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报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近代以前，中国有过《邸报》，那是皇帝与臣僚、中央与地方传递信息的工具，不是供普通大众阅读的传播媒介。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中文报刊是在南洋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万国公报》
据史和等人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统计，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到1911年，海内外累计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晚清报刊是传播西学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传教士办的《教会新报》、《益闻录》，外国商人办的《申报》、《新闻报》，还是中国知识分子办的《时务报》、《民报》；无论是以文字感人的《清议报》、《新民丛报》，还是图文结合的《点石斋画报》、《画图新报》，都介绍了不少的西学知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晚清，几乎没有什么报刊不与西学传播有关。
19世纪后期，介绍西学最为集中、最有影响的是《万国公报》与《格致汇编》。
一、从《教会新报》说起
传教士所办报纸杂志中，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其前身是《教会新报》。
《教会新报》创办于1868年9月5日，初名《中国教会新报》，1872年8月31日第201卷改称《教会新报》，周刊，林乐知主编。
林乐知创办此报的初衷，是藉此联络教会及造就信徒，因此，初期的《教会新报》，内容注重宗教方面〔1〕，读者也主要是传教士及信教华人，销数仅百余本，且主要销在上海。经过四五年的努力，销路逐渐打开，到第五年底，每期销数已有两千多份，读者对象亦从教中扩大到教外。林乐知的努力措施有降低售价、免费发行、有奖征文、广泛联络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增加了杂志中的世俗内容比重，增加了科学知识的比重。对此，中外学者都有仔细的研究。《教会新报》开始一年多时间里，宗教色彩浓烈，每期都以《圣经》经文与诠解列于刊首，从第70期以后，逐渐改变，间以中外约章、清廷上谕、大臣奏疏、官府告示列于刊首。从第204期起，按政事新闻、教会近闻、中外近事和杂事近闻的次序分栏编排，不久又辟格致近闻一栏。从第三年开始，教务所占篇幅不到五分之一，世俗消息、科学技术的比例明显上升。〔2〕
《教会新报》刊载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有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从第4期至第43期连载，原书由京师同文馆出版，所刊为其中化学部分。与此同时，还发表有关《格物入门》评论和序言，《华友评阅丁韪良著〈格物入门〉一书》，董恂、徐继畬序《格物入门》。1871年2月至4月，刊载艾约瑟的《格致新学提纲》，文中列举西方近三百年来科学技术的重要发现和发明。1873年1月至1874年4月，刊载韦廉臣的《格物探原》，文中介绍天文、地理、地质、生物、人体结构等多种方面的知识。
具体学科方面，数学有艾约瑟的《阿尔热巴喇（Algebra，代数）源流考》，物理学有论电、论光的文章多篇，至于与电、光有关的仪器介绍更多。化学有《化学初阶》、《化学鉴原》二书的选载。前书由嘉约翰译编，后书由傅兰雅、徐寿译编，二书都是70年代中国翻译西方化学书籍的代表作。天文学有关于日食、月食和整个太阳系知识的介绍，《西国测星新奇说》一文，介绍了西方天文学新成果。地理学、地质学方面有艾约瑟《地说二十五则》，介绍一般地理学说；有介绍地震知识的短文。生物学方面有《动物变化》、慕维廉的《动植二物分界说》。医学方面有德贞的《论种牛痘》、《西国新合麻药》、《论血房血管》，林耀东的《内科阐微书序》，嘉约翰的《内科阐微书自序》。农学方面有花之安的《西国农政说》。教育学方面有三种，均为花之安所著，一为《西国书院》，介绍西方教育制度；二为《西国学校论略》，逐一介绍西方各色学校，包括技艺院、格物院、农政院、乡塾、郡学院、实学院、仕学院、太学院；三为《德国学校论略》，介绍了德国的船政院、武学院。此外还有关于西方社会各种具体制度的介绍，诸如人身保险制度、国家公债制度、议会选举制度。其中选载裨治文的《联邦志略》的部分内容，就是美国议院的介绍。
《教会新报》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产物，介绍尤多，举凡电灯、电铃、电报、照相、轮船、火车、铁路、水龙、马车、自行车、轻气球、温度计、显微镜、扬声筒、造针机、纺纱机、织布机、拖拉机（火轮耕地机器）、打桩机、印刷机（活字检字机器），等等，从日常用品到生产工具，均有介绍。
总而言之，《教会新报》虽以“教会”为报名，但在传播西学方面，还是有所作为的。《教会新报》发行时间，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中文报刊不多，中译西书寥寥，因此，所载西学，虽然还比较零散，不够系统，但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学习西学，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万国公报》：西学荟萃
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出满300期以后，从301期开始，更名《万国公报》，仍为周刊，林乐知主编，美华书馆印刷，卷数续前。1883年7月28日出至第750卷，因林乐知忙于中西书院事务而停刊。六年以后，为适应广学会工作的需要，于1889年2月复刊，改为月刊，册次另起，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1907年底终刊。
刊名的改易，源于思想的变化。如前所述，《教会新报》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刊物宗旨、传播对象已经有了变化，已不完全像它在初创时所宣称的是为了传教和联络教友。越到后来，林乐知越觉得原先的刊名不适应新的宣传需要。改名以后，篇幅由每期8页增加到12页，世俗、科学的内容有所增加，宗教的比重又有下降，成为以时事新闻、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刊物。
《万国公报》刊载内容有中国事务、各国消息、时事述评、科学知识、教义教事、人物图像和其他杂事。因其历时长久，卷帙浩繁，涉及西学的内容相当丰富，不但有关于西学的著作连载，而且消息报道、时事述评中亦有西学内容。
科学总论方面译载了培根的《格致新法》（今译《新工具》）、韦廉臣的《格物探原》、慕维廉的《格致新学》和林乐知的《格致源流说》。自然科学具体学科方面，物理学有叶芝圃的《电报节略》，论电报原理；朱玉堂的《声学刍言》，略述声学；天文学有慕维廉的《天文地理》、丁韪良的《彗星论》、潘慎文的《彗星略论》、林乐知的《论日蚀》、韦廉臣的《星学举隅》与《天文图说》；地理学有《万国地图说略》，介绍世界各大洲主要国家，重点是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15个国家的情况，还有李提摩太的《八星之一总论》；医学方面以德贞的作品最多，有《西医举隅》、《西医汇抄》、《医理杂说》、《论饮食消化之理》和《脉理论》，还有在广东行医的传教医师嘉约翰所写的《皮肤诸症论》；农学方面的译作不多，主要有李提摩太译的《农学新法》；教育方面主要有两种，艾约瑟的《泰西诸国校塾》和狄考文的《振兴学校论》；名人传记有艾约瑟的《亚里斯多得里传》、韦廉臣的《泰西格致诸名家传》、广东宣道子的《华盛顿肇立美国》、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像、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像、德国首相俾斯麦像；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有花之安的《国政要论》，述治疾病、赡养老人、抚教孤子、优待癫狂，为其专著《自西徂东》中的部分内容，金琥、朱逢甲各有一篇《富国要策》，连载多日，还有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李提摩太的《论生利分利之别》，林乐知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海滨逸民的《论泰西国政》；历史学方面有李提摩太编的《三十一国志要》、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哲学方面有花之安著《性海渊源》、李提摩太译《大同学》，1900年5月至1902年1月，译载了英国著名思想家施本思（今译斯宾塞）所著的《自由篇》。20世纪初，《万国公报》还登载了一些西方思想家的作品，因这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译同类作品已多，传教士的译作在文化传播上的意义，已远不如从前，因此不一一列举。
《万国公报》所刊载的这些西学，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多有单行本行世，如韦廉臣的《格物探原》、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和李提摩太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其中，《中西关系略论》和《泰西新史揽要》，本书已在有关章节述及，下面对《格物探原》、《自西徂东》和《百年一觉》略作分析，以窥《万国公报》所传西学之一斑。
三、《格物探原》：宗教为体，科学为用
《格物探原》是《万国公报》连载的一部风格特别的著作。全书以宗教为体，科学为用。格物，介绍各类自然科学，探原，将一切归于上帝。凡六卷，各卷体例不一，内容亦有交叉和重复。
首卷含22章，体例为归纳式，先述宇宙、世间万物，然后将其归结为上帝所造。所述内容有天地、物质、地球形势、土壤、石、山、空气、水、皮肤、头脑、咽喉胃肠、骨、心、目、耳、鼻、口、手等。韦廉臣介绍这些知识，是以西方社会公认或普遍接受为前提的，因此，他也在事实上介绍了西方的一般科学常识。在他的笔下，世界是由各种原质即元素构成的；地球为扁圆体，形如柑子；空气是由多种气体混合组成的，有淡（氮）、养（氧）、炭等，各气有体积、有重量；水占地球表面积四分之三；大脑是人的思维、指挥系统。
第二卷含11章，每章标题中都有“上帝”二字，分别为上帝必有、上帝唯一、上帝至大、上帝全能、上帝全智全仁、上帝仁爱、上帝无所不在、上帝无所不知、上帝乃神、上帝自然而有无死生无始终、上帝莫测。单看这些标题，谁都会以为这是专门阐述基督教义的。其实不然。细看内容，便可发现，文中绝大部分文字仍是介绍科学知识的。上帝必有，述天地万物、人体器官，结构奇妙，可惊可异，大自地绕日、月绕地，小至目能视、耳能听、鸟有翼而飞、鱼有翅而泳，由此推断，必有上帝安排。上帝唯一，述事物之同构性、相容性、互补性。上视苍穹，恒星与日，距离之遥，无以形容，但其旋转不止，光分七色，则无不同；下看地球，禽鱼兽畜，种类繁多，但都有脊骨，身体结构也很相似。书中认为，如果不是唯一上帝所造，而是由两个上帝，则命意或有不同。上帝至大，先述地球体积之大、面积之广，次述太阳系结构，列述各大行星的体积、运行轨道、至太阳的距离，再述当时所知恒星的数字、某些恒星的体积、至太阳的距离，以此证明，上帝至大无外。其他各章结构类此，都是以科学证宗教，述及的科学知识有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其中“上帝全智全仁”一章，以整整24页15000字的篇幅介绍动物学知识。
第三卷含19章，内容有论地质、论物质、论上帝创造万物俱系为人、稽之地球可知上帝之主宰、征之万物可知上帝之主宰、论人心为上帝立意所造、论上帝之所居、论天堂之作用，等等，所述问题与前两章有些交叉。其中“论地质”一章，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地质学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在述及地球形成时，韦廉臣并没有按照《圣经》原意，渲染上帝七天创世说，而是采用了近代科学研究成果。书中写道：
太初地球本一火球耳，类如熔金尊冶，后球面凝冷成壳，壳即为石，壳上有水，后乃迸裂，再凝而为石，其时水加多，如此者屡矣，乃所以成世界各种石类。……其最高者为第一磐石类，其次为第二类，其次为第三类，其次则为新泥，由雨冲磐石，消磨而出。〔3〕
但是，在论及地壳为什么会迸裂时，他将其归结于上帝，说是“上帝令地球屡次迸裂”。地壳为什么会运动、迸裂，当时学术界并无定论，韦廉臣便在这个无定论处，用教义来进行解释。
《格物探原》后三卷，宗教之义多而科学知识少。第四卷含17章，论上帝主理人事、论上帝治世有成算、论上帝监观世人、论自然之心、论人心之念、论死后复活，等等。第五卷含5章，论上帝创造万物令人欢喜快乐、论人应当感谢上帝之恩、论人今生与来世关系。第六卷含6章，论魔鬼必有、论魔鬼之始、魔鬼作用、魔鬼为害与天命关系、魔鬼为害与人世关系。所论之旨，无非劝人崇敬上帝、修身养性、行善去恶。
《格物探原》是韦廉臣在几年中陆续写成的，连载于《教会新报》第220期（1873年1月9日）至第280期（1874年4月4日）、《万国公报》第301卷（1874年9月5日）至第383卷（1876年4月15日），广学会成立后，韦廉臣又以单行本形式将其出版。有趣的是，韦廉臣在最后出版时，对于在不同时期内所写的有所歧异的内容，并不加以统一，而是照旧印行，这倒使我们可以看出他密切关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动态、不断修正所述内容的特点来。例如，同样论述化学元素问题，早年所述为62种元素：
格致家察世间万物，知系六十二元质配成。元质者，独为一质，一成不易，无他质杂其中，亦无可更化。……六十二不恒用，恒用者十三。〔4〕
后来所述为64种：
天地万物，皆以六十四元质配合而成，如金、银、铜、铁、养、轻、淡、炭等皆是。元质皆由微渺而造。微渺者何？取元质之一，分之而又分之，而再分之，以至于分之无可分，即所谓微渺者是。是微渺为物之所自出，微渺乃无可分，亦视而不见，究亦有分量，有形质，而又大小有定限，其一莫之能察，一一积之而能察。〔5〕
这与西方科学界对化学元素的发现历史正好合拍。
综合全书，这是一本基督教义与科学知识混杂的书籍。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影响的多方面性。信教的人可以将其作为宗教书籍来读，世俗的人可以将其作为科学书籍来读。晚清学者认为，此书可以极大地开阔人们的视野，很有益处：
韦廉臣《格物探原》，此书最能扩人识界，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彼株守一编者，读之当发深省。〔6〕
同盟会会员曹亚伯曾自述他受此书影响的情况：
旋张（长善）示予一书，名曰《格物探源》，乃上海广学会所译。予生长于极闭塞之兴国州崇山中，见此新书，极其快意，欲借一读，张故靳而不与。予强借，顿悟守旧之非，即入大冶县福音堂为信徒。于是家庭革命、社会革命之思想，日往复于胸中，不顾自身之一切，时与旧习惯相抗矣。〔7〕
梁启超亦认为，如果剔除《格物探原》书中的宗教内容，其所述科学知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格致探原》、《物理推原》，皆教门之书，将一切事物，归功天主，盖其本意也。惟所言万物蕃变之故，多奇凿可听。”〔8〕
四、《自西徂东》：欧产“仁义礼智信”
《自西徂东》是花之安最著名的著作。花之安（1839—1899），德国传教士、汉学家，1839年出生于德国科堡，青少年时期在德国接受科学和神学教育，专修过植物学。25岁参加基督教组织礼贤会。1865年受派来华，同年4月26日到达香港，随后到广东传教。1880年脱离礼贤会，独立活动，1885年加入德国另一基督教组织同善会，同年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1898年移居青岛，次年病逝。
《自西徂东》书影
花之安像
在近代来华传教士中，花之安是个个性分明的人，他不像林乐知精力充沛，既办学校，又编报纸，样样干得出色；不像傅兰雅，热衷传播西学，几乎忘了传教；也不像李提摩太活动能力特强，与达官显宦、硕学鸿儒有广泛的联系。他在中国二十多年，几乎无一日不是在写作中度过的。他用笔，确立了自己在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席地位。他写了十几部书，外文方面的有：《儒学汇纂》，1872年出版；《中国宗教学导论》，1873年出版；《孟子思想》，1877年出版；《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1897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哲学家孟子的学说》，1897年出版；《孟子的思想——基于道德哲学的政治经济学说》，1897年出版。其中有的是德文，有的是英文，有的是先出德文，再出英文。中文方面除了《自西徂东》，还有：《西国学校》，1873年出版；《德国学校论略》，1874年出版；《教化议》，1875年出版；《人心论》，1879年出版；《性海渊源》，1893年出版。此外，他还协助俄国著名植物学家贝勒编写《中国植物》一书，并写了其中《中国经书中的植物学》一章。花之安对汉学的悉心研究，确立了他在来华传教士中卓越汉学家的地位。1893年，世界宗教大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花之安应邀参加，所提供的论文就是关于中国的儒学。他去世以后，在华传教士称赞他是“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
《自西徂东》，英文名Civilization，China and Christian，直译是：“文明，中国与基督教”，最早连载于自1879年10月至1883年的《万国公报》上，1884年在香港正式出版，中华印务总局印刷，在成书过程中，曾得到冯勉斋和循环日报馆的洪士伟润色。
自西徂东，原为《诗经》中的诗句，意为从西到东。《诗经·大雅·桑柔》：“自西徂东，靡所定处。”花之安借来作为书名，我以为至少有三层用义：一、他本人是从西方到东方来的；二、书的主旨是要用西方基督教文明征服东方；三、用中国士大夫所熟悉的诗句作书名，更容易赢得中国读者的信任。
《自西徂东》分仁、义、礼、智、信五集，凡72章。众所周知，仁、义、礼、智、信，本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即三纲五常中的五常，花之安将其用作每集的名称。每集所述，与所标集名所涵盖或涉及的内容亦有密切联系。
卷一为仁集，含13章，所述内容大体为仁爱、仁政方面。从各卷标题便可窥其一斑，诸如：周济穷民、善治疾病、赡养老人、抚教孤子、优待癫狂、无忘宾旅、省刑罚、体恤狱囚、解息战争、怀柔远人、爱邻仇敌、仁及禽兽等。在第1章的“周济穷民”中，花之安列举中国各种穷困之人，包括乞丐、江湖艺人、穷困秀才、鳏寡孤独无所依赖者，等等。他分析致穷原因，认为非属天灾，即由自作。“天灾”包括水火盗窃之劫，疾病死丧之缠，或为农商而亏本，或有技艺而无工，此皆天数使然，非人力所能抗御的。“自作”包括好闲偷懒，嫖赌饮吹。他认为，“天灾之穷，宜怜宜悯；自作之穷，可厌可憎”。对于前者，必须官民合办，才能见效，对于后者，应以正言责之，使其痛改前非，如果依然故我，闲游无耻，甘作乞丐，则饬差役捉拿，罚以监禁，强以作工。在第2章“善治疾病”中，花之安认为，要治病先防病。他介绍了一系列预防疾病的措施，诸如洁身衣；精饮食，包括不吃不清洁之食物，不饮不卫生之水；广屋宇；禁嗜欲，包括戒绝酒色鸦片；防传染；设医院；等等。
卷二即义集，含16章。义在中文典籍中解释很多，含义甚广。花之安所用义的含义是：“义为人之正路，义者出入维均，义为事理之宜。”所述内容主要为国家理财方面，也谈到一些关于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所列各章标题有慎理国财、保护善民、绥靖地方、修治道途、整饬关税、利贵相通、惩戒奢侈、劝禁赌博、清除鸦片流弊、严禁买卖奴婢、禁溺女儿、广行恕道、臣道总论、万国公法本旨等。在“慎理国财”中，花之安主要谈了开源与节流两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国家理财，关键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生之有道，取之有方，用之有节。他列举了一大批生财、取财、用财之道：开矿挖煤，种棉种茶，畜牛养羊，轮船火车，裁撤厘金，鼓励商贾，戒除奢侈，倡廉节俭。在“绥靖地方”一章中，他论述了环境改良问题，包括兴修水利，防治水患，清洁饮水，防止牲畜传染疾病，预防火灾，惩治盗贼，禁止娼妓、赌博，戒绝鸦片，严禁拐骗儿童、贩卖人口。他还就提高中国人口素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张禁止一夫多妻，禁用奴婢，禁止缠足，结婚年龄要适当，不宜早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多设学校，推广教育。花之安从人道主义和男女平等的观念出发，严厉批评溺女行为：
世间最重者性命，天下最惨者杀伤……而愚夫愚妇，不明斯义，竟有生女即溺杀之者，上既负天地好生之德，下并没父母慈爱之怀，害理忍心，殊堪浩叹！夫生男生女，事本寻常，固不必轻男重女，望作门楣，亦不可轻女重男，忍戕生命。……况女既生，是天欲生之，己必溺之，是谓违天，必有大殃。〔9〕
他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出发，介绍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西国律例，虽为君王所定，然议政国会臣工，首先辨论允协，方能定夺。又分上堂下堂公议，上堂则皇朝所立，朝臣恒膺其职；下堂则庶民公举，数年轮转更换。下堂既议，多有允协，再归上堂议之。协者既多，则进上君主酌夺，俞允则行。上堂非有大事，则执成法而不更变，下堂则时可更张。然下堂议有不合于上堂，君主则罢下堂之议，民间可另公举别人再议。倘下堂再执前议，上堂亦不敢过于违拗，恐下堂不允，则律例难行也。……至美国之皇，则为众民公举，数年则退位，而国政亦美。此可见国君之不揽权也。〔10〕
卷三即礼集，含15章。花之安以主要篇幅，介绍了西方社会的礼仪风俗，包括吉礼、凶礼、嘉礼、宾礼、军礼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礼仪中他认为是伪饰、奢侈、不合时宜的部分提出了批评。所列各章标题除了吉、凶、嘉、宾、军之外，还有假礼指谬、辩论风水、修身齐家、孝本爱敬、劝戒轻生、心防伪诈等。花之安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某些违反人道的陈规陋习，特别是妇女缠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中国女子，四五岁开始缠足，初缠时，痛苦难堪，甚者加以鞭挞；包裹太逼，血气不舒，其脚坏烂，一经洗濯，血水淋漓；缠足妇女，因少走动，血气不舒，易生疾病，所生子女，亦少强壮；缠足妇女，行走困难，更难作工。他认为，妇女缠足，一害妇女本人，二害家庭，三害后代，四害社会，也与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相违背。〔11〕
卷四即智集，含17章，所述为学术、智慧方面。这一集在全书中篇幅最大。花之安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文化、教育、新闻、语言、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各章标题有学贵精通、经学体要、史学琐谈、子学探原、同文要学、教化要言、博学有方、新闻纸论、农政善法、机器利用、技艺工作、国贵通商、武备发明、精究医术、格物功用等。花之安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的发展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他说：
盖人虽为有生之最灵，然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羽毛以御寒暑，苟无智慧，则禽兽胜于人多矣。所以人必资物以为养，故任智而不恃力，贵能成物以为天下用也。是知能用物者，便可显人之智慧，而大智者，更能善用其物。
他按照历史的顺序，逐一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何时发明钟表，何时发明风雨针，何时发明寒暑针，均言之历历。他述及的西方机器以及与机器有关的奇器有：水车、蒸汽机、火车、轮船、拖拉机、挖煤机、水喉（自来水）、火油灯、煤气灯、自鸣钟、显微镜、千里镜、三角镜、量天尺、轻气球、织布机、缝纫机、电报、寒暑针、风雨针、印字器、洋针、牙刷、火柴、靴鞋，等等。在教育方面，花之安作了具体的介绍。他认为西方的教育制度，比较适应发挥人的能力、开发人的智力。他述及的西方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就有二十多种，诸如：郡学院、实学院、仕学院、太学院、技艺院、格物院、船政院、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聋喑院、孤子院、废疾院、训罪童院，等等。花之安对当时中国教育制度、科举考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吾窃谓以八股取士，君相以此求，儒生以此应，父兄以此教，子弟以此期，徒令绣口锦心之士，专恃八股为进身之阶，经天纬地之才，亦以八股为宅身之已具耳，岂不大可惜哉。夫人之聪明才力，本各呈能，惟因材而笃，则一长一技，亦可效用于家国。若徒限以八股，则鸿胪翰苑，皆八股才也，与之图治忽，绝鲜干济之能；与之论军机，半属空疏之士，则以教化未得其要也。〔12〕
卷五即信集，含11章，主要介绍西方的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与各种社会方面的组织，诸如传道会、圣经会、善书会、戒酒会、少壮会、女红倡善会、合众善会等。第69章“西家准绳”，介绍了西方工人和工人组织。所谓“西家”是相对于东家而言的，即雇工或工人：“今世人谓雇工与工作者为西家，而有财雇工作之人，则为东家。”其中述及西方工会组织的产生、发展及其职能，说到工会除了是工人互助组织、教育组织，还是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组织：“倘富家只知顾己之益，不计工人之损，此非持平之道，工人可将其事达知头人，刊落新报，使国人周知，以定其是非，俟国家议政人员，以公义断之。”这是中文书籍中较早介绍西方工人组织的情况。
纵观全书，花之安论述问题的基本方式是分四步：第一，正面说明所提问题的重要性。第二，列数中国在这方面所存在的弊端和不足。第三，介绍西方在这方面的优越之处。第四，提出改良方法。他总是把所提问题与基督教义挂起钩来，解决问题的方案自然也要回到他的出发点。例如，他在讨论改良环境、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问题之后，笔锋一转，将治病与信仰上帝联系起来：
且夫疾病之原，医治之方，更有大于是者。盖世上各种疾病，其源皆由于有罪，有罪则有疾病死亡，乃一定之理。故欲治疾，必先去罪，方是正本清源之法。然罪不能自去，故病不能自疗，此救主耶稣，所以降世救人脱罪，而除疾病之源也。则欲求去罪者，非耶稣圣教不为功。〔13〕
即使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花之安，这位不远万里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对宗教事业的高度热情；我们同样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怀有的浓厚兴趣，对中国所受苦难的深深同情，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急迫心理。他在《自西徂东》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明了自己的写作意图：
《自西徂东》之书何为而作也？欲有以警醒中国之人也。噫，中国之大势，已有累卵之危矣。在今日熙熙攘攘，似太平景象，然亦思强邻环列，果能怀柔否乎？夫当今之时势，外邦多日益富强，然中国能改弦易辙，不拘于成迹，发奋为雄，亦无不可共臻强盛，措天下于磐石之安，顾亦思所行者为何如耳。〔14〕
他特别声明，书中对中国弊政陋俗批评甚多，所以如此，正是为了中国警醒：“是书言中国之弊端，本有深意，盖有弊当除，是国家之要务，欲人察出其弊之源头，能有以除之也。”〔15〕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进行了一些学习西方的努力，设制造局、船政局，派人出国考察，办外语学校，等等。花之安认为，那些都是徒袭皮毛：“中国人亦有明白而警悟、谨慎而有为、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为什么呢？他作了一个比喻：譬如树之有寄生，外实好看，而内实有弊，人多不知。何以言之？寄生非由树根而生，实无根本，而日蚀树之精汁，日久蚀之，其树必枯。盖中国人非有至精之学问，由己心之智慧，而成各项之技艺，徒依倚于人，此无根本之学，亦犹寄生之暂时好看，日久必害其树。是知无本之学，必害其国也。
予到中国约二十年，睹中国如一至美之果树，本可枝叶发荣，全树茂美，果实成熟而香甜，今则杂叶杂枝，从此树而生，且枯枝亦已太多，栽培此果树者，必贵知其树之难生长处，有杂枝杂叶，则先刈去之；有枯枝，则亦删去之，必求美好香甜之物，合乎树之原质者，则加上接续之，且善培养其根本，日后必能发荣茂盛，胜于昔时，并不难将果树之原质，尽变为美好香甜。……
予所以欲中国人细看西国之书，大为警醒，不至令他人之斧斤，戕败其树、以除其寄生、并伤其根本也。〔16〕
那么，怎样才算得其根本而不是徒袭皮毛呢？花之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则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须知其从根本而出，其理于何而得乎，非从耶稣道理，何以致此乎？盖西国从耶稣道理，如一至美生活之树，其质甚壮，其根甚深，固无忧其戕败矣。耶稣道理，实有生活之气，到处贯通，中国若得其道理，真一至美之树，生气贯通，无处不有，何至有颓废之患耶。〔17〕
一句话，就是用基督教改造中国。花之安生活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社会，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的许多批评，相当中肯，但他提出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则是对中国历史与国情的大不了解。
由林则徐、魏源倡导，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开始实施的自强运动，是中国从封闭、落后走向开放、进步的必然环节，在中国近代化的史册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页。但是，如果把学习西方的内容，仅仅限制在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的范围内，势必使这一运动胎死腹中。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王韬、郑观应等力主变法、思想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批评李鸿章等人徒袭西方皮毛，要求在更广的范围里学习西方，包括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以加速近代化进程。正是在这个时候，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出来了。尽管花之安所开的药方，即用基督教改造中国，很不合中国知识分子的胃口，但他对中国社会病症的诊断，对中国弊端的批评，却可以给中国知识分子许多启发。正因为如此，《自西徂东》问世以后，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成为19世纪80年代，由传教士撰写的、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广学会成立以后，所印第一批书就有《自西徂东》。1888年，在举行乡试时，广学会送了一万部《自西徂东》给南京传教士，由他们分发给应试士子。1893年，克郎兹牧师资助1200元，广学会重印《自西徂东》2000部，向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每人赠送一部。1898年初，光绪皇帝订阅129种西书，第一种就是《自西徂东》。关心时务的中国知识分子，给此书以很高的评价：
（《自西徂东》）引西国事与中国相较，不事夸张，不偏回护，其辩论义理，颇有精微处，将以西国政教良法，以救中土政俗人心之弊，名曰“自西徂东”，取义有由也。中言息战及公法本旨，禁买奴婢最可观。译笔亦佳，惟教语可厌。〔18〕
五、《百年一觉》：大同影子〔19〕
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翻译的《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改名《百年一觉》，发行两千册。此书原作者毕拉宓（1850—1898），今译贝拉米，是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原书是一部幻想小说，出版于1888年，书名Looking Backward，20001887，凡28章，出版后风行一时，至李提摩太着手翻译的1891年已发行数十万册。此书在美国、英国等地总共销售一百万册以上，并被译成德、法、俄、意、阿拉伯、保加利亚等多种文字，影响极其广泛。内容梗概是：一个美国人，在1887年，即他三十岁那年的一天，因病难以入睡，被医生使用一种奇妙的“入蛰”之法，昏然睡去，一觉醒来，已是公元2000年。这位美国人头脑中留存的是1887年以前的人、事、物，眼前出现的是2000年的情况，113年之间，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者通过描述这种变化，加上自己的评论、感慨，表达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书中述及的百年巨变，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物质生活方面，从前街道逼仄，房舍简陋，衣食粗疏；现在不但街衢宽敞，房屋精美，环境优雅，丰衣足食，而且设施巧妙，技术先进，房屋均无烟筒，不烧煤木，全用电力，虽在夜晚，光明如同白昼，遇到雨天，不用雨伞雨鞋，只需手按一机，街上立即撑起防雨器具，人行其中，如在巷内。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饮食均在饭店。交易无须货币，只需持有出入账簿。
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方面，从前富户与工匠等级森严，尖锐对立，工匠“劳苦如牲畜，所生之财，均归富户”，工匠与富户因工价问题常常斗争。现在通国之人一概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各大企业均归国家办理，各行业尽归国家统辖，“所获利息，各工匠大众均分，不至有贫富不等”。社会上只有两种分工，“一作官，一作工”，21岁以前为读书、学习时期，21岁至45岁为作官作工时期，45岁以后，为养老时期。劳力、劳心，各随本人志愿。男女平等，各展所长，用力之事，男子为之，轻松之事，女子为之。国家由按行业选举出来的“总办”管理，国君在已退位的45岁以上的总办中选举产生。
精神生活方面，以前尔虞我诈，互相争斗，道德沦丧，罪犯很多。现在人们道德高尚，十分文明，没有狱卒囚犯。如有不遵国法者，必系神经不正常的疯子，由政府将他们送至医院医治。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其丰富，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不但随处皆有，而且构思奇特，只要揿按墙上机关，各种娱乐设施便自动出现，任意选择。
总之，百年之间，一个不平等的、不自由的、不文明的、恶浊的、混乱的、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变成了平等的、自由的、文明的、清明的、秩序井然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用书中的话便是：昔日为民主之俗，此时“真所谓大同之世也”〔20〕。
原书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写法，为了叙述的方便，李提摩太翻译时，将其改为第三人称。原文有16万字〔21〕，李提摩太所译，只是其概略。
《百年一觉》对未来理想的设计，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之说有相通之处。此书出版以后，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等都认真读过此书。光绪皇帝在1898年订购的129种西书中，也有这部《百年一觉》。谭嗣同在《仁学》中概述此书内容时说：“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22〕孙宝瑄在日记中，至少五次提到或摘引《百年一觉》的内容。书中对未来世界的幻想，令他非常兴奋：
览李提摩太译《百年一觉》，专说西历二千年事，今尚千八百九十七年也。为之舞蹈，为之神移。〔23〕
《百年一觉》所云：二千年后，地球之人，惟居官与作工者两种是也。〔24〕
黄庆澄在《中西普通书目表》中写道：“《百年一觉》原书甚繁，译出者仅尝一脔耳。此书极有理趣，勿以谰言轻之。”〔25〕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评论：《百年一觉》“言美国百年以后事，亦说部之属。泰西人亦有此种书，甚可观。惜此本未全耳。书中多叙养民新法。原名《回头看》”〔26〕。
《百年一觉》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莫过于对康有为《大同书》的启发作用。《大同书》成书较晚，酝酿较早，在戊戌时期已基本形成。考其思想来源，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另一个便是西方输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细读《大同书》，可以明显看出《百年一觉》的影响。《百年一觉》的结构，是以百年前后进行对比，批评旧时的落后、丑恶，颂扬未来的先进、美善。《大同书》采用的也是对比的手法。书分十部，分别为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等。“去某界”的实质就是对落后、丑恶现世的批判，“至某界”的实质便是对未来先进、美善世界的憧憬。书中对未来社会图景的描绘，明显地受到《百年一觉》的启发。诸如：大同之世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衣则雾縠珠衣，寒暑得宜；食则精汁汽水，营养充足；居则珠玑金碧，玉楼琼殿；行则电车飞船，敞亮舒适。大同之世社会自由平等，没有军队，没有监狱，无种族之别，无贵贱之分，人人参加劳动……这些与《百年一觉》所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康有为自称：“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27〕
六、迅速·及时·有针对性
《万国公报》所传播的西学，与专门译书机构相比，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或与《格致汇编》那样专门性杂志相比，
有弱点也有优点。弱点是比较零碎，优点是迅速，及时，有针对性，影响广泛。例如，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知识传入以后，特别是报刊上经常介绍西方国家总统换人、选举总统等消息，长期生活在君主专制制度下面的中国人，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不明白皇帝、国王怎么能由选举产生。19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还习惯称西方国家的总统为皇帝、国王。这是沟通中西的一个问题，在任何一本西书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万国公报》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1874年11月14日第301卷的一则关于西班牙的国事消息报道后面，林乐知加了一条案语：
本馆案：外国称皇称王皆系世及，即称大公，亦属传位，唯称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则知为民主之国而无世及之例也。又外国皇王之辩，如仅抚有一国而无属国者称王，除本国而兼有属国者称皇。……至伯理玺天德，无论有无属国，俱属民主。
文字不长，但基本上说明了问题。第二年，林乐知又专作一文《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文章开头，林乐知便点明了作此文的动机：
本馆常译泰西各国事迹，而论及民主国矣，且论各国章程与公议堂等事矣，惜华人未往西国，未读西国书籍，安知何为民主国乎，又安知各国章程及公议堂之谓乎？本馆其所以译论此事者，非有辩论之心，亦无以此争长之意也，无非欲阅公报者知民主国之所由来，及各西国章程与公议堂之详细耳。〔28〕
文章接着具体介绍了什么是民主、平等，什么是公议堂即议院，什么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有地震发生，它就介绍地震知识；有彗星出现，它就讨论彗星问题；有日食月食，它就解释日食月食原理；北方发生旱灾，它就发表有关旱灾形成原因以及救治方法的文章。有针对性，就是突出重点，抓住热点，结果也就抓住了读者。
在晚清中国，对世界各国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种西学传播。《万国公报》始终以主要篇幅，报道发生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及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事、新事，大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国家政体的变更，中至总统换人，大学创建，科学发明，矿藏开挖，铁路修筑，小至各种条约修改，技术改进，荒地开垦，学校人数，进出口货单，等等，这些对于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作用，有些新闻报道，还会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问题的思考。例如，《万国公报》持续报道日本在学习西方方面的努力，单是从1874年12月至1875年12月，在《大日本国事》栏内，就有这么一些标题：学西法著有成效、广购轮船、定造铁甲船、购英国化铁器具、添设铁路、设立电报公司、广设学堂、开大书院、广设新报馆、造煤气灯、新制电气杯、新造水雷船、开设赛会并博物院、国皇精学德国语言、皇叔驻扎德国、延美国人管理电报已至东洋、公议会条略。日本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进入近代以后，面临的西方挑战问题与中国类似，学习西方的起步时间，也与中国差不多，但是自明治维新以后，步伐加快，中国则踟蹰不前。从70年代起，关心国事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注意到这点。《万国公报》所报道的这些日本消息，这些朴实无华、内容实在的标题，不啻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学习西方的参照体系，足以引起人们对中国自己问题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