《代微积拾级》。”这是近代输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据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对此书很感兴趣。一位访问过洪仁玕的传教士记载：在干王府的所有书籍中，洪仁玕“最感兴趣的是伟烈亚力翻译的那本微积分”〔56〕。梁启超对此书的评价只用两个字：“难读”〔57〕。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在翻译此书时，创立了许多译名，如系数、函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微分、积分等，被中国数学界一直沿用下来。
物理学方面，有两部译作，《重学浅说》与《重学》。
《重学浅说》，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1858年出版，凡14页，所据译本是一本英文的普通力学。首述“重学原始”，介绍力学之由来，力学的分类，诸如动力学、静力学、流体力学、气体力学等，然后依次介绍重学总论、杠杆、轮轴、滑车、斜面、劈、螺旋，最后总论重学之理，说明重学与地球、重学与摄力（今称引力）的关系，研究和掌握重学原理的意义。书中写道：
王韬译编西书六种
重学力所包甚广。重由地心而发，凡体皆含摄力，体大而质密者则摄力大而重，体小而质松者则摄力小而轻。地球较地面各物，大至无比，故地面所有之体，皆为地球所摄。虽地面诸物皆有轻重，而地球摄各物之方向恒向地心，故谓重由地心而发也。凡行星之绕日及自转，水与风之动法，皆合重学力之理，而人之造作，亦归重学。凡以力加于实体，乃重学力也。日用之器皆然。人当尽心考察重学之理，此理日明则日精日神妙。若不明重学理，则器必不能精，且用之多危险。〔58〕
这是近代中国译介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力学的专书，许多内容在西学传播史上有重要价值。书中述及了西方力学史上大部分重要科学家及其学说，诸如古希腊著名物理学家亚奇默德（今译阿基米得），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离略（今译伽利略），研究两物相撞之理的英国科学家瓦利斯，研究时钟摆线之理的荷兰科学家海根斯，研究虹吸问题的意大利科学家多利遮里，奠定古典力学基础的著名科学家奈端（今译牛顿），蒸汽机发明者、英国科学家瓦得（今译瓦特），等等。此书在西方力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时人评价它“意简词明，最便省览”〔59〕。1890年，王韬将其重刊，收入《西学辑存六种》。
《重学》，1859年出版，226页，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原书为英国胡威立（1795—1866）所著，内容包括刚体力学、流体力学、动力和运动学等。所译为原书部分内容。李善兰翻译此书与翻译《几何原本》同时进行，“朝译几何，暮译重学，阅二年，同卒业”〔60〕。此书大约在1855年译毕，先在松江木刻出版，尚未印出，房屋被焚。后又重新制版印出。这是近代介绍进中国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西方力学著作，被学术界认为“深切著明，实为善本”〔61〕。出版后，南京在1865年重刻，坊间有多种翻印本。
天文学方面，最著名的是《谈天》。在介绍此书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关于日蚀推算的读物，《咸丰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日蚀单》。咸丰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合西历1852年12月11日，是日日蚀。在此之前，在华的一名叫夏德卫的船长对北京、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香港等处日蚀情况进行推算，结果最早公布在1852年12月4日的《北华捷报》上。艾约瑟据此译出刊行。日蚀单为一大张，刻有各地日蚀的不同形状。此图玛高温在宁波也译介过，名曰《日食图说》。
《谈天》，1859年出版，凡18卷，361页，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原书直译为《天文学纲要》，系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1792—1871）的名著，所译为原书1851年版。书前有伟烈亚力、李善兰分别写的序言，有侯失勒画像和传略。各卷名称依次为论地、命名、测量之理、地学、天图、日躔、月离、动理、诸行星、诸月、彗星、摄动、椭圆诸根之变、逐时经纬度之差、恒星、恒星新理、星林、历法。书中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都有所述及。此书是继1849年《天文略论》、《天文问答》之后，传入中国的第三部天文学著作，其中多数问题，在前二书中均已有所述及，诸如太阳系、万有引力、彗星等，有些译名不同，如恒星在《天文略论》中作“经星”，吸引力在《天文问答》中作“相引粘合力”。许多论著称《谈天》是近代第一次将西方天文学知识介绍进中国，并不确切。但是，《谈天》之于《天文问答》，一如大家闺秀之于小家碧玉。《谈天》是自成系统的学术著作，它对于那些已粗知西学、又想深入钻研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其作用远非一般普及读物所能替代。
李善兰译作《谈天》
译者伟烈亚力与李善兰，书前各有一篇序言，写于“咸丰己未”即1859年。两位学者，分属东西，虽同译一书，共序一书，但关注目标明显不同。伟烈亚力以其对西方文化的系统了解，如数家珍地介绍西方天文学说从古到今的变化轨迹，从托勒密地心体系，到第谷学说，再到哥白尼日心体系：
昔多禄某（按今译托勒密）谓地居中心，外包诸天，层层硬壳。传其学者，又创本轮、均轮诸象，法綦繁矣。后代测天之器益精，得数益密，往往与多氏说不合。歌白尼乃更创新法，谓太阳居中心，地与诸行星绕之，第谷虽讥其非，然恒得确证，人多信之。至刻白尔（按今译开普勒）推得三例，而歌氏之说始为定论。然刻氏仅言其当然，至柰端（按今译牛顿）更推其所以然，而其说益不可摇矣。
伟氏也略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说的主要流派，即浑天说、盖改说、宣夜说，然后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准确地指出，中国天文学“测器未精，得数不密，此其缺陷也”。这一见解，正是日后中国科技史家所公认的。
众所周知，西方天文学的发展，从托勒密地心体系，到哥白尼日心体系，充满了科学与神学的斗争，伽利略曾因此受审被罚。一部西方天文学不断发展的历史，便是科学不断战胜神学的历史。作为传教士的伟烈亚力，在介绍了哥白尼、开普勒、牛顿之后，非常机灵地笔锋一转，指出，宇宙如此之大，如此有序，奥妙无穷，追根究底，都是“造物主”即上帝的安排：
夫造物主之全智巨力，大至无外，罔不莅临，罔不鉴察。故人虽至微，无时不蒙其恩泽。试观地球上万物莫不备具，人生其间，渴饮饥食，夏葛冬裘，何者非造物主之所赐！窃意一切行星，亦必万物备具，生其间者，休养乐利，如我地上。造物主大仁大慈，必当如是也。……余与李君，同译是书，欲令人知造物主之大能，尤欲令人远察天空，因之近察己躬，谨谨焉修身事天，无失秉彝，以上达宏恩，则善矣。
言科学而不忘宗教，这是传教士的本色体现。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宗教宣传的口径与方式，是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继续发展的张力所在。
李善兰像
李善兰在序言中，要言不烦地介绍了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说明行星轨道为椭圆而非平圆、万有引力等学说的科学性，体现了他渊博的西学素养。他还有针对性地批评了一些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科学不加考究、妄加议论的态度。哥白尼学说自明末清初陆续传入，西人蒋友仁在乾隆年间明晰而准确地予以介绍。但是，中国士大夫听之者众，信之者少，有的人毫无根据地加以攻击和嘲讽。一代名儒阮元为其典型。他在为《畴人传》作序时说，哥白尼的地动说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李善兰在序言中，未指名地列举了阮元的谬说，对阮的固执、无知的态度，予以严肃而有力的批驳，指出这些人是“未尝精心考察，而拘牵经义，妄生议论，甚无谓也”。阮元是乾隆年间名儒，是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官僚，位至体仁阁大学士，李善兰敢于严厉批评这位大儒名宦，且批评时距阮元去世刚刚十年，这体现了作为科学家的李善兰只信真理、不信权威的执著精神，也折射出西学输入以后对中学冲击的激烈程度。
《谈天》出版15年后，1874年，徐建寅又将到1871年为止的西方天文学最新成就补充进去，由江南制造局增订出版。
《谈天》在晚清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梁启超称此书“最精善”，认为人日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因此对《谈天》这样的书“不可不急读”。他认为此书博大精深，译笔雅洁，“亦群书中所罕见也”〔62〕。作为译者，李善兰本人对《谈天》之译，极为自负。他说：“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梅定九恐将瞠乎后矣。”〔63〕
地理、历史方面，有两部著作，《地理全志》和《大英国志》。二书都是慕维廉所撰。
《地理全志》，1853年到1854年出版，凡365页，2卷。上卷分5册，主要为政治地理，资料取自澳门出版的《地理备览》、徐继畬《瀛寰志略》和米勒尔的英文著作《地理全志》（Milner's Universal Geography）；下卷分15册，主要为地貌地理和历史地理，取材于孙默维女士的《地文学》（Mrs Somerville's Physical Geography）、米勒尔的《地文图册》（Milner's Physical Atlas）和雷达的《地质天文学大纲》（Reid's Outlines of Geology and Astronomy）。具体内容有地球形势大率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地震火山论、平原论、海洋论等，有些内容曾在《六合丛谈》上刊载过。此书后来曾由美华书馆重印。
在介绍世界各国形势时，《地理全志》较之他书，有一明显的特点，即述沿革比较简略，述风土民情较为详细。比如，书中介绍法国民情：
居民性情无常，习俗豪侠，好勇喜斗，以致政事纷更，互相攻击。终日歌舞无戚容，男女贵贱衣裳艳丽，虽一掷千缗，亦罔所惜。农勤开垦，颇有法式，技艺精巧，工于制器，火轮车船，时辰表，自鸣钟，岁造不可胜数。士勤学问，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然所著书籍，半类小说，坏人心术。
再如，介绍英国民情：
民性醇良，好礼义，崇俭让，男体健壮，女多殊色，肤洁衣整，室庐峻广。楼有数层，上盖以瓦，内外俱以粉垩，或饰以花纸。地布氍毹，不染纤尘。玻璃为窗，明净无比。窗垂帷帐，入室殊觉美丽。男女往来，收贞不乱。娶聘自择少艾，性情相投，然后禀父母，结为姻娅。
《地理全志》出版以后，很快传入日本，1858年就有训点翻译本，由爽快楼出版，分上下编，凡10册。书前有盐谷宕阴序言，他将此书与《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进行比较，认为《海国图志》失于杂，《瀛寰志略》未能悉于方舆，此书则“足以瞭五洲之大势，则讲地理者，安得不以此为捷径焉哉！”〔64〕
《大英国志》，分8卷，慕维廉翻译，寓居上海的宝山人蒋敦复润色，墨海书馆1856年出版。原书为英国学者托马斯·米纳尔所著。第一卷至第七卷详述英国历史，从开国记原、英降罗马，直到维多利亚王朝；第八卷介绍英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概况，包括政治制度、刑法、教会、财赋、学校、军事、农商、地理，等等。慕维廉在所撰“例言”中，特别介绍了当时还不太为中国人所知的世界各国政体情况：
天下万国，政分三等：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有国者西语曰恩伯腊（译即中国皇帝之号），如中国、俄罗斯及今法兰西等国是也；以王者与民所选择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有国者西语曰京（即王，与皇帝有别），泰西诸国皆有之，而英则历代相承，俱从此号；又有无帝无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西语曰伯勒西敦（译即为首者之称），如今之合众部是也。〔65〕
植物学方面有一本书，名称便是《植物学》，1859年出版，凡101页，插图约二百幅。此书共8卷，前7卷由韦廉臣、李善兰合译，第8卷因韦廉臣回国，改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原书为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1799—1865）所著《植物学基础》。卷一为总论，述植物研究意义、植物与动物异同、植物的地理分布；卷二“论内体”，述植物组织结构；卷三至卷六“论外体”，述植物根、茎、叶、花、果实等器官的构造及其生理功能；卷七、卷八述植物分类方法。自然科学史专家认为，此书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植物学知识。具体地说，它介绍了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植物体组织结构，诸如细胞结构，根、茎、花、叶、果组织结构；介绍了近代在实验观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关植物体各器官的生理功能的理论，诸如茎的功能是支持和运输，叶的气孔功能、光合作用功能；介绍了以植物体形态构造特点为依据的近代植物分类方法，根据有花、无花，将植物分为有花植物和无花植物，根据植物生长方式将植物分为外长类、内长类、上长类、通长类和寄生类五大项；介绍了地球上不同纬度的植物分布情况。〔66〕此书的译介，对中国近代植物学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科专用名词由此确立，如“植物学”、“科”等。
中国古代也有对植物的研究，《本草纲目》等为其著者，但那主要以识别植物种类、明其实用价值为宗旨，属实用性质范畴，与近代意义上的普通植物学差别很大。普通植物学是文艺复兴以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显微镜的发明和使用，对植物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植物学界认为，自韦、李《植物学》面世，近代西方普通植物学才算传入中国。
《植物学》问世以后，颇受学术界好评。时人认为这是了解西方植物学的最好入门书。梁启超说：“动、植物学，推其本原，可以考种类蕃变之迹，究其致用，可以为农学畜牧之资，乃格致中最切近有用者也。《植物学》、《植物图说》皆其精。”〔67〕此书出版以后，不久传到日本。1875年，日本学者据中译本转译为日文出版，有阿部弘国的《植物学和解》和田原陶猗的《植物学抄译》两种版本。在日本植物学界，此书日译本被视为近代植物学史上重要文献。
医学方面，有三本新作、两本重印书，都是合信所著。
三本新作是《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与《内科新说》。三书都由合信撰稿，中国学者管嗣复润色。合信自叙三书著述缘起：
余自道光己亥来中土施诊，今已二十年，疗治病症，岁以万计，略悉华人体质，且知西国医理有足订中土之讹者，因著《全体新论》，略言其概。书中所述，每与中土歧异，然华人颇有信者，盖确实有据之理，人无异辞也。近岁来上海，因华友管茂才喜谈医学，遂与商酌，复著《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及《内科新说》三书，皆发明《全体新论》，以广其用。〔68〕
《西医略论》，1857年出版，凡194页，3卷。上卷总论病症，中卷分论各部位病症，下卷论方药。上卷有篇《中西医学论》，是近代西人比较中西医优劣的最早文献。合信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有两大方面原因。第一，西医必经受正规教育、严格训练，备受社会尊重，中医则不然：“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世。其贵如中国举人、进士之名，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此不精之故一也。”第二，西医重视解剖学，注重对身体各器官组织的科学研究，中医则不然：“人身脏腑百体如钟表轮机，若不开拆看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败坏之由，是以西国准割验死者……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华人习医无此一事，虽数十年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精之故二也。”合信在书中批评了西药宜于西人不宜于中国人的说法。当时有人认为西药多用金石，药性酷烈，不若中药多用草木。这实际是一种抵制西药的说法。合信认为，“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固不得异其人而并异其理也”。
《西医略论》的出版，为合信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还在晚清，医学同行就对合信在介绍西医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为传教医师的雒魏林说：《西医略论》“著作本身的优美，文字和插图都是这样的成功，作者孜孜不倦地不仅从各种英文著作中归纳成这样一套绝好的汇编，而且还把全部材料写成令人佩服易懂的中文”〔69〕。民国时期，医史专家王吉民和伍连德评价：合信所著《西医略论》是一系列教科书中最好的，因为它最实用，“该书出版后，人们纷纷购之，它介绍的各种疾病的治疗规则将为许多人所遵循。它作为最常用的参考书，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从事医疗工作的每一个人”〔70〕。
《妇婴新说》，1858年出版，凡73页，是关于妇科、儿科的医书。《内科新说》，1858年出版，凡117页，2卷，上卷专论病症，总论病理及治法，诸如论饮食消化之理、血运行论、医理杂述等，下卷备载方剂药品，分东西本草录要、药剂与药品等。合信在序言中说明此书资料来源及写书宗旨：
《内科新说》所论审证用药之法，皆取欧罗巴医书，择其要义，译以唐文。适余将返英国，再来之期，未能预定，西人在沪贸易者，取余前后所著各书汇印千本，广为流布。方今中外一家，共敦和好，学问技艺，互相师效，我西国苟有裨益中土之事，无所秘惜，医学其一端也。〔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