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东渐，潮落潮涨，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物竞天择，自由民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势如江涛翻卷，滚滚而来，影响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其过程波谲云诡，时而云淡风轻，时而电闪雷鸣。社会反应则百态千姿，笔墨难摹。竭诚欢迎者有之，全力排拒者有之，完全相信者有之，全然不信者有之，疑信参半者有之，始疑后信者有之，阴奉阳违者有之。总的趋势是，受众疑忌逐步消解，反对声音渐趋弱小，西学影响日益扩大。下面，针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反应，作一综合分析。
一、疑忌的消解：从“西医现象”说起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这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这是中医的方法。
西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件的机器，每个部件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表里一体，虚实相通。
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认为医学最为合适。
西医在中国的遭遇很有典型意义。始而被怀疑、猜忌、排斥，继而被试用、接受，再而被信任、高扬，最后长驱直入，占领了医学主导地位。这与西方天文学、地理学输入中国的历史有相通之处，但更突出。
从中国方面来说，疑忌——试用——高扬，输入西医的三部曲，也典型反映了中国研究、吸收外来文化的心路历程。
西医在中国立定脚跟以后，声誉日隆，其价值再也没有受到怀疑。医学界一度甚至要求废止中医，独尊西医。在日本，中医（汉医）在一段时期里确实被废止了。
后来极力高扬的，正是先前拼命反对的，这就是西学东渐史上的“西医现象”。
西医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1569年（隆庆三年）传教士在澳门设立医院，为人治病，是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与西洋医学密切关联的西洋药学也同时传入中国。《药露说》、《本草补》，是西洋药物学最早传入中国的专书。清代，不只是澳门，内地有些地方，甚至宫廷中，已有人使用西医西药。康熙皇帝患疟疾、心悸症、上唇生瘤，均由传教士用西医西药治愈。江宁织造曹寅患疟疾，康熙曾赐以西方传入的特效药金鸡纳即奎宁。《红楼梦》里有多处提到西药的使用。
但是，由于西医在诊治原理、医疗手段、医疗工具（手术刀、注射针等）等方面，与中医有着明显的不同，加上行医的传教士碧眼紫髯的形貌，旁行斜上的文字，祈祷洗授的宗教仪式，多为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特别是西医为了辨明病症而开刀检视，为了进一步研究而将切除部分藏之器中，加以药品，使不腐烂，更令一般人不可思议，疑窦丛生。西医被蒙上神秘、恐怖的色彩，挖眼、剖心、熬药、炼银、摘取红丸、蒸食小儿，种种不经之说亦由此而起。
还在清初，就已有西人蒸食小儿的谣传：
嘉靖初，佛朗机国遣使来贡。……其人好食小儿，云在其国惟国王得食之，臣僚以小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兢趋，途所食无算。其法以巨镬煎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居二三年，被掠益众，远近患之。〔1〕
这段话，出自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大学者顾炎武的书中，可见绝非个别人的看法。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关于西人挖人眼睛、以供炼银煎药的传闻更是沸沸扬扬，愈演愈烈。连思想最为开明的魏源也将这种传闻写入他的名著《海国图志》中：
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则其方入教也，有吞受丸药、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祖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摆布裹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其人奋起夺击之，乃踉跄遁。闻泰西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言之凿凿，煞有介事。
西人如此可怕，西医进入中国自然步履维艰。所以，无论在沿海，还是在内地，教会医院在开始时都是阻力重重，因而都免费送医送药。
但是，医学有着其他科学所没有的两个特点，一是治病救人，二是效果可证。因为生命的宝贵，有两种人，即使在西医的价值尚未得到承认的时候，也会前来就诊：一是无力求医买药的贫民；二是中医无法医治、生命垂危的病人（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药到是否病除，妙手能否回春，这不用很多附加的说明，一看效果便知。这两个特点，使得西医在鸦片战争以后，没用多少时间，便逐渐被中国人所认可、接受。在很多地方，传教士都是首先通过施医，树立自己善的形象，建立西学的信誉。1840年，传教士描述广东人还在厌恶西人、却已接受西医的情况：“中国之人民，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不欲与我等往来，况又有官府之严禁。致我等虽用尽法子欲解除中国人恨恶我等之心，惟总不能得之。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有由各省到来就医之人，莫不欢喜感谢，中国官府虽已知之，亦不禁止。〔2〕
健康欲望、生存欲望，驱使病人不顾世俗对西人、西医的成见，接受西医治疗。这给西医提供了一个与中医进行竞争、显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世人从一次次鲜明的事例中，认识了西医的价值。下面是成千上万个例证中的两个：某君于1873年9月，忽患虚寒症，上吐下泻，汗出如雨，片刻之间，衫裤已如水浸。请来中医，谓为寒痧，实九死一生之症，束手无策。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请来一位精通西医的黄医生，“取西国药水，方服二匙，而喉间觉如开锁者，寒痧咯出”〔3〕，又用了一些药，竟彻底痊愈。1877年，那位日后参与镇压戊戌变法、权倾一时的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痛苦不堪。万般无奈，他最后找了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医治。德贞为他作了两次外科麻醉割除手术，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
到了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
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4〕
据统计，仅上海的仁济、体仁、同仁三所教会医院，在19世纪70年代，每年诊治病人，已多至10万人次。嘉约翰在广州博济医局，一人在四十多年中，施诊病人达74万人次，为近五万人施行外科手术。
到19世纪90年代，尽管在内地某些地方，西医仍然受到抵制，但从总体上说，西医已经在中国确立了稳固的地位。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仔细比较中西医的优劣，认为西医与中医的医理、医法不同，得失互见，但总的说来，西医比中医高明得多。他从研究生理结构、探明病因病理、以脑为人体中枢、医疗器具精细、用药精当五个方面，说明中医远不能及西医。他归纳说：
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中医程其效，西医贵其功。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陀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亦不必曲为讳饰矣。〔5〕
1898年，风气并不算开放的湖南省临湘县，有个叫吴獬的人写了一首《大家思想歌》，竭力为西医辨诬：
有人说他的电线报，是取眼球和药造，又说洋人水药灵，用的人心人眼睛。人死如同灯灭样，那里眼珠还有亮。……西洋犯法人剐了，医生剖肚来查考。查他肚肺与心肝，那有平民准你剜。又有洋人怪病死，遗嘱医生剖肚子。查明症候告人知，中国古时常有之。不知谁把话说错，说是死人都要破。〔6〕
湖南人已作如是观，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更从实地考察结果和天主教义出发，说明以前人们对西人、西医的所谓“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等种种谣传，都属不实之词：
按旧说谓天主教徒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制药。此论不知始于何时，前儒顾炎武所著《郡国利病书》，亦已有烹食小儿之说。彼时中外悬隔，偶得传闻，并非事实。然是说之流传也久，则人心之笃信者众。……臣出洋以后，留心访查，大抵天主教徒所崇信者惟耶稣，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彼于虐人之事，害人之物，尚欲禁之，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不为怪者？即彼之精于医学、化学者，亦谓无心眼入药之理。〔7〕
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这是中国人接受西医的五个环节。西医如此，中国接受其他可比性较强的西方文化，也大都经历过这几个环节。例如，火油刚进入中国时，一些地方官员因不明其性质，以其容易失火，下令禁止。上海道台刘瑞芬就专门颁发过《禁用火油灯示》。煤气进入中国后，不少人不明白其制造原理，名之曰“地火”，以为取火于地，有违天意。电灯进入中国，有人以为取火于天，亦违天意，用之将为雷击。关于自来水有碍健康，铁路火车有碍风水的说法，相当普遍。火油照明之于豆油，煤气灯、电灯之于油灯，自来水之于河水、井水，只要偶一试用，略作比较，其间优劣，不言自明。
大体说来，物质文明层次的西方文化，应用科学方面的西方文化，都是通过试用、比较，显示自己的价值，建立自己的信誉，确立自己的地位的。
西方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进入中国，包括数、理、化、天、地、生等方面的知识，大多也经历过这些环节，只不过有的环节明显些，有的环节模糊些。以天文、历算为例，以中国士大夫傲然自大的习性，鄙夷外邦的传统，是不会轻易采用西洋体系的。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试中，西法屡试屡灵，中法屡试屡误，中国官府、士大夫才采纳西学，改用西法的。以数学而论，在近代早期的数学译作中，中国学者坚持将数码1、2、3、4、5译为一、二、三、四、五，将未知数X、Y、Z、W译为天、地、人、物，但到20世纪初，已普遍沿用西方惯用的数码、字母。1、2、3、4、5之所以能取代一、二、三、四、五，X、Y、Z、W之所以能取代天、地、人、物，决不只是中国数学为了与西方接轨，而实在是因为在实际运算中，前者较后者更为简便、实用。珠算为中国所有、西方所无，中国并没有在引进西方数学时，将其舍弃，实在是因为珠算灵活、方便，是西方计算尺之类无可替代的。
二、源流之辨
西学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士大夫有一个历时很久、影响很广的说法：西学中源。
西学中源说的基本观点是〔8〕：西方某些科学技术、某些事物，源出中国，是中国流传出去或从中国学去的，中国学习这些东西，是恢复自己的旧物，不是学习西方。王韬说：“铜壶沙漏，璇机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恃火炮？其由中国传如可知也。”〔9〕郑观应、陈炽、王之春、薛福成、宋育仁、俞樾、章太炎等都有类似看法，以郑、陈、王说得最真切：
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10〕
（古时）中国大乱，抱器者无所容，转徙而之西域。彼罗马列国，《汉书》之所谓大秦者，乃于秦汉之际，崛兴于葱岭之西，得先王之余绪，而已足纵横四海矣。阅二千年，久假焉而不能不归也，第水陆程途，愈数万里，旷绝而无由自通，天乃益资彼以火器、电报、火轮舟车，长驱以如中国，中国弗能禁也。天祸中国欤？实福中国也。天厌中国欤？实爱中国也。譬我有奇宝焉，遗之道路，拾遗者密而不出，亦人之常情耳。〔11〕
制器尚象利用本出于前民，几何作用冉子而中国失其书，西人习之，遂精算术。自鸣钟创于僧人而中国失其传，西人习之，遂精机器。火车本唐一行水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气运，名曰汽车。火炮本虞允文采石之战，以火器败敌，名为霹雳。凡西人之绝技，皆古人之绪余，西人岂真巧于华人哉？〔12〕
以上诸人还是从技术、器物层面上来说西学中源的，黄遵宪则更进一步，将其扩大到文化的各个方面。他说：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当孟子时，天下之言，半归于墨，而其教衍而为七，门人邓陵、禽猾之徒，且蔓延于天下，其入于泰西，源流虽不可考，而泰西之贤智推衍其说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拒之辟之于二千余岁之前，逮今而骎骎有东来之意。呜呼！何其奇也。
他还认为，泰西用法类乎申韩，设官类乎周礼，行政类乎管子，十盖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者尤多”〔13〕，地圆说、天静地动说源于《周髀注》，电气说源于《淮南子》等书。
《格致古微》
最典型的是王仁俊。他写了一本《格致古微》，凡6卷，从《易经》、《诗经》等九经中辑出24则，《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中辑出40则，《荀子》、《管子》等诸子中辑出99则，从各种文集、笔记中辑出20则，分别从天、算、地、兵、医、化、矿、重、气、水、热、电、光、声、字、画、商、工、植物、政俗、自强21个方面，说明西学源出中国。书后列有详细的表格。《格致古微》在戊戌以后影响很广，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便以“格致古微”代指西学中源说。〔14〕
西学中源说并不始于晚清，这一思路由来已久。佛教传入以后，就有所谓“老子化胡”说，意思是说，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中国人信仰它并不能算是耻辱，因为佛是我们的老子教化出来的，是老子的弟子，“所以我们信仰佛教，绝对不是表示我们次于夷狄，恰正是表示中国第一”〔15〕。明末清初，黄宗羲、康熙、梅文鼎都持西学中源说。黄宗羲在清初讲学时曾认为，“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16〕。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方以智也有类似看法，说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西人的天文历算其实是拾中国圣人的余绪。康熙皇帝在论及三角学时认为：“论者谓今法、古法不同，殊不知原自中国，流传西土。”御制《数理精蕴》的《周髀经解》中写道：“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17〕梅文鼎在述及西方天文历算方法、地圆说时，多次表示赞同康熙的意见，并论证西人天文学出于周髀盖天之学，这些学问是在周室衰微以后流入西方的。清人所修的《明史·历志》则肯定：“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代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阮元在为《续畴人传》所作序言中，甚至认为西方地心体系中的九重天之说，是本于中国大诗人屈原的《天问》：“自西人尚巧算，屡经实测修改，精务求精。又值中法湮替之时，遂使乘间居奇，世人好异喜新，同声附和，不知九重本诸《天问》，借根昉自天元，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18〕王锡阐、梅瑴成、陈厚耀、戴震、阮元、邹伯奇等，也都有西学源于中国的说法。
西学中源说是一个内容宽泛、影响复杂的理论。首先，它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细翻晚清学者西学中源的具体说法，思索《格致古微》的考证，参照今人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包括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发现，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二进位制……西方确有一些科学技术源于中国，或晚于中国，因此，这些论断、考证并非全无道理。有些论断，从总体上说可能不确切，但其中包含着一些真理成分。比如，《庄子·天下》载惠施语：“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章太炎认为，这段思辨味道十足的话，用近代物理、化学知识便很容易解释：空气愈高愈薄，体积愈大，没有边际，这是“至大无外”；点小到原子就不可再分，这是“至小无内”。〔19〕章太炎的解释，与现代科技史研究者对惠施这段话的理解如出一辙。1979年出版的《中国化学史话》这样写道：“我们可以猜想，他（惠施）的‘大一’相当于近代所谓宇宙吧！他的所谓‘小一’又相当于什么呢？从化学角度看，‘小一’可能相当于分子或原子。”〔20〕《庄子·天下》载惠施语：“南方无穷而有穷”，按通行的说法，这句话是谈相对与绝对辩证关系的，意为：方向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所以“南方无穷”；但就某一范围而言，南方又是有止境的，所以南方又“有穷”。章太炎不作如是解。他说，这是地圆论：大地呈球状，南北方向如环无端，故曰“无穷”；但是，寒冷至极的冻海又在事实上阻碍了人们的通行，所以又是“有穷”的。〔21〕今天的天文学史研究者对惠施的话的解释，和章太炎的解释完全一致，认为“惠施对于大地之为球形，是有了初步的认识的”，惠施的“南方无穷而有穷”一语，“只能理解为大地是球形，才有确定的含义”，甚至认为“惠施的地球是球形的思想，可以与亚里斯多德媲美”〔22〕。诗无达诂，对古人的一些片言断语其实亦无达诂。章太炎对惠施话的理解，至少可以算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说。
其次，许多考证缺乏证据，失于武断。例如，王仁俊据《论语》和《孔子家语》等书中关于孔子弟子冉求“好学博艺”的话，断定所说之艺专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最后一项“数”，即数学，进而通过其他资料，推断冉求所通数学为几何，最后断定《几何原本》原为冉求所著。〔23〕再如，《墨子·尚同》有“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一语，论者便断言“泰西有合众国、举民主，有万国公法，皆取诸此”〔24〕。《管子》与《淮南子》中都有“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说法，章太炎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地圆说的一种表现。西方传入近代地理学，谓地球赤道周长九万里，中国却说东西为二万八千里，这怎么解释呢？章太炎认为《管子》等书所说的是地球的直径，以圆周长九万除以圆周率，正好得二万八千多，至于南北长二万六千，因为地球呈椭圆体，东西长而南北短，所以二万六千差不多。〔25〕尽管章太炎言之凿凿，但迄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所谓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说法，不是古人对四方之地的四至臆测，而是对地球长短径实际测算的结果，也没有资料可以证明《管子》有地圆思想。《淮南子》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的说法，有人便论断这是“后世烧煤之始”〔26〕。最为离奇的是，王仁俊从许慎《说文解字》关于“脑”的释文，断言《说文解字》已有“脑主知觉”说，西人关于“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的说法，“皆窃取许君义”〔27〕。
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主张学习西方和反对学习西方的人都可以利用它。反对学习西方的人认为，既然西方长技源于中国，那么，中国根本不必向西方学习，而只需研究本国旧法就可以了。刘岳云便持此说。他说：西方的重学、光学、汽学、电学、化学，均出于中国，“且夫彼之法，皆中法也……虽精益求精，然非中国启其知识而能若此哉！至于得南针而知航海，得火药而后用枪炮，则尤中国大有造于彼者”，尽管如此，西方得于中国的技艺，仍是小者、末者，大者、本者仍在中国，中国士大夫根本用不着向西方学习。〔28〕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则说，既然西学源于中国，那么，中国学习、研究这些东西，就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光复旧物，“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藉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正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29〕
在西学中源论的影响下，晚清学术界出现一股发掘、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的风气。刘岳云编《格致中法》，王仁俊编《格致古微》，章太炎作《历物疏证》，以前不大为人重视的墨子学说受到空前关注，古代大批能工巧匠、科技人物名字，在久已湮没之后，突然走到历史前台，频繁地出现于报纸杂志上；谭嗣同刊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梁启超作《古议院考》，刘师培作《中国民约精义》，古代的重民思想、兼爱思想，被比附为民主思想、博爱思想，大加渲染。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中源说最为盛行的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也就是中国学习西方船炮技艺、近代化开始举步、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到了20世纪初，当学习西方、实行新政已被定为国策以后，这种理论的市场便越来越小，批评之声越来越多。1902年，一位学者批评说：
或者谓天算格致之学，皆我中国之所固有，彼特得而深思精造之，以引申我之绪余耳，如借根方之为东来法，地圆之说出于管子，重学光学出于墨子，璇玑玉衡早已创于卢廷，指南车行于姬公，木流牛马汉代有之。至于刻鸢能飞，公输之巧未尝逊于西人；祖冲之之千里船，施机自运；虞允文之霹雳车，元代之法郎机，皆中国流入西土。旁征博引，无非欲攮人之美，以掩其拙。不知欲盖弥彰，益形其陋，虚骄浮伪，若出一辙，此其故坐不能平心以察之也。〔30〕
综合看来，晚清学术界谈论西学中源说的人，绝大多数主张学习西方，少数是反对论者。上面提到的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黄遵宪，都是晚清力主向西方学习的著名人物。这是因为，反对学习西方的人，所持理由，主要是“用夷变夏”，因夷夏大防论较之西学中源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有依据，态度更为鲜明。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则利用西学中源论，调和中学与西学的矛盾，架起中学与西学的桥梁，变学习西方为光复旧物，减少引进西学的阻力。这也是曾经具有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在与西方文化冲击和对比之下显得落伍、但又不甘心落伍，开始向西方学习、又耻言学习的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文明传统浅薄的民族不会产生这种心理，襟怀广阔、站在世界文明前列的民族也不会产生这种心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中源说是中国面对西学大潮、走出传统、迈向近代的时代产物。
三、体用之说
中体西用说是晚清学术界评价、联系中西文化的最为流行的说法。〔31〕属于其范围的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重道、西学重器，中学形而上、西学形而下等多种说法。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冯桂芬。1861年，他在谈论如何吸收西学时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2〕以后，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发表过看法。最早确切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法的是沈毓桂。1895年4月，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文中写道：“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讨论这一问题最为集中，影响最广，所以论者常将中体西用与张之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体、用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命题，可作主要与次要、本质与现象、实体与属性、内容与形式、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等多种解释。晚清学者讨论中体西用问题时，角度也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品评中西文化的高下。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源也。”〔33〕汤寿潜说：“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尊者形下之器……愿人善用其议，善发其愤，求形下之器，以维形上之道。”〔34〕其二是讨论吸收西方文化的原则。陈炽在倡导开书院、采西学时主张：“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并聘洋师，兼攻西学，体用兼备。”〔35〕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时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记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36〕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是从这个角度立言的。
中体西用论是个橡皮口袋，弹性很大，因为中学、西学的内容都很广泛，究竟哪些中学应该为体、哪些西学应该为用，这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张之洞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是，大多数谈论中体西用的人，对体、用内涵并没有严格界定。这种对体、用内涵解释的宽泛性，使得这种理论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张之洞讲中体西用，梁启超讲中体西用〔37〕，弹劾康、梁的文悌也可以讲中体西用〔38〕。
后世论及中体西用论，每多讥刺之词。其实，中体西用论始现于19世纪60年代，盛行于90年代和20世纪初，考察它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开始时，它主要是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的人们的理论武器。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汤寿潜、陈炽，都是力主学习西方的著名人物。中体西用论在尊崇中学的前提下，以比较温和的色彩，避过了顽固派“以夷变夏”的攻击锋芒，为引进西学开了一条通道。看一看以上诸人的文集，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各书的要旨明明是谈学习西方的问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专谈中体西用的一篇或一段。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鼓吹学习西方的最负盛名的著作，其开头一篇，却是《道器》，大讲中学为道，西学为器。透过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为欲扬之、故先抑之的良苦用心。无论是冯桂芬所说的以伦常名教为本，还是张之洞所说的以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为体，都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任何新的内容，因为即使不说，当时社会事实上也是以这些东西为本、为体的，而所说的“用”，西学，倒是新鲜内容。所以，从总体上说，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对中国吸收、接受西学，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中国官办机构，在翻译西书、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方面还起过一点作用的话，那么，这点作用，便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20世纪初，严复曾对中体西用论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39〕
严复此论，被后世认为是对中体西用论最为有力的批驳。严复所论，就同一事物的本体与属性而言，自是不刊之论。但是，时人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意思，与本体、属性的体用论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西学并非囫囵一体，不可分解，至少其器物、技艺层面的内容，是可以世界共有共享的。就像中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西方人可以拿去为其所用；西方人的数学、化学，中国人也可以拿来为己所用。如果确像严复所说，“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那么，日本的现代化就不可思议了。
四、偏激之见
西学中源，中体西用，这两种见解表现形式不同，但从本质上说，都是调和论，都认为中西文化有相通、相容、可以衔接的地方。另有一种意见，即全面排拒西方文化，可就不同了。
对西学取全面排拒态度的人，可以上推到清初的杨光先。他的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排外的典型。到了晚清，杨光先式的人物亦非个别。
19世纪60年代，京师同文馆拟开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教习西方科学，倭仁、张盛藻、杨廷熙等士大夫，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辞，强烈反对，致使学习西洋天文、数学与“用夷变夏”几乎成为同义语，同文馆的生源大成问题。有些人不但反对引进西学，而且连引进西方的火车、轮船也不能接受。湖南名儒王闿运的说法近乎迂：“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驶，行炮须人运而莫能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毙而已”〔40〕，因此，轮船、洋炮是万万不能仿造的。方浚颐的说法有点玄：“有以机器胜者，即有以机器败者；有以机器兴者，即有以机器亡者。”〔41〕反对建造铁路的意见，以先任刑部员外郎、后任出使法国大臣刘锡鸿最为集中。他认为火车虽然具有快速、平稳、载重量大等优点，但总的说来，它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中国。他列举“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总共二十五条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官府无钱，集资困难；容易损坏，难以维修；炸山过川，破坏风水；路基占地，影响生计；盗贼众多，难于管理；火车通行，物价必涨；火车通至内地，关隘失去作用，危及国家安全。
对西方文化采取完全的排拒态度，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初起时比较常见，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类意见已不多见。因为那时，洋务学堂已经开办，洋务企业已经兴建，西方器物、技艺方面的文化，源源进入中国，思想界关注的，已不是要不要吸收，而是吸收什么、如何吸收的问题。但是，义和团运动中，又把这种意见推向极端，恼怒和尚，恨及袈裟，仇视洋人，及于洋物，即使使用洋伞、洋袜、洋烟、洋火，也要受到痛击，遑论学习洋人技术！紧接着，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签订，这种情绪化反应终于寂灭。
时人坚决排拒西方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独尊中华、鄙夷外邦的中华中心主义的影响，有因长期闭关自锁、对西方文化缺乏基本了解的因素，有在外国侵略下民族文化自卫的心理，总之，它是中国在由传统向近代、由闭关向开放转变的过程中，对西来文化所作出的一种消极自卫的反应。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自大外表，掩盖着害怕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自卑实质。
五、心理之变：夷学——西学——新学
鸦片战争前后，人们对西学无统一称呼。尽管在明末清初已有“西学”之名，但它并未成为鸦片战争前后人们对西来文化的统称。从夷商、夷酋、夷船、夷炮、夷技、夷语、夷言、夷情、夷事等时代术语来看，用“夷学”来概括那时人们对西学的称呼，比较恰当。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改变了对西方的偏见；另一方面，有关条约明文禁止称西洋为“夷”，时人对西方文化比较广泛的称呼是“西学”。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就有一篇《采西学议》。郑观应《盛世危言》中有一篇篇名就是《西学》。西学之“西”，在今天来看，纯系中性的方位之词，无褒无贬，但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有一定轻蔑之义，因为西与中为相对之词，“中”不但指中国，且有中心、中央之义，这与当时称外文为方言，称外语学校为同文馆、广方言馆，出于同一心理。
到了戊戌变法时期，中体西用之说盛于一时，“西学”之名日日见诸报刊，但也有人倾向于用“新学”概称西来文化，西学、新学之名并行不悖。林乐知编的一部书，名称便是《新学汇编》。李提摩太有《七国新学备要》，用“新学”指代西学。1897年，已有学者认为学问“既无穷尽，亦无方体，择善而从，亦何必以中西别之！”使用西学之名，拘守旧章者必曰祖宗成法不可更易也，且曰用夷变夏儒者所羞，改称西学为新学，既可泯中外之别，又可免用夷变夏之讥。〔42〕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用的也是“新学”一词。他解释中体西用说的一段话，原文是：“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庚子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乐于使用“新学”之名。有的主张，“居今日而欲尚西学，莫如先变其名曰新学”。理由是，新与旧为对待之词，中国古代圣人便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说法，“是新之一字，固中国圣人治世之经也”〔43〕。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1904年沈兆袆编同类的书，书名则是《新学书目提要》。一用西学，一用新学，反映了时代术语的变化。
“新学”之名是伴随着进化论的传播而流行的，新陈代谢是进化的基本逻辑。张之洞写《劝学篇》时，进化论尚未流行，新与旧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赋予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所以他称西学为新学、中学为旧学，并无扬西抑中之意。但是，到了庚子以后，进化论风行一时，“新”与维新、新政、新民、新陈代谢联系在一起，旧与守旧、过时、落后联系在一起，“新”与“旧”已被赋予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
如果说“夷学”带有强烈的贬义，“西学”基本上是中性，那么，“新学”则带有明显的褒扬之义，有赞赏、效法的意味。新学之名流行之时，也是中国输入西学进入高潮之日。时人这样记述20世纪初的情况：
庚子重创而后，上下震动，于是朝廷下维新之诏，以图自强。士大夫惶恐奔走，欲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曰新学新学。虽然，甲以问诸乙，乙以问诸丙，丙还问诸甲，相顾错愕，皆不知新学之实，于意云何。于是联袂城市，徜徉以求其苟合，见夫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麇集蚁聚，争购如恐不及。而多财善贾之流，翻刻旧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学人昧然，得鱼目以为骊珠也，朝披夕哦，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新学在是矣！〔44〕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术语。流行术语的演变，最能折射出社会心理的演变。夷学——西学——新学，不是正好折射出西学东渐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对西学情感的演变过程吗！
【注释】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
〔2〕参见《澳门新闻纸》，18400711，转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242页。
〔3〕事见《论西国医药》，载《申报》，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4〕《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载《申报》，1877年12月22日。
〔5〕郑观应：《盛世危言·医道》。
〔6〕吴獬：《大家思想歌》，见《增订教案汇编》，卷二。
〔7〕薛福成：《奉陈教案治本治标之计摺》，1892。
〔8〕对于“西学中源说”，学术界有很丰富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有：全汉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载《岭南学报》，第4卷第2期，1935；李兆华：《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7卷第6期，1985；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7卷第2期，1988；汤奇学：《“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载《安徽史学》，1988（4）；张元隆：《“西学中源”说探析》，载《学术月刊》，1990（1）；王扬宗：《“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6期，1995；王扬宗：《康熙、梅文鼎和“西学中源”说》，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3）；王扬宗：《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载刘钝、韩琦等编：《科史薪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韩琦：《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载《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王扬宗：《“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在晚清的盛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5）；刘钝：《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夷夏之辨”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载《法国汉学》，第6辑，2002；葛荣晋：《“西学东渐”与清初“中西会通”的科学观》，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5）；杨锦銮：《比较视野中之晚清“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文化观》，载《晋阳学刊》，2007（5）。
〔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
〔10〕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
〔11〕陈炽：《庸书·自强》。
〔12〕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第一九，1891。
〔13〕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
〔14〕“第三派以为欧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格致古微时代之老维新党无论矣。”（陈独秀：《随感录》，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15〕全汉昇语，见刘钝：《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夷夏之辨”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载《法国汉学》，第6辑，2002。
〔16〕全祖望：《黎洲先生神道碑文》，见《鲒埼亭集》，卷一一。
〔17〕康熙御制《数理精蕴》，卷一，《周髀经解》。
〔18〕阮元：《续畴人传·序》，见《畴人传》，卷四七。
〔19〕参见章太炎：《历物疏证》，见《章太炎全集》，第一卷，244页。
〔20〕曹元宇：《中国化学史话》，287页，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21〕参见章太炎：《历物疏证》，见《章太炎全集》，第一卷，246页。
〔22〕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3〕参见王仁俊：《格致古微》，卷一，24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
〔24〕王仁俊：《格致古微》，卷三，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