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馆即高等的题目为：
一、一百四十四两银，欲均分若干人，若少二人每人可多分一两，推人数若干？
二、二数相减为三，各数立方相减为二百七十九，推二数若干？
两份试卷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前馆、后馆，实际教学程度相差不多。它说明，同文馆前后馆之分，可能有不尽得当之处。从试卷可以看出，当年同文馆所授数学知识，大体相当于现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程度。
五、一场未划句号的争论
1867年，围绕着同文馆如何开办的问题，京师士大夫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是因总理衙门关于添设同文馆课程、扩大招生范围的动议而起的。
1866年12月11日，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奏请同文馆在已有英、法、俄三馆之外，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招生对象不限于八旗子弟，而是扩大到满汉举人、五贡生员，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延请西人教习。其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等地，已经开始讲求仿造洋人轮船等事，如果不研习天文、算学，不从根本上下工夫，仍属徒习皮毛，无裨实用。摺上，朝廷很快批复依议照办。这在士大夫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认为这是舍中法而从西法，有人认为以堂堂天朝竟要拜夷人为师，实乃奇耻大辱。1867年1月28日，奕再上一摺，不但坚持前议，一一批驳了士大夫的疑忌，说明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急迫性，而且更进一步，提出翰林院编修、进士等，也应像举人、五贡生员一样，列入招考范围：
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又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与举人五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博采。〔29〕
摺上，御批依议。这在已经紧张的京师空气中无异加了一把催化剂。争论终于爆发。这年3月5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奏上一摺，对总理衙门的意见提出异议。要点有三：一、并不完全反对设立专馆，学习西方天文、算学，学生可由钦天监衙门考取颖悟少年，或由工部遴选精巧工匠，但不应用科甲正途官员。二、应保持科甲正途官员的纯洁性，即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三、国家自强根本，不在机巧技艺，而在纪纲气节。他说：
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皆数百年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为教育以培养之也。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30〕
张氏言下之意，总理衙门以科甲正途官员学习天文、算学、机器制造等，是一个错误的导向，将把国家引入危险的境地。对此意见，朝廷批复，科举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并不妨碍读书学道，于人心士习亦无妨碍，所奏着毋庸议。
张盛藻表达的并不只是个人的意见。半个月后，3月20日，大学士倭仁奏摺，对奕等人所议，提出全面否定的意见。要点有四：一、天文、算学为益甚微，不应过分看重。二、退一步说，即使讲求天文、算学，中国这方面人才有的是，不必奉夷人为师。三、夷人本为中国仇人，断无以仇人为师之理。四、倘延夷人为师，祸患无穷，甚至亡国灭种。倭仁的意见很集中，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有很大的代表性，故不避冗长，引录如下：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临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
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31〕
张盛藻所议，口气还算平和，还认为天文、算学馆可开，聪颖少年可以入馆学习，也可以请洋人教习，只是不可让科甲正途人员去学习。倭仁所议，不但言辞峻急，而且连开馆必要性、聪颖少年入馆肄业的必要性也一概否定了。
倭仁（1804—1871）是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后授编修，升翰林院侍讲、侍讲学士，以理学名世。咸丰二年，在叶尔羌帮办任上，于边陲实事，全无建树，却上疏咸丰皇帝，说是治国之本在人心不在其他，劝皇上立为尧舜之志，深察密省，事事与唐虞互证，那样上行下效，天下可长治久安。这通致君尧舜的说教，很不合咸丰胃口。咸丰批评说，作为边疆帮办大臣，理应考求实际，今观所奏，仍系泛论治道，并未及边陲情形，今后应该留心边务，实力讲求，毋得徒托空言，致负委任。倭仁讨了没趣。从这份奏摺可以看出，倭仁一向是强调义理、精神在国家生活中支柱作用的。1862年，他升任工部尚书，教同治小皇帝读书，并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帝王之师，士夫之首，这是个上可影响内廷、下可耸动舆论的崇高而又关键的位置。对他的意见，朝廷既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着毋庸议，也不能像咸丰皇帝那样将他训斥一顿。实掌大权的慈禧太后将倭仁奏摺批转总理衙门。总理洋务的奕没有退避。4月6日，他再上一摺，除了重申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还强调了以下两点：一、科甲正途人员入馆学习十分必要。正是为了防止学员被洋人诱入歧途，所以规定考试必须正途人员，“诚以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而今日之局，又学士大夫所痛心疾首者，必能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二、空谈不能雪耻，只会误国。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的庚申之变中，平日空谈礼义节气的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现在几年过去，这些人又来侈谈礼义，空谈卧薪尝胆，“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如欲求其实，就应该正视现实，从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入手。奕反攻为守，请倭仁拿出一个有利无弊的妙策：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32〕
倭仁坚持己见，4月12日再上一摺，重申自己看法，认为延聘夷人教习科甲正途，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再次强调忠信礼义是立国之本，如无忠信礼义，其结果必然是技术到手，国运丧失，中了夷人诡计：
今阅总理衙门所奏，大率谓忠信礼义之空言，无当于制胜自强之实政，奴才愚见窃谓不然。夫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求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固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人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且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习其秘术以制彼死命，彼纵阳为指授，安知不另有诡谋？奴才所虑堕其术中者，实非过计耳。〔33〕
倭仁此摺用词极重，不但坚决反对延聘洋人教习科甲正途人员，而且指责凡是愿意进馆学习的人，道德都有问题，甚至有通敌之嫌。这对于正待开张的天文、算学馆，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原欲报考的人自然闻而生畏。奕非常气愤，于4月23日再上一摺，指责倭仁浮言惑众误事，并抓住倭仁先前“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一语，要求朝廷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并让倭仁择地另设一馆，以观其成。朝廷依议，令倭仁照办。这一招果然厉害。倭仁紧张起来，赶快申辩，以前所说不患无才，不过是“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语，并非实指，“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34〕。朝廷谕令，既然如此，暂时作罢，仍作随时留心。此外，朝廷特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显然是奕等人故意报复。倭仁坚辞，朝廷不允。倭仁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最后获准保留大学士位置，辞去其他一切职务。
倭仁辞职以前，还有一段插曲。6月23日，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奏请撤销同文馆，理由非常特别：
今年自春及夏，久旱不雨，屡见阴霾蔽天，御河之水源竭，都中之疫疠行，本月初十日大风昼晦两时之久，此非寻常之灾异也。……然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35〕
针对奕等人创设同文馆的奏摺，杨廷熙从十个方面逐一进行批驳，罗织了十条罪名，主要有：忘大耻顾小耻；舍中国师夷狄；费钱粮劳人力；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有自强之心，无自强之政；不行圣贤之道，不讲士林之节；等等。他说，同文馆之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
杨廷熙的条陈，洋洋数千言，实为此前反对同文馆议论的总结。据说，条陈是在倭仁授意下写出的。慈禧太后看了以后，大为震怒，认为以一知州微员，竟敢如此痛诋在京亲王大臣，甚属荒谬。她严厉批评了倭仁，指出条陈如系他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朝廷以行政的手段，止息了这场历时半年的争论。同文馆照样办下去，天文、算学馆按原计划招生。
围绕同文馆发生的这场争论，以倭仁为代表的一方，与以奕为代表的一方，共进行了四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张盛藻上摺反对，奕置之不理；第二个回合，倭仁出面反对，奕还击，要倭另置一馆；第三个回合，倭仁坚持原议，奕顶住，并通过慈禧太后，命倭到总理衙门行走；第四个回合，杨廷熙利用天灾，全面攻击同文馆，遭到慈禧痛斥，倭仁被迫辞去除大学士以外一切职务。这一结局的出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慈禧太后。在1861年的辛酉政变中，奕助慈禧夺取政权。以后，清政府外交、内政方针都有重大调整。洋务企业的创办，同文馆的设立，都是这种调整的产物。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也是新的形势的需要。六七十年代的慈禧，基本上是个洋务太后。无论从一个最高统治者对国家利益的全面考虑，还是从统治集团中人际关系出发，她支持发展同文馆、偏袒奕都是必然的。
这场争论，从形式上看，奕等开明派取得了胜利，从实质上看，倭仁等守旧派并未失败。这从当时的士林心态和同文馆招生结果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争论激烈进行之时，京师士大夫多心仪倭仁，腹诽奕。张盛藻奏摺传出以后，京师已满城风雨，谣言甚多。有对联云：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36〕
倭仁出面表态以后，士大夫更肆言无忌。时人记载：
京师口语藉藉，或贴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云：孔门弟子，鬼谷先生。〔37〕
这些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何人之口的联语、俚语，道出了不知凡几的士大夫心声。爱写日记、好发议论的李慈铭，留下了他的看法：
（同文馆）选翰林及部员科甲出身、年三十以下者学习行走，则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38〕
京师士大夫的心态既如此，同文馆招生的情况不问可知。史书记载：张盛藻条陈被否定以后，报考同文馆尚不乏人，但自倭仁发难以后，形势便急转直下：
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39〕
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40〕
半年之中，报考同文馆的有98人，这与每次都有成千上万人报名的科举考试相比，实在是个极为可怜的数字。这些人当中，无一人是科举正途出身，多数素质不高。到考试时，已有二十多人自动放弃，仅72人参考。勉强录取30名，半年后，因程度太差，退学20名，仅剩10名，被并入先前的英、法、俄三馆。
这样的结局，很难说是奕一派的胜利。
同文馆创办于1862年，但围绕着同文馆的争论，为什么爆发在五年之后的1867年而不是创办之始呢？这是一个涉及这场争论性质的根本问题。
同文馆创办之时，京师士大夫风平浪静，这倒不是他们感觉迟钝，而是因为初期同文馆尚未涉及对中西文化的价值评估。那时招生对象为八旗少年子弟，并非科甲正途人员，并非中国文化人格代表；所习为外国语言文字，并不包括西方科学技术。五年以后，奕等人对同文馆进行的改革，直接触及文化价值评估的问题。这一改革要点有三：一、学习内容为西方天文、算学及其他科学技术；二、学习人员为科甲正途出身；三、教习由西人担任。这在实质上等于承认：第一，西方文化有些内容，为中国文化所不及，值得中国师法；第二，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已呈现某些不适应之处，需要作些调适；第三，作为中国文化人格代表的科甲正途人员，需要更新知识结构，重新学习。这些，在后人看来，在当时开明人士看来，正是适时顺势之举。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天朝独尊文化氛围中的人，对于从科举道路上艰苦攀登取得社会地位的人，对于习惯谈忠信礼义、全不懂科学技艺的人，要他们承认自己文化有缺陷，要他们否定自己的存在价值，要他们另辟蹊径重新学习，不但是痛苦的，也是困难的。他们起而反对，在理，但背时。
围绕着同文馆的这场争论，是近代中西文化会面以后引起的第一场大争论。它发生在帝都北京，发生在翰林院掌院大学士与总理洋务大臣之间，很有文化象征意义。这场未分胜负的争论，预示着以后文化冲突的长期性、尖锐性。
纵观同文馆四十年的历史，文化冲突一直未断。19世纪70年代，同文馆招生情况较前有所改观，学生人数增多，西学课程增多，但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什么外文，什么西学，仍然卑污下贱。他们所热衷的，依旧是八股辞赋。80年代，丁韪良曾游说中国上层官员，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科学的内容，企图让科学渗入科举，亦未成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学未能渗入科举，科举却挤进了科学，科举考试进入了同文馆。同文馆学生，无心科学，却属意科举。据1898年出版的《同文馆题名录》，1894年以前，同文馆学生共有13人在乡试以上的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其中翰林2名，进士5名，举人及副榜6名（其中一名翻译举人是特殊情况）。科举考试以其独特的形式与内容，支撑着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成为传统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竞争社会地位的主要通道。丁韪良想以旧瓶新酒的方式，为西学争一席地位而未成；进入同文馆的人，无法靠西学、仍需靠科举才能赢得社会承认，这典型地反映了西学在中国扎根的艰难性。
【注释】
〔1〕《四国新档》，英国档下，854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
〔3〕所以取名“东文馆”而不称“日文馆”，据说大有原因。同文馆一名学生的解释是：“甲午中日之战，日本已强，又添设了日本文，彼时名曰东文馆。其所以名为东文馆者，有两种原因，说来也很可笑。一因甲午之战，官员们为堂堂中国同一小日本打仗，说起来丢人，意思是它不配与中国为敌，避免中日合称，而云中东之战，所以名曰东文。二因其他四国文字都是西文，所以名曰东文。”（《齐如山回忆录》，28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4〕《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北京，中华书局，1989。
〔5〕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305页，译文见丁韪良：《同文馆记》，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17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6〕《齐如山回忆录》，33页。
〔7〕同上书，28页。
〔8〕同上书，37页。
〔9〕同上书，30页。
〔10〕参见王晓秋：《墙内开花墙外香——晚清汉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见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749页。
〔11〕《中央公论·历史与人物》，1982（2），102页，转见王晓秋：《墙内开花墙外香——晚清汉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见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749页。
〔12〕马尔顿原著，葛福根注，联芳、庆常翻译，丁韪良鉴定：《星轺指掌》，凡例，光绪二年同文馆聚珍版排印。
〔13〕参见《法国律例·凡例序》，同文馆聚珍版，1880。
〔14〕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15〕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木刻本，16页。
〔16〕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分西学为27门，无“火学”之名，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将其扩展为31门，亦无“火学”之名。
〔17〕《格物入门》各卷内容如下：卷一水学，上章论静水，所论问题有涓滴相吸、水与气的差异、引水之法、水力下压与上托、水深力大、浮沉之故、以水测量轻重、细管吸水等；下章论流水，所论问题有水跃高低、水流疾徐、节水管、提水管、吸水管、压水管、救火水龙、自涌泉、喷水马、喷水狗、自流井、水轮、水磨、水碓、破浪之理等。卷二气学，上章论天气即空气，所论问题有天气高厚亦有限制、天气有体质、天气轻重、天气下压、以水银测度天气、风雨表预知风雨、天气渐高渐薄、天气涨缩、吸气筒、积气筒、论风、起风之故、风有冬夏易向、风有早晚易向、风多无定向、旋风、论雨、落雨之故等；中章论蒸汽，所论问题有蒸汽与水气有别、蒸汽原理、水化蒸汽、蒸汽之用、各种蒸汽机、节水机、节火机、火力代织之原理、火轮车原理、西国火轮舟车情况；下章论音声，所论问题有天气飏声、飏声快慢、飏声远近、发声之原理、声音高低之原因、声音之区分、应声之故、回响之迟速、回响之方向、回响之聚处、传声管、扬声筒、接声筒等。卷三火学，上章论热气，所论问题有热气不可无、热气来源、热令物涨、寒暑表、热表、热气发散、热气外射、热气返照、色热相涉、物化而热自减与自增、冬夏冷热之故、五带冷热之故、各地冷热之故、凝霜之故、地中之热、力热互生、力源于日；下章论光，所论问题有明源分类、光行极速、星光射地需要时间、光之浓淡与远近关系、水影倒置、论照镜、传影筒、凹镜与凸镜、论眼目、论远镜、光分各色、白光分为七色、虹霓、雨点分光、空中成影、二光相合、光照直斜与冷暖关系。卷四电学，上章论干电，所论问题有雷电一物、电气隐伏于万物之中、电分干湿、地中有电、论干电机、电气劈物、电气生火、以电震人、蒸汽生电、云际引电、防雷卫室、防雷卫身、生物发电等；中章论湿电，附论磁石，所论问题有二金交感因生湿电、各色电池、湿电发光、湿电燃火、以电融金、以电包金、电钟、以电代炬、以电医病；下章论电报，所论问题有通信极速、电报八法、海底通信、海底电缆等。卷五力学，上章论力推原，所论问题有论物之行止、力可变通、力热互易、无自行之器、物之涨缩、物之软硬、物之轻重、物之升降、二物相吸、吸力通例、论潮汛、论重心、论力之分合、论物之坠地等；下章论助力器具，所论器具问题有杠杆、滑车、斜面、螺丝、钟摆、器能助力不能生力、计力之法、计力之用等。卷六化学，分四章，后附《化学总论》。第一章论物之原质，所论问题有化学大旨、物之异同纯杂、物之变化、微质相吸之例、原质与五行不同、物之命名、配合成物如笔画成字、同类相合、变形易性、原质相合有定数；第二章论气类，包括气的分类、量气之法、论养气、论淡气、论硝气、论炭气等；第三章论金类，包括金类分类、论铁、论铜锡、论银、论水银、论黄金等；第四章论生物之体质，所论问题有动植皆生、生物之常质、养生之质等。卷七格物测算，分四章，依次介绍测算水学、气学、光学、力学的知识。书中插有许多画图，诸如引地中水法图、重心愈下舟行愈稳图、救火水龙车、喷水马、自均钟摆、寒暑表、凹镜聚热生火、凸镜成影、光行疾徐图、显微镜、射影灯等。
〔18〕参见王晓秋：《墙内开花墙外香——晚清汉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见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748页。
〔19〕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卷三，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104页，上海，上海书店，2007。
〔20〕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21〕丁韪良：《富国策凡例》，见《富国策》，篇首，北京，同文馆，1880。
〔22〕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23〕《中国学塾会书目》，20页，美华书馆，1903。高凤谦在致汪康年的信中问：“《富国策》甚好，何人所译？示之。如已成书，请源源刊印。”（《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4〕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卷三，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83页。
〔25〕通正斋生：《重译富国策叙》，见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26〕以《重译富国策》与《富国策》相比较，专用名词、地名、人名基本相同，译文确实顺畅许多。比如，关于生财三要的一段，《富国策》的文字是：“天地之所钟毓。山川之所韫藏。皆自然之利。财用之源也。然取材以致用。则在乎人。”《重译富国策》的文字是：“生财之道三，曰天时，曰地利，曰人功。”但是，重译本将此书作者署名为“斯密德”则显然不妥。“斯密德”即亚当·斯密（Adam Smith），《富国策》在开头介绍了他的学术贡献，译为“斯密氏”。《重译富国策》误将其当作著者了。
〔27〕〔28〕《同治十一年（1872）岁试英文格物第一名朱格仁试卷》，见《中西闻见录》，第7号。
〔29〕《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摺》，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
〔30〕《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1867年3月5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摺》，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
〔31〕《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1867年3月20日）大学士倭仁摺》，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
〔32〕《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1867年4月6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摺》，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
〔33〕《同治六年三月初八日（1867年4月12日）倭仁摺》，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
〔34〕《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一日（1867年4月25日）倭仁摺》，见《筹办夷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
〔35〕《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1867年6月23日）杨廷熙条》，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九。
〔36〕《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
〔37〕《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二月廿四日。
〔38〕徐一士：《倭仁与总署同文馆》，见《一士谈荟》，382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39〕《总理各国事务奕等摺》，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
〔40〕《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辰摺》，见《洋务运动》，第二册，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