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同文书会说起
晚清中国，传教士所办出版机构，首推广学会。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4年易名广学会。发起人主要是一批寓沪西人，核心人物是韦廉臣。
韦廉臣像
韦廉臣（1829—1890），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生于苏格兰，1855年来华，在上海传教，两年后回国，1863年再度来华，在烟台传教。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议决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供全国教会学校使用。韦廉臣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委为益智书会秘书。1884年，他在英国组织苏格兰同文书会，进行募捐活动，用所募钱款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中文书籍。不久，苏格兰同文书会因故解散，所余钱款、资产、印刷机器均由韦廉臣管理。韦乃联络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人，于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韦廉臣所管理的钱物转赠此会。所以，上海同文书会与益智书会、苏格兰同文书会均有一定渊源关系。〔1〕
广学会发起人除了传教士以外，还有西方来华商人、领事馆官员、医生、律师等方面人物，第一年为31人，两年后增至39人。主要人员除了韦廉臣，还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德国驻沪总领事佛克，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老元芳洋行代表多各尼，有利银行代表伯斐细。会员人数历年不等，1890年以前，均不超过百人；1892年以后，人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最多的是1905年，有254人。会员主要是在华西人，也有少量华人参加，蔡尔康、凤仪等便列名其中，但骨干力量是西方传教士。会长（一称总理）长期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副会长由佛克、哲美森等担任。韦廉臣、慕维廉等人为协理。韦廉臣兼任书记即秘书，后称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1890年韦廉臣病逝，其工作由李提摩太接替。李在任上长达25年，是广学会最重要的人物。
广学会初期，自设印刷厂，韦廉臣去世以后，因经费拮据而停办，所出书刊改由美华书馆承印。
广学会的会址历经数变。开始时设在上海熙华德路25号，后迁江西路41号和蓬路44号，1905年在河南路445号设发行所，1908年在北四川路之143号建办公楼，1932年又在博物院路128号建9层大厦。
广学会历时70年，1956年12月5日，与中华浸会书局、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和中国主日学合会，联合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广学会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宗旨、活动特点、社会影响差别很大，其介绍西学最多、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1900年以前，尤其是戊戌变法时期。1900年以后，一因中国自己翻译人才成批出现，二因日译西书大量涌入，三因广学会出版书籍越来越限于宗教范围，其社会影响逐渐式微。所以，本书主要就1900年以前的情况作一探讨。广学会的宗旨是编译出版书刊，介绍西方文化。《同文书会发起书》写道：“本会的目的归纳起来可有两条，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传教士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学问，尊崇学者，士大夫们充斥于帝国各地，“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鉴于这个分析，他们确立了自己的工作重点：一、文人；二、官员。李提摩太曾对中国文人、官员的数量，以及广学会工作重点对象作过一个估计：县级以上的主要文官2289人；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
1987人；府视学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书院教习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2000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约60万，以其中百分之五为重点，计30000人；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百分之十计算，计4000人；这样，广学会工作重点对象共计44036人。〔2〕他认为，这个数字，从整个中国来说，平均每县只有30人，但是，影响了这4万多人，就等于影响了中国3亿多人。
从这个宗旨出发，广学会将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翻译、编写、出版书刊；二、赠书、售书；三、举办征文。
二、译书·编书·赠书·售书
广学会究竟翻译、编撰、出版过多少书籍，由于在广学会的年报中，有几年没有出版物的具体记录，因此，无法确知。据台湾学者王树槐估计，从1887年至1900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约176种；至1911年，共出版461种。这些书籍中，有一部分是新译的，如《泰西新史揽要》；有一部分是新编的，如《中东战纪本末》；还有一些是重印的，如《格物探原》。就内容言，有些属于纯宗教方面，有些属于非宗教方面，有些则属于宗教与世俗内容的混杂。据分析，这些书籍中，纯宗教性书籍约138种，占总数29.93%；非宗教性书籍约238种，占总数51.63%；含有宗教意味的但也含有其他内容的书籍约85种，占总数18.44%。这是就1911年以前整个晚清时期而言的。〔3〕
广学会编印的刊物，有《万国公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中西教会报》和《大同报》。最有名的当然是《万国公报》，本书已有专门介绍。
《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均为儿童刊物，前两者创办于1888年，后者创办于1889年，均于1890年停刊。这些画报内容浅显有趣，图文结合，颇受读者欢迎，年销量最多的达三万五千多册。
《中西教会报》，1891年2月创刊，月出一期，1893年12月停刊，1895年1月复刊，林乐知、卫理、高葆真、华立熙、莫安仁、季理斐等传教士先后担任主编。1912年改名《教会公报》。这是一份以教徒为主要对象的宗教杂志。
《大同报》创办于1904年2月，周刊，至1914年止，共出538期，翌年改为《大同月刊》。高葆真主编。这是一份综合性刊物，有社说、外论、西报选译、西书选译、智丛、艺文杂纂、新闻选译等，翻译内容颇为丰富，涉及哲学、教育、历史、宗教、农业、动植物等。
广学会出版的书籍中，在1900年以前，最著名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比较有名的有《格物探原》、《自西徂东》、《文学兴国策》、《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论生利分利之别》和《百年一觉》，对这些书的内容、著者、译者情况，社会影响情况，本书在有关章节中，已有具体介绍，兹不重复。
书、刊结合是广学会宣传西学的有效手段。广学会翻译、编撰的许多西书，都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然后单独出版。报刊连载，有两大好处，一是投石问路，观察社会反应；二是扩大影响，预作广告。《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书，都是先在报上连载，受到好评，然后加快翻译、编撰，正式出版的。好书的出版，反过来也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这样，书、刊互补，相得益彰。
免费赠送出版物，是传教士扩大影响的传统手法。广学会成立以后，便广赠书刊。其赠送书刊有两种途径，一是在每次举行乡试、省试、会试科举考试时，派人到试场外面送书；二是通过各种关系，向中国中央和地方官员赠书。所送书刊，有宗教宣传品，也有介绍时政和科学知识的读物，以后者为多。请看下列赠书记录：
1888年，各地举行乡试时，广学会向有关考场分送了2000册《格物探原》，即北京、南京、沈阳各500册，杭州、济南各250册，另送了10000册《自西徂东》给南京传教士，由他们分发给应试学生。
1889年，广学会将1004部《格物探原》、1200份《万国公报》，平均分送给举行科举考试的杭州、南京、济南和北京。
1892年春，北京举行会试，广学会分送《中西四大政》5000本，同年向中国十个省的行政长官，赠送《救世教益》。
1893年，慈禧六十寿辰，全国举行恩科考试，广学会向沿海十省每省赠书6000册，共计60000册。同年，克郎兹牧师资助1200元，广学会重印花之安《自西徂东》一书，凡2000部，向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每人赠送一部。
据不完全统计，自1888年至1900年，广学会赠送各类书籍、刊物累计302141册，其中最多的是1897年，为121950册。〔4〕
广学会售书，主要通过它设在各地的经销处实现。广学会成立初期，自己没有售书局，书籍主要由上海北京路美华书局和汉口路的申报馆经销。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书的增多，它的经销点也越来越多。在上海，申昌书画室、格致书室都成了它的代销点，全国许多城市都有它的经销处，1898年有28处，1899年增至35处。它们是：辽阳，沈阳，牛庄，北京2处，天津，济南，青州，平度（山东），兴安（陕西），重庆3处，成都，汉阳，汉口，九江，湖南某地，庐州，南京2处，扬州，镇江2处，常熟，苏州，江阴，衢州，福州2处，厦门，广州，太原，梧州，另一处设在朝鲜。各代销处，多由传教士负责。
三、有奖征文与社会影响
举办有奖征文，是传教士吸引士人、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林乐知在主办《教会新报》时，便举办过多次征文。1870年和1871年，他分别以《圣经》的“持守美事”、“宜察凡事善者执之”为题，公开征文，录取30名，分别奖洋7元、2元、1元。1881年，他在《万国公报》上，以下列题目征文：一、风水问谬；二、中西相交之益；三、崇事偶像之害；四、耶稣圣教中国不可缺。四题中三题与宗教有关，一题为时事问题。李提摩太在山东，亦曾以论道原、论治心、论祷告、论报应、论神像、论戒烟为题，进行征文。
广学会成立以后，继承了这一传统。1889年，韦廉臣以有关西学的题目征文：一、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二、泰西算学何者较中国为精。结果收到论文20篇，其中4篇获奖，奖金分别为10元、7元、3元、2元。慕维廉是主要评阅人，他认为，“这些论文证明他们对科学方面是有不少知识的，所达到的水平比他预期的要高得多”〔5〕。
1894年，广州、苏州等地举行乡试，英商公平洋行主人汉璧礼应李提摩太之请，捐款600两，作为征文经费。〔6〕李氏出题5道，在苏州、北京、广州、福州、杭州五地进行征文。题目如下：
一、开筑铁路、鼓铸银钱、整顿邮政、为振兴中国之大纲论。附注：日本新设邮政局，请参其成法，以资集思广益之助。
二、维持丝茶议。附注：外洋所需丝茶，多仰给于中国，非天气地脉之尽不宜也，人工之贵于中国也。中国亟宜先求各国之良法，以制新机，然后缫丝而经纬愈匀，焙茶而色香俱足；其植桑育蚕肥土采叶诸事，亦宜□□讲求，悉心参考。庶几大宗之利，不为异域所攘。诸君望重乡闾，评精月旦，请抒宏议，以牖愚民。
三、江海新关考。附注：中国广开江海各关，稽征来往外洋货船税钞，垂三十余年矣，有益于国计民生者何在，请详考之。
四、禁烟檄。附注：鸦片烟久为民害，中国欲禁之意，必有见诸行事、确凿可凭者，谓宜畅发隐微，宣示遐迩，并声明印度禁烟入华后，华民尚复私栽罂粟，作何治罪，庶几名正言顺，外人无可置词。诸君本此二端，作为一檄，诛物而不责人，则无害海邦交，而烟窟化为月府矣。
五、中西敦睦策。附注：中西通好以来，间或小有龃龉，今宜操何术以融芥蒂，而使交涉诸事，益敦睦谊，诸君必有良策，愿拭目而观之。〔7〕
乡试以前，广学会在上述五个城市散发一万张征文通知。通知要求，应征者须五题全做，每题四五千字，不拘形式。收稿站设在上海虹口昆山路的中西书院，评判人为王韬、沈毓桂和蔡尔康。结果，收到论文172篇，评出70名，分六个等级，一等5名，奖金16两；二等5名，奖金12两；三、四、五等各10名，奖金分别为10两、8两和6两；六等30名，奖金4两。这是广学会举办的影响最大的一次征文。
获奖人员中，有8人曾参加过上海格致书院的课艺，他们是杨毓、殷之辂、储桂山、杨史彬、项藻馨、李鼎颐、胡家鼎、陈翼为，其籍贯可参见本书有关格致书院一章的表8—4。杨毓为《盛世危言》写过跋语，储桂山编过《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项藻馨在《格致新报》上也发表过一些文章。余人事迹多不详。最引人注意的是“康长素”，即日后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他得的是六等奖。〔8〕
广学会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第一，它开始了结合中国实际、围绕变法宣传西学的历史。19世纪后期，中国出版西书的机构，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最有成效，影响最大，但两者出书内容各有侧重。江南制造局所出书籍偏重于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方面；广学会所出书籍则偏重于批评弊端、鼓吹变法方面。用林乐知的术语，便是“醒华”与“兴华”两项。介绍世界历史、地理、国际交往常识、各国教育概况、近代文明发展情况，可以归入“醒华”范围；提出众多变法建议，概括的如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具体的如兴学、办报、游历、采煤、冶金、兴建铁路、开办银行、改进税收、奖励工商、开设议院，可以归入“兴华”范围。从思想文化发展角度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属于洋务时代，广学会则属于戊戌时代。
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出译作不同，广学会除了翻译，还从事编撰、创作。从它在1900年以前所出书籍来看，至少有一半是编撰之作。重印的《自西徂东》、《时事新论》，新编的《大国次第》、《新政策》、《论生利分利之别》，都是此类作品。《中东战纪本末》也不是单纯的翻译，里面夹有编者许多的按语、议论。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译者的思想、情感、意向，但毕竟隔了一层，而编撰、创作则可直抒胸臆。在国事败坏、危机四伏的时代，社会更需要痛快淋漓的批评、不加掩饰的议论。广学会创建、活跃的年代，正是社会需要具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和议论的时代。以外国传教士为主体的广学会，既对中国有所了解，又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于是担当了社会批评的角色。与同时代从事社会批评活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比，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虽然对中国国情不及康、梁了解得真切，但由于他们有着康、梁等人所没有的西方文化的背景，对许多问题，可以见人所未见，提出发人深思的见解。这是使他们的著作有独特的新颖感、强烈的吸引力的因素之一。
第二，注重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讨论。自从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的价值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有经世之志的知识分子王韬、郑观应，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倭仁、张之洞等，都在这方面发表过意见。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严防用夷变夏，这些都是19世纪中后期很有社会影响的意见。其间，有一批人，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如科举制度、君主专制，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在近代的适应问题，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还缺乏总体性的思索。林乐知等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70年代，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中，已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中国的今不如古、尊祖法古的历史观提出批评。到了八九十年代，林乐知、花之安、李提摩太等在所撰论著中，加大了这种批评的分量和力度。林乐知在《中东战纪本末》中，批评中国社会有八大积习，诸如骄傲、愚蠢、欺诳、贪私、因循、游惰等；花之安在《自西徂东》等论著中，批评中国专制、尊男卑女、缠足、溺婴、只关心科举而不注意科学等弊病与陋习；李提摩太在《论生利分利之别》等文中，批评中国只强调节流而不注重开源、重义轻利，等等，这些意见恰当与否容当别论，但他们注意从价值观、历史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方面对中国文化进行讨论，这在实质上开启了日后延续几十年的关于中国文化问题讨论的先河。
第三，创造了西学传播的新局面。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等机构，在翻译西书方面着实作了不少努力，但他们译书，主要是为了政府及有关单位的应用，很少在流通上下工夫。广学会在这方面则别开生面。向应试考生赠书，游说高级官员，向中国各级官员赠书，举办有奖征文，创办报刊，书刊结合，在各地设立代销点，逐年进行成本核算，分析出版动态……广学会所进行的这些努力，使得西学从书斋走向社会，影响空前扩大。
广学会出版物对近代思想界的影响相当广泛。《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风行海内，《万国公报》朝野争读，王韬、孙中山都是《万国公报》的作者，康有为在出名前便参加过广学会的有奖征文，梁启超担任李提摩太秘书，光绪皇帝订购广学会书刊多种……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事实。我们从名目繁多的时务通考、新学汇编、经世文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中，从灿若群星的维新思想家的危言、庸言、通议、平议的变法著作中，随处可见广学会出版物的影响。
广学会出版物的影响，不止于通都大邑，不少僻野乡村也有所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凡有传教士的地方，就有广学会的影响。同盟会会员曹亚伯自述，他读到广学会出版的《格物探原》，是在湖北的兴国山中，那是一个相当闭塞的地方。在重庆活动的传教士利特尔向广学会反映，他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四川内地，那里的人都知道广学会和《万国公报》。在云南东北部活动的传教士波拉说，广学会的出版物在云南不但普遍受到欢迎，而且成为传教士藉以改善与当地官绅关系的媒介：
广学会的出版物在云南的东北部在三个重要方面帮助了传教工作。第一，也是首要的，它们使中国传道人成为充满热情、希望和具有丰富知识的有生命的传道人。第二，它们带给我们与官员的良好关系，在最近几年里发生的三次政治事变中，官员们豪爽地保护了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第三，过去拒绝接受我们赠书的一些学者，现在变得乐于购买或借阅广学会出版的书籍，也愿接受赠书了。许多人对我们开设的图书馆非常喜爱。〔9〕
在江西活动的女传教士格特鲁德写信告诉广学会，她到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家里作客，这家主人的女儿们把她带到书房，“在那里我看到几乎全是广学会出版的书。在与这家人的谈话中使我有理由相信他们都看过这些书。住在这家附近的一个待职的翰林，他家也藏有很多广学会出版的书，我相信这些书在他未来的宦途中将会对他产生影响”〔10〕。浙江乡下的一个书生给广学会写信说：“我住在一个乡村里，但我读过你会出版的一些书，它们确实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水平。我可以代表极大多数士人的意见，诚恳地要求你们能继续为唤醒我们的民众而提供新书。”〔11〕在江苏省清江浦一带活动的传教士伍德反映：1899年，“他去了江苏省北部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从来没有传教士去过，但他却发现那里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广学会出版的书本，这使他感到惊奇。那里的老百姓对他很好，他们非常熟悉广学会出版的一些书刊，以致林乐知博士和李提摩太先生的名字在他们中间家喻户晓”〔12〕。
广学会的影响如此广泛而深入，但是，我们从戊戌时代文人学者的著作中，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人的观点、看法、数据、资料，来源都是广学会书刊，但很少有人注明。郑观应是个例外，他在《盛世危言》中多处注明引录、附录的是广学会出版物，如《七国新学备要》等。相反，有些人一边在使用广学会提供的资料，吸收其观点，一边又以不屑一顾的口吻，批评外国人隔靴搔痒。这种吃了葡萄还说葡萄酸的现象的产生，除了与传统的中华自大心理有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学会读物中那种从骨子里散溢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让中国学者难以接受。且不说那些纯宗教读物中独尊上帝、排斥百家的说教，对中国礼俗、信仰的攻击，从学理上难以服人，中国读者自然难以认同。就是那些确有见地的中西比较，比如西方科学如何先进，中国如何落后；西方人教育如何发达，中国文盲如何众多；西方人均收入如何高，中国如何低，尽管所说都是事实，也让中国读者从情感上感到压抑、别扭。同样这些话，由中国学者自己说出，感觉就不一样，效果也不同。接受对象与传播主体之间的国籍之别、心理距离，接受对象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的纠缠，导致一些中国学者对广学会出版物采取了阴奉阳违的态度。
【注释】
〔1〕益智书会英文名为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苏格兰同文书会英文名为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直译为“中文书刊协会”。上海同文书会英文名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直译为“在华人中传播基督教与一般知识协会”。同文书会易名广学会，起初英文名依旧，1905年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直译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协会”。
〔2〕参见《同文书会年报》，第四号（1891），载《出版史料》，1988（3、4）。
〔3〕参见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第四期上册，1973年5月。
〔4〕这是据1888年至1900年《广学会年报》所载数字统计出来的，其中，1890、1891、1895、1896、1898年年报未载赠书数字，所以，广学会实际赠书，当远远超出此数。
〔5〕《同文书会年报》，第二号（1889），载《出版史料》，1988（2）。
〔6〕关于有奖征文，汉璧礼曾致信李提摩太，除了表示愿意捐款资助，还就征文题目提出意见。信的内容是：
李提摩太牧师
广学会总干事：
亲爱的先生——你今天的建议我很赞赏，我愉快地捐助500两，为1894年在苏州、北京、广州、福州、杭州举办奖金征文之用，每个地方各一百两。这笔奖金是奖给在上述各城市定期参加科举考试而愿意应征的学生，他们的论文由你会评定然后发给奖金。
鉴于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所做的工作，十分之九是为了中国在精神方面获得裨益，我则希望我的这点小礼物能用于中国人物质和知识方面的福利。因此我拟就了下面一些题目，以便参加征文者进行选择——
1.中国采取日本最近已经实行的铁路制度、邮政制度和银币制度方法，从中获取利润。
2.中国采用机器制茶、缫丝，以便与外国竞争。
3.中国从三十年来海关的优越的管理制度上所获得的利益。
4.说明中国是否真正愿意停止鸦片贸易，并证明倘若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鸦片生产，中国是有可能制止鸦片巨大的生产量的。
5.论证中国如何可以和外国建立更好的和更友善的关系。
得奖人的名字应予公布，可能的话，也将征文的译文刊印出来。我打算为这次征文的花费另捐100两。
你的真挚的
汤姆斯·汉璧礼
1893年11月29日
〔7〕李提摩太：《拟广学新题征著作以裨时局启》，《万国公报》，1894年8月。引文中“□□”为字迹无法辨认者。
〔8〕得奖名单如下：
一、得16两者5名： 张国本 殷履亨 许渠新 杨毓 卢元璋
二、得12两者5名： 金文耀 李鼎元 李昌祺 史纲 吴天禄
三、得10两者10名： 陶感甄 王潭 王光第 董祺 殷之辂
詹万云 储桂山 林杨光 俞楠 江宗海
四、得8两者10名： 曹鼎新 张玉林 胡祥麟 杨史彬 刘祖培
喜语刻廑 沈敬学 厉昌寿 项藻馨 李宝铸
五、得6两者10名： 徐济安 姚铎 李镜江 苏干昌 林士壳
李鼎颐 黄冈 平彝 杨树风 陈元鬯
六、得4两者30名： 杨翰青 周翰翔 赵贞 王赞臣 李赞宸
潘焯 刘国荫 毕超 王国治 康长素
陆钟润 周梦胥 陈善 谭林 顾础基
胡家鼎 徐蒸人 王炳坤 张文彬 黄锡田
马昌焕 厉昌寿 许玉庭 陈翼为 王朝杰
刘宗毅 黄志曾 石史 华统 孙宝元
相关记载见《广学会年报》，第八次（1895），载《出版史料》，1990（1）。其中“厉昌寿”凡两见，疑有误。
〔9〕〔10〕《广学会年报》，第十三次（1900），载《出版史料》，1992（4）。
〔11〕《广学会年报》，第十次（1897），载《出版史料》，1991（2）。
〔12〕《广学会年报》，第十三次（1900），载《出版史料》，19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