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通史》，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系据《欧罗巴通史》以及《西洋史纲要解》二书合纂，由华纯甫、李静涵译。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用力之精，致意之细，为近今译书中所罕见”〔52〕。
《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东文学社樊炳清、萨端同译，金粟斋译书社1901年出版。此书被清政府审定为教科书。当时学人认为此书较之《欧罗巴通史》，事迹大略相同，译笔更为雅驯，此书在学界和教育界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初印数千部，转瞬即罄。
《西洋历史教科书》，出洋学生编辑所译述，商务印书馆1902年出版，译自日人本多浅治郎所著《西洋历史教科书》。凡二册六编。商务印书馆向读者介绍，称此书援据甚详，事实不漏，古今大势尤能了然，毕史家之能事，为教科书中最新最善之本。〔53〕梁启超曾向国人介绍西洋史著作，首推此书，他说：
此书之所以优于他作者，无他，其叙事条分缕析，眉目最清，以若干干燥无味之事实，而有一线索以贯之，读之不使人生厌。每叙一事，不过两三行而止，而必叙述其原因结果，毫无遗漏，此其所特长也。然以求简之故，或言之而不能尽，此又无可如何者也。故别著一参考书以补之。大抵日本人所著西洋史，可充吾国教科之用者，莫良于此书矣。〔54〕
1909年中国百城书舍重译此书，名为《高等西洋史教科书》，至1915年改订四版，又名高等教科参考通用《西洋史》。〔55〕
《东洋史要》是近代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56〕是书由桑原骘藏所著，樊炳清译，王国维作序，东文学社1899年出版。分上下二卷，叙述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迄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东洋历史。译本出版后，国人竞相翻刻。1903年被列入京师大学堂审定史学教科书，以后又被成都等地选为教科书。那珂通世认为，近人所著东洋史甚多，然皆详中国而略塞外，欲考求亚细亚古今之大势，终未能了如指掌。当他读到《东洋史要》，喜出望外，认为该书“史料取材于东西，而博引旁搜，东洋五千年来治乱兴亡之事变，约而能得其要”〔57〕。王国维称赞是书“简而赅，博而要”〔58〕。梁启超认为此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繁简得宜，论断有识。〔59〕此书强调亚洲诸国之间的关系，合东洋诸国为一历史团体，于亚细亚东方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言之甚详，而南方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与有关系者，亦略述之，所以被视为“世界史教科善本”〔60〕。此书在国内教育界有很好的评价，盛行遍于东南诸省。学部认为是书“以种族之大势为纲，其叙事以国际之关系为键，条理分明，简择得要，可谓东洋史之善本”〔61〕。陈庆年后来据此书改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清末民初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社会学新义》
变政史、维新史、革命史、独立史有《英国维新史》，涩江保著、人演社译《佛国革命史》、《佛国革命战史》、《美国独立战史》、《义大利独立战史》，宫本平编、中国同是伤心人译《飞猎滨独立战史》、《希腊独立史》、《印度灭亡战史》，涩江保著、薛公侠译的《波兰衰亡史》与西村三郎著、赵必振译《日本维新慷慨史》等，这类史书的大批译介，反映当时知识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所译人物传记亦与此相类，多为世界各国变法、独立、革命、进步方面的重要人物，举凡华盛顿、拿破仑、林肯、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伊藤博文，以及各种名将、贤相、杰士、侠女、鸿儒、硕彦，一应俱全。
社会学和一般社会科学方面，所译除了各种西方社会学著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学说的介绍。重要译作有英国斯配查（今译斯宾塞）原著、涩江保译、韩昙重译《社会学新义》（1898），加藤弘之著、杨荫杭译《物竞论》（1902），有贺长雄著、麦鼎华译《人群进化论》（1903），民友社编、陈国镛译《十九世纪文明进化论》，加藤弘之著、杨廷栋译《政教进化论》（1903），大原祥一著、高种译《社会问题》（1903），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社会主义》（1903），岛田三郎著、作新社译《社会主义概评》（1903），岛村满都夫著、赵必振译《社会改良论》（1902），英国斯迈尔原著、中村正直译、羊羔重译《自助论》（1903），浮田和民著、出洋营生译《帝国主义》（1902）。其中，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的《社会学》（1902），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译作。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是中国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幸德秋水著、赵必振译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2），是中国第一部批评帝国主义的专门译作。
自然科学方面，最出名的是范迪吉等人译的《普通百科全书》一百种，此外还有不少佳作。这些书籍，一般都比较新颖，译笔流畅可读，插图也很精美，所以，清末中国自然科学书籍，基本上是中译日书的天下。其中有些时效性较长的书籍，到民国以后仍然没有过时，如陈晃译、朱宗莱校的《物理易解》（1902），横山又次郎著、冯霈译《地球之过去及未来》（1902），内藤游与藤井光藏合著、范迪吉翻译的《分析化学》（1903），稻垣乙丙著、范迪吉译《植物营养论》（1903），须藤传治郎著、范迪吉译《星学》（1903），泽田吾一著、赵缭译《微分积分学纲要》（1907），箕作佳吉著、杜新田与许家庆译《动物学新论》（1909），都被一再重版、翻印。〔62〕
《俄罗斯大风潮》
这里所说，还仅仅限于书籍，如果眼界扩展到名目繁多、色彩缤纷的报纸、杂志，诸如《译书汇编》、《励学译编》、《新民丛报》、《普通学报》、《游学译编》，那么，20世纪之初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则范围更加广阔，内容更为丰富。且以梁启超通过报刊介绍西学的情况为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避地日本，到1903年，他先后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三十余篇介绍西方文化的作品，其中有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的一般介绍，如《论俄罗斯虚无党》、《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雅典小史》、《欧洲地理大势论》；有对西方文化的综合介绍，包括《论希腊古代学术》、《格致学沿革考略》、《近世欧洲四大政治学说》、《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政治学学理摭言》、《国家学纲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有世界名人传记，如《斯巴达小志》、《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数量最多的是对西方著名学者生平和学术的综合介绍，包括《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霍布斯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和《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些译作和撰述，只有少量后来出版单行本。
整本译作厚重，单篇译述轻灵。报纸、杂志的西学介绍，既可补整本译作之所缺，又可起西书的归纳、宣传作用。两者有机结合，使得新学传播巨细兼备，译述两全。报纸和杂志丰富了传播内容，增强了辐射能力。
对于20世纪初中国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热潮，梁启超曾有生动的描述：
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63〕
梁氏所言，从个人角度看，“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的情况确实不少，但从整个学界来看，所谓不加选择、不明派别者又不尽然。如果将庚子以后、辛亥以前的十多年作为一个过程来看，此期西学输入还是有选择、有规律的。且不说改良派乐于介绍英、日立宪理论，革命派热衷鼓吹美、法革命学说，这点已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即使将整个留学人员的译介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其间的因果关系。1901至1902年，震于八国联军之役与创巨痛深的《辛丑条约》，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介绍亡国之惨、独立可贵的译作比较集中；1902年，清政府颁发“壬寅学制”，进行教育改革，1903年，教科书的翻译，风起云涌；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关于宪法宪政、地方自治的译作大批出版。国内刮什么风，译界便起什么浪，是这一时期翻译日文西书的总趋势。
四、教科书新貌
任何社会，接受教育的人数，按初等、中等、高等划分，总是呈底大顶小的塔式结构。初等教育，对人的一生影响最早，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广。初等学校教材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这是传统的蒙学教材“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开头几句。近代以前的中国儿童，便是在家长的期望中、塾师的督责下，摇头晃脑地背着这些文句，开始其读书生涯的。
这些读本，在造句、对仗、押韵、立意诸方面，都很考究。《三字经》言简意赅，寓意丰富；《百家姓》习见常用，便于记诵；《千字文》构思巧妙，宛转有致，所以能家弦户诵，千年流传。但是，其缺陷也很明显，学字不讲先易后难，寓意太重纲常名教，讲学太偏四书五经，诸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仁慈隐恻，造次弗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性静情逸，心动神疲”，这些简短的句子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含义，那些刚刚破蒙入学、对社会毫无了解的黄毛稚子怎么能理解、接受！正因为许多道理玄之又玄，艰深难解，教师之教与学生之学的唯一通道，便是死记硬背。传统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是联为一体的。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传统教科书的不符合教学规律、脱离生产实际等缺陷更形严重，引起中外有识之士的尖锐批评，龚自珍、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王韬、林乐知、李提摩太等都有具体论述。改革教科书成了中国改革教育、培养新人、实现近代化的重大问题，新式教科书应时而现。
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首先出现于教会学校。鸦片战争以前，在马六甲英华书院等学校，传教士已将西方教科书引进，用以教育中国学生。鸦片战争以后，开设于中国各地的教会学校，很多是中西教科书并用，识中文字时用传统的“三百千”，教史地、格致、外语等课程时，用从西方搬来或仿照西方的新式教材。1877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大会，决议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傅兰雅、狄考文等被委派负责编写教科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1890年，他们共编出教科书98种，另有几十种教学挂图和图说。1902年，清政府颁行新的学制，各地学校纷纷采用新式教科书，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自然科学课程，直接采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单1903年，被采用的便有傅兰雅编的各种须知，如《重学须知》、《力学须知》、《电学须知》、《声学须知》、《光学须知》、《水学须知》、《热学须知》、《动物须知》、《植物须知》、《全球须知》，还有傅兰雅的《金石略辨》，狄考文著、邹立文译的《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罗密士著、潘慎文译的《代形合参》。〔64〕
中国知识分子自编新式教科书始于19世纪90年代。1897年，南洋公学设立外院，相当于小学，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合编《蒙学读本》，另编《笔算教科书》、《物算教科书》和《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据蒋维乔记述：
（《蒙学课本》）共三编，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然其体裁，略仿外国课本，如第一编第一课：“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两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决非初学儿童所能了解。印刷则用铅字，又无图画，然在草创之时，殆无足怪。〔65〕
蒋维乔的看法是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即认为1897年南洋公学所编教科书是中国自编教科书的开始。我最近查阅浙江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陈虬集》，发现在南洋公学自编教科书之前三年，浙东文人陈虬已编了一本新式教科书，并使用于他所主办的利济医学堂。〔66〕书名是《利济教经》，内分36门，即蒙学、医道、生人、明伦、师范、语言、文字、四民、五行、原质、干支、时令、天文、地球、疆域、世纪、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中学、西学、方术、仕进、冠服、职官、典制、礼乐、刑律、权量、机器、武备、时务、租界、教门、医统。全书皆由三字一句的韵语组成，形似三字经，用语浅近，但内容新颖。书中传授的知识体系，显然是近代型的，是西学输入以后的产物。例如，《天文章第十三》写道：
天最高，不可攀。星虽繁，约二种；曰行星，曰恒星。金木火，水与土，名五星，益日月，即七政。近西学，言八政，五星外，加地球，外天王，与海王，较地球，大而光。黄赤道，寒暑分。习天文，先中星，浑天仪，逐时移。步天歌，分三垣，合天星，三千余。〔67〕
七政是中国传统的天文概念，而八政即八大行星之说，视地球为行星之一，并言及天王星、海王星，则是当时西方的天文概念。再如，《地球章第十四》写道：
地球上，判东西，分五洲。东半球：亚细亚，欧罗巴，三阿洲，非利加；西半球：亚美利，分南北，合五洲。五洲中，分五洋：东太平，西大西，印度洋，地居中，外冰洋，有南北。〔68〕
《西学章第二十二》介绍了算学、化学、热学、电学、地学、重学等各门自然科学；《原质章第十》介绍了64种化学元素；《机器章第三十一》介绍了量天尺、察天筒、显微镜、自来水、电气灯、电线、铁路、电话、石印、照相等西方新的机器、仪器和技术。陈虬在回答学生有关这本教科书的体例时说：“宁质无华，宁简无繁。言近指远，乃为正轨。”〔69〕说明了此书通俗、浅近的特点。看来，《利济教经》可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编的最早的新式教科书。
利济学堂、南洋公学自编教科书之后，1898年，在上海创设三等学堂的钟天纬自编名为《读书乐》的教科书12册，分别为字义、歌谣、喻言、故事、智慧、格言、女鉴、经余、格致、史略、文粹和词章。他另外还编了《蒙学镜》、《教授新法》。同年，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吴稚晖等在无锡开办三等学堂，亦自编教科书《蒙学读本》，凡分七编。“前三编，就眼前浅近事物，引起儿童之兴趣。四编专重德育。五编专重智育，采辑子部喻言。六编注重作文修辞。七编选史汉诸子及唐宋名家论说。”〔70〕此书后来曾由文明书局印行。
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些由国人自编的教科书，吸取了西方教科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生动有趣的优点，远较传统的“三百千”符合教学规律，它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教科书向着近代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因其事属草创，又未配套，尚未臻于完善。庚子以后，随着大批日文西书的译介，特别是成套教科书的引进，经过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中国新式教科书的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其间，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起初，商务印书馆见翻译日文书畅销，有利可图，乃托专人购买日本教科书译稿数十种，付印发行，不料印出以后，销路不佳，而稿费已损失万元。原来，照译日书，国情有别，加上译笔欠佳，销路自然不广。鉴此，印书馆于1902年成立了编译所，委托张元济等负责其事。张元济聘请蒋维乔、庄俞、徐隽、高凤谦等润色译稿，增删内容，精心编撰，并聘请一些日本学者充当顾问。1904年以后，一套冠以“最新”二字的小学教科书相继编成出版，包括国文、格致、中国历史、地理、修身、笔算、农业、商业等各种课程，还有专供女学用的各种教科书。1906年，学部公布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内有54种系商务印书馆所出，占总数一半以上。商务印书馆将这些书前加上“学部第一次编纂”字样，并陆续出版物理学、化学、地文学、地质学、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外国语学、理财学、师范等门教科书，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教授法、挂图，印行全国。商务印书馆所出教科书，在晚清影响最为广泛，有的教科书，从1902年到1910年，销数达三十万册。1907年，有传教士惊呼：“到目前为止，获利最大的公司是商务印书馆，其所编印的优良教科书，散布全国。”〔71〕
文明书局从1902年开始出版教科书，所出以蒙学教科书最为出名，有《蒙学修身教科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蒙学地质教科书》、《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蒙学动物教科书》、《蒙学文法教科书》等，还有一些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和国民读本。1906年，学部公布审定通行的教科书名单，蒙学教科书主要为文明书局所出。
此外，会文学社、乐群图书编译局、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等机构，也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教科书。
无论是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还是其他出版机构所出教科书，基本模式都来自日本。图书样式、学科分类、专用名词、单元设计，多仿照日本教科书，不少教科书基本上是日本教科书的译编。例如，商务印书馆所编高等小学教科书《万国史纲》，是据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的同名原著翻译、删改、润色、增置插图而成的；所出《西洋历史教科书》，是据多浅治郎同名原著译编而成的；《最新高等小学笔算教科书》“全书体例参照日本小学校程式，斟酌为之”〔72〕。至于哲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教科书，完全是日文教科书的中译本，如经过学部审定的《论理学纲要》译自十时弥同名原著，《教育心理学》译自高岛平三郎同名原著。甚至像国文这样纯粹教习中文的教科书，也明显受到日本的影响。商务印书馆在编《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时，便请日本文部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参与其事。当时还没有翻译版权的问题，人们不但不讳言这些教科书的来源，反而在新书广告上特地注明源于某书。文明书局所出的一些教科书更为奇特，不但注明来路，而且在书中夹注一些日文假名，不知用意何在。
面目一新的教科书，从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以不同方式，将西学广泛而具体地介绍进中国。请看《蒙学地质教科书》的目录：
一、地球形体。1.地之由来；2.地之星体及其圆形；3.外部之地圈。二、地球岩石。1.岩质分类；2.植物岩；3.动物岩；4.矿物岩；5.岩石成因。三、地球变动。1.变动之诸力；2.火山；3.温泉；4.淡水；5.咸水；6.地震；7.冰雪；8.风。四、地球构造。1.地质时代；2.低地；3.高地；4.地球上之循环。五、地球历史。1.地质时代；2.太古代；3.古生代上；4.古生代下；5.中生代上；6.中生代下；7.新生代上；8.新生代下。〔73〕
体系新，容量大，一册在手，西方地质学知识便可得其大概。再如《初等中国地理教科书》，分2卷40章120课，内分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亚洲大势、中国大势等，所述皆为世界通行地理学说。例如，地之形体：“地为八大行星之一，其体椭圆如橙，名谓地球，实非真球形也。中有吸力，常悬于空中而不堕。测周围，约七万二千三百里。”第17课《政体之别》，介绍各国政治体制：
民智既有高下，而条教号令亦因而大异。有君主政体，君位世袭，传诸子孙者也。而君主政体中，复有专制立宪之别。一人独断，万民承命，此专制政体也。国有宪法，君权有限，此立宪政体也。又有共和政体，君不世及，由民选举，所谓民主国也。〔74〕
通俗、准确，要言不烦。其他物理、化学、天文、生理等各种教科书，无不具备这些特点。
与传统蒙学教科书可比性最强的是国文教科书。我们且以经学部审定通行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为例。与《三字经》、《百家姓》等书相比，此书有三大特点：第一，识字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前8课均为简单易认的单字，依次为：人、山、水、日、月、手、足、耳、目、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花、草、竹、木。第9课以后，才依次出现双字词、多字词和简单句子。第二，图文并茂，生动有趣。每课均有整幅画图。例如，第61课，一面为正文，四句话：“地图一幅，上画各国。我是大清人，我爱大清国”，另一面便是画图，一小儿立在桌边，注视着墙上的东西两半球图。第三，寓学习新知识于识字过程中。第70课学习“桔”等字，课文是这样编的：“盘中有桔，其形圆，父告我曰，地球形圆，亦如此桔。”既教了字，又传授了地圆知识。
有的童蒙读物将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编成歌谣，以便儿童记忆。有首《地球歌》写道：
南北东西大海边，远望来去船，去船何所见？船身先下水平线。来船何所见？水面先露桅杆尖。可知大地到处湾湾圆如橙子面，山高水低，赤道膨胀两极扁。吾人环地行，宛似橙面蚁盘旋。
放眼天空气青青，恒星数不清，太阳光热大，吸引其属水金星。地球、火、木、土，天王、海王循轨行。坤轴自动昼夜分，公动四季定。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年逢一闰。月又环地球，照我夜游更多情！〔75〕
有首《幼稚园上学歌》写道：“天上星，参又商。地中水，海又江。人种如何不尽黄，地球如何不成方？昨归问我娘，娘不肯语说商量，上学去，莫倘佯！”〔76〕
《外国历史歌》之一
《外国历史歌》之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些教科书在引进日本同类教材体系时，将那时正激荡磅礴于日本思想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由、民主、爱国等思想也同时引进。兹以《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为例。其宣传生存竞争、优胜劣败：
秋间蟋蟀甚多，捕其雄者，置于陶器，彼此相斗，胜则瞿然而鸣，似得意状。噫！优胜劣败，蟋蟀不免，况人乎！
问蟋蟀何以得意而鸣？问人之优胜劣败则如何？〔77〕
牛耕于田，不勤，牧童鞭之。牛曰：吾苦甚。牧童曰：智不若人，即为人役。岂徒牛然，人亦如是。
问何以为人役，问世界以何等人为最苦？〔78〕
其宣传反对侵略、热爱祖国：
一猫伏案上，饲以食，不去；搔其首，不去；拉其尾，乃号而走。天下最难堪者，受人侮弄，虽猫亦不甘此。〔79〕
群蜂结巢，既成，会议曰：如有伐我巢而残我同种者，共刺之。人之有国，犹蜂之有巢。尔学生当知爱国，当知爱同种。〔80〕
其宣传自主、自由：
牛马挽车而行，朝夕不休，少迟，痛鞭之。服劳役而又受苦楚，无自主之权，大都类是。
问：无自主之权，与何物相类？〔81〕
雀在田中觅食，网获其一，置于笼中，不食而死。夫雀飞天空，上下可以自由，为人所获，不自由，毋宁死矣。
问雀在笼中，何以不食而死？问人不自由，则当如何？〔82〕
有的教科书宣传美国民主制度与总统华盛顿：
华盛顿者，美利坚之总统也。美立国至今才百年，百年以前，美为英国属地，英待其民，甚为暴虐，华盛顿创离英独立之说，举兵与英人抗，英不能敌，许其独立。华盛顿既为美君，不传位于己子，而使国人公举才能之士，三年任满，则复举而代之，名曰总统，又曰民主。〔83〕
有的教科书宣传物竞天择、振兴中华：
呵呵呵，尔童蒙，静听吾高歌。今日世界，谁氏山河？欧风美雨急如火，前车不远，非印埃波！呵呵呵，尔童蒙，及时努力莫蹉跎！
来来来，尔童蒙，尽备国民材，世界尔造，文明尔胎。二十世纪少年会，突飞宇内，时哉时哉。来来来，尔童蒙，勉演活剧上舞台！
勤勤勤，尔童蒙，各自爱光阴。壮尔体魄，浚尔脑筋。同胞四万走相告，东方病国，付我后生。勤勤勤，尔童蒙，天演界上竞生存！〔84〕
不少女学教科书，都将宣传男女平等、反对缠足作为重要内容。一本女子国文教科书中这样批评缠足之害：
缠足之害，不独在一身一家，习俗相染，害及全国，子女柔弱，害及后世。古今相传，且害及国家之将来。五洲之大，奈独中国而若是！是与洪水猛兽、疫疠、刀兵、鸦片之害，同其惨烈；较之束腰雕面、穿鼻扎头，同其愚顽。故凡有志女子，当为中国除此大祸而一洗此耻。〔85〕
有些童蒙读物，将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名词，编成歌谣。《新名词三十首》中写道：
万国通商口岸通，铁车轮舶疾如风。洲名澳亚欧非美，人种棕黄黑白红。世界群推老帝国，舞台谁是主人翁。诸君准备新人格，革命风潮逼远东。
休将天职委涂泥，且倡民权学泰西。治外法权收贵早，保吾宗教信宜迷。中心失点悲专制，团体而今有问题。第一坚牢新主义，莫因反对便头低。
经书子籍受熏陶，莫作科名进步操。鼓动新机供学界，竞争公益媲时髦。任他专制精神注，还我平权主义牢。自由英雄造时势，英雄时势两相遭。
不信英雄破坏多，推翻世界造山河。全凭革命争权利，不藉维新出漩涡。教倡自由怀彼得，论传民约忆卢梭。少年年少今如此，憔悴支那可奈何！〔86〕
对中国知识界来说，三十年前，八大行星之说，地层构造学说，还被视为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新学；二十年前，化学元素之说，万有引力之说，还只有少数学者能够理解；十年前，自主自由之说，反对缠足之说，还被视为洪水猛兽。到20世纪初，这些都已经变成童蒙教科书的内容，成为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必须了解的知识和道理。二三十年光阴，新学已成常识，这是西学东渐的明快节奏，是西学已被中国社会广泛认同的鲜明标志，也是西学输入由局部介绍迈向全面涌入的转变象征。由此，我们有理由说，20世纪初新式教科书的成批译编，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87〕
五、新名词大爆炸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翻译人员意译、音译或借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这些词语经过社会的使用、选择、过滤，有的稍纵即逝，生命短促；有的获得认可、保留，被融入中国民族语言中，成为中文语言词汇的一部分。语言变迁是文化变迁的重要方面。认可、保留、融合外来词语的程度，是衡量中国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程度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明清之际第一次西学东渐高潮中，利玛窦、徐光启等人在译编西书时所引进或创造的新词汇，经过历史的过滤，保留下来的，只有几何、对数、地球、赤道、南极、北极、亚细亚、欧罗巴、泰西、罗马、大西洋、地中海、自鸣钟、天主教等，不是很多，大多数译名，如“落日加”（logica，今译逻辑），“费西加”（physica，今译物理），“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今译形而上学），“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今译哲学），等等，都没有被沿用下来，如果不加注释，今人很难识别它们。
鸦片战争以后，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机构所翻译的西书中，有生命力的新词不少，诸如：沙发、坦克、扑克、马达、轮胎、咖啡、可可、布丁、沙拉、啤酒、苏打、巧克力、三明治、自行车、高尔夫、威士忌、白兰地、维他命、道林纸、摩登、安培、欧姆、伏特、瓦特、先令、法郎、吨、米、镑、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这些词都已成为汉语的一部分。
对现代汉语词汇影响最大的是中译日文书籍，输入量最大的阶段是晚清。
由于日本本是汉字文化圈的成员，日文中的汉字，一点一画都是从中国学去的，其语法、构词法多与中文相通，因此，日译西书所用的词汇，中国学者大多一看就懂，不用转译。他们在翻译日文书籍时，也就原样照搬。日译新书狂浪排空般涌来，日译新词也就水银泻地般渗入。
语言学家研究表明，“现代汉语中的意译词语，大多数不是中国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88〕。现代汉语的许多音译外来词语，也是源于日本。日本最初音译西洋词汇时，很多是用汉字书写的，如“瓦斯”、“混凝土”等。〔89〕意译、音译两者加起来，数量便十分可观。下面，我们分类列举一些最常见的例子：
哲学、社会科学（含政治、经济、法学、外交、文学、历史等）方面新名词〔90〕：
社会 政党 政策 政府 民族 阶级 哲学 主义 思想 观念 范畴 系统 规范 真理 知识 唯物 唯心 主体 客体 主观 客观 具体 抽象 绝对 相对 感性 理性 分析 国际 仲裁 宣战 侵略 侵犯 领土 断交 命令 协定 动员 事变 公开 申请 引渡 特权 交涉 主权 制裁 取缔 出席 投票 表决 否决 判决 旁证 间谍 抗议 法定 行政 议会 议员 议案 封建 改良 改造 主席 总理 代理 代表 立场 左翼 右翼 法学 法律 法庭 出庭 法人 法则 民法 刑法 自治 批判 拘留 迫害 自由 人格 文明 文学 企业 交易 金融 银行 投资 进口 出口 生产 市场 支配 分配 手续 巨头 代言人 生产力 生产关系 形而上学 最后通牒
自然科学、医学、艺术方面新名词：
科学 自然 物质 宗教 代数 物理 原子 分子 电流 电池 纤维 艺术 美学 美术 版画 漫画 背景 图案 舞台 演奏 浪漫 地质 有机 无机 固体 液体 体积 空间 光线 放射 直流 交流 石油 医学 卫生 营养 神经 静脉 动脉 症状 细胞 温度 淋巴 结核 方程式 未知数 蓄电池 内分泌 外分泌 甲状腺 交响乐 自然科学 交感神经
日常生活用语新名词：
直接 间接 古典 现代 表情 社交 作品 初步 故意 典型 供给 信号 宣誓 派遣 要素 高潮 低潮 特别 特征 现金 现象 建筑 解放 劳动 散文 诗歌 单位 商品 理想 理论 教育 德育 体育 常识 报告 演讲 会话 漫谈 管理 节约 业务 学位 学士 硕士 干部 农民 会计
此外，还有许多复合词：
1.以“学”字结尾的学科名〔91〕，如：财政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伦理学、家政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冶金学、园艺学。
2.以“化”字结尾的复合词，如：特殊化、现代化、科学化、工业化、民族化、大众化、自动化、一元化。
3.以“式”字结尾的复合词，如：速成式、问答式、简易式、西洋式、流动式。
4.以“炎”字结尾的病名，如：关节炎、气管炎、脑炎、肺炎、胃炎、肠炎。
5.以“性”字结尾的复合词，如：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偶然性、广泛性、原则性、必要性、习惯性、创造性。
6.以“界”字结尾的复合词，如：文学界、思想界、艺术界、金融界、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
7.以“感”字结尾的复合词，如：美感、好感、恶感、情感、敏感。
8.以“点”字结尾的复合词，如：观点、要点、焦点、重点、注意点、出发点。
9.以“观”字结尾的复合词，如：悲观、乐观、人生观、科学观、世界观、宇宙观。
10.以“论”字结尾的复合词，如：一元论、宿命论、无神论、唯物论、唯心论、认识论、方法论、推论、结论。
11.以“法”字结尾的复合词，如：辩证法、归纳法、演绎法、综合法、分析法。
12.以“作用”、“问题”、“时代”、“社会”、“主义”、“阶级”等词结尾的复合词，如：心理作用、精神作用、土地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文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现实主义、地主阶级、农民阶级。
现代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新词来自日文，已很难说清，但是，从上述这些经中国语言学专家研究、确属源于日文的词汇，我们已能看出，日文新词对汉语影响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文、史、哲、经、法、艺、数、理、化、天、地、生、医、农，书面用词，口头用语，几乎无学不有，无处不有。
日文新词被吸收以后，此前在介绍西学时，中国译员和传教士所创译的新词，有不少便逐渐被淘汰了。例如：
新名词、新术语，裹着新思想、新观念、新学问，狂风暴雨，排空而来，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搅得出版界、教育界、新闻界、学术界沸沸扬扬，面貌大变。青年学子，撰文著书，演说谈天，满纸满口新词新语；老年学究，看书阅报，皱眉蹙额，狐疑满腹。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出版机构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名目繁多的解释新名词的字典，诸如《日本新名词》、《新尔雅》、《汉译法律经济词典》、《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词典》、《日本法规解字》、《普通百科大词典》等工具书。这些工具书的出版，既是新名词大批涌入的产物，又促进了新名词在中国大地的生根。〔92〕
日译新名词大潮涌来之时，中国学者曾有人对其中一些译法提出商榷，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例如，梁启超曾认为，日本人将economy译为“经济”，不如译为“平准”更妥当；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不如译为“变革”更贴切。民国初年，一个名叫彭文祖的人，以“将来小律师”的署名，出版了一本专门批评日译新名词的书，《盲人骑瞎马之新名词》。书中认为，日译新名词，是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后才开始传入的，现在中国人喋喋不休的到处套用，即使在通信中，十句也至少有六句是新名词，什么“目的”、“宗旨”、“绝对”等等。他认为这是“恬不知耻”，是关乎“亡国灭族”的大事。他列举了59个新名词，一一进行批评，包括取缔、引渡、目的、宗旨、代价、亲属、继承、法人、经济、卫生、文凭、盲从、同化。显然，个别人的批评并未能影响中国吸收日译新名词的进程。梁启超本人后来也随大流地使用“经济”、“革命”等日译名词，彭文祖所批评的新名词，许多至今仍在使用。
当然，中国知识界也不是将所有日译新名词完全照搬，而是有所过滤和选择。例如：film，movie，日译“映画”，汉译“电影”；soap，日译“石碱”，汉译“肥皂”；post-office，日译“邮便局”，汉译“邮政局”；postage-stamp，日译“邮便切手”，汉译“邮票”；automobile，日译“自动车”，汉译“汽车”；bicycle，日译“自转车”，汉译“自行车”。
语言的变化，连带着观念形态的变化、思维习惯的变化、文化环境的变化。汉语复音词的增多，表达方式的演进，白话文的兴起，无一不与日译新词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清日译新词的涌入，是一次影响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传播。
【注释】
〔1〕张之洞：《劝学篇·外篇》。
〔2〕《东华录续录》，卷一六九。
〔3〕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见《清议报》，第10册。
〔4〕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目综合目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计958种。笔者以有关目录书与之核对，发现遗漏不少。仅徐维则、顾燮光的《增版东西学录》所载中译日文书，谭书便遗漏了56种。笔者以谭书为基础，加上《增版东西学书录》漏记的56种，所以说“至少1014种”。
〔5〕参见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目综合目录》，56页。
〔6〕井上圆了（1858—1919），日本明治时代著名哲学家，生于越后（新潟县）慈光寺。号甫水。188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科。同年刊行《三学论》，阐述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康德“四圣”之学。他反对当时的欧化风潮，不仅以哲学的立场来批判基督教，并立足于国粹主义立场而致力于佛教的改革与再兴。1887年创立以研究佛教哲理为中心的哲学馆。1888年及1902年两度留欧。189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03年，在东京中野建哲学堂，出版《哲学杂志》、《日本人》等杂志，并创立哲学会、国家学会。1919年游历中国途中，病殁于大连。他认为唯物论、唯心论都有失偏颇，企图超越这两者建立纯正哲学。提出新唯心论，强调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
〔7〕高田早苗（1860—1938），日本著名政治学者、教育学者。号半峰，明治十五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跟随小野梓参与大隈重信建立立宪改进党的活动，并参与大偎建立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190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07年就任早稻田大学学长。1915年被敇命为贵族院议员，任文部大臣。1923年至1931年任该校总长。1928年被选为帝国学士院会员。
〔8〕清水澄（1868—1947），日本法学家，出生于金泽，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任学习院教授，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为大正、昭和两代天皇讲解宪法学，历任行政裁判所长官、枢密院顾问官，1946年成为最后的枢密院议长。著有《行政法》，编有《汉译法律经济辞典》等。
〔9〕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见《革命逸史》，第三集，1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参见盛宣怀：《奏为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治法律诸书敬陈纲要》。
〔11〕参见邹振环：《二十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39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12〕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译书院所译为原书“概论”之前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