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甲午战争，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民族危亡的关口。随后几年的变法维新运动，潮涨潮落，波谲云诡。乱世是政客的舞台。李提摩太在这段时间，进行了广泛而频繁的活动。
1895年2月5日，正值中国在战争中败局已定、和约未签的情况下，李提摩太到南京，面见署两江总督张之洞，陈述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
李氏：战事必须迅予结束，否则中国内部革新无法着手。改革要端：第一为兴办教育（张氏听到此点，频频点头，表示赞成）；次则朝廷必须振作，对于百姓，尤须爱护，使人人富裕（张氏听到此处，面露讶异）。天意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违天不祥。否则必将有人前来代治，有如印度、埃及一样。
张氏：日本无理开衅，破坏和平，中国决不屈服。日本逞凶，将如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终将民穷财匮。……究应如何议和？但中国万难允许日本要求。各国难道坐视不顾吗？
李氏：钧座如真愿负责主和，不难联合南方八省，向朝廷进言，使北京的分歧意见，趋于一致（张氏听到此处，面露笑容，暗示自己有力量可以办到）。上天既使钧座身居显要，为朝廷尽忠，自当主张和平，努力改革内政。〔29〕
一个多星期后，2月16日，两人再次会谈。李提摩太出示所拟方案：
一、中国应授权某一强国，许其在若干年内，代理中国对外交涉一切。
二、此一强国应对中国介绍各种改革方案，使其实现。
三、执行改革方案的强国可以指派专家监督中国铁路、矿产及实业之经营。
四、大清皇帝照旧有权任免官吏。
五、在双方协定满期时，该强国应将代管之一切资产，负责交还中国。〔30〕
很明显，李提摩太所说的“某一强国”无疑暗指英国，他的意思是让中国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对此，张之洞表示：“中国决难变为暂时的保护国。”
在与张之洞联络的同时，李提摩太也找了李鸿章。他给李鸿章发了一份电报，声称有一妙法，不但可救中国目前，而且可救将来，条件是酬银百万，不成不取。消息传到京城，光绪皇帝即命李鸿章酌办。李鸿章电问究竟是何妙法，李提摩太于2月29日回以电文云：
为酌拟华、英相助之约，救目前兼救将来，无一损而有百益事：一曰订立华英互助密约，英许护华不再失地。异日英或与他国失和，华亦允助英。二曰华整饬水师、陆军、学校、赋税，英许同心襄议，改归至善。又许遴荐妥实干员，助臻郅治。倘华欲集思广益，增延他国通材，英亦不阻。三曰华许英择要代筑铁路，开五金矿、煤矿，立工程厂，期以二十年。英许华按廉价购归自便。四曰华许有益通商者，如增口岸、核税厘之类，彼此从长熟计。英许决不损华岁入之帑。
以上四端，撮举大旨，如谓可采，请电总署，速会驻华英使妥议，密电伦敦，期其迅定。或疑此策已晚，然及今行之，不第杜将来外患，且略裨现在和议。况安内防外、富国足民之道，胥基于此，何东祸之足忧？否则敌人扼吭拊背，肆行要挟，割地索银外，甚或别有觊觎。苟且和矣，如后顾何？〔31〕
显然，李提摩太所提的条件，目的是为了让英国垄断在华的侵略特权。在李鸿章收到李提摩太这份电报的一个星期以前，清朝政府对日投降已成定局，李提摩太的设想自然没成现实。
张荫桓像
李提摩太并没有放弃努力。2月28日，中国赴日议和代表、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奉命赴日本议和，途经上海，李提摩太前往会见，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先说了一番中国面临瓜分危险的道理：列强侵略中国，法、俄最烈，西伯利亚铁路之修筑，即其明证。中国官吏无能无识，人民愚昧，实为造成中国普遍贫弱、贪污和猜忌的因素。中国人口未见增加，势将招致列强的瓜分，将与非洲同一命运。接着提出变革的办法：
一、派亲贵二人担任对日议和全权代表；除赔款外，不应允许其他要求。
二、争取强国，缔结同盟，以利改革。
三、大清皇帝应每日接见总税务司赫德，咨询意见。各省督抚应聘用外籍专家顾问。
四、中国应联络列强，组织万国公断法庭，仲裁国际纷争，避免战争。
对于李提摩太的意见，张荫桓表示赞赏，但同时表示对日议和人选已难改变，国内各项变法亦很难推动：“俄国强梁可怕。美国比较可靠。中国官吏腐败可恨，无可救药。对朝廷谈改革，毫无用处。本人曾经建议亲贵出洋，经人劝阻。御史对大臣任意攻击，朝廷从不调查事实。恭亲王不愿赴日本交涉和议，但日本却表欢迎。日本表面强盛，实际并不如此。足下所提办法，十之八九，本人均极赞同，只恨太晚。中国派往各国使臣，很少有观察锐敏的人。中国使臣在外国备受招待，中国政府对于驻北京各国公使，毫无应酬联络。除非有极端变化，在北京将无事可做。”〔32〕
围绕甲午战败、对日议和，李提摩太往来于沪宁之间，周旋于权要之中，向张之洞、李鸿章、张荫桓等人提出了一系列主张，进行了紧张的活动。综合他的历次意见，可以看出，应变方法尽管有所不同，目标却始终未变，就是借中国战败之际，扩大英国在华的侵略权益。当然，所提各项具体变法主张，对中国并非全无参考价值。至于他提出，贡献良策，酬银百万，不成不取，如此明码标价，在西方人看来，按劳索酬，理所当然，有类今日之咨询费，但在当时东方人看来，实在是一副市侩形象，不登大雅之堂。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举国震惊，变法浪潮随之涌起，李提摩太也加入了推波助澜的行列。1895年9月，他在北京面见业已削职的李鸿章，一番长谈之后，提出中国眼下应办三事：一、应派遣翰林百人，及皇室亲贵十人，出洋考察。二、各省生员，应受新式学堂教育。三、应在北京成立演讲会，按时演讲世界大势。此后五个月，他住在北京，会见过翁同龢、奕、李鸿藻、孙家鼐等达官显宦和实权人物，将他在《新政策》和《泰西新史揽要》序言中所提出的变法主张广为宣传。翁同龢认为，李氏所述的教民、养民、安民、新民之说，不无道理，但对其中聘用西人实行变法和开设西学科两事，予以驳斥。李曾拟一条陈，请翁转呈光绪皇帝。条陈包括七点：一、皇帝应聘外国顾问二人。二、内阁八部尚书，满汉占一半；其余一半，应聘熟知世界大势的外国进步人士充任。三、迅速改革币制，巩固财政基础。四、迅速兴筑铁路，开发矿源，创办工厂。五、成立教育专部，全国设立新式普通学堂及专门学堂。六、成立情报机构，雇佣有经验的外国新闻记者，协助中国编辑人员，编译书籍，发刊报纸杂志，介绍新知识，启发民智。七、训练陆海军，巩固国防。〔33〕这些意见，在三年以后的百日维新中，除了涉及聘请外国人的部分没有完全兑现，其余各项都变成了光绪皇帝的上谕颁发全国。在会见皇帝师傅孙家鼐时，孙告诉李提摩太，他曾向皇帝讲解《泰西新史揽要》两月之久，并邀请李担任正在筹办的京师大学堂的教务长，被李婉拒。在京期间，李提摩太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李提摩太对康有为印象很好，彼此颇为相契。梁启超则当了李的五个月的中文秘书。强学会从成立到改为官书局，李提摩太恰在北京，与其成员文廷式、陈炽等人来往颇多。康有为等创办《万国公报》，后成为强学会机关报，李提摩太一方面指出不应与上海广学会所出刊物同名，应另起一名，另一方面心窃喜之，认为这是广学会刊物深受欢迎的标志：
上千年来，《京报》一直独家把持着京城，但是现在另外有一张名叫《万国公报》的报纸出现了，他取了我们的Review of the Times的中译名同样的名称。这是对我们的奉承。它最早出版的几份，只不过重印我会出的报纸罢了。〔34〕
伊藤博文像
百日维新的最后阶段，光绪皇帝决定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
顾问，并安排在9月23日接见李提摩太。李氏于9月18日在北京会见康有为。此时慈禧太后已决定发动政变，风声传出，康有为慌忙出逃。9月21日政变发生，光绪皇帝被软禁，接见李提摩太的事自然成为泡影。三天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谭嗣同等秘密会商营救光绪皇帝方法，决定分头与各国驻华使馆联系，结果均未成功。谭嗣同被捕殉难，梁启超东逃日本，李提摩太见无可作为，仍回上海。
1899年，李提摩太再赴北京，游说政要，推动新式教育。赫德告以清廷正反对维新，推行新式教育，尚非其时。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李提摩太重提聘请外国人参加政府等旧调，亦未获得成功。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李提摩太曾总结失败的教训，认为主要是维新领袖缺乏政治经验、操之过急所致：
惜乎求新首领诸君子，筹之未熟，操之太急，欲将一切旧法全行废弃，而不知调护新旧之间，取旧法之善者，并行而不悖。于是守旧之徒，得以乘间抵隙，以大反其前辙，卒致白云苍狗，变幻纷乘，碧血青磷，含恨千古。〔35〕
李氏如此评论维新领袖，似乎旁观者清。其实，反观他从1895年到1898年所提各色变法主张，言及西方长处，还算比较得体，联系中国实际，便难免隔靴之讥。他一直喋喋不休地建言中国聘用洋人，撇开他的动机不论，他对中国官场积习，对士大夫的文化保守心理，对老百姓因多种因素而积累起来的排外情绪，就严重估计不足。这些问题不解决，聘请几个洋人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李提摩太是个很难评说的复杂人物。宣传西学，批评弊政，鼓吹变法，救灾施赈，办学育人，从总体上说，都有利于中国的觉醒与进步；但乘中国之危，屡次企图扩大侵略权益，甚至想变中国为英国的保护国，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能接受的。看来，称他为“大人”不妥当，称他为“鬼子”也不合适。山西人称他为“鬼子大人”，如果理解为“鬼子＋大人”，比较合乎实际。
【注释】
〔1〕《欧洲八大帝王传》，广学会1899年出版，前有李提摩太1894年所写弁言。述欧洲具有雄才大略的八位帝王传记，即希腊亚历山大（前356—前323）、罗马该撒（即恺撒大帝，前102—前44）、日耳曼皇沙厘曼（即查理曼，法兰克国王，742—814）、英吉利大王亚勒腓（即阿尔弗雷德，849—899，英格兰威塞克斯国王）、得胜伟良（即威廉一世，1027—1087，英格兰诺曼王朝第一任国王）、沙力（即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少言伟良（即威廉一世，1533—1584，荷兰执政）、法皇拿破仑（1769—1821）。全书仅20页，但叙事清晰，重点突出，关于各位帝王之戎马战功、振兴文化、创修新政方面，均粗具梗概。
〔2〕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序》，见《新学汇编》，卷二，20页，上海，广学会，1898。
〔3〕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见《新学汇编》，卷二，26页。
〔4〕当时以为南极和北极一样是大洋，称南冰洋。南、北美洲合称美洲。故19世纪末人们述及世界地理时，习称五大洲（亚、欧、美、非、澳）、五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南冰洋），而无现在七大洲、四大洋之称。
〔5〕同年5月10日（农历四月九日），孙宝瑄读了此书以后，在日记中写道：“船窗观《八星之一总论》，英人李提摩太著。中论海浮石一节，言为无数小鱼所吐，积久吐渐多，石亦渐大，竟有成为海岛者。赤道下往往有人居其上，筑屋成市，耕地为田。亦奇。”（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97页）
〔6〕英国包括其殖民地，排名第一，俄国第二。
〔7〕李提摩太：《列国变通兴盛记·弁言》，上海，广学会，1898。
〔8〕李提摩太：《俄罗斯变通兴盛记》，见《列国变通兴盛记》，卷一，1页。
〔9〕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一册，251页。
〔11〕叶瀚：《初学宜读诸书要略》，4页，1897。
〔12〕李提摩太：《论生利分利之别》，见《新学汇编》，卷二，13页。
〔13〕同上书，14页。
〔14〕李提摩太：《续论生利分利之别》，见《新学汇编》，卷二，18页。
〔15〕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商务第九。
〔16〕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11页。
〔17〕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1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8〕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卷一，9页。
〔19〕同上书，6页。
〔20〕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卷九下，4页。
〔21〕参见林乐知：《广学兴国说》，见《新学汇编》，卷一，52页。
〔22〕《同文书会年报》，第八次（1895），载《出版史料》，1990（1）。
〔23〕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625页。
〔24〕有研究表明，马恳西此书并非很差，而是颇有影响。此书1880年在伦敦首版，到1909年已出版英文15版，在伦敦、爱丁堡、都柏林、纽约同时发行，平均每两年就有再版，这表明这部书在当时英国世界并非无足轻重，所以，李提摩太对此书的青睐并不足怪。参见刘雅军：《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的译介》，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25〕李提摩太：《养民有法说》，见《新学汇编》，卷二，35页。
〔26〕李提摩太：《新政策》，见《新学汇编》，卷二，32页。
〔27〕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议论第三十。
〔28〕W.E.Soothill：Timothy Richard of China，143~144页，译文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327页。
〔29〕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10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30〕同上书，102页。
〔31〕林乐知编：《中东战纪本末》，卷三，上海，广学会，1896。
〔32〕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103页。
〔33〕参见上书，110页。据研究，李提摩太所推荐的四名外籍阁员分别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汇丰银行大班、英国人艾迪斯，天津税务司、美国人杜德维，李鸿章顾问、美国人科士达。所建议聘用的两名外国顾问，一是日本人伊藤博文，另一位就是李提摩太本人。
〔34〕《广学会年报》，第八次（1895），载《出版史料》，1990（1）。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哲美森亦持类似看法：北京士人“办了一份杂志，甚至也取名为《万国公报》，真是‘称赞莫过于摹仿’。这份杂志看起来就象是完全转载我们在上海出版的文章一样”。
〔35〕李提摩太：《广学会第十二届年会纪略》，载《万国公报》，卷一二，1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