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学校的新特点
所谓新式学校，是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校，即官学、私塾、书院而言的。它们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诸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教育有很大差异：
其一，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联系较为密切。新式学校教材，或由西方搬来，或由教师自编，其最大特点是与社会实际联系密切。其一般课程，如数学、外语、历史、地理，对学生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对学生走向社会、经营谋生，多有裨益。其特殊课程，如圣约翰书院、中西书院的化学实验，言之成理，验之可证；文纪女塾、圣玛利亚女校等所设纺织、缝纫、园艺、烹调等课，对学生日后谋生、治家，功德无量。这些内容，较中国传统书院等空谈心性、琐碎考据、硬套程式，离社会实际更近，更切实有用。
其二，教学方法比较合乎知识接受规律。新式学校讲究教学的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循序渐进，先理解后记诵，这较传统私塾强调死记硬背、囫囵吞枣要合理、进步得多。
其三，强调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新式学校把欧美那种自由风气带了进来，强调发挥受教育者的能动作用，课堂上鼓励学生提问、讨论，实验由学生自己操作，班级管理让学生参与，学校事务欢迎学生过问。在中国传统教育模式里，先生讲，学生听，对经书解释，全照宋儒一套，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其四，注意锻炼学生体魄。新式学校把西方民族好动恶静、勇武斗狠的精神带了进来，强调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锻炼体魄。圣约翰等学校很早便设有体育课，开展球类、田径等各项体育活动。这种智育、体育并重的精神，对于培养健康有用的现代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的教育系统中，强调的则是温文尔雅，甚至将好动与轻狂等同起来。
新式学校集中体现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神，体现了西方教育风格。它们在中国的出现，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又成了西学传播的源泉。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进入这些学校，饱受西学熏陶以后，又带着西学散到各地，成为西学的再传体。
新式学校在传播西学方面的作用，不限于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也包括引进、示范西方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因后者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即大凡新式学校，在这方面都大同小异，而传播西学内容，则因时因地因校而呈现很大的差异，所以，本书所述侧重于前者。
较之报刊、出版机构，在传播西学方面，新式学校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对具体学生来说，其传播内容是递进的，即学生从第一年到第二年所学内容，是逐渐加深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也是递进的。第二，就整个学校的教学内容来说，又是循环的，同一个年级，去年的一年级，今年的一年级，明年的一年级，所教内容，大同小异。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种传播方式，是靠不断更换受传对象，一茬一茬学生，而扩大传播范围的，从整体上说，其传播内容无大更新。这与主要依靠不断更换传播内容、吸引受众、实施传播的出版机构很不相同。这个特点决定了，创办越早的新式学校，在文化传播方面的意义越大。鉴此，本书在考察新式学校与西学传播问题时，将重点放在戊戌变法以前。
晚清中国的新式学校，可分两类，一由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侨民所办，二由中国人自己兴办。本章主要介绍教会学校情况，其他新式学校留待后论。
二、教会学校概览
通过兴办教育而传播福音，是西方传教士普遍采用的传教方式。基督教、天主教在这方面都作过许多努力。
早在1818年，伦敦会传教士米怜，便创办了以中国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院。尽管这所学校不是设在中国本土，而是设在马六甲，但它是第一所为华人而开设的新式学校。书院在马六甲历时25年，于1843年迁到香港。在校就读的华人学生多时达二百余人。在校执教的米怜、宏富礼、柯大卫、吉德、汤雅各、伊万斯、理雅各等人，将英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方式移植过来，实行与中国传统书院、私塾很不相同的教学体系。学校开设课程除中文以外，还有英文、数学、天文、地理、伦理哲学等，还实行了奖学金制度。学校培养的学生，有袁德辉、梁发、何进善等人。
最早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是马礼逊学堂。这所学校于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主办。学校规模不算很大，学生人数多时几十人，少时仅6人。学校开设课程有中文、英文、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体育等。教师布朗，与学生同吃同住，亲如家人，全没有中国传统私塾中师生关系俨若猫鼠的情况。马礼逊学堂于1842年迁到香港，1850年停办。学生中较为著名的有容闳、黄胜等人。
1842年以后，因《南京条约》的签订，香港割让，五口通商，教会学校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竞相设立。据统计，1860年以前，仅基督教新教在上述六个地区开设的各式学校就有50所，有学生一千余人。天主教在这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惜缺少确切统计数字。现将确切可考者列表如下：
早期教会学校绝大多数程度较浅，相当于小学；规模不大，不少学校开始时学生不满10人，但它们有着中国传统学校所不曾有的新鲜气息。它们一般设有数学、天文、地理等课程，有的还开设外语课；不习科举；多数学校免收学费和膳宿费，有些还供给衣服、路费。至于女学的开设，更是空前之举。这些学校初创时，多阻力重重，富庶之家，多不屑将子女送入此类学校，学生多来自教民之家和贫苦人家。
学生入学的既不多，而中途退学的还不少，女校尤其如此。例如1850年在广州的一所学堂，开学时只有三个学生，不久其中两名因受社会舆论压迫，终而退了学。同年同地开设的一所女子寄宿学堂，开学那天，凡报了名的女生，都不敢入学。后来动员邀请来了几个，不久又都退学。由此可见传教会开始兴办新学时，是何其煞费心机，艰阻殊多。〔1〕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校影响不断扩大。例如，1844年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以后，一时，谣言四起，有人说她是魔鬼化身，已杀死她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办学是假，骗儿童去挖眼睛炼药水是真。因此，学塾生源大成问题。爱尔德赛志不为屈，反复上门动员，向家长们保证，孩子入学以后，不但不会增加家庭的负担，而且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这样，一年以后，学塾有了15名学生，到1852年，已发展到40名。徐汇公学在1849年初办时，有学生12人，两年后增加到31人。
1860年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传教士进入内地的方便，教会学校数量骤增。据统计，到1877年第一次“全国传教大会”召开以前，基督教在中国各地共设各类教会学校462所，有学生8522人。1890年第二次“全国传教大会”召开以前，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数达16836人。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的学制、废除科举以后，基督教和天主教都加强了在华的教育事业，教会学校数、在校学生数均大幅度增长。到1912年，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数达138937人，天主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数约8万人。〔2〕两类相加，到1912年，中国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0万左右。
1860年以后，1895年以前，中国的各种教会学校，较为知名的有：
1864年，公理会裨治文夫人在北京设立的贝满女学。这是华北第一所女校，后发展为贝满女中。长老会狄考文在山东登州设立的蒙养学堂，后发展为文会馆。
1865年，长老会丁韪良在北京设立崇实馆，后改崇实中学。
1867年，公理会在通州设立潞河书院，后发展为华北协和大学。
1871年，圣公会在武昌设立文华书院。美以美会女差会在福州设立毓英女学。监理会在苏州设立存养书院，1879年改博习书院，后发展为东吴大学。
1874年，法国天主教圣母会在上海设立圣芳济学堂，后改圣芳济中学。
1877年，长老会在烟台设男子学校。
1879年，圣公会施约瑟在上海，将此前已设立的培雅、度恩两校合并，成立约翰书院，后发展为圣约翰大学。
1880年，监理会在江苏南翔（今属上海市）设悦来书塾。
1881年，圣公会将上海文纪、裨文两女塾合并，成立圣玛利亚女校。公理会在天津开办医学院，奠定了北洋医学院的基础。浸礼会在山东青州创办培真书院。美以美会在福州设英华书院，在九江设同文书院。监理会林乐知在上海设中西书院。
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设镇江女塾；在重庆设男塾，后发展为求精中学。
1886年，法国天主教在上海设立中法学校，后改光明中学。
1887年，伦敦会在香港创办西医书院，后发展为香港大学医学院。孙中山曾在此校读书五年。
1888年，浸礼会在广州设立培道女中。公理会在香港设立女子寄宿学校，后成为英华女校。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后发展为金陵大学；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后与潞河书院合并，发展为燕京大学。
1890年，监理会在上海设立中西女塾，后改中西女中。
1894年，法国天主教在上海设立善导学堂，后改善导中学。
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就程度而论，1877年以前多相当于小学，1877年以后，有一定数量的中学出现，并有个别大学出现。就传播西学而言，各校普遍开设西学课程，西学程度亦较以前有所加深。例如，上海清心书院所设课程，均“力求切实有用，故于国文之外，旁设天文、地理、格物、算术之类，靡不悉心教授”〔3〕。
三、西学课程分析
为了便于了解教会学校所授西学内容和程度，现以美以美会镇江女塾、长老会登州文会馆和监理会上海中西书院三校为例，进行一些分析（三校课程表附后）。
镇江女塾的课程为十二年一贯制，大概相当于从小学到中学。所设课程特点有六：第一，西学内容丰富。从第一年到最后一年，西学一直是重要的教学内容，有算术（笔算、心算）、代数、几何（形学）、动物学、植物学、科学基础知识（格物入门）、人体解剖知识（全体入门）、生理卫生、地理学、世界通史、哲学（性学举隅），几乎涵盖现在中小学的所有课程。第二，重视外语，英文是贯串始终的必修课。第三，突出宗教。《圣经》不但是十二年自始至终的必修课，而且被置于压倒一切的位置。第四，重视全面发展。诗歌、体操等文体课，从头至尾，一直未停。第五，兼顾中学。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中国传统蒙学课本，到四书、《诗经》、《左传》等儒家经典，均在所教之列。第六，课程设置兼顾学生成长特点及接受能力，循序渐进，低年级的课程浅显、形象，通过做游戏、讲故事等形式实施教育，哲学等抽象思维的课程放在最后阶段。
登州文会馆的学制分备斋、正斋两个阶段，备斋三年，正斋六年。所设课程从门类上说，与镇江女塾大同小异，西学有算术、代数、几何、物理（格物主要是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动物学、植物学、测绘学、航海学、人体解剖学、经济学（富国策）等；中学有四书、五经、唐诗、中国通史（二十一史）。文会馆宗教色彩极为浓厚，不但始终将《圣经》课程置于首位，而且规定《圣经》课不及格不能升级；学生必须参加礼拜，不参加礼拜要受到处罚；必须要到校外实习传道；学生的行为不得违反教义和传教士的教导。与镇江女塾等教会学校相比，文会馆课程的一个最大不同点，是它不设外语课。对此，狄考文的解释是：
假使我们必须教授英语，我们无疑地将得到中国官吏和富人的赞助和支持。这样，我们将被迫放弃学校的具有特色的宗教性质这个好的措施。我们招到的将是另一类学生。学校的宗教风气将迅速改变，而置我们于不顾。还有一个结果，也将几乎不可避免，那就是，中国的学术标准将下降，学习英语将使掌握中国古典文学受到致命的影响。学生们会讲英语后，无疑地我们将有极大的困难把他们留住。他们将立即去找工作，他们的英语知识将给他们高的工资。更有进者，登州不是一个外国人居住的商埠，而是一个隔开的内地城市，这里不是设立一所教授英语使之成为显著特点的地方。〔4〕
上海中西书院是八年一贯制，所设西学课程与镇江女塾、文会馆类似，中学课程另列一表，包括讲文、五经、赋诗、尺牍、对联和书法。中西书院与镇江女塾、文会馆最大的区别是不设宗教课。书院只有在礼拜日有人讲道，亦不强调学生参加，各随自便。文会馆的目的，在于吸收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希望吸引官吏和富人家庭的子弟，中西书院的目标正好相反，它就是要尽一切努力吸引官吏和富人的子弟，藉此影响那些通过正常传教手段无法触及的阶层。
综合镇江女塾、登州文会馆和中西书院三校课程，我们可以看出，同是教会学校，其间差异很大，有的强调宗教课程，有的不大强调甚至根本不设此课；有的重视外语教学，有的全无这一课程。但是，有三点是相同的，即：一、十分重视西学教育，特别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二、兼及中学教育，当时中国传统官学、私塾的一般课程，除了做八股文的技巧以外，都兼顾到了；三、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从这些教会学校授课用书来看，当年八年制、九年制、十二年制学校所授科学技术文化程度，与现在初中、高中程度，相差不多。
四、社会影响
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有个从稀少到众多、从沿海到内地、从初等到高等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其生源情况、在社会被接受的程度，也有个缓慢变化的过程。
教会学校开办之初，无论在沿海，还是在内地，大多阻力重重，生源亦以穷人子弟为多。先以福州、厦门为例。两地都是东南沿海城市，又是著名侨乡，当地人所见世面，较内地为大，对接受西学理应较他处更有基础。但事实不然。当地人对西学的隔膜、对传教士的疑忌，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1850年，施敦力亚历山大在厦门创设英华小学时的情景：
施敦力亚历山大创设英华小学校，尔时学生多属贫寒，膳宿学费，概由牧师补助。读书英汉并行，兼教《圣经》要道，偕同祈祷，灌输基督真理，其中晓悟悔改、归主者有人。养师母悯女子黑暗失学，惄然心伤，因以组织女子小学。当日女子就学者绝无仅有。教会有人颇知女士读书之必要，是时教养兼施，遂有女子就学，犹如破晓曙光，尚未到太阳当空也。〔5〕
保灵夫人在福州创办女学的情况，比施敦力亚历山大更为曲折。保灵夫人自述：
在这里的第一年，我渴望办所女学。国内主日学校答应每年资助我70美元，于是，我着手寻找学生。人人都对我说：想办女学，不可能成功，已有人试过，但失败了。我不甘心。我不能到街上挨门逐户去问，保灵先生在一个当地教习的帮助下，为我这么做了。结果，无人愿意送女入学。在当地人看来，男孩上学还可以，至于女孩，教她们何用？保灵先生颇感失望，因为他连一个学生也没找到。在此情况下，我叫一个我拟聘用的当地教习，到其住处附近寻些学生。他花了两三天时间，去劝说其熟悉的人送女入学，结果，还是竹篮打水。社会上流传着我们要收这些女孩派何用处的两种说法：其一是我们将把女孩杀死，以便与鸦片掺和一起；其二是我们将把她们送到北京并卖掉做药。后来，这位当地教习问我是否愿意每天给她们一些铜钱，因为这些女孩在家都是做些事的。我答应每天给她们十文钱。我购置了图书、钢笔、墨水等物。在国内，我们都很乐于为读书付费，在这里，恰好相反，教书付费。
这位教习以答应日给十文钱为条件，招来了两名学生。我以为不会再有麻烦了，于是对教室作了整理，在预定开学之日前的星期六，买来课桌，安置妥贴，锁了门。第二天早晨，传来的第一个消息是，校门被贼撬开，家具悉被偷走。两个学生也没有露面。
我仍不放弃努力。有一位已为我们教会做了一些工作的老人，知道有两个女孩想入学。我告诉他，如能找到足够的女童到我们女学来，教会将不要他做其他工作。他答应了，带来了两名漂亮的小姑娘和一位教习。后来，我们又收到第三名学生。学校开办以后，学生不断有所增加。〔6〕
即使在风气最为开通的上海，教会学校在创办时，也是谣言四起，疑忌丛生。徐汇公学初办时，学生多为难童和穷人子弟。清心书院创办时，尽管免费教学，但“召集生徒，诚非易事，必于宗教书籍之外，兼授经史，而后踵门求进者，尚稍有其人。不然，则竟至无人过问”〔7〕，几年以后，就学之人才渐渐增多。
正因为谣言甚多，生源困难，阻力重重，所以，这些学校一旦渡过难关，创办成功，其影响也就非同一般。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在福建，还是在上海，都出现教会学校受到欢迎、人满为患的情况。上海中西书院开办时，情况就大不一样。尽管学费颇昂，申请入学的人仍然远远多于拟招生数，第一年招了二百多名，第二年增加到三百多人，还有近百名申请入学者因校舍紧张而无法接纳。每个学生家境都比较富裕。这种情况，典型地反映了教会学校逐渐被上海社会认可的特点。
马相伯像
到清朝结束统治的1912年，中国各类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有二十万名（历届经过教会学校教育的学生数已无法统计），在四亿多人口中，这本是很小的数字，但是论及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却不容忽视和低估。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在一般人根本不知自转公转、分解化合为何事，不明培根、牛顿为何人的时代，这么多教会学校，散布在沿海、沿江和内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讲授许许多多在当时西人看来已属平常、在今人看来已属浅显、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则十分新颖奇妙的知识，它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毋庸讳言，教会学校培养了许多崇洋媚外、甘心为殖民主义者效劳的洋奴，同时也毋庸讳言，它培养过孙中山、宋庆龄，培养过容闳、马相伯，培养过许许多多近代中国第一代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知名或不知名的科学家、译员、教师、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注释】
〔1〕参见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557页。
〔2〕1912年天主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数无确切统计数字，现依其1920年人数与基督教会学校生数的比例推算。1920年，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在校生数为245049人，天主教会学校在校生数为14344人，以此比例推算，1912年天主教会学校在校生数约为8万人。
〔3〕范约翰：《上海清心中学滥觞记》，见《清心两级中学校七十周年纪念册》。
〔4〕Daniel W.Fisher，Calvin Wilson Mateer，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China，A Biography，217页，译文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290页。
〔5〕周之德：《伦敦会史厦门方面》，见《神学志》，第10卷第3号，转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274页。
〔6〕Margaret E.Burton，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1911，39~41页，Fleming H.Revell Company。
〔7〕范约翰：《上海清心中学滥觞记》，见《清心两级中学校七十周年纪念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