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译中述，对中西翻译人员都有一定的知识要求。担任口译角色的西人，必须粗通中文，讲出西书意思；担任笔述角色的中国学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汉学修养，否则难以达旨。西译中述过程，也是中西文化会面、沟通的过程。近代西学，对中国来说，大多是新学，什么公转自转，什么引力涨力，什么奈端、瓦特，都是闻所未闻，于古无征，在中文里很难找到现成词汇或对应词汇的新东西。这样，担任笔述角色的中国学者，成了最早接触、理解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从事笔述工作以前，已对科学感兴趣或有造诣，通过翻译，接触新学，并有机会与西人切磋，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近代中国的科学前驱。
李善兰、王韬是此类人物中的最为著名者。
李善兰在近代科学史上知名度很高。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涉及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领域。对此，许多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的著作都有论述。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西学对他的影响和他对西学的态度。
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他出生的1811年，恰是马礼逊来华出版第一本中文读物的那年。那时，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的影响还未及于浙江，但李善兰所在浙江，则是自晚明以来，受西学影响最重的省份之一，研究科学的风气在这一带文人中一直没有中断过。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李善兰很早便与科学结缘，15岁时，便通习《几何原本》前六卷，即利玛窦、徐光启所译的那部分。青年时代，为了研究天文、历算，他常常夜坐山顶，观象测纬。35岁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科学家，刻印了《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和《对数探源》三种数学著作。《对数探源》讨论的对数问题，是明清之际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内容之一。由此可见，在从事翻译工作以前，李善兰已是深受西学影响、对西学有所研究的学者。
1852年6月，李善兰来到距海宁仅二百余里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开埠已9年，居留的外国人超过二百，已是通商口岸中传播西学最多的城市。李善兰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到上海的，于史无征，但从他到上海以后的活动来看，他是怀着寻找科学的心理，来到这个西学传播基地的。史书记载：
一日，到上海墨海书馆礼拜堂，将其书予麦先生展阅，问泰西有此学否。其时有住于墨海书馆之西士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因请之译西国深奥算学并天文等书，又与艾约瑟译《重学》，与韦廉臣译《植物学》，以至格致等学，无不通晓。又与伟烈亚力译《奈端数理》数十页。〔55〕
与西人接触，李善兰是主动一方，参与翻译西书，则缘于西人邀请。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从1852年到1854年，李善兰一直在上海译书。所译有《几何原本》后九卷，《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谈天》，《重学》，《圆锥曲线说》，《奈端数理》。与他合作的西方学者有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七八年中，翻译出这么多种数、内容这么广泛的科学著作，其中艰辛不难想象。这些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大多前所未闻，许多名词、术语，都需译者独创。
李善兰在中国近代科学领域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参与翻译、介绍好几门西方科学的工作，有变量数学、牛顿力学、植物学原理和天文学。其二是创译了大批科学名词，有相当一部分被沿用至今，有的还被日本学术界所采用，如“微分学”、“积分学”、“方程式”、“代数学”、“几何学”、“植物学”和“细胞”等。其三是对牛顿力学有相当的认识。所著《火器真诀》一书，是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弹道学的著名论文。其四是数学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自己编辑刊刻的《则古昔斋算学》之中，内含数学著作13种。其中《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3种，是关于幂级数展开式方面的研究。他创造了一种“尖锥术”，即用尖锥的面积来表示X，用求诸尖锥之和的方法来解决各种数学问题。这在近代数学史上有重要地位。〔56〕
严格地说，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李善兰是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翻译的第一个中国学者。在他以前，在南洋、广州、宁波等地所出西书中，也有一些涉及自然科学，其中也可能含有一些中国学者的劳动。例如，1849年合信在广州出版的《天文略论》，同年哈巴安德在宁波出版的《天文问答》，从那朗畅的中文表述中，可以认为有中国学者参与润饰，但是，我们缺乏足够的论证资料。
在闭塞保守的国度里，进行政治变革固然很难，从事科学研究亦非易事。李善兰选择的这条道路，并非坦荡如砥，笔直如矢。第一，他必须顶住来自科举仕途的诱惑。在李善兰生活的时代，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博取功名的正规道路。李善兰也曾在这条路上走过一段。17岁时，他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乡试，未中。此后，他便绝意八股，潜心科学。据说，他在私塾读书时，曾因长于数学、短于经史，被塾师训斥过。他当然知道沿着科举道路走下去可能获得的荣光，沿着科学道路走下去可能招来的白眼。但他选择了后者。第二，他必须冒着蒙受“用夷变夏”恶名的风险。翻译西书，整天整月整年地与高鼻蓝眼的外国人混在一起，在19世纪50年代，还是相当危险的事。70年代，郭嵩焘奉朝廷钦命，出使欧洲，还被时人讥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早二十年，李善兰与夷人译夷书，其可能受到的讽刺、攻击，不问可知。李善兰自述的一件事可作佐证：
壬叔言：昔年同艾约瑟至杭，乘舆往游天竺，为将军所见。时西人无至杭者，闾阎皆为惊诧。将军特谕仁和县往询，县令希上意，立逐艾君回沪，而将壬叔发回本州。〔57〕
竟敢将传教士带到杭州，并且大模大样地乘轿游逛，这在当时，也太离谱了。结果，一被逐回上海，一被发回本州。陪夷人旅游已为舆论所难容，那么，与夷人译夷书，在时人眼中，当与离经叛道无异。事实上，李善兰在上海也郁郁不得志。时人记载，他住在大境阁，“新凉之夕，珠露既零，桂月如昼，壬叔凭栏长啸，林籁振荡，行云不流……此皆不得志于时，聊一发声以宣郁积耳”〔58〕。他个人天赋很高，学术成就很大，但在现实中完全是一副落魄文人的模样。他曾自诩才学并世无双：
（饮酒之间）壬叔亦谓：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梅定九，恐将瞠乎后矣。〔59〕
目空一切的狂傲中，隐含着怀才不遇的愤懑。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性的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这位精通西学的科学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他被调到北京，担任京师同文馆教习，并被赐予中书科中书、户部正郎等虚衔。
王韬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研究思想史的人，以王、郑并提，将他与郑观应列为近代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研究新闻史的人，以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筚路蓝缕，大书特书。研究中学西渐史的人，以他助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而大加褒扬。研究教育史的人，以他在上海掌管格致书院，培养新型人才而予以重视。研究政治史的人，则在他是否上书太平天国的问题上反复考证辩难。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重视王韬在介绍、吸收西方科学方面的贡献，很少有人将他作为一位科学前驱来研究。
王韬的情况与李善兰大不相同。李善兰参与翻译西书时，已过不惑之年，且学有所成。王韬则不然。他比李善兰小十七岁，于1828年出生于苏州东南的甫里镇，1849年来到上海，入墨海书馆工作，是个年仅二十的青年。李善兰参与译书以前，已对西学有所了解、有所研究，王韬则是一片空白。王韬自称，他初入墨海书馆，“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揆之情理，他那时在译书方面，实难担当大任。李氏译书是治学，王氏译书为糊口。王韬进入墨海书馆，缘于其父王昌桂。王昌桂在1846年到馆，主要协助麦都思翻译基督教书籍，知识广博，被麦都思等人敬称为“活字典”，二十九年后去世。此后王韬才子承父业，进馆工作。王韬禀赋聪慧，善于吸收新知识。他在墨海书馆十余年，进步很快，在介绍、吸收西方科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韬参与翻译的西方科学书籍有以下一些：一、《中西通书》，合作人艾约瑟。这是年鉴性质书籍，从1852年开始，年出一册。王韬从1853年开始参加此项工作。1858年，他曾为《中西通书》作序。1859年1月28日（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时予主修中西历书，已蒇事。”看来，他到1859年还在继续这项工作。此书既有宗教内容，亦有中西历对照、世界要事、科学发明、天文知识等。二、《格致新学提纲》，合作人亦为艾约瑟，断续译于1853年、1858年，分别附于这两年的《中西通书》之后，内容为：“凡象纬历数、格致、机器，有测得新理，或能出精意创造一物者，必追记其始。”〔60〕主要内容后被收入《西学原始考》中。三、《西国天学源流》，合作人伟烈亚力，1858年出版，内容上文已作介绍。四、《华英通商事略》，合作人伟烈亚力，1857年译成，曾在同年的《六合丛谈》的2、6、7、8、9、10号上连载。内容为明万历以后到咸丰年间中英通商历史。
王韬是个有心人。他在与西人合作译书同时，细心考究有关知识，另外编成三书：一为《西学图说》，二为《西学原始考》，系在《格致新学提纲》基础上扩充，三为《泰西著述考》，考订从利玛窦到徐日升等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西学著述。1889年到1890年，王韬将有关西书修订出版，名为《西学辑存六种》，其排列顺序为《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泰西著述考》、《华英通商事略》。细读各书内容，可知除个别书中补有同治、光绪朝资料外，六书基本上编于1860年以前，即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
这六种关于西学的著作中，有些上文已作介绍，如《重学浅说》；有些主要是关于历史过程、西学书籍的描述，如《华英通商事略》、《泰西著述考》。值得我们注意和介绍的是《西国天学源流》、《西学原始考》和《西学图说》。
《西国天学源流》，原书作者不详。王韬自述此书翻译经过：
余少时好天文家言，而于占望休咎之说颇不甚信，谓此乃谶纬术数之学耳。弱冠游沪上，得识西士伟烈亚力，雠校余闲，辄以西事相咨询，始得窥天学之绪余。适李君壬叔自携李来，互相切磋。一日，询以西国畴人家古今来凡有若干，伟烈亚力乃出示一书，口讲指画，余即命笔志之，阅十日而毕事。于是，西国天学源流，犁然以明，心为之大快。〔61〕
李善兰入墨海书馆，时在1852年，则王韬与译《西国天学源流》在1852年以后。书中内容，曾在伟烈亚力主办的《六合丛谈》1857年的第5、9、10、11、12、13号上连载。
这是一部西方天文学略史，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自古以来的天文学发展历史。全书不分卷，从《圣经·旧约全书》中有关天星的内容说起，述及古希腊海修德、和马（今译荷马）著作中对天象的描写，亚利斯多（今译亚里士多德）、百拉多（今译柏拉图）等人的天文观，对多禄某（今译托勒密）、歌白尼（今译哥白尼）、第谷、刻白尔（今译开普勒）、伽离略（今译伽利略）、奈端（今译牛顿）、拉白拉瑟（今译拉普拉斯）、侯失勒（今译约翰·赫歇尔）等在西方天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及其学说，叙述相当详细。
王韬，作为一名爱好天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伟烈亚力合译此书以后，对此书相当推崇。他说：“此虽寥寥数十叶，而词简意赅，巨细精粗，无乎不贯；异同正变，无乎不备。谈天者于此，诚有所取资而得其要领矣。”他将中西天文学的历史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认为西方天文学近几百年所以发展迅速，在于西人对学问精益求精，而中国则墨守旧说：
西国之精天算者不一家，其始亦皆各持一见，纷无定论。逮后歌白尼创言以太阳为心，地与五星环之而行，其道为椭圜，此论一出，经二百余年，莫之或改。而我中国，尚有墨守旧说者。且其言地球动而太阳静，其说要不可易，如人在舟中，但见岸动而不见舟行，同一理也。〔62〕
阮元《畴人传》曾讥刺西人前后不一，一会儿说地为中心，一会儿又说日为中心。王韬批评阮元这种说法是不明白学术发展的规律，也是“未明推验实理之故”的一种表现。在另一个地方，王韬在比较了中西天文学发展历史之后，认为在远古时代，西方天文历法并不比中国先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到后来，中国愈显得落后。这是什么原因呢？王韬写道：
由是观之，中外算术，古时皆未造其精，而至于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盖用心不专，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63〕
至于为什么“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王韬没有深论。这也是直到今天，学术界仍在讨论的问题。
《西学原始考》是一部西方科学发现、发明、发展史。举凡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医学、农学、哲学、法学、音乐、建筑、美术诸方面的重要发现、重大发明、重要事件、人物，均一一载明。书为编年体，记事起于公元前二千四百余年，迄于1874年。凡三万多字，不分卷。欧几里得何时著《几何原本》，《几何原本》何时开始流行于欧洲，西方代数学的出现，微积分学说的确立，对数的发明与发展；阿基米得力学原理的确立，牛顿古典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电报的发明，水龙的制造，缝纫机的制造，对光的认识的发展，小孔成像问题，眼镜、望远镜的制造；化学元素的发现，冶炼技术的发展，玻璃的发明，镀金饰物的出现；古希腊人对地球半径的测算，浑天仪的制造，托勒密、第谷、哥白尼诸人学说的创立，太阳系一些行星及其附星（即卫星）的相继发现，寒暑表的发明，太阳黑子的发现和观测，伽利略、开普勒、拉普拉斯、牛顿诸人的贡献；地图的出现，美洲大陆的发现，新航路的开通，欧洲人初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时间，欧洲人对北冰洋的探测，近代地质学的诞生；西人对人体结构认识过程，对动物、植物的研究，英人何时开始吃咖啡，欧洲何时始种烟草，欧洲人何时发明种痘术；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基督教的发展，西方重要法典的制订与实行，议院制度何时始现于西方，油画何时开始出现，各个杰出音乐家的生平，重要诗人、文学家的生平，西方著名大学、博物院的设立；巴黎街道何时铺设石路，阿拉伯数字何时通行于西方……所有这些，都有具体记载。一册在手，西方科技发展脉络毕现于前。每条介绍，要言不烦，对人物、事件的历史地位、特点均予点明。例如，书中介绍苏格拉底：
（公元前）三百五十九年，周安王二年，希腊名贤梭格拉底饮鸩而死。梭公以理学著名，在雅典城聚徒教授，以去伪存诚为格致之急务，训人主良知良能之说。此为希腊理学一变之始。〔64〕
再如，书中介绍哥白尼及其日心说：
一千五百四十三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波兰歌白尼著《天象旋转考》，始言太阳居中不动，五星及地球俱环绕之，故太阳行十二宫，诸星昼夜盘旋，皆系地球运动。地球亦行星之一，轨道在金、火二星之间，每日自转以成昼夜。泰西天学家多宗斯说，以至于今，三百年来，未之或变。按：歌白尼生于普鲁士之韬纳邑，当成化八九年间。初著一书，以明地球环绕之理。书成，刊于嘉靖九年，犹未敢自信，迨全书工竣，而歌白尼已卒。〔65〕
《西学原始考》在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学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零星获得西学信息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由流溯源，冀以窥见西学整体面貌和历史脉络。
《西学图说》成书过程不详，估计是王韬在协助艾约瑟译编《中西通书》时编成。内容包括太阳说、地球赤道图说、行星环绕太阳图说、行星续说、五星说、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星气说、岁差图说、空气说、声学浅说、光动图说、远镜说，等等，有图31幅。书中图画清晰，文字简洁。其述地球自转公转云：“地球有绕日之动，有本体旋转之动。绕日之动所以成寒暑，本体旋转之动所以成昼夜。”〔66〕书中对空气成分、声学原理的介绍，均简洁、准确。
王韬不是李善兰式的科学家。他对西方科学，并无突出的造诣，但他是西方科学的热心倡导者。他除了参与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还努力扫除中国接受西学的思想障碍。他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即是一例。
“西学中源说”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很有普遍性的说法。此说在明清之际已经出现，至晚清愈益盛行。其说要点是：西方一些科学技术，一些事物，不是西人创造的，而是源于中国，从中国学去的。郑观应说得相当真切：“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67〕，西人之学，不过是将中国之学踵而行之，发扬光大而已。王韬早年亦持此说，认为西方天文、历算等器，“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68〕。“西学中源说”是一个可以左右逢源、两面讨好的理论。主张取法西方的人，可以用此论堵住守旧派“用夷变夏”的攻击，将学习西方变为“礼失求野”，同时又能满足一般士大夫的传统自大心理。考诸实际，西方确实有些器艺是从中国传去的，火药、指南针等西传即为众所周知的例证。但是，笼统地说西学源于中国，并不合乎实际。满足一般士大夫自大心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学习西方，对中国近代化，恰恰造成新的思想障碍。王韬在对西学有较多了解以后，毅然对此说提出批评。他在《西国天学源流》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
或又曰：西人测天之学固精，然安知非先有于中国，而后流传至彼耶？我中国自虞廷分职，命羲和钦若昊天，当时已能测日月周天之度，以奇零置闰，而西国尚未有历也，即如借根方之为东来法，亦可证已。
呜呼，此何异攘人之美，据为己有也。西国历法虽始于周末，而递加更改，历代以还，岂无可考，其转精于中国者，由用心密而测器审也。其所云“东来法”者，乃欧洲之东天方国耳，非指中国言之也。〔69〕
王韬指出，承认西方科学技艺有高于中国的地方，一点也不损害中国的形象，同为人类，“因地而生，各异其俗，列国之制，虽有攸殊，此心之理，无不相同，所谓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70〕。有些器艺，尽管东西相类似，并不能排斥各自独立发展的情况存在。
早期参与翻译西书的中国学者中，李善兰、王韬之外，管嗣复、张福僖也是值得重视的人物。
管嗣复（？—1860），江苏南京人，字小异。其父管同，字异之，为桐城派重要人物，文学上颇有成就。管嗣复幼承家学，曾中秀才。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命青壮年从军参战，文弱者从事笔札、会计等工作，老病之人另设一馆，专拾街衢字纸。管嗣复装病混入老病一馆，被查出，令司笔札。他伺机逃出，在无锡遇到传教士艾约瑟，随艾至上海。管嗣复本好岐黄之术，在上海晤西医合信，与谈医学，十分投机，遂与合信合译西医著作三种，即《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和《妇婴新说》，风行一时。他是上海第一个兼通中西医的人。1859年，他助裨治文修订《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于1861年以《联邦志略》之名重版。《王韬日记》记此事：
小异近于裨治文处，译改《美理哥地志》，已得数卷。米利坚，新辟之地，人至者少，是编乃裨君纪其往来足迹所经，见闻颇实，倘得译成，亦考证海外舆地之学之一助也。〔71〕
在译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前，裨治文曾延请管嗣复参与翻译《圣经·旧约全书》，管氏坚辞不就。他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曾经参加《圣经》翻译工作的王韬劝他不必太顶真，说是翻译西教之书，“彼主其意，我徒涂饰词句耳，其悖与否，固于我无涉也”。管氏表示：“我终生不译彼教中书，以显悖圣人。”〔72〕
张福僖（？—1862），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字南坪，秀才出身。自幼好学深思，尤爱天文历算，道光十九年以后，师从同乡陈杰。陈杰曾任钦天监博士，著有《算法大成》、《补湖州府志·天文志》等。随陈学习期间，张福僖与同窗编成《两边夹角径求对角新法图说》，洋洋数千言，被陈杰评为“讲解明晰，戛戛狂造”，并被附于陈杰所编的《算法大成》中。张福僖还编有《彗星考略》、《日月交食考》二书。陈杰任职钦天监时，专门研究过日食、月食、彗星问题，撰有《彗星谱》一书。张福僖所作当系继承、发挥陈杰学说而作。《畴人传》称，张福僖“精究小轮之理”。“小轮”云云，是托勒密天文体系的概念，由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由此可见，在到上海以前，张福僖已通过陈杰，对明清之际传入的西学有所接触。张福僖于1853年，经好友李善兰介绍，来到上海，入墨海书馆，参与翻译《光论》等天文、格致书籍。1862年，太平军攻湖州，张福僖因老母在城中，前往探望，被太平军俘获，作为间谍杀死。
《光论》是张福僖所译西书中最为著名者，合译者为艾约瑟，所据底本不详。1853年译成，当时没有出版，后被江标收入其主编的《灵鹣阁丛书》。这是中国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第一部系统的光学著作。全书正文6千字，附图17幅。前有张氏序言，说明译书原委，并概述了全书的内容。《光论》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几何光学的内容，包括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的折射、海市蜃楼、光的照度、色散和光谱、眼睛、色盘等。书中引入“光线”、“光芒”等概念：“光作一直线曰光线，而无数光线成一尖枢谓之光芒。”所谓“光芒”，即现在所说的“光束”。书中介绍了光的照度与距离之间关系的定律，即光的照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介绍了光的折射定律：“光遇物面，出于此物，入于彼物，出角与入角正弦之比，理恒不变；若其物质有变，比例即变。”科技史学者对《光论》的学术价值，予以很高的评价：
《光论》介绍了许多几何光学基本知识：光的直线传播；平行光的概念；光的照度；介质的疏密及其均匀与否对光的传播的影响；反射定律；特别是第一次从量的关系上介绍了折射定律；首次介绍了临界角（角限）和全反射现象；正确地解释了海市蜃楼等“幻景”形成的原因是“光差变象”，由于空气层层密度不同，光线被折射成曲线而产生的虚象；等等。在我国书籍中正确地画有光路图，亦始于《光论》一书。〔73〕
张福僖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受到了同行和社会的好评。在他去世以后，有人写诗赞道：
平生性质直，颇有前贤风。廿年学天算，列宿横心胸。
书成彗星考，西法皆开通。携来吴市上，倾倒抚部公。〔74〕
综合李、王、管、张等近代中国科学前驱，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现不少共同点。
第一，科举考试失意。很巧，四人都是秀才出身，都没有中过举人。李、王参加过一次乡试，未中。管、张是否参加过，不得而知。王、张没能在科举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大概主要是家境贫寒，无力供养。李因潜心数学而绝意科举。要之，四人在科举道路上都不顺利。
第二，在翻译西书以前，对科学多有一定基础。李在数学方面，管在医学方面，张在天文方面，均有一定专长，唯王韬没有多少根基。各人翻译之西书，多与先前所长有相通之处。王韬无所长，所以他没有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而成为综合介绍西学的通才。
第三，愤世嫉俗，郁郁不得志。四人译书，主要在咸丰年间，同在墨海书馆，都是自视甚高、抱负很大而又不为世人所重的知识分子。从王韬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们几人，愁则饮酒，醉则高歌，闲则狎妓，怒则大骂，闷则长啸，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狂士。学术上的成就，内心的自负，与社会地位的低下（至少是不高），适成强烈的反差。正是这批科学前驱们愤世嫉俗的根本原因。
译书不得意，得意不译书，大概是那个时代的通则。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即四人都是江浙人。道光、咸丰之际，翻译、出版西方科学书籍的不只上海一处，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出现李善兰这类科学人才呢？我以为，这与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中研究科学的风气有关。
在明末清初那次西学东渐高潮中，江、浙、皖是受西学影响最为深刻、广泛的地区，涌现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梅文鼎、王锡阐、江永等一大批热衷西学、通晓西学的人，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讲求实学、讲求科学的风气。雍正、乾隆以后，西学东渐之潮虽被截断，但士林中讲求科学的余风仍存。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这一带有名的科学家成群出现，扬州罗士琳，杭州项名达、戴煦，湖州陈杰、徐有壬，歙县郑复光、程恩泽，金山顾观光……或于天文，或于数学，或于光学，都颇有心得，代表全国水平。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李善兰、张福僖等人，才可能在参加译书以前，已有比较好的科学素养。这是他们能够参与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的基础，也是他们在译书中能吸取新知、提高自己的前提。
科学的种子并不是撒在任何土壤里都能发芽、成长的。江、浙、皖一带自明清之际以来，已形成比较适应科学发育的学术环境，这一带的知识分子一旦遇到适当的气候，一旦接触新学，便能成长为新时期的科学前驱。
六、微澜初起
道光、咸丰年间，研究、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等方面知识的，除了林则徐、梁廷枏、徐继畬、魏源，还可以举出一长串。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何大庚的《英吉利说》，汤彝的《英吉利兵船记》，颜斯综的《海防余论》，姚莹的《康纪行》……或系亲历，或由口传，或为专论，或为笔记，各从某一方面介绍了中国以外的世界知识。
这一时期，参与翻译或接触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也不止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人。在广州，协助合信编《全体新论》的中国学者是陈修堂，合信称他为“华友”。在上海，参与墨海书馆译书工作的，还有蒋敦复、陈萃亭、周双庚。在江、浙，与李善兰、张福僖等人讨论过西学，并对西方天文、数学有所研究的有徐有壬、顾观光等。至于留学美国、英国的容闳、黄胜，从马六甲英华书院毕业、助林则徐翻译西书的袁德辉，他们对于西学的了解，当在一般译员之上。
列举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书，人们或许会产生这么一种感觉：道咸年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相当广泛，已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学。
其实不然。
首先，这一时期的西学传播还限于少数通商口岸。鸦片战争以前，西学零星传播，仅限于南洋华侨和广州、澳门一隅，广大内地无缘接触西学。五口通商以后，西学传播范围才扩大到东南沿海几个城市。
其次，这一时期西学传播主体是传教士，而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印刷宗教读物，科学知识读物仅占其出版物的四分之一的比例，这也限制了西学传播的数量。
再次，传播渠道未畅。因传播条件的限制，没有火车，缺少轮船，缺乏现代化通讯设施，西学传播速度和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离通商口岸一百华里（步行一日可及）以外的地方，便很难接受到西学的讯息。
最后，受众对西学的兴趣和接受基础，限制了西学传播的程度。我们知道，文化传播程度，不但取决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而且取决于受众需要。道咸时期，适值西学东渐第二次高潮的酝酿和发轫之际，一般知识分子对西学均无根底，接受西学也只能从基础开始。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的闭目塞听，不明世界情势，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了解、接受西学的必要性。受众反应冷漠，或根本没有反应，文化传播的全过程便无从完成。
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当初《数学启蒙》、《重学》等西书共印多少册，发散多少册，但是，有两个数字可供参考。一是鸦片战争以前，先在广州、后移南洋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每期印刷数为600册；二是1868年出版的《教会新报》，开始几期印刷数为500册左右。以此例之道咸年间所出西书，每种印刷数当为五六百册。每册书读者自不止一人，但也不会太多，姑以10人计算（这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则每种西书可能传播到和接受的人，当不超过5000人。道咸年间中国秀才以上的知识分子约为50万人。〔75〕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道咸年间，接触、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一。
这是量的估计。下面，我们再从质的方面，看看当时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世界知识和近代科学知识程度。
鸦片战争时期，一般士大夫对西洋人，不是全无所知，就是有一些毫无根据的偏见。即以西洋人的生理结构而言，时人认为西洋人至少有三怪：
第一，怪眼。一位诗人说，西人“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76〕。另一位颇有名气的文人说：“其目不能远视，故不能挽强命中。”〔77〕
第二，怪腿。有人说，“英夷之腿极长，青布裹缠，直立不能超越腾跑”〔78〕。有人说，西人腿细无力，“上岸至陆地，则不能行，若制铤专折其足，则皆毙矣”〔79〕。持此看法的绝非个别人，有些领兵统帅、封疆大员亦作如是观。两江总督裕谦说，“夷人腰硬腿直，一击便倒”〔80〕。大理寺卿金应麟说，“夷人恃有犀革，能耐刀箭，两腿软弱，一击便倒”〔81〕。就连林则徐也一度相信这些说法，认为该夷“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82〕。
第三，怪肚肠。浙江巡抚刘韵珂说：“至茶叶则夷人更以之为命，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者在此，而外夷受制于中华者亦在此。”〔83〕御史万启心建议朝廷：“茶叶、大黄，夷命所系，宜晓谕令知贸易既绝，此物不能出洋，自当畏惧也。”〔84〕林则徐在致英王书中，也有同样看法，说是：“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85〕夷人为什么没有茶叶、大黄便要无以为生了呢？时人的解释是：“外夷于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86〕茶叶有提神、醒脑等功能，西人爱饮茶，国人便将它与那十分特别的蓝眼睛联系起来，以为无茶叶便要眼瞎。大黄，是一种中药，有攻积导滞、泻火解毒和主治腹痛肠满、实热便秘等功效。脑满肠肥的夷人进口大黄，国人便以为是用于消肥导滞的，所以得出如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夷人便难以活命的结论。
西人是否小腿不能弯曲，蓝眼是否怕光、不能远视，西人是否少了茶叶、大黄就难以生存，这些问题早已无须我们论辩。列举这些屡屡见于奏章公文的议论，意在说明，这些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看法，在当时是朝野的共识，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普遍想法。
鸦片战争以后，也只是少数人惊而醒之，如林则徐等，大多数人仍然昏睡如故。他们以为万年和约已定，海宇镜清，天下太平，一边继续摇头晃脑地诵读经书，一边重弹天朝独尊的旧调。19世纪60年代，因创办京师同文馆而引起的争论，足以说明，一般士大夫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并无太大长进。
由此看来，道咸年间，林则徐、梁廷枏、徐继畬、魏源、李善兰、王韬等人，对西学所作出的反应，只能算是一汪平静的水面激起的一丝微澜，对中国社会有些影响，但不大。
【注释】
〔1〕转见《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六，4页。括号内注释为笔者所加。
〔2〕参见王维俭：《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载《中山大学学报》，1985（1）。
〔3〕梁廷枏：《合省国说》，卷一，3~5页，1844年刻本。
〔4〕同上书，5页。
〔5〕同上书，12~13页。
〔6〕同上书，15页。
〔7〕梁廷枏：《合省国说》，卷二，7页。
〔8〕同上书，10页。
〔9〕同上书，13页。
〔10〕梁廷枏：《合省国说·序》，见《合省国说》，卷首。
〔11〕现将这段文字附后，由此以窥英文字母最初进入中国的情况：
按二十六字母，一曰A，音挨，二曰B碑，三曰C飔，四曰D地，五曰E依，六曰F鸭符，七曰G芝，八曰H咽住，九曰I矮，十曰J遮，十一曰K跏，十二曰L挨儿，十三曰M唵，十四曰N燕，十五曰O轲，十六曰P丕，十七曰Q翘，十八曰R鸦，十九曰S挨时，二十曰T梯，二十一曰U喓，二十二曰V非，二十三曰W嗒布如，二十四曰X鸩，二十五曰Y威，二十六曰Z思。
字母虽止二十六，然连类相生，变化而出，有以二字连成一句，或三字至九字不等。从左起，横读，合则无穷，散则有限。其中之A字，一也；I者，我也；O者，叹词，此三字无别字贯之，亦能独用。
此记载见梁廷枏：《合省国说》，卷三，4页。经查对，字母读音所注汉字，录自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12〕梁廷枏：《兰仑偶说》，卷一，19页。
〔13〕梁廷枏：《兰仑偶说》，卷三，2页。
〔14〕同上书，9页。
〔15〕梁廷枏：《兰仑偶说》，卷四，14页。
〔16〕参见上书，16页。书中关于蒸汽机工作原理的文字，为近代科技史上重要资料，附录于下：
按凡沾热气，其物必稍涨大，而水气尤捷。大抵水一分煮至熟滚，其气须千八百分之地，始足容之。试以罐载水，满封其盖，使气不能出，及滚，其罐必迸烂，则水之涨布可知。
今造舟车者，以蒸水热气感动机关，即其理也。西人以甲乙注为图说，甲为大铁罐，满贮以水，乙在下为炉，炽火极旺，水滚，则变气而横注于丙筒。气过筒，再分上下，歧作二筒，而达诸直竖之大丁筒。丁筒上下并塞，惟恃一癸之小筒，使水气由下进至于壬。壬为大盘，至此，而气已复冷，还为水而出其丙筒，歧处即为子，由此分上下而二之。上筒为巳，气从此入丁筒之上层；下筒为庚，从此入丁筒之下层。而子之当中歧处，又有小扇作门，可转移于巳与庚两小筒之间，此开则彼闭，故此气通则彼气塞。其大丁筒内藏有片铜为戊者，密合于筒，使水由丙至子之小门，以上巳筒而入丁筒，则戊之铜片迫下，子之小门既封塞，巳筒则水气由庚筒下而入丁筒，戊之铜片复激上，至子之小门，则封塞庚筒。铜片不时上下，则气不复由巳庚二筒出，而必由庚后之癸筒至壬，而复成水矣。丁筒内所藏戊之铜片，既受水气蒸激，激上则迫下，其动甚速。再于辛号立条铁，使与戊之铜片相为联合，上出丁大筒之外，机关凑合于是，辛条所触，即能动舟车所设之机，牵机则轮转，轮转则驶行，皆水气之受蒸为之也。
〔17〕梁廷枏：《粤道贡国说》，卷四，2页。
〔18〕梁廷枏：《耶稣教难入中国说》，67页，木刻本，1844。
〔19〕徐继畬：《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见《松龛先生全集》，卷三。
〔20〕徐继畬：《瀛寰志略·自序》。
〔21〕Chinese Repository，169~170页，1851年4月。
〔22〕Chinese Repository，15卷，216页，1846年。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34页。
〔23〕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七。
〔24〕徐继畬：《瀛寰考略》，卷下，20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25〕同上书，210页。
〔26〕参见《郭嵩焘日记》，第三册，74、82、86页。
〔27〕王韬：《瀛寰志略跋》，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九。
〔28〕《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116页。
〔29〕参见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30〕张一：《汤济武为梁伯强尊人震三先生墓碑文稿题词》，见《心太平室集》，卷二。
〔31〕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32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33〕参见The North China Herald，18500928、18501026。有趣的是，这篇评论将徐松龛的“龛”字，误读为“龙”音，拼作Seu Sung Lung。1850年11月2日，此报发表更正，附有“徐继畬松龛”中文原名，并正确地拼为Seu Ke-Yu Sung K'an。
〔34〕参见潘振平：《徐继畬和〈瀛寰志略〉》，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6）。
〔35〕事为徐继畬同乡赵戴文所述，见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328~329页。
〔36〕Chinese Repository，20卷，433~434页。
〔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同治朝上，475页。
〔38〕蒲安臣致辞、徐继畬答词，均见《纽约时报》，18680329，10版，译文见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附录。
〔39〕《纽约时报》，18680329，4版。
〔40〕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151页。
〔41〕书中介绍美国的篇幅为国别介绍之首，其余情况为：英国四卷，俄国三卷，法国二卷，德国二卷。
〔42〕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九。
〔43〕台湾学者王家俭对《海国图志》征引书目有具体统计，谓征引华人著作凡73种，西人著作凡12种。此数不确。他在将艾儒略、蒋友仁等归入西人之列的同时，将毕方济、高一志、傅泛际归入华人之列，显然是将这些取有中国名字的西来耶稣会士当做中国人了。参见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50页，台北，精华出版社，1964。
〔44〕魏源：《海国图志原叙》，见《海国图志》百卷本，卷首，平泾固道署，光绪二年（1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