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立·沿革·规制
上海广方言馆成立于1863年，历时42年，是晚清中国极富特色的新式学校。
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前，已有在上海设立外语学校的议论。1861年，流寓上海的苏州翰林冯桂芬在所著《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便提出，宜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颖悟文童，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西国语言文字，并习经史算学。这是第一次提出在上海设立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例照办。1863年3月11日，他在《奏请设立上海学馆》的摺稿中，详述了在上海设立此类学馆的必要性：
第一，设立外语学馆是研究外国的需要。中国与洋人交涉，必先通达其心志欲望，周知其虚实诚伪，然后才能处置得当，应付裕如。中外互市二十年来，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者不少，突出的甚至能读中国经史，于中国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中国官员士绅，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第二，设立外语学馆是上海与洋人交涉的需要。在上海，各国均设有翻译官，遇中外大臣会审之事，皆凭外国译员传述，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欲绝此弊，只有中国自己培养外语人才。
第三，原有通事不可靠，须另育新人。此前，中国能通洋语者，仅为通事，遇到交涉事务，往往雇通事往来传话，但这些人很靠不住，时常误事：
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通事为晡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涅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子外，不知其他。且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弛治忽之大懵然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指。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1〕
第四，京师虽已设同文馆，上海仍有再设外语学馆的必要。因为上海为洋人总汇之地，书籍较富，见闻较广，是培养外语人才比较理想的地方。
李鸿章奏请朝廷，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对学生来源、学习课程、毕业待遇、经费开支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学生来源，选近郡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净之文童。李鸿章特别指出，京师同文馆专收八旗子弟，上海不能照搬，必须扩大范围，多途以取，随地以求，人数既多，人才斯出。学习课程，聘西人教习外语，兼聘内地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艺。学生学成以后送督抚考验，作为县附学生，准其应试，凡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需添设翻译官，即于学馆中遴选。
摺上，朝廷很快批准。上海广方言馆遂破土兴建。
上海广方言馆最初拟名是“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此名见于李鸿章请设学馆的奏摺。其后，在冯桂芬拟定的试办章程中，正式定名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此名用了四五年，1867年改名“上海广方言馆”〔2〕。
广方言馆最初设在上海城内旧学宫后，敬业书院之西，由上海县儒学教谕章安行择地购料，负责筹办。学馆楼阁房廊，制极宏敞。堂中有李鸿章、冯桂芬所书对联。李联是：“声教遍中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夏，四方专对裕通材”。冯联是：“九邱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
广方言馆开办六年以后，江海关道涂宗瀛禀准南洋大臣，将学馆移入江南机器制造局。原因是，江南制造局开设翻译馆，与广方言馆事属相类，故归并一处。学馆新址在江南制造局西北隅，同治八年十二月建筑竣工，计楼房、平房共8座74间，楼上24间为翻译馆，楼下及平房50间为广方言馆。1870年初，广方言馆正式迁入新址。
1899年，江南制造局的工艺学堂被并入馆中。工艺学堂专门造就制造人才，内分机器、化学两馆，学生各20人，这使广方言馆规模扩大许多。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以各省已设学堂，兼习外语，足备译才，而“工商各业，尚无进步”，奏准改广方言馆为工业学堂，原工艺学堂也一起并入。至此，广方言馆性质既变，名亦不存，42年的历史遂告结束。
广方言馆初办时，学生额定40名，以后续有增加，最多时为80名。学生入学采取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年龄限为14岁以下，后改为15岁以上、20岁以下，由官绅之有品望者保送，取具年貌、籍贯、三代履历，赴监院报名后，由上海道面试，择优录取。
广方言馆受两江总督（例兼南洋大臣）和上海道管辖，上海道兼学馆监督。首任监督为应宝时。学馆迁入江南制造局以后，又设总办一职，例由制造局总办兼任，总管馆中事宜。馆设监院一人，首任监院为冯桂芬。馆设查课委员、庶务委员以及司事若干人，负责各项事务。
广方言馆学生开始时均免费住馆就读，并享受由馆方发给伙食费每日一钱。到1894年，这项制度有所改变，规定学生初入馆时，每人发伙食洋两元，油烛洋半元，以后视其学习情况，酌予增加，特别优秀者，随时增加。实际是由先前的助学金制改为奖学金制。
二、课程·教育
广方言馆创办伊始，监院冯桂芬拟订《试办章程十二条》，对学生条件、学馆规模、教习聘用、课程安排、学生待遇，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些意见后来基本上被付诸实施。
广方言馆初拟招生40人，聘西教习2人，聘近郡举贡生员4人为分教习，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四类，另聘一品学兼优的绅士为总教习。章程规定所有学生均以西文与算学为主课，必须逐日讲习。西文之重要性自不待言，至于算学，当时人认为它是各门科学的基础，“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施之实用”。馆中选派通习西语西文之委员董事4人，常川住馆，每日西文教习课读时，充当翻译。当然，对于懂得中文的西教习来说，就无须此举了。每月初一、十五课试西学，初八、二十四课试其他课程。课试后，记存其优劣，三月一送上海道，以为奖惩之资。肄业学生，三年期满，能翻译西书全册而文理斐然成章者，可由有关当局，咨明学政，作为附生。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添设翻译官时，可于其中遴选。其精通西语西文、才能出众者，由通商督抚奏保调京考验，授以官职。
广方言馆移入江南制造具以后，总办冯焌光、郑藻如新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和《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对学生要求更为严格、具体，对课程规定也更为细致了。
《课程十条》是：一、辨志。要求学生对学习“认定路头，用心坚定”。二、习经。先讲《春秋左传》，于课文之前三日下午，集中到堂听讲。三、习史。先读《资治通鉴》，再读《通鉴外纪》、《续通鉴》等。四、讲习小学诸书。先读《养正遗规》、《朱子小学》，再读《近思录》、《性理精义》等。五、课文。即做作文，每七日一篇，限即日交卷。六、习算学。先从加减乘除开方入手，学习中国的算术和西方的几何、重学、代数等。七、考核日记。设立读书、行事日记两本，按日登记，在规定时间交给先生，先生据以了解学生是否遵守馆规。八、求实用。凡有关军国之要务，均要切实讲求。九、分班。学生分为上下班（后来改为正科、附科），初进馆者先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对于算学、代数、对数、几何、重学、天文、地理和绘图等学，均先用初学浅本，优者进上班专学一艺。十、上班分七门：（一）辨察地产，分炼各金，以备制造之材料；（二）选用各金材料，或铸或打，以成机器；（三）制造各种木、铁产品；（四）拟定各汽机图样或司机各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陆攻战；（七）研究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
与先前施行的冯桂芬所拟的十二条相比，这个《课程十条》主要有以下三点不同：第一，学生分为两个阶段，以前是三年一贯，到这时分为上、下班。第二，专业划分更细。以前只是一般地培养外语人才，这时在入学一年后就确定了专业，或搞勘探，或搞设计，或攻数学，或钻翻译。第三，加大了国学的比重。以前只是一般地要求学生读些经史文词，这时不但强调了读经读史，而且鼓励学生做时艺、做八股。总之，以前是培养一般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这时已成为培养多方面科技人才的综合性学校。
《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是关于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的规定。主要内容为：求师资以端模范，分教习以专讲求，集人才以备学习，广制器以资造就，编图说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测经纬以利行船，译舆图以参实测，广翻译以益见闻，译新报以知情伪，储群籍以资稽考，购机器以便考订，刊书板以省传抄，定课章以循诵习，严甄别以昭奖劝，立年限以收成效。
此外，冯焌光、郑藻如还特别请求朝廷，对于广方言馆学生之优秀者，赏给举人头衔，允许他们“一体会试”。这表现出他们企图提高广方言馆学生社会地位的思想。对这一条，先任两江总督、后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认为学生在广方言馆中学习，“与帖括自属分途，不必责其兼长也”，不必令其一体会试。冯、郑在章程中规定学生初八、二十四日考试经史时文，曾国藩认为亦属不妥，“恐其用志既纷，转荒本业”，与广方言馆宗旨不合。这两条当然也没有实行。
冯、郑拟订的章程，使用了二十多年，到1894年有所改变。主要变动有以下两点：一、学生分作四馆，即英文、法文、算学、天文，每星期前四天学习西学算学等专门课程，每天八个钟点，其余三天学习经史古文时艺，“仅习中学、偏废西学者，应令其赴各处书院肄业，不得住馆”。这表明学馆不但扩大了规模，而且强调了对西学的重视。二、所有学生除由教习按月考核课程外，每逢端午、中秋、年节，听候江海关道和制造局官员会同甄别中西各学，评定甲乙，奖优罚劣。
广方言馆所聘西文教习多为外国人。42年间所聘英文、法文、德文、算学、天文、汉文教习可考者有51人。首任英文教习为林乐知，首任法文教习为傅兰雅。
教习多有文字记载教学情况，唯多趋简略，只有林乐知记载比较详细。林乐知于1864年3月28日，经冯桂芬、应宝时推荐，被聘为英文教习，聘期六个月，每星期教六个上午，月薪银125两。六个月聘期满后，英文教习之职被留学美国归来的黄胜取代。1867年，黄胜以孝养告退，林乐知再次受聘担任英文教习，直到1881年为止。这一期间，他上午教书，下午译书。据林乐知记载，广方言馆创办时，虽然额定可以招40人，但开始时并没有那么多人来报名。1864年3月开学时，仅24人，到这年7月，才有26名学生。在正式上课教习以前，有些学生已经粗知一些零星的外语发音。林乐知一开始就教他们英语基本法则，进度很快，到8月，第一个班级的学生已学完《韦氏拼写书》，他已要学生默拼，朗读短句。1867年3月，林乐知重返广方言馆教职时，第一天上课到了33名学生。林乐知发现他们程度参差不齐，便将他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学生语法基础比较好，第二部分较差，第三部分有一个尚可教育，另一个很差，林劝他立即退学。在教学中，林引导学生反复进行各种词组类型的练习，还向学生进行西方科学知识的教育。他向学生示范一些科学仪器，如电报机、电池等；带领学生参观法租界的煤气厂、现代化的面粉厂，参观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车间。〔3〕这样，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科学知识。
江海关道和江南制造局总办，不仅是广方言馆行政上的负责人，在学习业务上亦有具体管理措施，并非挂一空名而已。据林乐知记载，在他担任英文教习期间，江海关道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要对学生进行考试，方法是叫学生们将简短的英文照会译成中文。这些照会都是这位道台大人最近一周从美国或英国领事馆收到的。由于这些照会同时附有一份中文译本，所以这位不懂外文的道台大人，也就能够对照领事馆的文件，检查每个学生的翻译水平。林乐知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考试方式。
广方言馆虽然是适应近代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但不少学生仍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科举八股上。这是因为，广方言馆之类的学校虽是官办的，但它没有与相应的功名联系在一起。按照章程，广方言馆学业优秀的学生，最高待遇就是给予附生头衔，一体乡试，或充当翻译之职。翻译一职，在当时社会还只能谋利，无法立名，为一般士大夫所不屑。学生不能参加全国一级的会试，便无法获得进士以上的身份。再者，科举考试自有一套内容和技巧，学生平时对此如无专门、系统训练，即使让他参加乡试、会试，也很难金榜题名。功名所在，人必争趋。不少学生口读外语而心在八股。林乐知说，1867年夏天，他发现广方言馆那些已是附生的学生，“正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专用于准备不久将在南京举行的三年一度的考录举人的乡试，因此，在这个夏天，他们几乎没学什么英文”〔4〕。此类情况，江南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蔡汇沧也曾谈及。他们说，光绪五年以前，有一批学生，“敷衍岁月，多攻制艺，不复用心西学，故中学尚有可观，西学几同墙面，此何异内地书院？殊失设立广方言馆之本意”。因此，他们便于这年十月，将那些不学西学、只攻科举的学生一概裁撤，另招幼童入学。
三、学生·成就
广方言馆历时42年，一共培养了多少学生，已难确计。如果按每期40名（开始时不满40名，后来不止40名）、三年一期计算的话，则先后培养学生应为14期560名。这个数字并不大，但在当时中国已十分可贵。这些学生就业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被选送到京师同文馆深造，二是到各种新式企业、事业机构工作。无论是哪种，都有一些人在学术上、事业上作出一定的成就。
从1868年开始，广方言馆先后5次共选送28名学生赴京师深造。他们在京师学习大多优良，高出同畴。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记学生大考榜单，1879年大考，英文第一名汪凤藻、汉文算学第一名席淦、天文第一名徐广坤；1898年大考，法文第一、二、四、五名获得者周传经、徐绍甲、陈思谦、唐在复，都是上海广方言馆送去的。1872年岁试英文格致第一名朱格仁，也是广方言馆送去的。他的试卷被作为范本，在《中西闻见录》上登出。
送京的28人，后来大多在外交部门工作，其中有8人先后担任过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他们是：汪凤藻、杨兆鋆、刘式训、陆徵祥、吴宗濂、刘镜人、唐在复、戴陈霖。其中，陆徵祥几次担任外交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刘式训两次出任外交次长。刘镜人历任外交部条约研究会副会长、外交委员会副会长等职。
广方言馆学生担任过驻外公使的还有胡惟德，他先后担任过出使俄国大臣，出使日本大臣，驻法国兼西班牙、葡萄牙公使，驻日本公使，1926年出任外交总长，并代理国务总理。
其他在外交部门担任过参赞、领事、翻译等职的人还有很多，不一一胪举。
在政治界比较著名的还有唐在礼，他于1895年进广方言馆学习，三年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新军中任职，民国以后官至署参谋总长。
广方言馆学生毕业后，有相当一批人从事教育工作。比较知名的有汪凤藻，先在京师同文馆任算学副教习，后来担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席淦，先在京师同文馆任算学副教习，1866年升任教习，任教近三十年，成为继李善兰之后最有名的算学教习；经亨咸，北洋海军医学校校长；吴匡时，上海交通大学教员；徐绍甲，江苏高等学堂法文教员；郭世绾，北京大学教员；钟天纬，上海三等公学创始人，近代小学教学方法改良的先行者；其他严良勋、朱格仁、瞿昂来、朱敬彝、黄致尧、吴宗濂、周传经等都曾在广方言馆任过教。〔5〕
广方言馆学生在校时，就有翻译课程。他们与外文教习合译的西书，有些后来正式出版了。他们毕业以后从事教育、翻译工作的同时，所译书籍更多。他们翻译的书籍，包括政法、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外交、数学、冶炼和外文语法等各个方面。其中严良勋译的《四裔编年表》，以年表体例编辑各国帝王、总统年代，被时人认为是了解世界各国缔造、更革及种族、政教争战大势的必读书。钟天纬译的《英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瞿昂来译的《法国水师考》，详细记载英、美、法国水师数目、费用、征调、管理、操练、俸饷等情况，是时人了解这些国家军队情况的必读书。
广方言馆培养的学生遍于国中，涉及外交、教育、科技、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9人位至公使，2人位至外交总长，2人代理过国务总理，这在晚清的此类学堂中，包括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是非常突出的。一位广方言馆学生说：“一馆之中，极勋位于首辅，展奇韬于秘府，遍使节于环球，振古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6〕这个说法并不过誉。美国学者毕乃德做过一个统计：纯粹由京师同文馆自己培养而位至公使的学生仅五六人，广东同文馆培养的此类人才更少，而经上海广方言馆培养、位至公使的就有八人之多（其实是9人）。他由此得出结论：“广方言馆学生比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学生质量都高。”〔7〕1883年，《字林沪报》曾有文章赞赏上海广方言馆成就颇高：
中国之行西学，始于同治初年，京师同文馆初议选取翰林院编检庶常兼习，嗣为言官奏止。直省以上海广方言馆为倡。其初生童并取，中西之学轻重不差，久之，志于科名者众，未免心专制举，因而旷误者多。然即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而论，人才所出，实已不少，外省如天津电报局总办道员朱君格仁、福建船政局委员郎中严君良勋、苏松太道洋务委员通判杨君兆鋆、天津水师学堂教习知县金君仁杰。在京如天文馆算学教习壬午南元户部员外郎汪君凤藻、兵部员外席君淦、工部主事徐君广坤，及前岁送京之附贡生吴君宗濂、黄君致尧，要皆博通西国语言文字及化学、算学一切，而又以中国诗书为之根柢，翻译文理斐然可观。此固中外共见不得谓造就之无功也。〔8〕
四、南北差异
上海广方言馆与京师同文馆，一南一北，创办时间差不多，结束时间也差不多，但两者成效、社会反应差别很大。
两校创办之初，都受到习惯势力的抵制，官宦士绅人家不愿将子弟送来肄业；办学当中，也都出现过学生无心科学、专心科举的情况。但从总体上说，广方言馆比较顺利，生源充足，教学正常，学生质量较高，社会反应较好，一度甚至出现要开后门才能入学的情况，同文馆则风波迭起、阻力重重。
这种差异的出现，与京沪两个城市的特点、文化环境、学校的管理方式都有关系。
第一，城市地位与角色。同文馆所处的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所谓首善之区，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一举手一投足，往往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同文馆要招收科举正途人员学习天文、数学，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倭仁等人之所以千方百计地反对，就因为他们担心，此门一开，将导致中国文化心理的总崩溃。这种思路，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来文化冲击的承受能力与应变能力，但其维护中国文化崇高地位的出发点却是纯真的。广方言馆所在的上海则不然。开埠以前，这里只不过是江苏省松江府所属的一个三流海滨县城，开埠以后，辟了租界，在一般士大夫眼里，已近于中国文化的化外之地，在那里办洋学堂，读西洋书，于我华夏形象，虽有影响，但不太大。北京与上海在国家的地位与角色不同，同样一件事，发生在北京与发生在上海，意义不同，影响不同，社会关注的热情、评判的标准也不同。
第二，社会风气。晚清上海，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不但有全国最大的外国租界，居留的外国人最多，洋企业、洋教堂、洋学校、洋东西最多，而且华洋杂处，这使得上海人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了解西人、西文、西方文化，形成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西学素养高于其他地方。很多没进过校门的人，也能讲几句洋泾浜外语，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傅兰雅1867年在一封信里说：由于那时上海很多青年都在寻求接受英文教育的机会，因此上海广方言馆便可以从中挑选最优秀者入学。相反，京师的风气便远没有这么开放。到七八十年代，士大夫仍以接触洋人为耻辱。郭嵩焘接受出使大臣职务，京师骂声一片，士大夫耻与为伍，甚焉者斥之为汉奸。邓承修被命到总理衙门任职，他表示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与洋人周旋。至于倭仁坠马装病，拒绝到总理衙门上班；徐桐绕道行走，厌恶看到西洋建筑，这些世所熟知的史实，逼真地映现了京师的保守风气。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同文馆招不到优秀学生，学生们将科学之学校变成科举之场所，实在情理之中。
第三，生源差别。京师同文馆招生对象，相当一段时间里，限制在八旗子弟中，范围狭窄。而且，八旗子弟既要学习外语、西学，又要学习汉文，负担较重。广方言馆则无此规定，招生范围广泛，挑选余地较大，学生素质较高。
第四，就业机会。上海洋行林立，涉外企业众多，这为懂得外语的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使得上海广方言馆对青年的吸引力更大。京师则难以提供这种机会。
第五，学习环境。广方言馆长期依傍靠西方科技起家的江南制造局，与致力于引进西方科技的翻译馆为邻，教习、翻译往往一身二任，这为学生了解、学习西学，提供了相当优越的环境。京师同文馆设在总理衙门，近官场而远西学，不如广方言馆学习环境理想。
第六，管理方面。管理广方言馆的官员，上自两江总督，下至江南制造局总办，多为熟悉洋务、热心西学的人，对学校的管理，比较懂行得力。如前所述，两江总督否决要学生参加科举会试的意见；否决加强对学生经史考试的意见；馆方裁撤只钻八股、不学西学的学生，这都说明，广方言馆的上级机构是比较有眼识、有魄力的。相比之下，同文馆缺乏这样的懂行管理。
【注释】
〔1〕《署理南洋通商大臣李奏请设立上海学馆摺稿》，见《广方言馆全案》，1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1867年4月14日（同治六年三月初十），负责上海学馆的江海关道应宝时在给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的呈文中，仍称“上海学馆”而未称“广方言馆”，同年总理衙门奏摺中亦只称“上海同文馆”，到这年11月22日（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应宝时在给曾国藩的呈文中已称“广方言馆肄业诸生”如何如何。1869年江海关道涂宗瀛在给南洋大臣马新贻的呈文中特加附注：“原名同文馆，改为广方言馆。”由此可知，上海同文馆易名上海广方言馆是在1867年4月至11月之间。这时，北京正因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和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一事，朝廷上下争得不可开交。上海同文馆之易名，可能与此有关。
〔3〕参见Knight Biggerstaff，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162页。
〔4〕同上书，163页。
〔5〕关于广方言馆学生详细情况，参见拙著《上海广方言馆史略》，见《上海史研究》，176~211页，北京，学林出版社，1989。
〔6〕吴宗濂：《上海广方言馆始末记》，见《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2页。
〔7〕Knight Biggerstaff，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196页。
〔8〕《西学宜就成材以教养论》，载《字林沪报》，1883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