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与沿革
上海格致书院是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倡议创办的。
麦华陀（1823—1885）是著名传教士麦都思之子，1839年随父来华，1843年任英国驻沪领事馆翻译，1848年至1859年在厦门、香港、福州、汉口等地任职，1868年署英国驻沪领事，1871年起实任，直至1876年退休回国。大概与乃父的影响有关，他对发展上海文化事业有着浓厚的兴趣。1873年3月，他倡议在上海设立一所专供中国人讲求科学技术的学校。当时《申报》有一篇题为《宏文书院》的新闻报道，披露了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一、院名为“宏文书院”；二、设院目的是为了华人了解西方各门科学；三、院中置备西书和机器；四、经费拟由中西人士捐助。这段文字是迄今所知关于格致书院的最早报道。各种教育史论著，包括朱有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王尔敏先生所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均将麦华陀创议建立格致书院的时间定为1874年，当因没有见到这段史料。原文载《申报》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873年3月25日），现附于后：
上海一隅，各善举云起，今闻英领事麦公倡议开一宏文书院，以处华人。其意欲华人得悉泰西各学之门，且冀彼此较相亲近，勿视为远方不相识之人也。凡西书之翻为汉文者，皆备置院中，机器等亦各供列。内延博物之西士在院讲论西学，以供众闻。而除西书外，凡中国各堂新报及著名汉书，概皆预备。其所需计本银一千五百两，此银拟在中外商士捐凑。开设后，凡有入院者按月纳给半元，以供月费。惟其院所，犹未择定地方，大约须一大院宇，内有大厅事，以容书籍椅凳，并须另有别室数座，方足其用。又以此役虽系西人倡首，而实为华人所设，故西人并不在内念书也。所需本银数，已可得至。华士之名登籍内者，先以一百名为率，嗣后愿入院者，须得初入院两人代荐，始可注籍耳。斯举乃仿照西人公会所，既可为念书之所，且可为众人聚谈结友之处。他日院中积项既多，又可广办中国一切著名文书，乃以每月所出半元者，遂得遍购各种贵书，诚善举也。所冀各商士踊跃掖助，以成是役，以便他年大举，庶不虚麦公创设之谊焉耳。闻唐君景星亦愿于此出力，凡有意入院者，即向伊处报名可也。
文中所称“宏文书院”，后来被定名为格致书院。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1874年3月，《申报》刊出格致书院章程，凡十五条，对书院宗旨及各项内容作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一、书院名格致书院。
二、立此书院，原意是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人事，彼此更敦和好。
三、此院应于界内设立。
四、设此书院一切造赀，拟由中外士商捐成，约在一千五六百金之数。
五、凡有士商来院读书起坐，每人每月纳洋半元，以杜不类之徒往来搅杂，且可藉以开支各项经费。
六、此院限以百人为满，如满数外仍有人欲来者，须得数中两人举荐方可。
七、此院均系中国士商所用，西人不在其列，惟倡首出捐者，自可随意前来观看。
八、经理书院各务，须立董事，少则五人，多则七人，首先一年，可邀出捐者西人一二位帮办。
九、院内备有各省现时及续增所刊新报，并有西人所译西国经史子集各种书卷汉文著作，至中国各种经史子集，听凭各董增列入院内。又设天球、地球，并各项机器奇巧图式，俾众备览。
十、特派一人住于院内，留心看管书卷，不准何人将书卷等项携出。
十一、书院之内，不准有人噪杂，书院旁设耳房，如有人商议何事，可至耳房谈论。
十二、随时请有西人来院讲解机器各法，并西国各论。
十三、院内不准游戏赌博。
十四、看院之人每日预备烟茶，其价从廉酌取。
十五、书院每晨十点钟开门，晚七点钟关闭。
1874年3月24日，麦华陀邀集一些西方在沪人士开会，商议创设格致书院之事，决定成立董事会，并选出麦华陀等四人为董事，推举唐廷枢为华人董事。唐廷枢，字景星，广东香山人，早年就读于马礼逊学堂等教会学校，后在上海海关、洋行中任职，1873年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他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通外语、有才识、有资财又肯干实事的人，于格致书院筹建出力颇多。从1874年4月6日，至1875年10月格致书院基本建成，董事会先后开过九次会议，就增设董事、劝募款项、征集图书仪器、择地建屋等事进行讨论。筹款主要由麦华陀、唐廷枢负责，征集、购置图书仪器主要由傅兰雅负责，择地建屋由徐寿负责。
1876年6月22日（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一日），格致书院正式开幕。书院坐落在公共租界内的北海路，甚为宏敞。内设书房、知新堂等，置备中西文各种格致书籍和格致器具，诸如地球仪、自记风雨表、电报与电线、温度表，各种化学实验器皿，还有西方用新法制造出来的各种日用之物，如针、鱼钩、金纽扣、银纽扣，等等。“格致书院”匾额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亲笔题写。开幕之日，中外人士二百多人前往参观，轰动一时。后来，院内又添建博物馆，陈列各物。书院事务由中西人士组成的董事会管理。历任西人董事有麦华陀、傅兰雅、伟力亚烈、福弼士、敬妥玛、担文、玛高温。前三人及玛高温，本书已有介绍。福弼士（1840—1908），美国商人，1857年来华，为旗昌洋行老板，热心科学事业，1873年至1874年任亚洲文会会长，曾撰专著，详细介绍中国、朝鲜等地植物情况。担文是上海西人中的著名律师。敬妥玛，履历不详，仅知他是英国人，格致书院地基是由他经手购定的。历任华人董事有唐廷枢、徐寿、华蘅芳、王荣和、徐建寅、李凤苞、徐华封、张焕纶、王韬、赵元益、李平书等，或为知名文人，或为富庶绅商。书院开张以后，日常事务多由徐寿负责。1884年，徐寿逝世。次年，从香港返回上海的王韬受聘为监院。1897年，王韬逝世，院务由赵元益接管。戊戌政变以后，书院逐渐趋于冷寂，1913年停办。
二、一个特例
格致书院是中外教育史上一个罕见的机构。它是外国人倡议创办的，但又不是教会学校或外侨学校。有不少中国士绅与议其事，但又不完全由中国人管辖。中国官员对它有一定影响力，但它又不完全听命于中国政府。它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特殊学校。这在书院经费来源和教学管理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书院开办经费凡6929银两，1521洋元，其中80％以上由中国官员绅商捐助（详见表8—1），这说明对于格致书院的开办，中国官员绅商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但是，这笔经费不包括书院内陈列的各式仪器的置办费用，那是麦华陀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而来的，价值二十多万两，运费也是外国商人资助的。中国官员绅商捐助的经费可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政府的款项。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捐款都在千两以上，上海道台捐了2000两，可以认为，这些实质上是官款，但在当时又不是以政府名义出现的。事实上，晚清很多事情很难分清官与民、政府与个人的界限。李鸿章已调天津任直隶总督，但上海的事他还照管，江南制造局的很多事还是他说了算。格致书院的捐款有一部分来自天津，可能主要由于李鸿章的关系。格致书院日常活动经费，也有一部分来自上海官绅的捐助，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34人，每人每年捐助6洋元。〔1〕这笔经费被称为“常捐”。所以，就经费而言，是中、外、官、民各种成分都有。
书院的管理权在董事会。董事会由中外人士共同组成。从董事会活动实际情形来看，书院正式成立以前，以外国人为主，书院成立以后，中国董事确有一定发言权。不但徐寿、王韬等人有发言权，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道台等人对书院事务也有很大影响力。无论是教习的聘用，还是课程的安排，都是由中外董事共同商定的。
格致书院这样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是上海这个特殊城市的产物。当时上海华洋杂处，存在着事实上不受中国政权控制的租界，居住着大批外国人。这些人中，有凶恶的侵略者，贪婪的冒险家，也有虔诚的宗教徒，认真的文化人，更多的是几种身份兼而有之者。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他们当中相当一些人希望上海了解西方科学技术。同时，上海汇集了一批有世界眼光、比较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绅商，如徐寿、华蘅芳、郑观应、唐廷枢。中外这两部分人的结合，促成了格致书院的产生。
关于格致书院机构，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一下，即《格致汇编》杂志是否属于格致书院。
王尔敏先生在所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中，将《格致汇编》视为格致书院的出版物，并以一章的篇幅加以叙述。实际上，它们是两回事。《格致汇编》为傅兰雅所办。傅兰雅虽为格致书院董事，但他并非代表格致书院编辑、出版《格致汇编》。《格致汇编》的编辑、出版、经费都是傅兰雅独力承担，他为此赔垫了数千两银。如果要说与格致书院的关系，那么最主要的一点是，《格致汇编》开始时在格致书院发售，但1885年格致书室创办以后，即转由格致书室发售。对此，傅兰雅本人说得很清楚：
此《汇编》虽在格致书院发售，而一切工本俱与格致书院无涉。倘能销售甚广，而加以告白贴补，亦不致亏本。〔2〕
《汇编》与教事不关，虽由格致书院发售，实亦与书院无涉，按月编印，工资取诸自备，收回售价，庶能补不甚亏。奈同事之供给膏火，时有所需，图版之购于外国，价值甚贵，日计月核，常有入不敷出之虞。〔3〕
三、科学窗口
格致书院是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于一体的特殊机构。格致书院筹办之始，董事会便发函到英国，向各界呼吁捐助科学仪器及机械。公函写道：
现在拟于中国上海，设立格致书院，其意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盖中国地大人众，地产宝物，尚未开动。各种有利于人之西法，尚未通行。可见此书院之设，令中外各等人获益不少。上海又为中外贸易之薮，最宜于此开院。院中董事，以捐本处中外人之银两。今因欲此院更能开辟，故请西国所有制造家、通商家与好善家相助此事，或送或借各种机器与器具，或其小样，或其图，或格致之器，或人物花卉之图象，或造成之各物。凡有益于中国人者，俱可寄来。另备解说用法等事，并送器者之姓名、住处，便于翻译华文，列入目录书中。现译华文之格致书，并中国旧传各种有益之书，均须院中便人阅看。又拟讲明格致之事，所以格致堂内，须备各种物件，如能寄送最佳。〔4〕
英国各界反应颇为热烈，一批热心中国和东方学问的人士，推选司第分孙等八人为赞助董事，负责此事。恰巧，英国科学博物馆正要扩建，拟将原有机器退还原捐人，另置各式最新科学仪器。事为麦华陀所知，遂致函该馆，要求将原有机器转赠上海格致书院，最后取得成功。这是格致书院所置机器中最重要部分。至1875年底，从英国方面共募得各式仪器价值现银20万两左右。为了置放这些仪器，格致书院拟建一大铁房。此铁房系向英国订做，长200尺，宽50尺，高40余尺，窗户均嵌玻璃，用规银14000余两。可惜，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此大铁房最终并没有能够建成。〔5〕
不过，大铁房没有建成，但博物展览还是开张了。英国以外，其他国家亦有捐赠，比利时政府赠送了全副精致的化学仪器。1879年，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归国至上海，参观格致书院，对院中仪器有所记述：
二十日，偕姚彦嘉、张听帆至格致书院，约林乐知会谈。所藏各种小机器亦数百事，法国磁器及鸟、兽、虫、介，亦颇有之。其间化学机器，多比利时国主所捐置。〔6〕
格致书院所展示的科学仪器和各式物品，共分十类：一、生长之物；二、食品之生料熟料；三、手工制造物及服饰等物；四、造屋之物料器具；五、工艺所用机器及汽机、水机、热机；六、水陆运输器具及开矿挖泥、起水通电、建桥筑塘各器；七、摄影及绘制各种图画之器；八、枪炮药弹水雷及各种战守器具；九、各式天文、地理、山川胜迹绘图照片；十、其他物品。
格致书院平常门院大开，任人进出观赏，成为上海普及科技常识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在近代工业刚刚起步、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中国，这些体现西方科学技术的机器、仪器及其他各色物品，在一般国人眼里，该是多么新奇和不可思议！难怪在格致书院开张前后，《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格致书院的情况。
格致书院从1877年开始举办科学讲座，1879年开始招收学生。几十年中，讲座时断时续，学生时少时多，但是，作为传播科学知识的一个中心机构，格致书院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上海人，闻名于全中国。1877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格致书院讲解、演示电的原理，当场进行铁丝导电等实验，并用电引燃爆竹。这是书院举办的第一次科学讲座，慕名前往听讲的有五十多人，反应相当热烈，“观者无不赞美，无不欣悦”〔7〕。西人董事之一、英国学者傅兰雅，曾为书院设计一套内容相当全面的西学课程提纲，包括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共六类，每类下面又设置几门到几十门课程。例如：电务一类，便设置了数学、代数学、几何、三角、重学略法、水重学、气学、热学、运规画图法、汽机学、材料坚固学、机器重学、锅炉学、配机器样式法、电气学等课程。这样，六大类包括了上百门课程。他还制订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学习这些课程的顺序。从实际情况看，傅兰雅的设想虽没有完全成为现实，但相当部分被付诸实施了。从1895年夏天开始，每星期六晚，傅兰雅在格致书院讲授西学，从学者通常有三四十人。傅氏所授课程，便是依照上面所述提纲。效果据说不错，两三年中，考试成绩在七十五分以上、取得课凭的有二十六人之多。在傅兰雅以前，有徐寿、华蘅芳、白尔敦、玛敦阿，在傅兰雅之后，有傅绍兰、陆仁堂、栾学谦、秀耀春、来门义尔等中西教习，在院授课。所授之课，多以实验与讲解相结合，直观、生动、易懂。
科学仪器的展览，科学讲座的举办，科学人才的荟萃，使得格致书院成为当时中国少见的展示西方科学技术的窗口。中外文化人到上海，以到书院一游为幸事，一般人遇到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疑难问题，也爱到书院请人解难释疑。史称：“四方好事者造请无虚日，算术、格致、矿路、制造之属，随事指陈，各满其意而去，以故通达者众，风气为之大开。”〔8〕
四、普通知识分子西学心态录
格致书院自1886年起，举行一年四季的考课。季考为当时中国书院通行的考课方式，大体由主持者出题，学生依题作文，然后评定等第，奖掖优异。就形式言，格致书院考课与当时一般书院并无大异。就内容言，格致书院以讲求科学知识为主，所出考题主要环绕科学与时事，这又与一般书院钻研科举辞赋大异其趣。从1889年开始，格致书院又增加了春、秋两季的特课，专请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命题阅卷。
为了扩大影响，主持院务的王韬、傅兰雅，对考课进行精心设计。他们遍请中国懂得或热心科学与时务的官员、士绅命题、阅卷、评奖。从身居高位的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以通晓时务名世的薛福成、郑观应、盛宣怀，到对西方世界有较多接触的通商口岸官员龚照瑗、吴引孙、聂缉椝，他们都请了。格致书院本身学生不多，他们扩大了应试者的范围，不止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南等任何省份地区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样，不但提高了课艺质量，更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他们在课艺等第的评定上，也动了一些脑筋，将事实上的一、二、三等，授予超等、特等、一等的名誉，这也刺激了书生们的应试积极性。
格致书院季课始于1886年，止于1894年，一年四次，连续九年，无间断。特课始于1889年，止于1893年，连续五年，无间断，春季由北洋大臣命题，秋季由南洋大臣命题。课艺命题，有时一次一题，有时一次多题，多至四题、五题，九年间，计有18人参加命题，考课46次，凡88题。命题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关涉西学与时务。共有多少人参加考课，已不得而知，只知道获得超等、特等、一等的共有1878人次，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区。细心的王韬，将历次课艺题目、命题人姓名、部分优秀答卷，以及评阅人的评语、眉批，逐年汇集印行，分为十五册。〔9〕
自马礼逊东来以后，西学源源而来，到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究竟了解多少西学，了解到什么程度？这是评估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著名知识分子所受影响为例证，对此作出判断。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所受影响，则因资料缺乏而难以估计。《格致书院课艺》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人生前身后无大功名。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因为有了这部课艺，今天的人们很难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他们是极为普通的读书人。正因如此，他们的课艺更具有普遍意义。
从现存的课艺来看，王韬、傅兰雅以及各位命题、阅卷人，对课艺采取的是只加评论、眉批，不予改动的方式；对课艺等第的评定，只问其是否言之成理、自成一说，不问其观点是否合乎阅卷人本人的见解。我们在课艺的评语和眉批中，随处可以见到他们对学生意见的反驳、对修辞文法的批评。这种只批不改的存真态度，使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学生课艺的真实面目。
《格致书院课艺》
课艺问题多关西学，答卷人为普通书生，课艺基本未被改动，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格致书院课艺》成为我们了解西学东渐以后一般知识分子反应的较为理想的个案。下面，就让我们对此作一分析。
第一，熟悉西学的程度。《格致书院课艺》中有一批题目是直接就西学发问的，如关于西学源流问题，中西格致之学异同问题，中、西医优劣问题，光、电、热的测量问题，化学原质问题，等等。从这些问题的答卷中可以看出，当年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西学已相当熟悉。1889年，李鸿章在春季特课中，让学生们叙述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蒋同寅、王佐才等30人获奖。青年学生从亚里士多德、培根，到达尔文、斯宾塞，叙其生平，述其业绩，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他们提到的西方科技人物，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伯拉多（柏拉图），阿卢力士托德尔（亚里士多德），亚奇默德（阿基米得），欧机利得（欧几里德），毕他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加离略（伽利略），贝根（培根），奈端（牛顿），瓦得（瓦特），达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弗兰格林（富兰克林），还有一般人不太熟悉的一大批科技人物，例如，制风雨表的意大利人多利遮里，查出光速的丹麦人美尔，同测获压力比例法的物理学家英国人拜勒、法国人马略德，人体解剖学家法国人举非，植物学家法国人遵赖氏，博物学家瑞典人邻奈，发现氢气的化学家英国人加芬底矢，查得氧气的科学家伯理司理，埃及医学家埃斯古拉伯、希波拉底，测得血脉周行人身确证的英国医学家哈斐，德国数学家雷本尼（莱布尼茨），英国数学家棣么甘，法国物理学家巴斯加勒，等等。
从青年学生对西方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的评价上可以看出，他们对西方科学，已不是一知半解。且让我们耐心地看一下一位学生对亚里士多德、培根、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介绍与评价：
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有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其初创此学者，后人即以其名名其学，而阿卢力士托德尔，实为格致学之巨擘焉。阿君希腊人，生于耶稣前三百八十四年，初与名士巴雷陀，共学者二十年，后到雅典设塾行教者十三年，至六十三岁，疾终于楷雪斯地方。生平著书一百四十六种，惜大半散佚。现存十九种，各国大书院，无不什袭珍藏。另有十六种，则世人疑为后人所托，然亦为根据格致之说。晚年十三载所著之书，囊括一生所考之事，语皆精粹，不涉惝恍之谈，人皆信为实录。综其平生，无一种学问不为思虑所到，可谓格致之大家、西学之始祖已。
越二千零三年，始有英人贝根，出而尽变其说。贝根，英之伦敦人，父母俱有大名，叔为英相。贝根年十三，入太学肄业，厌弃旧学，即有超然独立之概。其后久历宦途，因案削职，乃专心于格致之学。所著大小书数十种，内有一卷论新器，尤格致家所奉为圭臬。其学之大旨，以格致各事，必须有实在凭据者为根基，因而穷极其理，不可先悬一理为的，而考证物性以实之。以是凡目中所见，世上各物，胥欲格其理而致其知。所著诸书，原原本本，具有根柢。儒士见之，宛如漆室一灯，因之名声大著。
迨一千八百零九年而达文生焉。达文为英之塞罗斯玻里人，祖为医生，父为格致家。幼入公塾，聪慧绝伦，及长入苏格兰壹丁培格大书院读书，得入选。后随英国兵船，环游地球，测量绘图，并考究动植各物、舆地等事，返至英国，凡天下所有格致博物等会，无不邀请主盟，屡得金牌等奖赏。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特著一书，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大旨谓，凡植物动物之种类，时有变迁，并非缔造至今一成不变，其动植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为天道自然之理。但其说与耶稣之旨相反，故各国儒士，均不服其言。初时辩驳蜂起，今则佩服者渐多，而格致学从此大为改变。此亦可谓千秋崛起之人也。
至于施本思，名赫白德，生于英国豆倍地方，小于达文者十一年，生平所著之书，多推论达文所述之理，使人知生活之理、灵魂之理。其书流传颇广，其大旨将人学而确可知者与确不可知者，晰分为二。其所谓确可知者，皆万物外见之粗质，而万物之精微，则确有不可知者在也。夫万物精微，本亦一物，而无形无体之可见，及其化成万物，皆已昭著于人之耳目，故格致家得诸见闻而测知之。至若圣教中之所言上帝，格致学之所论原质，虽非人思力所能知能测，而要皆实有，更无疑义。且万物化成既皆原于此无形可测之一物，则此一物为本，而万物为末明矣。施本思所论，大率如此。近人译有《肄业要览》一卷，即其初著之书也。〔10〕
在此以前的任何一本中译西书中，无论是传教士的出版物，还是江南制造局等机构的西学书籍，我们都找不到如此系统的介绍。这说明，作者是在广泛阅读西书，或在格致书院听讲以后，经过自己消化、整理，然后写出的。治科技史、思想史的学者，现在已经注意到钟天纬的这段文字，视其为近代中国较早介绍培根、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生平、学术的重要资料。
许多答卷清楚地显示出，青年学生对当时中国译书情况，了如指掌。1879年春，浙江按察使、后任上海道台的龚照瑗，出了一道评价中国翻译西书的问卷，有37名学生获奖。从刊出的答卷可以看出，那时的不少学生，对西书相当熟悉，其西学素养，决不在人们所熟知的后来成名的康有为等人之下。获超等第一名的孙维新，答卷凡十四，近一万字，洋洋洒洒，气势恢宏。他在评述译书界的情况时，共述及、评论了140本西学书籍，举凡算学，重学，天学，地学，地理，矿学，化学，电学，光学，热学，水学，气学，医学，画学，植物学，动物学，罗列无遗。对每门学科的译书，他都举其要者，品评优劣。例如，他评论算学方面的译书：
算学类，有利玛窦与伟力亚烈译之《几何原本》，伟力亚烈译之《数学启蒙》、《代数学》、《代微积拾极》，狄考文撰之《笔算数学》、《形学备旨》，傅兰雅译之《数学理》、《算式集要》、《代数术》、《代数难题》、《三角数理》、《微积溯源》，艾约瑟译之《圜锥曲线说》，此数种，皆属精要之书，深奥可学。他若蓝医生著之《西算启蒙》，那夏礼译之《心算启蒙》，哈邦氏辑之《心算初学》，皆浅简小书，只为便蒙之用，无甚深意焉。
他对所提到的这些书一一介绍，并互作比较。他比较《形学备旨》与《几何原本》的短长：
（《几何原本》）每卷设题，按题贴说，由浅及深，秩然有序，实算术中之第一要学也。……（《形学备旨》）以美国著名算家士鲁米斯所著成稿，增损补益，遂成全本，与《几何原本》大致相同，而去其无甚用之繁题，补以简要之妙术，大有用于八线、量法、航海法诸学。是此书一出，大可省《几何原本》之烦累矣。
这些很有见地的评价，只有对各书内容了然于胸，才能作出。
龚照瑗对孙维新的答卷给予很高的评价：“条对鲜明，罗列清疏，沉酣于西字典籍中者，其功深矣。留心时务，搜讨西书，洵推巨擘。”
无论从对西学了解的广度，还是从对一些问题认识的深度，都可以看出，19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西学确有心得。
第二，西学输入后社会反应。西学输入以后，中国社会反应形形色色，欢迎的，反对的，疑信参半的，中体西用说，西学中源说，礼失求野说，等等。《格致书院课艺》如同全息摄影，将这些反应保存下来。对这些反应的具体讨论，本书将在另处展开。这里，我们仅从课艺反映社会心态的角度作些介绍。
西学输入以后，不满现状、力主改革的人们对它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希望通过引进西学，强国富民，推动中国的进步。从魏源的师夷呼吁，到冯桂芬的采西学议，都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在《格致书院课艺》中，这种心态表现得更集中、更迫切：
泰西各国学问，亦不一其途，举凡天文、地理、机器、历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实试实验，确有把握，已不如空虚之谈。而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盖格致学者，事事求其实际，滴滴归其本源，发造化未泄之苞符，寻圣人不传之坠绪，譬如漆室幽暗而忽燃一灯，天地晦冥而皎然日出。自有此学而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是以国无不富而兵无不强，利无不兴而弊无不剔。〔11〕
这种议论，堪称典型的科学救国论。
有的学生在对西学表示欢迎态度的同时，对西书中的某些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谈天》等西方天文书籍，每每言及彗星运行自有轨道，与人世无涉。有位学生认为，这个说法于理不通：
至谓彗星无与于灾异，何以往史所言，彗出而天下必有事变？使人君及早警戒，尚可消患于未形。果若《谈天》所言，适足启人主之纵肆，而天变亦不足畏矣。以是而论，《谈天》一书，其日躔月离、平行经纬度分定率，亦足资授时之用，而其悖理妄诞之见，学者不可不深察而决去之也。〔12〕
认真分析而不迷信西学，哪怕是西方名著也不迷信，这本是一个严肃学者的应有品质，在西方文化大量涌来之时，这种精神尤其值得提倡。但是，此君以陈说抵制科学，以武断代替说理，这又流于固执与迂腐。
西学东来以后，由于民族感情、文化差异、学术素养、仕途功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西学持坚决排斥态度的人屡见不鲜。从清初的杨光先，到晚清的倭仁，均属此类。格致书院的学生中，当然没有这样的人，课艺中也没有对西学持完全排斥态度的。但是，课艺中有相当一批答卷，是专门批驳那些排斥西学议论的，从文中缕列的、有所实指的反面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排斥西学议论的基本面貌。例如，同光之际，中国朝野就是否应该仿造铁路火车的事，发生过一场大争论。在反对的意见中，最为集中的是刘锡鸿。大概是出于形势的需要，1886年，龚照瑗出了一道《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让学生作文。获超等第一名的王佐才，点名批驳刘锡鸿的观点，将刘的意见悉数列出，诸如公司未兴，铁路难办；帑藏不充，此事不急；吏胥贪污，浪费财物；关卡林立，火车难行；贸易不盛，无利可图；铁路一通，影响小民生计；铁路通后，会危及国家安全；等等。在其他一些课艺中，诸如关于学习西文、翻译西书、引进西医的课艺中，我们也可发现答卷者列举出来的排斥西学的种种观点。
西学中源论是晚清讨论中西文化关系时最为流行、最有市场的一种观点。〔13〕这一看法在《格致书院课艺》中随处可见。有的说：西方格致之学，“加密求精，切于日用，颇有近于先民作述之意”。他们从中国浩瀚的经、史、子、集中，找出许多字句、事例，证明西方科学是从中国传出去的：稽之于经，可以说“西学之有合于经也”；征之于史，可以说西人是读过中国史书的；考之于子、集，也可以说西人是读过中国子、集的。〔14〕有的说，西方科学中的所谓电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测算学，无不源于中国经典：
《大学》之言格致，具见于《易》、《诗》、《书》、《春秋》之中。《易》言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百物露生。则电学所由祖也。《尧典》四仲中星之次，璇玑玉衡之仪，则天学所由祖也。《毛诗》之草木鸟兽，虫鱼琐屑，则动物、植物之学所由祖也。《春秋》之日食月蚀，星陨岁差，则测算之学所由祖也。是格致之学，何莫非圣人启其先！特中国信以传信，数世转失其传，西人精益求精，专门竟成绝学。溯厥源流，有出于一致者矣。后人不察，动谓西人格致之学，殚精竭思，造乎其极，制器尚象，穷极精微，似若中学专尚空谈，不如西学之深求实验，不知中国经籍早启其端，中国为其创而西人为其因。〔15〕
第三，比较中学与西学之异同。人们可以举出千条证据、万条材料，说明中学与西学有相同、相通之处，但谁都不否认其间的巨大差异。差异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差异是怎么产生的？格致书院课艺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这些问题。
中国文化经典《大学》中有“格物致知”一语，格致究竟作何解释，历代注家言人人殊。近代人多将其作为科学研究的同义词看待。格致书院的得名，即源于此。中国的格致与西方的科学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李鸿章就此出了一道课题。有的答卷从义理与物理的区别上，说明两者的差异：
（儒家所谓之格致）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蕴，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者。〔16〕
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17〕
有些答卷，从医学等具体学科上，论证中学与西学的不同：
中西之医学，本不相同，中医惟尚乎王道，西医每矜乎霸功。〔18〕
中医失之庸，西医失之霸。中正和平，中医得之，体验详确，西医得之。中西之医学，得亦半失亦半也。〔19〕
中学与西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他们努力探究其中原因。一位学生这样写道：
中西相合者系偶然之迹，中西不合者乃趋向之歧。此其故由于中国每尊古而薄今，视古人为万不可及，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变通；西人喜新而厌故，视学问为后来居上，往往求胜于前人而务求实际。此中西格致之所由分也。〔20〕
这种见解，在五四以后，已是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严复、梁启超那里，也很常见，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能从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上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属罕见。
格致书院以西学和时事命题课艺，与一般书院大为异趣，加上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等热心时务的官绅登高倡议，这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反响，“于是四方风动，群彦云起”〔21〕。青年学生讨论西学、时事的课艺，传向社会，成为启发人们思考、催生变法运动的时新意见。以汇编时论而引人注目、风行海内的各种经世文编，凡是在格致书院举行西学、时事课艺以后出版的，每种都收录该院相当数量的课艺。麦仲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收录了葛道殷、彭瑞熙关于中西格致源流和异同的课艺；储桂山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收录了孙维新、殷之辂、朱正元等人讨论铁路、邮政、边患的课艺多篇；求自强斋主人的《皇朝经济文编》收录了钟天纬、王佐才、葛道殷、彭瑞熙、杨毓、许克勤、胡永吉、陶师韩、叶瀚等人讨论物理、化学、天文、医学、中西格致异同等问题的课艺达20篇之多，占所收同类论文一半以上。
【注释】
〔1〕负担常捐经费的人员如下：唐廷枢、徐润、褚仲衡、褚蓉甫、唐秉彝、薛明谷、李贯之、宋子衡、周云卿、郑观应、葛蕃甫、吴永之、朱其昂、盛宣怀、邹让卿、孙文田、黄岳川、唐聚卿、何藻生、梁香泉、吴丽堂、范杰臣、何乃昭、黄瑞波、陈炽垣、王星垣、黄健庵、陈星海、李松云、黄咏靖、汪韫甫、韦文圃、唐翘卿、唐廷植。共34人，每人每年认捐6洋元，每年常捐费计204元。参见《上海格致书院第一次记录》。
〔2〕《格致汇编》第一年第6卷，告白。
〔3〕《格致汇编》第二年第5卷，16页。据郝秉键研究，傅兰雅在《上海格致书院的第三次报告》中称《格致汇编》是经格致书院董事会认定的书院“机关报”（《北华捷报》，18830418），上述《格致汇编》告白所言“与格致书院无涉”一语，是指办刊经费与格致书院无关，并不是指该刊不隶于格致书院。参见郝秉键：《上海格致书院及其教育创新》，载《清史研究》，2003（3）。其实，如果书院在经费上并不予《格致汇编》以资助，编辑、发行又实际上由傅兰雅独自负责，所谓书院“机关报”云云，也只是说说而已。
〔4〕《万国公报》，三五七卷，1875年10月9日。
〔5〕吕建昌对此铁房为何没能建成有细致研究，见吕建昌：《上海格致书院大铁房博物馆质疑》，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6〕《郭嵩焘日记》，第三册，831页。
〔7〕《格致汇编》，第二年夏。
〔8〕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
〔9〕行世的《格致书院课艺》有两种版本，一为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版，凡十三册；一为光绪二十年版即1894年版，凡十五册。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称光绪二十年课艺“未及发刻”，当因未见后一版本致误。
〔10〕钟天纬答卷，见《格致书院课艺》，第4册。
〔11〕王佐才答卷，见《格致书院课艺》，第1册。
〔12〕车善臣答卷，见《格致书院课艺》，第3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