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一论，447
崇祯历书，39
银矿指南，407，432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390，553
船坞论略，407，421，430
船舶论，519
康南海先生口说，327
康熙字典，374
庸书，592，593
商工地理学，519
商业经济学，519
商务印书馆九十周年，553
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目，553
商法泛论，517
清代学术概论，2，435，553
清心两级中学校七十周年纪念册，234，235
清议报，308，535，548
清季外交史料，435
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221
淡气爆药新书，406，430
续几何原本，146，147，149，172，173
十二画
博物学教科书，517，520，521
博物家，520
博物通书，140，142，171
博物新编，124，127129，158，163，169，170，392，452
联邦志略，21，93，94，113，114，169，184，214，310，371，452
植物学，7，156，165，169，174，208，456，522，554
植物学问答，519
植物学教科书，520
植物学新书，519
植物须知，381，538
植物营养论，519，535
植物教科书，514，516，521，522
植物新论，518
森林学，519
森林保护学，519
提要农林学，519
惠爱医馆年纪，129
厦门话标志，72
最近统合外国地理，521
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510
最新高等小学笔算教科书，540
畴人传，53，55，56，6467，154，173，212，215，584，592
喻道要旨，446
黑奴吁天录，571，574，577
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21，123，169
傅兰雅译著考略，3，432，433，464
粤道贡国说，187，188，221
御风要术，407，419，431
鲁滨孙飘流记，571
普通动物学，514，516，522
普通地理学，521
普通百科大词典，547
普通百科全书，515517，525，535，550
普通学报，328，535
普通选举法，520
普通新代数，521
湘绮楼文集，594
滑稽外史，571
游学译编，535
割症全书，368
富国须知，377
富国养民策，311，385，414，446，522，568
富国策，240，248，252254，264，414，562，563，568
遐迩贯珍，84，119121，123，147，169
十三画
蒙古地志，521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540
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540
蒙学文法教科书，540
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540
蒙学动物教科书，540
蒙学地质教科书，540，553
蒙学报，523，572
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542，553
蒙学修身教科书，540
蒙学读本，515，538，539
蒙学课本，229，231，538
蒙学镜，539
照相镂版印图法，417
路索民约论，16，515，526
罫线学，520
锡金四哲事实汇存，301，419，437
筹办夷务始末，223，262，264，265
简平仪说，53
简明生理学，520
简易体操学，523
简易测图法，519
微分积分学纲要，535
微积溯源，21，290，396，397，415，419，424
新厂谐译初编，522
新世界伦理学，513，523，526
新民丛报，308，531，535，551，576
新加坡律例，254
新式矿物学，521
新约全书，71，119，123，131，132，134，162164，172，191，201，231，232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511
新译国际私法，511
新法律字典，522
新学书目提要，24，26，28，264，523，563，576，591
新学汇编，444，447，487，488，507，590
新政策，443，447，469，477，479，480，485，488
新教育学，511
新编小物理学，514，516，522
新撰三角法，519
新撰亚细亚大地志，521
意大利独立史，513
意大利建国史，520
意大利蚕书，407，427
数学启蒙，21，147，148，162，172，173，218，232，239，289，417，492
数学理，21，290，396，397，420，424
数理问答，519
数理精蕴，47，52，68，148，584，592
福建土话字汇，72
福建土话字典，72
群己权界论，560，564，567，569
群学肄言，560，563，564，572，576
肄业要览，22，24，289，377，555
十四画
蔡元培全集，551
算式集要，21，290，396，397，424
算式解法，396，398，419，424
算法全书，7，121，123，165
算学课艺，254
舆地入门，369
舆学续编，369
裹扎新法，368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6，75，80，105，112，308
十五画
霉菌学，518
增订五洲通志，372
增版东西学书录，3，2327，173，264，326，369，386，387，391，433，434，488，523，548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571，573，574
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4，465，488
墨澳觅地记，369
德国陆军制，411
德国学校论略，310，315
德意志全史，522
十六画
整顿学校，446
醒华博议，479
器象显真，421，428
圜容较义，38，54
穆勒名学，391，516，525，560，566，569
儒门医学，404，405，420，426
辨忠篇，447
辨学启蒙，382385，391，568
寰有诠，54，201
十七画以上
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222
爆药记要，406，420，430
鳌头博物新编，129，170
警察全书，521
瀛壖杂志，171，222，223
瀛寰考略，192194，221
瀛寰志略，15，94，111，133，134，155，166，170，189198，201，205，221，373，375，409，456
修订版后记
本书初版于1994年。十几年来，西学东渐史备受学术界关注，从中西文化交流、各门学科形成、近代词汇演变到西学传播重要人物、重要机构的历史，都有成批论著问世，新史料不断发现，新见解不断提出。拙著出版以后，在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同时，也受到不少批评，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海外的。这些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批评，对于本次修订很有帮助。
在国家新修《清史》工程中，我承担《西学志》编撰工作，其事既限时、限量，更有很高的质量要求，这对于我重新关注西学研究动态、继续搜集西学资料、思考西学东渐诸多问题，对于本书的修订重版，是相当有力的推动。
这次修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纠正一些史实错误与释读不妥之处；二是稍微补充了一些内容，如《大英国统志》、《辨学启蒙》等；三是大事记中增加了一些西书出版信息；四是增加了一些图片，但整个结构没有变动，内容也没有大的改动。
拙著的写作，是在陈旭麓先生的鼓励下进行的。拙著的初版，也是献给先生的。先生今年冥寿九十，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间，不知道多少回，我梦见先生，其音容笑貌，一如生前。醒来，总是沉浸在深深的怀念之中，怀念他的教诲，怀念他的恩惠。此书在问世十五年后能够修订再版，先生九泉有知，当会含笑！
谨以此书的重版，纪念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二八年八月九日
学术经历
我走上历史学研究道路相当偶然。
1972年，我高中毕业，应征到上海警备区当兵。我们部队是负责重要机关、重要领导人警卫工作的，对士兵政治素质要求比较高，文化程度要求则比较低。因此，兵员多来自苏北、皖北、豫北与山东，文化水平多不高，高中生在部队里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了，数量也很少。因此，在部队里，帮助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战士学文化、写信，帮助连队、团部出黑板报、写通讯报道、总结报告，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1974年，掀起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其中一项工作是组织理论队伍注释法家著作，评法批儒。上海共成立六个注释组，包括韩非子组、王安石组、章太炎组等，每个组均由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四部分人组成。我受部队指派，参加这项工作，被分派到章太炎注释组。
章太炎组共20人，工人、农民（多为农场职工）、解放军、知识分子各5人。解放军成员中，有3名干部，2名战士，我是战士之一。那是充满荒唐的岁月，所谓工农兵理论骨干，连古书也没有读过几本，要去注释素以古奥出名的章太炎著作，岂不是天方夜谭！因此，所谓三结合注释，实际是工农兵跟着知识分子学习注释。章太炎组的5名知识分子是蔡尚思（没有参加实际工作）、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姜义华，都是上海有名的学者。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断句、标点、释义、串讲，如何查找工具书、核对引文，如何了解文章的时代背景。注释组从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调集了大批与注释内容有关的图书，从十三经、二十四史、《大藏经》、《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康熙字典》到近代学者多种文集，应有尽有。章太炎著作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儒佛道耶，无所不涉，我们的阅读范围也就随着章太炎的写作兴趣而转移。我参与注释的篇目有《订文》、《订孔》、《官统》、《齐物论释》、《诸子学略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代议然否论》等，还有一批诗歌，内容涉及经学、诸子学、文字音韵学、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章太炎组挂靠单位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年轻的同志大多住在学校里，历史系的课程我们可以随便去听，学校里许多活动（如社会调查等）也让我们一道参加。这样，首尾三年，我们扎扎实实地读了一些书，打下了一定的文史基础，对历史学由一无所知到略有所知。
在章太炎注释组的时候，姜义华先生还单身住在上海，以组为家，和我们年轻人接触最多，白天一起注释、讨论、下棋，晚上一起吃夜餐。他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是我的历史学启蒙老师。我那时写的注释、题解、文章，每篇都是他指导、修改的，遇到难题也首先向他请教。正是他的严格要求，我在写作方面才稍稍有些进步。姜先生身处逆境，从不气馁、胸怀天下、达观豪放的气质，对我们年轻人很有影响。
由于有了复旦大学的这段经历，有了这段与历史学的因缘，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先是考取了江苏师范学院即今苏州大学历史系，1978年3月入学，属于七七级，同年9月考取了华东师大历史系研究生，成为陈旭麓先生的学生，属于“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研究生。
我和陈先生在章太炎注释组时，名为同事，实系师生。也许我与先生特别有缘分，他那一口湘乡话，别人能懂一半已属上乘，我则一开始就完全能听懂，原因是我的中学历史老师也是湖南人，口音与陈先生完全一样。在注释组时，陈师母已经去世，先生借调在复旦大学，学校给他安排了一间宿舍，他时常住在学校。我与他同住一幢楼里，我在三楼，他在二楼。解放军行做好事，我去打开水时，通常给他带一瓶。晚饭后，我们也时常一起散步。这样，我与先生接触、交谈比别的年轻人要多些。考取了研究生以后，我们接触更多，交谈更多，了解也更深。先生不光是著名学者，而且是难遇的良师，博学大度，循循善诱。这样，先生就把我引进了历史学的大门。
我在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进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直到现在。
二十几年来，我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近代思想文化史，二是上海城市史。
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主要围绕三个课题展开，形成的成果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与《冯桂芬评传》。
对于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的研究，是从做研究生开始的。
陈先生对研究生的治学范围，并无硬性规定，主要由学生自己选择。我因参加过章太炎著作注释，以前接触的资料大多与思想史有关，在复旦大学接触到的学者也多治思想史，耳濡目染，因此我就选择了思想史。
我选择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作为研究课题，主要动因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集中反思“文化大革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深挖细穷究。反思的共识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悲剧得以发生，根本原因是缺少民主制度。那么，中国为什么缺少民主制度？有必要从思想史角度进行剖析。我在梳理学术史过程中，发现以前对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充分，于是，征得陈先生同意并在他的指导下，我一头扎进有关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的领域。1979年，我写了篇关于黄宗羲、唐甄反对专制主义思想的文章，获得陈先生首肯，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后随学校易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那时我是研究生二年级，第一次发表比较正规的历史学论文。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由章开沅、林增平等先生发起，举行全国第一届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讨论辛亥革命史，并进行论文评奖。我提交了有关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主思想的论文，被评为一等奖。现在看来，那些论文都很幼稚，但是得到老师、前辈的褒奖提携，着实高兴，治学信心由此大增。
我前后花了六年时间从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的研究，比较扎实、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历史，理清其酝酿、产生、发展、成熟、转变的五个阶段，探讨了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各阶段与社会的关联，讨论了近代民主思想与古代民本、重民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中国的民本思想、重民思想还是为君主立言，期望出现一个仁君、明君。这些思想虽有反对暴政、削弱专制的一面，但是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先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然后再反过来在传统文化中发掘民主思想的历史和资源。无论是郑观应、康有为，还是章太炎、刘师培，都是在知道了西方民主思想以后，再戴着有色眼镜，到传统的诗云子曰中阐幽发微的。最典型的是刘师培，他熟读《民约论》以后，便去编写《中国民约精义》。所以，中国民主思想的古今问题，实质是中西问题。
我通过研究发现，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在一开始就具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特点，与西方民主思想发展轨迹大不相同。欧洲民主思想进程是先提出个性解放、自由平等之类思想，然后再集中表现为开设议院的主张，遵循的是自由平等——议会制度这样一条逻辑。中国民主思想进程则是一开始就从政治制度着手，先提出立宪主张，而后才出现自由平等思想，遵循的是议会制度——自由平等这样一条恰好与欧洲相反的逻辑。在近代中国，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思想原则，被视为治国良药，而不是被看作个人发展、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在较早议论议院制度的王韬、郑观应那里表现得很明显，他们从探讨中国为什么会在战争中失败出发，而归结到政治体制，这都是从工具的层面来讲民主。在儒家思想中，是把君主和臣民，把一个国家的人，看作一个大家庭，讲究一种对应的关系，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要像君，要尽君的职责；臣要像臣，尽臣的义务。父亲要尽父亲的职责，儿子要尽儿子的义务，所谓“父慈子孝”。其中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有一种整体性思维。相反，西方人的选举是从制约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从深层次看，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在1986年出版后获了奖，受到一些好评，被复旦大学等校指定为留学生教科书，被日本早稻田大学依田憙家教授译成日文出版，成为早稻田大学等学校有关专业的教学用书。
编写《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时，我本来还想写一部《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作为姊妹篇。接触具体资料以后，我感到问题太多、难度太大，做此课题我的学养远远不够，于是，缩小范围，把研究目标定为《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这样，前后做了十多年，于1994年出版。
关于这部书，我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多地阅读西书，弄清西学传播的来龙去脉，包括究竟翻译了哪些西书、谁翻译、为什么翻译、怎么翻译、传播渠道、传播数量与传播影响。研究西学传播，上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上海图书馆等单位所藏此类资料最多。我尽可能地利用这一地利。此外，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到欧洲、美国、日本等有关图书馆，尽力查考有关西学资料。二是关注中国社会对西学的反应。这个问题比搞清西书内容更难，因为资料太散。为此，我尽可能地扩大阅读面，尽可能多地看一些文集、日记、书信、报刊文章、读者来信以及西书广告等，勾稽相关史料。我把西学的受众区分为官僚士大夫、一般读书人和社会民众三个阶层，把社会对不同西学的反应也区分开来。其中，了解普通民众对西学的反应最难。我对有关报刊的读者来信和书院课艺作了一些分析。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有许多拓展，提出了一些见解，也还有许多有待充实与完善之处。
通过研究，我对西学传播逻辑有了一点认识。显然，晚清中国对西来文化，有吸收，有排斥，有选择，有过滤。那么，吸收什么，排斥什么，先吸收什么，后吸收什么，其间的逻辑是什么呢？学术界对此有过一些解释。其一是三个层面说，即将西来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坚船利炮属于物质层面，议会制度属于制度层面，伦理道德属于精神层面。从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再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吸收西来文化，就是沿着物质、制度、精神这样的顺序演进的。这种解释，能言之成理。但是，联系西学东渐的实际，思之再三，我总觉得这种解释未必尽然。因为，有时器物层面的东西也带有精神层面的因素。比如人们对待西医，有工具理性的层面，能不能妙手回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像传教士测量天象，看病也是如此。西医之所以会被中国接受，就是因为在许多时候，它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很多人相信西医，是因为亲友被西医治好了，比如李鸿章、谭继洵、张之洞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个经历促使他们深入思考西学的问题。医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最能反映文化总体性特点，通过接触、了解西医，很多人对西学有总体上的认同。因此，有时对西学接受的过程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并非仅仅按照器物、制度、精神三个程序。胡林翼看到长江中的外国船炮，震诧于此，以致口吐鲜血。他就不止是看到坚船利炮，而是看到了背后的文化，因此这是一个综合性过程。一把手术刀、一艘轮船，往往代表一种文化。
沿着思想史的路子，我对冯桂芬的思想作了研究，写了本《冯桂芬评传》，2004年出版。
冯桂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重要性体现在他是有一定从政经历的思想家。我认为近代思想家基本上有两类人：在朝的和在野的。在野的民间思想家多缺乏从政经验，如王韬、郑观应，对政治运作过程不太了解，因此，陈义高而落实难；在朝的思想家明于政事，但是言论谨慎，如李鸿章对政治洞若观火，有许多道理他心知肚明，但口不能言。冯桂芬和李鸿章比起来，又在朝又在野，他前面在野，中间在朝，后来在野。曾经在朝，使他对政治比较了解；后来在野，使他思想的敏锐性非同寻常。在朝在野的双重经历，使他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从而决定了他改革思想的深刻性、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我认为，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的、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注意消解变法中古今中西矛盾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务实、深刻、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
一个人的头脑加上他的位置，决定他的思想。从这样的角度去讨论思想史，会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我以前讨论过康有为，康有为在参加政治活动以前讲开议院，到真正参与进去，马上就不这样说了。我写民主思想史的时候，还觉得这是倒退，其实从实践层面看，这是更明智了。冯桂芬曾经在朝，使他不像王韬、郑观应等人可以放言高论，所以他的《校邠庐抗议》写好以后到去世的十几年时间，并没有正式出版，只是在朋友间传抄。死后才刊印，开始也不是全部印出。从冯桂芬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思想对社会发生影响的过程。
思想文化史方面，我还对郭嵩焘、章太炎的思想花过一些时间。他们都是经历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多方面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以郭嵩焘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原想写一本思想评传，后来由于精力转移到上海城市史方面，无暇顾及。至于章太炎，只写过一本小册子，写过讨论章太炎与西学关系的论文，其他再未继续下去。
上海城市史是我投入精力、时间最多的领域。上海不是一般的城市，内蕴丰厚，影响至大，研究上海城市史的意义要远远超出一般地方史、城市史。我所在的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1956年成立以后，就以上海城市史为研究重点。我进所以后，分配在上海史研究室，研究上海城市史，是单位的需要，也是我的职分所在。
我在上海城市史领域，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其一，锐意推进对租界史的研究。研究上海史，如何评价租界问题，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拦路虎。我从1985年到1988年，陆续写了一批论文，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研究租界问题，提出租界双重影响的论断。长期以来，一说到租界，除描述租界的历史沿革，就是单向性地将其指斥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而不讲其影响的复杂性。我在1985年发表《论租界与晚清革命》，通过探讨租界与反清革命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利用租界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一方面也藉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前者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觉醒，加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1986年，我发表《论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更宏观、全面地考察了租界对上海乃至全国的双重影响，指出上海既是耻辱标志也是文明窗口，既是“国中之国”也是进步活动中心，既是经济掠夺基地也是全国经济中心，既是文化渗透的桥头堡也是西学传播的批发部和中转站，既是腐败社会风气的风行地也是清新之风的策源地，这些都与租界的影响有关。这种双重影响主要是由近代西方与中国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1988年，我发表《上海租界与社会思想的变迁》，进一步关注租界对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影响，把问题进一步细化。现在看来，所谓“租界双重影响”，不过是运用马克思关于英国在东印度影响的分析框架，将人们早已熟知的事实加以归纳分析，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当时，打破了对于租界片面的、公式化的判断，开启了对租界进行具体分析的进程，推进了关于租界问题的讨论，也推进了上海城市史研究。当然，对于租界的研究之所以有这样的突破，是持续多年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成果。
其二，组织编写《上海通史》。这一项目自1994年正式启动，历时五年，是大型集体项目，有四十多人参加。我作为主编，除了统筹全局，还撰写和参与撰写了导论卷、晚清文化卷与晚清政治卷。通过编写《上海通史》，把近代上海放在上海城市发展全过程来看，也把上海放在全国、全球范围来看，感到对租界的认识、对上海城市特点的认识，都有了新的境界。在《上海通史》中，我提出上海租界的三个效应说，即缝隙效应、示范效应、孤岛效应，其实质是深入讨论租界的复杂影响是怎么产生的。所谓“缝隙效应”，是指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所谓“示范效应”，是指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极大地刺激着上海人，推动着上海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步伐。所谓“孤岛效应”，不是从地理上说，而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是指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存在，在将近一百年时间里，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空间，仿佛一个孤岛。
对于上海城市特质，书中认为，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而且是世界的上海。上海和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和殖民地城市不一样，和西方那些独立发展起来的城市也不一样。和新加坡、香港、加尔各答不一样，是因为这些殖民地城市是一种外来文化占统治地位。上海虽然有租界，但并没有完全失去主权，这和殖民地城市不完全一样。上海和西方的移民城市也不一样，像纽约、洛杉矶，虽然有很多外来移民，但是在一种独立、主权国家统治下，处于同一种主流文化笼罩之下。而近代上海，哪种文化都不占主导地位。在当今这个文化交流极其广泛、迅速的时代，反而看得出近代上海对于异质文化交流研究的文本意义。
其三，推动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其着力点有二，一是组织编写多卷本《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从不同时段、不同侧面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现已陆续出版，按照计划，至少有25卷。二是组织介绍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上海史是近三十年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重点，成果极其丰富。我们已经翻译出版了《上海史研究译丛》第一辑12种，介绍了美国、法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学者的成果，组织翻译编写了《上海的外国人》，现在正在组织译丛第二辑。
思想史主要属于人文学科，城市史主要属于社会科学。研究思想史会驱使我特别关注研究对象的经历、学识、意志、情感等方面内容，研究城市史会驱使我特别关注研究对象的地理空间、城市结构、社会组织等方面内容。我长期同时在这两个领域进行研究工作，无意中促使我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有一些新的感受。比如，研究近代上海形象的变迁，我既注意不同时期上海城市地理空间、城市结构、社会组织的实际变迁，同时也注意不同时期整个世界范围文化变动、中国文化变迁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影响，注意那些发表对上海城市形象感想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学识、意志、情感等方面内容，这样，就有助于理清上海城市的特质，理清上海与其他城市的异同、此一时期上海与彼一时期上海的异同。这种结合，对于讨论城市精神的变迁也很有帮助。我们讨论城市精神，不但关注城市的地理空间、城市结构、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内容，也关注生活在城市里作为生命集合体的广大市民的生活实践，关注他们经历、学识、意志、情感等方面内容，对整个城市精神的把握就会比较准确。研究西学的传播波长与层次，运用社会科学定量分析的方法，比如通过分析来信读者的人数、籍贯分布、讨论问题的程度，来看西学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也有一定价值。
表格目录
表2—1 基督教传教士早期出版中文书刊时间地点统计表（1811—1842）/74
表2—2 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出版中文书刊目录（1811—1842）/105
表3—1 传教士在香港出版中文书刊录（1843—1860）/122
表3—2 传教士在广州出版中文书刊录（1843—1860）/129
表3—3 传教士在福州出版中文书刊录（1843—1860）/131
表3—4 传教士在厦门出版中文书刊录（1843—1860）/135
表3—5 华花圣经书房印刷情况（1845—1859）/137
表3—6 传教士在宁波出版中文书刊录（1843—1860）/141
表3—7 传教士在上海出版中文书刊录（1843—1860）/160
表3—8 早期汉译西书传入日本的情况/168
表4—1 《海国图志》引录西书统计表/206
表5—1 中国早期教会学校名录（1839—1860）/226
表5—2 镇江女塾、登州文会馆、上海中西书院课程表/231
表6—1 京师同文馆西学教习名录/243
表6—2 京师同文馆译著书目录/253
表7—1 广方言馆西学教习名录/271
表7—2 广方言馆学生在外交界、政界知名人物录/274
表8—1 格致书院创办经费捐助人统计表/282
表8—2 格致书院课艺一览表/293
表8—3 格致书院课艺命题人一览表/297
表8—4 格致书院课艺超等、特等、一等获奖者部分名录/298
表10—1 《格致汇编·互相问答》提问者分布情况/338
表10—2 《格致汇编·互相问答》摘要/340
表10—3 《格致新报》“答问”摘要/356
表10—4 《格致新报》读者所提问题分类统计/365
表10—5 《格致新报》提问者籍贯统计/365
表10—6 《格致新报》各地代派处统计/365
表11—1 《西学启蒙》丛书目录/385
表12—1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目录/423
表13—1 广学会出版西书要目（1900年以前）/446
表17—1 范迪吉等译《普通百科全书》目录/517
表17—2 翻译、出版日文西书机构录要（1896—1911）/520
表17—3 《法政丛编》与《法政粹编》各书作者、译编者对照表/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