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习·译员·报人
林乐知像
林乐知（1836—1907），1836年1月3日，生于美国佐治亚州，幼孤，由姨父母抚养成人。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参加了基督教美国南方监理会，1858年毕业于佐治亚的一所大学，1859年底奉派来华，次年7月12日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47年的活动生涯。〔1〕
按照教会的意图，林乐知要到杭州去开展工作。林乐知抵沪以后，曾设法进入杭州，只是因为当时太平军与清军正在那里打仗，无法入城。林乐知也曾去过南京，见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谈过两小时话，但未久留。1861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林乐知与南方监理会音信隔绝，传教活动经费亦因之断绝。他在上海靠出租、变卖教会产业，做煤、米、棉花生意维持生活。
1864年3月，经冯桂芬与应宝时介绍，林乐知被聘为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习。这是他在中国第一次从事教育活动。六个月后，教职被留美归国学生黄胜取代。1867年，黄胜以孝养告退，林乐知再次被聘为英文教习。1868年，他创办《教会新报》。1870年初，广方言馆移入江南制造局内，与翻译馆同处一楼。1871年，他又被聘为翻译馆译员，此后十年，他身兼教习、译员、编辑、传教士四职，上午教书，下午译书，晚上办报，礼拜日说教。1881年，林乐知辞去广方言馆和翻译馆职务，自办中西书院。广学会成立以后，他成为骨干力量。
林乐知的在华活动，与西学传播有关的，主要有三项，即译书、教书、办报。
林氏译书，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1年至1881年，为江南制造局译书；第二阶段是1887年广学会成立以后，直到1907年去世，为广学会译书。他为江南制造局译书凡8种，多为史志交涉方面，如《四裔编年表》、《列国岁计政要》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国近事汇编》（参见本书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一章）。他为广学会译书、编书十余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参见本书关于广学会一章）。
在翻译西书方面，林乐知尽管也颇有成就，《中东战纪本末》曾轰动一时，但总的说来，这不是他突出之处。翻译科技书籍，他不及傅兰雅；翻译社会政治书籍，他不如李提摩太。但是，在教书、办报方面，傅、李的贡献便远不及林乐知。
二、创办中西书院
林氏教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64年至1881年，在广方言馆任教，第二阶段是1881年以后，自办中西书院。在广方言馆，他的角色是普通的西学教习；在中西书院，他是创始人、负责人。能体现林乐知教育思想的自然是中西书院。
中西书院创办于1881年，院址先后有三处：第一分院、第二分院和大书院。最早建立的是第一分院，位于上海法租界八仙桥畔，林乐知住宅对面，占地约五亩。第二分院位于上海虹口吴淞路，占地一亩五分。大书院亦在虹口，位于吴淞路、昆山路交界处，占地35亩，原为著名买办徐润的产业。分院先建，大书院后建。1884年以后，两分院皆并入大书院。林乐知自任监院即院长。书院创办经费来源有二，一是监理会提供，二是上海中外人士捐助。日常经费，一靠学费，二靠捐助。
唐廷枢像
中国绅商的捐款，按照1883年的捐款清单，政府官吏及机构捐款600余元，商人、买办及教友捐款480元。上海道刘瑞芬、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广方言馆教习舒高第三人最多，各100元。绅商中，以职业分，买办及买办出身的人最多，除了唐廷枢，还有郑观应、席正甫、朱宝珊、叶成忠等。这些人愿意资助，除了他们可能与林乐知或林的朋友有较好的个人关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弟能进入这所学校，受到比较良好的新式教育。他们所看中的，不是中西书院中西并重的宗旨，而是西学。所以，许多学生入学以后，对中学缺乏兴趣，“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国语文，因他们盼望藉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
中西书院规定，学生入学，先在分院学习两年，然后选入大书院，学习四年，以后如果愿意，还可再学两年。这样，总共为八年。
中西书院揭橥的宗旨，诚如它的院名所示，中西并重。林乐知认为，中国此前的学校，不是偏重中学，如普通书院，就是偏重西学，如一些教会学校。这两者都不适应中国文明进步的需要。他的中国助手沈毓桂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他的意见：当今之世，“专尚中学固不可也，要必赖西学以辅之；专习西学亦不可也，要必赖中学以襄之”。
林乐知为中西书院制定的西学课程是：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词句、讲解浅书；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第四年，代数学、格致学、翻译书信；第五年，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第七年，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功用、翻译作文；第八年，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另外，从第一年至第八年，习学琴韵即音乐是贯穿始终的课程；从第二年至第八年，习学西语即外语口语是必修课程。从课程排列可以看出林乐知让学生分段学习的用意：第一、二年，粗知西学；第三至第六年，除了加深西文的要求，还开设了数、理、化、天、地、哲的课程，使学生具备西学基础知识，即使不再继续学业，转而到洋行、海关等机构工作，也能适应；最后两年，开设航海、测量、解剖学、国际法、矿物学、经济学等门课程，为的是培养专门人才。
这个循序渐进的西学课程纲要，在实施时遇到一定困难。这是因为，入学新生的年龄、学识程度差别很大。有些学生于西学已略具根基，有些则全无所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乐知对他们分班编制，按照学识程度，由高至低，依次分为特等、头等、二等、三等，各班所学课程内容，亦适当拉开档次，每等大体相差一个年级。这个情况也说明，上海地区有一批青少年，在进中西书院以前，外语和西学已有一定基础。
中西书院的中学课程，由林乐知的助手沈毓桂负责制定，设有讲文、五经、赋诗、尺牍、对联和书法。学生亦按程度被分为四等。应该指出的是，西学分等和中学分等是交叉的，并不是统一的，西学头等班的学生很可能同时是中学二等班的学生，西学三等班的学生也可能同时是中学特等班的学生。这种灵活的处理方法，与今天大学里的选修课很有点相似。
书院开办以后，学生学习西学的热情也很高。我们知道，60年代在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国家免费供读，但其学生仍无意学西学，却用心钻八股。与同文馆正好相反的是，中西书院的许多学生，只想学西学，不想学中学。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林乐知又专门开设了西学全日制班和西学半日制班，收费标准也较其他班级略高。
书院制定院规18条，主要内容为：本院兼课中西两学；学生暂以120人为率，不论年岁、籍贯，入院一年后方准正式纳为学生；学生学费每年24元，全日专习西学50元，半日专习西学30元；学生中学书籍自备，西学书籍由院部代购；学生非疾病、要事不得请假，作辍不遵院规者除名；院内宿舍十余间，专供远方学生，住房费每人每年6元；院设食堂，学生每人每月2元，仅午餐者1元。
中西书院虽然是受教会控制的，但它与一般教会学校又有区别。学校所设课程中没有必修的宗教课。礼拜日有讲经课，学生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学校更不强迫学生当教徒。这种比较自由、宽松的气氛，对那些既想学西学、又不愿当教徒的买办、富商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据称，书院开办以后，“遐迩闻之，群相推许，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负笈而至者，分院几莫能容”〔2〕。学校开办之初，学生已达二百多人。到第二年1月，学生迅速增加到330名，还有近百名申请者因校舍缺乏而不能录取。
当然，林乐知是传教士，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
林乐知自称，开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希望以此“触及在中国人中施展影响的源头”〔3〕，尤其希望通过中西书院在以前无法传教的阶层吸引学生。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第一，学生家庭背景比较富裕。开学之初，林乐知便发现，“每一个学生都毫无例外地来自居住在上海的最优良的家庭，并且几乎包括中国每一个地区的人”〔4〕。第二，许多学生受过中国学校的教育。学生中有不少16至20岁、曾经在中国私塾和其他学校读过书的人，因为要学西学，才转入中西书院。这些人正是他希望招到和重点培养的对象。他在1883年的一封信中，很明白的说明自己在这些阶层中吸收学生，乃是一种扩大基督教影响的手段：
当人们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来自普通教会学校所能接触到的那个社会阶层，他们就会懂得我们这种举动是何等重要了。我们曾充分估计到这个阶层中已经入校的许多人物，会为学校所带有的宗教色彩而感到畏缩，但在华人的心目中，这项事业所能预期的种种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至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5〕
到了90年代，因广学会和《万国公报》的工作越来越吸引着林乐知的兴趣，也因为中国政局的变化，林乐知觉得舆论宣传比学校对社会的影响更迅捷，他在1895年辞去监院一职，专事办报与译著，书院事务由监理会牧师潘慎文主持。潘氏加重了学校的宗教色彩，书院逐渐泯灭自己的特色，趋同于一般的教会学校。1905年，潘慎文卸任，嘉约翰接任。1912年书院迁苏州，并入东吴大学，上海昆山路原址后成为东吴大学法学院。
中西书院历时30年，共培养多少人才，无确切统计。林乐知在书院创办10年时曾说，已有二百多名学生毕业以后，到海关、电报局、铁路局及需要新知识的部门供职：
本书院历年肄业生，或至各海关，或至电报、官商各局，以及招商、铁路等局办事者，已有二百余人。再各处设立电报、水师等学堂，由本书院去学习者，亦有数十人。〔6〕
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中西书院的学生相当器重，至1894年，他已调用中西书院学生二百多人，让他们在电报局、武备学堂等机构中发挥作用。
三、《中西关系略论》：中西比较
《中西关系略论》
刚从封闭自锁状态走出不久的清朝政府，一下子还不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天朝自大、夷夏之辨等过时观念，还不时地困扰着人们，外交上懵懂无知、处理失当的事时有发生，修约问题、教会问题、派出使臣问题、公使驻京问题、皇帝接见外国公使礼仪问题、对外国人称谓问题、保护海外华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但常常引来外人嗤笑，而且常被外国列强作为进一步勒索的借口，给国家和民族带来重大损失。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的林乐知，对有些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他觉得中国应该妥善处理中外关系，于是写了《中西关系略论》一书。
《中西关系略论》最初连载于1875年9月至1876年4月的《万国公报》。1876年秋，林乐知将其单独出版。这是林乐知首次就中国外交、内政问题系统发表意见。全书分4卷。卷一是全书的中心，首置地球两半球图，然后节录中国南北洋通商大臣及有关督抚关于变通陈法、兴办洋务、破格选拔人才、妥善处理中外关系、向外国派设使臣领事等问题的奏稿，再后是林乐知本人的议论，所论题目有《论节抄各大臣奏稿大略》、《欧洲与中国关系紧要略论》、《申说欧洲人分布天下》、《论欧洲人分布天下之意》、《论欧洲人散布中原而英俄与中原为接壤之国》、《论中外交接宜如何联络如何维持》、《论中外交接其联络维持之法究竟如何办理》、《论谋富之法》和《续论谋富之法》。卷二首论天道之学，即基督教传教问题，所论有传教来历，传教为人解疑，基督教的派别等；末论鸦片烟之害。卷三论回教及西域问题。卷四为附录，有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论略》等。
林乐知在书中所说的有些意见，片面性很强，例如他说西方人到中国来，一是为了通商，二是为了中国富强，并无瓜分、剥削中国之意，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是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但他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诸如中国欲求富强，必须发展工业、商业，造铁路，通轮船，开矿，采煤，办电报局、公信局，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他列举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许多落后的地方，诸如，以年进出口货物而论，中国与英国、美国相比，英国人均84洋元，美国人均25洋元，中国人均0.55洋元。他还举了教育与报纸方面的数字，中外差距更大。
他对中国落后方面，批评得相当尖锐。他的笔墨重点落在三个方面：迷信、鸦片、科举。他批评迷信，不是就某一具体问题展开，而是在总体上以科学与迷信对比，认为科学兴则迷信灭，科学衰则迷信盛：
格致之理明，而风水之说，不待辨而自息矣。即如白昼而行墦间心无所怯，夜则疑心生鬼，寸步难行，一见灯光，而胆忽壮。格致者，即风水中之白昼与灯光也。……再之天大雨时，雷电交加，敬雷者畏其击死，遂有建庙而造雷祖殿者，不知电与雷，二而一者也，先发光而后发声，如开炮然，何畏之有！且西国取其电气而传信也，非明征耶？又有不明天文地理者，见日食月食与彗星，则以为关乎国家吉凶，或鸣锣救之，或建醮禳之矣。……据此而言，又中西所关系者也，其在不明化学之小人，祀祖祀神而焚纸锭，见磷火而生惧生疑，不知焚烧纸锭，仍归本质，徒费钱文，若磷火，西人取作自来火，以为日用之物，惧何为哉，疑何为哉？此等愚昧之见，举国如狂，皆君子未能详细辨明，予斯世以着实可靠之理。〔7〕
鸦片之害，是近代一切正直人们有目共睹、舌敝唇焦、反复陈述的。林乐知不但一般地说明了鸦片对人体健康、对国家经济、对社会风气的破坏作用，而且试图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方面，说明这个问题。这是他论述鸦片之害的独特之处。他写道：
夫天下引人入迷者，非止鸦片一物也，而华人第知鸦片迷人，不知迷人者犹有物也。盖人性所好，不外动静两端。试略言之：鸦片之外，不有酒乎？但鸦片之性主乎静，静则收敛而心同枯槁；酒之性主乎动，动则发扬而心早昏沉。……而好动好静，又视乎人性之所近也。东人好静不好动，故所嗜者，以静为缘，而收敛尚焉。观其所重之教可知矣。佛教盛于东方，镇静无为，四大皆空，加以鸦片收敛其心，是静而又静，凡事狃于成见，终其身不改旧章，亦终其身而居人下，其关系岂曰小哉！西人好动不好静，故所嗜者以动为主，而发扬尚焉。观其所行之教可知矣。耶稣教盛于西国，恻隐心动，四海一家，加以酒发扬其性，是动而又动，凡事最肯争先，阅一时而更新法，遂阅一时而出人头地，其胜人岂不大哉！是以东人性近于静，迷于鸦片者恒多，而静中之物，鸦片之累为最深。西人性近于动，迷于酒者恒多，而动中之物，酒之累为最重。〔8〕
林乐知所论，是从基督教高于一切的观念出发的，有些观点也不一定能成立，但他将人们的嗜好，与宗教、文化特性加以综合考虑的论述方法，却很能启发人们的思考。
对于中国科举制度，林乐知批评的着眼点是学问与实事的关系。他认为，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端是一个空字，言大而夸，不切实际，结果导致国家败弱：
古今来之大学问有三，一曰天道之学，即天地万物本原之谓也；一曰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正修齐治平之谓也；一曰物理之学，即致知格物之谓也。三者并行不悖，缺一不足为士也。而今中国士人，天道固不知矣，即格致亦仅存其名而已，所伪为知者，诚正修齐治平之事耳。言大而夸，问其何为诚正、何为修齐、何为治平，则茫乎莫解，与未学者等。谓之为士，其信然耶？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矣。倘能于文诗策论而外，讲求尧舜禹汤之经济，文武周孔之薪传，中国不几独步瀛寰，而为天下万不可及之国哉！〔9〕
林乐知在讨论中国崇尚科举而轻视科学、多空言而少实际、好静而恶动等特点的同时，进一步探索这些特点背后的原因。他认为，这与中国多年来形成的今不如古、尊祖法古的历史观、文化观有直接关系。他要言不烦地写道：
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不知善变，此弱与贫所由来也。〔10〕
综观《中西关系略论》，可以看出，林乐知在讨论中西关系问题的时候，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努力从中西文化的差异角度说明问题。他的许多具体结论不一定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但他思考问题的方法，对社会问题感觉的敏锐程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无疑具有警觉作用。他对迷信的驳斥，对科举的抨击，是后来中国启蒙思想家常说的话题。正因如此，《中西关系略论》出版以后，颇为中国知识分子推重。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赵元益称赞此书：“《关系略论》，直言无私。志在富强，伟哉其辞。”〔11〕一个署名“秦驻山人”的文人，评价更高，认为此书“通盘筹画，畅所欲言，其间切中要害，剀切指陈，实为今日自强至计”〔12〕。第一版印数不详，但所印之数，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据称是“几于不胫而走”，不久即告售罄。16年后，1892年，根据傅兰雅的建议，林乐知又加以修订增补，由格致书室重印行世。〔13〕
四、《中东战纪本末》：救亡之声
《中东战纪本末》
《中东战纪本末》是林乐知所有译编书籍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此书由蔡尔康笔述，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2月增出续编四卷，1900年又出三编四卷，初编、续编、三编合计十六卷。
中东，指中国与日本。本书是中日甲午战争资料、评论汇编。初编卷一为中日战事由来，追溯了自明朝以来的中日关系，近几十年间的中日冲突；卷二是清廷有关的上谕、奏摺；卷三是日方资料及有关电文，包括明治天皇的画像；卷四、卷五是交战、谈判的有关文件；卷六至卷八是林乐知、蔡尔康等人关于战事及各种问题的议论，包括林乐知的《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和《治安新策》上、中、下，蔡尔康的《新语》之一至十三，李佳白的《上政府书》。续编卷一是王文韶、盛宣怀、刘坤一等人有关奏疏；卷二、卷三是战争期间有关电报；卷四是中外人士有关议论。三编译载了英国兵部炮兵司主事蒲雷写的《东方观战记实》，以及美国驻华使馆、中国驻英使馆有关战守和议的电文和李鸿章的奏疏等。卷首有林乐知小像，林乐知、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的序言，凡例，卷末是林乐知的跋语。林乐知、蔡尔康自述此书的写作动机：
中东之战衅，起于东而祸中于中。林君爱莫能助之心，见于辞色。蔡君隶籍震旦，尤不禁泣下沾襟。方事之殷，共献良谟，互抒谠论，业既未蒙采用，和局大定，尤冀以见闻所及，效惩前毖后之忠，因撰是书。无讳饰，亦无偏倚。其《治安新策》七篇，尤为精神团结，且采西方善政，思弼成东土新猷者，类多要言不烦，实事求是。〔14〕
《中东战纪本末》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
书中以极其丰富的、具体的资料，说明在中日战争中，清朝政府如何在战前，对日本的军事装备、侵略野心了解不够，掉以轻心，乃至毫无根据地狂妄自大，蔑视日本，以为日之于我，卵不敌石；战争爆发以后，如何张惶失措，应对无方，退舍于牙山，避道于鸭绿江，纵敌于大连湾，沉舰于大东沟，让险于旅顺口，丧师于威海卫、刘公岛，甚焉者，前线虚报战绩，京师深信不疑；失败以后，如何相顾失色，束手无策，不明国际之情势，不谙谈判之原则，允苛刻之条约，失地赔款，后患无穷。资料显示，战争以后，英吉利改袒强国，俄罗斯强委巨债，法兰西私索土地，德意志谋夺商权，日本则日益坐大……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些由中外电文、奏疏、文件组成的资料，有根有据，凿然可信，它不啻向世人宣示，中国在战争中败北，决不仅是武器不如人，也不仅是指挥失当，而是清朝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的文化有问题。
《中东战纪本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批西人对中国时局的评论，其中以林乐知的《治安新策》篇幅最大，措辞也最为尖锐。《治安新策》共分八章，即上之上、下，中之上、中、下，下之上、下，载于《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卷八，后有单行本行世，名曰《兴华新义》。《治安新策》的内容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二是对变法维新的建议。
林乐知在《治安新策》中自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寄籍中国近四十年，经历过太平军的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和最近的中日战争；我曾环游地球三次，到过各大国京城，于世界各国新政有所考察；在中国，我曾南自广东，北至蒙古，于中国风土人情，留心多年，对中国目前处境，有感于怀，不得不说：
仆于中国诚知之深而爱之至也，不谓自初来以迄于今，中国内治外交，无一事出人头地，而且江河日下，岁月骎骎，流极既衰，日本难作，向不甚以荣名显者，到此而竟以辱名显；向不甚以上等称者，到此而竟以下等称。呜呼噫嘻，寄籍之久，关心之切，如鲰生者，尚忍代为讳疾忌医，而坐视沉疴之中于膏肓哉！
他从八个方面批评了中国存在的积习：一、骄傲。中国的声名文物，历史上确实曾经远远超过周围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酿成了中国尊己轻人之弊，直至今日，有告以他国之善政者，仍然不是说“戎狄何如”，便是说“中华不尚”。二、愚蠢。读书人少，旅游人更少，多数人不明世界大势，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儒生，亦缺乏天文、地产、物理等方面的常识。三、胆怯。行事不思进取，不敢冒险，即使遇到日月薄食、风雷之变，亦不敢研究其理，而奉为神明，相率儆戒。四、欺诳。不说实话，互相欺骗，任意铺张，凭空杜撰，遇到战争，军书旁午，尽成官样文章，欺上瞒下，支离掩饰。五、暴虐。法庭之上，正常刑讯之外，别作非法刑具，甚至草菅人命。军中将帅之待部曲，有如草芥，对伤兵病卒，既无军医专治，对死去之人，更乏善后措施，新鬼烦冤，旧鬼号哭。六、贪私。人各顾己，不顾国家，无论事之大小，经手先欲自肥，甚至军火要需，敢以煤炭代药，豆粒充弹，终酿败亡之祸。至于官吏之盘剥百姓，将校之克扣军饷，更是司空见惯。七、因循。做任何事情，只知拘守旧章，不愿因时变通。八、游惰。空费光阴，虚度日月，京官有逐日藉词乞假者，地方官员甚至有在军务倥偬之际演戏举觞者。林乐知认为，这八大弊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骄傲必入于愚蠢，愚蠢则流于怯懦，怯懦必工于欺诳，暴虐则忘仁爱，贪私必昧于公廉，因循则难于振作，游惰又怎能忠敬！
林乐知从历史、世界纵横两个角度，将中国与古罗马、印度、美国等相比，说明因时变法，才能摆脱危机，长治久安，反之，一味泥古守旧，后果不堪设想。他从五个方面提出变法的建议：一、意兴宜发越。即振作起民族自信心，认真研究、妥善处理中外交涉问题，有些事情，应该参照万国通行之常例，采取应对措施，例如国君接待外国使臣，允许传教士在华传教，派遣使臣、领事分驻各国。二、权力宜充足。这里所谓“权力”，不是指君主或政府的权力，而是指国家的实力。“凡国之以权力显者，不在武备之精良，而在人才之众盛”，中国变通之道，当以育才为本。文中提出改革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广设新式学校和派遣大批学生出洋留学的具体设想。三、道德宜纯备。他认为，应当用泰西的三伦，即天伦、人伦、物伦，代替中国的五伦。所谓天伦，是就天人关系而言的，指信仰上帝；所谓人伦，是就人人关系而言的，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应该爱人如己；所谓物伦，是就人物关系而言的，指研究自然，发展科学。四、政令宜划一。所说的政治体制问题。林乐知认为，中国政治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表面上统于一尊，实际上各省自成风气；二是下情无法上达。他主张，改革要在两方面同时进行，有些权力一定要统一，如水陆之军务，关榷之税务，书院之考政，银局之圜法，信馆之邮政，等等，有些方面应该放手让民间去办。他从人人有自主之权即自由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
泰西有君民共主之国，更有民主之国，中国势殊事异，断难冒昧仿行，然天之生人，无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独不应略予以自主之权乎？约而言之，如兴学塾立书院之费，必须由民众公捐，官即不应染指。又如制造厂、纺织局、铁路、轮船、矿务、电报各公司，皆应听民间任意创立，官加以保护，而不加以制裁，其视为鱼肉者，更无论矣。又如有人创一新法，试之而果利于用，官宜给以文凭，任专利薮。〔15〕
林乐知特别指出，要政令划一，关键一条是实行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荡轶，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获保于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刑赏之恩威定，神教之畏服合矣”。为了解决民情上达的问题，林乐知认为，在中国一时无法开设议院的情况下，不妨先开设一个简易的机构：“宜准民间略仿议局之制，凡读书明理、能办事、通法律之人，任民公举以入局。”于是，经商之有所不便者，务农之必应留意者，工艺之必应推广者，皆许议局商诸官长，达诸部院。五、体统宜整饬。主要是存仁心，去暴政，禁止残暴刑讯；行恕道，禁止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弊制，严禁妇女缠足。
林乐知在序言中表达了他译编《中东战纪本末》的意图。他说，胜负本为兵家常事，关键是如何对待胜负，得当，负可变胜，不当，胜亦会变负。甲午战败，创巨痛深，正是中国翻然变法、转弱为强的契机。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译编此书，正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变法：
余美国人也，而寓华之日多于在美之年，爱之深不觉其言之切。且余传道之士也，爱本国之人而冀其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即推四十五邦之福，冀广诸四百余兆之民，语不厌其冗长，心弥觉其郑重，今为此书，又岂有私意哉！〔16〕
王韬在序言中，对林氏良苦用心，作了一番评价：
林君之作此书，盖欲中国之自强而发也，原始要终，因端竟委，挈领提纲，具存微指。全书以未战前机括为本，以罢战后主张为末，一卷一篇之中，亦复自有本末，《凡例》叙述綦详，兹不复赘。惟其命意所在，实欲中国以行新法，学西学，克自振拔，为自强而借日本以自镜。其所以期望者深矣！呜呼，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洲之人言之，中国何幸而得之哉！林君为美国进士……务欲牖我之聪明，祛我之鄙惑，增我之识见，其有益我中国非浅鲜矣。而受是书而读之，又使人忠君爱国之心油然以生，而耻为日人所侮，更知己之学艺材能与泰西诸国远不相若，于是乎人人能自奋矣。〔17〕
在1896年的中国，在维新高潮尚未到来之时，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辞，批评中国的积习，批评中国的政治，实不多见。这些批评，出自一个外国人之口，让人听了，总觉得不是滋味。但是，揆诸实际，林乐知所说，条条于事有征，于理可通。因而，这些刺耳的批评和建议，具有巨大的震撼力。《中东战纪本末》问世以后，在中国社会激起强烈反响，初版三千部很快销售一空，不到六个月就收回了出版费用。由于供不应求，购买者络绎不绝，广学会决定立即再版，再版数量比初版还多。
《中东战纪本末》出版以后，西人报纸发表评论说：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之宜速变且宜全变也，固尽人而知之矣，至于变之道，则非一人之所知，且非众人之所能尽知，惟林君乐知所著之《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为能握其要而图其益焉。夫林君者，素有心于中国政治民人之要者也，历年所著各书，多论及中国情景，斟酌尽善，信而有征，巍巍之大人，恒鉴赏之。〔18〕
《中东战纪本末》出版以后，广学会将此书赠送给总理衙门，1896年7月29日，总理衙门委托两位官员复信致谢，说是总理衙门各位堂宪看了此书以后，都认为“此书著述渊博，实事求是，语固慷慨，意亦肫诚，原始要终，总不外发人深省之意，足征识见超卓，留心时务”〔19〕。大臣们表示还要仔细阅读。李鸿章看了这部书，认为“它写得很好，希望它能广泛流传”〔20〕。光绪皇帝师傅孙家鼐对此书极为赞赏，他在给侄婿龚心铭的信中写道：
林乐知先生人品端方，学问深邃，愚亦久闻其名。寄来《中东战纪》、《文学兴国策》二书，流览一过，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牧师皆剀切指陈，在国家可谓忠荩之臣，在朋侪可谓直谅之友，能不钦之敬之、爱之重之！〔21〕
伦敦会传教士鲍克思自述他的见闻：
最近，我去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旅行，在好几个地方，我受到官员们和士人们十分友好的接待。在浙江的一个衙门里，我应邀去会见一个读过《中东战纪》的官员，他要我转达对写这本书和出这本书的人的谢意。他认为这本书在结尾时提出一些教训，指出中国现时的需要，是正确的。他说，中国需要的是有新精神的人。〔22〕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转折点。此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初败于英国，再败于英法，城下之盟，割地赔款，打击不可谓不大，刺激不可谓不深。但是，相对而言，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那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因为英法毕竟是西方强国，其文化、人种都与中国差异很大。这一次则不一样，对手与自己同文、同种，而且面积小、人口少，长期属自己的学生，历来为士大夫所鄙夷。本来，输给熟悉的邻居就比输给陌生的强盗更能刺激人的羞耻心，现在，输给一个不但熟悉、而且原来根本不屑一顾的岛夷，它对社会心理的震撼，是以往任何一次战败都不能比拟的。中国士大夫，都是呼吸着天朝独尊的文化空气长大的，形成民族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有时会成为吸收外国文化的障碍，有时也可化为民族自救、民族自强的酵母。甲午战败以后，士大夫一呼百应，群体觉醒，救亡之声，盈于朝野，就是这种民族心理的积极反映。就在这时，《中东战纪本末》出来了，这对于急切需要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经过、内幕以及中外各界看法的士大夫，对于正在酝酿变法维新的中国社会，不啻雪中送炭，它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实在情理之中。
五、《文学兴国策》：教育兴国
素有文明古国、礼义之邦、天朝上国之类美称的中国，近几百年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为什么会逐渐落伍？这是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反复思索，直到今天还在热烈讨论、莫衷一是的问题。人们可以从政治、军事、环境、科技等各个侧面，提出自成一说的见解。19世纪后期，王韬、郑观应等中国知识分子，李提摩太、李佳白等来华传教士，都注意到教育的问题，从教育方面探讨中国落伍的原因。林乐知翻译《文学兴国策》，把这个问题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
森有礼像
《文学兴国策》，森有礼原编，林乐知译，任延旭述，广学会1896年出版，二卷。这里的“文学”，不是今天“文学艺术”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指文化教育。
森有礼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著名外交家，早年留学英国，1871年出任日本第一任驻美大使。他是一位有才学、有见识、满腔爱国热情的人，办理外交公务之余，十分留心考察美国的富强之道，于教育方面尤为关注。1872年2月3日，他从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向美国文化部大臣及其他各部、议院各议员，发照会一份，并向各著名大学校长、文化界著名人士，发公函一份，广泛了解美国的教育制度和实际情况，征求他们对发展教育的意见。内称：
凡有益于敝国文学诸事，并讲求一切凡有关于敝国振兴诸端，度阁下必有卓见良策，以作东方开化之助，实为幸甚。窃以敝国所访求之大略，凡增人智慧、辅人德行、利人身家，种种有益于国政民俗者，悉请开诚相示。〔23〕
照会、公函发出以后，各方反应颇为热烈，森有礼收到一大批关于美国教育的资料和对日本发展教育的意见。他将其汇集成册，题名《文学兴国策》，寄回国内。日本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仔细研究，付诸实施。
二十多年过去了，日本的新式教育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全国各式学校三万多所，男女教师九万多人，在校学生三百多万。反观中国，依然昔日旧景，无大起色。甲午一战，中国被日本打败。林乐知在译编《中东战纪本末》、总结日胜中败原因时，想到了教育，想起了森有礼。他认为，日本之强，基于教育，中国之弱，源于教育，日本的今天应该是中国的明天。于是，他把《文学兴国策》介绍给中国。
《文学兴国策》分上下两卷，收录资料共15篇，即森有礼公函，美国伯林斯登大书院（今译普林斯顿大学）、哈法德大书院（今译哈佛大学）等学校的校长、教务长及著名教育家麦高希、欧理德等13人的复函，还有从美国文化部得到的《美国兴学成法》。各人复函长短不一，长者两三万言，短仅二三百字。复函内容从总的来说，包括以下三方面：一、论述发展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二、介绍美国教育制度和各类学校概况；三、就日本的教育问题提出建议。其中，对美国制度和各类学校概况的介绍，占了很大的篇幅，包括国家对学校的重视、有关教育的法律、政府对教育的管理、美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各种学校数字、在校生数、教师情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还有各种不同类别学校设置的原因，诸如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女子学校、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初等学校、寄养公学、启蒙学堂、聋哑学校、盲人学校，等等，相当详细。令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这部分内容，而是书中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论述。大多数复函，是按照森有礼的要求，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教育的重要性：一、教育与富国；二、教育与商务；三、教育与农务、制造；四、教育与伦常德行身家；五、教育与律例国政。所有复函，无一例外地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民族兴旺的关键。其中一函，以西班牙、法国、英国、普鲁士等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历史为例，说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重视教育则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轻视或忽视教育，则国家贫弱、民族衰败：
有教化者国必兴，无文学者国必败，斯理昭然也。即如三百年前之西班牙，实为欧洲最富之国，嗣因文学不修，空守其自然之利，致退处于各国之后，而不能振兴。此外各国，亦多有法。法国于三百年前，遭遇时变，致国中明理多能之人，去国而适异乡，坐是国势不振，至今法国尚未复原。维时，法人避于英国者甚众，英人开门而迎之，由是法人各出其才能技艺，使英人薰其德而善良。英之所以制造日新得成为今日之大国者，未始不于此植其基焉。普鲁士为欧洲至小之一邦，国人振兴文学，鸿儒辈出，卓越他邦，曾不几时，成为今之德意志联邦，与欧洲诸大国相同。即以敝国论之，当未立国之先，勉励学业，诸科学校，无一不备，男女老幼，无人不读书史，迨后卒能胜英而自立，岂非兴学之明验哉！不然，恐至今尚为英国之外府矣。且更有明著之功效焉，苟非敝国之大兴文学，广设学塾，多聘师儒，安能得如是之进益，历如是之艰险，而卒底于成哉？姑不具论，凡史鉴所载，古今人之事迹，无非表明凡人欲得万事之益者，必先励一己之学也。〔24〕
在复函中，有一位叫施端恩的大学校长提出教育虽然十分重要，但是基督教更为重要，“一切人事之奋兴，国政之循良，民生之福祉，悉于《新约》一书载之矣”。如果不以基督教为根本，不用基督教熏陶人们的道德，只是片面地强调教育，其结果“不过使斯民为众恶之所归，愈以助其为恶之力耳”〔25〕。这段话，出自对基督教虔诚信仰的人之口，本不足怪，但是，中国士大夫看了以后，便很不舒服。史料记载，广学会将《文学兴国策》作为《中东战纪本末》的附录发表以后，传到北京，士大夫们对《中东战纪本末》赞誉颇多，但对《文学兴国策》中有关基督教的内容，大为反感：
很多人要买林乐知博士写的《中东战纪本末》，但是这本书的附刊，由于其中有二集《文学兴国策》具有明显介绍基督教的内容，在北京一问世，就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们不准它与政府准许的书籍一起发行。〔26〕
林乐知译书、著书、兴学、办报，在晚清西学东渐史和启蒙思想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他对晚清社会弊病的批评，对教育兴国的呼吁，多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当然，像其他许多传教士一样，他的有些意见，带有浓厚的西方优越感；有些意见，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能接受的。例如，他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书中，列举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后，给印度带来的十二项益处，即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清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和通声气。他认为，中国情况不同于印度，不会落到印度的境地，但他还是提出，在中国东南，选择两省，租给英国，一切由英国人管理，五十年归还，以此作为治理的榜样。〔27〕可以想见，在列强环伺、瓜分豆剖、不断丧师失地的艰难情况下，如果照林乐知所说去办，其结果决不会是什么租地管理、树立榜样、五十年归还的问题，而只能是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步伐。
林乐知晚年像
1898年，林乐知回国休假，他的中国朋友徐少范赠诗一首，列述林氏在华兴学、教书、编书等活动，给予了综合的评价，现录于此，作为本节的结束：
天生奇人在殊域，三万里来游中国；著书立说牖斯民，热肠耿耿忠且直。
咸同之间鼙鼓竞，东南半壁豺狼横；先生出入自翩然，凭仗孤忠化枭獍。
从此以后东南平，皋比坐拥沪滨城；满门桃李新阴盛，声名鹊起皆簪缨。
更具大志兴中土，树人百年化时雨；宏开书院参中西，雅量高才谁与伍？
董狐直笔太史简，纪战綦真独手眼；浅人谓是抑中朝，讵识深情本无限！
先生伟然七尺躯，须眉奇古如银丝；目光如炬气如电，声如洪钟雄杰姿。
今朝长啸归故里，海波如席天如纸；片帆无恙赋重来，请与斯民揭真理。〔28〕
【注释】
〔1〕对于林乐知的在华活动，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为丰富，重要著作有梁元生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贝奈特的《教会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及其杂志》。又，林乐知的名字，“乐”应读yuè，音乐的“乐”。盖“乐知”二字为其英文名Young John的近音，“林”为其姓Allen的近音。他按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取字“荣章”，亦为Young John的近音。这点，承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刘广京教授相告，附记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