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万国公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种中文期刊都不可比拟的。它的作者，除了林乐知、韦廉臣、艾约瑟、丁韪良、嘉约翰、慕维廉、狄考文、杨格非、玛高温、李提摩太、花之安、李佳白、倪维思、潘慎文、德贞等来华外国传教士以外，还有五百余名中国人，诸如王绍福、贾步纬、曹子渔、张荫清、袁克仁、蔡鸿璋、王次星、李有美、陈诗武、杨用之、杨鉴堂、金敏斋、尹维清、王炳耀、郭柏荫、沈毓桂、黄品三、朱逢甲、袁康、王佐才、蔡尔康、颜永京，等等。晚清中国政治、外交、思想界的知名人物郭嵩焘、王韬、郑观应、孙中山、胡礼垣、宋恕、何如璋、曾纪泽、薛福成、康有为、经元善、孙家鼐等，亦有作品在上面发表。文章后面注明作者所在的地方，除了上海及其周围的松江、嘉定、金山、崇明、宝山等地，还有北京、南京、广州、天津、重庆、汉口、厦门、福州、台北、济南、宁波、杭州、苏州、扬州、无锡、常州、常熟、镇江、清江、吴县、登州、烟台、青州、平度、胶州、曲阜、九江、萍乡、慈溪、定海、余姚、石门、大冶、芜湖、桐城、绩溪、番禺、惠州、高要、大埔、湘阴、奉天、辽阳、香港，还有两篇来自美国的旧金山。单是从这五百多名作者、五十多个城市，已经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万国公报》影响之广了。
《万国公报》开始时印数为1000份，以后随着影响的扩大，印数不断增加，1894年4000份，1897年5000份，1898年最多，达38400份，为当时各种刊物之首。影响所及，上自皇帝、军机大臣，下至普通知识分子。请看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几则有关《万国公报》影响的具体资料：
（浙江一个城市的几个士绅）每月订购《万国公报》六七份，轮流在这个城市的一些官员和士人中间传阅。〔29〕
有一位住在上海的翰林特别喜欢看我们的《万国公报》，他经常给在京城的翰林同僚们寄多达三十多份的《万国公报》。〔30〕
在重庆活动的传教士利特尔说，他相信广学会所做的促使东西方和解和合作的工作，比在北京的外交使节做的还要多。他近来一直居住在中国的一个偏远地区，对广学会的工作有一些了解。“他和中国知识分子交谈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向他要有关外事、科学和数学方面的书籍的，他们好象都知道《万国公报》。”〔31〕
曲阜的孔子后裔孔令伟在给林乐知的信中写道：“我们这个省的人闭塞无知，对外界的事极不了解。有几个城镇特别如此。去年我看了你编的《万国公报》，知道你很爱中国，对此我很感谢。”〔32〕
《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阅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高级官吏们也常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33〕
英国驻广州领事在与张之洞秘书的谈话中获悉，“这位秘书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是这个杂志的订户，他们认为这是中文中从未见过的好杂志，总督自己也偶尔阅读这个杂志”。〔34〕
至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所受《万国公报》影响，甚至维新派一开始创办的杂志也用了《万国公报》的名字；1899年《万国公报》上所译载的、英国学者颉德的著作《大同学》中，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这些都早已为学术界所熟知，兹不赘述。
【注释】
〔1〕梁元生对首年《教会新报》50期的内容，以消息则数或文章篇数为单位，分教务、科学、时论、消息、杂录五项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结果是，五项共465（篇），其中，教务243，消息77，杂录58，时论46，科学41。教务最多，科学最少。见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76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2〕贝奈特对《教会新报》前六年各项内容，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他将刊物内容分为宗教方面、世俗消息、科学技术和批评建议四项，以行数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第一年，各项所占行数比例为48%、26%、22%、4%；第二年，36%、36%、9%、19%；第三年，宗教方面为18%，世俗消息为68%；第四至第六年，宗教方面为16%~20%，世俗消息分别为64%、46%、50%，科学技术为13%~30%，批评建议为4%~15%。由此可见，《教会新报》的宗教内容在逐渐减少，世俗和科技内容在逐渐增多。见Adrian A.Bennett：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Young J.Allen and His Magazines，18601883（《教会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及其杂志》），112页，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3。亦见陈绛：《林乐知与〈中国教会新报〉》，载《历史研究》，1986（4）。
〔3〕韦廉臣：《格物探原》，卷二，论地质，8页，广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