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动开放的产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先是五口通商，继而十六口通商。开辟租界，内地传教，公使驻京，订约修约……日益纷繁的中外交涉，向中国提出了培养多方面外交人才的要求。
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在与外国人往来交涉中，在与外来文化接触过程中，一些讲求实际的中国人逐步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远比中国厉害，洋人的声光化电确有切实可用之处，油然而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
要与外国交涉，要师夷、制夷，先得知夷。知夷，首先要懂得外国语言文字，了解外国民情风俗及各方面情况。开办外语学校的问题，十分现实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姚莹等人已见及于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首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1859年2月26日（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语学校。他说，中外交兵议款二十年来，中国情形虚实，外国皆所周知，可是对于外国呢，中国竟始终无一人真正知悉。他认为这种状况很不正常，甚至是一种倒退，因为康熙时候，还派人与俄国互习文字，设法了解外国情况。他建议朝廷：饬令两广督臣、两江督臣、黑龙江将军和库伦办事大臣，从其所辖之地，推求通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资送入京，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1〕。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设立外语学校的主张。
疏上，无下文，大概因为战事倥偬，朝廷无心无暇顾及于此。1860年发生的两件事，迫使清廷不得不立即考虑培养外语人才的问题。
其一，因无人识外文而贻误大局。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陷通州，直逼京畿，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恭亲王奕受命议和。此时，英国参赞巴夏礼已先期被俘，奕命他致书联军统帅联系议和。巴夏礼亲书中文信一封，但旁边有英文数行。当时朝中无人识此英文，不知所写何意，不敢即发。听说天津有一广东人黄惠廉识得英文，奕乃札饬调京。经黄辨识，几行英文只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及年月日。区区“夷字数行”，朝中竟无人识，一去一来，延宕多日，影响了战和大局。此事对清廷刺激很深。
其二，有关条约的规定。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签订，重新认定《天津条约》各项条款。《中英天津条约》与《中法天津条约》都有关于两国交涉使用语文的规定，即两国交涉，均使用英文或法文，暂时附送中文，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外文以后，即停附中文照会；此后各项文件或文词发生争议，均以外文为准。
鉴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结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奕，便与桂良、文祥二人联衔，奏请开办外语学馆：
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佛、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俄罗斯语言文字，仍请敕令该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致日久废弛。〔2〕
由此摺可知，当初奕等人所提方案，尚属应急措施，还没有学习外语的长久打算，等几名八旗子弟学成，即将学校解散。人数也很有限，仅四五人而已。
奕等人所议，很快获得批准，但因外语教习迟迟没有着落，学馆无法开张。他们原拟从广东、上海商人中遴选教习，亦未如愿。广东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又过巨。
威妥玛像
延至1862年，总理衙门接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推荐，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挑定十名学生入馆学习。为了防止包尔腾趁机传教，总理衙门与威妥玛言明，“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同时嘱汉文教习暗中稽查。这年6月11日（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学馆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中正式上课，后被定名为“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开办的第二年4月，俄罗斯文馆被归并进来，聘请俄国驻华使馆翻译柏林任俄文教习。法文馆亦同时开办，以法籍传教士司默灵为法文教习。到同治五年，京师同文馆一直是学习英、法、俄三国语言文字的学校，每馆各有学生10人。
京师同文馆旧址
俄文馆始设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系因中俄交涉而设，先以来华俄商、后以通俄语之中国学者担任教习，学生名额为24人，后因学生升途及管理等问题，渐失培养俄语人才的功能。1805年（嘉庆十年），几名学生被派赴库伦担任翻译，竟无一人能听懂俄人语言。理藩院与俄国往来文书，俄文馆亦无人能司翻译之职。所以，同治初年的俄文馆，名为沿袭旧制，实为重新开张。
1866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总理衙门打算扩大同文馆的规模，增设天文、算学二馆，招收满汉科举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这项计划遭到京师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总理衙门只得放宽资格而招收杂项人员。结果，半年内报名的有98人，没有一名是正途出身，到考的为72名，录取了30名，因程度太差，半年后退学20名，剩下的10名被并入旧馆。
遭此挫折，京师同文馆元气大伤。到1869年，英文馆只有学生2名，法文馆有8名，俄文馆较多，有18名，学生多已人到中年。
1870年以后，情况逐渐改观。一是因为上海广方言馆与广东同文馆自同治七年以后陆续选送优秀学生到京，二是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奉调到馆担任教习，三是丁韪良担任该馆总教习后，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1871年，添设德文馆。1876年，馆中正式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这一变革，使同文馆由先前单纯的外国语言学校，变成以外语为主、兼习多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1877年，馆中已有学生101名，中外教习十余人。1888年，添设格致馆、翻译处。1895年添设东文馆〔3〕，学习日文。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同文馆并入大学堂，四十年历史至此结束。
二、课程与教学
京师同文馆在1870年以前，课程主要是外文与中文。70年代以后，增加了不少新的课程。1876年，总教习丁韪良建立新的课程表，表分两项，一为年纪较小、既学外文、又学新学的学生所用，二为年纪较大、不学外文、只通过译本学习新学的学生所用。前者分为八年，后者分为五年。八年制课程如下：
首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 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 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 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 天文测算，地理精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五年制课程除了外语和译书，其余与八年制大同小异。
所谓八年制、五年制，当时并无严格规定，只不过是大致计划。这些课程在实行过程中也有增减和变通。例如，同文馆开有医学课，在课程表上就没有列出。
同文馆所有西学课程，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清会典》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各科教学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其教学顺序及程度。诸如：
外国语言文字。先考其字母以别异同；次审其音，以分轻清重浊之殊；次审其构词成文之法；最后是对文义的理解和其他问题。
天文。先通过观测日、月等七政以确立基本法则，使用包括望远镜在内的各式仪器，用新法推步，通过光行差和视差，证明地球自转之理。再推广其法，推算行星轨道。
舆图。以经纬之度定方位，纵横各三百六十度，分天下为五洲，量以测器，申以算法，精以绘事，以识山水之高深，以悉形势之险夷。
算学。以加减乘除入门，次为古代九章算法，次为几何，次为测量，次为中国之四元术、西方之代数术。
化学。从原行之质即化学元素开始，分非金属与金属两类，述酸、碱、化合、分解等。
格致。分七门，即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动植物学亦归此类。
公法与富国策。上述各科学完之后，再修万国公法与富国策。所谓“富国策，农工商之事也”。
从这些课程来看，当年同文馆所授西学程度，大体相当于后来的从小学到中学的水平。
同文馆所用教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原版外文教科书；二是中文已有或已译为中文的书籍，如《九章算法》、《几何原本》；三是教习自编，如司默灵编的《法国话料》、《法国话规》，丁韪良撰的《格物入门》等。馆中设有书阁即图书馆，存放各种中西文书籍三千多册，供学生阅读参考。
同文馆学生按程度高低被编入前馆与后馆，后馆程度较低，前馆程度较高。
同文馆对学生有一整套的考试制度。分月课、季考、岁试和三年一次的大考。月课在每月月底，季考在二、五、八、十一月，岁试在年底。此外，负责同文馆的总理衙门大臣，还可随时抽查学生。月课由馆中教习出题、评分，季考由总理衙门大臣或教习出题、监考，岁试及大考，均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评分。考试的科目，起初只是外语，后来逐渐增多，主要西学课程，诸如算学、格物、化学、天文、富国策、外国史略、测算等，皆被列入。有些课程，主考官自己并不懂，怎么评定考生优劣等第呢？那主要借助于教习的帮助。翁同龢记载他到同文馆监考的情况：
至同文馆，是日季考前馆。前馆者，大学生也。翻新报，列坐如生童也。欧礼斐陪坐，有顷，俄教习亦来。呼诸生前，以新报一条示之，令作洋语告教习，教习以洋文录其语，用华语告余，余以原条考其合否。凡试六人皆好。〔4〕
教习与同文馆主管部门，根据学生考试的优劣，决定奖惩。月课、季课、岁试优者赏以银两花红，大考优者保奏官职，次者记优留馆，劣者降革除名。保奏官职一般为七、八、九品，七品者连续二次大考获一等者授主事，准其遇缺即补，个别特优者也有破格晋升的。
三、教习与学生
京师同文馆教习由西教习与汉教习两部分人组成，按职责又有总教习、教习、副教习之别。
在四十年的历史中，只有两人担任过总教习，即丁韪良与欧礼斐。
丁韪良（1827—1916），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6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于自然科学有良好素养。又入新阿尔巴尔神学院攻读神学，1849年毕业。所以，他得过两项学位。1850年4月，他偕妻抵达香港，旋赴宁波，在那里生活近十年，学会了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读完了四书、五经等中文典籍。他参与了将《圣经》译为宁波方言的工作，并于1854年出版了用中文写的宗教读物《天道溯源》。这本书流传很广，多次重版，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他在宁波南门办过两所男塾，每所招收二十名左右学生。1858年，他作为译员，参与了美国对华的关于《天津条约》的谈判。《天津条约》中关于保护基督教民的条款，是他与另一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积极活动的结果。1860年他回美国休假，1862年重来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开封等地办学、传教，1865年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这是一份待遇颇丰、工作轻松的差事，谁知干了几个月以后，他突然提出辞职。总理衙门派户部大臣董恂、刑部大臣谭廷襄出面挽留。他们有一段很有意味的对话：
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要辞职呢？是嫌薪水不够吗？”
“不是。”我说。
“是什么人侮慢了你吗？”
“决不是的。学生们以及别人对我都很和蔼有礼。”
“然则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辞职呢？”
“老实说，”我答道，“十个学生，仅仅学点英文，这宗事业在我看来太没出息了。我的光阴等于白费了。”
“假如是这个缘故，”他们说，“那你便想错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十个，而且即是这十个学生的前程也未可限量。我们一天天的老了。他们十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的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习外国语言，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这倒是一句大可注意的预言。〔5〕
最后一段话打动了丁韪良。他收回辞呈，继续留任。两年后，又被聘为国际公法教习。为了能胜任这项工作，他专门回美国，入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1869年夏重返北京。总理衙门聘请他出任同文馆总教习。这年11月26日，同文馆为这位首任总教习举行就职典礼，总理衙门的几位大臣、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卫三畏及同文馆全体学生出席。从这天起，丁韪良担任总教习达25年之久。1894年，他因健康原因回国，三年后再度来华，1898年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02年解聘。以后，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教书，传教，1916年12月17日病逝于北京。
欧礼斐是同文馆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位总教习，爱尔兰人，1857年出生，青年时就读于爱尔兰皇仁学院，获硕士学位。1879年来华，在海关工作，同年执教同文馆，担任英文、格致两科教习，并兼任过化学、天文教习，1894年代理总教习，翌年实任。他是英国人，又受过高等教育，西学程度当不致太差，但同文馆学生似乎对他评价不高：
同文馆总教习是一个英国人，名字叫作欧礼斐，人极神气极骄傲，可是不但不够学者，而且几几乎是不通文。我见他给学生改英文的试卷，一般人但看着不好的地方，不假思索，一笔就涂了去，可是他改的时候，就费了事了，憋的红着个秃脑袋，改一次涂了去，又改一次又涂了去，半天才算改就。按彼时学生洋文的程度，不过等于现在大学一年级，他改着已经这样吃力，则他的洋文程度可知，而且英文馆的同学们说，他改的并不十分通顺。他是一个总教习，位置在所有教习之上，又是一个长期的，因为英国抓住这个总教习的位子，不肯轻易换人，倘换人时，怕别的国要争夺，所以老没有换他。以长期的总教习，其程度不过如此。〔6〕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欧礼斐回海关工作，任宁波副税务司，后来历任南京、苏州、牛庄、奉天等地副税务司和税务司。
总教习的职务大抵相当于后来大学的教务长，其职责主要为教务管理，如课表的制订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图书事宜，如译书章程的拟订、印书处的筹办、译成图书的鉴定；等等。
赫德像
同文馆先后聘请过54名外国人，担任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化学、天文、医学教习；聘请过32名中国学者，担任中文和算学教习。这些教习的产生，或由外国驻华使馆推荐，或由各省督抚举荐，或由总税务司赫德代聘。各科首任教习分别是：英文包尔腾（1826—1907），英国传教士，1853年来华，1862年出任同文馆英文教习，日后相继担任英国驻华使馆牧师、香港区圣公会维多利亚主教。法文司默灵（1827—1900），荷兰传教士，1854年来华，1863年到馆。后赴蒙古传教，任蒙古教区主教。俄文柏林，俄国人，1863年到馆，兼任俄国驻华使馆翻译。德文第图晋，1872年到馆。化学毕利干（1837—1894），法国人，1866年来华，1871年到馆。数学李善兰，浙江人，中国著名数学家，其成就本书已有介绍。格致欧礼斐，1888年由英文教习改授。医学德贞（1837—1901），英国传教士，1860年来华，1871年到馆。东文杉几太郎，日本人，1898年到馆。
同文馆还设有副教习，均从优秀学生中选任，仍不脱离学生身份，需到馆学习、考试。其职称分副教习、副教习上行走、记名副教习三种。算学、天文、英文、法文、俄文、德文等科均设有副教习，每科通常设一人，也有二人、三人甚至四人的。
同文馆学生初为10名，后增至120多名。入学途径主要有三，咨传、招考和保送。
咨传对象为八旗子弟。方法是由各旗推荐，由总理衙门择其聪颖者录取。早期学生主要来自此途。这些学生入学年龄一般不超过十五岁，但因无须经过考试，程度参差不齐，又多不懂汉文，只通满文，入学后既要学外文，又要学汉文，这就影响了学习进度。
招考学生始于1867年，原拟专取正途出身的士大夫，包括举人、五贡、翰林以及五品以下进士出身的人，学习天文、算学，后因倭仁等守旧士大夫强烈反对，招考范围扩大至杂散人员。1867年、1870年、1878年、1885年，同文馆先后四次招考学生。1867年有72人参加考试，录取39人，半年后退回20人。1885年招考范围较广，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文理通顺者，不分满汉，皆可报考；对于举贡生监，只要平时讲求天文、算学和西国语言文字，不限年龄。结果有394人报考应试，经初试、复试，录取了108名。
保送学生的任务，由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执行。这两所学校的设立，稍后于京师同文馆。作为地方学校，他们负有向京师同文馆保送优秀学生的义务。从1868年到1899年，广东同文馆共保送5批46名学生，上海广方言馆共保送5批28名学生。这些学生，来自较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学习西学的环境较好，又系好中选优，所以素质较高，是京师同文馆学生中最好的一部分。日后成为中国外交、教育、实业方面优秀人才的，以这部分人最多。
除了咨传、招考、保送三途，还有些学生是通过达官显宦或馆中教习推荐而来的。推荐一途，于制度上无明文规定，在事实上却很普遍。这大概是人情社会的惯例。日后成为著名戏剧家的齐如山，少年时便是由翁同龢推荐入馆的，其兄齐竺山则是由另一位大官李鸿藻推荐入馆的。齐如山回忆：
一次，家兄竺山到北京考试，李文正公（鸿藻）见之，问先君曰：“大世兄今年多大？”先君答以二十岁。文正公曰：“不必再作八股了，入同文馆罢。”先君听到此话，高兴异常。当问以如何才能得入，文正公曰“容易”。次年春家兄便已进了同文馆。当时先君本有意使我同家兄同去，一因不好意思重烦文正公，二因我岁数稍小，以至未果。其实是当时不深知同文馆的情形，不用说两人，就是十人八人，文正公一句话，就都可以进去，毫不费事。这不但不算作弊，而且算是帮助同文馆。〔7〕
到了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仍极容易，由馆中人员及教习介绍，或由资格较深之学生介绍，都可进去，何况堂官呢！绝对用不着考试。我进去的时候，是由翁文恭公交派的。我入馆后之第二年，因为想入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有考试的规定，然考亦不难，且有大人情者不考亦仍可加入。〔8〕
同文馆学生的待遇分两类，一是领有膏火（津贴）的，称额内学生；二是不领膏火的，称额外学生。初期学生均为额内学生，每人每月膏火银三两。考得官职者改领俸薪，七品官年薪45两，八品40两，九品32.5两。1867年总理衙门奏请学习天文历算，为了吸引正途人员，大幅度提高学生待遇，每人每月发银10两，每年达120两，另供饮食住宿。当时七品翰林院编修年俸仅45两，五品外官年俸也不过是80两。1879年，同文馆有学生102名，其中额内学生82名，额外学生20名。膏火分四等，最高者每月15两，由兼任副教习的学生支领，其余三等分别为10两、6两、3两。1885年以后，最高一等膏火增加到每月20两。从1867年开始，学生可在馆内住宿，并供应饮食及一些生活用品。据说饮食是相当不错的：
驻馆的学生，除不管衣服外，其余都管，所谓煤油蜡烛，微如纸媒洋火等等，都由馆中供给。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自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合着一切作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此，倘有熟人来亦可留饭，也是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用花，连赏钱都没有。从前有好几位外国教员告诉我说，世界上的学校，没有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9〕
同文馆本为适应外交需要而设，因此学生出路首先是外交方面。在同治朝，即从同文馆创办到1875年以前，有一些学生因考试成绩优异被奏保候补官职，但仅获得资格而未实授；也有一些学生被派随使团出国考察。1866年至1870年，凤仪等11名学生分三批先后随赫德、蒲安臣、崇厚到欧美考察，但仅是考察、观摩，而非译员。从1876年，中国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派驻使节，使馆译员多从同文馆挑选。1888年，总理衙门添设翻译官，在中外交涉中担任翻译工作，这为同文馆学生开辟了一条重要出路。
此外，新式军事工业的兴办，新式学校的渐次设立，也为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
《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中附有“学生离校后情况一览表”，注明离校后职业的凡91人。其中，在外交部门或涉外部门（如海关）任职的有40人，在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任职的27人，从事教育的4人，在铁路等实业和其他部门工作的20人。由此可见，外交和涉外部门，是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
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京师同文馆毕业生是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其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有7人，即：唐在复，先后担任中国驻荷兰公使、驻意大利公使；陆徵祥，先后任出使荷兰大臣、出使俄国大臣、驻瑞士公使；杨枢，出使日本大臣；杨兆鋆，出使比利时大臣；刘镜人，出使荷兰大臣、驻俄公使；刘式训，先后任出使法国、西班牙大臣和驻巴西、秘鲁公使；戴陈霖，驻西班牙兼葡萄牙公使、驻意大利公使。陆徵祥还担任过外交总长。至于担任过外交部司长、驻外国总领事、外交代办等职务的，人数更多。顺便指出，上述担任驻外公使以上的人员，绝大多数是上海广方言馆选送北京的。
四、译书与课艺
最能体现当年同文馆学生西学程度的，是译书与课艺。
京师同文馆师生共译西书26种。这些书的翻译，多以西教习为主，学生参与。翻译本是学生的一门课程，书译出以后，又多成为学馆教科书。
所译西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国际知识，如《万国公法》、《各国史略》；二是科学知识，如《格物入门》、《化学阐原》、《富国策》；三是学习外文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由于京师同文馆是清朝政府所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无现成教科书，这些西书多充教科书之用。同文馆有些课程，便是以这些书命名的，如“万国公法”、“各国史略”、“富国策”等。
关于国际知识书籍中，最重要的当推《万国公法》。这部书在丁韪良进入同文馆以前已经译出，但因丁氏进入同文馆与此书有一定关系，此书又长期作为同文馆教科书，因此，无论丁氏本人，还是同文馆学生，都将《万国公法》列为同文馆译书。
丁韪良及其译作《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原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直译当为“国际法要旨”，作者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来被派往欧洲担任外交官达二十年，1847年回美国，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万国公法》是他的最重要著作，1836年出版，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著作，在欧美饮誉一时。特别在英国，它被列为外交官候选人的考试教科书。还在1862年，丁韪良在上海时，已着手翻译此书。到北京后，他得到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总税务司赫德支持，得到总理衙门帮助，在1864年将全书译出，定名《万国公法》，由京都崇实馆出版。崇实馆，即丁韪良任教同文馆以前，在北京开设的一所学校。
《万国公法》凡4卷12章231节。卷首为丁韪良英文序言、董恂序言、张斯桂序言、凡例和东西两半球图。第一卷为总论，所谓“释公法之义，明其本源，题其大旨”。第二卷“论诸国自然之权”，包括自护自主之权、各国自主其内事之权、立君举官与他国关系、制定律法之权、诸国平行之权、各国掌物之权。第三卷“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包括通使、钦差驻扎外国、领事权利、商议立约等。第四卷为“论交战条规”，包括定战、宣战、战时贸易、互换俘虏、和约签订等。
翻译国际法不自丁韪良始。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曾组织人摘译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以应对外交涉之需。丁韪良考虑过翻译滑达尔的著作，后因其过于陈旧而舍弃，选择了惠顿的著作。《万国公法》译出以后，丁韪良将其上呈清廷，有人对丁氏译书动机表示怀疑，认为“丁氏译书用意，可能有二：一、夸示外夷亦有律例；二、步武利玛窦，藉博虚名”。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只移交中国。鉴此，奕等认为，外夷律例虽不尽符合中国法制，但亦有可取之处，于是由总理衙门刊印三百部，颁发各省督抚备用。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万国公法》是中国通商口岸地方官员以及一切涉外人员必备书，影响相当广泛。1875年在解决马嘉理案件中，清政府也援引了此书的条文。
《万国公法》在日本有广泛的影响。此书出版当年，即传入日本。1865年（庆应元年），幕府开成所训点翻印此书，分六册。维新志士坂本龙马也在土佐进行翻刻。1868年，同时有三个日译本出版，或名《万国公法释义》，或名《万国公法全书》。1870年重野安绎又在鹿儿岛译述了《和译万国公法》。据称，明治初年，日本各种《万国公法》全译本、节译本不下数十种。〔10〕日本朝野有识之士对《万国公法》高度重视。明治政府在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斗争时，恃《万国公法》为利器，乃至有“长剑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11〕的说法。
另外几部关于国际知识的书，丁韪良也参与了翻译工作，包括《星轺指掌》、《公法便览》与《公法会通》。
《公法便览》
《公法会通》
《星轺指掌》共4卷，1876年出版，根据德国人马尔顿（Martens）原著、欧洲葛福根注的《外交指南》（La guide Diplomatique），由联芳、庆常翻译，荣贵、杜法孟稍加润色，丁韪良校核。书中介绍了国际外交常识、派遣公使的知识、使臣的等级、各国国旗、领事馆的责任、公文程式等。译者在凡例中还特别介绍了世界上各国政体的区别：
各国政式不一，有君位世传而君权无限者，有君位世传而君权有限者，二者皆谓君主之国，复有庶民公举国主而其位限有年数者，是谓民政之国。凡君权有限之国与民政之国，皆公举大臣会议国政，是谓国会，君位虽尊而权执往往操之于国会也。凡君权无限之国，莫不设有议政院，其大臣皆由国君简派，而君权有限之国及民政之国所设国会亦以议政院称之。君权有限之国及民政之国率由国会公议以制法，国君秉权而行法，复有专设法司以执法而审讯不法之事者，此谓之法院或曰法堂。〔12〕
《公法便览》共6卷，1877年出版，由董恂题写书名，夏家镐、陈兰彬作序。原本为吴尔玺所著的《国际法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由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凤仪等译，丁韪良鉴定。吴尔玺（Theodore Dwight Woolsey）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所著《国际法导论》，为耶鲁大学教材，内容丰富，持理公正，简明易晓，被国际法学界视为经典之作，在英国多次重版，在日本也有译本。丁韪良1867年回美国度假时，曾在耶鲁大学拜识吴尔玺，回中国后遂以此书为同文馆教材，并嘱汪凤藻等将其译为中文，历时三年，方才译毕。书后附录《条约考略》作为续卷，介绍三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相关条约情况。
《公法会通》凡10卷，同文馆1880年出版，董恂题写书名，王文韶作序。此书根据布伦执礼的《国际法法典》，由丁韪良与同文馆学生联芳、庆常共同翻译。书中共收有国际公法862章，附行军训戒157章，共计1019章，故最初译名《公法千章》，出版时根据董恂意见，定名《公法会通》。布伦执礼（1808—1881，后多译为伯伦知理），瑞士人，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因论辩国际公法之疑案而驰名于世。《公法会通》1868年出版于瑞士，原为德文，被译为法文，中文本系据法文本译出，并与德文版核对，由联芳、庆常、联兴等翻译了大部分，余为丁韪良口译，副教习贵荣及前同文馆学生桂林笔述，全书由贵荣审定。
1880年，经刑部尚书王文韶提议，同文馆任教的法国人毕利干，将《法国民法典》译成中文，定名为《法国律例》。此书包括法国的刑律、刑名定范、商律、园林则例、民律、民律指掌共六种，其中“刑名定范”即刑事诉讼法，“民律指掌”即民事诉讼法。民律分为三纲，共计2281条，其中一纲论人，二纲论资财，三纲论以何法能获得资财利益。〔13〕这是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晚清人评论：
《法国律例》名为“律例”，实则拿破仑治国之规模在焉，不得以刑书读也。唯译文繁讹。〔14〕
《法国律例》，拿破仑手定也，读之，可想见雄才大略，并世无双。〔15〕
《各国史略》为世界历史大纲，由同文馆学生杨枢、长秀翻译，作为教材使用。因未译完，故未流传外界。
同文馆所译自然科学知识方面书籍不算很多，包括《化学指南》，毕利干译，凡十卷，前六卷论金属、非金属，后四卷论化合之理；《化学阐原》，毕利干译，同文馆学生承霖、王钟祥述，凡十五卷，述分析化学。这两部书为姐妹篇，是学习化学的基本书籍。影响较大的是《格物入门》。此书是丁韪良所写的关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入门书，1868年出版，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徐继畬为其作序，大兴生员李光祐、河间贡生崔士元帮助润色。丁自称其书是搜罗泰西群籍，采其易明而有实际者编成。书凡七卷，分别为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力学、化学与格物测算。诸学中，火学之名似为丁氏专用，日后较为少用〔16〕，而被热学、光学所取代，其他都是当时常用学名。此书内容广泛〔17〕，文字浅近，述理清晰，出版也比较早，所以，影响较大，出版以后，有《西学大成》等多种重印本。此书在出版第二年的1869年就传入日本，出版了训点和刻本，也分水、气、火、电、力、化、算七册。〔18〕晚清人评论：“丁氏长于公法，故所著书专以透明义理为主，足为初学入门之阶也。”〔19〕然梁启超对此评价不高，认为“同文馆所译《格物入门》，无新奇之义，能详他书所略者，而译文亦劣，可不必读”〔20〕。
同文馆所译社会科学书籍，最为出名的是《富国策》。
《富国策》是丁韪良为配合教学之用而组织翻译的。1867年，丁韪良在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课程名为“富国策”。他所用教材便是英国经济学家法思德（H.Fawcett）所著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教本》），1863年出版。关于法思德，丁韪良介绍：
法思德，英国当今之名士也。幼而丧明，仍矢志勤学，先充国学教习，嗣擢为国会大臣，凡政务之涉于斯学者，无不与议，遂著此书。〔21〕
此书由先前是丁韪良在同文馆的学生、此时担任同文馆副教习的汪凤藻翻译，丁韪良鉴定。丁韪良在《富国策凡例》中说明富国策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研究富国策的必要性：
一、富国策为西国之新学，近代最重之。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无一夫失所。至强兵一道，虽在所不论，然亦有不期而自得之理存焉。
一、富国策系属内政，而不属外交，重在偃武修和。盖自古殃民穷国之举。未有如黩兵之甚者也。
一、富国策虽旨在广发财源，而未尝遗乎仁义。缘若绝仁弃义，则无论再有何策，终难利国矣。
一、富国策虽不究夫学业，而间亦旁逮格致诸学，并专以开发智巧，为富国之上策，而不外乎智者强之义焉。
一、论此学者，在泰西以英国为最。百年来名家迭出。如斯美氏、梨喀多弥耳氏等，均未如法思德之详而且明。故同文馆向以此学课读诸生。今译汉文刊行，俾文人学士之留心时事者皆得阅之。
书分三卷，卷一论生财，包括总论、论生财有三要（即人功、地利、资本）、论人功、论资本、论三要滋生之力、论制造多寡之异、论增益财用之理；卷二论用财，包括论制产之义与均富之说、论财所自分、论地租角逐之道、论工价、论利息、论小农躬耕之法、论兴乡学以维工价、论齐行罢工、论合本同功；卷三论交易，包括论价值之别、论物价贵贱之理、论农田物产贵贱之理矿产附、论人功制造之货物及其贵贱之由、论钱币、论钱币贵贱之理、论邦国通商、论金银流通各国之理、论邦国货币互易之法、论税敛之法。作者在《富国策》开头即开宗明义指出，“《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财、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其实此学所论财用，固合民生国计而言之也。盖财用者，人生衣食之源。天下林总之俦，熙来攘往，不惮经营力作者，无非为植财治生计耳。独是财之一字，虽日用所习见，而其义非经解说，恐难尽人而知”。
《富国策》是西方近代经济学传入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译本，出版以后，广受欢迎。学者对其评价甚高：
（《富国策》）精义甚多。其中所言商理商情，合地球人民土地，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之，盖非专门名家者，不能通其窔奥也。中国欲振兴商务，非有商学会聚众讲求大明此等理法不可。〔22〕
（《富国策》）为此学最早之译本，今日坊间理财学之本，层见迭出，然细按之，则大半徒有佳名，其内容多不合教科之用，反不如此本之繁简得中、说理清楚为独胜也。〔23〕
（《富国策》）其论商理、商情专主均输、平准，以几何公法酌剂而消息之。泰西于商学一门类能阐发其公理，故其行事无往不得其平，中土自管、墨之学微，士夫未有讲求于此者，此所以弱也，欲振兴商务，非急读此种专门书讲明义理不可。是书第十章言税法，尤多要义。〔24〕
此书问世后，益智书会曾重印。日本学者亦将其翻印传播，有明治辛巳年即1881年乐善堂聚珍版，由中田敬义校订。
《富国策》问世十六年后，陈炽（署名“通正斋生”）与其一位友人，以《富国策》译本“词旨庸陋，平平焉无奇”，而重译此书，书名即为《重译富国策》，连载于《时务报》第15、16、19、23、25册。译者评论，以英文原文与同文馆译本相对照，“始知原文闳肆博辨，文品在管墨之间，而译者弃菁英，存糟粕，名言精理，百无一存。盖西士既不甚达华文，华人又不甚通西事。虽经觌面，如隔浓雾十层，以故破碎阘茸，以至于斯极也”〔25〕。重译本的译述方式，是友人口授，陈炽笔述。重译本将汪凤藻所译《富国策》之目录亦附在书后。〔26〕
学生课艺，是了解同文馆教育和接受西学的一个窗口。《同文馆题名录》、《中西闻见录》等书刊，载有许多同文馆课艺，数学、天文、化学、格致、医学、万国公法、外语等科均有。有些课艺，仅存问题而无答案。这些问题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西学教学情况。因为作为考试的问题，必在平时教授之范围以内。例如：1872年的化学考题有：
次硝强水，其代字若何？
天气助火，何故？
水系何物相合之质？
做轻磺气，其法若何？
磺强水其性情何如？
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时化学教学，还处于关于元素符号、氧气性质等十分基本的入门阶段。1878年的化学考题有：
设有二炭四轻气、养气、轻气三气，以何法能将其气分之？
轻气与养气相感之理如何？
炼轻气之法如何？
由此可知，这时化学教学较六年以前，程度已有所加深。
有些试卷，不但有教习出的试题，而且有学生的答案，从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出当年学生对西学的理解。1872年，朱格仁格致试卷中的几道问答：
（问）冬夏之冷暖有别，以图考之，其理若何？
（答）冬夏之冷暖有别，其故有二：一、夏日照于顶，其光直下，冬日偏于南，其光斜射；一、夏日长，所积之热，较夜间所散之热多；冬日短，所积之热，较夜间所散之热少，此所以冷暖有别也。若以图考之，则更有进。盖地外有气，日光至地，必先过气，气虽透光，而略能阻热，故日光直下，则过气处较少，如甲丙，阻热亦少，故暖；日光斜射，则过热处较多，如乙丙，阻热亦多，故冷。（图略）〔27〕
（问）光有二说，其理孰长？
（答）光有二说：一谓光为细质散布也，一谓光乃微气扬动也。前人虽信前说，而后人考之，知有不通之处。如一烛光，能照数里，若光为细质，则一烛之质，不得有若是之多；而后说则无不通，亦若声音藉气以扬，其理固长也。〔28〕
答卷言简意明，思路清晰，说明学生已理解、掌握教习所授的西学内容。
从前馆、后馆试卷的比较，能够看出同文馆不同馆别学生所习西学内容的情况。兹以1898年为例，各举前、后馆代数试题两道。后馆即初等的题目为：
一、有诸人入饭肆同餐，共帐一百七十五吊钱。先订公摊，内有二人不摊，下余每人多出十吊，推人数若干？
二、二数相合为十三，各数立方相合为五百九十九，推二数若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