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后期，北方大旱，百年不遇，河干土裂，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人相为食。他募得巨款，解到华北，放赈救灾。望着这位高鼻蓝眼的放赈人，当地灾民不知怎么感激才好，只是连声称他“鬼子大人”。
尴尬人获得了尴尬的尊敬。“鬼子”，在近代是对外国人的侮称。在时人的观念中，传教士是与拐骗儿童、挖眼炼药等恶行连在一起的，称其“鬼子”，理所应当。“大人”，是对官长、长辈和德行高尚的人的尊称。观念中为非作恶的传教士，与现实中放赈行善的传教士发生了冲突，憨厚朴实、不知所措的北方人便将“鬼子”与“大人”加在了一起。
“鬼子大人”这一称呼颇耐咀嚼回味。近代来华传教士中，有些人确有“鬼子”之行；有些人蒙受“鬼子”恶谥而有“大人”之行；有些人则“鬼子”、“大人”兼而有之。那么，这位被称为“鬼子大人”的李提摩太属于哪一类呢？
在晚清中国，李提摩太是个知名度相当高的人。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办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他没有像赫德那样，在中国政府中取得实质性的位置，但他对晚清社会思想的影响，远超过赫德。他没有像傅兰雅那样，具体介绍过那么多的科学书籍，但他对科学价值的宣传，并不比傅兰雅逊色。至于政治活动，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相比的。
一、在华四十五年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人，出身于英国南威尔士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教书、参加宗教活动。1869年毕业于威尔士的一所神学院，同年被浸礼会封为牧师，奉派来华。1870年2月12日，李提摩太在上海稍事休息以后，便乘轮北上山东烟台。烟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时已成为传教士在华北活动的基地之一。韦廉臣、倪维思、狄考文等英美传教士已先期在那里活动。开头几年，他在烟台学习中文、传教，1874年将活动地点移至青州。1876年至1879年，华北的山东、山西、直隶等省，发生特大旱灾，李提摩太投身赈灾活动，先在山东，后在山西。他和其他传教士在山西共发放了12万两赈款。通过赈灾，他趁机发展了一批教徒，也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他与中国的底层百姓、上层官员和一些知识分子，建立了比较广泛的联系。
李提摩太夫妇像
1880年与李鸿章的一席谈话，促使李提摩太对自己以往的传教方法进行了反省。李鸿章说：“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这番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应该对中国的读书人作些研究，应该用科学知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来华之前，他对近代科学知识所知并不很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科学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不久，他便能就以下各题，向中国官绅作深入浅出的宣讲：一、哥白尼所发现的天体秘密；二、化学的奥秘；三、机器的效能，诸如车床、刨床、缝衣机等；四、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诸如火车、工厂的原动力；五、电力的奇迹，诸如发电机、电报；六、光学的贡献，诸如摄影机、幻灯等；医学与解剖的进步与奇迹。从1881年到1884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邀请一些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前来听讲，观看他的科学示范表演。
1890年7月，李提摩太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邀，到天津临时担任《时报》主笔，历时一年多。这段时间，他在《时报》上发表社论二百多篇，后汇集成册，以《时事新论》为题出版。
1891年10月，他到上海担任同文书会（后名广学会）总干事，开始了他在华生活的新的一页。上任以后，他对广学会工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有了明显的起色。第一，他强调广学会的工作对象，应以中国的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对中国上层社会进行了具体的调查和研究。第二，扩大、加强业已开展的有奖征文工作，曾征得英商汉璧礼的支持，在北京、苏州、广州等地，进行影响广泛的征文活动。第三，强化了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对维新变法的宣传意识。第四，加大了广学会宣传变法书籍的出版量。《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名著，都是在他主持广学会工作以后出版的。与此同时，他本人加强了对中国上层人物和关键人物的联系与活动。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翁同龢、孙家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接触。张之洞资助他以大笔经费，李鸿章对他相当器重，梁启超当过他的中文秘书。甲午战争期间、戊戌变法期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员之间，企图影响政局的发展，结果都未如愿。义和团运动以后，他提出利用山西的赔款银五十万两，在山西开设学堂，讲授中西学问。山西大学堂缘此办成，李提摩太成为这个学堂的首任西学专斋总理。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堂，这是首倡，它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20世纪初的几年，李提摩太往来于上海、太原之间，既负责广学会，又兼管山西大学堂。
历史进入民国以后，李提摩太年事渐高，精力不济，社会活动渐少。1916年，他辞去广学会总干事之职，返回英国，1919年去世。
二、传播西学种种
李提摩太晚年像
李提摩太比较集中传播西学、宣传变法，始于19世纪80年代，即他的传教方式发生变化以后。
80年代初，他的变法主张集中地反映在《近事要务》中。《近事要务》连载于从1881年11月12日至1882年1月28日的《万国公报》上，署名“中西友”。这是短札式的变法提纲，凡98则，每则几十到一二百字，举凡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各门学科，工业、农业、教育、卫生等各个部门，以及宗教、道德、外交、立法等涉及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均有涉及。我们只要列举一些题目，就可以看出其内容之大概了：广集益以振国脉，继制作以比前圣，广善法以助不及，悟水气以尽地利，筹新法以备凶荒，创化食以养余丁，广学校以谋民生，通有无以便民用，查日点以防旱涝，辟草莱以尽地力，究格致以得新界，设报馆以博见闻，广著作以利物我，究水利以救洲荒，兴大工以利万世，辟水谷以救燃眉，尽心思以免劳力，通水陆以便往来，稽各国以求治道，立普试以求贤能，立学会以兴大利，访大学以求精博，务专门以精其业，习西语以便翻译，通往来以博所学，穷未知以明要理，兴格致以益世道，广医术以解险症，立信局以便民生，禁谗言以和万国，极传声以达万国，究电学以知未能，立银会以备荒欠。这些主张，是李提摩太在中国生活了十年时间以后，特别是他深入中国内地赈灾、对中国社会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以后，以他所熟悉的西方社会为参照体系提出来的，因此，既有针对性，又有先进性。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就中国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诸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综合性变法建议。1882年，供职于《万国公报》的中国知识分子沈毓桂，认为李提摩太的意见，很多是对中国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之事，为中国应办之要务，于是，以“匏隐氏”笔名，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近事要务衍义》，对李氏所提建议，进行演绎、发挥。
沈毓桂像
在传播西学方面，李提摩太译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他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以后到戊戌政变发生的八年。这一期间，他翻译、编撰、出版了《泰西新史揽要》、《百年一觉》、《八星之一总论》、《论生利分利之别》和《新政策》等十几种书籍。所译编诸书，均由广学会出版，多由中国学者蔡尔康述稿。
这些书的内容，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世界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的介绍，二是针对中国实际提出的变法设想。当然，这两方面的内容也有交叉，对世界知识的介绍，本身就有针对性，对中国变法的设计，也少不了要以西方、日本等国的情况作为参照系统。
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社会政治情况的书籍，主要有《七国新学备要》、《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中西四大政》、《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大国次第考》、《列国变通兴盛记》和《欧洲八大帝王传》。〔1〕
《七国新学备要》，写于1888年，1卷7章。七国，指英、法、德、俄、美、日本、印度。新学，指作者写书之前，即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的机构，包括学校、报刊和图书馆。李氏将他所说的新学具体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横、纵、普、专。
何谓横？我国所重之要学，学之；即各国所重之要学，亦学之。何谓纵？一国要学中，有当损益者知之，即自古至今，历代之因何而损、因何而益者，益必知之。何谓普？斯人所需之要学，无不兼包并举，可以详古人之所略，并可以补近人之不足。上天所造之物，无不精思审处，不使有捍格之难通，并不使有纤毫之未达，则普学之说也。何谓专？专精一学，而能因事比类，出其新解至理于所学之中，莫不惊其奇而悦其异，则专学之说也。是皆新学之大纲也。〔2〕
书中具体介绍了七国的学校数目，包括初学（即小学）、中学、上学（即大学）；主要课程；在校学生数字、教师数字；各种学校的费用，包括经费总数、学费数目、经费来源。书中列述了各国报纸、报馆数目，书楼即图书馆数目、藏书种数或册数。此二项均缺印度数字。书的最后三章，是讨论、设计中国如何取法外国，订立章程。作者按照七国的比例，推算出中国应有的小学、中学、大学学生人数，以及所需经费；应有的报馆和图书馆数字，并提出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可以采取的变通措施。他认为要点有四：一、国家必须先立新学部，以专责成。部臣则行令各地，皆设立新学校。二、朝廷宜特赐专权于新学部，使其能统辖各省学政。三、国家每年至少要拨银一兆两以办新学，以后随时酌补。四、督饬各地绅商富户，各令量力输银，以补公款不足。李提摩太乐观地说：“循是以进，天下各国之事，中国人必尽知之，凡今日假手于外人之事，他日必能自为之，从此人材众多，国无废事，富强可待，亿兆蒙福。”〔3〕
蔡尔康像
《七国新学备要》影响相当广泛，1898年就印了一万册。光绪皇帝订阅的书中，也有这本。戊戌变法期间，李提摩太又据其中有关内容，加以扩充，单独出版，名曰《速兴新学条例》。郑观应在修改《盛世危言》时，曾将《七国新学备要》有关内容辑入。
《八星之一总论》，蔡尔康述稿，1892年写成。八星之一指地球。当时仅知太阳有八大行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地球，第九大行星冥王星是1930年才由美国科学家发现的。这是一本关于世界地理的通俗小册子，不分卷，凡21节。书中首先介绍地圆说，地球的体积、面积，各大行星的运行轨道、周期及其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然后依次介绍地球生物与日光的关系，地球五大洲、五大洋概况〔4〕，世界人种分布，基督教、印度教、回教、儒教、犹太教等各大宗教分布与人数，最后说了一通全地球之人应该大公无我、泯灭纷争、共臻至善的道理。此书曾在1892年的《万国公报》上连载，1897年由广学会出版单行本。〔5〕
《大国次第考》，一名《大国次第》，1892年写成。这是一份篇幅不大、分量不轻的读物。书中缕列天下三十余个大国的人口、幅员、粮赋、贸易、学校、工价方面的统计数字，及其在世界各国中所排的名次。一堆数字，看似枯燥，但时人可以从中品出特别的味道。例如，按照所排名次，中国人口为第一，面积为第三名〔6〕，但是贸易是倒数第三，不但落在英、法、美、德诸国之后，而且不及瑞典、瑞士、西班牙，中国粮赋也是排在倒数第三位。至于新学校数字、工价数字，中国则既无统计、也无从折算。对于工价，按书中说法，“大抵生齿多者必贱，生齿少者必贵”，中国必然排在末尾几位。这对于刺激人们的觉醒，不无积极意义。
《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一名《三十一国志要》，1892年写成，1893年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书中列述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奥地利、意大利、印度、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土耳其、中国、荷兰、巴西、日本、比利时、埃及、葡萄牙、加拿大、瑞典、墨西哥、银国（属南美洲）、南非洲、安南、希腊、瑞士、丹麦、暹罗、吕宋、波斯、高丽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疆域、历史、面积、人口、宗教、物产等方面概况。书前有一《五大洲各国统属全图》，书末列举有益于民之事19种，即道德、学问、律法、军法、新学、航海、机器、邮政、报馆、格物、传教、火轮机器、铁路、轮船、电报及德律风、电学和通商等。全书仅31页，简明扼要。
《列国变通兴盛记》
《列国变通兴盛记》，李提摩太著，广学会1894年出版，1898年重版，前有李提摩太所写弁言。书分四卷，即《俄罗斯变通兴盛记》、《日本变通兴盛记》、《印度变通兴盛记》与《缅甸安南变通兴盛记》，其中俄罗斯、日本是变通兴盛的典型，缅甸、安南是不变而衰弱的典型，印度是在英国统治下正在变法的例证。李提摩太在弁言中称，他写此书，就是希望中国以别国为鉴，通过变法而兴盛起来：
凡能遍交邦国而达于其政，弃瑕握瑜以裨本国者，无不有治，无不有盛，否则衰乱相寻，人尽飞行绝迹，我惟常居卢后而已。呜呼，可不惧哉！中国学校如林，人才辈出，及叩以各国之新政，非瞠目而不能答，即强颜而以为不必知，知之矣，非仅得其皮毛，即误会其腠理。以华人之聪明智慧，何至昏昏然如隔十重帘幕？此无他，不学之故也。千古不学而能之上圣，历数曾有几人？诚使以天赋之灵襟，济之以天开之新学，则夫外邦之所以变通、所以兴盛者一一了然于胸次，而外事之可以自警、可以取效者，亦一一洞烛于几先，二十年后，中国不兴也浡焉者，微特断无其事，抑且断无其理。〔7〕
李提摩太在书中强调国家君主在一个国家变通兴盛中的关键作用。他说：“国之兴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方俄罗斯之受困于人也，距今才二三百年耳，昔何以日蹙百里，今何以雄跨两洲，昔何以守株一隅，今何以带甲百万！然后知故君彼得之奋发有为者，其功烈之留遗为至远也。”〔8〕其论日本、印度等国，也都十分强调明君贤臣的作用，《日本变通兴盛记》后特附三条实美、有栖亲王、岩仓具视、伊藤博文等变法贤臣传记。
《列国变通兴盛记》在戊戌维新时期颇有影响。1898年4月，总理衙门曾将此书与《泰西新史揽要》一起进呈光绪皇帝。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特地介绍此书，称要变法就应该以俄国、日本为师，因为此二国，其遭他国削弱与中国相似，但其后来由弱转盛则与中国相异，其中缘由就在于变法。若要了解此二国变法情形，“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尤为得要。且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9〕。康有为说，皇上若俛采远人，法此二国，令译署进此书，几余披览，皇上劳精厉意讲之于上，枢译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上下同心，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必然能够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所荐之书，置诸几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10〕。叶瀚介绍中国人应读之世界历史书，首推此书，认为：“读史先明法戒，则李提摩太之《列国变通兴盛记》先宜读也。是书上论俄日两国兴盛之由，全在变法自主，下论越南、印度守旧，弊致灭亡，变通之盛，全属人为，一可法，一可戒，用意甚佳。”〔11〕
《论生利分利之别》，一作《生利分利之别论》，1893年写成并连载于《万国公报》，后出版单行本，不分卷，附《续论生利分利之别》一篇。生利指创造财富，分利指产品分配。这是一部经济学著作。首论生利，次论分利。
书中论述生利，要点有四：其一，利非独力所能生。所述实为劳动的社会性问题。李氏以做馒头为例：小小馒头，涉及许多方面人的劳动，做馒人、磨麦人、耕地人、播种人、灌溉人、刈割人、舂碓人，再进一层，涉及制造犁锄镰刀的铁匠、制造木器农具的木匠、建筑粮仓的瓦匠、凿石为碓的石匠，如果再进一步，则开矿之人、炼铁之人、运输之人、管理之人……方方面面，无不有关，“是则一馒首之利，不啻合千百人之力而后能生矣”。以此类推，天下万事万物，莫不含万人之力。其二，利非现力所能生，述劳动过程和劳动分工问题。从转磨、运碓、割麦、灌溉、耕地、作犁、御车、造车、行船、造船，到食馒，有个时间过程，也有个分工问题。他把劳动分为四类：一、用力以生材料，诸如开矿、挖煤、种树、栽棉、牧畜等；二、用力以生器具，小如制作水勺、火镰，大如蒸汽机，一切制造生产工具的均属此类；三、用力以保利，建造存粮之仓库，放货之堆栈，保护或维持生产秩序的官吏和管理人员，均属此类；四、用力以运利，即从事水陆运输的工作。其三，利宜预储人力以生。所述即劳动力培养问题，诸如：养之长大，教之技艺，教之义理，保其身体，育其心理。其四，利宜广增新法以生。所述包括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能力。李氏以中国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例，说明从竹简写字到纸上写字，再到刻板印刷，其间不知费了多少人的心血，凝结了不知多少人的脑力劳动。他又以西方的机器发明和进步为例：
泰西人亦然，其始作火轮机器，不知用若干心，亦不知用若干力，用能制造形模，成就新器，推而至于各项汽机，大率类此。要其所以不惮心劳而力瘁者，无非曰增新法以生利耳。新法既增，成物之多，固不待言，物且弥速而弥精，利且愈生而愈广。是以泰西大工程局，不但乐给重资，使人出力以成物，更复丰其束脩，远聘才士，浼其用心以创物，则知力也、心也，皆生利之源也。〔12〕
李提摩太特别指出，脑力劳动在社会财富创造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些看上去与物质财富创造没有直接联系的脑力劳动，最终会对物质财富的创造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又有博学多能之士起，独用其心以格物，即如取电气以通消息，断非人力所能逮。格物家研穷物理，心有所悟，遂生开辟以来未有之大利。又如欧洲人之先通美洲，续通五洲，亦非人力所能通，天文学家推测星躔，理有所会，由算学而明天文，而明航海，迄今通商之局，遍于地球，五洲之遥，宛如户闼，又生开辟以来无穷之大利。……尝有愚人嗤笑博士，以为彼竭一生之心力，所成仅小书一册，欲图生利，书价之所值几何哉！不知人苟能用其书以成新法，虽不必有益于作者，实已大益于公家。〔13〕
分利方面，书中主要论述既生利又分利与只分利不生利、直接生利与间接生利之间的区别，指出文武官员、水陆兵卒、医士蒙师、优伶佣役等，虽非直接生利，也是生利之人，只有那些只知消费、无所事事的人，才是纯然分利之人，“从此可见，凡能出力以富国者，即属生利之人，反是，且或更糜国之用者，皆属分利之人”。
写了《论生利分利之别》以后，李提摩太大概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续论生利分利之别》一文，附在书后。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的洋务运动起步以后，守旧人士有一种普遍的忧虑，即轮船、铁路、采矿、新式纺织等业兴起以后，势必影响原先船夫、织女、匠工等人的生计。李氏针对这种议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无论农人、工人，还是从事运输的人，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能提高他们生利的水平，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他将世间生利之人分为八大类：农夫、制造机器之匠和纺织工人、建筑工匠、贸易商人、水陆运输者、治民保民者、博学之士、杂流，对每一类都进行具体分析，说明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能大大提高生利的能力。例如：
盖屋者得新法，如创煤气灯、自来水之类；成衣者得新法，如用机器缝纫之类；教养儿女者得新法，如应需银二十两，仅得十两已足济事之类，不但煤气灯公司等获利，众人亦皆获利。
贸易者得新法，四出经商，以有易无，货物美于前而价反较廉于前，因而易于行销，商贾固获厚利，用货之人，裨益亦非浅鲜。
他得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凡不知轮船、火车等类之有益于民者，反谓有害于民，殊不思运费因之而减，实属有益于民。偶有未获其益者，国家本宜导以新法，使之皆沾惠泽者也，若仍守旧而不谋新，则如农夫等类之只需百人已足集事者，强令之增加百人以分其利，吾知百姓之断无生色矣。”〔14〕
经济学著作，在晚清所译西书中，本不多见，论述科学技术与人类物质财富增加之间关系的，更属罕见，因此，李提摩太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具有特别的意义。时人评论：
（《论生利分利之别》）即《大学》生众食寡之义。中国人有谓机器一兴有妨民业者，读之可释然矣。〔15〕
此书极有理，勿以其浅忽之。〔16〕
三、《泰西新史揽要》：以史警世
《泰西新史揽要》是李提摩太最重要的译作，也是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
《泰西新史揽要》
此书由英国马恳西（1823—1881）原著，原名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凡24卷，分八册，1895年出版。全书叙述19世纪欧美各国发展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第一卷述欧洲百年前情形，第二、三卷详述法皇拿破仑行状，第四至十三卷述英国及其殖民地情况，第十四、十五卷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第十六至二十卷列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第二十一卷述美国，第二十二卷以后述教皇、欧洲安民、欧洲新政、欧洲学校等内容。译者在“凡例”中说明卷目、内容如此编排的原因：
是书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英国者，泰西之枢纽也，故所记为独详；法国者，欧洲乱之所由萌、亦治之所由基也，故首二三卷先以法事为张本，复以两卷缀英事后，若德、奥、意、俄、土，则继法事而各为一卷。美国远在美洲，以与欧事相关，亦为一卷，大都皆可取法者也。殿以教皇一卷，有宜为鉴戒者即寓其中，而以欧洲安民之善政终焉。
原书于1889年在伦敦出版。当时的英国，正是进化论盛行的时代，受其影响，《泰西新史揽要》中充满了进化论的色彩。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对此曾有扼要而清晰的概括：
（《泰西新史揽要》）把那个世纪描绘成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从一种几乎无法再加以夸张的野蛮、无知和兽性的状态到科学、启蒙和民主统治的时代。大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一个自由已经完全熄灭了的国家，国王是人类之中最庸俗、最卑鄙的一个人，贵族有无限压迫的权力并无情地在运用他们的权力。不列颠除了那种野蛮的刑法以及残暴的工业状况起着较大的作用而外，也呈现出一幅以同一色彩所绘出的画面。随着议会选举改革法案的通过，一道阳光就悄悄射到了舞台上，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仁慈的事件，它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这时立法的目的就不全是自私的，而是一律针对着废除不公正的优待权了。当所有的错误都尽可能快地得到纠正时，一个光辉的时代就随之而到来了。每个人都很快地变得越来越幸福，直到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光彩夺目的胜利中达到了欢乐的顶点。但是和平的胜利也同样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它们包括着棉织品贸易的繁荣、蒸汽动力的宏伟概念，它唤醒了沉睡之中的旅游爱好并教导在地球各个遥远地方的人们彼此相爱而不是从前那样彼此为敌；在大西洋底铺设电缆的大胆想法给予每个村庄与有人居住的地球各部分间瞬息通讯这一不可估计的好处；报纸每天早晨把同一个题目呈现给所有的心灵，他们一般都是有智力的和有节制的人并往往有熟练的技能；后膛来复枪、装甲舰、重炮和鱼雷；茶、糖和酒的大量增加；安全火柴以及其它等等。〔17〕
《泰西新史揽要》涉及内容相当广泛，各国沿革、互相争战、政体演变、科技发明、著名人物、物产人口、风俗习惯，均有叙述。例如，书中介绍法国大革命时期攻打巴士底狱的情形：
法政之最拂众心者，莫如巴士的大狱。巴黎人偶过狱门，即如万箭钻心，谓国家历代以此狱逞淫威，我家祖若父，昔年多半衔冤入狱，遍受非刑也，今幸得此机会，各人公议，似此大阱，若不平毁，不足以除恶根。语未毕，万口一声，齐拥至狱门外。狱之巩固，直如防敌之炮台，墙垣既极厚，且穴墙以为炮眼，外有护河一道，仅有一桥可通。桥若毁拆，鸟飞难越，设有兵丁，各挟枪炮以为防御。幸巴黎人数众多，人人皆有报仇之心。各狱兵知众寡不敌，纷纷逃散。此七月十四日事也。〔18〕
书中介绍卢梭及其学说：
法国又有罗索者，才智之士也，鼓动民心较福禄特尔为尤速。一千七百五十三年，曾著一书，名曰《百姓分等之原》，历指法国紊乱君臣之道之所由，又博考乎治国养民之法，侃侃而谈，无一躲闪语。一时争相称善，万喙同声，举昔日民间应读之书及一切说部类书，尽行束之高阁。士子倡于前，常人相率和于后，家弦而户诵者，无非罗索之书也。〔19〕
再如，书中介绍照相技术的发明及其应用：
四十余年前，有人得一奇法，凡日光反照之物，能摄其影以印于用药炼就之片纸，较之明镜鉴形，毫无区别。昔者欧洲人欲子留其庐山真面目，则倩画工图之以笔，然虽具烦上添毫之技，仍不过依稀仿佛，大抵无失其形模而已。今得此法，则子孙瞻祖父之遗容，无不维妙维肖。人遂争就映之。〔20〕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书中对于西方各国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历史述之颇详。在有关英国的部分，有四卷是专门介绍革故鼎新和各项新政内容的。第六卷《英除积弊》的各节标题便有改制度情形、准百工设立公所、整顿学校、改立城市新章、救贫新章、报馆免税、整顿邮政、删改刑律、预防疾疫、删除教会苛律、推广公举之法、广学校等。第九章《郅治之隆》，则列举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各种新政策、新发明、新创造，举凡蒸汽机、织布机、火轮船、火轮车、采取金银、电报初行、报馆初行、新出机器、医家新学、善待疯疾，一应俱全。这是《泰西新史揽要》有别于其他泛泛历史著作的地方，是其能在中国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方，可能也是李提摩太翻译此书的原因之一。
《泰西新史揽要》传递了这么一种信息：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甘落后，勇于进取，兴利除弊，奋发图强，就一定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由弱小变为强大，由愚昧变为文明，由专制变为民主。这对于正因落后而挨打、急欲变法图强的中国，具有直接的启迪意义。李提摩太亦以此自期，他在序言中直截了当地写道：“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又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
强烈的现实性，丰富的知识性，加上脉络清晰，译笔简练，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这几个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得《泰西新史揽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广阔的阅读市场。对于不太熟悉世界大势的士大夫来说，它是一部开阔眼界的新书。对于正在寻求御侮救国之路的志士仁人来说，它是一部启蒙教科书。
《泰西新史揽要》自1893年开始翻译，译出一部分以后，李提摩太将其寄呈湖广总督张之洞。张看了以后，击节赞赏，拨银1000两给广学会，表示支持。〔21〕这完全出乎李提摩太等人意料。中国地方最高品级的官员，对广学会的工作予以这么直接的支持，对他们的出版物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实在是破天荒的。李提摩太等人大喜过望，加快了译书进度。全书正式出版以前，广学会又将其中一些内容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连载于1894年3月至9月的《万国公报》上，社会反应相当热烈。1895年正式出版以后，立即成为热门书，印了30000部，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结果还是供不应求，只得一版再版。1898年增出普通版，初印5000本，一出来，两星期里就卖出4000本。一书风行，洛阳纸贵。坊间书商见有利可图，纷起翻刻、盗印。经李提摩太请求，上海道台出示谕禁，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以罚款100洋元相威胁，但效果不大，尤其是上海以外地区，更是鞭长莫及。据称，在杭州，就有6种翻版，在四川，至1898年就有19种翻版。广学会自述此书的影响：
去年我们为中国人翻译的一本最重要的书，就是李提摩太先生译的麦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本书是很出名的，它被认为是一本权威著作。它吸引了帝国好几位高级官员的注意，特别在北京更受欢迎。最近碰巧李提摩太先生为了教会工作到北京去，他发现士人们都在谈论这本书，把它叫做新学问。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去不知道这种新学问，他们需要对它关心。〔22〕
1898年夏秋间，周庆云与秦特臣、黄稚清、俞康侯诸人删简《泰西新史揽要》，篇名悉仍其旧。翌年，诸人将书稿托林乐知转交李提摩太指正，1901年春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遇到周庆云，认为此书删繁就简，不失原旨，自足刊以传远。经李提摩太同意，梦坡室于1901年刊刻《节本泰西新史揽要》，二册八卷。节本因篇幅适中，合教科之用，1903年被审定为历史教科书。
《泰西新史揽要》在西方史学界被认为是学术价值不高的著作，“是对科学成果和进步学说的庸俗颂赞”，是“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叫人恶心的渣滓”〔23〕。有人对这样一部著作在中国受到如此重视，感到不解。其实，这部书在史学上的地位如何，并不重要，最关键是这部书在当时向中国人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中国有无现实意义。〔24〕
四、教民·养民·安民·新民
李提摩太在介绍西学的同时，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一系列变法设想，归结起来，主要是他一再重复的教民、养民、安民、新民，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养民有法说》、《新政策》、《醒华博议》等文章中。
《养民有法说》，1893年写。内容主要为中西对照，说明中国在教育、科技、运输、商业、贸易、新闻、旅游等十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西方、加速发展。李氏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泰西昔年制造百物，大半借助手工，今则纯用机器。昔日二百人所纺之纱，今则一人足矣。一女用机器缝衣，可抵12名成衣匠的工作。他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水平的提高，不只使富人更富，普通人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五十年来，英美两国，缘此诸益富于前者三倍。环顾其民，不第有资本以通贸易者，富益加富，下至佣工人等，工价所获，加至一倍，上下皆富。故居处服食，无不精美于前。”〔25〕
《新政策》，1895年10月23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写。时值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国势危急，李提摩太向清廷上了此书。书中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条改革措施。
教民之法，分通泰西各国之情和通中国上下之情两方面。通泰西各国之情措施有四项：一、将世界各国政教概况如实告诉皇帝；二、选派王公大臣往各国游学；三、遣派京官及各省督抚子弟出洋读书；四、选派翰林、知县等官出洋分门学习。通中国上下之情亦分四项：立报馆、译西书、建书院和增科目。所说各法，用意都不错，但也多为时人所道及，无甚新意。唯“增科目”一法的具体设计，颇有可行性：
中国科目，意美法良，不可废也，惟题目不广，只讲本国之事，不知各国治平之法。……应请明发谕旨，增设中西一科，府取秀才，省中举人，京师中进士，每年均约百人。钦点中西学翰林，每年十人。所费有限，收效无穷。
日后清政府举行的经济特科，实际上是这一建议的实施。
养民之法，共列十条，即通道路、捷音书、开矿产、垦荒田、劝工作、造机器、开银行、铸银元、保商贾、刻清单。前九项意思都很明白，最后一项“刻清单”是指仿照西方，政府将各项应办已办之事，列出登报，以此杜绝欺蒙，利兴弊去。
安民之法有二，一曰和外，二曰保内。和外包括三项：与外国通好、参加万国太平会、与外国商定和睦之法。保内包括四项：化偏私、筹帑金、修武备、劝新法。所谓化偏私，是指为学不管中外古今，只问是否合宜有用。
新民之法，与日后梁启超所说的新民含义不同。这里的新民，意思是指端正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念，所提措施有六项：多见西人、阅已译之西书、阅日报、派遣学生出洋、派遣使节出国、办好同文馆。
四法之外，李提摩太还提出了中国眼下立即应该办理的急事九项：一、聘请深可信任的西人二名，合筹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保十年太平之局；二、设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人，半用英美之人；三、善谋铁路，聘请西人某某前来合办；四、聘请年富力强的西人某某，来中国负责筹款借款各事；五、暂聘英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帝，详细奏陈西国各事；六、聘请英美人某某，总管报馆事务；七、聘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负责学部；八、聘请外国军事专家，以备任用；九、以上各事，明发谕旨，宣示天下。
李提摩太认为，上述各项新政策，中国在二十年前，早应举办，延至今日，事机已迫，受害已深，“果能迅速举行，中国尚有得半之望，倘再迁延贻误，窃恐燎原之火，立见焦糜，滔天之流，即时昏垫，无穷大祸，近在目前”〔26〕。
在写《新政策》之前，李提摩太的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策，已在《泰西新史揽要》的序言中一一阐述过，此时，他再将其扩充成册，可见他对这些见解的自信。
凭情而论，李提摩太所提各项新政策，不乏切中时弊、切实可行的内容，包括教民八法、养民十法、新民六法，其中不少意见，是当时或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反复陈述、屡见报端的，有些意见在清末新政中事实上被付诸实施了。比起同年康有为领衔发起的公车上书，《新政策》借助外力促变的色彩更浓，公车上书依靠内力自变的意识更强。以外国人言中国事，在近代中国尚无广泛聘用洋客卿先例的情况下，《新政策》东也要聘请英美人，西也要聘请英美人，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是否要变中国为英美的殖民地。晚清人评论此书：《新政策》“立为四端，曰教民、曰养民、曰安民、曰新民，所列诸法，半已见诸施行。惟其以枢要之地必曰并用西人，其居心可想”〔27〕。
五、运动权要，推行西法
在晚清来华传教士中，李提摩太是十分重视走上层路线、也是政治活动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清朝中央和地方官员，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推动中国变法的进程。他的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界，前一阶段以救灾、治穷为主，偏重于经济方面；后一阶段以外联列强、内变成法为主，偏重于政治和外交方面。
还在1876年，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时，就面见山东巡抚丁宝桢，说明发生自然灾害，不在天意，而在人事。他建议建造铁路，加强运输能力，开采矿藏，增加社会财富，扩大就业，以增强防灾抗灾能力。这些建议，因丁宝桢不久调离山东而未见回音。1878年，他在山西赈灾时，又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类似建议。措施有三项：一、大规模移民满洲；二、以工代赈，先由修筑铁路办起；三、向未受灾省份，征收救灾税。曾国荃认为如果修筑铁路，必须雇佣大批洋人，势必引出许多麻烦，因此作罢。稍后，就防灾救灾问题，他提了一百多条建议，诸如政府应设法控制自然，改良农业，开矿设厂，发展交通，开办银行，促进贸易等。这些建议，以《近事要务》为题，发表在1881年11月至1882年1月的《万国公报》上。
张之洞像
1882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查阅档卷，发现在曾国荃任内，李提摩太曾上书建议修铁路、开矿山、办学堂、兴实业等，很感兴趣，派人征求李氏意见，能否放弃传教活动，参加政府建设。李氏对此婉言谢绝，但他接受了张之洞委托的另一项工作。当时太原河水泛滥，危及城垣，张之洞请李代为勘测地形，设法防堵。李提摩太与另一传教士，到实地进行测量，摄取影片，制具报告，送呈张之洞。张又嘱他探询开矿机器的种类及价钱。不久，因中法战争开始，张之洞被调至两广前线，无法顾及实业建设，李提摩太的意见被搁置一边。但是，张之洞已被李提摩太关于加速近代化经济建设的意见所打动。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以后，再次约请李提摩太到湖北，商讨建设大计，并按照李的建议，开铁厂，办学校，使湖北成为全国近代化建设的先行地区。
1884年，李提摩太到北京，向总税务司赫德提出派团出国考察、加强对外国的了解和沟通的建议。赫德是对清朝政府决策颇具影响力的洋客卿。建议共六项：
一、以一名中国亲王为首，以若干著名政治家如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为辅，组成一个代表团，应出国周游世界，实地考察别国的情况。
二、由若干名帝国著名学者组成一个代表团，应出国考察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回国后提出考察报告。
三、由若干最聪明和最虔诚的人士组成一个代表团，派他们出国研究世界各国的宗教状况。
四、组成一个工业代表团，考察别国的工业状况，回国后提出考察报告。
五、组成一个交通代表团，考察别国的各种交通工具状况。
六、在北京设立一个联络局，将以上所获得的报告内容通报各省。〔28〕
李鸿章像
1886年，李提摩太至天津，面见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建议清廷每年拨款一百万两银，作为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之用。李鸿章告以政府无力筹此巨款，且百年树人，难以济急。李提摩太说，这是国家根本大计，可能需要等20年才能见效，虽然所费甚巨，但这是播种所需的种子钱，将来一本万利。李鸿章并没有将这一建议立刻付诸行动，但李提摩太所说，实属切中时弊、具有长远眼光的重大问题。李鸿章日后颇为重视教育问题、在天津创办中西医学堂等学校，很难说与李提摩太的影响没有关系。
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他受总理衙门大臣、原出使欧洲大臣曾纪泽之托，代教曾氏子侄英文，因此与曾家过从甚密。当时，曾纪泽正向醇亲王奕建议修筑铁路，奕担心修了铁路，将影响原先从事运输业的骡马夫的生计，问以如何解决这些人问题以及其他有关事项。曾氏一时无从回答，询问一些在京的英国人如德贞、艾约瑟，亦不得要领。李提摩太获悉后，因他平时对此问题已经留心，便一一具体相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