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顺便指出，清末译编的教科书，影响不限于清末。民国建立以后，所出共和国教科书，主要是有关的政治思想内容有所改变，诸如将“我爱大清”改为“我爱民国”，自然科学方面和不涉及政治思想方面的教科书，只是换个封面，印上“共和国教科书”，内容一仍其旧。郭沫若回忆，他在到日本以前，在国内学校所读的教科书，便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几何学是菊地大麓编的，物理学是本多光太郎编的。
〔88〕王力：《汉语词汇史》，见《王力文集》，第11卷，69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89〕日本现在一般已不用汉字书写外来词，而是用片假名。
〔90〕所举例词，参见王力《汉语词汇史》、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现代汉语与日语词汇的摄取》、王立达《现代汉语从日本借来的词汇》（载《中国语文》，1958（2））、刘正埮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等书和论文，不一一注明出处。
〔91〕以“学”为结尾构成学科名的方法，系中国学者首创。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著作，书名就是《植物学》。颜永京译的心理学著作，书名是《心灵学》。这些书的翻译、命名，都在日译西书大量输入中国以前。但是，以此作为学科命名的普遍方法，大批具体学科的命名，是从日本传入的。
〔92〕对于中国吸收日译新词与接受西学的关系，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有具体的论述。他说：鸦片战争以后，“早期的启蒙人物如严复等也曾经企图自创译名，但是这些译名竞争不过日本译名。这是由于这些译名不够通俗，同时也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给中国的影响较大。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以留学日本为多，他们很自然地把日本译名搬到中国来。其次，当时中国为西洋语言（主要是英语）编写词典的人由于贪图便利，就照抄了日本人所编写的西洋语言词典的译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这些词并不是日本语所固有的，它不过是从西洋吸收过来的。就一般说，日本固有的词汉语很少向它借，因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词，而新概念并不是日本固有的词所能表示的。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从西洋传来的新概念，我们只不过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王力：《汉语词汇史》，见《王力文集》，第11卷，6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