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籀——演绎 意宗——唯心主义 泉币——货币
版克——银行 锡特——城市 功力——劳力
母财——资本 生货——原料 熟货——成品
劳叶尔——律师 殖量——生产力 商宗计学——重商主义
农宗计学——重农主义
商务印书馆在严译名著八种后附《中西译名表》，共收词482条，经查考，其中被学术界沿用的只有56条（包括严复沿用以前译名，如“歌白尼”、“美利坚”等），占不到12％。〔23〕
三、林译魅力
林纾像
林纾是与严复齐名的介绍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24〕两人都是福建人，都以古文翻译西文，五四时期都不赞成新文化运动。两人相似处很多，不同处也很明显。严复以精通西文翻译西书著称，林纾以不懂西文翻译西书出名；严译以精深见长，林译以广博取胜；严译集中于社会科学方面，林译集中于小说方面。
林纾翻译西洋小说，始于1898年。〔25〕那年，他在马江，友人王寿昌从巴黎归来，谈起法国小说的优美之处，盛赞大仲马、小仲马为法国小说家之翘楚。王寿昌为福建侯官人，字子仁，号晓斋主人，精通法文。林纾为王言所动，乃与其尝试合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简称《茶花女》），王口译，林笔述。1899年，译毕木刻出版，同年，上海昌言报馆受素隐书屋之托，又将此书铅印出版。其后，又出过玉情瑶怨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多种版本。《茶花女》是世界名著，述名妓马克（俗称“茶花女”）与家境贫寒的亚猛之间哀婉凄楚、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林纾译以清畅明丽、曲尽其致的文言，更增其感人魅力。出版以后，立刻不胫而走，引起轰动。时人评论：林纾“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玩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26〕。诚如严复所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27〕
《茶花女》翻译成功以后，林纾兴致倍增，越译越多，一发而不可收，林译小说遂风靡于世。从1898年始译，至1924年去世，他共译作品184种〔28〕，出版单行本137种，未刊23种。其中，最多的是英国，其次是法国、美国、俄国。他因为不懂外文，不了解外国文学界情况，对译本无从选择，只能是口译者提供什么就译什么，所以译了不少价值不高的作品，但是，属于名著的也不少，有六七十种，诸如：《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鲁滨孙飘流记》、《海外轩渠录》、《吟边燕语》、《拊掌录》、《现身说法》、《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滑稽外史》、《玉楼花劫》、《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不如归》，等等。这些作品涉及的作者，比较著名的有英国的莎士比亚、地孚（今译笛福）、斐鲁丁、狄更斯、史各德、哈葛德，美国的华盛顿·欧文、史拖活（一译斯土活）夫人（今译斯陀夫人），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预勾（今译雨果）、巴鲁萨，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西万提司（今译塞万提斯），俄国的托尔斯泰，日本的德富健次郎。与林纾合作的译员有浙江仁和魏易，直隶静海陈家麟，江苏吴县毛文钟，江西铅山胡朝梁，广西永福力树萱，福建长乐曾宗巩，侯官王寿昌、王庆骥、林凯、严潜、严琚、李世中，闽县廖琇昆、陈器、林驺、王庆通，共16人。其中以魏易、王庆通、王庆骥三人口译水平较好。〔29〕林纾的翻译生涯，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标。“在它以前，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读来使人厌倦。”〔30〕
关于林译小说选本的得失，合作译员素质的高下，译文的错讹，文笔的优劣，文学评论界已有不少具体的研究，这里不再引述。我们所关注的，着重是林译小说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开始了全面介绍西洋文学的历史。中国最早介绍西洋文学作品，是1625年（天启五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口译、张赓笔述、在西安刊行的《况义》，系《伊索寓言》的选译本，收寓言22篇。鸦片战争以后，翻译的第一部西洋文学作品，仍是《伊索寓言》。此书先于1837年在广州出版，1840年又重印一次，书名《意拾蒙引》，收寓言81篇，署名蒙昧先生著，门人懒惰生编译，实际译者是英国人罗伯特·汤姆。是书系为英国人学习中文而译，因此编排上是英文、中文、译音三者并列，中文居中，译音居右，英文居左，互相对照。以后，各种中文报刊上，零星介绍西洋文学作品的颇多，《中西闻见录》、《小孩月报》、《万国公报》和《蒙学报》都刊载过伊索寓言；1872年《申报》上刊载过英国斯威夫特的名著《格列佛游记》中关于小人国的片段，题名《谈瀛小录》，还刊载过美国欧文的名著《瑞普·凡·温克尔》，题名《一睡七十年》；同年，附属于《申报》的《瀛寰琐记》刊载过蠡勺居士翻译的《昕夕闲谈》；1888年，天津时报馆出版过《伊索寓言》的单行本，张赤山译，书名是《海国妙喻》。这些介绍，都是零散的、片断的，且以趣味为主。大量地、比较全面地翻译、介绍西洋文学作品，是从林译《茶花女》开始的。
第二，改变了中国士大夫的西方社会观。此前的中国士大夫对于西方人，一向隔膜多于了解，鄙夷甚于尊重。虽经各种书刊介绍，传统观念有所松动，但对西方社会情况，对西方人怎么居住，怎么行走，怎么饮食，怎么接人待物，仍很模糊，“到了林先生辛勤的继续的介绍了一百五十余部的欧美小说进来，于是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才知道‘他们’原与我们是同样的人，同时，并了然的明白了他们的家庭的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绝然相异的名词。这是林先生大功绩与影响之一”〔31〕。后来成为中国青年党骨干的李璜，回忆他在清末阅读林译小说、世界观念发生变化的情况：
裴老师有一时期卧病，令学生在书房自行阅读，只将作文送入寝室改卷子。先生既不开讲，学生便偷偷的乱看新旧小说，除《水浒传》、《红楼梦》之外，同学魏英借来林纾所译述的《茶花女遗事》、《孤星泪》等新小说，我得读之，津津有味，随向我母要一些散碎银子（其时银元在成都尚少通行市面），到成都青石桥街商务印书馆分馆，去陆续买得《块肉余生记》、《劫后英雄录》、《剑底鸳鸯》、《吟边燕语》等不下十余种的林纾译作，读后方知世界之大、品类之盛，令人不觉油然神往。因为常去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对于该馆新到之书，由于好奇，信手买归，更得读严复译的《社会通诠》、《法意》、《群学肄言》等书。这类新书，比我一向所读旧籍，可以说另是一番境界。虽然我其时对于外国文学与社会科学并不了解，然而总感到天外有天，理外有理，学不限于一国，师不只于常师，因此引起我出门求学的动念。〔32〕
第三，改变了中国士大夫的西方文学观。此前的中国，虽然一再败给西方，对西方的态度，也由不屑一顾，变为师夷长技，先是学习坚船利炮，后是声光化电，再后是议会立宪，“然而大多数的知识阶级，在这个时候，还以为中国的不及人处，不过是腐败的政治组织而已，至于中国文学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丽的，决没有什么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我们的太史公、李白、杜甫的；到了林先生介绍了不少的西洋文学作品进来，且以为史各德的文字不下于太史公，于是大家才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亦有所谓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这也是林先生的功绩与影响之一”〔33〕。
第四，影响了中国一代文学家。五四前后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中国文学家，几乎没有人没受过林译小说的影响。先看鲁迅：
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书。……《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我们对于林译小说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34〕
再看郭沫若：
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而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相当是有些建树的人物。
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Ivanhoe，他译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35〕
周作人说，他走上文学道路，就是因为读了林纾翻译的小说：“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决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他所译的百余种小说中，当然玉石混淆，有许多是无价值的作品，但世界名著实也不少。”〔36〕郑振铎在林纾去世以后，特作长文《林琴南先生》，研究、赞扬林氏在翻译西洋小说方面的贡献。茅盾不但爱读林译小说，而且在林纾去世以后，特地为其所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作注，重新印行。朱自清说，林译小说曾给他很大影响，在中学时代写过一篇故事，辞藻和结构都是模仿林译小说的。
甚至比鲁迅、郭沫若、茅盾年轻得多的文学家，也有不少人受到林译小说的影响。钱锺书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37〕
第五，有的作品具有一定警世作用。林纾是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人，他在译作中常常注有自己的爱国情感。最典型的是《黑奴吁天录》。这是林纾的第二部译作，合作者魏易，1901年出版。原书为美国作家史拖活夫人（1812—1896）所著，今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述非洲黑奴被迫害虐待的故事。此书翻译出版时，正值中国遭受八国联军侵略、《辛丑条约》签订、国势陵夷之际，也正是华工在美国遭受排斥、虐待之时。在林纾眼前，黑奴、华工的形象交替出现，他一边翻译，一边流泪，“纾江湖三载，襟上但有泪痕，望阙心酸，效忠无地。惟振刷精神，力翻可以警觉世士之书，以振吾国果毅之气”〔38〕。《黑奴吁天录》出版以后，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的共鸣，对正在兴起的反对美国排斥华工的运动，起了宣传鼓动作用。各种报刊，纷纷结合中国实际，发表评论。灵石的《读〈黑奴吁天录〉》可作代表：
我读《吁天录》，以我同胞之未至黑人之地位，我为同胞喜。我读《吁天录》，以我同胞国家思想淡薄，故恐终不免黑人之地位，我愈为同胞危。我读《吁天录》，证之以檀香山烧埠记，证之以美洲、澳洲禁止华人之新例，证之以东三省，证之以联军入京，证之以旅顺、大连、威海、胶州、广湾、九龙之旧状，我愈信同胞蒙昧涣散，不能团结之，终为黑人续，我不觉为同胞心碎。
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亦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摹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民。〔39〕
孙宝瑄读了此书，深深地被书中的情节、思想和艺术感染力所震撼。他说：
此书写黑奴受虐情状，惨无天日，而黑奴中大有圣贤豪杰，其立志之坚，用心之平恕，如汤姆之为人，百世而下，闻风兴起矣。此书于愁惨悲苦之中，写出义夫、贞妇、孝子、仁人无涯际之情潮，时而悱恻缠绵，时而激昂壮厉，能令人悲，能令人喜。于是知此书之不可不读，而不忍卒读也。……我国畜奴有禁，故男子罹是苦者鲜，惟女子或鬻身为婢，或堕于勾栏中，其苦不减于美国之黑奴。〔40〕
有人以诗抒发自己的读后感：“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41〕“厉禁华工施木栅，国权削尽种堪哀。黑奴可作前车鉴，特为黄人一哭来。”〔42〕春柳社将其改编为剧本，在留日学生中和国内演出。
【注释】
〔1〕康有为诗句，见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载《庸言》，第1卷第7号。据说，康有为这一句诗，同时得罪两个人，“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见那首诗，就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为伍。至于林纾呢，他不快意的有两点……在这首诗里，严复只是个陪客，难道非用‘十二侵’韵不可，不能用‘十四盐’韵，来一句‘译才并世数林严’么？”见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少年时从塾师学习，后入福州船政学堂肄业。1877年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治海军大学，既学习了海军知识，也了解了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1879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等论文多篇，疾呼变法救亡，批判专制主义，在思想界引起震动。戊戌变法高潮中，曾受到光绪皇帝接见，被询办理海军及学堂等事。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被举为副会长。1915年被列名筹安会。1921年病逝福建老家。一身事业，以翻译《天演论》等西书最为著名。
〔3〕赫胥黎（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青少年时代自学医学，1845年获皇家外科医学院的资格证明书，以后任海军军医，1854年任矿业学院讲师。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后，他积极支持，并热情宣传贯串在这本书中的进化论学说，曾自称“达尔文的随从”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总代理人”，成为达尔文的好友。《天演论》是他1893年的一次讲演稿和他1894年为此讲演稿所写导言的合编。
〔4〕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335页。
〔5〕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6〕胡适：《四十自述》，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852页。
〔7〕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
〔8〕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9〕严复翻译所据英文《原富》底本，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据研究，严复在底本上留有中、英文旁注215处，从中可见严复翻译此书的具体过程，包括各段翻译的时间，添加某些案语的原因。参见刘重焘：《严复翻译〈原富〉之经过》，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4）。
〔10〕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见《严复集》，第一册，98~1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原富》案语，见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本，788页。
〔12〕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载《新民丛报》，第一号。
〔13〕参见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见《严几道文钞》，卷四。
〔14〕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350页。
〔15〕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卷六上，15页。
〔16〕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卷九上，5页。
〔17〕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见《严复集》，第一册，123页。
〔18〕参见沈兆袆：《新学书目提要》，卷四，29页，通雅书局，1904。
〔19〕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0〕严复：《送陈彤卣归闽》，见《严复集》，第二册，361页。
〔21〕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22〕蔡、胡、张诸人议论，均见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1872—1922）》，1923。
〔23〕台湾学者赖建诚正确地指出：严复翻译的西方经典著作，“除了《天演论》外，对中国知识分子并无深刻的影响”（赖建诚：《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载台北《汉学研究》，1989年第7卷第2期）。但他认为，《原富》的主旨是提倡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这种理论不适合当时列强环伺、经济落后的中国的需要，严复通过翻译《原富》寻找“求富的处方，并不适用于中国”，“本世纪初期在中国谈史密斯的《国富论》，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此，笔者不能同意。严复为何要翻译《原富》，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一是为了将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二是原书中所批评的当道者在财政问题上的迷谬，对于中国有很强的针对性；三是求富与求强联为一体，翻译此书与翻译《天演论》同一宗旨。译书当然包含译者本人的选择意图、价值标准在内，但译书又不同于著述，译者不能要求原著中所有的主张、思想与自己的意图、标准完全相符，因此，我们不能以书中某些见解是否合乎中国需要来判断译者选择是否得当。
〔24〕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字琴南，号畏庐，还有冷红生、六桥补柳翁、长安卖画翁等许多别号。出身于清寒家庭，青少年时无力买书，靠借阅友人书籍充实自己，打下了厚实的古文功底。1882年中举。1898年开始译书。1901年以后，在五城中学、金台书院、实业学校、闽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任教，晚年以译书、卖画为生。除了译书，还有《畏庐文存》、《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多种作品行世。
〔25〕林纾开始翻译《茶花女》亦即他从事译书的起始时间，说法很多，最通行的是1893年。阿英根据多年搜集到的《茶花女》的版本，以及林纾自己的说法，断定为1898年，比较可信。
〔26〕邱炜萱：《客云庐小说话》，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298页。
〔27〕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见《严复集》，第二册，365页。
〔28〕林译作品种数有156种、173种、179种等多种说法，马泰来经多年搜集、考证，确定为184种。参见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见《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9〕郑振铎认为魏易、王庆通较好，寒光认为魏易、王庆骥较好。
〔30〕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78页。
〔31〕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见《中国文学研究》，下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32〕李璜：《学钝室回忆录》，1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
〔33〕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见《中国文学研究》，下册。
〔34〕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
〔35〕郭沫若：《我的童年》，见《沫若文集》，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8。
〔36〕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载《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
〔37〕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70页。
〔38〕林纾致谢牧如信，见《兼于阁诗话》，转见孙继林：《林纾和魏易》，载《古旧书讯》，1989（4）。
〔39〕灵石：《读〈黑奴吁天录〉》，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299页。
〔40〕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502页。
〔41〕醒狮：《题〈黑奴吁天录〉后》，见《新学界丛编》，卷一三，石印本，1904。
〔42〕慧云：《读〈黑奴吁天录〉》，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3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