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东与译书
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和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成员，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汉字、儒学、佛教、书法、围棋、徐福、遣唐使、鉴真和尚、朱舜水……这些名事、名物、名人，诉说着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发生巨大影响的一幕幕生动的历史。
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1603—1867），二百多年中，日本翻译中文书籍109种，中国翻译日文书籍4种。中国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处于居高临下的出超地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令中国有识之士刮目相看。于是，中国有人翻刻日本人的《日本外史》，有人撰写《日本国志》。但是，一般士大夫仍以老眼光看待新日本。
甲午战败，朝野震惊，日本形象，陡高百倍。前天的徒弟，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榜样。中国朝野的日本观，急剧地变化着。戊戌政变以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以后，要学西方，先学日本，几成为国人共识。于是，留日学生，源源东渡，东文学校纷纷开设。
1896年，清朝政府选派唐宝锷、朱忠光等13名青年学生留学日本。以后，留日学生逐年增加，1901年274人，1903年1300人，
1905年8000人，1906年竟达12000人。男子留日，女子留日，兄弟留日，父子留日，夫妇留日，全家留日，公费留日，自费留日，青年留日，老年留日，秀才留日，举人留日，进士留日。一时间，留学日本，狂潮翻卷，蔚为壮观。
1896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1897年以后，上海的东文学社，福州的东文学堂，杭州的日文学堂，泉州的彰化学堂，天津的东文学堂，北京的东文学社，相继成立。清末新政开始以后，从沿海到内地，各色学校开设东文课程，并从日本聘请了许多日文教习。据研究，从1900年到1911年，受聘来华的日文教习，有姓名可考的便有430名。这些学堂，无异于留日学生的预备班，日文译员的训练所。
日文学习热、留学日本热带来日文西书翻译热。1897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明确提出译书“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罗振玉等在上海办农学社时，亦聘请日本学者翻译日文书籍。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所撰《劝学篇》中，力陈翻译日文书籍的必要性和速效性：
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文，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1〕
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奖励译书，特别提倡翻译日文书籍：
缘日本言政言学各书，有自创自纂者，有转译西国书者，有就西国书重加删订酌改者，与中国时令、土宜、国势、民风大率相近。且东文东语通晓较易，文理优长者欲学翻译东书，半年即成，凿凿有据。如此则既精而且速矣。〔2〕
留日人员更普遍认为日文易学，日书易译：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所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3〕
国内机构、留学人员都很热衷翻译、出版日文书籍，日书中译数量急剧上升。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15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4〕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中国翻译西文书籍数字的总和，也大大超过同时期中国翻译西文书籍的数字。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译自英文的共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16%；译自德文的24种，占4%；译自法文的17种，占3%；而译自日文的有321种，占总数60%。至于这一时期各种报纸、杂志上所介绍的西学，更难计其数，可以说是无报不译，无刊不译，无期不译。
《东洋史要》
据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第一个翻译日文书籍的是姚文栋。姚是中国驻日使馆的外交官，于1883年翻译了日本修史馆编写的《琉球地理志》，原书于1875年在东京出版。1889年，林廷玉翻译了井上圆了的《欧美各国政教日记》，在上海出版。这是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翻译的第二部日文书籍。〔5〕甲午战争以后，最早翻译日文书籍的是樊炳清。他于1899年翻译了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后由东文学社出版。此后，中译日书大批涌入。
比起此前翻译西文书籍，这一时期所译日文书籍，最大特点是社会科学、史地书籍分量加大，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分量减少。按照谭汝谦统计，社会科学书籍有366种，占总数38%；史地书籍175种，占18%；语言文字书籍133种，占14%；应用科学书籍89种，占9%；自然科学书籍83种，占9%。
二、林林总总的译书出版机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沿海城市与留日人员中，雨后春笋似地冒出许多出版机构，很多是集翻译、出版为一体。先前业已存在的出版机构，亦竞相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笔者作了一个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和留日人员中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至少有116家（详见表17—2）。其中，至少75家设在上海，10家设在东京，杭州、武昌等地也有一些，留日人员在日本所办的译书机构主要设在东京。这些机构，有的存时较久，影响很大，有的旋开旋停，影响甚微；有的是独立机构，有的为学校、学会、报社所附属。较为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化学新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1897年2月在上海创办，发起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诸人多在教会所办印刷机构美华书馆工作过，熟悉出版业务。初时经营，主要是印刷商业簿册表报。1900年，接盘日本人在上海所经营的修文印书局。1901年，张元济等入股。1902年，设立编译所、发行所，出版《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以后，出版业务蒸蒸日上，成为中国最为著名的出版机构。在清末，以出版各种各样新式教科书和严译名著饮誉全国。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册，商务所出《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册入选，占一半以上。所出译自日文的书籍，有各种教科书，如吉田彦六郎编、杜亚泉译《化学新教科书》，大幸永吉编、王季烈译《改正近世科学教科书》，其中，杉荣三郎《经济学讲义》、服部宇之吉《心理学讲义》被京师大学堂采用为讲义。有一般科学书籍，如德国科培尔著、日本下田次郎译、蔡元培重译《哲学要领》，井上圆了著〔6〕、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录总论》，持地六三郎《经济通论》，箕作佳吉著、杜新田译《动物学新论》，吉田熊次著、蒋维乔译《新教育学》。有相当一部分政法、文史著作，如刘崇杰等译《新译日本法规大全》，英国威尔逊著、日本高田早苗译〔7〕、章起意重译《政治泛论》，辰巳小二郎著、戢翼翚译《万国宪法比较》，菊池学而著、林启译《宪政论》，山田三良编、李倬译《国际私法》，中村进午编、袁希濂译《新译国际私法》，清水澄著〔8〕、金泯澜译《行政法泛论》，菊池学而著、编译所译《议会政党论》，高山林次郎著、编译所译《世界文明史》，元良永次郎、家永丰吉合编、邵布雍译《万国史纲》，东京日日新闻社编、出洋学生译《明治政党小史》。
《心理学讲义》
《妖怪学讲义录总论》
译书汇编社，1900年成立于东京，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先设在育材书塾，后迁开明书店），在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浙江、江苏、台湾、香港等地设有代售所，以江浙一带为多。这是中国留日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主要成员有戢翼翚、王植善、陆世芬、杨荫杭、杨廷栋、雷奋、章宗祥等。其译书方法是将单本日文书译出，分期连载于《译书汇编》杂志上，然后再出单行本。成员多为政法专业留学生，故所译书籍多为政法方面，主要有高田早苗著、嵇镜译《国家学原理》，岸畸昌与中村孝合著、章宗祥译《国法学》，户水宽人著、颠涯生译《法律学纲领》，葛冈信虎讲义、朱孔文笔述《法制新编》，唐宝锷译《日本警察法令提要》，小林丑三郎著、王宰善译《日本财政及现在》，治崎甚三、袁飞译《万国公法要领》。这一机构成立早，杂志出版早，书籍出版早，对中国留日学生影响很大，所译政法书籍被近代学术界认为是最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著作，“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9〕。所出杂志《译书汇编》，1900年12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创刊，月出一期，为中国留日学生创办最早之杂志，设有政治通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学等栏，三年后改为《政法学报》。
《美国独立史》
《法律学纲领》
南洋公学译书院，由商务大臣盛宣怀于1898年6月3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奏请设立，初设上海虹口，翌年秋迁提篮桥，聘张元济为院长，经费从公学捐款内拨用。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的推荐，聘请日本人细田谦藏、稻村新六为翻译东文事务员，月薪洋银150元，每周工作六天，聘郑孝桎、孟森、杨志洵为校订，后添聘公学教习李维格、伍光建、黄国英、陈诸藻参与译事。1902年，留日归来的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亦被聘为译员。译书院主要翻译日文书籍，并向院外严复、吴文聪、王鸿章、日本人山根虎之助等约稿。受聘人员有薪金，故所出译作多不署译者姓名。1903年因经费紧缩停办。译书院曾以盛宣怀名义，就译书问题向清政府提出四条建议：先章程而后议论，审流别而定宗旨，正文字以一耳目，选课本以便教育。〔10〕这为当时翻译事业制订了基本原则。译书院对译著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度量衡等译名加以统一，张元济亲自为《原富》编制英汉对照表。译书院译成的书有67种，其中兵政24种，科学教育课本16种，商务10种，历史7种，政法5种，地理4种，宗教1种，正式出版的不少于36种。〔11〕重要的有美国韦尔生的《政群源流考》，英国琐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下山宽一的《万国政治历史》，最出名的是严复翻译的《原富》。所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勃克鲁（1812—1862，今译巴克尔）《英国文明史》，是研究文明史的典范之作，对晚清学术界有重要影响。〔12〕
《社会学》
广智书局，1901年在上海成立，名义上由广东华侨冯镜如主持，实际上是梁启超负责。译员多在日本，比较知名的有麦仲华、麦鼎华、赵必振等，出版书籍相当广泛，涵盖很多方面。哲学、伦理学方面有中江笃介著、陈鹏译《理学钩玄》，中岛力造著、麦鼎华译《中等教育伦理学》，元良勇次郎著〔13〕、麦鼎华译《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乙竹岩造著、赵必振译《新世界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有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社会学》，岛村满都夫著、赵必振译《社会改良论》，小林丑三郎著、罗普译《欧洲财政史》，西川光次郎著、周子高译《社会党》，市岛谦吉著、麦曼荪译《政治原论》，天野为之与石原健三合著、周逵译《英国宪法论》，小野梓著、陈鹏译《国宪泛论》，松平康国编、梁启勋译《世界近世史》，松井广吉编、张仁普译《意大利独立史》。所译自然科学书籍不多，只有横山又次郎著、冯霈译《地球之过去及未来》等少数几种。广智书局所译书籍，有不少在当时以及日后学术界影响很大。幸德秋水著、赵必振译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4〕，是日本思想家最早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专门著作，原书出版于1901年，赵必振在1902年便将其翻译出版，从而使这部书成为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译作。此书中译本出版不久，便遭到清政府查禁。1927年，曹聚仁将其重新标点出版，并赞叹，“在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的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15〕。最著名的是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亦由赵必振翻译，1903年出版，被学术界认为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16〕。书中以较大篇幅和称颂的语言，向中国读者系统地介绍了卡尔·马克思（书中译作“加陆马陆科斯”）的生平和学说，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介绍了第一国际的活动，以及巴黎公社的情况。书中称赞《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此书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广智书局在《近世社会主义》新书广告中写道：
本书关系于中国前途者有二端：一为中国后日日进于文明，则工业之发达不可限量而劳动者之问题大难解释，此书言欧美各国劳动问题之解释最详，可为他日之鉴法；一为中国之组织党派者，当此幼稚时代，宗旨混淆，目的纷杂，每每误入歧途，而社会党与无政府党尤在疑似之间，易淆耳目，如社会党，本世界所欢迎，而无政府党乃世界所嫌恶，混而一之，贻祸匪浅。是书晰之最详，俾言党派者知有所择。
从中可见译者对刚传入不久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认识。
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年成立于上海，主要译员为樊炳清。樊系上海东文学社学生，曾从日本人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这是中国最早翻译、出版日本教科书的机构之一。所译藤井健次郎的《近世博物教科书》〔17〕，松井任三、斋田功太郎合著《中等植物教科书》，五岛清太郎《普通动物学》，木村骏吉《新编小物理学》，大幸勇吉《近世化学教科书》，均由樊炳清翻译，且有不少被本世纪初学校采为教科书。
作新社，1901年创办于上海，创办人为戢翼翚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戢翼翚（？－1908），字元丞，湖北房县人，1896年官费选派赴日留学，师事嘉那治五郎，获识下田歌子，经下田介绍，得日人一笃志家捐助十万元，创办作新社。社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福州路惠福里53号，在东京设发行所，译者多为江苏留日学生，译作偏重于进化论、民约论和世界近代史，以宣传救亡图存为旨归。重要译作有加藤弘之著、杨荫杭译《物竞论》，羽化生编译《英国维新史》，松平康国编、作新社译《美国独立战史》、《世界近世史》。其中法国卢梭著、日本原田潜译、杨廷栋重译《路索民约论》，是卢梭名著《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戢翼翚与唐宝锷合著的《东语正规》是晚清第一部从语音和语法方面研究日语的教材。
《美国独立战史》
文明书局，1902年由廉泉、俞复、丁宝书等在上海集股创办，初名文明编译印书局，后改文明书局，俞复任经理。初设南京路，后迁福州路辰字354号，1917年之后因业务萧条而盘给中华书局。书局在清末以出版教科书和世界史地知识读物为主。其中，俞复、丁宝书等编写的《蒙学读本》七编，有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天文、地质、生理卫生、化学、几何、珠算、动物、植物、矿物、格致、地图、习画、习字等，独立成册，门类齐全，自成体系，为中国早期比较完备的新式教科书。书局出版了一批由日本转译过来的教科书，吴启孙为主要译员。还出版一些西学书籍，有天野为之编、吴启孙译《万国通史》，浮田和民著、吴启孙译《西史通释》，箕作元八、峰岸米造编、华文祺、李征译《泰西通史》，佐藤信安编、愈愚斋主译《彼得大帝》，福山义春编、丁锦译《华盛顿》，矢津昌永著、吴启孙译《世界地理学》，矢津昌永著、吴启孙译《改正世界地理学》，富冈康郎著、吴兴让译《宪法研究书》。其中，由法国孟德斯鸠原著、日本何礼之译、张相文重译的《万法精理》，是欧洲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名著《万法精理》（今译《论法的精神》）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
《普通百科全书》
会文学社，亦称会文堂书局，后改为会文堂新记书局，1903年成立于上海，创办人为汤寿潜与沈霖，开始时以出版教科书为主，所出书籍有范震亚编译的《化学探原》、《中学生理学》、《法史揽要》、《日本帝国近世史》等，最重要的是范迪吉主持翻译的《普通百科全书》。范迪吉，江苏昭文（今常熟）人，生卒年不详，字枕石，留日学生，其友人称其“志大而才富”〔18〕。他在日本成立了东华译社，自任总译述，编辑有江苏长洲（今苏州）黄朝鉴、元和（今苏州）李思慎、上元（今苏州）顾福嘉和浙江鄞县（今宁波）张振声，校阅有上元顾厚熜、长洲郑绍谦。《普通百科全书》共一百种，1903年出版，据称系范迪吉以一人一手、更数寒暑、废寝忘食而译成。〔19〕原书为初等、中学教科书和大专程度的教学参考书，分政治、法律、哲学、历史、地理、数学、理学、工学、农学、经济学、山林学等类。全书按三个系列由浅入深编排，每本独立成篇，各自为目，石印，线装。首编为初级读物，共17种，底本是日本富山房的初级读物，体裁为问答式，包括《世界历史问答》、《世界地理问答》、《论理学问答》等。第二编为普通学类，共21种，涉及教育学、生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等方面，包括《万国地理学新书》、《万国新历史》、《教育学新书》等。第三编为专门学类，共62种，包括《政治泛论》、《法律泛论》、《西洋历史》、《有机化学》等。这套书参考了众多日译西书，也参考了中国已出版的西书，因此实质是译编。此书出版后颇受中国学界欢迎，被认为是该年度汉译日本书最高成绩的代表〔20〕，有相当部分被采用为教科书。
金粟斋译书处，蒯光典创办〔21〕，方漱六经理，1900年创办〔22〕，地址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寿康里，包天笑等为编辑。所出书籍中，最有名的是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另有伊藤博文著、沈纮译的《日本宪法义解》，小川银次郎的《西洋史要》，矶谷倖次郎著、王国维译的《法学通论》，能势荣的《泰西教育史》，志贺重昂编、萨端译的《地理学讲义》，中村五六编、顿野广太郎修补、王国维译的《日本地理志》，中村五六编、樋田保熙译、顿野广太郎修补的《世界地理志》。
《教育学》
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年成立于上海，罗振玉等发起，主要译员为王国维、樊炳清。王、樊均系上海东文学社学生，曾从日本人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这是中国最早翻译、出版日本教科书的机构之一。所译书籍，王重哲学、教育学方面，樊重科学方面。其中，《哲学概论》为桑木严翼著〔23〕，《论理学》、《心理学》，均为元良勇次郎著，三书均系王国维译。藤井健次郎的《近世博物教科书》，松井任三、斋田功太郎合著《中等植物教科书》，五岛清太郎《普通动物学》，木村骏吉《新编小物理学》，大幸勇吉《近世化学教科书》，由樊炳清翻译。上述诸书有不少被当时学校采为教科书。所出《教育世界》杂志，自1901年5月创刊，至1909年1月终刊，共出版166期，在介绍外国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家名著方面，厥功甚伟。
新学会社，约1903年创立，由奉化人庄景仲、孙表卿、周世棠等发起，周世棠为经理，社址起初设在宁波，因营业不佳，后迁上海，设在公共租界交通路口（今昭通路），创办人庄景仲（1860—1939）〔24〕，字崧甫，早年在乡设馆授徒，1901年，将奉化锦溪书院改为龙津学堂，自任舍监，学堂聘有日籍教师，从事农学研究，编印农学书籍。会社所出西书有《世界十二杰》、《泰西人物韵谱》、《人文地理学》、《博物学教科书》、《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等。
中国医学会，1909年成立于上海，丁福保等为主要成员〔25〕，所译书籍集中于医学方面，是晚清输入西医知识最多的机构。重要译作有安藤重次郎著、丁福保译《内科学纲要》，桥本节斋著、丁福保译《近世内科全书》，桂秀马著、丁福保译《外科学一夕谈》，今渊恒寿著、华文祺译《妊娠生理学》，伊庭秀荣著、丁福保译《产科学初步》。
三、新学大潮
数以百计的出版机构，数以千计的中译日书，数以万计的留日人员，难计其数的杂志、报纸，将形形色色的西方新学转口输入中国。欧美——日本——中国，成为20世纪初新学源源传入中国的主通道。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来势之猛，令中国学术界眼界大开，目不暇接。
这一阶段，哲学著作的译介相当可观。其中，井上圆了著、罗伯雅译《哲学要领》（1902），井上圆了著、王学来译《哲学原理》（1903），藤井健次郎著、范迪吉译《哲学泛论》（1903），德国科培尔原著、下田次郎译、蔡元培重译《哲学要领》（1903），井上圆了著、游学社译《哲学微言》（1903），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将西方哲学体系介绍进中国，弥补了此前西方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对哲学著作翻译不够的缺陷。井上圆了的著作被翻译得最多，在1906年以前已有十多种译本。井上圆了著、蔡元培译的《妖怪学讲义录》（1906），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介绍西洋哲学的代表作。〔26〕
这些概论性哲学著作，内容和结构大同小异，通常先是哲学定义，然后是论理学（逻辑学）、认识论或形而上学、心理学，最后是伦理学、神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体系中通常将心理学、伦理学、神学包括在内。比如，李奇若所著《哲学论纲》篇章结构是：第一篇序论，介绍哲学之定义、哲学之目的、哲学之区别；第二篇为论理学，介绍论理学之定义及其目的、论理学之区别，以后分述思想、判断、论法（归纳法、演绎法、诡辩等）、方法（分解法、总合法、定义、区别论证）、真理（确知、知识、谬误）；第三篇为形而上学，包括实体学（有、无、实在、想象的有、有的区别、有的关系等）、宇宙学（实体、时间、空间、宇宙之秩序等）、心理学（灵魂之本质、身体与精神、灵魂之所在、灵魂之能力、人类之终）、神学（神之存在、神之性质、神之动用）；第四篇为伦理学（目的、相对的善与绝对的善、人间的行为、情、法则、义务）。中岛力造著、吴田炤译的《哲学新诠》，凡十章，一何谓哲学，二哲学问题何故而起，三哲学与科学有何关系，四哲学当如何区分，五认识论何故为必要，六认识之起源相关之问题，七认识之本质相关之问题，八实在论之问题为如何，九古今实在论之主说如何，十宗教于哲学之关系如何。
同为概论性著作，由于出于不同作者，作者教育背景不同、对哲学的兴趣和见解不同，侧重面也有所不同。中江兆民曾留学法国，受法国孔德实证哲学影响较大，故在《理学钩玄》中引证法国哲学家言论甚多，动辄“法国学官”云云。科培尔为德国哲学家，在《哲学要领》中便对德国哲学推崇备至，特别强调要研究哲学不能不通德语，认为德语的哲学著作最丰富，“不束缚于宗教及政治之偏见，而一以纯粹之真理为的者，莫如德国之哲学”〔27〕。井上圆了是日本明治时代很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在接受西方哲学体系以后，倡导文化亚洲主义，努力挖掘东方哲学资料，在佛学、妖怪学研究方面贡献很大，创造了兼顾东西、融合东西的哲学体系。他编写的《哲学要领》中，总的体系来自西方，有哲学定义、认识论、方法论、哲学史等内容，但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就是包括了东方哲学。书中专列三章，论述东洋哲学、支那哲学与印度哲学。他在序言中特别指出，以前井上哲次郎曾著《哲学讲义》，然仅止于介绍希腊哲学之历史，对于西洋今世哲学及东洋哲学，则未尝论及。“是编于古今东西之哲学，列叙之，对照之，使读者容易知其大纲”〔28〕。
同为概论性著作，面向读者不同，文字表述也各有特点。比如，同为强调哲学之重要性，面向大学程度的《哲学要领》，便说哲学不能直接解决温饱之类的实际问题，如果有人问学哲学有什么用处，本书的回答是：“哲学实无裨于实用”〔29〕，研究哲学很有意义，但很痛苦。面向中等以下学生的《哲学泛论》，则以生动的比喻，说明哲学极其重要：
哲学优于一切者，为有一种之实用，而其实用，不仅有无限之范围，且亦有极重要之意义。哲学之实用，犹如长江大河之流，虽灌溉几千百顷之田圃，然受其实用，尚不直接，而依分歧数百条之细沟，始受用之。在日日沐此细沟恩泽之农民，知其细沟，依其顺受恩泽，不知有流出之渊源也。〔30〕
西方逻辑学是这一时期西方哲学输入的重要部分。从1902年至1911年，杨荫杭、严复等人，或由日文，或从西文，翻译了逻辑学著作有十多部。
《名学》
最早将日本学者的逻辑学著作译为中文的是杨荫杭。1901年，他译成《名学》，翌年由日新丛编社出版〔31〕，同年以《名学教科书》为题由上海文明书局再版。1902年，《译书汇编》发表汪荣宝翻译的高山林次郎的《论理学》，文明书局出版林祖同翻译的《论理学达旨》。1903年，范迪吉翻译的《论理学问答》出版，为《普通百科全书》第十一种，系适合初学者的通俗读物；田吴炤译的《论理学纲要》出版。1905年，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出版。1906年，杨天骥翻译的《论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茂如译的《论理学》由河北译书社出版；汤祖武编译的《论理学剖解图说》，由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出版。1907年，高岛平三郎著的《论理学》、《论理学教科书》分别被翻译出版。同年，张君劢翻译了《耶方思氏论理学》，在《学报》上连载。译文中加了许多案语，或对原书学说进行解释、发挥，或是加以评论。有的案语很长，比如，述及逻辑学发展史时，他加的一条案语，竟有32页，远远超出此前的正文。1908年，王国维翻译的《辨学》出版。同年，李问渔翻译的《名理学》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李问渔是上海震旦学院哲学教授，精通法文、英文、拉丁文，所译《名理学》底本为法国孟德福所著，其译名相当部分出于自创，如张度（今译外延）、容度（今译内涵）、顺推（今译演绎推理）、逆推（今译归纳推理）等。1909年，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两本逻辑学书籍，一本是林可培的《论理学通义》，另一本是过耀根的《最新论理学纲要》。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1910年，陈文的《名学释例》出版。
伦理学著作在19世纪后期中国鲜有译作，到20世纪初年则有多本译作，诸如中岛力造著、麦鼎华译《中等教育伦理学》（1902），木村鹰太郎著、范迪吉译《东西洋伦理学史》（1903），法贵庆次郎著、胡庸诰译《伦理学》（1905），乙竹岩造著、赵必振译《新世界伦理学》。这批伦理学译作的问世，标志着西洋伦理学被系统地介绍进中国。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元良勇次郎著、麦鼎华译的《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蔡元培为之作序。蔡序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颇多批评，认为儒家伦理学说详于个人与个人交涉之私德，缺少国家伦理观念；法家之伦理学说，又偏重国家主义，而蔑视个人之权利，且其说均错见于著述语录之间，无条理，无系统。序言对西洋伦理学说大加赞赏，认为其说自培根以后，“日月进步，及今已崭然独立而为一科学”。蔡元培表示，“吾愿我国言教育者，亟取而应用之，无徒以四书五经种种参考书，扰我学子之思想也”〔32〕。这篇序言被清政府学部认为是大逆不道，下令查禁，但各省中小学堂仍多用之。〔33〕书局于1908年又重印一版。
法学、政治学方面，译作最多，成效最大。19世纪中后期，因国际交涉、交往需要，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已经翻译了《万国公法》、《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等书。庚子以后，一方面，列强对中国威胁更加严重，中国也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世界，另一方面，国内变更成法、实行宪政的呼声持续高涨，政界、学界对于政治学、法学的知识需求空前迫切，于是，关于国际公法、私法，关于世界各国政体、各类民事、刑事法律知识的书籍，成批译介进来。1904年以前，比较著名的译作有高田早苗著、嵇镜译《国家学原理》（1901），岩崎昌与中村孝合著、章宗祥译《国法学》（1901），市岛谦吉著、麦曼荪译《政治原论》（1902），卢梭原著、原田潜译、杨廷栋重译《路索民约论》（1903），孟德斯鸠原著、何礼之译、张相文重译《万法精理》（1903），英国威尔逊原著、高田早苗译、章起意重译《政治泛论》（1903），高田早苗著、秦存仁译《政体论》（1903），菊池学而著、林启译《宪政论》（1903），菊池学而著、范迪吉译《议会及政党论》（1903），上野贞吉著、颠涯生译《欧美政体通览》（1903），桧前保人著、出洋学生编辑所译《政治一斑》（1903），北条元笃、熊谷直太合编、范迪吉译《国际公法》（1903），林启译《国际法精义》（1903）。1905年，清廷作出政治变革姿态，派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考察东西洋各国政治，置考察政治馆，加强研究各国政法，令刑部满汉司员学习各国律例，各省直在课吏馆内讲习法律，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律条款，这些举动，极大地加大了国内对法学、政治学知识的需求，法学、政治学译作急遽增多。从1905年下半年至1906年春，东京法政大学的以中国湖北籍为主的一批留学生，如樊树勋、张知本等，组成湖北法政编辑社，将该校教师法学、政治学方面的讲义19种，汇集为《法政丛编》，快速译成中文，由东京翔鸾社出版。付印之前，即先征订，初印五千部，一销而空。直隶总督袁世凯电谕加印一千部，编者迅速修订，并加入《政治学》、《罗马法》二种，在1906年又印了第二版。〔34〕与此同时，同一学校的湖南、江西、贵州籍学生，也将这套讲义汇集为丛书，名《法政粹编》，由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同一套讲义，同时出版两套译本，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法学、政治学译介盛况。这股法学、政治学译介热潮，一直持续到清朝覆亡，不但一般性的介绍法学原理、法学流派、国家学、国际法的著作都有介绍，而且各种具体法规法制（如警察学、监狱学、行政法、商法、刑法、民法）、各国政治制度（如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的专门著作，也都应有尽有。有的同一种著作有多种译本，《国际私法》有4种译本，《国法学》有5种译本，《法学通论》有6种译本。这些著作，将西方国家观念、国际观念、法制观念、天赋人权观念、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集中而具体地介绍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政治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政治学》
《国法学》之一
《国法学》之二
《法学通论》之一
《法学通论》之二
历史学方面，有通史与史学理论、地区史与国别史，还有各种变法史、革命史、独立史、亡国史、外交史等。
通史与史学理论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万国历史》、《万国史纲》、《万国史要》、《世界通史》、《迈尔通史》、《万国史略》与《史学通论》。
《万国史要》
《万国历史》，作新社译书局编译，1902出版。凡三卷，一、古代史，述古代东洋诸国史、希腊史、罗马史；二、中世史，历述西罗马瓦解后之状况、阿拉伯及法兰克之勃兴、欧罗巴诸国之创始；三、近世史，分五期，分别叙述新学等发明及学艺隆盛时代、宗教改革时代、诸大国之勃兴及其强国、法兰西革命、今世史迄至日本明治维新。此书取日本当时各种最新历史著作编译而成，专为中国教科书之用，故译笔以明白易晓为主。此书被清政府审定为教科书，多次再版，在学堂广为流传。
《万国史纲》，日本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邵希雍译，谢无量作序，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出版。分三编，上古编述古代东洋、希腊、罗马历史；中古编述暗黑时代、复兴时代；近世编述宗教改革时代与政治革命时代，内容迄至美国南北战争。此书尤关注于各国的政治、学术、工艺、宗教、文学等文明史之内容，所以著者认为是书称为《万国文明史纲》亦无不可。〔35〕梁启超认为此书“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拘于其陈迹”〔36〕。清政府学部鉴于此书叙述简明，于历代之政治、学术再三致详，繁简得宜，采撷有法，将其定为历史教科书。〔37〕
《世界通史》
《世界通史》，德国布列（1881—1919）著，特社马幼渔、廖淦亭、范均之等译补，贺绍章作序例，上海通社1903年出版，分上下册，凡三编，分别为古代史、中古史与近世史。近世史分四期：一、自美国发现迄西发里和议；二、自西发里和议迄法国第一次革命；三、自法国第一次革命迄维也纳会议；四、自维也纳会议迄至普法战争前后。此书为欧美学术界公认的优秀著作，原书三十万言，在德国出版后，重印十余版，美国人维廉英译本重版六次，日本和田万吉日译本重版七次，东西洋高等学校普遍将其用为教科书，中译本以德文原著为底本，参照英译、和译本，考订增删，期归完善，凡人名、地名及各种名词，均依中国旧译沿用既久者及近时著名新译本所酌定者进行校正，复于篇末加以按语，述其变异，提其纲要，抉其脉络。〔38〕《新民丛报》推荐该书最为读史简要之书，“洵史学界所当欢迎之书”〔39〕。是书除特社译本外，还有镜今书局译本，由叶瀚重译自日本和田万吉译本，1903年出版。〔40〕张相翻译的《万国史要》〔41〕，自称据东西译本综合译成，标明美国维廉斯因顿著，但未标明原书英文书名、作者名，当与此《世界通史》为同一底本。
《迈尔通史》
《迈尔通史》〔42〕，美国迈尔著，黄佐廷口译、张在新笔述，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出版，上海华美书局代印。凡7卷，分上中下世记，上世记三卷，曰东方各国记、希腊记、罗马记；中世记二卷，曰黑暗时代记、中兴时代记；近世记二卷，曰宗教改革时代记、国政改革时代记，纪事迄至19世纪下半叶。原书1900年在美国出版，作为高等学校教科书用。张在新在序言中称，从史书体裁看，《迈尔通史》颇有特色，上世诸记为国别体，大事诸记为纪事本末体。“凡有影响于历史之人物，上自帝王，下至杂伎，或特表，或附见，则纪传之体具焉。强国帝王，著其统系，为之年表，各国学问、艺术之源流，国制、民风之得失，择其要者，具著于篇，则表志之体寓焉。”〔43〕此书被誉为“简不病略，详不伤烦”〔44〕，体例完善，颇得李提摩太欣赏，遂将此书作为山西大学堂历史课本，并嘱黄佐廷、张在新译出，以供中国学校教科之用。夏曾佑曾为此书译本校阅删润。蒋廷黻早年在学校便读过此书，颇受影响。〔45〕
《万国通史》，凡三编30卷，分前编、续编、三编各10卷，英国李思伦白著、蔡尔康等译编，由广学会于1900年、1904年与1905年相继出版。每编前均有中西年表，末附中西名辞对照表。前编内容为太古志、古埃及志、希伯来志、斐泥基志、古希腊志、罗马志等，续编与三编分别叙述英、法、德、俄等国历史。此书较为详细地介绍和运用近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将考古资料与文字史料相结合。书中引用古地理学、古生物学、天体物理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并从人类学、语言学等角度考证了人类起源问题。此书卷帙浩繁，体系宏大，知识广博，插图精美，被誉为“晚清规模最大的西洋通史”〔46〕。可能因为篇幅过大，销路不畅〔47〕，广学会颇受赔累。
《万国史略》，美国彼德巴利撰，陈寿彭译，江楚编译官书局1906年出版。凡四册，分亚西亚洲、亚非利加洲、欧罗巴洲、亚墨利加洲、阿享尼加洲五洲叙述，每洲之下分若干章，迄至19世纪中叶。原书初刊于183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1860年增刊于纽约，1886年再刊于芝加哥，经国会批准，为中学学校教科书，盛行于美国。日本变法之初，先购此书240部，颁于学校，既而列于文部教科之选，中学生徒无弗取资于是，日本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记》，即以是书为本。有鉴于此，陈寿彭庚子年在学堂主讲西学时，即以《万国史略》作为学堂教科书用。他边授课边陆续译出。原书详于欧洲和美洲，而欧洲又详于罗马、英、法，美洲则详于美国，而其他国家甚略，尤略于中国和日本。译者为授课需要，将原书中国部分仅三章增补为七章。
《世界近世史》，日本松平康国所著，作新社译，1902年出版，同年底、翌年初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相继有译本问世。凡五编，一，近世之发端，起自新大陆之发现及两洋之交通；二，欧洲宗教改革之时代；三，欧洲列国之波澜；四，东洋诸国之变动；五，欧美自由主义之发动，先述亚美利加合众国之建立，再述法国大革命，终于维也纳会议。此书之特色在于记事条理清楚，脉络分明，有读者评论是书“叙事简而不漏，论断卓而不偏，煌煌巨帙，诚历史上空前绝后之作”〔48〕。此译本被学部审定为历史教科书。
《史学通论》，浮田和民著〔49〕，李浩生译，上海作新社印刷，杭州合丛译书局1903年出版。全书一卷分八章，一、历史之特质及范围，二、历史之定义，三、历史上之价值，四、历史与国家，五、历史与地理，六、历史与人种，七、历史上之大势，八、历史研究法。《历史之价值》一章，于欧人所传时势造英雄一语不以为然，而历引众说以析之。这是一部专门讲述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著作，所述之论，多与传统史观迥异，如历史与地理一章，谓古今文明之发源地必气候温暖，而寒带与热带于历史上无价值。又谓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国不出伟大之科学家为天然之现象所关。此书原为高校讲义，梁启超等新史学思想颇受其影响。《史学通论》出版后颇受中国学术界重视，除了李浩生译本之外，晚清至少还有侯士绾、罗大维、刘崇杰三种译本，名称有《史学原论》或《新史学》。〔50〕
地区史中影响较大的有《欧罗巴通史》、《泰西通史》、《西洋史要》、《西洋历史教科书》与《东洋史要》。
《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纂，徐有成、胡景伊、唐人杰同译，东亚译书会1900年出版。此书述欧洲数千年政治教化、人情风俗，穷元竟委，详简敷陈，且编纂体裁精密，为关于欧洲通史之精品。王国维评价此书，“书虽不越二百页，而数千年来西洋诸国之所以盛衰，文明之所以遁嬗，若掌指而碁置，盖彼中最善之作”〔51〕。被清政府列为审定教科书。麦鼎华亦曾译此书，改名为《西洋史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