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南京之战
作者王洪光
类别 图书 / 非虚构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5-08
《王洪光战史战例评论系列：历史上的南京之战（套装上下册）》分为六朝、宋明清、民国三篇，记载了自西晋灭吴的建业之战起到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为止一千多年来发生在南京的27例重大战事，作者以翔实的史料，高度专业的军事素养，对南京的军事地理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对历史上发生在南京的重要战役起因、经过、成败得失进行了详尽的交代和客观深入分析，对伴随着历次战事的朝代更迭也进行了简要的交代和叙述，是一部全面、系统、可读性强的南京军事历史通俗读物。
目录
自序
漫谈南京历史上的军事
六朝篇 第1例：晋灭吴建业之战
第2例：东晋平定王敦之乱
第3例：东晋平定苏峻之乱
第4例：东晋平定桓玄之乱
第5例：卢循进袭建康之战
第6例：南朝刘宋政权内乱
第7例：南朝萧衍灭齐之战
第8例：南朝侯景之乱
第9例：北齐南梁建康攻守战
第10例：隋灭陈建康之战
宋明清篇 第11例：北宋灭南唐金陵之战
第12例：南宋抗金黄天荡之战
第13例：陈友谅、朱元璋应天攻防战
第14例：靖难之役南京攻守战
第15例：南京抗倭之战
第16例:郑成功兵败江宁
第17例:英军攻打南京
第18例:太平军攻占江宁城
第19例：太平军保卫天京
第20例：天京陷落
民国篇 第21例：同盟会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第22例：江苏讨袁军南京保卫战
第23例：北伐军光复南京
第24例：龙潭战役
第25例：国民政府南京保卫战
第26例：新四军南京周边的抗日活动
第27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后记
自序
年过一个甲子，还有几天就要退出领导岗位了，然后回到北京过退休生活。我除了在北京解放军总部工作的20多年，其他近40年都生活和工作在南京。现在即将离开南京，拿什么报答养育我的母亲城——南京？
我是山东人，但成长在南京。从上世纪50年代记事开始，我的成长伴随着南京的发展变化，眼看着南京从一个破败简陋、半城半乡的“城镇”（其实五六十年代的南京，比当今苏北的一个县城都不如），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尽管还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对我和那些在南京生活了五六十年的“老南京”来说，南京的变化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否则就是“说话不讲良心”。
我把这本《历史上的南京之战》作为临别礼物，奉献给解放南京、建设南京、情系南京的我的父亲和父辈们，奉献给我的第二故乡——南京，和我的老乡——南京人。我对南京的热爱是父亲和我两代人的热爱，爱得深沉。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是华野第26军77师师长，他亲率部队参加了解放南京战役，在书中“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战例中提及，他还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的身份亲率军区工程兵部队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我们根据他的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在大桥下，与建桥时牺牲的战士们永远在一起，护卫着大桥的根基。抛撒骨灰的那天午夜，桥上没有车辆行人，只有江风伴着江潮，呜呜似泣。我们兄弟几人叩首跪拜。长江大桥从此与我血肉相连。
笔者父亲王建青（右立者）在解放南京前留影
我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们这个两代军人世家（如果两代也算世家的话，因为父母和我姐姐兄弟共8人全都当过兵，金色年华都在部队度过）中唯一还在军队服役的人。从军事和战争的角度，以及依据历史上军事地理环境认识南京，解析南京，梳理在南京历史上发生的战事，评价这些战事对南京的影响，可能是我的专长，当然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对南京的熟悉是从我的儿童时代开始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家住萨家湾现在南京政治学院院内和马家街将军庙40号，我在琅琊路华东军区司令部幼儿园入全托。记得上小学前，全体幼儿园“毕业生”到对门琅琊路小学参观，琅琊路小学当时只有一座靠西的两层楼。我小学上的是卫岗小学，就是现在军区前线文工团的院子，民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的遗族学校，校长是宋美龄。那时学校周边除了美龄宫和奶牛场（50年代后期又建了钟表厂）外，什么建筑也没有，说是荒草野丘也不为过。但这里却是孩子们的天堂，星期天我们这些住校的外埠生翻墙出去（学校管得严，没有老师签字的假条，门卫老李伯伯那里绝对出不去），周边的溪沟池塘是我们摸鱼捉虾的乐园，我们放飞的心情好似幼时的鲁迅从三味书屋到了百草园。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现在的梅花谷一带是农田、野地和星罗棋布的水塘，也是我们为学校养的猪打猪草的草场。学校东边现在下马坊以北、美龄宫和四方城以南，是学校的农田，每个班都分了一块菜地。我是班上的劳动委员，每天下了课以百米速度冲到养猪场抢大车拉粪上地。在旺季时，学校食堂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初中上的是南京一中，当时校门向南，开在府西街上，府西街向东几步就到了中华路。住校的高中生大多是从印尼、泰国回国的华侨，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自娱自乐，用吉它、沙球等乐器伴奏，演唱着具有浓郁东南亚风情的欢快或悲凉的歌曲。他们像大哥哥一样带着我们这些刚入校的小初中生到三山街上的健康池或三星池去洗澡。夫子庙、评事街、朝天宫等城南一带的阡陌街巷，经常能看到我游走的身影。当时的武定门其实没有门，武定闸口内外一片油菜花黄的田野，秦淮河如同一条无人问津的野河，默默地沉睡在那里，既没有“桨声灯影”，隔江也听不到“后庭花”。高中上的是南京十中，即后来的金陵中学。学校周边的新街口、五台山、鼓楼，和南大、南工（现东南大学）、南师、华水（现河海大学）等大学都成为我经常漫步的地方。“文革”前期在十中度过，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学校串联，熟悉了南京的边边角角。参军以后的部队驻地在汤山、句容、镇江一带，70年代初全军响应毛主席“徒步拉练好”的指示，我们部队除了“坦克履带行军”，更靠两只脚板，走遍了南京周边战役防区的范围，对南京的军事地理环境有了感性的认识。1969年夏，我作为一名坦克驾驶员，驾驶新型国产坦克从江北林场出发，通过刚刚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并纵贯南京城南北，先后经过我的母校南京十中和一中门口。作为南京兵，“打倒苏修，保卫南京”的自豪感伴随着隆隆的坦克声和大地微微的震颤，溢满了胸膛。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此一别南京20多年，再回到南京时已处于军区领导的岗位上。每年春节和八一建军节，与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互访，听到他们介绍南京市的发展变化时；军区机关组织参观南京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时；参加2008年初应对冰雪灾害，支援地方扫除绕城公路积雪时；参加2011年春季植树节，在河西绿博园一带植树时，我从心底里为南京的宏观发展而高兴，为身边不时的细微变化而惊喜，也为南京交通不畅、市容不整和少数市民素质不高而忧虑。我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融入了南京，作为南京市民，也有了“大萝卜”的味道，与南京同呼吸、共进步。
了解南京，不能不了解南京的历史；了解南京的历史，不能不了解南京在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战事；不了解历史上的南京之战，对南京的了解就不全面、不深刻、不透彻。本书就是一本补缺之作。我们已经从史书上了解过六朝、南唐、明清、民国等历史时期的南京，又从专门研究南京的学者专家那里了解过文化南京、历史南京、地理南京、经济南京、民俗南京等从各个角度解读的南京，我们还完整或不完整地了解过在南京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战事。但就我所研读过的有关南京的历史，专门从军事角度比较系统地选取有较大影响的战事，成系列专门著述，好像还没有。
南京是十朝故都，既曾是全国政权的首都，如明朝初期和民国，更多的是南方政权的首都。根据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录，清朝之前在南京发生的战事有106次，居全国第一，比第二名洛阳的70次和第三名西安的52次，都高出不少。我在其中撷取了15例，加上清朝和民国的12例，共27例。这些重大战事，我认为可以代表南京在历史上军事的、战争的一面，可谓“铁血南京”。这些战事还说明，南京战略地位重要，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在首篇“漫谈南京历史上的军事地理环境”一文中，论述了南京的“战略环境”、“战区环境”和“防区环境”，分别从战略、战役、战术层面认识南京的军事地位和在战争中的作用，对书中各个战事起到提纲挈领和支撑展开的作用。本书的一些章节，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我以“思辨”的笔名在《现代快报》“发现周刊”选载，每半个月刊登一个战例，作为本书的“试水”，赢得了一定好评，更增加了我出版此书的信心。
历史上对南京的描述多是“金粉南京”、“烟雨南京”、“悲情南京”，是出“后主”的地方，有什么吴后主孙皓、齐后主宝卷、陈后主叔宝、李后主李煜。我对南京的描述则是“血性南京”，虽然也涉及金粉、烟雨和悲情，也写到“后主”们，但侧重点已不是他们。本书的主角是争当霸主、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吴大帝孙权，东晋重臣王导、谢安，梁武帝萧衍，南陈一代英主陈霸先，隋文帝杨坚和宋太祖赵匡胤，抗金英雄韩世忠和金军统帅金兀术，明太祖朱元璋、明太宗朱棣，抗清英雄郑成功，太平天国洪秀全、李秀成，清朝国之栋梁曾国藩和曾国荃，民国总统蒋介石和李宗仁，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何应钦、白崇禧、程潜，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陈毅、粟裕等，他们都是在“铁血南京”这个历史舞台上顶天立地、充满血性的人物，是“血性南京”的主角。本书既写“王濬楼船下益州，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末代君王，也写“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国破山河，更写“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万丈豪情。让南京读者认识到，南京不只有“金粉”、“悲情”的一面，更有“血性”、“豪情”的一面。这正是本书的立意。如果读者看完本书，对“血性”感觉不强烈，那是由于本人的功力不够，本书只能作为开门之砖，敲开门后，引起读者对“军事南京”、“战争南京”的兴趣，也算达到了本书的目的。
我崇拜我的父亲，他既是带兵打仗的将军，也是情感丰沛的诗人。他是怎么看南京的呢？1955年秋天，他填词《满江红•明故宫怀古》一首，照录如下：“明祖元璋，驰战马、白山绥察。雪国耻，从头澈底，战功何缺。高筑城垣讳霸帝，广储粮秣标豪杰。计缓张（张士诚）、灭谅（陈友谅）逐匈奴，成初业。忆古事，多悲切；高血价，王侯窃。但废墟旧迹、任凭风雪。碎碣几堆尘土墐，破桥数座栏杆没。到如今、唯有午朝门，东宫阙。”父亲既感叹废都的碎碣废墟，更赞叹明祖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千秋霸业。父亲吟诵南京的诗词都引起我强烈的共鸣，这只是其中一首。
本书以讲故事的形式，述说南京战事，其中会有一些小的调侃或幽默或诙谐。但主题是严肃的，绝不戏说，所有的史实都有比较权威的出处，列于文后或注于页下。对考证不准或有几种说法的史料，我在行文中都作出说明，主观上没有任何误导读者的故意。尽管如此，还可能出现不准确的地方，请专家学者和南京老乡予以批评指正。
作者
2012年12月
漫谈南京历史上的军事
地理环境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无穷。”一名现代军官指挥打仗，首先要知道的是：敌情，我情，地形。知己知彼，即为我情、敌情；知天知地，即为地形（此为广义的地形，即地理，包括地貌地物、水文气象、经济物产、人口人文等）。围绕南京历史上所发生的战事展开本书，其有关的军事地理环境不可不察。正如孙子又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南京贵为十朝故都，又作为江南军事重地，历朝历代的中央政权、割据政权和各种势力争夺不下，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清初之前发生在南京地区的战事，记录有106次，远比紧排其后的洛阳和西安要多得多，稳居中国城市战争排名之首。笔者在这些战事中选取了15个战例，又加上清代、民国围绕南京的几个著名战例，如太平天国天京攻防战等，共27个战例。当然，这只是南京战事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些战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足以反映南京战事的历史面貌。让我们在这些战事中，从军事的角度，感受到南京的虎踞龙盘、沧海桑田。
南北朝地理形势示意图
南京虽为十朝故都，但绝大多数时间都不是统一中国的中央政权所在地。仅有明朝朱元璋政权和中华民国在南京建国建都，53年后，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去了，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如果以长江作为中国南北方分界线，那么在南京建都的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政权。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在北方建都的统一中国的中央政权来说，南京政权往往被贬为“偏安江南”。这个评语也对也不对。南京政权就其安定性来讲，主观上它地处江南，包括了“三吴”富庶地区，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生存条件优越，除早期部分移民人口外，无需外援，主观上易造成南京政权偏安江南一隅。客观上南京在中国国土不居中，对中央政权的核心区域中原或黄河流域威胁不大，而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主要势力都在逐鹿中原，争当中原霸主，无暇顾及地处江南的南京政权。南京政权只要满足于“限江自保”，不进取、不惹事，还是能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下去的。如南朝时的宋、齐、梁、陈，尽管皇帝多数昏聩，干不下去只得“禅让”，朝代更迭失序，士族精神不振，但它继承了东吴和东晋的衣钵，政体制度一以贯之，四朝相续169年，自是明证。这是“对”的道理。但也有“不对”的道理，一旦北方某个势力统一了北方，势必南下统一中国。南京政权可以抗得了一时，却抗不过一世。只要北方政权有决心、有能力，南京政权吃败仗的多，得胜利的少。反例只有朱元璋北上灭元统一中国、南京民国政府北伐胜利等区区几例。而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统一战争，对南京偏安政权的打击，往往是秋风扫落叶式的或摧枯拉朽式的，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南京政权稍打即降，甚至不战而降。如三国时晋灭吴、南北朝时隋平陈、北宋灭南唐、元朝灭南宋、清朝灭南明、中国共产党灭蒋家王朝。
所以对南京政权和南京战史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本书力求突出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从军事的角度，把南京摆到历史上的军事地理环境中去认识南京和南京所发生的战事。也就是说，以南京为中心和出发点，围绕南京向周边辐射，从远及近，涉及战略范围、战区（战役）范围和战术范围以及与其有关的战略方向、战略要地，战役方向、战役要点，战术作战方向、战术据点（阵地、支撑点）。
为让读者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南京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的地位作用，也为与历史上发生的与南京有关的战事相一致，本文主要从不同的战略方向指向南京，南京是这些战略方向的聚焦点。每一战略方向还包含一至数个战役方向。在这些战略方向的远端，本书只涉及到与南京之战相关联的战略地区，而这些战略方向的近端都指向南京地区，向南京聚焦。我在本文和选录各战例时，都遵循这个原则。但请读者明晰，历史很复杂，并不是如笔者表述这样平直演进的。与南京（江南）相关联的战略地区和军事力量、军事行动，也往往和其它与南京无关的地区相关联，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也可能指向其它战略方向，因为与南京无关，本书就不赘述了。
战略地理环境
历史上南京地区战略环境示意图
古人认为：“汉魏以来，方策所载，山川险阻，道里远近，军马屯戍之地，争战胜败之事”，均为军事历史环境。历史上指向南京的或从南京发出的战略方向，大致有五个。一是往镇江，从扬州过长江，经盱眙、淮安、徐州，向山东、津京方向。这个方向的主要战略区是山东（古代的齐鲁、齐青地区）。二是从南京下游的镇江、上游的当涂过江，经合肥、寿春、淮南（这一片是古代的江淮地区）向河南等中原方向，这是主要战略方向，主要战略区是中原。三是溯长江而上，经芜湖、安庆、湖口、九江、武汉、江陵、荆州向四川方向（古代荆湖、巴蜀地区），这也是主要战略方向，主要战略区是长江中游、上游。四是从太湖两侧的苏州、嘉兴，经杭州、皖南或江西，向岭南、两广、云贵方向，主要战略区是湘赣。五是向东顺长江出海，南下浙闽、广交（交趾即今越南北部），以及出海北上山东、津辽沿海及日本、朝鲜半岛。这五个战略方向相连着有关战略区，从战略层面上对南京产生影响，或南京对这些地区产生影响。
山东、津京方向
这一方向对南京的影响，古今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方向在古代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对南京的影响不大。中国北方势力在争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时，向东向南涉及到徐州。徐州面向西面和北面的来敌，东面背海纵深不大，双方交战很难南顾。楚汉争霸时，项羽率3万精锐骑兵从齐地（山东北部）千里迂回奔袭徐州西面刘邦军背后，杀得刘邦56万汉军落荒而逃，30余万汉军先后被逼到谷水、泗水、睢水，溺亡者不计其数，“睢水为之不流”。刘邦逃到今宿州的藏皇峪，尔后从灵璧西逃下邑（今安徽砀山县），最终到河南荥阳才惊魂甫定。汉军进攻和撤退方向都是西面。当时徐州难以南下，是因为苏皖平原（含苏北平原）也就是淮河中下游难以通行。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今灵璧县）后，率800骑南逃，“渡淮至阴陵（山名，位于古历阳北80里），迷失道、陷大泽不得出”，被汉兵追及，慌不择路逃至乌江亭只剩28骑，遂上演一出自刎乌江的悲壮故事。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丧失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信心，与他一路上“渡淮”、“迷失道”、“陷大泽”、“不得出”，心理上受到重大打击有很大关系。
淮河从河南发源东流，和从大别山流出的支流交汇于苏皖平原，这一地区西北高、东南低，河流大都是西北向东南流。从徐州南下要横跨这些河流，对不习水战的北方军队来说，是一大难题。历史上黄河夺淮，淮入长江，就可以想象这是一片怎样的沼泽水国。当地的地名无不与“水”有关，如：泗县、泗水、泗阳、泗洪、五河、洪泽、灌云、灌南、淮安、淮阴、金湖、沭阳、响水、江都、建湖、姜堰。这些地区都分布在洪泽湖上下左右。汉末，广陵守陈登首建了高家堰，长约34里，不及现洪泽湖大堤1/2，水利功能有限。明万历年间延至60余里，功能稍全。在宋代地图上，还不见洪泽湖的湖形。洪泽湖大堤（高家堰）建成前，这些河流经常溢出河道，遍地漫流。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水利建设就没有停过。如白水陂在曹魏时期“开八水门，灌溉田一万两千顷”。宋“所堰之水通高陵河……淤平地筑成塘，岸脚宽十余丈，高一丈以上，方可潴水”。明代在这一地区又建归仁堤，长40余里，防入淮之黄河水攻高堰。除河流外，还有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比较大的有宝应湖、邵伯湖、白马湖、高邮湖等。这一串湖泊以东，是我国最年轻的国土之一，今南通地区的海安、如皋、如东、南通、海门、
近代南京战略区山东、津京方向示意图
启东6县及南通市，除狼山外，广大平原成陆，是近6000年内的事，到新石器时期才发生。扬州以东，泰州、海安、盐城、阜宁至连云港南之连线，距现在的海岸线约50～100公里纵深的大片沿海地域，在千年之前还未成陆，在这一带考古找不到古代遗迹。宋代范仲淹构筑的海堤“范公堤”，北起阜宁，南达海安北，随着海退，又向南延伸至吕四（今启东吕四港）。当时长江出海口就位于扬州、镇江，长江北岸的海门县因为坍江和海侵时出时没，启东县还在海面以下没有生出。《孙子兵法》谓这样的地形为“绝地”（艰险难行，不要停留）、“天陷”（地势低洼、道路泥泞）。古时这一地区战事大多是局部性的，而且离不开舟楫，恐怕主要原因是受到地形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战略战役要点是淮安（淮阴）和盱眙，在这两点上卡住水路，就占据了战略战役主动。《东南防守利便》提到这两点与扬州（古广陵）的地理关系：“广陵者四战之地也，纵有河山之险，与垒壁之守，必以盱眙为之关键，以淮阴为之藩篱，而又聚兵广陵，轻重相制，远近相及，而后淮东之实成矣。”即说淮东的稳定，有赖于淮阴、盱眙、扬州三地的鼎立。
靠近和进入近现代，这一地区的战略价值有了极大提升。从津京经山东高亢之地到徐州本就是“四通之地”，徐州东南方向洪泽湖的建成和苏北平原上千年的水利建设，使这里的河流基本稳定下来。明初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从淮安北上，攻克山东沂州（今山东临沂）、济南。近代津浦铁路的修建，徐州经宿州、蚌埠到南京浦口变通途，大军南下北上都更为方便，于是这一方向对南京价值变得重大起来。北洋军阀孙传芳军由此南下，占得苏、皖、浙、沪、闽，自任五省联军司令。南京民国政府北伐军亦沿此线北上，消灭孙军，很快攻入津京。抗日战争日本军沿此线南下，经徐州会战与南京北上的日军会合，也不是什么难事。解放战争中我军二野、三野部队从河南、山东沿此方向南下，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不守徐州、宿州、蚌埠等淮海重镇，我军遂直抵长江。在近现代，苏北苏中地区也没有打什么大仗，这里河湖水网密布，不适合大部队行动。抗日战争中日军把这一地区作为江南宁沪地区的屏障，也未派重兵驻守，遂使新四军打出敌后一片新天地。
江淮、中原方向
这一地区古今都是南京防御或进攻的主要战略方向，主要战场是江淮地区。据施和金教授统计，古代寿州（今寿县，淮南地区）发生战事24次，庐州（今合肥）39次，排名仅次于南京和洛阳，全国前四。古人说合肥是“东连吴、越，西控汝、光（湖北），南通楚、豫（湖南、江西），北接开、归（河南）”，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古人又说寿县是“一方之会，远振河、洛（黄河、洛阳）之形势，近为徐（徐州）、豫（江西）之藩镇”。古时占据中原的中央政权往往以正统自居，向周边用兵平定割据政权，是建立稳固统治的应有之义。中原政权平覆偏安江南的南京政权，这一方向是主要进攻方向（另一方向是从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进攻，下文将谈到）。南京政权抵御北方势力南下，或者反击北军继而北上，这也是主要防御方向。三国时曹魏和孙吴在这一方向用兵达30多年，仅合肥（古庐州）攻防就有6次。宋人陈克、吴若作《江淮表里论》专论魏吴之战：“江淮之险，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当三国时，吴割据荆扬，尽长江所极而有之，而寿阳、合肥、蕲春皆为魏境。吴不敢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绝江而取吴。盖其轻重强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须（今巢湖东），吴必倾国以争之。吴人攻合肥，魏必力战而拒之。经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寸地。”前秦苻坚率百万大军进攻东晋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东晋军在寿阳防守，于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军大败亏输。
这一地区是淮河上中游、黄淮平原的东南部，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在淮河北侧与淮河平行的几条河，如涡河、颖河、泗河、汴河都与淮河一样呈西北向东南流向。新中国在阜阳建蒙洼蓄洪区，“淮河第一坝”王家坝闸负责分洪，淮河在河南以高屋建瓴之势直泄阜阳，在这里地势立刻转为平缓进入皖苏，历史上大流量淮水常常在这里潴积成灾。淮河南侧的几条河，如滁河、淝河等也在合肥以东进入淮河流域。
中原势力顺河向下游的南京方向进攻，可不横渡淮河水系而直进长江北岸，可谓顺势顺水。古人云：“守江必守淮”，是极有道理的。顾祖禹说：“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谓唇亡齿寒。”建都南京的政权，往往把江防作为最后一道战略防线，而把淮防作为主要战略防线，把江淮之间设为战略战役纵深，即南京防御的缓冲区。东晋和宋齐梁陈的南京政权都以正统的汉族政权自居，时刻准备北伐复国，也往往把江淮作为进取中原的前进基地，在这里训练和集结军队，任用将帅，筹集粮秣。正如《东南防守利便》说：“修政事，治军旅，以保江南；任将帅，积芻粮，以保淮南。”李涛在《六朝通鉴•博议》中也说：“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守淮是为了进图中原，所以历史上南京政权为数不多的几次北伐，如东晋桓温从姑孰（今当涂）出发的第三次北伐；刘裕军溯淮水入泗水，从彭城（今徐州）发起进攻，灭南燕、后秦；太平天国北伐军由浦口出发，经蒙城、亳州深入直隶，都是从这个方向出击中原，攻下开封、洛阳以至西安等中原军事重镇甚至中原政权所在地。
这个方向的军事重镇是庐州（今合肥）、寿春（今淮南）。守住其中一地，北方军队就难以南下。如两地皆失，还有巢湖东西和滁州一线。古人云：“守合肥以限淮北，守濡须（今巢湖东运漕河）以藩江左，则是江淮表里之势也。”否则北军直抵江边最后防线和县（古历阳）、六合、扬州。因此这里在历史上是北军和南军的拉锯之地，三国时曹魏十多年间攻濡须9次，与东吴各有胜负，双方动用兵力最多时达40万人。《东南防守利便》说：“寿春南北之冲也，地入于南，犄角谋谯（今亳州），羁縻颖（今阜阳）、蔡（今河南汝南），彼北方将应接不暇矣。北人得之，则出合肥，拔历阳。江表之民，岂得缓带而寝耶。是以魏人与吴，晋与符坚，宋齐与拓跋氏，南唐与周，皆血战而争之，尺寸之地，不轻易为敌也。”
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也是在这个地区打的。我军为从战略防御直接转入战略进攻，二野刘邓大军4个纵队突破国民党军14万人的围堵，从鲁西南郓城地区出发，横过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水障碍，丢掉重装备轻装前进，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坚定决心，突破敌汝河、淮河防御，创造了历史上在这一地区作战胜利的奇迹，这是逆地形而动少见的成功典型，可谓空前绝后。一年以后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被消灭在这里。在淮海战役中，我军首先在淮河以北，徐州、商丘以南，宿州以西消灭了蒋介石最后的战略机动重兵集团，而后不费吹灰之力越过淮河，进抵长江北岸，以压顶之势开打渡江战役，即刻使国民党南京政权土崩瓦解。
淮河流域示意图
淮海战役中，还有一个与地形有关的插曲不得不说。国民党军黄维第12兵团12万人马从河南驻马店、确山地区东援徐州之杜聿明集团。黄维兵团的机械化摩托化部队向东偏北方向机动，与淮系众水成正向90度。黄维兵团必须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遇水架桥，逢软垫路，大大延迟了进军速度，被机动能力远不如黄维兵团的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包围在距目的地宿州只有不到50里的双堆集地区，12万大军成了瓮中之鳖。尤其是黄维兵团主力第18军，其步兵已渡过浍河，但坦克装甲车辆夜间无法过浍河，天亮时战场已被我军封锁，只得在浍河南双堆集拒守，并被消灭、定格在这里，让“双堆集”这个地名名扬天下。这是逆地形而动的一个失败典型。
荆湖、巴蜀方向
从南京溯江而上，经当涂、芜湖、安庆、湖口、九江，过武汉、江陵、荆州，向四川方向，即为荆湖、巴蜀方向。这是古代南京的主要防御方向。历史上从这个方向进攻南京几乎无往而不胜，只有个别例外，如东晋卢循起义军进袭建康，久攻不下主动撤离，元末陈友谅水军对南京进攻亦失败。而从南京向这个方向出击进攻的，几乎不胜。也有个别例外，如东晋刘毅军对桓玄叛军的桑落洲、峥嵘洲之战，刘宋时期刘裕对卢循的追击，朱元璋对陈友谅的反击。还有抗日战争中日军沿江向上游武汉进攻，虽然攻取武汉，但自身损失过大，成了强弩之末。武汉保卫战就成为中国抗战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历史上中原政权要进攻南京政权，有两个战略方向。上面已经明确了从河南经江淮地区进抵南京当面长江北岸的进攻路线，还有一条就是先占领长江中游地区即荆楚地区，然后再顺江而下，或水军直攻，或水陆并进，或以沿江进攻为主、江淮进攻为辅的进攻态势。上述三种方式，鲜有不胜者。蜀汉诸葛亮谓孙吴守江是“限江自保”，所谓“限”，即控制，只有控制了长江，江南政权才能自保。长江虽为天堑，但其形如带，从四川宜宾以下至入海口长约六七千里，号称万里江防，攻击点很多，一旦一点有失，涉及整个江防稳固。古人李焘有云：“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而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独论兵为然，而因地势以行兵者，盖亦似之。”李焘此论，虽然生动形象，但比作长江，则不尽然。长江西高东低，由西向东顺江进攻，自是顺水而下，以势压人，双方还未交手，东方军在气势上已然低人一头。而由东向西溯江进攻，逆行仰攻，困难很大，西方军占有地形优势。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都不高的情况下，要溯江而上，主要靠风帆动力和人力拉拽，只有东南风劲吹，乘着江潮鼓动（古时江潮可至江西的武穴，而今却只能到安徽的大通水文站），才有从下游进军中游的机会。
历史上的南京政权，为控制长江，不使上游之军顺江而下，沿江两岸设置众多江防要塞，有的山川形势十分险峻，从南京往上游数，有当涂（古为姑孰、牛渚）、芜湖、安庆、湖口（鄱阳湖入江处）、九江（古寻阳）、武汉（古夏口）、江陵、荆州。为防长江上游四川（古巴蜀、益州）势力顺江进攻中游的荆楚地区，古人在三峡之下、荆州之上的峡口、夷陵（今宜昌）、荆门等地建要塞。上述各要塞之地，古代都有战事发生。就南京往上游说，当涂采石矶（牛渚）是魏晋平吴之时晋军主力王浑所部渡江之处。安庆是清朝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决战之地，太平军安庆之失，使天京国门洞开。湖口亦是湘军与太平军战场，湘军在此大败，曾国藩跳水自杀未成。此处还是明朝朱元璋大胜陈友谅之地，陈友谅军在此全军覆没。九江作为长江下游与中游联系的节点和纽带，在三国、六朝时期已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军事人物诸葛亮、周瑜、吕蒙，六朝军事人物宋武帝刘裕、平南将军卢循、武陵王刘骏、齐明帝萧鸾、梁帝萧衍、陈帝陈霸先等都在此作战。
从当涂溯江到九江的一段长江北岸濒江地带，在战略层面上有两重意义。一重是从北（中原方向）向南渡江进攻，这一段北军南下难以接近，江防比较安全。原因是大别山山脉雄峙长江北面，大别山南麓至长江北岸古为彭蠡泽，水域面积大，并与长江相连。后长江主泓南摆，这里淤塞成龙感湖、大官湖、黄湖、泊湖等几个大湖。山（大别山）、湖（彭蠡泽）、江（长江）形成一道屏江的宽阔地带，使这一段长江难以横渡。古时大部队过江，或走其上游夏口（今武汉），或走其下游当涂。怪不得古人云：“蕲（今蕲春）、黄（今黄州）、舒（今舒城）三州，其地偏远狭隘，则难以屯重兵。”指的就是这一地带。另一重是沿江陆路攻防，这一线是长江攻防的辅助方向（主要方向在长江南岸一线），起战略攻防的辅助作用。清时湘军悍将李续宾部突破九江后，过江从江北岸东下进攻长江下游太平天国防地，连克潜山、太湖、怀宁、桐城、舒城各县，兵锋直指庐州（今合肥），由于孤军深入，被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合兵聚歼于三河镇，史称“三河大捷”。北伐战争中李宗仁江左军从鄂东进击并攻占安庆、合肥、六安、蚌埠，威胁北洋军阀孙传芳军侧翼，配合程潜江右军主力攻克南京。抗日战争中南京、徐州失陷后，日军进攻武汉，其助攻一路经桐城、安庆、潜山、太湖、宿松、黄梅向武汉进攻，由于该地区受大别山和长江挤压形成狭小地带，白崇禧第五战区部队反击成功，一时遏制了日军西进。
武汉素称“九省通衢”，吴国曾在此短暂建都，都城迁建业（南京）后，把周瑜、鲁肃等大将放在这里镇守。由于武汉是“四战之地”，历史上战事难以统计。武汉上游的江陵（古荆州）在春秋战国时是楚国的首都，在南方政权中与吴越齐名。楚国强大时实力在吴越之上，其地“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臂指吴越”，历史上也战事不断，如战国时吴越之战、秦军拔郢之战，三国时吴蜀之争、关羽败走麦城都发生在这里。
综上所述，凡举长江江防要地（要塞）之例，都是说明长江之守不易，也就是说长江下游的江南政权“限江自保”不易。话还可以这样说，只要北方政权下决心统一中国南部，长江不是天堑。当然个别有进取心的南方势力，如东晋刘裕、朱明政权、民国政府一旦下定决心进攻北方，长江也不是天堑。
吴会、浙赣、岭南方向
从太湖两侧苏州、嘉兴，经杭州（古时的“三吴”或“吴会”），向皖南、赣东，经赣州向岭南、两广方向，即为吴会、浙赣、岭南方向。这个方向相对于南京，在历史上始终是次要的战略方向。在这个方向的几处远端，在古代都是边远地区（相对于中原），最近的浙江、福建，除杭州湾两侧的吴会（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地区，其余绝大多数为山岳丛林地，古代属“四围之地”或“四塞之地”，不仅经济文化落后，而且不便于大部队行动。历史上只有战国时的越国从这里起家直指中原，由于距中原政权中心区太远，为了争霸中原，越国不得不把首都迁到琅琊（今山东临沂）。历史上这一地区发生的大多是局部的战争，如战国时的吴越之争和楚国灭越，元朝灭南宋，也都在浙江北部。只有东晋时卢循“东土起义”失利，义军沿此路线退入福建，再浮海南下广州。浙江南部和福建负山面海，除少数地方如福建泉州、厦门依靠海上交通，经济和商业发达，大多数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开发很晚，直到近代外国迫使中国开放海禁，沿海才慢慢发展起来。
这个方向，对南京政权少有威胁，可以说是南京政权的大后方。历史上进福建一般走两条路。一是从江西入闽，一是从海上登陆。明初朱元璋进军福建，一是走江西过福建西南光泽的杉关入闽，一是水师走海路从福州登陆。两路合击，一举灭了地方势力陈友定。福建这个“大后方”对南京政权没有多少支撑作用。一是交通不便，进出都很困难，只有海路一途尚算通畅；二是经济落后，物产不丰；三是地广人稀，人口不足以支持兵源；四是“可攻之隙，随在而是，山海之环绕，不足为固，而只为敌人出没之资耳”。就是说，真要把这里当作根据地经营，则到处都是漏洞，不足为固。
笔者考察梅岭（大庾岭古道）
因此南京政权从浙江经福建向两广发展势力，这条路走不顺。只有经江西之赣州，过大庾岭越五岭至两广，以至越南北部（古交趾），史称“五岭道”。历史上从南京往赣州更多走的不是陆路，而是一条水路，即循长江而上，经湖口进鄱阳湖，溯赣江至赣州南边的南安（今大余县），弃舟登岸行80里，过大庾岭至广东南雄。这里已属岭南，浮溱水（今广东北江）到广州。大庾岭古道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对开发岭南和中原政权向岭南进军，都有重要意义。南京往西南还有一条道，即沿长江再上溯进洞庭湖至湘江，由湘江上游经灵渠至广西漓江。灵渠也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秦始皇平服岭南，50万大军发5路，主要就是走的大庾岭和灵渠。东晋卢循起义军从广州进袭建康，也是从赣江和湘江顺流而下进长江。
由浙入赣或由赣入浙、走浙赣走廊的这一方向是次要方向。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攻陷天京时，浙江巡抚左宗棠部从江西抚州，经浙江衢州进击杭州，以牵制太平军李秀成部，属次要方向，配合主要方向上的曾国荃部沿长江进攻。北伐战争中，北伐军东路军在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下，一路由福建北上入浙，一路由江西上饶入浙，会师衢州后向杭州攻击前进，消灭军阀孙传芳军孟昭月部，进占杭州。这一路也属次要方向，配合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北伐主力中路军沿长江直攻孙传芳巢穴南京。抗日战争中，日军发起浙赣会战，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清除这一地区的机场，防止美机轰炸日本本土后转至该地机场降落；二是掠夺当地萤石等战略资源。日军打通浙赣线是次要的，只是抢运掠夺战略物资所需。显然由浙入赣，即史书上所谓的“东道”，算不上重要战略方向。对南京政权具有一定威胁的是上述经长江、赣江的水路。东晋卢循义军从番禺（今广州）过五岭杀向建康（今南京）即走赣江进长江水路。宋金时期金军南下，主攻方向在江淮至江南，助攻方向则在江西九江、南昌一线，并未深入。
杭州（古临安）因为政治原因是这一地区的军事重镇。朱熹说：“建康形势雄壮，然淮破则止隔一水。欲进取则都建康，欲自守则都临安。”朱熹此说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杭州在地形上为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的交接处，杭州湾的顶点，钱塘江（古浙江）出海口，成为本地区各种势力争夺的要点。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时为越地，时为吴有，楚国灭越，又成楚地。但在隋之前，这里还没有发展起来。直到隋朝江南运河凿通，杭州到中原才有了直达水路，成了水陆交通枢纽，并成为浙江的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南宋在这里建都，宁绍平原开发，杭州地位日显重要。但杭州的地位重要性只是局部的，在战略上既不能作为南京政权的大后方，又使敌国有空隙可钻。宋金战争中，金兀术率军过独松关进击南宋首都临安，轻易拿下。敌人还可从杭州湾北岸登陆，向北直进太湖南走廊，走捷径攻南京，如抗日战争中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北上；也可从此处向西，就近袭击杭州。宋元战争中，元朝水军一部，即从海路登陆杭州湾，西合陆军攻陷临安。
顺江出海方向
这个方向北上可达山东，津辽沿海，南下可抵浙、闽、越沿海。这个方向也是古代东去日本、朝鲜和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出发地。历史上，长江口随着海侵和海退多有变迁。有文字记载，隋以前长江口在镇江、广陵（扬州）之间，面向东北呈喇叭口状，由于江口泥沙的不断堆积，江口不断东延，到近代才呈现现在的样子。地处江阴的段山，原在长江北岸，由于长江沙洲来回变动，居然“移”到南岸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喇叭口的朝向和大小也不断变化，江北的陆地由于海侵，几乎完全被海吞没，后随着海退，又“生长”出来。乾隆《直隶通志》记：狼山（今位于南通市南）“唐以前在巨浸中，宋初涨为田，山南十余里皆肥美，因名为白米庄。元、明以来复坍于江。”现在狼山又“回到”了长江边。唐时涨出海面的海门县，在元末到清初几百年间又被海水侵入，县城三次迁徙，只剩下一个乡，并入南通县。后来海退，海门至乾隆年间又“生长”出来，不仅恢复了原有面积，还在海门外又新“长”出来启东县和崇明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