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类译才
西学东渐的历史，也是中国造就自己翻译人才的历史。晚清中国译才，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述人才，即与传教士等西人合作翻译时担任笔述工作的人，比较突出的有李善兰、王韬、徐寿、华蘅芳、徐建寅、赵元益、钟天纬、沈毓桂、蔡尔康。这些人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多不懂西文（有些人后来懂了一些，如钟天纬），但中文根基较好，多有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他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译才，通过笔述，把大批西方新学问介绍到中国，自己也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提高，成为某一方面的科学专才。李善兰之与数学，徐寿之与化学，华蘅芳之与数学，徐建寅之与兵工，赵元益之与医学，都是如此。
第二类是西译人才，即自己通晓西文、独立进行翻译工作。此类人才，最早的要算林则徐的幕僚袁德辉，最出名的是严复，还有马君武、周桂笙、伍光建等。还有三人也可归入此类，一是舒高第，浙江慈溪人，留美归国学生，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译员，所译书籍以医学为多。他大概中文修养不是很好，故所译书籍往往还需一位中国学者加以润色。二是颜永京，上海人，早年入教会学校，后留学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圣约翰书院，曾任院长，译有《心灵学》、《肄业要览》等书。三是李杕（1840—1911），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人，字问渔。他幼年时代皈依天主教，入徐汇公学，学习哲学、数学、拉丁文、法文等。他1862年毕业，入神学院，晋司铎，以后主办天主教刊物《益闻录》、《圣心报》，兼任震旦学院院长，兼哲学教授，翻译《西学关键》、《形性学要》、《名理学》等。舒、颜、李都是教会中人，与士大夫关系不深，所以，他们的译作长期不为人所重视。
第三类是日译人才，即从日文转译西学。这一类人数最多，樊炳清、戢翼翚、梁启超、杨廷栋、章宗祥、麦鼎华、赵必振、张相文、范迪吉、陈国镛、吴启孙、罗普、孟森、丁福保，等等。这一类人物情况比较特殊，有些人日后很有名，如梁启超、章宗祥、丁福保，但他们不是因为译书才有名，反而因其有名人们才注意其译作；有些人译书相当多，如范迪吉，有一百多种，但他寂然无名，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至今也无法得知他的生平。
还有个别人，既不属于中述人才、西译人才，也不属于日译人才，如林纾，他是中译中述，由通西文而中文修养不是很好的中国译员口译，他担任笔述，结果，口译的那些人，都不大为人所知，尽管译作上也有他们的大名。这种情况和西译中述一样，是从闭塞走向开放的中国输入西学的特殊形式。这种翻译方式，是西译中述的翻版，只不过口译者由传教士变为中国译员罢了，其口译、笔述角色由二人分别担任的实质没有变。
从时间上看，1900年以前，翻译界大抵是西译中述的天下，1900年以后，则为日译人才、西译人才的时代。这种世纪之变，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跨入近代半个世纪以后，终于有了一些属于自己民族的直接从西文翻译西学的人才，另一方面又说明，这种人才出现太晚、太少，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只能匆忙地从日本转口输入。日译人才占领了译界市场，西译中述的形式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尚未被日译人才占领的小说界，才让中译中述的林译小说一展风采。
晚清中国从事翻译的人才不少，但真正被知识界公认的翻译家不多。“译才并世数严林”〔1〕，康有为的这句话，尽管严复、林纾两人都不赞成，但从译作的社会影响来说，是恰当的。
二、严译影响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2〕他的生平，他对中国海军的贡献，他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对变法救亡的呼吁，《辟韩》、《原强》对专制主义的抨击，上皇帝万言书对变法的设计，他与筹安会的关系，所有这些，几乎是每本中国近代史都要述及的，这里不必重复。我们所关注的，是他在传播西学方面的贡献。
严复画像
严复最著名的译作自然是《天演论》。《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3〕，达尔文的朋友，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
《天演论》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的讲稿，导言是1894年他在讲稿付印前添写的，较正文还长些。《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严复留英期间，《物种起源》问世已近二十年，达尔文、赫胥黎都还健在，进化论盛行一时，留心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严复对这些自当耳熟。
《达尔文天择篇》
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言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案语，有些案语比原文还长。在这些案语中，严复简介了进化论学说的源流、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简单生平及其学术概要，比较了一些西学与中国传统学问的异同，品评了赫胥黎学说与当时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学说的短长。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案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美洲红人、澳洲黑种、堪察加半岛的土居人，都因外族侵入，岁有损耗，人数越来越少，有的甚至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的老调，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曾以《天演论悬疏》为题，在《国闻汇编》上连载过一部分，1898年4月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出版，同年10月，又由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出版。应该指出的是，《天演论》正式出版以前，严复已在一些文章中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他在1895年3月发表的《原强》中，就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等人的生平及其学说。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竞，一曰天择。此外，严复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三年时间。这三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三年，是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的三年。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人，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思想进步的孙宝瑄看到《天演论》后，喜不自胜，闭门不出，终日研读，有事外出，也把《天演论》带在身边，有时间就打开阅读。〔4〕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他后来回忆说：在南京读书时，看新书的风气很流行，他知道有一部新书叫《天演论》，便在星期日跑到城南，花五百文钱买了一本，白纸石印的，“翻开一看，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他越读越有味，“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5〕。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
《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胡适回忆：
（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6〕
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严译《天演论》，态度极为严肃。他自立翻译三大标准：“信、达、雅”，信，内容准确；达，表达妥帖；雅，文字尔雅。他是留学英国的高材生，精通西学，对于理解英文原意不成问题，“信”字不难。至于“达”，障碍就不少了，不但中西文法有很多不同，而且由于中西语言的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很多西方的用语，在中文原有词汇中找不到对应之词，加上他眼界很高，不大愿意沿用此前传教士的翻译用语。他不得不自造出一些新名词来。这使他的翻译特别费神，往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物竞”、“天择”、“储能”、“效实”等都是他造出来的。至于“雅”，严译体现得很突出。他古文功底原本不错，留英回国后，又曾师从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因此写得一手漂亮的古文。《天演论》的译文就非常尔雅优美。对此，只要取严译《天演论》与其书的白话文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开头一段，即可看出。严译：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白话文译本：
可以有把握地想象，二千年前，在凯撒到达不列颠南部之前，从我正在写作的这间屋子的窗口，可以看到整个原野是处在一种所谓“自然状态”之中。也许除了就象现在还在这里或那里破坏着连绵的丘陵轮廓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垒起的坟堆以外，人的双手还没有在它上面打上烙印。笼罩着广阔高地和狭谷斜坡的薄薄的植被，还没有受到人的劳动的影响。〔7〕
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原文的第一人称“我”，在严复的笔下变成了第三人称的“赫胥黎”，这么一变，使得译文颇有点像中国史书中“太史公曰”的风格。原文的长句复句，在严译中化成了短句，文辞尔雅，明丽流畅。读了严译再读白话文译本，反觉冗长拖沓。
对于严译《天演论》，鲁迅有过具体的评价。他说，严复为要译书，曾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译诸书，“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8〕。严复的这种翻译方法，在白话文尚未盛行的时代，正好适合一般知识分子的口味。内容警世，译笔优美，《天演论》自然风行一时。
翻译《天演论》以后，严复名气大振，他又相继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八部译作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合为《严译名著丛刊》出版。
《原富》（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名称直译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译《国富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所著。原书出版于1776年，分五卷，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从分工开始，依次论述交换、货币、价值、价格、工资、利润、地租、资本、各国财富的发展、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及财政等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部重要典籍，问世后曾多次重版，也有多种外文译本，其中法文4种，西班牙文3种，日文最多，有14种。严复大概是在1892年获得此书，1896年10月开始翻译，1901年1月译毕，翌年出版，所据系英国经济学家罗哲斯的1880年注释本。〔9〕
严复翻译《原富》的目的是批判封建主义对经济的束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打通道路，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不被淘汰出世界民族之林。他在《原富》的“例言”中毫不隐讳地说：关于经济学的书，照理说，应该是越新越精密，我为什么要选择一百多年前的旧作而首先将它译出来呢？原因在于，书中指斥当道者的迷谬，大多是我国谈论财政的人所犯的共同毛病，翻译此书，是为了纠正中国当道者的错误观点：
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于黄种之盛衰。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丁宁反覆，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嗟夫，物竞天择之用，未尝一息亡于人间大地之轮廓，百昌之登城，止于有数。智佼者既多取之而丰，愚懦者自少分焉而啬。丰啬之际，盛衰系之矣。〔10〕
严译《原富》，共加了310条案语，近六万字。在这些案语中，严复十分赞赏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反复申述经济自由的必要性、重要性。他说，国家对于百姓私人的经济活动，不必多加干涉，而应任其自由发展。国家的财富是百姓生产出来的，如果想使国家极大地丰裕起来，就必须让百姓自由经营，企业经营要自由，商品贸易也要自由。严复认为，经济自由是民富的最好途径，而民富是国富的前提和基础。当然，主张经济自由并不是绝对不要国家干涉，也不是一切企业均由商办。严复认为，有些企业，如邮政、电报之类，还是以官办为好。什么企业宜于民办，什么企业宜于官办，应视各个国家具体情况而定，不可执一而论。
在《原富》的案语中，严复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原富》正文中有一段关于国家应当启发人民智慧、养成人民爱国之心、而不应专制愚民的议论，严复加案语说，这段话“颇似为我而发”，接着便大加发挥：
中国自秦以降，大抵以议法为奸民。然宋元以前，朝政得失，士犹得张口而议也。至于明立卧碑，而士之性灵始锢。虽然，犹有讲学，而士尚可以自通。至于今世，始箝口结舌，以议论朝政为妖妄不祥之人，而民之才德识知，遂尽如斯密氏之所指。夫甚敝之政，其害必有所终。故自与外国交通以来，无往而不居其负。〔11〕
严复指名攻击“今世”即清朝统治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之极点，这是相当大胆的。
在《原富》案语中，严复也热情宣传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他说：所谓国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由亿兆之民集合而成的；国家为什么富？因为它集中了亿兆之民的财物；国家为什么强？因为它集合了亿兆之民的力量。如果处于一统之世，一国独立，不与他国相通，那么，即使实行专制制度，也还可以上下相安，至于处于当今与万国并立之世，则专制之国必不可久长，这是因为人民的自由、民权是与国家的独立、主权密切相关的，国君如果抑民权、压自由，无异于自毁国家的主权、自丧国家的独立。
严复自称，《原富》译笔远比《天演论》严谨，对于词义，无所颠倒附益，只是对少数章节有所删削，文字亦坚持《天演论》古雅的风格。对此，梁启超曾有批评。他说：《原富》译文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不是熟读古书的人，颇难索解。这类学理深奥之书，不用流畅锐达之笔来译，怎么能使学童受其益处呢？著译的目的，是为了将文明思想传播到国民之中，而不是为了猎取藏山不朽的名誉。严氏这种文人积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12〕。梁启超的这番批评，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但是严复不以为然。他写信给梁启超说：我译书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学童看，而是要给熟读中国古书的人看的。如果有谁没有读通中国古书而要想从我的译著中贩卖一些货色，那确实是办不到的。这个责任在读者自己，与我译者无关。〔13〕
尽管译笔古奥，《原富》出版后还是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孙宝瑄在1901年5月购得《原富》以后，急切地读了起来，并在日记中大段大段地抄录《原富》的文字，书中的经济思想也对他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说：我原来对于筑铁路、办矿务诸端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以为这些都是变法的末节，现在读了《原富》，才知道富国之道，在于流通矿产，要想流通矿产，没有铁路怎么能办到呢？这么看来，便国利民的方法，没有比铁路更重要的了，所以，铁路应当与学堂、报馆、议院并钟重，千万不可轻视。〔14〕
顺便指出，亚当·斯密的大名传入中国，并非始于严译《原富》。在此前几年问世的历史名著《泰西新史揽要》中，已有关于亚当·斯密的介绍。该书卷六有一大段文字介绍亚当·斯密及其学说在英国和整个欧洲的影响：
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英国苏格兰省之戛斯哥海口，有掌教大书院之山长姓斯米得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甚至他国文字与英有异者，亦复遍加翻译。其创议策中，有警句云：民间通用之物，公家忽设一法，使之腾贵，谓特以保本国之业，此真愚之又愚者也，保一业实害万民也。此书既出，于是昔之人但知加税之法之善者，今之人又知免税之法之善。彼此辩论，各执一理。英相譬特细读数过，拍案叫绝，谓此书真暗室之灯、迷津之筏，于是读居深念，竟欲查照此策，尽改旧例。〔15〕
同书卷九也提到其人其书：“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英人斯密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板通行，立通商之根本。”〔16〕
《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名称直译是《社会学研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1820—1903）所著，原书出版于1873年。严复在1881年与1882年之际，开始读到此书，大为叹服，认为这部书实兼中国《大学》、《中庸》精义，并自称这部书对他治学立论影响很大。1897年，严复曾将其书前两篇即《砭愚》、《倡学》译出，并拟以《劝学篇》之名在《国闻汇编》上发表。1897年底至1898年初，《国闻汇编》连载了《砭愚篇》之后，因事中辍，《倡学篇》未及发表，《群学肄言》全书的翻译也被搁置一边。1901年，严复赓续前译，翌年译成，1903年出版。严译此书，只加了一条案语，一个注释，余均照译原文。
斯宾塞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是个庸俗进化论者，认为社会是在渐变中进化的。他最主要著作是《综合哲学》（严复译作《会通哲学》），因其艰深难解，他便写了《群学肄言》，作为引导。《群学肄言》全书分16篇，主要内容是研究社会学的意义、方法，并阐述关于社会发展的主要观点，贯串着物竞天择和庸俗进化论的思想。严复翻译这本书，一是为了借物竞天择思想以警世，与翻译《天演论》同一宗旨，事实上，严复在《天演论》案语中已多处引述斯宾塞的观点，以补充或驳斥赫胥黎的某些观点；二是为了宣传社会改良思想。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今天的局面，系多年积渐而成，要想改变，也只能一步一步来，不顾后果地破坏一通，不如脚踏实地地先从教育做起：
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慎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17〕
《群学肄言》出版以后，学术界似乎没有什么很好的评价，相反，沈兆袆（通雅斋主人）在《新学书目提要》中，从五个方面，对此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第一，文笔汗漫，阅读数遍，仍不能别其途径；第二，科学语太多，不可猝解；第三，英、中国俗不同，书中褒贬，对中国无针对性；第四，中英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书中所批评的某些问题，正是中国所企望实现的，此书译出，正好给反对西法的人提供口实；第五，按照书中所说的道理，“则中国既造无限之业因，自当受无穷之恶果，其祸必不可逃，而福万不可幸，有志之士望而去之，而中材益以自弃”，这样反而不利于鼓舞民族士气，无补于中国的振兴。〔18〕这些批评，容有不当，但至少算是学术界对《群学肄言》的一种反应。
《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直译为《自由论》，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逻辑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所著。此书部头不大，薄薄的一本，却是资产阶级政治学的重要著作。原书写于1859年，共五章，以宣传个性解放、反对专制迷信为宗旨，其要义可以归结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受到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穆勒的自由学说，是为资产阶级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作理论根据的，有明显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意义。严复1900年以前在天津时译成此书，刚脱稿而没有来得及删润，便因战乱而避地上海，译稿与其他书籍一起散失了，后为一个西方人所得，1903年春邮还，严复加以删改后于同年出版。
将Liberty译为“自由”，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译法，严复也认为这一译法比较妥帖。那么，他为什么要别出心裁地将《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呢？原来，他首先认为中国世俗所言自由，常含放诞、无所忌惮等贬义，不符合中文“自由”二字的本义，自由的本义应是“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没有贬义，也没有褒义。为了表示他所说的自由是中国本义而不是世俗所理解的放诞、恣睢等劣义，他特地声明，凡需译自由处，一律用“自繇”二字（“繇”为“由”的通假字）。其次，严复认为，要实行穆勒所说的自由，必须首先明白集体（群）与个人（己）的权利界限，明白“己”在“群”中，什么地方必须自由、什么地方不可自由。基于这些原因，严复在书名上避去“自由”二字，而冠之以《群己权界论》之名。
《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直译为《政治历史》，或译为《社会进化简史》，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甄克思（1861—1939）所著，原书出版于1900年，共分三章。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发展的，总的说来，经过三个阶段，一为蛮夷社会，亦称图腾社会；二为宗法社会；三为国家社会，亦称军团社会。《社会通诠》于1903年译成，1904年出版。
从《社会通诠》案语和译者序来看，严复基本上赞成甄克思的社会进化阶段划分法。他以甄克思的划分标准对照中国，认为中国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是这样的：唐虞以前为蛮夷社会，唐虞至周为宗法社会，秦以后到清代是宗法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时代，国家社会的成分固然不少，宗法社会的比重更大，概括说来，宗法社会的成分占十分之七，国家社会的成分占十分之三。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法、风俗及人民的思维习惯，都是属于宗法社会的东西。基于这个看法，严复在《社会通诠》第三章第十二节的第一段文下，写了这么一段案语：
严复曰：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
这样，严复便把当时革命党人盛倡的民族主义、排满主张当做宗法思想加以贬抑了。这种议论，为当时正向革命派发起舆论攻势的改良派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藉此大加发挥，非难革命派的排满革命主张。这引起革命派的极大反感。他们奋起反击，批评的矛头自然也指向了严复。
1905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汪精卫，首先对严复这段案语提出批评。他说：照严复这么说来，则民族主义为不必推重，清朝政府也不必推翻了。这种说法，表面上看好像是符合世界公例，其实，他没有弄清我民族在公例上的地位。接着，汪精卫从几个方面详细驳斥了严复的观点。1907年，另一名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二期上发表《〈社会通诠〉商兑》长文，专驳严复。章太炎首先从人格、学问等方面，把严复臭骂一通，说他人格不高，迷信西方，贱视黄种；学问方面，略知小学，稍懂文辞，历史知识则相当浅薄。接着，章太炎对《社会通诠》进行了全面的批驳，重点是前面所引的那段案语。章太炎指出，甄克思在《社会通诠》中是就赤黑野人及欧美等处的情况而言的，他对中国、日本等国的情况并不详知，他所说的宗法社会，与中国历史上的宗法社会有着四条明显的不同，中国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也与甄克思所说的宗法社会没有关系。中国近五十年来常有“排教”即反基督教的事情发生，这并不是由于宗法观念，而是由于基督教传教士欺侮中国百姓，中国的一些入教之人，又倚仗教会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于是激起人们的义愤，发生了“排教”之举。中国近来革命党人宣传排满，提倡民族主义，也是为了恢复我民族主权而已，亦非源于什么宗法思想。章太炎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公认的国学大师，又是名满海内的革命家，他的批驳虽然不无苛责之处，但总的说来，有理有力，击中要害，令严复难以招架。
当然，严复翻译《社会通诠》，并不纯粹是为了抵制排满革命，其主旨还是为了爱国救亡。他在案语中表示，中国时至今日，虽然弊病短处不少，但是，只要努力奋斗，前途还是光明的。
《法意》（L'esprit des Lois），直译为《论法的精神》，法国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所著，出版于1748年，原为法文，1768年英人译为英文。严复所据为英文版。孟德斯鸠在书中认为，地理条件是决定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因素。他以统治者人数的多寡和政府的性质，把国家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三种形式，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也有多处具体的批评。他宣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这一学说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严复翻译此书，当在1900年以后，1909年译毕。全书分七册，从1904年到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法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武器。严复翻译此书，主旨也是反封建。他在译文中加了330条案语，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这种思想倾向。他用孟德斯鸠宣传的国家观念对照中国，认为中国这个“国家”，两千年来，没有“国”，只有“家”，极端专制。他愤激地写道：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19〕
严复这一思想，与他几年前在《辟韩》等文中所表露的反对专制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严复在批判专制、赞扬民主的时候，将这一问题与国家的安危强弱联系起来。他说，在专制之国，虽有贤能之人，但也不敢考虑超出自己权位的事，要寻求所谓公忠体国、为国家计虑深远的人，能有几个呢！但在立宪之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在立宪国家里，虽有朝进夕退之官吏，也有国存与存之主人，“主人非他，民权是已。民权非他，即以此为全局之画、长久之计者耳”。他认为，立宪能使国强，专制必使国弱，居今之世，以非立宪国与立宪国争斗，即使以大莅小，以众莅寡，也绝不可能取胜。
《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直译为《逻辑体系》，英国约翰·穆勒所著，与《群己权界论》同一作者，原书出版于1843年，全书六卷，严复所译仅是其上半部。此书是一本逻辑学名著，以研究归纳法为主，其首创的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剩余法等方法，对于确定现象原因的归纳方法的表述，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全书以经验论和实证法为指导思想，片面地夸大了归纳法的作用。严复于1900年至1902年译了半部，由金粟斋1905年出版。他以后多次想续译后半部，终因精力不济未能如愿。
严复在译文中加了四十多条案语，有些是解释原文，有些是评论性质，从中可以看出严复推崇归纳法、反对先验论的思想倾向。
严复认为，近代西方所以富强，科学所以昌明，主要在于他们有一套科学方法即逻辑。他赞同近代科学之祖培根的说法：逻辑这门学问“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认为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对于逻辑学中的归纳、演绎二法，他更推崇归纳法，认为一切“公例”即普遍原理都是通过归纳经验而来的，即使是抽象的数学公理，也是由归纳经验而来的。严复推崇归纳法，也重视验证法。他认为公例、公理的发现，除了归纳，还须验证，这样才能达到“无往而不信”。近代以前的很多理论，所以为后人所破，其关键就在于缺少验证，而近三百年来的科学公例，所以每每得到证实，不可推翻，这并不只是近人的想法超过古人，而是近人严于验证的缘故。
严复介绍逻辑归纳法，一个重要目的是藉以批判中国旧学。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化学术，并非不讲逻辑，关键在于大多不从客观事实出发，也不用客观事实去验证，所根据的，大多数是想当然，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演绎过程确实没错，但是大前提错了，因为这个大前提不是从客观事物出发，而是“根于臆造”。严复同意穆勒的观点，认为一切真理都由归纳经验而来，不存在什么良知。他认为宋明的陆王心学，既不是从经验出发，又没有经过归纳验证，是违背科学的。
《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直译为《逻辑入门》，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1835—1882）所著，是一本浅近的逻辑学著作，原书1876年出版，共分27章。1908年秋，知名的女政治活动家吕碧城恳请严复给她讲解逻辑学著作，严复便以耶方斯这本书，逐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由于讲解需要，严复在思想方面承用原书，而引喻设譬，则多按自己的想法更易。这本译作于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除了以上八种，严复还翻译、出版过其他一些著作，如英人宓克的《支那教案论》，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及教案问题；卫西琴《中国教育议》等。这些，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此外，严复还翻译过英国倭斯弗的《美术通论》，连载于《寰球中国学生报》1906年10月至1907年6月，所含内容有艺术、文辞等。严复翻译西方美学著作，这是以前不大为人所知的。
严复翻译西学原著，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
首先，开始了中国学者自己系统独立翻译西文原著的历史。中国翻译西书，从利玛窦、徐光启，到傅兰雅、徐寿，都没有跳出西译中述的模式。晚清也有中国学者独立翻译西书的情况，例如，上海留美归国学者、圣约翰书院院长颜永京译过美国海文著的《心灵学》即心理学，浙江留美归国学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舒高第译过医学书多种，他们都精通英文，有独立译书的能力，但是，他们译书面既不广，又都加入了基督教，在中国一般士大夫心目中，地位不高，影响不大。严复是中国官派出国的留学生，与传教士没有太多的瓜葛，在一般士大夫的心目中，他是中国自己的学者。他系统独立翻译西洋社会科学著作，开始了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新的一页。
其次，开始了全面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严复所译西学著作，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各个方面。此前，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学者也曾介绍过这些方面的学说。例如，经济学方面有最早有米怜译编的《生意公平聚益法》、郭实腊的《贸易通志》，后来有英国法思得著、丁韪良译、汪凤藻述的《富国策》，英国哲分斯著、艾约瑟译的《富国养民策》，政治学方面有傅兰雅译、应祖锡述的《佐治刍言》，哲学方面有艾约瑟译的《辨学启蒙》，傅兰雅译的《理学须知》，法学、社会学方面更多，但是，从总体说来，这些译作比较零散，在所译西书中所占比例很低。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原富》开始，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才像潮水般涌入中国。这标志着西学东渐的主体内容，已越过应用科学（坚船利炮）、自然科学（声光化电）阶段，进入哲学社会科学阶段。
再次，广加案语——独特的译书方式。严复在所译大多数西书中，添加了很多案语，最多的有三四百条。这些案语，有的是解释原文，有的是对原书意思进行评论，更多的是结合中国社会情况，洋洋洒洒，任意发挥。这种翻译方式很特别。在此以前，傅兰雅、徐寿等翻译西书，加凡例、序言者有之，加少量注释者有之，加上大段大段自己意见的则不多见。20世纪初大批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书籍，也很少有这种情况。这种独特的译书方式，是严复急于以译书经世的心理写照。
最后，以古文译西文——早期留学生心态。严复并不是思想守旧的人，但他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地用先秦古文去翻译西文呢？他自己说是为了“雅”。其实，在“雅”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20〕晚清时期，尤其在19世纪末，留学生并不是一个闪光的名称，在士大夫心目中，留学生是与二毛子、崇洋媚外、品行卑劣、不学无术等恶名联系在一起的。严复在四十岁时写的这一诗句，真实地反映了他因为学了洋文（旁行书）而受到士大夫冷眼的内心苦闷。章太炎日后驳斥严译《社会通诠》时，亦不时以严复游学西方、尊崇西人、国学根底浅薄作为讥笑口实。为了证明自己不但精通西学，而且国学也不差，严复所以才在回国以后，专门拜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学习古文。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译书时，对文字特别讲究。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不只是他治学严谨的表现，也饱含他竭力显示自己国学根底的苦衷。严复口口声声自己译作不是给一般学童看的，而是给熟读古书人看的，正是他想在中国士大夫中树立留学生新形象的心理流露。对于严复的这种心态，鲁迅曾有过深刻的揭示，他说：
（严复）译得最吃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21〕
严复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西学东渐史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五四以后，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胡适说：“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张嘉森说：“侯官严复以我之古文家言，译西人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独创。译名如‘物竞’、‘天择’、‘名学’、‘逻辑’，已为我国文字中不可离之部分。其于学术界有不刊之功，无俟深论”〔22〕。
需要指出的是，对严译的社会影响，估计得不能过分。严译八种，除了《天演论》，社会影响确实很大，晚清翻译的所有社会科学书籍，无出其右者，其他七种，就不能一概而论。以《群己权界论》而言，此书出版同年，其另一译本《自由原理》由中国留日学生马君武翻译出版。马译通俗易懂，不像严译那么古奥，影响也比严译广泛得多。以《法意》言，在此书译毕出版之前六年，其另一译本《万法精理》，已由张相文从日文转译出版。辛亥以前的中国青年，大多是从张译而不是从严译知道孟德斯鸠这一名著的。邹容在《革命军》中列举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书，《自由原理》、《万法精理》都赫然在列。以翻译用语而言，严复冥思苦索、刻意创立的名词，除了“物竞”、“天择”、“逻辑”等为数不多的名词，被后来的学术界沿用，其他绝大多数都竞争不过从日本转译的新名词，诸如：
计学——经济学 群学——社会学 心学——心理学
生学——生物学 觉性——意识 内籀——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