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译书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徐华封、徐家宝、潘松、王德均、华备钰、王树善、赵诒琛、沈陶章、应祖锡、陈洙、严良勋、李景镐、黄伯申、潘元善、丁树棠、王季点、程銮、朱恩锡、江衡、凤仪、李岳衡、吴宗濂、范本礼、钱国祥、俞世爵、蔡祚来、徐兆熊、王季烈等35人，每人译书为一至三种不等。其中，王季烈有一特别贡献〔81〕，是将藤田丰八翻译的物理学教科书重新编写，并定名为《物理学》。
翻译馆的译员，在馆时间有长有短，译书品种有多有少，社会影响有大有小，但用后人对翻译人才的要求，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合格的译才，因为没有一个人精通中外两种语言文字、能够独立担当起译书重任。以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翻译底本的选择，局译西书也多有可议之处。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翻译人才成批涌现，新译西书层出不穷，翻译馆所出西书已成刍狗，不少人遂以不屑一顾、讥笑讽刺的口吻来谈论局译西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便把《四裔编年表》等局译西书作为取笑资料。其实，就像每种理论都有自己的世纪一样，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时代。傅兰雅、林乐知、徐寿、华蘅芳等人，在既缺工具书、又缺其他译本参考的情况下，创榛辟莽，筚路蓝缕，中外结合，口译笔述，推敲译名，创立新词，编制中西名目对照表，为西学输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被动开放的中国在急需引进西学而又缺乏人才情况下的过渡时代的译才。
顺便指出，不少论著把李善兰列为江南制造局重要译员，事实上，李善兰仅是在翻译馆初创时与翻译馆有些接触，很快便北上京师，担任同文馆教习。他与傅兰雅合译的唯一西书《柰端数理》，并未译完。所以，他不能算翻译馆译员。
【注释】
〔1〕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格致汇编》，1880年。
〔2〕此四本书名为曾国藩1868年奏稿中所列举，当不致有误，然考之各种有关翻译馆译书目录，均无《汽机问答》之名，抑或为他书之最初译名，正式出版时改用他名了。又，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说，翻译馆正式成立以前，共译出西书三种，为《运规约指》、《汽机发轫》和《金石识别》，与曾国藩所说不一，不知孰是，待考。
〔3〕《洋务运动》，第四册，79页。
〔4〕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5〕参见Adrian A.Bennett：John Fryer：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19th-century China（《傅兰雅译著考略》），73~81页，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
〔6〕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7〕华蘅芳：《地学浅释·序》。
〔8〕关于翻译馆译书总数，学术界众说纷纭，有多种说法。笔者对照了几种目录书，包括陈洙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上海县续志》卷十一所附《编译馆所译书目》、美国贝奈特所编《傅兰雅译著考略》，并且查考了傅兰雅1880年写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发现所以产生多种说法的原因有四：第一，有的目录书将译书与非译书混为一体，有的则加以区别；第二，有的书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合为一册，类似于今日之“外一种”、“外二种”，有些目录书收录时以一册作为一种，有的以一册作为二种、三种；第三，有的书分正编、续编、补编，并非同时出版，早期目录书将其列为多种，后期目录书将其合为一种；第四，有一批图表，诸如海道图、地图，早期目录将一图列为一种，后期目录干脆不收。这样，在数字上便发生了歧异。翻译馆自己所编《译书提要》，成书较晚，1909年，很多零散图表不收录，有些连出多年的书只作一种看待。
〔9〕参见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载《中国科技史料》，第16卷第2期，1995。
〔10〕《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30页。
〔11〕同上书，31页。
〔12〕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算学第十二。
〔13〕《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32页。
〔14〕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算学第十二。
〔15〕《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33页。
〔16〕同上书，34页。
〔17〕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载《格致书院课艺》，光绪己丑年春季，5页。
〔18〕《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35页。
〔19〕同上书，37页。
〔20〕参见咏梅：《饭盛挺造〈物理学〉的日文底本及其与中译本的比较》，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5（3）。
〔21〕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理化第十一。
〔22〕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载《格致书院课艺》，光绪己丑年春季，10页。
〔23〕《通物电光》，卷三，论各事手工。
〔24〕王冰：《中外物理交流史》，229页。
〔25〕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声学第十六。
〔26〕参见王冰：《明清时期西方近代光学的传入》。
〔27〕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见《格致书院课艺》，光绪己丑年春季，8页。
〔28〕《化学分原》的著者，译本署名“蒲陆山”，误将该书第三版增订者当做原作者了。
〔29〕参见徐振亚：《近代科学家徐建寅和他的译著》，载《中国科技史料》，第10卷第2期。
〔30〕《测候丛谈》中译本未注名原作者，故一般读者无从得知作者为何人。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根据傅兰雅档案，列出江南制造局所译各书原书名及作者名，《测候丛谈》的作者名为“Herschel，Sir John Frederick，17921871”，笔者据以得知此书原作者为侯失勒。
〔31〕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32〕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地学第二十。
〔33〕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34〕《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57页。
〔35〕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地学第二十。
〔36〕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见《格致书院课艺》，光绪己丑年春季，11页。
〔37〕《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59页。
〔38〕同上书，62页。
〔39〕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8页。
〔40〕参见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霍有光：《西安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7（1）。
〔41〕〔42〕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43〕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1页。
〔4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396页。
〔45〕同上书，398页。
〔46〕同上书，400页。
〔47〕同上书，401页。
〔48〕同上书，408页。
〔49〕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14页。
〔50〕《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一，4页。
〔51〕同上书，9页。
〔52〕费利摩罗巴德：《各国交涉公法论》，原序。
〔53〕在傅兰雅个人藏书中，此书书脊所题英文名为：International Law，Private。
〔54〕华蘅芳：《防海序》，见《防海新论》，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74。
〔55〕李鸿章在奏摺中写道：“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争战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若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集精锐，止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洋务运动》，第一册，44~54页）
〔56〕《右庶子张之洞奏因俄事条陈应防各要地事宜片》，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二。张之洞误将《防海新论》写为《海防新论》，兹予径改。
〔57〕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58〕《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收江海关道冯焌光信一件》，见《江海关道函送上海机器局印各项书籍》，收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0134/7（8），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59〕《光绪七年十月初三日收南洋大臣刘坤一文》，见《江海关道函送上海机器局印各项书籍》，收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0134/7（8）。
〔60〕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61〕孙维新：《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见《格致书院课艺》，光绪己丑年春季，10页。
〔62〕〔63〕〔64〕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