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的两部书是《全体新论》与《博物新编》，先后于1851年、1855年在广州初版。1855年，墨海书馆加以重印。笔者所见之重印本，内封注明“咸丰五年新镌，江苏上海墨海书馆藏版”。这五部书，后被人合编为《合信医书五种》。严格地说，《博物新编》不应算医书，绝大部分与医学无关。
合信是博学之士，也是医术高明的医师。他于1857年2月来上海，在仁济医院代替雒魏林医师施医（因雒魏林回英国休假），1859初离开上海。他在上海仅仅两年，其医术已名满沪上。王韬自述患严重足疾被合信手到病除的事：
（丙辰以后）瀚即患足疾，敛门不出。遍谒良医，罔能奏效，药饵所费，箱箧一空。跬步之地不能自主。几无复有生人之乐。丁巳四月，养疴返里，不遇折肱之良技，将为凿齿之半人。自分槁饿穷乡，沦落朽壤，九死余生，无所冀望。然白发高堂，红颜弱妇，皆今生未了之缘也。况复米珠薪桂，家食殊艰，不得已重来沪上，作旧生活。幸而西人犹思往谊，加意体恤。粤东施医之合信先生，特出良剂治此顽疴。数月之后，霍然若失。殆天犹未欲死我也。〔72〕
1858年底，因合信即将离沪，王韬以书数种相赠，管嗣复购纨扇二柄相赠。合信临行，将多余之物拍卖，王韬得橱架、肩舆各一。王韬等亲至黄浦江边送行。王韬自记其事：
十有四日乙酉（1858年12月18日），午后，送合信至黄浦边，珍重携手而别。从此开帆远去，不知何日再相见矣。合君精于医理，为人浑厚朴诚，亦泰西医士中之矫矫者。所著有《博物新编》、《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五种，笔墨简洁，讲论精核，真传作也。〔73〕
于此可见，合信在上海士大夫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综合性科学书刊有《中西通书》、《格物穷理问答》、《科学手册》和《六合丛谈》。
《中西通书》，是包含科学、宗教等多种内容的历书，自1852年起，年出一册，1863年以后移往天津、北京出版。其页数多少不等，一般为三十多页。编者有好几个人，其中1856年为庞应台，1859年、1860年为伟烈亚力，其余均为艾约瑟。1852年书名为《华洋和合通书》，1856年名《中文通书》，其余均名《中西通书》。书中内容有中西日历对照、日食、月食表、世界各地24种时间对照表、中国阴历节气表，各年世界要事，科学发明，有时插入一些宣传宗教的文章，有时插入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图文。1853年的一本，有对太阳系、光学、星云、行星等方面的科学知识的介绍。1854年的一本，介绍万有引力学说和月亮受地球吸引说：
奈端言：质点置空球外，为空球所牵引，一如空球四面全质，收在中心。其实球之理亦然。〔74〕
奈端又言：令月不离本道之能力，与令物向下之能力无二。〔75〕
《中西通书》颇受中国知识分子重视。王韬在1858年为伟烈亚力所编的1859年的《中西通书》作序。他在序中回溯中西古代历法，认为大同小异，中国并不落后于西方，只是后来才渐渐不如西方精密。他探索中国历法落后的原因，并说明为此书作序缘由：
由是观之，中外算术，古时皆未造其精。而至于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盖用心不专，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今西士航海东来，与海内畴人家讲以新法，绎各书，明古今历算之源流，代有沿革，嘉惠后学不浅。艾迪谨（按即艾约瑟）所著中西历已阅七年，今岁暂返英国。继其事，伟烈亚力先生也，见予所说有足以与犹太古历相发明者，将刊己微历，即命以是说为序。〔76〕
《格物穷理问答》，慕维廉译编，1851年出版，是一本仅10页的小册子，系据马丁的一本英文书节译，内容关于自然科学，共23个问题。
《科学手册》（Scientific Manual），1856年出版，凡15页，是高第丕用他独创的注音字母拼成的。高第丕（1821—1902），美国传教士，1852年受派来沪，3月28日到达，1858年因病回国，1860年再度来沪，后到山东传教，1900年回国。在上海，他与妻子发明了一套新式注音字母，用于上海方言注音，并于1855年出版了一本《上海土音字写法》，专门说明他这套注音符号的使用方法。所创符号，既非汉字，亦非罗马字母，十分特别，如《科学手册》注为“术”，《圣经志略》注为“白木术”，形式怪异，今人已无从辨识。但在早期上海外侨中颇有影响。他用这套符号所拼写的书，都有重版。这在上海语言文字发展史上，也值得研究。
《六合丛谈》是近代上海第一份综合性杂志〔77〕，1857年1月26日创刊，月刊，伟烈亚力主编，1858年出至第2号停刊，共出15期。内容有科学、文学、新闻、宗教、上海进出口货单等。作者除了伟烈亚力，还有艾约瑟、韦廉臣、慕维廉等。伟烈亚力在创刊号《小引》中，揭明了创刊宗旨：
溯自吾西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与中国敦和好之谊，已十有四年于兹矣。吾国士民，旅于沪者，几历寒暑，日与中国士民游，近沪之地，渐能相稔。然通商设教，仅在五口，而西人足迹未至者，不知凡几，兼以言语各异，教化不同，安能使之尽明吾意哉？是以必颁书籍以通其理，假文字以达其辞，俾远方之民与西土人士，性情不至于隔阂，事理有可以观摩，而遐迩自能一致矣。……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今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78〕
这份杂志虽是传教士所办，但综合15期内容来看，宗教内容并不占主要部分，而大量的是科学知识。慕维廉连载了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艾约瑟所述，多关西方文化、风俗，如《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希腊诗人略说》、《罗马诗人略说》、《古罗马风俗礼教》、《西国文具》、《百拉多传》、《和马传》等。此外，有三位上海学者也有文章在此杂志上发表。蒋敦复的《海外异人传该撒（今译恺撒）》是中国人写的最早的恺撒传记；韩应陛的《用强说》，王利宾即王韬的《反用强说》，都是上海知识分子最早在杂志上发表的时论文章。
五、地区特点
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六个城市，散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半月形地带，腹地是人口密集、物产丰盛、文化发达的华南、华东地区，为中国膏腴精粹之地。西学通过这一地带传播，其规模、影响与先前通过南洋飘拂而来，不可同日而语。一口割让、五口开放，开始了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
六个城市在1860年以前出版的西书，创造了近代西学传播史上许多第一。墨海书馆、华花圣经书房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批西书出版机构；合信所编的《全体新论》等医书，是近代输入第一批西医著作；蒙克利的《算法全书》，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部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艾约瑟、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著作；哈巴安德的《天文问答》、合信的《天文略论》是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第一批著作。第一次介绍物质不灭定律，第一次介绍万有引力定律，第一次介绍化学元素，第一次介绍近代光学知识，第一次介绍电的知识……在数学、物理学、光学、年鉴、方言词典、学校、报刊等方面，还可以举出许多第一。
这些城市出版的西书，在中国士绅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魏源编《海国图志》，广泛征引了《地球图说》、《平安通书》等西书；徐继畬《瀛寰志略》，直接得益于雅裨理等人的西书资料。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前驱，王韬之所以能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无一不与他们系统阅读这些西书、深受西学影响有密切关系。
这批西书不但对中国知识分子，而且对日本知识分子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西书出版以后，大多数传到了日本，并有日译本行世（详见表3—8）。
五口正式开埠的时间依次是：广州，1843年7月27日；厦门，1843年11月1日；上海，1843年11月17日；宁波，1844年1月1日；福州，1844年7月3日。从对外联系角度看，六个城市都有可能成为西学传播中心。但是，历史最后选择了上海。
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香港被割让以后，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受西方影响自然全面而深刻。但香港在此前比较荒僻，割让以后的发展，也主要在商业方面，文化方面并无大的建树，而且远离内地，所以，很难成为西学传播中心。
在通商五口中，福州是鸦片战争中唯一未被英军占领过的城市。强悍的福州人，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欧美人，了解不多，也不买账。1844年6月，英国的李太郭被委任为首任驻福州领事，到福州建立领事馆。福州人对这位英国领事很不客气：“他们让领事官在最不体面的形式下雇一艘本地小船，自己摸索上任，没有享受任何礼节和尊敬，似乎他不过是一个平常的珠宝贩。”〔79〕地方当局拒绝领事进城，先安排他住在城南的简陋民房里，后几经交涉，才同意将领事馆设在乌石山的破庙里。来这里活动的传教士，虽然有不少在南洋已学会福建话，到这里活动没有语言障碍，但成效甚微。外国人在福州的商业活动也没有太大发展。到1850年，在福州的外侨仅10人，其中7人是传教士。在一段时间里，英国甚至考虑放弃在福州的努力，想用温州取代福州。直到1855年，福州的对外贸易才稍有起色。这是因为，从1853年起，武夷山茶叶运往广州、上海的通路，被太平天国起义切断，茶叶转由福州直接出口。1855年，由福州运往外国的茶叶有15739700磅，1856年达40972600磅，比同年广州出口茶叶量高出34.8%。当然，这个数字还远不能与上海相比。
厦门在开埠以前，是福建与荷兰、英国贸易的中心。1843年开埠以后，英国领事馆设在鼓浪屿，首任领事是记里布。厦门没有中国高级官府，商业区也在城外，外国人没有太多的事要进城交涉，因此，厦门没有像广州、福州那样发生入城问题。鼓浪屿事实上成了外国侨民的居留地。厦门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糖、各种洋货和劳工，大批苦力经此地运往南洋与美洲。在一段时间里，厦门的外贸似乎比福州有前途，但西学传播方面，同样没有太大进展。1855年，厦门有外国人34名，其中领事馆人员5名，传教士7名，其余22名都是商人。
宁波在康熙年间，曾是中国对外通商的四个港口之一，是浙海关的所在地。清政府在1757年实行闭关政策，独开广州，宁波港被迫关闭。1844年开埠以后，宁波以其与海外通商的传统，以及地近上海等优势，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有的外国人一度认为“它是帝国中最好、最大的城市之一”。但在实际过程中，宁波的发展远不及上海。地方当局在江北岸指定一块地方，供外国人居留。1844年，宁波贸易总值为500000元，但以后逐年递减，5年后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以下。1850年宁波有外国人19名，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宁波的西学传播，虽然因为有华花圣经书房等机构的支撑，一度颇有起色，但因这里缺少综合优势，到1860年，华花圣经书房也被迁到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宁波在西学传播方面与上海的差距越发扩大了。
从历史渊源方面看，广州最有条件成为西学传播中心。
广州在鸦片战争以前，虽然是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其对外贸易地位日见下跌，从1853年起，其外贸中心地位终于被上海取代。广州在鸦片战争以前，受西学影响也远较他处为多，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在西学传播方面虽然有些新的进展，但相对于上海、宁波来说，缓慢得多。外国人在广州的租界的经营，远不及在上海顺利。广州人对“夷人”一直持强烈排斥、疑忌的态度，反入城的斗争持续多年。上海的情况则大不一样。有的外国人这样描述广东人与上海人的区别：
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而上一世纪来华的外侨，却只跟广东人十分相熟。大部分居留在上海的外侨，对古代吴国的历史，是幸运地一无所知的，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吴国人民（上海人）和南越国人民（广东人）是截然不同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象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如果他们对于外侨能够表示冷淡，我们就认为很好的了。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在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80〕
所言或许有些绝对化，但沪、粤两地人口的性格存在明显的差异则是事实。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也谈到开埠初期的外侨对沪、粤两地的不同印象：
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广州要满意得多。有广大的空间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没有商馆的限制，并且还有前往四乡去的充分自由。……在广州的外国人只有冒着不断的挑战式的侮辱，才能越出商馆限定范围之外，只有冒着被殴打和可能受伤的危险，才能到甚至极短距离的乡村里去；在上海，虽然是一个外夷，但是在他的每天生活中都可以作一些增进健康的散步，并不会对他的四肢和感情上有什么危害，并且他还可以带着枪和他的猎犬在一个钟头的散步里捉一只雉鸡，或十分钟内捉一只鹬鸟。传教士不象在广州时那样要自己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向中国兄弟宣讲福音。在1855年，我们发现香港和其他五个口岸总数85名基督教传教士中，34名是在上海的。这种传教的自由同官吏和该县人民都建立了很大的友谊。〔81〕
上海没有广州那么良好的西学传播基础，不像福州、厦门有那么多华侨在南洋。在中国传统城市历史上，上海比起其他通商四口，地位最低。但她有自己的优势——地理环境。地处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浙地区，离中国中心地带比较近，沿江可直达中国内地，沿海可直逼京畿，港口优良，潜力特大。加上外国人在这里对租界的经营比较顺手，以及吴越人的性格特点，不像广州人、福州人那么激烈排外，这种种因素，使得上海在适应外国人居留方面，在吸引外国人兴趣方面，在西学传播方面，很快超过其他五个城市，从而成为西学传播中心。
【注释】
〔1〕1849年，湖南学者何绍基由澳门过香港，对香港的欧化特点大感新奇。香港的街市、服饰、人口、语言、饮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诗中写道：“一日澳门住，一日香港息。澳门半华夷，香港真外国。一层坡岭一层屋，街石磨平莹如玉。初更月出门尽闭，止许夷车奔驰逐。层楼叠阁金碧丽，服饰全非中土制。止为人人习重学，室宇车船等仪器。其人丑陋肩骨修，深目凸鼻鬓眉乱。言语侏离文字异，所嗜酒果兼羊牛。渐染中华仓圣学，同文福音资考诹。”（《历代名人入粤诗选》，45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2〕叔未士（1812—1863），美国传教士，生于弗吉尼亚州，青少年时习法学，后改习神学。1835年被浸信会委任为牧师，同年奉派至南洋，次年3月抵槟榔屿，转赴新加坡，学习中文与马来文。1836年9月赴澳门，辗转活动于澳门、广州、香港一带，后在香港开设宏艺书塾。1845年回美国，两年后再度来华，由香港迁上海居住，从事《圣经》翻译工作。1851年回美国，在加州华人中传教。
〔3〕波乃耶（1796—？），美国传教士，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等学校，修文学、医学等专业，获硕士学位，1831年被按立为牧师，1838年受派至新加坡传教，1841年至澳门，1843年移居香港，行医、出版、传教。1858年以后定居于广州。有中文著作十多种。
〔4〕《遐迩贯珍》，1853（1）。
〔5〕《花旗国政治制度》，载《遐迩贯珍》，1854（2）。
〔6〕《英年月闰日歌诀》，载《遐迩贯珍》，1855（12）。
〔7〕《遐迩贯珍》，1855（5）。
〔8〕合信（1816—1873），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早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医科，获学士学位。1839年，受教会派遣，偕妻阿碧珍来华，12月18日抵澳门，在医药传道会工作，1843年迁香港。1845年阿碧珍去世，合信回英，续娶马礼逊之女为妻。1847年偕新妇再度来华，翌年迁居广州，在住处开诊所，施医、传教。1854年一度因健康原因，到上海休养，但很快又返回广州。1856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事起，诊所事务停顿，举家迁香港。1857年至上海，任仁济医院医生。1859年回国。有中英文著作21种，其中《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博物新编》和《妇婴新说》，被后人合编为《合信氏医书五种》出版。他是早期来华最著名的医生之一，与伯驾、嘉约翰齐名。
〔9〕哈巴安德（1818—1894），美国传教士，1844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华，先在澳门传教，1847年移居广州，行医、办学、传教。1854年嘉约翰来穗以后，他不再行医，专事教育等活动。1884年，他在美国募捐十万美元，1887年用此款在广州创办格致书院（岭南学堂），自任监督。1891年因病返美。
〔10〕合信：《天文略论·地球亦行星论》。
〔11〕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57页，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12〕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451页，上海，上海医学院出版社，1990。
〔13〕合信：《西医略论·序》，见《西医略论》，卷首，上海，1857。
〔14〕《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四日。
〔15〕小室诚一自署“茨城县平民”。
〔16〕合信著、小室诚一头书：《鳌头博物新编》，第一集，58页，柳絮书屋藏，明治九年（1876）。
〔17〕福建师范大学林立强的博士论文《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建社会》，对卢公明的生平、在福建的活动有相当翔实的研究。
〔18〕据林立强：《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建社会》（博士论文），《中外问答》是向人们介绍回答有关基督教及其传教过程中所遇到各种问题的作品，见该论文274页。
〔19〕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30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
〔20〕参见徐继畬：《瀛寰志略·自序》。
〔21〕奚尔恩：《在山东前线》，227页，转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171页。
〔22〕许多书中称此印刷所为“花华圣经书房”。笔者所见此印刷所出版之书，署名“华花圣经书房”，英文名称顺序，亦为中、美。
〔23〕娄理华（1819—1847），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1837年大学毕业，入普林斯顿神学院进修，1841年被委为牧师，第二年奉派来华。他先在港、澳及东南沿海活动，1845年抵宁波，参加印刷所工作。1847年8月他在一次航行中遭海盗袭击，溺水而死。
〔24〕克陛存（1819—1862），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1840年毕业于西点军校，转入普林斯顿神学院，1844年受派来华，在澳门、香港活动，1845年4月到达宁波，1850年7月迁居上海，后死于上海。
〔25〕露密士，生卒年不详，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4年与克陛存等同时奉派来华，翌年3月30日抵舟山，进行传教活动，8月到宁波。1849年因健康问题而回国，在加州华人中进行传教活动。
〔26〕麦嘉缔（1820—1900），美国长老会传教医师，生于费城，早年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843年奉派来华，翌年2月抵香港，6月抵宁波，施医传教，在宁波活动凡28年。1872年至1875年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法律兼博物学教授，以后一度充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
〔27〕歌德（1824—1852），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生于弗吉尼亚州，184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大学，同年奉派来华，第二年抵达宁波，负责管理印刷所。1852年病逝于宁波。
〔28〕袆理哲（1819—1895），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生于佐治亚州，1844年奉派来华，7月抵澳门，8月到宁波，参与管理印刷所和长老会在那里所设的男童寄宿学校，此校后与长老会在杭州所办的学校合并为之江大学。1859年回国。以后在家乡负责一所学校。
〔29〕袆理哲：《地球说略》，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56。亦见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一百，2页。
〔30〕袆理哲：《地球说略·以大利说略》，见《地球说略》，47页。
〔31〕转见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八，7页。
〔32〕参见王晓秋：《墙内开花墙外香——晚清汉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见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7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33〕哈巴安德：《天文问答》，第二十回，论物有六样本性，33页，华花圣经书房，道光二十九年。
〔34〕玛高温：《博物通书》，宁波，1851。广告用篆书写成。
〔35〕转见王冰：《中外物理交流史》，172～17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文中“独乙”即德意志，羽仓简堂误将玛高温视为德国人了。
〔36〕参见蔡育天等主编：《上海道契》，第一卷，35～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7〕参见E.C.Bridgman，“What I have seen in Shanghai”，ChineseRepository，1849，10，516~517页。
〔38〕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29页。
〔39〕参见上书，231页。
〔40〕孙次公：《洋泾浜杂诗》，见王韬：《瀛壖杂志》，119页。
〔41〕参见Samuel Couling，The Encyclopaedia Sinica，376页，Shanghai，Kelly and Walsh，Limited.1917.
〔42〕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38页。
〔43〕美魏茶（1815—1863），英国传教士米怜之子，生于米怜夫妇赴广州的航海途中。出生五日后，因广州不能居留，随父迁居马六甲。后回英国读书。1839年被伦敦会立为牧师，同年受派来华，抵澳门，在马礼逊学堂任教。1842年至1843年在浙江定海、宁波一带活动。1843年8月，在香港参加关于《圣经》翻译问题的传教士会议，与麦都思同被委为代表。1844年回国，与威廉娜小姐结婚。1846年携妻来华，11月26日抵上海。与麦都思、施敦力约翰共同从事《圣经》翻译工作。1854年回国，1856年脱离伦敦会。1858年再度来华，任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1861年调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翻译教习。1863年5月15日病逝北京。有中英文著作7种。
〔44〕伟烈亚力（1815—1887），英国传教士，初属伦敦会，在伦敦时便自学中文，1847年受派来华，8月26日到达上海，协助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他博学多才，除了负责印刷《圣经》等宗教书籍，还编写、翻译了《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重学浅说》、《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中西通书》等多种科学著作，主编上海第一份中文杂志《六合丛谈》，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亦有贡献。他于1862年休假回英国，脱离伦敦会，1863年11月，作为大英圣书公会代理人再度来华，到中国各地推销《圣经》。据说他在任期内共推销了一百万本《新约全书》。1877年7月8日因患目疾、双目失明而回国。
〔45〕伟烈亚力在1877年回国时，上海文人沈毓桂有诗相赠。诗中高度评价伟烈亚力在传播西学方面的贡献，赞扬他的品德，反映了当时上海知识界对伟烈亚力的看法。全诗如下：
伟烈先生将归英国赋此赠别
抱道来华三十年，书成微积与谈天。重洋跋涉休嫌远，赢得才名到处传。阅遍山川眼界开，校书终岁又敲推。罗胸星宿谁能似，格致探源众妙该。仁爱谦和迥出群，情深古道重斯文。樗材不意蒙陶铸，攻玉他山重赖君。屈指归途几万程，赋诗草草送君行。殷勤珍别无多语，早盼征轺返沪城。
此诗见《申报》，1877年6月30日，3页，沈毓桂文集《匏隐庐诗文合稿》未收。
〔46〕慕维廉（1822—1900），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47年受派来华，8月26日到达上海，以后主要在上海活动，与上海知识分子王韬、蒋敦复等人有广泛接触。1868年《教会新报》创办后，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所撰中英文著作甚多。中文著作以《地理全志》、《大英国志》最为有名。1900年死于上海。
〔47〕艾约瑟（1823—1905），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48年受派来华，7月2日抵香港，9月2日到上海，为伦敦会驻沪代理人。他先是协助麦都思工作，1856年麦离沪回国以后，他成为墨海书馆继任监理。1858年3月回国休假，翌年9月携新婚妻子返沪。1860赴烟台，1861年移居天津，1863年迁北京。1872年在北京与丁韪良发起创办《中西闻见录》。1880年被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先住北京，后迁上海。1905年病逝上海。他是英国传教士中著名的中国通，有介绍中国经济、政治、语言、宗教的著作多种。所出中文书籍中，以三卷本的《重学》最有影响。
〔48〕《郭嵩焘日记》，第一册，3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有的书中称“郭嵩焘在出使英法前路经上海时，曾到墨海书馆参观”，不确。郭氏出使英法，时在1876年，与他初访墨海书馆时间相差整整二十年。
〔49〕以上所举例题，均见《数学启蒙》，第一卷。
〔50〕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页。
〔51〕《王韬日记》，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52〕李善兰：《几何原本·序》，见《清儒学案》，卷一七六。
〔53〕韩应陛（？—1860），江苏松江人，字对虞，号绿卿，举人出身，知识广博，通西方数学、光学、声学等多种学问，除了资助出版《续几何原本》，还参与校订墨海书馆所出光学、声学、重学等多种书籍。1860年死于兵乱。见《畴人传》，卷五。韩氏助刻《续几何原本》事，亦见伟烈亚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173页。王韬曾获得韩氏木刻《续几何原本》一册，他在1859年1月15日（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记录此事：“云间韩绿卿应陛来访，以所刊《几何原本》相赠，得之如获拱璧。绿卿为云间名孝廉，塾于诸子，作文奇奥诡邃，几不可读。《几何原本》八卷，系伟烈君与壬叔所译，而绿卿以其特探秘钥，西法大明，特出资授梓，今已蒇事，因携一册来饷予，殊可感也。夜挑灯将此书略展阅一过。”（《王韬日记》，69页）
〔54〕张文虎：《新译〈几何原本〉序》（代曾文正公），见葛士浚：《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卷六，1897年扫叶山房重校本。
〔55〕《王韬日记》，69页。
〔56〕《传教士艾约瑟等五人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上。
〔58〕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重学浅说》，19页，光绪庚寅（1890）。
〔59〕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重学第十三。
〔60〕李善兰：《植物学·序》。
〔61〕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重学第十三。
〔62〕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63〕《王韬日记》，109页。“李尚之”疑为李振之，即李之藻；“梅定九”即梅文鼎。
〔64〕盐谷宕阴：《地理全志序》，见王晓秋：《墙内开花墙外香——晚清汉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见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747页。
〔65〕慕维廉：《大英国志》，凡例，1页，墨海书馆，1856。
〔66〕参见汪子春：《我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植物学〉》，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卷第1期。
〔67〕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68〕合信：《内科新说·序》，见《内科新说》，卷首，上海，1858。
〔69〕Wang and Wu，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National Quarntine Service，1936，365页，转见张大庆：《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外科学的传入——以合信的〈西医略论〉为例》，见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585页。
〔70〕Wang and Wu，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National Quarntine Service，1936，366页，转见张大庆：《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外科学的传入——以合信的〈西医略论〉为例》，见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580页。
〔71〕合信：《内科新说·序》，见《内科新说》，卷首。
〔72〕《王韬日记》，15~16页。
〔73〕同上书，55页。
〔74〕《球体牵引说》，见《中西通书》，24页，墨海书馆，1854。
〔75〕《地牵月说》，见《中西通书》，24页。
〔76〕王韬：《中西通书·序》，见《王韬日记》，18~19页。
〔77〕关于《六合丛谈》，学术界这些年已有很好研究，参见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78〕伟烈亚力：《六合丛谈小引》，载《六合丛谈》，第1号。
〔79〕卫京生：《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的情况》，载《福建文史资料》，1962（1）。
〔80〕兰宁、柯灵：《上海史》，第34章，译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7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401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