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礼逊东来，1811年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在南洋传布西教与西学，中经鸦片战争发生，《南京条约》签订，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签订，整整五十年。
五十年间，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人步步逼来，中国步步退让，割地、开埠、赔款。东西方距离在缩短，联系在加强，中国再也无法一相情愿地与外界隔绝、自我固闭了。就像开始明白地球不由自主地绕日而行一样，中国意识到，自己已被纳入新的世界格局，无法挣脱。
五十年间，西方传教士在南洋，在通商口岸，翻译、编写、出版了572种中文书刊，传播了许许多多的新鲜知识。中国知识分子惊愕地发现，除了诗云子曰以外，天底下还有那么多闻所未闻、甚至用中文无法表达的学问。
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新的学问，刺激、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去了解、研究。以济世为目的，以国际知识、世界历史、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世思潮，以求真为目的、以自然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思潮，由是兴起。前者以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为代表，后者以李善兰、王韬、张福僖较突出。
林则徐、魏源、徐继畬、李善兰……这些历史人物，在我们任何一本近代史教科书上，都能看到他们的大名，其历史功绩早为学术界所公认，用不着本书再絮叨重复。本书所关注的，主要是他们与西学的关系，以及他们研究西学的时代与社会意义。
一、林则徐：努力了解国际知识
林则徐在1839年出任钦差大臣、负责禁烟事务以前，国际知识的素养，并不比普通官员更多。他在此前的经历，也算寻常，读书，考试，秀才，举人，进士，监察御史，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虽说是科场得意，仕途顺达，但同僚中类此者比比皆是。考其从政历史，有一特点倒是同僚中罕有的，就是认真、务实，不囿陈说。
这从他在江苏巡抚任内两件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一，改良耕作制度。林任苏抚以前，江南尚无种植双季稻历史。林以其家乡福建的气候、土质等条件与江南地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江南完全有条件改单季稻为早晚双季稻。此议遭到当地士绅和传统习惯的强烈抵制。林则徐力排众议，先试验，后推广，结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二，改革赈灾方法。遇灾施赈，实行救济，是当时政府通用办法。但是，由于制度腐败，墨吏侵吞，所赈银米多为胥吏豪棍所得，真正饥民得不到多少实惠。林则徐察得此情，断然摈弃由胥吏下乡施赈的传统方法，改由书院诸生散赈。诸生平时在书院肄业，不熟悉施赈舞弊之道。再者，施赈为诸生临时差事，诸生也乐于表现。这一改革，果然有效。有人专写《放赈歌》进行称颂。这两件事，体现了林则徐办事认真、务实，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泥于习惯传统，锐意改革的精神。
正因为具有这种气质，林则徐才能在中西两极初逢之时，敢为天下先，迈出了解、研究西方的第一步。
林则徐于1839年3月到达广州，1841年5月调离广州。在粤期间，先任钦差大臣，后兼两广总督，是中英交接前线中方最高领导人。对于他的对手英国，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林则徐先前所知甚少。他初到广州与英人接触时说过“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认为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中国一旦断绝贸易，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夷人就无以生存。这是大话，也是套话，朝野上下持此论调者比比皆是。林则徐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被这些大话、套话所淹没。他相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千方百计了解对方，了解世界。
第一，罗致人才，研究外情。他延请广州熟悉世界情势的梁廷枏、张维屏等共同商量议事。他搜罗了一批外语人才，翻译西文报刊，了解外国情况。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二人，一为袁德辉，四川人，曾在槟榔屿天主教学校读过书，通拉丁文，又在马六甲英华书院读书，中英文修养俱佳。他在鸦片战争前十年间，长期在北京理藩院工作，翻译有关外交文件，1839年被召入林则徐幕下，成为林的重要外交助手。二为梁进德，广东高明人，中国第一位传教士梁发的儿子，1823年由马礼逊施洗入教，是中国第一位在婴孩时期受洗入教的人。他自幼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英文及宗教知识，在澳门马礼逊学堂就读，后为广州洋行商人聘为译员。林则徐抵穗以后，他被召入幕下。此外，林则徐幕下，还有一位曾在美国住过几年的、懂得英语的青年，有两名曾在外国饭馆里工作过、略知外国情况的厨师，有一名曾在广州新豆栏医局里工作过、略懂英文的中国人。从这些人员的构成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林则徐为了了解外国情况，费了不少心机。
第二，晋材楚用，了解外情。他利用一切接触西人的机会，尽量了解世界情况。销烟时，美国传教士、商人、船长和报纸编辑前来参观，林则徐便向他们询问有关外国情况和国际知识。一次，一艘名为“杉达”的英船遇风沉没，船上人员被迫停留广州，林则徐请该船医生喜尔修订有关照会译文，向他了解鸦片生产和英、美、土耳其等国的知识。1839年7月，他派人与美国传教医师伯驾联系，请伯驾帮助翻译有关国际法知识，伯驾同意并参与了这项工作。滑达尔《各国律例》的中译，含有伯驾的劳动。伯驾还向林则徐赠送了《各国地图册》和地球仪。后来，林则徐还托伯驾帮助将他致英王的信译成英文。
第三，翻译外文报纸。林则徐一到广州，即组织人力翻译《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纸》等英文报纸中有关中国的时事报道和评论，按时间顺序编订成册，以备参考。他后来多次提到的《澳门新闻纸》，即指此译稿。所以称为《澳门新闻纸》，因上述报纸有些由广州迁至澳门出版。这些译稿，除了自用，他还抄送同僚参考，有些还直接送呈京师。
第四，翻译《四洲志》。原书名《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英国慕瑞著，1834年伦敦初版，以后又有多种版本。原书厚达一千五百多页，可谓皇皇巨著，《四洲志》是据此书摘译的。书中介绍了亚、非、欧、南美、北美五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因南、北美洲被并称一洲，故称“四洲”。译文八万七千多字，全部材料后来被魏源分类辑入《海国图志》中。《四洲志》述及的国家与地区分别为东南洋的暹罗（泰国）、缅甸，西南洋的五印度、南都鲁机（南土耳其），小西洋的东、北、南、西、中，阿利未加洲（非洲），大西洋的布路亚（葡萄牙）、大吕宋（西班牙）、荷兰、佛兰西、意大里亚（意大利）、耶马尼（德国）、奥地里加（奥地利）、波兰、瑞士、北都鲁机（北土耳其）、英吉利、斯葛兰（苏格兰）、爱伦（爱尔兰），北洋的俄罗斯、普鲁社（普鲁士），外大西洋的弥利坚（美国）。其中，对英国、美国部分最为详细，其他国家和地区多较简略。
《四洲志》是近代国人第一次翻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其中许多译名，为后来学术界所沿用；也有许多译名，在今人看来，非常古怪费解。例如，书中有关美国政治制度的一段：
自千七百八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议立育奈士迭国（United States，合众国），以戈揽弥阿（Columbia，哥伦比亚）之洼申顿（Washington，华盛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President，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要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Senate，参议院）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定例，勃列西领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至公举之例，先由各部落人民公举，曰依力多（Elect，选举），经各部落官府详定，送衮额里士衙门（Congress，国会）核定人数，与西业之西那多（Senator，参议员），里勃里先特底甫（Representative，众议院），官额相若，各自保举一人，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俟齐发阅，以推荐最多者入选。如有官举无民举，有民举无官举，彼此争执，即由里勃里先特底甫于众人所举中，拣选推荐最多者三人，仍由各依力多，就三择一，膺斯重任。〔1〕
这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译介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由于当时中、美制度相差悬殊，许多名词无法意译，只能音译，如西业（参议院）、里勃里先特底甫（众议院）、衮额里士衙门（国会）、依力多（选举）、勃列西领（总统）。这些译名，如不加注，今人也很费解。可以想见，当年林则徐等人在阅读此书、领会其意时，该有多么费力！难怪日后魏源、徐继畬在了解这种制度后，不时发出奇哉、异哉的感叹。
第五，翻译《各国律例》。原书作者滑达尔（1714—1767），瑞士人，著名的国际法学家，1758年发表用法文写作的《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务上的自然法原则》，翌年被译为英文。到1839年以前，这部著作风靡西方法学界，在英国和美国分别有10种和7种以上译本，成为国际法经典著作。《各国律例》便是这一著作的节译本。译者有二，一是美国传教医师伯驾，林则徐是通过洋行商人的关系转请他帮忙翻译的。另一位是林的随员袁德辉。所据译本是奇蒂的英译本。所译并非全书，而是摘译有关内容，主要涉及国与国之间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选自英译本第1编第8章第94节、第2编第8章第100至102节、第3编第1章第1至2节，以及有关注释。〔2〕
第六，翻译《华事夷言》。原书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德庇时所著，名《中国人》，1836年在伦敦出版，书中述及英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林则徐让人将其译为中文。
林则徐的努力，为清朝政府了解国际形势，了解国际惯例，了解英国，制订应对方略，提供了许多极富价值的知识。他对世界地理的介绍，对国际法的介绍，对于开阔人们的视野，也有积极的作用。
林则徐的努力，重要意义还不止此，而是在于，作为亦官亦儒的林则徐，在中西初次直接会面的时候，在中国从相对封闭状态被迫纳入世界运行体系的转变时代，能以务实的精神，面对这一转变，研究这一转变，及时调整“天朝中心”等不切实际的自大心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转折是常见的。在转折到来之前，洞烛机先，预示未来，那是大贤大哲，史不多见。在转折到来之时，沉着应付，适应转折，这是适时俊杰，也难能可贵。面临转折而不觉，沿着旧路照走，这是多数人。林则徐是能自觉调适、顺应转折的俊杰。正是从林则徐开始，中国知识界出现了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研究国际知识的新趋势。
林则徐与传教医师伯驾的联系，也是很富时代意义的。他请伯驾帮助翻译国际法知识，翻译致英国女王的照会，反映了他了解国际知识、国际惯例的急迫性。他担心由华人译员翻译，措辞可能会有不太得体的地方。此外，他还托人与伯驾联系两件事，一是向伯驾讨教西国有无戒治鸦片的特效药，二是问伯驾如何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为的是禁止鸦片；后者为私，因他自己正患疝气病。伯驾回答他，治鸦片瘾无特效药，治疝气病有办法，但要病人亲自来。林自己没有去，大概是碍于朝廷命官的身份和夷夏之防的观念，但他派了个替身，取回几只疝气袋。这一戏剧性事件，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当时广州一带，已普遍承认西医的有效性，林则徐也相信这点；其二，夷夏之防的观念，仍在困扰着人们，使得林则徐这样的钦差大臣不敢降尊就医。
林则徐派人作替身取回疝气袋的做法，颇类似于由他开头、由魏源明确提出的“师夷”口号，既师之，得到实惠，又称“夷”，不丢面子。这典型地折射出转折时代士大夫意识到自己民族落后、努力追赶，又想维持往日上国体面的复杂心理。
二、梁廷枏：春江水暖鸭先知
道咸年间，以吸收、介绍新的世界知识著名的士大夫中，时代转折烙印最为清晰、地域特色最为明显的是梁廷枏。
梁廷枏（1796—1861），广东顺德人，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伯父都是岭南博学名儒，家中藏书甚富。梁廷枏青少年时期，立意在科举道路上苦斗，然而屡试不第，懊丧之余，将兴趣转入训诂考据一途，在文字、历史、词章、戏曲和音律研究方面，有些建树。所著《藤花亭曲话》被时人誉为“曲家之津梁”；所编《南汉书》，被认为可与陆游《南唐书》抗衡。梁廷枏这些经历，与鸦片战争以前一般读书人无大异处。1834年，梁廷枏好不容易考中举人，年已三十又八。第二年，他被两广总督卢坤聘修《广东海防汇览》。这一工作，对他思想转变产生重大影响。此前，西方殖民主义者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地区，1834年发生英舰强闯黄埔港、炮击沿岸炮台事件。清朝政府为了加强海防，特设海防书局于越华书院，聘梁廷枏任书局总纂，负责编修《广东海防汇览》。在实际工作中，梁廷枏深切感受到，中国此前，对那些胆敢来犯的“桀骜之夷”所知太少。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驱使他从此密切关注西洋情事。1836年，他被聘为越海书院监院。1838年，被聘为粤海关志局总纂，负责编修《粤海关志》。粤海关，是中国与西洋来往、交涉最多的关口，通过编修《粤海关志》，梁廷枏对西洋有了许多较为真切的了解。世界五大洲说，自明清之际传入以后，信之者少，疑之者众。乾隆年间成书的《清朝文献通考》，便直截了当地认为，所谓五大洲云云，均邈无实据，“语涉诞诳”。梁廷枏通过对有关事实、图册的研究，认为五大洲的说法，“明列为图，实指其地”，并非全无依据。在举世皆不知西洋情事的情况下，他在《粤海关志》中，已能大致准确地描述英国的地理位置：
其国在欧罗巴之西……距广东界计程五万余里。国中土地平衍，宜麦和果豆。……王所居，名兰仑，有城。
鸦片战争时期，梁廷枏是广东了解国际形势最为深切的人物之一，被林则徐倚为重要参谋，对禁烟、海防诸事，匡画甚多。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空前的国耻，震动了中国朝野，刺激了中国知识界研究世界、研究西方的热情。身处中英交涉前沿、对西方早有研究的梁廷枏，更是发愤著述，以醒国人。他接连出版了《合省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海贡国说》和《兰仑偶说》，后被合刊为《海国四说》。
梁廷枏编纂的《兰仑偶说》与《合省国说》
《合省国说》，1844年出版，凡3卷，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美国通志。卷一先述西方地理观念，然后依次叙述美洲大陆的发现，环球绕行的成功，南北美洲地球概况，英、法等国在美洲的争夺，直到英国在北美洲殖民统治地位的确立。书中述哥伦布发现美洲经过颇详：
其始也，普鲁西国人名个班匿固（今译哥白尼）者，居恒善思索，谓地形既同圆球，意极东极西两地之间，其中当别有国土人民，何以仅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三洲，是必得一不惮鸾远者，鼓勇穷涉其境，证以所见，而后斯疑可释。此言出，递相传述，近地诸国皆习闻其说矣。有意大利国民哥伦布者，亟欲亲往验之，乞船国主不得，则转诣葡萄呀国，见王请之，亦勿许也。最后积八年之久，展转费尽心力，乃得请于西班雅王。王既深然其说，遽给大舶一、小舶三，皆百有余人，咸载与俱，于宏治五年（1492）八月初三日望西发，九十日绝无畔岸，同舟人惧水食不继，咸怨之弗恤同舟，相与密约，将缚沉于海，转舵而回。哥伦布知之，曲为解喻，疑信半焉。又前，忽见空际鸟飞，远岸渐滋青草，喜极，遂泊舟有人烟处，即今米利坚所居亚墨格洲地。居五阅月，次年正月乃返。〔3〕
这是中国人最早较为详细地介绍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历史。书中述及亚美利哥再次航行美洲、证实哥伦布所到之地为一新大陆，以及新大陆被命名为美洲的缘由：哥伦布返回西班牙以后，消息传出，远近轰动。1497年，“其国亚墨理哥者，再督舶循故道往，留居最久，地荒陋，乏土名，无以举述，因即以‘亚墨理哥’名其地。谓从西方新觅而得也，别名之曰‘新地’”〔4〕。书中对麦哲伦发现新航路事亦有介绍。书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南北美洲各地民族分布、美洲附近海洋、岛屿情况。对神秘的百而谟大（今译百慕大）介绍以后，梁廷枏特加附注：“按百而岛魔丛其上，近海无风，恒起大浪，舟至此甚险。一海舶过，彼有魔蓦登其舟，舵师诘问何物，魔言舟中有工作，当代汝。舵师指授所为，魔辄相反，因颠倒命之。”〔5〕这类神乎其神的故事，当得自东来西人之传说。
鸦片战争前后，对于美国，中国有许多不同的称呼，米利坚，亚美理哥，亚墨理格，哩吀，花旗国，合省国，等等。不明真相者往往以为这是不同国家、地区的名称。梁廷枏对此一一加以厘清：
粤人呼为花旗者，以其入市船旗必绘彩花其上，俗遂指是名之。其自称为合省国，复先系以亚墨理格洲，谓必如此，乃为正名。盖亚墨理格，即船主亚墨利哥之转音。其曰亚麦利加者，加、格为四声之通，亚麦即亚墨，利即理。译语对音，本无定字也。曰米利坚者，米即亚墨合呼而急读之则为米。坚、加又复以转而误也。近年粤商，久于海外，操西洋土音，别呼之曰哩吀，与美无异声，而与亚墨同为开口之音，亦缘急呼至省。其曰哩吀，则明为利坚之转矣。曰合省国省者（亦称合众，或称兼摄邦国、联邦国，西语曰“育奈士迭”），称其国内所分之地为省，前分后合，从质即以合省名。〔6〕
梁廷枏认为，米利坚本为洲名之译音，用以指称美国，不是最确切，而米利坚合省国才是这个国家正式名称。他这本书，不用“米利坚说”，而用“合省国说”为名，正反映他对这个问题所知相当真切。
《合省国说》卷二，述美国独立战争经过、立国以后各项制度以及美国不断扩展的情况。书中对美国议会制度的产生、总统制和任期制的原则，均有具体、清晰的叙述。其述美国议会制度产生经过：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华盛顿遂解兵权归里，其时战尘甫息，国事散无统纪，1788年春夏，各部首领会议于费城，“先起华盛顿，随宜权理，相与议定立国规条，行于国者曰国例，行于诸部者曰省例，曰府例，曰州县例，曰司例。议迄，仍各还告其省，使无有参差。明年再集，而后常例至此，乃永定焉”。其述总统选举制及任期制：“通国设一统领，又设一副统领为之佐，使总理各省之事。周四年，则别举以代之，是为一次。其为众所悦服，不欲更易者，得再留四年，虽贤不能逾八年两次。”书中对美国参、众两院制度介绍甚为详细，称参议员为“议事阁官”，众议员为“选议处官”：
（总统领）其下则为议事阁官，省各二人，又下为选议处官，省各数人，岁以十二月第一次礼拜日，咸集国之公所，凡国内农、桑、工艺、兵粮、市易、赏罚、刑法及宾客往来，修筑基桥诸务，悉于是日议之。议虽定，虑猝有更正，故与议官有即返其省者，有留数月者。次年复以期至，率以为常。议事阁官计五十有二人，分三等，每等阅六年为一任，以二年输退其三分之一，退则补新者，再二年，旧者亦还补。至六年，乃全退。〔7〕
书中对美国司法制度述之尤详，称其国家法院曰“京察院”，州立法院曰“巡按察院”，对国家法院、州立法院的司法权限、人员构成等均一一细述。
对于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之间的关系，《合省国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书中写道：
察官专司案牍，按制谳断，既事归审理，则不令与议国事，而会议国事者，亦不复能出兼审理也。〔8〕
（合省国）新定条例十有七款，凡事无大小缓急，必集议而后行，议必按例，否则，虽统领不自专。故凡统领初受事，辄誓于众曰：我必循例，自正其身，而后尽力民事云。非例载，一毫不敢稍存私见，亦不敢以己意自创一事。盖稍涉偏私，则举国必不服，而议事官先不会议，即议亦断不可行也。〔9〕
美国政治制度是梁廷枏编撰《合省国说》最为关切的部分。他除了在卷二详细叙述总统制、选举制、分权制以外，在全书序言中，他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说：“六合内外，自中华以迄夫海隅日出之乡，使鹿使犬之地，无虑居国行国，穷涯僻岛，毡帐部落，凡有血气者，莫不奉一君主，柄其赏罚禁令而齐之，其间虽禅继举夺之不同，而君治于上、民听于下则一也。予盖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就是说，他原先以为，君主专制是天经地义、无处不然的，知道美国不行此制以后，他的看法动摇了。他准确而又简明地介绍了美国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是民治而不是君治、是任期制而不是终身制的特点：“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托之。”正因为如此，一切都在法治、民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所以，统领能尽其责，社会能够稳定：“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唯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复当前之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10〕
梁廷枏不愧为得风气之先、好学深思的知识分子，他在介绍了美国民主制度以后，进一步研究了这种制度为什么会在美国产生、实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的问题。他认为这与美国所处地理环境、民族特点有密切关系：地处荒僻，本非英国所固有，离英既远，鞭长莫及；其地皆民人自为开辟，自理自治，时日既久，与英国关系自然疏离；其人喜谋利，往往耗智巧于制器成物，心无所用，或拥厚资以自奉，便心满意足，“以是观之，地既有所凭恃以自立，时又迫之不遑他计，而人人安愚贱、泯争端，三者相乘，夫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俨然无恙以迄于今也”。谓美国人“安愚贱”，并不合乎实际，但梁廷枏认为美国民主制度之建立，与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和其民族重商传统有内在联系，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制度作出的最早的一家之说。
《合省国说》卷三介绍美国的宗教、文字、出版、新闻、图书馆；风俗习惯，含婚丧嫁娶、饮食、服饰、居住、土著人生活习俗；农业、工业、物产；等等。书中介绍英文26个字母，先列英文字母，然后注以汉字，以明读音。所注读音，有些今天看起来很有些滑稽，如B注碑，J注遮，Q注翘，Z注思。显然，这些注音带有明显的广东地方口音。〔11〕
梁廷枏撰写《合省国说》，参考了多种中文资料，书中注明的有叶钟进的《寄味山房杂记》、谢清高的《海录》、徐朝俊的《高厚蒙求》，与他自己参与编修的《粤海关志》，但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后易名《大美联邦志略》）。
裨治文与《大美联邦志略》
《兰仑偶说》系由《英吉利国记》扩充而成。
《英吉利国记》系梁廷枏在1845年编成，不分卷，凡一万三千字。前有梁氏自序，署“道光二十有五年端六梁廷枏识”。内容主要为英国一千余年历史沿革及风俗习惯。笔者将此书与《兰仑偶说》细加比较，发现其所有内容均被移入《兰仑偶说》，只是少量字句有些改动。较之《英吉利国记》，《兰仑偶说》增加了许多关于英国社会制度的具体资料。梁廷枏在《兰仑偶说·序》中，没有说明此书何时完成，但他在道光丙午年正月所写《海国四说·序》中称四书已经编完，并说明为什么称“说”而不称“记”的缘由：“不曰记而曰说者，以中国人述外国事，称名自有体制，且非足迹之所及，安知其信？”由此，笔者推断，《英吉利国记》在1845年编成以后，梁廷枏将其修订扩充，改“记”为“说”，易名《兰仑偶说》，成书约在1845年下半年，然后收入《海国四说》。
《兰仑偶说》共四卷。卷一述英国历史沿革，从公元前古罗马时代起，中经英国革命、光荣革命，至19世纪40年代，历一千多年，对历代王朝递嬗、统治者政治得失、英国与别国关系，言之甚详。其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事：
万历四十二年（1614），查理第一立。性拘执，好戏狎，而不恤民生，举国怨叛，公会一时悉散，税无所出。挈兵船，将与佛兰西战，临阵兵士不用命，遽驶师船以退。天朝顺治四年（1647），别募兵，杀临战梗命者。国人与战，弑之。时国绅有人望者，出定其乱，摄行国事，自称保护，主变通旧制之不便者，民德之。〔12〕
卷二述英国本土地理、各郡情况，以及英国在世界各地殖民地情况，包括北美、印度、东南亚等地。梁廷枏梳理了中国人此前对英国的许多不同称呼，指出，英机黎、不列颠谙厄利、英伦、英圭黎、英吃黎，这些都是英吉利的同名异译。
卷三述英国各种制度，包括议院制度、军制及各地兵力、税制、邮政制度、保险制度等。其介绍议院制度：
其会同议国事署，曰巴厘满。凡王新立，先集官民于署，议其可否。大事则王与官民同入署议。会议必三年为期，非录用大臣及刑杀职官，虽兵事亦必下署，议准乃行。一切创例、置官机曾减税饷、行用楮币，皆由本署转行甘文司分布。王处断或谬误，例责奉行者。由署议所罚职官，则于岁终会核，别其功过而黜陟之。〔13〕
书中介绍的保险制度，对于中国来说，也还是新鲜事：
会航海涉险者，自计舟货所值，月纳银于会（百金约纳二钱）为公费，舟损则会偿之，货全失则半偿之。又居宅自议其值，岁纳于会者百之一，灾则会偿其半。或富者逆虑死后妻子无依，亦岁纳五十圆，他日由会岁给千圆，赡其妻孥。〔14〕
卷四先述中英贸易关系、关于鸦片问题，次述兰仑即伦敦城市概况，然后介绍英国社会习俗，涉及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服饰、发式、饮食、居住、婚丧嫁娶、礼节、宗教礼拜、财产继承、刑法、兵役制度、格斗、度量衡、钱币、慈善机构、教育机构、物产，等等。书中对英国教育机构的介绍颇为详细：
乡有小学，所学曰文科，一、古贤名训；二、各国史书；三、各种诗文；四、文章议论。自七岁至十七八岁。学成，本学师试其优者，进于国之中学，所学曰理科，初年辨是非，察性理；二年察性理以上之学。学成则又试之，优者进优越性大学，所学亦四科，听人之自择，曰医科，主疗疾病，凡病死，医不得其故者，则剖其骸，以验其病端所在，著书示人；曰治科，主习吏事；曰教科，主守教法；曰道科，主兴教化。学成，又各严考之。每试，则师聚于上，生徒北面，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即许任事。〔15〕
这段文字，与艾儒略《职方外纪》关于西方教育的文字部分相同。梁廷枏大概是参考《职方外纪》、结合有关资料编成。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梁廷枏详细介绍了轮船、火车及蒸汽机工作原理。其述轮船、火车：“以或蒸水，作舟车轮转机动，行驶如风。舟曰火轮船，初但以邮递书信，后则随兵舶，为惊人开路之用，然火热不便设炮。火蒸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驰行特速，可省运费。然必夷平险路，凡山石碍轮之物，不得少留。又铸铁为辙迹，按运道之远近而铁迹随之，工费甚巨。”对于蒸汽机工作原理，他由水受热成汽，汽缸、活塞工作，到如何发动、牵引舟车行驶，均作了详细说明。这是迄今所知，国人最早介绍蒸汽机工作原理的文字。〔16〕梁氏指出，蒸汽机不但能运用于轮船、火车，而且能用于纺车织具，“机动而布自成，故成制多而用力省”。由梁廷枏的介绍，我们可以得知，轮船、火车这两种由近代工业革命而带来的水陆运载工具，最初在中文里的译名分别是“火轮船”、“火蒸车”，后来前者省一“火”字、后者省一“蒸”字，成为今人所熟知的“轮船”、“火车”。
《粤道贡国说》，1844年成书。贡国，本是中国对前来进贡的藩属的称谓。自明以降，中国仍以天朝自居，加之昧于外情，将意大利等一切来华进行贸易的国家，均归入贡国。梁廷枏沿此陈说。此书所述，实为1840年以前，经由广州而进行的中外贸易志。
书凡六卷。卷一、卷二为暹罗国，卷三为荷兰，卷四为西洋国，含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卷五、卷六为英国。各卷皆按年编排，载明外国“进贡”何物，中国“赐”以何物，时间、物名言之甚详。梁廷枏在广州海防书局任职多年，负责编修过《粤海关志》，对中西贸易史料相当熟悉。他在书中详征博引，“溯考旧章，就诸国贡道之例出广东者，各举其入贡之期，奉贡之物。敕词之褒奖，赐予之便蕃，悉著于篇”。广州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西方发生贸易关系的主要通道口，故《粤道贡国说》实为近代以前中西贸易资料长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书中所述，不限于贸易往来，对于“贡国”历史、民情、风俗，亦多述及。在叙述西洋诸国与中国关系时，除了介绍自利玛窦等人东来、郑和率船西行等中西交通史，对欧洲地理、物产、宗教、民情风俗，皆作了扼要介绍：
风俗尚天主教，通离数，善制造。欧罗巴洲大小诸国，皆风行其教。其婚娶，男子三十，女子二十。通国之中，一夫一妇，居室无买妾生子者。产五谷，以麦为重。出五金，以金、银、铜铸钱为币。衣服蚕丝者，有天鹅绒、织金缎之属。羊绒有毯、罽锁哈剌之属。又有苎麻之类，名利诺者，为布绝细而坚，轻而滑，敝则捣为纸，极坚韧。相见以免冠为礼，概衣青色，兵士勿论。女人以金宝为饰，服御罗绮，佩带诸香。酒以葡萄酿成，可积至数十年。〔17〕
对于欧洲民居风格、饮食器皿、贵族与平民等级、学校设置、贫民院、幼儿院、医院等，书中亦一一作了介绍。
《耶稣教难入中国说》，1844年出版。梁廷枏在书中以三分之二以上篇幅，介绍耶稣教或曰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教史及其传入中国的历史。他对基督教与佛教进行了比较，认为自明季以来，中国有人弃佛从耶，是因为耶稣教比佛教有更近于人情的地方。他说，佛之为教，空空无凭，使人对其父母妻子都置之不问，这有些不近人情，于人匪便，而耶稣教“举人人日戴之天，劝人尊而事之，其为事较实，从其教者，问心亦较安。而审判、复活之说，又与世俗乐生畏死、免祸求福之心适有以相入，而且为期无定，一时难露其隙，事匪难行，而死有余望”，因此有人由佛转耶。他认为，耶稣教比佛教近人情，且中国有人弃佛从耶，但不等于耶稣教能在中国扎根，取代儒学的地位。理由有三：第一，中国自唐虞三代以来，“周公孔子之道，灿然如日月丽天，江河行地，历代诸儒，衍其支流，相与讲明而切究者，简册班班可考。凡政治之本，拜献之资，胥出于是焉。其入人也方且洽肌肤、沦骨髓，甚深且久，斯即有背道不远者日参其侧，终不能摇而夺之，易而移之，况毫厘千里者哉！”第二，耶稣教有许多于理不通之处。例如“复活说”，他认为，人葬久则骨化为尘土，有的甚至销毁于水火猛兽，“死人之不可起，白骨之不可肉”，此理甚明。退一步说，如果能够复活，那么，自有人类以来，不下数千万亿人存在过，“宇宙内亦安得有如许广大复员，载此开辟至今如恒河沙之众？”再如“末日审判说”，“天果将来有齐集审判之日，是生人之类，自此终灵魂之躯自此始矣。无论审判不知迟至何代而后举，而自耶稣至今，已千余年矣，何以不一行审判乎？”应当说，梁廷枏从形式逻辑上，对耶稣教进行的批驳，还是比较有力的。第三，中国真正信佛之人，多为村氓妇女，而非士林缙绅。中国士大夫间有晚年遁入禅悦，归宗清静，也不是真心归佛，而是精神调剂，犹如膏粱饱餍之后，偶思疏水，“要亦假其机锋，游戏笔墨，为文字禅，甚或借其明心见性之旨，以启灵明，以除烦恼已耳”〔18〕。士大夫中是很少有人真的相信六道轮回之类佛说的。所以，耶稣教虽较佛教近于人情，也能使一些信佛之人转而信耶，但并不能征服中国的士林缙绅。梁氏准确地看到，中国士林文化的核心仍是儒学，儒佛之间，不是儒被佛征服，而是佛为儒所用。
耶稣教在华传播，自明季以来，一直是中国士大夫密切关注的问题。《南京条约》等条约签订以后，耶稣教在华传播有愈演愈烈之势。梁廷枏作此书，表明近代早期士大夫对外来宗教的高度警惕。他认为耶稣教难以在中土扎根，表明了士大夫们在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之初，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还有着高度的自信。
梁廷枏生在广东，长在广东，在鸦片战争中是坚决的抵抗派。他在战争硝烟尚未完全散尽的1844年至1845年，接连推出五部关于世界知识的著作（含《英吉利国记》），充分表明这位身处中国对外联系前沿、深明世界情势的知识分子，唤醒梦醉国人的急迫心情。《海国四说》中，《兰仑偶说》系统介绍英国情况，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英国不但是西方头号强国，而且是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对手。《粤道贡国说》，是梁氏当行之作，他此前在海关工作过，且贸易问题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起因。作《合省国说》，单独细述当时并未对中国构成很大威胁的美利坚，体现了梁氏独特的眼色，因为这个国家虽与欧洲诸国同类，但有不少不同一般的地方，诸如政治制度、人口特点。他在《合省国说》的序言中，集中讨论美国政治制度，说明美国式的制度在他思想深处，已经引起强烈的振荡。《海国四说》置《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于卷首，表明梁廷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深切关怀。
中国已不可能闭关自守了。中国正被纳入新的世界运行体系，许多新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中国人面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一切爱国的、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正视它、回答它。《海国四说》是一份内容充实、思路清晰的答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梁廷枏不愧为敏锐地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
三、徐继畬：“东方伽利略”
他青少年时期，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走惯的道路：秀才——举人——进士。进士，外国人译为博士（Doctor），是科举考试最高一层。他由读书而做官，道台——布政使——巡抚。他由默默无闻而出人头地，荣宗耀祖。按照传统的眼光，他成功了。
但是，中国历史上出过多少个进士？无确切统计，大概用“成千上万”来形容，并不过分。其中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痕迹的又有几人！
徐继畬的名字之所以常出现于近代史籍中，主要在于他的第二次成功：在历史转折时期，精心撰写了一部适应时代需要的著作——《瀛寰志略》。这部书尽管不足15万字，但它映照出近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努力汲取新知识的新动向，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研究世界地理的最好水平。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字健男，号松龛，出身于以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其父徐润第，在徐继畬出生那年中了进士，做过内阁中书、施南府同知等官，史书称他性质刚毅，为官清廉，服官二十余年，衣不盈两笥，中年以后潜心易学，颇有造诣，看来是一个未被恶浊官场毒化、尚能洁身自好的绅士。徐继畬幼承家学，苦心读书，十九岁中举，1826年中进士，朝考获第一名，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广西浔州知府。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在福建省担任延津绍道道台，管辖闽江上游的山区。因沿海前线吃紧，他奉命兼署汀漳龙道，道衙在厦门对面的漳州。
徐继畬的经历很有象征意义和典型意义。正当中国由闭关自守向被动开放的转换年代，他，一个在内地出生、成长、任职的官员，被调赴沿海前线。这使他有机会亲自领略迎面吹来的“西风”，切实感受到时代转换的脉搏跳动。1840年以后的几年，他一直在东南沿海任职，1842年任广东巡按使，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1846年任福建巡抚。
好学深思的徐继畬，面对鸦片战争中许许多多目睹耳闻的事实，陷入了深沉的思索：有二百年全盛历史的清朝，为什么会败给数万里外的“岛夷”？配备四百多门大炮、六七千名精兵的厦门，为什么竟抵挡不住仅仅三十来只“逆船”的进攻？他深切感到，中国以前太自信，对国门以外的情况所知太少了。他开始尽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1842年初，他在给山西友人的信中，提到鸦片战争的起因和对英国的看法。他称英国人是红毛中最强大的种族，生活在距中国七万里以外的地方，侵占了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南洋、东南洋（东南亚）沿岸的数十处港口，其船坚固庞大，其炮猛烈，其海军相当强大，并称：“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略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19〕这些知识可能得自沿海同僚、侨民和业已出版的有关西方知识的中文书刊。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还未结束时，徐继畬对西方已有一定的了解。
鸦片战争以后，徐继畬加紧了研究中国以外世界的工作。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披阅旧籍，访问西人，耳闻笔录，推敲考订，终于在184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主要参考的资料有三类：一是中国文献记录，诸如历朝正史和有关地理著作，至少26种，包括《吕宋纪略》、《海国闻见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二是晚明以来西方传教士所写的中文书籍、刊物数十种，包括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的著作，更多的是马礼逊以来传教士的著作。三是直接访问西人所得的口述资料。徐继畬在序中写道：
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20〕
查考中文典籍并不难，搜集当代有关资料，也还比较容易，最不容易、也最能体现徐继畬精心考求世界知识精神的，是访问西人，即他自己所说的，“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作为已是从二品地方高官的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刚过、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能这样做，确属难能可贵。
徐继畬接触过并与其讨论过世界知识的西方人主要有传教士雅裨理、高民、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继任领事阿礼国夫妇。其中，对徐影响最大的是雅裨理。
徐继畬与雅裨理首次会晤，是1844年1月。当时，负责福建外交事务的布政使徐继畬，到厦门会见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进行有关外事谈判，能操闽语的雅裨理作为翻译出席。谈判之余，徐继畬提了许多关于世界地理的问题，雅裨理尽力作了回答。雅的印象是：“他是我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一位高级官员。”雅裨理提议，下一次带一本地图册来，依图答问，可以把他最感兴趣的地点、方位及范围，指给他看。徐高兴地接受了雅的提议。后来，他们践约会晤问答。雅裨理是忠诚的传教士，向中国高级官员传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给徐带了世界地图，还有一包宗教书籍，包括《圣经·新约全书》在内。自然，徐的兴趣在前者而不在后者，尽管他也认真地阅读过这些宗教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