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2月、5月，徐继畬因公到厦门，又与雅裨理会晤几次。这时，徐已在着手编撰《瀛寰志略》。5月的一次会晤，两人谈了整整半天。雅裨理记载：
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显然，他已获得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所画地图还不够准确。他要查对经度和纬度，以便算出确切的地理位置，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版图的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方面，尤其是与中国的商务关系。英国、美国和法国，被予以比其他国家更为详尽的考察。〔21〕
徐继畬与高民的接触，当稍后于雅裨理，也是在1844年。高民是传教医师，1842年在雅裨理寓所开设医馆，1844年1月与另一名传教医师协邦在厦门合开一所医院。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提到高民（甘明），说他对瑞士的情况非常熟悉。
徐继畬与李太郭的接触，始于1844年7月。李太郭（？—1845），英国传教士，博物学家，1825年来华，在澳门、广州一带采集植物标本，直到1828年。1836年，作为英国圣书公会代理人再度来华，后成为英使璞鼎查的翻译，1843年被派为英国首任驻广州领事，1844年调任驻福州领事。这年7月3日，负责福建外交事务的徐继畬，为李太郭在福州城南安顿了寓所。徐继畬与中国通李太郭之间没有语言障碍，他们经常交谈。徐从李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中东地区的地理和政治情况。他在书中三次提到“英官李太郭”。李太郭于1845年调任驻厦门领事，同年病逝任上。
徐继畬与阿礼国有良好的关系。阿礼国（1809—1897），英国外交官，1845年3月抵福州。对于徐继畬正在进行的著作，阿礼国及其夫人给予了热情的帮助。阿礼国送给徐继畬一个地球仪，其夫人给徐绘了一张世界地图，在图中将英、法、俄控制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用不同颜色区别开来。他们有时一连几小时在一起讨论世界地理问题。
徐继畬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到1845年，他对世界地理的熟悉，对国际知识的了解，不必说一般中国人，就连西方人也感到惊讶。1845年底1846年初，一位在福州访问的美国人史密斯写道：
在对世界各种各样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上，这位署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在南北美洲各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象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而引起的激动人的事件也有所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满了中文名称。〔22〕
所谓“梅诺思援助基金案”，是指1845年英国议会关于增加爱尔兰梅诺思大学财政援助的提案，这是当时英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史密斯举此例证，意在说明徐继畬对当时英国国内情况相当熟悉。
徐继畬边录边写，边问边改，在1844年便写出了《瀛寰志略》的初稿——《瀛寰考略》。这部留有许多涂抹、圈点和修改痕迹的小楷稿本，已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将此稿本与1848年《瀛寰志略》初刻本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徐继畬在1844年以后增改的内容，更可以看出他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
《瀛寰志略》凡十卷，卷一先列地球两半球图，述地球概况，五大洲、五大洋（当时认为南极是海洋，称南冰海）情况，然后是《皇清一统舆地图》，亚洲情况；卷二、卷三续述亚洲；卷四至卷七述欧洲；卷八述非洲；卷九、卷十述北南美洲。
较之同时代其他有关世界地理的著述，《瀛寰志略》有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它是学术著作，不是资料汇编。所用资料，无论得自书本，还是来自访问，徐氏都不是不分精芜，堆砌一起，而是经过认真的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分析研究、咀嚼消化，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阿礼国夫人给他绘了一幅地图，他经过比较，发现所记内容与自己先前所知情况出入很大，便立即去函询问。因此，其资料准确性、叙述科学性都较高。
第二，叙述全面、系统。全书以图为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地球形状、经纬度分划、两半球、南北极等知识，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风土民情。让人读后，对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能有整体的了解。这是《海国闻见录》、《合省国说》等地区和国别地志所无法替代的。
第三，重点突出。全书以近一半的篇幅叙述欧美的情况。欧洲的英国、法国、美洲的美国，是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与中国文化反差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强国。当时中国人要了解的世界，主要是欧美。《瀛寰志略》以此作为重点，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个人的学术眼识。
第四，文字简洁。全书十四万五千字，纲目清晰，文笔洗练。对无关宏旨的细节资料，没有陷入琐碎的考证。这也是它比其他书更为实用、畅行的原因之一。
第五，时代感强。任何人著书立说，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会受到他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在他的笔底留下时代的印记。徐继畬著书本来志在警世、经世，因此，在《瀛寰志略》中，我们可以从他对资料的取舍、重点的安排，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中国政治、军事等问题的严重关切。对坚船利炮的关注，我们姑且不论，这是当时众多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他比别人显得更为强烈。兹举几例：
在述及“英吉利三岛”时，徐继畬特别介绍了英国的两院制度：
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贵族院），一曰乡绅房（平民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乡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23〕
在述及美国时，徐继畬对这个由殖民地而成为独立、民主的年轻国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参众两院的设置，州长、总统的选举，投票的规则与方法，任期的规定，等等。在1844年的《瀛寰考略》手稿中，徐继畬已写道：
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以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于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24〕
他在“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这句话下面，加以浓圈密点，以示强调。美国的总统领和各州统领均不得据天下为己有，而以天下为公，既不终身留任，更不得世袭，全由百姓选举产生，限年退位，退位以后与百姓平等，所有这些，显然与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成为鲜明的对照。写到这里，徐继畬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慨，写了下面一段按语：
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25〕
在这段按语的手稿上，作者均加以浓圈密点，特别是“几于天下为公”六字，可以看得出，是写了圈，圈了再写的。可能在写这几个字时，颇费思索，考虑再三，最后才决定写上的。
徐继畬在《瀛寰考略》中所写的这些话，后来都保留在《瀛寰志略》中，只不过将“兀兴腾”改为“华盛顿”。在《瀛寰志略》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的卷末，徐继畬又加了一段对华盛顿的赞语：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的著名政治家，曾任美国独立战争的殖民地起义军总司令，领导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被举为美国第一届总统。他是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开创人，反对终身制，实行选举制和总统限年制，在近代世界民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自周秦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为争王位，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败者为寇、胜者为王，早成了循环往复的不争规律。从刘邦到朱元璋，尽管出身寒微，崛起于草茅之间，一旦天下平定，大权在握，有谁不跃登龙廷、称孤道寡、传子传孙？像华盛顿这样有陈胜、吴广之勇，曹操、刘备之雄，得了天下而不僭位号、不传子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徐继畬在惊诧之余，要用“异人”、“人杰”、“天下为公”等极端的字眼来称赞他。
《瀛寰志略》问世以后，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郭嵩焘像
《瀛寰志略》在出版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一直是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的最受器重的著作。在1852年以前，也就是《瀛寰志略》刚刚行世的二三年间，此书便受到魏源极大的重视。他在将《海国图志》由六十卷增补为一百卷的过程中，从《瀛寰志略》中辑录了近四万字的资料，凡33处，占《瀛寰志略》全书的四分之一。1866年，总理衙门特地重印此书，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书。1867年以后，此书被京师同文馆采用为教科书。70年代以后，此书成为中国出使外国人员的手头必备书。1876年，首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在使西途中，每到一处，便取出随身携带的《瀛寰志略》，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对照。〔26〕出使西方四国的薛福成，视此书为了解世界之津梁，并有志编撰《续瀛寰志略》，后因故未果。力主变法图强的洋务大员曾国藩，多次使用此书。以通晓时务著名的思想家王韬，予《瀛寰志略》以很高的评价：
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以视明季所出之《坤舆图说》、《职方外纪》，其详略为何如哉！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远者也。此二书者各有所长，中丞以简胜，司马以博胜。顾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则中丞之书尤为言核而意赅也。〔27〕
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读过此书，并颇受影响。康有为至少两次细读此书，第一次在1874年，第二次在1879年。他自述第二次情况：光绪五年，薄游香港，见西人宫室宏丽，道路整洁，管理严格，“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础”〔28〕。梁启超在1890年乡试落第，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29〕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张一麐回忆说：1882年，“余年十六时，得五台徐松龛先生《瀛寰志略》，读至华盛顿故事，辄为心醉，自忖民主政体安得及吾身而亲见之”〔30〕。徐继畬的同乡阎锡山自称：“锡山生长边郡，愚戆性成，髫年入塾，窃读乡先正《瀛寰志略》书，每思航海西渡，考察拿破仑、华盛顿之战迹，研究卢梭、孟德斯鸠之法理。”〔31〕戊戌变法时期，《瀛寰志略》还是很受欢迎的西学读物之一，坊间书商以石印此书而牟利。黄庆澄作《训蒙捷径》，在地理栏内，特地推荐《瀛寰志略》，认为此书“极佳”。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以过来人的身份，介绍《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在19世纪下半叶的影响：“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32〕
《瀛寰志略》印行以后，很快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1850年9月、10月，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发表长篇文章，评论《瀛寰志略》。文章介绍了徐继畬自序的内容，全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书中对天主教的看法。文章认为：这部在中国士大夫中可以自由流传的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它“对于改变中国人对我们西方人的粗暴、无理的看法，将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通过此书，我们高兴地知道，西方自由、文明的制度，已引起这里人们的注意。作者没有将自己限制在地理学范围里，而是扩展开去，以公正的态度，介绍了世界历史、政治和宗教。“在有关英国部分，他描述了议院、司法和其他一些制度。在那里，人民自己调节税收，自己制订法律，自己判断犯人是清白还是有罪，政府则有效地管理这一切”。评论认为，《瀛寰志略》所有这些介绍，对中国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新鲜事物。〔33〕
《瀛寰志略》很快传到东邻日本。据研究，日本至迟在1861年便有了此书的刊本，以后又几次翻刻。日本1861年出的《瀛寰志略》，地球全图系用红、黄、绿三彩印刷，人名、地名均用日文、英文注出，年代亦附注日本年号，其版本和装帧质量，远远超过中国版本。这本书，对日本人了解世界、进行维新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34〕
颇耐人寻味的是，《瀛寰志略》的问世，招致了徐继畬本人的仕途坎坷，也带来了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851年，徐继畬被免去福建巡抚职务，到北京任太仆寺少卿，翌年被削职回乡。这一处分的表面理由是，徐在闽抚任内，在一系列外交事务上，态度不够强硬。实际背景是，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皇帝继位，清朝中央官僚结构发生重大变动，先前支持徐继畬的穆彰阿一派失势，徐连带遭贬。据说，守旧派弹劾徐继畬，有两件事与《瀛寰志略》直接有关：其一，《瀛寰志略》卷五，论及日耳曼人聪明洞达，法、英等国初祖，皆日耳曼人，然后有一句评论：“殆西土王气之所钟欤！”守旧派截取这段话，故意隐去“西土”二字，变成“殆王气之所钟欤！”二字一去，意思大变，成为大逆不道之论。其二，上文引录的称赞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话，有讥刺中国天朝制度的弦外之音。朝中对此“哄传”一时。〔35〕徐继畬被撤职一事，当时西方人也认为与《瀛寰志略》有关。英文《中国丛报》评论说，徐氏下台，“也可以理解为他出版的书籍使有偏见的中国人讨嫌”〔36〕。
时隔十三年，到1865年，学西方、办洋务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以研究西方而著名、而遭贬的徐继畬，又重新被人们记起。他被召回京师，初任总理衙门行走，继任总理同文馆大臣。这时，他已是古稀老人了。
《瀛寰志略》对华盛顿的誉扬，在华盛顿的故乡，在来华美国人中，激起了阵阵涟漪。1850年，《瀛寰志略》刚刚问世，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彼得，便觅得一部寄回美国。1853年，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从《瀛寰志略》中录出两段称颂华盛顿的文字，刻于花岗石碑上，赠送给美国华盛顿纪念馆。这块石碑后来被砌在华盛顿纪念塔的第十级内壁。碑文如下：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曰：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合众国传教士识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画像赠送给徐继畬。这幅画像，是美国总统约翰逊特地让国务卿西沃德，请画家按照原美国著名画家斯图尔特所作华盛顿肖像复制的，原作一直挂在白宫内阁会议室里。赠接仪式是在北京举行的，相当隆重，中方出席除徐继畬外，还有总理衙门的其他官员，美方人员除了蒲安臣，还有继任代理驻华公使卫三畏和使馆其他人员。
蒲安臣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
前时约二十年，兄台著有《瀛寰志略》一书……书内讲明各国之记，详述各国士人君子，则推华盛顿为冠，不但胜外邦之士，并超越中华各前代之贤师勇帅。所称华盛顿“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因思此三代圣人大德光辉，照耀于今四千载之久，而华盛顿得此数语，翻译宣布于本国各部，士民咸读而称快，感谢兄台之褒奖。……前二千三百年，中国孔夫子论恕道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语，与耶稣吩咐人说，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等语相同。华盛顿甚愿将此理宣之天下。统观此数端，顿之善与儒教之善无殊，两国之人何不互相思想乎？〔37〕
蒲安臣说，您了解世界、了解华盛顿的努力，使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贬十多年，当您看到华盛顿温和的面容时，请不要回忆起那些已经逝去的悲伤岁月，恰恰相反，您应当为有今天的局面而欢欣鼓舞。蒲安臣还说了许多对徐继畬、对中国前途祝福和鼓励的话。
徐继畬作了简短而得体的答词。他说，收到贵国赠送的华盛顿画像，我深感难副其实。“当我一遍又一遍端详着这件精美赠品的时候，华盛顿仿佛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他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38〕。
这一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在中文资料中还没有见到记载，美国方面有详细的报道。1868年3月，即蒲安臣卸任以后，权充中国使臣，率志刚、孙家谷等人赴美之时，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的文章，报道了蒲安臣向徐继畬赠送华盛顿画像的活动，介绍了《瀛寰志略》及其给徐继畬带来的坎坷遭遇，盛赞徐继畬是一位伽利略式的勇于探索真理的科学家：
这位著作家在二十年前，因称颂我们伟大的首任总统而遭到放逐。最近因蒲安臣先生的斡旋，他似乎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荣誉和报偿。……到目前为止的25年中，对夷人的历史进行研究，成了中国人从事研究的学科中最危险的学科，而一位正直的地理学家却敢于重蹈伽利略的覆辙。这位作者就是徐继畬。〔39〕
美国当代学者德雷克同意这一评价，在著作中称徐继畬为“东方伽利略”〔40〕。
在封闭的年代、封闭的环境里出生、成长，在被动开放的区域当官任事。历史把他推到古今东西文化会面、冲突的旋涡。山多水少的黄土高原，赋予他豪爽执著的品格，书香门第的儒学熏陶，铸就他好学深思的特点。他灵敏地感受到时代正在变迁，天下大势远非如传统所云。他为民族的觉醒，为真知的追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人在宦海中的沉浮，其书在社会上的毁誉，典型地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在曲折中蹒跚前行的身影。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赞成西人的评价：徐继畬，东方伽利略。
四、魏源：一部著作，一个总结
近代早期以研究世界地理而闻名的几位学者中，梁廷枏生在广东、长在广东，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徐继畬生在内地，但在福建做官，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占有职业优势。魏源生在内地，又无在沿海前线当官的经历，但他以强烈的经世意识，良好的学术素养，广征博引，编成总结性的巨著《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字默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那时全国最为闭塞的地区之一。他早年在家乡，读书、教书，参加科举考试，走的是一般富庶家庭子弟惯走的道路。他十九岁赴北京，开始接触社会，1822年中举，后任内阁中书。他遍游中国各地，结交了一批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包世臣等。1825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代编《皇朝经世文编》。这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全书120卷，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系统清理、总结了清代道光以前的经世学说。它加深了魏源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认识，强化了他的经世意识，对他日后编撰集大成性的世界地理巨著，不无启发意义。鸦片战争中，他参与了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对英国情况有一定了解，并据英国俘虏安突德口供，写了《英吉利小记》。鸦片战争的失败，对这位素抱经世之志的知识分子来说，刺激很大。1841年，当被贬黜的林则徐嘱他在所译《四洲志》基础上编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时，他欣然从命，并在翌年编定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以后，他不断修订、增补，1847年扩大为六十卷，1852年扩大为一百卷，凡88万字。
强烈的经世意识，是《海国图志》的鲜明特色。魏源在叙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正因为如此，他在书中除了介绍、考订世界各国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习等情况外，还特设《筹海篇》二卷、《筹海总论》四卷，这是其他各种世界地理著作都没有的。鸦片战争的失败，给国人最直接的刺激是船炮不如人。魏源于此，非常留意。除了在述及各国情况时注意介绍军事情况外，从卷八十四至卷九十五，他以整整十二卷的篇幅，介绍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原理、制法、用法。这在此前此后各种世界地理著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不合通常编书体例的作法，正是特别强烈的经世意识的体现。
魏源本是有心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人，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心。他在1845年才中了进士，年已五十有二，以后官位也不高，仅做过知府、知州等很难有太大作为的地方官。他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痛切感到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许多弊端。他曾激烈攻击专制帝王是集天下之势、利、名于一身的最自私的人；上下隔阂的专制影响上情下传、下情上达，是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呼吸到西方吹来的新鲜空气，他以前郁积胸中的不满，便化作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称颂倾泻出来。
他在介绍英国情况时，花了不少笔墨于议会制度，指出英国国家大事，均需经巴厘满即议会议允，不是国王独裁，“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凡条例更改，职官增设，税饷、货币增减等关涉国计民生之事，都是由国王颁行议会，由议会交各具体部门执行。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年都由议会在年终审查，然后决定各官黜陟。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实行“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的办法。百姓对于政府，享有监督权利，各种意见可刊于逐日印行的新闻纸上，各官宪政事有失，百姓可以议论批评。
在19世纪中叶的世界上，与中国专制制度反差最大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魏源以整整五卷的篇幅介绍美国。〔41〕他在尚未专述美国的《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劈头就是一段美国赞歌：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42〕
他还称赞美国在处理与英、法关系方面的“智”，在经济方面的“富”，对华关系上的“谊”。
武、智、公、周、富、谊，魏源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赞颂了美国，把中文里最美好的字眼，献给了大洋彼岸的年轻国家。特别是政治方面，魏源致意再三。他认为，美国仅设统领、不设国王、事简政速、令行禁止的民主制度，具有永恒的价值，可以“垂奕世而无弊”。
作为完整、系统的世界地理著作，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四五十年中，《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是最有影响的两部。二书相较，各有千秋，诚如王韬所评，徐著以简胜，魏书以博胜。
博，是《海国图志》的一大特点。对此，我们只要耐心地梳理一下书中所征引的资料目录就清楚了。
中国人著作：嵇璜等编的《清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谢清高的《海录》，张奕的《东西洋考》，黄衷的《海语》，刘健的《庭闻录》，颜斯综的《南洋蠡测》，黄可垂的《吕宋纪略》，王大海的《海岛逸志》，郁永河的《裨海纪游》，张汝楫的《澳门纪略》，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余文仪的《台湾志》，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姚莹的《英吉利地图说》、《康纪行》，俞正燮的《癸巳类稿》，马欢的《瀛涯胜览》，黄宗羲的《行朝录》，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文秉的《烈皇小识》，赵翼的《檐曝杂记》，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刘郁的《西使记》，邱长春的《西游记》，钱民的《景教考》，杭世骏的《景教续考》，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杨光先的《辟邪论》，魏源的《圣武记》、《英吉利小记》，《四库全书提要》，《元秘史》，《蒙古源流考》，《册府元龟》，《金石萃编》，《洛阳伽蓝记》，《西域图志》，《文献通考》，《广东通志》，《后汉书》，《新唐书》，《旧唐书》，《晋书》，《魏书》，《梁书》，《隋书》，《宋史》，《辽史》，《契丹国志》，《明史》，等等。
西人著作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毕方济的《灵言蠡勺》，高一志的《空际格致》，傅泛际的《寰有诠》，蒋友仁的《地球全图》，培端的《平安通书》，袆理哲的《地球图说》，马礼逊的《外国史略》，玛吉士的《地球天文合论》、《地理备考》，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实腊的《贸易通志》，《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另有新加坡人著的《英国论略》。
此外，书中附有各种地图七十余幅，各种船炮器物图八十余幅，各类表如《中西历法异同表》、《各国教门表》等近十幅。
真是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从书到图，应有尽有。〔43〕
从征引书目的种数上看，《海国图志》所征引国人的著作显然多于西人著作，但从书中实际所引内容数量上看，西人著作比重大大超过国人著作。笔者粗略估算一下，在引述资料的比重上，西人著作与国人著作之比为四比一。在考证具体史实、处理古今中西记载歧异问题时，魏源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今、西，即主要以新的著作、西人著作为基础。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昔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44〕。例如，在考证有关美国问题时，他立足于美国人高理文（即裨治文）所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纠正谢清高《海录》所述不确切之处：
《海录》：咩里千国，在英吉利西，由散爹里西少北行，约二月；由英吉利西行，约旬日可到，亦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为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
（魏源）案：咩里千，即弥利坚之音转，故言“即广东之花旗”。然以洲言，则其地数万里，岂得谓之“孤岛”？以国言，则二十七部落，富强为英夷劲敌，岂得谓之“疆域稍狭”？盖谢清高但至欧罗巴洲，未至弥利坚洲，故传闻不确不详。〔45〕
对于同属西人著述中出现的不同说法，魏源则细加比较，参以最新说法，确立己见。对丹麦国名称的考证即为显例：
案：《四洲志》、《贸易通志》、《每月统纪传》、《万国全图》、《地理备考》、《外国史略》等书，或有国而无大尼，或有大尼而无国，其实即大尼之合音也。考那威昔属大尼，《海录》谓其来粤贸易，亦称大尼，用黄旗，于是有海北之黄旗、海南之黄旗。迨嘉庆二十年，各国公使会议维耶纳，以瑞丁地附近于者归，而割那威于瑞丁，于是惟有海南黄旗之国，海北无那威之名矣。前分大尼、为二，今更正之。〔46〕
魏源足迹未出过国门，也不通外文，他能搜集、利用的西人著作，只能是已经译成中文的西人著作。其中，明清之际南怀仁、艾儒略诸人著作还比较容易得到，鸦片战争前后西人著作，因为在内地流传不广，就比较难得了，尤其是郭实腊等人在南洋的出版物。而后者，恰恰是《海国图志》主要内容的来源。魏源没有细述这些西人著作作者的情况，也没有说明获得这些资料的途径，因此，我们很难理清他接受这些西学影响的过程。但是，我们从他征引这些资料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些西学著作的出版背景，还是可以勾勒出西学对他影响的概貌。
《海国图志》征引西人著作，除了前面已述的《四洲志》之外，其余情况如下（不包括《职方外纪》等明清之际西人著作）：
《地球图说》。魏源注明此书作者是“英人袆理哲”。查伟烈亚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袆理哲为美国传教士，并非英人，1844年奉派来华，长期在宁波传教。《地球图说》是他第一部中文著作，出版于1848年，凡53页，书前附有各国国旗图样。此书有1856年增订本，凡114页。魏源所用，显系初刊本。《海国图志》引录此书凡34处。
《万国地理全图集》。魏源没有注明此书作者。遍查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出版书目，无此书名，疑为《万国地理全集》的另一版本。《万国地理全集》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所著，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其主要内容曾在郭氏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上连载。《海国图志》征引了郭氏编的另一本书《贸易通志》，他获得《万国地理全集》当有可能。《海国图志》引录《万国地理全图集》凡57处。
《贸易通志》。魏源没有注明此书作者。查伟烈亚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纪念录》，此书为郭实腊所著，1840年出版，凡63页，是鸦片战争时期介绍西方商业制度最为详细的一本书。《海国图志》引录此书凡14处。
《每月统纪传》。魏源没有注明此书作者。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在南洋出版的以“每月统纪传”为名或类似名称的刊物有三种，即《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这三种刊物接续出版，时间跨度为1815年到1838年，其起止时间分别为1815—1821，1823—1826，1833—1838。魏源所引，仅注明书名为《每月统纪传》，未说明其出版时间、刊物编者，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笔者经过考证，断定魏源所称《每月统纪传》就是《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这从书中引录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海国图志》在卷五第17页、卷十九第8页、卷四一第19页、卷六第31页，引录《每月统纪传》原文中，多次述及道光十年至道光十四年的事件，即1830年至1834年的事。分别于1821年、1826年终刊的前两种“统纪传”，自不会言及30年代的事。《海国图志》引录《每月统纪传》凡28处。
《地理备考》。魏源在1852年所写的《海国图志后叙》中称：“近惟得布路国人玛吉士之《地理备考》，与美里哥人高理文之《合省国志》，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而《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布路国即今称之葡萄牙。玛吉士是出生在澳门的葡萄牙人〔47〕，《地理备考》是他的主要著作，全称《新释地理备考》，最初刊本不详，1847年被辑进《海山仙馆丛书》。《地理备考》分10卷，卷一论述地理学、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卷二论述包括地震、火山等自然现象，卷三为邦国法度原由政治贸易根本总论，介绍各个国家的起源与历史状况，卷四至卷十为地球总论及欧、亚、非、美等洲情况。此书内容广泛，除了地理学知识，还涉及天文学、气象学、光学、植物学、人类学一些内容。〔48〕《海国图志》引录《地理备考》凡91处，为全书之最。此外，《海国图志》卷七六全录了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叙》和《地球总论》，卷九六全录了玛吉士的《七政》，置于《地球天文合论》之首。看来，魏源对玛吉士的著作相当推崇。
《外国史略》。魏源称此书为马礼逊所著。《海国图志》卷四图后附记有“马礼逊之《外国史略》”一语。《海国图志后叙》云：“在粤东译出者，则有钞本之《四洲志》、《外国史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收有此书，凡56双页，八万多字，署名“英国马礼逊著”。
这个“马礼逊”，是不是那个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呢？肯定不是。首先，查马礼逊中、英文著作目录，均无《外国史略》一书。其次，也是最关键的，马礼逊是1834年8月1日去世的，但是，我们翻查《外国史略》，可以看出，书中至少有30处写到道光十五年即1835年以后的事情。例如，书中写道：“新蒂地在印度河边，多丛林，列君猎射处也，道光二十三年悉为英人所灭。”〔49〕英吉利在道光二十五年在广东贸易船只共182只。〔50〕
在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英国人中，可能被人叫做“马礼逊”的人还有两个，一个是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另一个是马里生（Martin C.Morrison，1826—1870），两人都是上面说到的那个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出生在澳门，长期在中国活动，但是他在1843年8月29日便已在澳门去世，而《外国史略》中多处提到1845、1846、1847年的事情，他显然也不是《外国史略》的作者。马里生是1826年出生的，长期在华活动，先后担任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广州领事馆翻译、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秘书兼翻译，1870年去世。从在华经历与活动时间上看，《外国史略》有可能为马里生所撰。笔者迄今没有查到《外国史略》原书，其作者到底为谁，待考。〔51〕《海国图志》引录《外国史略》凡60处。
《美理哥志略》。魏源称此书作者为“美理哥人高理文”。高理文即裨治文，美国第一批来华传教士之一，《美理哥国志略》为其名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简称。此书于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署名“高理文”，全面叙述美国情况（参见本书第二章）。《海国图志》中关于美国的部分，主要取材于此书。
《平安通书》。魏源称此书为“美利加人培端”所著。培端，即麦嘉缔，美国传教医师，1843年来华，在宁波施医传教。《平安通书》是他编撰的第二十六种中文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常识，日月食图说，四时节气图说，潮汐随日月图说，西洋历法缘起、中西历对照等。此书从1850年起，年出一册，迄1853年止。《海国图志》最后修订稿完成于1852年，则所引录《平安通书》资料，当为1852年以前部分。《海国图志》卷一百《地球天文合论》之五的内容，全由《平安通书》中录出。卷七六还引录了麦嘉缔的《地球推方图说》，述论证大地为球体的方法及各大洲概况。
从《海国图志》征引的这些西书情况，可以看出，魏源在编撰、修订这部巨著时，不但搜集、使用了较易得到的西书，而且尽力发掘那些尚未行世的中译抄本，密切注意新书出版动向，随时吸收新出西书的内容。《外国史略》是抄本，《平安通书》是最新西书。魏源尽到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世界地理所能尽的一切努力。《海国图志》是19世纪50年代以前，国人研究世界地理的优秀总结。
《海国图志》问世以后，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书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实倡日后洋务运动之先声。书中对英、美议会、民主制度的介绍与赞颂，对日后维新思想的产生，不无启发意义。当然，其影响最主要方面，还在于世界知识。在19世纪下半叶，《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被公认为中国人所编世界地理著作中最好的两部书。一大批从事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都受过此书的影响。左宗棠曾为《海国图志》重刊作序，对这位湖南同乡的名著推崇备至。康有为自称，他对西方的了解，对世界的认识，与《海国图志》的影响很有关系。
《海国图志》出版不久便传到了日本。〔52〕1850年，《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传入日本，被明治维新以前保守的日本当局列为禁书，不准发售。1853年，又有《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基于同样原因，仍被禁止。其理由都是书中写有西国事情，“有违禁之词”。1854年，日本由锁国变为开放，《海国图志》适逢其时，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锁钥，大受欢迎。这年有15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其中7部被朝廷留用，另外8部被允许出售。从1854年到1858年间。形形色色的《海国图志》翻刻本竟达二十多种。正像在中国，《海国图志》等书，对以学西方、图自强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有催生作用一样，《海国图志》之东传，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也有积极的影响。对此中日学者有一致的看法。中国学者说：魏源作《海国图志》，激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53〕。日本学者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学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54〕
五、李、王、管、张：科学前驱
如同明末清初西学输入方式一样，清代道咸年间西学输入的主要方式，仍是西译中述，即由西方学者（包括传教士）口译，中国学者笔述。这种中西结合、中西互补的翻译方式，是中西文化初次碰面，中国缺乏通晓西学人才、西方缺乏通晓汉学人才特殊情况下的历史产物，也是一种过渡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