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方面有《工程致富》、《行军铁路工程》、《铁路汇考》、《海塘辑要》等。矿学方面有《开煤要法》、《冶金录》、《井矿工程》、《宝藏兴焉》、《银矿指南》、《求矿指南》、《探矿取金》、《相地探金石法》、《开矿器法图说》、《矿学考质》等。翻译馆早期译书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为用而译，急用先译，不少译书是为生产直接服务的。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与生产关系最密切，故其最受工矿企业欢迎。
农学方面也有一些译书，如《农学初级》、《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化学简法》、《意大利蚕书》、《农务土质论》、《农学津梁》、《农务全书》、《农学理说》。晚清中国翻译农学书籍，以上海农学会最多、最为系统，相比之下，翻译馆所译的这些农书，影响不是很大。
社会科学方面译书不算很多，有33种，占总数约五分之一，包括政法、交涉、兵制、商务、学务等。
《美国宪法》
政法方面有《佐治刍言》、《列国岁计政要》、《美国宪法纂释》。《列国岁计政要》，英国麦丁富得力辑，1874年出版。林乐知译，郑昌棪述，凡12卷，1878年出版。所据译本由英国驻华公使提供。此书形式类似于大事记，分国列述。首卷介绍世界五洲各国人民、土地、交通等情况，以后各卷列述奥斯曼、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希腊、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美国、埃及等国政事，内有很多统计数字。此书版本新，所载知识全面而可靠，连澳洲、新西兰等新开发地区的情况亦有介绍。译出以后，被时人认为是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必读书，有多种翻刻本，诸如富强丛书本、军政全书本、西学大成本、慎记书庄本，等等。慎记书庄本将其易名为《海国大事记》。《美国宪法纂释》，舒高第译，郑昌棪述，凡21卷，1907年出版，系适应1905年以后中国的立宪运动而译，为立宪的参考书之一。
政法方面书籍影响最大的是《佐治刍言》。为英国人钱伯斯兄弟所编教育丛书的一种，书名直译应为“政治经济学”，傅兰雅译，应祖锡述，1885年出版，凡3卷31章，418节。全书以自由、平等思想为出发点，分别从家室、文教、名位、交涉、国政、法律、劳动、通商等方面，论述立身处世之道，认为人人有天赋的自主之权，国家应以民为本，政治应以得民心合民意为宗旨。这是戊戌以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最为系统、篇幅最大的一部书，出版以后多次重版，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曾认真读过。晚清思想界对它评价极高：
《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其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言。〔42〕
《佐治刍言》，居家宜谙家务，居国宜谙国俗，我辈忝生地球，而于人世一切交涉，未能了了，愧何如之！此书探本穷源，亲切有味，译笔亦驯雅可喜。〔43〕
章太炎读此书时，如醉如痴，大为叹服，自称“魂精泄横，慹然似非人”。他在著作中多次征引此书。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不下十次引录此书，并针对中国情况，发表自己的读后感。兹摘引数段：
《佐治刍言》云：欧西从各国所定法度中，择其尤合公用，得一种格致学问，而治民之具始备。余谓格致学出，其于世界国民利用厚生之道进矣。〔44〕
《佐治刍言》云：天地间最珍贵之物，尽人可以公用者，空气、日光而已。余谓二者尚有水、火二物。然饮自来水、用自来火，尚需钱买，惟空气、日光，则不用钱买也。〔45〕
《佐治刍言》云：凡人用力作事，无论其力为筋骨所出，或由脑子所出，皆可称之为工。忘山居士曰：工也者，心灵出而构撰万物，以益其群者也。无论其力出于筋骨，或出于脑子，皆不能不用心灵。但用筋骨时，费心灵者少；用脑时，费心灵较多耳。〔46〕
《佐治刍言》论西国有准一人或一公司，专造一种货物出售，如他人违例私造，准其人指控拿究者，以为病民之政。盖谓贸易之道，必有数家互相争竞，然后物美而价不至甚贵；若止有一家，则必任意索重价，货虽甚劣，而国人不得不往购之，则买物者受累无穷矣。忘山居士曰：有此说也，则专利一法岂亦有弊乎！虽然，欲救其弊，亦非无法也。其法奈何？曰：凡创新法制器者，除自己售卖外，有他人欲仿造以博利者听，惟所得利必取五分之一于创物之人，如是则创物者不失专利之益，而又无一家居奇之害矣。〔47〕
观于乾隆十三年之谕，谓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捍格。曩者京师办理钱价，屡变其法，讫无成效，只得以不治治之云云。皆甚通利弊语。此则非特专制为然也。《佐治刍言》发明此理甚精，余亦论之于前矣。〔48〕
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受过《佐治刍言》的影响的，苏联汉学家齐赫文斯基、美国学者贝奈特均持此看法。尽管我们对此还找不出确切证据，但也无法证明康有为没受《佐治刍言》影响。
《法国新志》
史志方面有《四裔编年表》、《埏纮外乘》、《俄国新志》、《法国新志》、《东方时局论略》、《西美战史》等。《四裔编年表》，英国博那撰，林乐知译，严良勋述，凡4卷，1874年出版。全书用年表体例，以各国帝王、总统沿革为经，以各类种族、政教、争战之事为纬，上起远古，下迄1860年。这是江南制造局出版的最早的一部史书。它叙事清楚，语言简洁，是人们了解世界历史的实用工具书。时人评价此书“极便查考”〔49〕。《埏纮外乘》，林乐知译，严良勋述，凡25卷。埏纮，意为边远之地。是书为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之不足，叙述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印度、巴西、英国、美国等27国历史。《俄国新志》，英国陔勒低撰，傅兰雅译，潘松述，凡8卷16章，1894年以后出版，叙述俄国土地、人口、物产、工业、贸易、财政、政治制度及君主世系、教派、学校、刑律诸方面情况。《法国新志》，著者、译者均同上，凡4卷17章，叙述法国土地、人口、物产、国政、教会、学校等方面情况，列有统计表，书末述其所属殖民地情况。《东方时局论略》，英国邓铿撰，凡1卷3章，1889年成书。作者汇集报纸上关于东亚及沙俄的资料，分析沙俄动向，认为俄国正在觊觎朝鲜。这对当时中国有一定的警觉作用。《西美战史》，德国勃利德撰，李景镐译，凡2卷16章，述西班牙与美国在美洲争战情况。时人认为此书学术价值甚高：“详晰贯综，可与《普法战记》相颉颃，兵志中佳本也。”〔50〕
交涉方面有《东方交涉记》，英国麦高尔辑，林乐知译，瞿昂来述，凡12卷，述俄罗斯、土耳其战事本末。《英俄印度交涉书》，英国马文撰，罗亨利译，瞿昂来述，正续编共2卷，述英国和俄国在中亚争夺、交涉情况。此书系据英、俄官报汇录而成。《公法总论》，英国罗柏村（1845—1911）撰，原载《大英百科全书》第9版。傅兰雅译，汪振声述，凡1卷，25页，1894年以前出版，述国际法源流、大纲、原则及各类章程。这是关于国际法的简明读本。时人认为：“泰西述公法者数百千家，骤观其书，若涉大川，茫无涯涘，是书取各国常用公法，悉心论断，虽条目及交涉成案未及备载，而挈领提纲，删繁就简，读者可以明邦交之大略矣。”〔51〕《各国交涉公法论》，英国费利摩·罗巴德撰，初集出版于1854年，二集出版于1857年，三集出版于1870年。傅兰雅译，俞世爵述，汪振声、钱国祥校，含初集4卷38章，二集4卷37章，三集8卷30章，共1257页，1894年出版，述及交涉公法缘起、主权含义、国际关系、保护寄居民、和约及其签约、公使、传教、交战及议和等。作者对“公法”所下的定义是：
人不能独立于世，则有交涉之事。人与人有交涉，国与国亦有交涉。交涉中有分所应为与分所应得者，皆有公法以定之。公法非一人一国所能定，乃天所命之理，各国皆以为然，此即公法也。〔52〕
作者是英国议政大臣兵船部审问堂大堂律学博士，自称此书参考了美国法学家瓦尔特、惠顿、斯吐利和西班牙的阿婆罗班度等许多人的著作。这是当时篇幅最大的国际法详本。《各国交涉便法论》，作者同上，傅兰雅译，钱国祥校，共6卷48章985款，1894年以后出版，为国际法中有关移民、游历、婚娶及国际司法等方面的内容。〔53〕
兵制方面有《列国陆军制》，述日本、印度、波斯、意大利、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陆军情况；《西国陆军制考略》，述英、德、法、奥、俄、意、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瑞典、瑞士、土耳其诸国兵制，尤详于英法俄德；《德国陆军制》，述德国陆军，附有俾斯麦像；《临阵管见》，通过具体战例，述列阵方法和各种战术；《英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俄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述各国海军；《防海新论》、《海军调度要言》、《水师章程》，均关于海军方面。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陆续从西方购买一批军舰，派人赴西方考察、学习，积极建立自己的海军。关于海军方面书籍的集中译出，正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军事建设的需要。其中有些书，如《防海新论》，不但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对晚清海军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防海新论》为普鲁士武官希理哈所撰，傅兰雅译，华蘅芳述，1974年出版。原书1868年在伦敦出版，凡20卷，傅、华翻译时将其合并为18卷，内容关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水路攻防情形。希理哈主要依据战时军中文件，加上自己的分析，编撰成书。书中认为，南北战争中，南方地势险峻，人心也齐，但是由于依恃天险，没有积极防御，最终归于失败。傅、华以为，这个教训，对于中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因而立即将其翻译出版。华蘅芳自述翻译此书的过程和动机：
（《防海新论》）与海防之事甚有裨益，故余亟与西士傅兰雅译之。傅君深通中国语言文字，与之对译，往往事半而功倍，甫及一月，书已脱稿，写录付梓，又三月而书成。盖自译书以来，未有如是之易而且速也。……每展卷阅之，未尝不叹夫南邦之地势之险，人心之固，其一切防守海口之法，宜有大恃者，然而北军深入，炮猛船坚，南堡被攻，力穷援绝，何耶？盖既未遑筹之于事前，又不能御之于境外，徒以一怒之威，自封其门户，虽处处设防，人人言战，而固防之力不足，堪战之器无多，乃能与兵雄力厚之国，旷日相持，效死勿去，亦壮矣哉。余谓凡用兵者，必先操可胜之柄，而后可以议战；必先居可败之地，而后可以议守；又必先作可战可守之备，而后可以议和。读是书者，以余言为何如？〔54〕
此书问世以后，颇受清朝军政要员的重视，李鸿章、刘坤一、李宗羲、丁宝桢等督抚大员都认真看过。李鸿章在其著名的《筹议海防摺》中，吸收了此书的不少见解，并直接征引此书中关于海防要集中兵力、扼守要塞的观点，认为“所论极为精切”〔55〕。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沙俄也想染指渤海湾，海防问题再次成为朝野议论的热点，总理衙门一面饬令上海重印《防海新论》，以便发给沿海各督抚，一面将以前上海道咨送到京而剩余的《防海新论》，寄交东三省，要各地督抚、将领细心研究应用。张之洞在一份奏摺中，特地将研习《防海新论》作为加强中国海防建设的大事提出：
宜发《防海新论》，令各营讲习。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印通行，于外洋争战、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辩论至详。京师洋书肆现有其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伸，必有实效。〔56〕
《防海新论》出版以后，至1880年，共销1114册，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与政府官员的重视，有很大关系。
学务方面，有《日本学校源流考》，美国路义思撰，卫理译，范熙庸述，凡1卷，述日本维新以前学校情形，实行新式教育的经过，新式教育方法等。《日本东京大学规制》，撰者佚名，凡1卷，介绍东京大学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大学总规、食堂规则、修金学费、学科章程、校长职务规则、学位规则、图书馆规则等。
商务方面，有《保富述要》，英国布来德撰，傅兰雅译，徐家宝述，1896年以后出版，凡2卷17章，述货币、银行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书中认为，发展工商是国家富裕的质点，保护工商是保富的关键。《国政贸易相关书》，英国法拉撰，傅兰雅译，徐家宝述，凡2卷20章，1894年以后出版，述国政与贸易的关系、国家利用法律保护贸易、贸易法、英商贸易、英国对英商的保护、交战时的国政与贸易等。《工业与国政相关论》，英国司旦离遮风司撰，卫理译，王汝述，凡2卷，述国家行政与工业的关系，包括国家对工业的保护、行政对工业的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制造厂律法、工业联合律法等。
社会科学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国近事汇编》。此书从1873年（同治癸酉）开始，到1899年（光绪己亥），每年一卷，编译者有金楷理、林乐知、姚棻、蔡锡龄、钟天纬、郑昌棪、李岳衡、张通煜、蔡祚来、王汝、凤仪、汪振声、杨召芬、范熙庸等，内容主要依据英国《泰晤士报》等编译，这实际是一部西国大事要闻录。因其分年编辑，时效性较强，故成为同光之际中国人了解世界大事的重要参考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将此视为必读书，并从中吸收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成为他们孕育改良思想的重要素材。梁启超推荐此书说：
欲知近今各国情状，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为可读，为其翻译西报事实颇多也。〔57〕
此外，江南制造局还出版了许多地图、海道图和各种科技挂图，这些图多从英国版本译出。据傅兰雅《译书事略》记载，截至1879年，制造局已翻译出版各种图册27种，销售了4774张。
江南制造局出版之书，有一部分被选送给南洋大臣和总理衙门。自1871年起，制造局逐年将《西国近事汇编》寄呈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每次寄数从12本到20本不等。1875年，制造局按总理衙门要求将所译《防海新论》寄呈50部，其他新印各关涉洋务、西学、兵事、机器、天算等书籍，每样寄呈20部。〔58〕1876年，制造局将《测海绘图》等14种，另加《平圆地球图》，每种20部，呈送北京。1881年，制造局将所译西书《列国岁计政要》等21种，每种30部，共装8箱，呈送总理衙门。同年，制造局应总理衙门要求，将关涉洋务之书籍《大英国志》、《法兰西志》、《万国史记》等10种，送到北京。〔59〕
在晚清，可以与翻译馆作一对比的，最适合的对象，莫过于京师同文馆。两者共同点有三：一、都是官办，非私人译书，也非教会译书；二、创立都比较早，都在19世纪60年代；三、译书方法相同，都是西译中述，即由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笔述。但是，两者相较，无论译书数量，还是译书质量，京师同文馆都无法望翻译馆之项背。以数量而言，京师同文馆译书可考者共25种，江南制造局总共译出180种，是前者7倍以上。即使以京师同文馆基本停止译书的1898年为界，江南制造局在此以前也已译书126种，为京师同文馆的5倍。就质量而言，尽管京师同文馆也有些译书颇有价值和影响，但从总体上说，无论是版本的选择，还是译名的确定，译笔的朗畅，江南制造局都要略胜一筹。我们且比较一下晚清学术界对南北两种译书的评价：
《化学鉴原》与《续编》、《补编》合为一书，《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合为一书，译出之化学书最有条理者也（以上皆江南制造局译书——引者）。广州所译《化学初阶》、同文馆所译《化学阐原》，闻即《化学鉴原》云，西文本同一书，而译出之文，悬绝若此，诚可异也……，《初阶》译笔甚劣，几难索解，可不读。……《阐原》所译原质材料各名，与制造局所定之名不同……《阐原》所定之名，如等类，皆杜撰可笑，视制造局之取罗马字母第一音而加金石偏旁以示识别，其精审不逮远矣。《阐原》等书译在《鉴原》之后，乃不从其所定之名，以至其书不可读，亦译笔之陋也。〔60〕
（同文馆之《化学阐原》与翻译馆之《化学鉴原》相比）不惟名目不同，各名之写法，亦大奇焉。如《鉴原》所名之淡气，此则名为硝气；名曰碘者，此则；名曰矽者，此则；名曰锰者，此则；名曰铬者，此则。种种奇异，甚觉难读，似《鉴原》名目，愈于此也。〔61〕
（京师同文馆）丁译之《万国公法》非大备之书也。局译《各国交涉公法论》分三集，为书十六本，视馆译为优矣。〔62〕
《汽机发轫》、《汽机必以》、《汽机新制》诸书译本皆甚善（皆江南制造局所译——引者）。……同文馆所译《富国策》，与税务司所译《富国养民策》，或言本属一书云，译笔皆劣。〔63〕
同文馆所译《格物入门》，无新奇之意，能强他书所略者，而译文亦劣，可不必读。〔64〕
《东西学书录》、《中西普通书目表》等书，亦有类似评价。
对于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梁启超曾有一个综合的评价。他说：
（鸦片战争以后）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及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65〕
所言数字不大确切，但总算大概指出了翻译馆所译书籍在晚清的特殊地位。
四、过渡时代的译才
翻译馆的译员，可考的有59人，其中外国学者9人，中国学者50人，各人译书多寡不等，多的有六十多种，少的只有一种。现将主要译员情况介绍一下。
先述外国学者，次述中国学者。外国学者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卫理、秀耀春、罗亨利、玛高温、伟烈亚力与藤田丰八。〔66〕
外国学者中，译书最多、历时最长，首推傅兰雅。傅兰雅是英国人，1861年来华，先后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教书，1868年5月底，正式受聘于翻译馆。此后，他虽然身兼多职，如广方言馆教习、《格致汇编》主编、格致书院董事、益智书会委员兼干事等，但他一直是翻译馆的骨干力量。1896年，他辞翻译馆职，赴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傅兰雅在翻译馆首尾28年，对翻译馆的贡献主要有三：
第一，译书最多。傅兰雅在翻译馆译书共77种，占全馆译书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自然科学方面有《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声学》、《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工程技术方面有《汽机新制》、《电气镀金略法》、《西艺知新》、《考试司机》、《开煤要法》、《海塘辑要》等；社会科学方面有《佐治刍言》、《保富述要》、《俄国新志》、《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等；军事方面有《防海新论》、《水师操练》、《营城揭要》。此外还有一批工具书和图册。傅兰雅译书，在翻译馆初期尤为集中，用徐寿的话说：“各种书籍，傅先生所口译者十居六七。”〔67〕译书的价值往往越早越高，傅兰雅所译诸书，很大一部分都是近代中国第一，因此影响也大。
第二，对翻译馆擘画甚多。翻译馆所用西书，很大部分由傅兰雅向英国订购，译书计划也听取了他的很多意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傅兰雅在西书传播方面很有建树。1885年他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名叫“格致书室”的书店，专售各种图书，其中很大部分是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格致书室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销处，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便由这些分销处传向全国各地。
第三，确立了一套译书原则。译名的确定，新名词的创造，中西翻译名词对照表的编定，是傅兰雅与徐寿等中外学者共同确定的。这对于后来的翻译界影响很大。对此，前文已经述及，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确立各种新名词翻译原则的过程中，傅兰雅所作出的特别贡献。对这一原则，傅兰雅有过具体说明：
一、华文已有之名。设疑一名目为华文已有者，而字典内无处可察，则有二法：一可察中国已有之格致或工艺等书，并前在中国之天主教师及近来耶稣教师诸人所著格致、工艺等书；二可访问中国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应知此名目之人。
二、设立新名。若华字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则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砷、、矽等，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二、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是也。三、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华字。凡前译书人已用惯者则袭之，华人可一见而知为西名。〔68〕
这些原则设计得很科学，也很周到，既释其义，又表其音，解决了外来名词翻译的关键问题，那么，它们是怎么得以确立的呢？是傅兰雅、徐寿等人凭空想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深入研究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套译名原则，借鉴了西方对化学元素的命名原则。在傅、徐合译的《化学鉴原》第一章的第25节《原质命名》中，有西方对化学元素命名的具体说明：
昔时已知之原质多仍俗名，间有罗马方言，如罗马名铁曰勿日阿末（Ferrum），金曰阿日阿末（Aurum），铜曰古部日阿末（Cuprum）……。若近时考得之原质，则命名之意，即以表其性，如勿司勿而阿司（Phosphorus），即磷，其意发光也；克罗而因（Chlorine），即绿气，其意此其绿色也。孛罗明（Bromine），即溴水，其意此物有臭气也。考得金类之原质，则于其名之末，添阿末（um）以别之，使与罗马旧有金类名之末字相同，如布拉典阿末（铂，Platinum），以日地阿末（铱，Iridium）。〔69〕
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翻译馆沿用旧名、创设新名的原则，基本上是从西方对化学元素命名的原则转化来的。
林乐知是美国传教士，1860年来华，在上海传教、教书，1869年兼任翻译馆译员，直到1881年，他半天教书，半天译书。1881年以后，他因专注于中西书院和教会工作，辞去译员之职。他在江南制造局译书凡8种，多为史志交涉方面，有《四裔编年表》、《列国岁计政要》、《东方交涉记》等，自然科学方面有《格致启蒙》。〔70〕林乐知对于编译《西国近事汇编》贡献最大，此书历时十七年，其中1874年至1881年的八卷，皆为林乐知与蔡锡龄合译。林乐知在上海的生活与傅兰雅类似，译书、教书、办报，头绪纷繁。他比傅兰雅对传教更热心，这样他的译书自然格外紧张。林乐知去世以后，傅兰雅追悼说：
林氏当时的工作极度紧张，昼夜不息，无间风雨，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授课，午后赴制造局译书，夜间编辑《万国公报》，礼拜日则日夜说教及处理教会事务。同事十年，从未见其有片刻间暇。虽尝劝其稍稍节劳，以维健康，而彼竟谓体内无一懒骨。〔71〕
金楷理，美国人，1866年来华，在杭州为浸礼会设立教会站，1870年辞教会职，入翻译馆译书，数年后辞翻译职，被聘为上海道通事，仍兼译书，1890年随出使俄国大臣许景澄赴俄国，为驻俄使馆参赞。金楷理在翻译馆译书共15种，主要为军事方面，如《临阵管见》、《克虏伯炮说》、《行军指要》等。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与赵元益合译的《光学》，学术价值甚高，影响很大。他还参与了《西国近事汇编》的译编工作。
卫理（1854—1944），美国人，美以美会教士，1887年来华，1898年任上海领事馆翻译，兼任翻译馆译员，1901年以后，历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等职，著有《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等关于中国的书籍多种。他在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共七种，其中农学书两种，即《农务土质论》、《农学津梁》，教育书一种，《日本学校源流考》，应用科学书籍三种，《取滤火油法》、《照相镂版印图法》、《无线电报》，另外一种是《工业与国政相关论》。卫理译书主要是戊戌以后，因而影响不是很大。
秀耀春（1856—1900），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83年来华，在山东传教，曾在济南设立浸礼会教堂，1892年因与教会意见不合而脱离关系，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中失踪。秀耀春系由傅兰雅介绍与江南制造局发生联系。他的译书有五种，两种关于农学，《农学初级》与《农务化学问答》，两种关于医学，《保全生命论》和《济急法》，另一种是《取滤火油法》。
罗亨利，英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任英军指挥额尔金勋爵的私人秘书，与巴夏礼一起在通州被俘。罗亨利何时与江南制造局发生联系不详。他的译书共三种，即《英俄印度交涉书》、《法国水师考》和《格致小引》。1880年傅兰雅作《译书事略》，无一语述及罗亨利，估计他与制造局发生联系是1880年以后。
玛高温（1814—1893），美国浸礼会传教医师，1843年来华，在宁波传教、施医、创办医院，1862年回国，在南北战争中充军医，战争结束后再次来华，在上海英美租界内的教会医院做医生，1879年到温州海关任帮办兼医师，1893年在上海去世。玛高温是翻译馆资格最老的译员之一，1868年翻译馆初创时，他便参加了翻译工作。他与华蘅芳共同翻译了《金石识别》、《地学浅释》，二书都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地学浅释》，影响广泛而长久。据华蘅芳记载，玛高温一边译书，一边行医，有时正在译书，突然有人上门求医，玛高温便放下书本而随人出诊，行医回来接着再译。可惜玛高温译书仅此二种。
伟烈亚力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家，1847年来华，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编写、翻译了《数学启蒙》、《代微积拾级》、《谈天》等，很有影响，与王韬、李善兰、华蘅芳等人过从甚密。他是江南制造局资格最老的译员之一，1868年即参加了翻译馆的译书工作，但因他后来的精力主要放在传教方面，所以译书数量不多，仅二种，一是《汽机发轫》，二是《谈天》，前书是近代关于蒸汽机原理及轮船行驶知识最早译本之一，后书则标志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开始系统介绍进中国。伟烈亚力还为制造局翻译过《分光求原》一书，但未出版。
藤田丰八为日本学者〔72〕，1897年来上海，翌年与罗振玉策划成立东文学社，王国维等为其学生。他曾为上海农学会翻译农学书籍多部。1898年江南制造局设立工艺学堂，他被聘请为学堂译员，专译工艺方面的书籍。据说，聘请藤田丰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薪水较西人极廉”〔73〕。他为制造局译书仅两种，《造洋漆书》和《颜料编》。
参加译书的中国学者主要有徐寿、华蘅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郑昌棪、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
徐寿（1818—1884），江苏无锡人，字雪村，幼年丧父，青年丧母，家境比较贫寒。他勤劳好学，尤好格致之学，咸丰初年，到上海墨海书馆，向正在那里工作的数学家李善兰请教问题，接触到西方传进来的新学。他购置一些书籍和仪器，回家便照着书上介绍的内容进行科学实验。1862年，应曾国藩之召，赴安庆内军械所研制轮船。这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有着重要意义。1867年，他携子徐建寅到上海襄办江南制造局。到任不久，他便建议曾国藩创办翻译馆。翻译馆成立后，他成为馆中最重要的中国译员。
徐寿在江南制造局共译书16部，多与傅兰雅合作。其中，化学方面6部，工艺方面4部，其他方面6部。化学译书有《化学鉴原》及其《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这些书无论在内容、还是译名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工艺方面的译书有《汽机发轫》和《西艺知新》初集、续集。他还译有《法律医学》中的三卷，这是一部西方法医著作。
在江南制造局工作期间，徐寿还写了《医学论》、《汽机命名说》、《火药机器》等文章，均发表在傅兰雅主编的杂志《格致汇编》上，这些实际是他译书的副产品。
在译书的同时，徐寿参加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工程。1876年，参与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科技学校格致书院，并长时期主持该院工作。1884年9月24日，病逝于格致书院。
徐寿知识广博，著述繁富，做事踏实，为人诚恳，在晚清热心科学的文化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笔者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所藏的傅兰雅档案中，看到为纪念徐寿而编的一本未刊稿，封面题名《雪村先生遗像》，里面除了存有徐寿遗像，还有程培芳的《雪村公传》（后收在《锡金四哲事实汇存》中），张文虎、王德均、张佳梅、江标、郑昌棪等12人的题词、题诗和纪念文字。诸人都是徐寿生前友好或同事，大多热心科学。他们给徐寿以极高的评价。兹录数则：
智者创物，巧者述之。述者之巧，或过于师。卓哉徐君，实事求是。服膺西学，深会其旨。辨别性质，研精覃思。技也进道，格物致知。〔74〕
我友雪村山泽癯，读书不为章句儒。心游六合身九衢，犹虑学问囿一隅。异书海国搜遗珠，幽讨一二分瑕瑜。〔75〕
雪村先生博学多闻，吾吴奇士也。秉性恬淡，不趋时尚，隐居于锡山之麓，曾文正公闻其名征而出之。先生不愿作吏，惟请购求西书，广为翻译，以兴士林所不逮。及奉檄，终年不释铅椠，历十余寒暑，几如一日，故于泰西诸学尤为渊邃，声名敷布遐荒，不特海内所闻已也。先生与人讨论格致之理，反复开导，娓娓不倦。〔76〕
华蘅芳（1833—1902），江苏无锡人，字若汀。幼年时即对数学有兴趣，到二十来岁，在数学方面已小有名气。他听说上海有洋人翻译西书，与徐寿结伴到上海墨海书馆，与伟烈亚力、李善兰等人讨论数学及其他学术问题。1862，受曾国藩之召，前往安庆内军械所，从事科技活动。华蘅芳非常重视西学，他将当时所能找到的西书，包括《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重新印刷出版。1868年翻译馆建立，华蘅芳参与了筹备工作，并成为骨干译员。1876年，格致书院成立以后，他又兼任教习。他一生著译共11种61册，其中10种50册由江南制造局出版，包括数学方面5种，《代数学》《微积溯源》、《三角数理》、《代数难题》、《算式解法》；其他方面5种，《地学浅释》、《金石识别》、《防海新论》、《御风要术》、《测候丛谈》，涉及地质学、气象学、兵学等。他与傅兰雅合译过《决疑数学》，那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部概率论专著。此书在1880年已经译出，但不知何故，没有立即出版，直到1896年，才由周学熙出资印行。〔77〕此外，华蘅芳还翻译了《代数总法》、《海用水雷法》、《风雨表说》，这些书虽早已译成，但似乎并没有在江南制造局出版。华蘅芳在数学方面的翻译工作颇多开创意义，他是晚清中国屈指可数的数学家之一。他所翻译的《地学浅释》，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早期最好的地质学译作。时人认为华蘅芳译笔清雅，文辞朗畅，“足兼信、达、雅三者之长”〔78〕。所言不无过誉，但华蘅芳的译作在晚清受到广泛好评，则是事实。
舒高第，生卒年不详，浙江慈溪人，字德卿，自幼赴美国，留学十余年，英文修养很好，通西医，约于1877年进江南制造局为译员，兼任广方言馆英文教习。他的译作甚多，在中国译员中排名第一，由江南制造局正式出版的便有19种。其中，医学方面有《内科理法》、《产科》、《妇科》、《临阵伤科捷要》；军事、兵学方面有《英国水师律例》、《海军调度要言》、《炮法求新》、《爆药记要》、《淡气爆药》等；农学方面有《农务全书》、《种葡萄法》；冶金方面有《矿学考质》、《炼金新语》、《炼石编》；法学方面有《美国宪法纂释》。此外，他还翻译、编写了《英语入门》、《眼科书》、《医学总说》，这些书似未付梓。舒高第英文不错，中文修养大概不是很好，他的译作，多有另一名中国学者参与润色。
《译书公会报》
赵元益（1840－1902），江苏新阳（今昆山）人，字静涵，举人出身，华蘅芳表弟，通晓中医，熟悉格致之学。其外祖父精医，家有医书数百种。赵元益因寄居外祖父家，受此影响，亦喜医学。年二十时补博士弟子员，次年其母被庸医所误，遂立志业医。尤于张仲景医书有心得，诊治有奇效，于是声名大起。嗜喜读书、藏书。1871年进翻译馆，译有各类书籍17种，其中医学方面有《儒门医学》、《西药大成》正编及补编、《内科理法》、《保全生命论》、《济急法》，这些与舒高第合译的医书，构成江南制造局所译西方医学书籍的主要部分；军事方面有《临阵管见》、《爆药记要》、《水师保身法》、《行军指要》、《行军测绘》等；另有《数学理》、《光学》、《海塘辑要》、《冶金录》等。《光学》是19世纪中国介绍西方近代光学最重要的著作。赵于1889年中举，翌年以医官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回国后仍以翻译为事。1897年与董康创立译书公会，创办周刊《译书公会报》，加速翻译科技图书，并与吴仲韬创立“医学善会”。1902年复以译书征至京师，旋患病卒。
徐建寅（1845—1901），江苏无锡人，字仲虎，徐寿次子，自幼爱好科学，1862年随父进安庆内军械所，1867年进江南制造局，参与筹备翻译馆，参加译书，1874年被调往天津机器局，以后相继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州船政局提调，1879年任驻德国使馆参赞，1884年回国，1885年会办金陵机器局，以后相继在湖北、直隶、福建等地任职，1901年3月11日，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殉职。徐建寅著述甚丰，计翻译15部，著作3部，专论10篇，其中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作10种，包括《化学分原》、《运规约指》、《器象显真》、《汽机新制》、《汽机必以》、《声学》、《电学》、《艺器记珠》、《水师操练》、《轮船布阵》、《格林炮操法》，多关机器制造和军事方面。他还为伟烈亚力、李善兰翻译的《谈天》补充了到1871年为止的西方天文学新知识，由江南制造局增订出版。所译《化学分原》内容关于分析化学，补充了其父所译化学系列著作所缺部分，使得西方近代化学知识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郑昌棪，生卒年不详，浙江海盐人，1880年以前进翻译馆，译书16种，多与林乐知、舒高第合作，医学方面有《产科》、《妇科》、《临阵伤科捷要》，军事方面有《炮法求新》、《水雷秘要》、《铁甲丛谈》等，冶金方面有《炼金新语》、《炼石编》，此外还有《列国岁计政要》等。
汪振声，生卒年不详，江苏六合人，1880年以后进翻译馆，译书12部，多与傅兰雅合作，有《公法总论》、《营工要览》、《农学津梁》、《化学工艺》等，另外参加了1897年、1898年的《西国近事汇编》的译编工作。
钟天纬（1840—1901），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鹤笙，33岁时进上海广方言馆，随林乐知习英文，1878年随李凤苞出使德国，1882年回国，入翻译馆，参加译书工作，后以创办三等学堂、推行新式教育方法而出名。他译书6种，即《英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船坞论略》、《行船免撞章程》、《工程致富》、《考工纪要》。他还参加了从1882年至1884年的《西国近事汇编》的译编工作。
瞿昂来，生卒年不详，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字鹤汀，1872年进上海广方言馆学习，毕业后曾任中国驻英使馆翻译、广方言馆教习，有译作5种，包括《东方交涉记》、《英俄印度交涉书》、《列国陆军制》、《法国水师考》和《格致小引》。
李凤苞（1834—1887），江苏崇明（今属上海）人，字丹厓，1872年以前进江南制造局，1875年调任福州船政局总考工，1878年以后，历任出使德、奥、意、荷四国大臣和使法大臣，1884年回国，任北洋营务处总办，因购买德舰受贿被革职。李凤苞译书12种，其中10种为军事、兵器方面，包括《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饼药法》、《攻守炮法》、《营垒图说》、《引渡述要》等。这些多与金楷理合作。他还翻译了《平圆地球图》，参与译编《四裔编年表》。
范熙庸，生卒年不详，上海人，译书6种，其中3种为农学方面，即《农学初级》、《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土质论》，另有《日本学校源流考》、《金工教范》和《无线电报》。他还译编了最后一部（1899）《西国近事汇编》。其生平事迹不详，从译书内容来看，他是较晚才与制造局发生联系的。
王汝，生卒年不详，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大概自90年代初参加翻译馆工作，共译书6种，有《化学源流论》、《农学理说》、《相地探金石法》、《工业与国政相关论》等。他参加了1894年至1896年《西国近事汇编》的译编工作。
贾步纬（1840—1903），上海南汇人，字心九，青年时在上海城内经商，对天文、数学有兴趣，拜李善兰为师，并与伟烈亚力等交游，研究数学和天文学。“常日夜思维天文、算学等事，能自推日月亏蚀。”〔79〕他在1871年以前已进江南制造局。大概因他的数学、天文学功底较好，他参加译书很少，而是吸收西学成果，独立编书。据《南汇县续志》、《译书事略》、《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等书记载，他译的书有《开方表》、《弦切对数表》、《八线简表》、《八线对数全表》、《恒星表》、《恒星赤道经纬表》，另著有《躔离引蒙》、《交食引蒙》、《万年书》等。所编《航海通书》（一名《上海行海通书》），主要参考了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航海通书》，自1871年至1904年，年出一册。原书以格林威治的经线即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经度的起点，贾步纬在编译时，将其改为以中国北京经度为起点。这一改动，不知是出于贾步纬自己的考虑，还是制造局当局的想法，要之，这与利玛窦将中国置于世界地图中心一样，是为了满足中国人传统的天朝中心的自大心理。贾步纬晚年退休回南汇，教人学习科学知识，并与人合编《便用通书》，俗称皇历，用近代天文、地理知识编写新的历书。他去世后，乡人以诗咏之：“徽君算学参西法，勾股躔离各注疏。上晓天文下地理，《便民》《航海》两通书。”〔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