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93页。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二年），第3554页。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二年），第3555页。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二年），第3555页。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二年），第3555页。
桓玄这才转怒为安。新皇帝上台，老皇帝“退休”，晋安帝被封为平固王，迁往寻阳（今江西九江）。
刘裕“寒风”劲吹
桓玄称帝后，骄奢荒侈，重徭厚赋，弄得民怨沸腾。寒门庶族出身的北府旧将刘裕趁势揭竿而起，领着不到2000人的队伍大胜3万楚军，把刚当了几个月皇帝的桓玄赶出了建康城。纸糊的“楚国大厦”在坚持了一年之后，就被寒门庶族出身的刘裕引发的“寒风”吹倒，东晋随即复国。乱平后，刘裕等寒门庶族开始充当顶梁柱，支撑起东晋这栋“帝国大厦”。
刘裕起兵
宋武帝刘裕（画像）
卓越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刘宋开国皇帝。他胸怀大志，出身寒微，却有吞吐天地之志，在平定孙恩之乱中，抓住机会迅速上位，后来消灭桓楚、西蜀、南燕、后秦，由一个卖鱼小贩华丽转身为开国皇帝。他胆量过人，即使敌众我寡，身陷重围，也能不惧生死、勇往直前、果断亮剑，因而创造出许多战斗传奇。他讲求仁义，作战时，不仅全力优抚伤亡的部属，而且对于忠于其主的对手也能加以照顾，如在阵斩桓玄大将皇甫敷时，受其临终所托，“厚抚其孤”。他很有智慧，平乱时精于谋略，长于激发士气，曾率1700余人的军队大胜3万楚军，赶走了楚国皇帝桓玄。治国时能大胆改革，重用寒门，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大大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刘裕是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铜山县）人，家境贫寒，刚开始依靠“伐荻（打柴草）”、“樵渔（打柴捕鱼）”、“躬耕（种地）”养家糊口，后来到衙门当差，快40岁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吏。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东晋，像他这样出身寒门，没读过什么书，又到了这个年龄，照理来说也就这样了此一生了。不过，东晋末年的孙恩起义给了一直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刘裕一个出头的机会，他被北府军统率刘牢之相中，调任参军。平定起义过程中，刘裕展现才华，屡立战功，升任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彭城内史，很快成了北府军中的重要将领。刘裕的好运并没有到此结束，桓玄叛乱成功后，对归降的北府军大洗牌，首先解除刘牢之的军权，尔后对其部将进行清算。唯独刘裕被桓玄重用，除了原来的职务不变，还加任为中兵参军。桓玄或许认为，以刘裕低微的出身，在政治上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对自己形不成威胁。但桓玄错了，不知道刘裕这个寒门将军想的是建功立业、流芳百世。
桓楚帝国（公元404年2月）军事部署示意图
桓玄称帝后，短命的楚朝一开局就没有遇到好事。大楚永始二年（404年）2月，“夜，涛水入石头涛水入石头：由于石头津建在长江、秦淮河二水交汇处，地势低下，每遇江水暴涨或遭遇强西北风时，涛水就会灌入石头津，同时大多伴有“淮渚暴溢”或“毁大航”的洪涝灾害。历史上江水淹石头津有10多次，如永和七年（351）7月甲辰，涛水入石头，死者数百人；太元十三年（388），冬12月，涛水入石头，毁大桁，杀人；太元十七年（392）6月甲寅，涛水入石头，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不少学者认为石头城即石头津，笔者不认同。可参见本书引言“漫谈南京历史上的军事地理环境”。，大桁流坏，杀人甚多。大风吹朱雀门楼，上层坠地”。
《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97页。
洪灾不久，楚国遇上叛乱。同月，益州（今四川）刺史毛璩拒绝楚国封赏，扣留使者，接着发表缴文起兵讨伐桓玄，随后击败梁州刺史桓希，率军推进到白帝（今重庆奉节县东白帝山上，刘备的托孤地，往东将出川）。
得知毛璩举兵起事，刘裕作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举兵讨伐桓玄。其实，早在元兴元年（402年）桓玄派刘裕征讨孙恩的时候，刘裕就有反心，只是当时考虑“玄未据极位，且会稽遥远，事济为难，俟其篡逆事著，徐于京口图之，不忧不克”。
［梁］沈约：《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页。
刘裕决定讨伐桓玄后，立即赶往京口，与刘毅刘毅（？～412年）：沛县（今属江苏沛县）人，曾与刘裕、何无忌等举兵消灭桓玄，后又参与讨伐卢循的战事，官至卫将军、荆州刺史。因不服刘裕，被刘裕所攻，兵败后在江陵自杀。、何无忌何无忌（？～410年）：东海郡郯县人，刘牢之之甥，酷似其舅，但忠贞坚定，喜欢意气用事。曾与刘裕等起兵讨伐篡位的桓玄，后官至江州刺史，在卢循之乱与徐道覆战斗中战死。、魏咏之魏咏之（？～405年）：家世贫素，躬耕为事，好学不倦。曾与刘裕等起兵讨伐篡位的桓玄，后官至荆州刺史、持节、都督六州，领南蛮校尉。初在布衣，不以贫贱为耻；及居显位，亦不以富贵骄人。、檀凭之檀凭之（？～404年）：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曾与刘裕一同举兵讨伐桓玄，在建康城北罗落桥之战时兵败被杀。等27位中下级将领密谋起义。商议后，形成了分4路起义的讨伐计划：刘裕、何无忌、檀凭之、魏咏之等人偷袭徐、兖二州（今江苏镇江地区）刺史桓修，控制北府大本营京口；刘毅、刘道规刘道规（370～412年）：彭城绥里人，刘裕同父异母的幼弟，少倜傥有大志，官至荆州刺史。、孟昶孟昶：官至尚书仆射。参与平息桓玄篡位。刘裕北伐后，京城受叛军威胁，他上书请罪，称自己对京城陷入危机和朝廷危难负责，自尽殉职。孟昶是品行高尚、守节尽忠的正直名臣，史上有很高的威望。等人斩杀青州（今江苏扬州地区）刺史桓弘，控制江北广陵；诸葛长民斩杀豫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刁逵，据守历阳，控制建康西面局势；刘迈（刘毅的兄长）、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人在建康趁机发动兵变，作为内应，策应东、西两方向。约定于2月28日4路同时起事。
就这4路部署来看，南北（京口、广陵）并举，东西（京口、历阳）呼应，内外策应，考虑详细，部署周全，无可挑剔，这说明刘裕等人举事上深思熟虑。
京口这一路，2月27日，刘裕、何无忌等人以打猎为名，在京口城外纠集了100余人。28日，何无忌身穿传诏服装，诈称朝廷使者，骗进城内，随后其他人马一拥而入杀了桓修。由于守军多数曾为刘裕手下，京口很快就被刘裕部占领。
广陵这一路，28日，青州主簿孟昶劝说桓弘当日一早出城打猎。当天天还没亮，桓弘即命人打开城门让猎人们先出城。在城外守候多时的刘毅、刘道规等人，乘机率领五六十名壮士突入城内，杀死了还在吃早饭的桓弘。起义成功后，刘毅等人随即率众渡江至京口，与刘裕部会合。
广陵和京口两路起义进展顺利，其他两路遇到了大麻烦。历阳方面，由于出了意外情况，诸葛长民未能及时发动起义，消息走漏后，被豫州刺史刁逵先发制人。诸葛长民被捕，历阳起义失败。建康方面，胆小怕事的刘迈在京城接到刘裕等人的起义密信后，竟向桓玄“自首”。随后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等人被杀，叛徒刘迈也没落得好下场，被处死。建康城内兵变失败。
至28日，4路起义的计划只成功了一半，建康东边成功，西边和城内失败，煮成了一锅夹生饭，但这时刘裕已经没有退路了。时间不等人，28日当天，刘裕被大家推为盟主，总督徐州事务；孟昶为长史，守卫京口；檀凭之为司马。彭城人应募当兵的，刘裕让彭城主簿刘钟统领。
29日，刘裕竖起反楚复晋大旗，向远近发出檄文，声讨桓玄的罪状。他还大打心理战，宣称举国上下反桓斗争形势一片大好：益州刺史毛璩平定了荆州、襄阳；江州刺史郭昶之（接任死去的原江州刺史桓石生）迎立晋安帝复辟；镇北参军王元德攻占了石头城；扬武将军诸葛长民占领了历阳；征虏参军庾赜之等人已经暗中与义军同谋，许为内应。
仅在短短一天之内，一支由徐、兖二州部队1700余人为主力的讨伐桓玄的义军在京口组建起来，并在刘裕指挥下挥师西进，推进到竹里（今江苏句容北长江边竹里村）。刘裕军人数虽少，但几乎全由如狼似虎、富有作战经验的北府老兵组成，他们对自己的上级绝对爱戴和听从，对桓玄血洗北府旧将的行径深恶痛绝，因而士气高昂，战斗力极强。
刘裕进讨桓玄建康之战示意图
面对刘裕军逼近建康，大楚帝国迅速进入临战状态。桓玄立即移驾回宫，并诏令侍官全部吃住在衙门；大赦扬、豫、徐、兖、青、冀六州；加封桓谦为征讨都督（相当于剿匪总司令），用殷仲文代替死去的桓修，担任徐、兖二州刺史。
桓玄随即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商讨具体作战方案，最后意见分成“鹰、鸽”两派。“鹰派”主张进攻，代表人物是征讨都督桓谦，理由是：刘裕只有区区1700余人，且都是些乌合之众，力量十分薄弱，应该迅速出击将其消灭。“鸽派”主张防守，代表人物是桓玄自己，理由是：刘裕等人刚起兵，必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和拼命三郎的劲头，士气正盛不易打败。如果大军前去，一旦出现闪失，那么敌人的气势百倍，而我们将大势去矣。不如屯兵于城外覆舟山（今九华山），以逸待劳，刘裕军西奔200里锐气就会消磨，等他们到来之后，突然看到我严阵以待的大军，必然会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届时，我仍然按兵不动，不与其交战，刘裕求战不得，必然会慢慢散去，这才是上策。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1页。
按理说这时采取“鸽派”以静制动的方案，可能更稳妥可行。但到了下定决心的最后时刻，作为统帅的桓玄又犹豫不决。见此情况，主攻派加大请战力度，桓玄最终改变决心，指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和右卫将军皇甫敷这楚军中的两员猛将担当先锋，东进迎击刘裕军。讨伐军刚派出去，桓玄又开始担心和后悔，对左右说道：“刘裕堪称一世之英雄，是真正的帅才；刘毅家过去穷得连一石粮食都没有，可是他赌博起来一掷就是百万钱的输赢，可见此人做事不留余地，一旦下注，肯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何无忌乃刘牢之的外甥，性格酷似其舅舅，也有名将的潜质。这三个人聚集在一起，行此大事，谁说不会成功！”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2页。
主帅关键时刻瞻前顾后、畏首畏尾，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怎么能够激励部属一往无前、坚定胜利的信心呢！
光复建康
初战江乘。3月1日，刘裕军在江乘（今南京市东北沿江一带）与楚军吴甫之部遭遇。战前，原桓修部下刚刚加入刘裕军的建武参军朱龄石不忍心与朱家有世交的桓家军刀剑相对，于是向统帅刘裕请求担任后卫。尚仁重义的刘裕了解朱龄石的家世，也赞赏他的义气，二话没说当即答应。从这个细节能够看出刘裕十分懂得带兵之道，难怪部下都愿意死心塌地跟着他干。朱龄石感刘裕之义，后与弟弟朱超石都成为刘裕麾下名将，并最终双双为国殉难。
处理完此事后，刘裕马上率部投入战斗。但阻击他的楚军先锋吴甫之亦非等闲之辈，所部也堪称楚国的王牌军。两军相逢勇者胜，面对强敌，刘裕身先士卒，带领义兵向江乘的楚军发起冲锋。手持长刀的刘裕如关公再生，出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挡者死，遇者亡，他的部属紧随其后，高声喊杀，拼死力战。楚军坚持不住，四散溃逃，吴甫之阵前被斩。
再战罗落桥。“罗落”原本指竹制藩篱之类，后来防卫工事中设置栅栏之类的防卫也被称为罗落。这里的罗落桥，附近曾设罗落，因以得名。罗落桥今名石埠桥，坐落于今南京城东、栖霞山西北、临近江边的九乡河上。罗落桥以东、江乘以北的长江两岸，就是后来因韩世忠与金兀术大战而闻名的黄天荡。
刘裕军在江乘初战告捷后，群情激昂，士气大振，一直将吴甫之残部追杀到江乘西南的罗落桥，遇到了楚军皇甫敷部。猛将皇甫敷率3000余人在罗落桥严阵以待，兵力远超刘裕军，且是楚军精锐，对刘裕来说又是一场恶战。战斗开始，刘裕与檀凭之各率一军与楚军交战。檀凭之率部与皇甫敷军交战，被击败，檀凭之本人也战败被杀，所部全部溃散。照理说，一部失败势必会对另一部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然而，檀凭之战败却并没有让刘裕丧失信心，所部反而越战越勇。当皇甫敷集中兵力把刘裕军团团包围时，刘裕毫不畏惧，孤身背靠一颗大树，奋力死战。皇甫敷以为胜券在握，冲到刘裕跟前，不无得意地大声喝问刘裕：“你打算怎么死！”（汝欲作何死？）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3页。）
说罢，取出长戟即要动手。刘裕圆瞪双眼，怒目而视，高声诟骂，皇甫敷竟不敢近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裕的随从赶到，一箭射中皇甫敷前额，使其一头从马上栽下。楚军见主将落马，顿时大乱，被刘裕军乘机反攻，大溃。奄奄一息的皇甫敷见刘裕冲到面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说道：“君自有天命，请求您好好照顾我的子孙。”（君有天命，以子孙为托皇甫敷言毕，被刘裕一刀砍下了头颅。刘裕信守战场承诺，当政后对皇甫敷的遗孤厚加抚恤。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3页。）
今九华山公园
覆舟山，今名九华山或小九华山，现在是南京一个景点。此山的山形狭长，顶呈平行，两头渐低，形如覆舟。东晋时期覆舟山东接京口至建康的大道，北临后湖（玄武湖），西近台城，周回不过3里，高不过数十米，本是一座普通的小山，但它处在建康都城的边上，只要控制了覆舟山，即可俯瞰建康都城和宫城，建康守军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决战覆舟山。一天之内，楚军在江乘与罗落桥两战皆败，吴甫之与皇甫敷两员大将相继阵亡。桓玄被刘裕军的神勇表现震惊了，急忙召来巫师和道士给自己推算运数，并施行法术压制刘裕。忙完这些，桓玄才命桓谦和游击将军何澹之驻防东陵（一说在今九华山东麓，一说在今富贵山和九华山一带），后将军卞范之进驻覆舟山之西，合兵2万余人。
3月2日早晨，刘裕军逼近建康。他先让士兵稍事休息，饱餐一顿，随后命令扔掉全部余粮，言下之意很明确：下面将是生死之战，要么战死沙场，再也用不着吃饭；要么攻下建康，那里会为我们准备美餐。刘裕弃尽余粮、不留退路之举，堪比当年项羽的破釜沉舟和韩信的背水一战，体现了统帅惊天动地的气魄和逆境治兵的智慧，也逼出了将士们拼死求胜的决心、舍生忘死的斗志和以一当十的潜能。
饱食一顿的义军随后推进至覆舟山以东地区。刘裕深知即将到来的覆舟山之战将是一场实力十分悬殊的生死决战，如果全靠死打硬拼，难以取胜，还得智取。战前，他令老弱残兵数路并进，沿山插旗，作为疑兵。漫山遍野的军旗吓得楚军侦察兵不敢靠近察看，远远看了一眼后就回去报告：“覆舟山东边到处都是叛军，人数多得无法看清！”（裕军四塞，不知多少）。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4页。）
见此情况，桓玄连忙派武卫将军庾颐之率预备队赶去支援。还未交战，便早早使用预备队，可见桓玄已经慌乱，在气势上先输一筹。
一切准备就绪，刘裕与刘毅率精兵锐卒，分为数路冲击桓谦大营。桓谦大军人数是刘裕军的十余倍，且主力也是久经沙场的北府老兵，按理说战斗力很强。遗憾的是，先前桓玄血洗北府旧领的做法使得这批老兵怀恨在心，再加上他们又素来畏服刘裕，因而这时并没有多少人真心愿意为桓家卖命。
战斗开始不久，刮起了东北大风，处于上风口的刘裕军趁机放火。火随风势，霎时间，火光烟气遮天蔽日，桓谦军顿时大乱。刘裕与刘毅带头冲锋，手下将士皆死战前冲，无不以一当十，喊杀之声震天动地。桓谦军一时大溃，许多北府老兵不战而降，甚至在战场上反戈一击。刘裕军趁势西进，击破了覆舟山西面的卞范之军。
覆舟山之战几乎摧毁了桓玄在京师的全部军队，桓玄已成孤家寡人。其实，桓玄在派出增援部队的同时，就已经决定私下逃跑。他暗中派遣殷仲文在石头城提前准备船只，为西逃做好准备。当桓谦等人失败的消息传来，桓玄知道大势已去，立即带着家眷亲信数千人，对外宣称与刘裕决战，实际上却从宫城的南掖门出城，西逃石头城。路上遇到参军胡藩，胡藩劝桓玄组织抵抗，桓玄只顾用马鞭指天，说不出话来，意思是“天亡我也”，率众人从石头城乘船西逃。
3月3日，刘裕进驻建康。至此，刘裕1700多人的部队完成了一个似乎不可完成的任务——光复建康。进入建康后，刘裕尽杀桓玄在京师的宗族，派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率军追击桓玄，让人前往寻阳迎接晋安帝。不久，刘裕被推举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楚国的休止符
3月中旬，桓玄西逃至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迎接了楚帝的大驾，并竭力提供兵马物资，一路仓皇而逃的桓玄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寻阳毕竟不是自己的江陵老巢，桓玄不敢多作停留。
3月24日，桓玄留下游击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相国参军胡藩和郭昶之，一起驻防湓口（今江西九江西北）阻挡晋军追兵，自己则带上“退休”的晋安帝向江陵进发。一路上，桓玄只顾专心撰写《起居注》，强调建康之战中自己指挥英明，算无遗策，只是将帅不遵号令，致使失败。直到此时还在推卸责任，哪里还有皇帝的担当？写完过后，桓玄让人四处宣传。面对紧追不舍的晋军，桓玄不是首先团结自己各方面的军事力量，以图再举，而是推卸责任，自解军心。还真没见过这样打仗的。
刘裕追击桓玄之战示意图
4月3日，桓玄逃回老家江陵，遂以江陵为都，重新任免百官。建康兵败，桓玄担心失去威望，遂用严刑峻法统御百官，却使上下更加离心离德。为切断追兵后路，桓玄先让侄儿桓歆联络氐族酋长杨秋，合兵夺占历阳（今安徽和县）。刚刚上任的豫州刺史魏咏之率领建威将军诸葛长民、辅国将军刘敬宣、刘钟等人击退了桓歆、杨秋的进攻，在练固（今安徽省和县北）诛杀杨秋，桓歆兵败只身逃跑。
得知历阳兵败后，桓玄即派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率数千人前往支援湓口，加强防守；命辅国将军桓振屯兵戈阳（今河南潢川西）。4月23日，当刘毅率何无忌、刘道规等人到达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江中）时，驻守湓口的何澹之立即率部进攻。为引诱晋军攻打中路，何澹之故意让人在原本自己乘坐的大舰上插满军旗，把它布置得像只开屏的孔雀，招摇于两军阵前。何澹之自己则悄悄转移到侧翼指挥作战，准备从两翼包抄晋军。何无忌很快识破了何澹之的计谋，遂将计就计，派精兵去夺这艘“孔雀舰船”。众将不解，认为“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无益”。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9页。
何澹之见何无忌中了“圈套”，甚喜，不过他高兴得太早了。当晋军夺下这只舰船后，何无忌让将士齐声高呼“已得何澹之矣”，楚军主帅被擒的消息顿时响彻整个战场！由于何澹之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事先只让少数将士知晓计划，听到“主帅被擒”的消息后，楚军的士卒大多信以为真，再加上自刘裕起兵以来，楚军屡战屡败，本就是惊弓之鸟，此时纷纷溃逃。自作聪明的何澹之此刻傻眼了，费尽心力地精心布置，反而弄巧成拙。这喊声也让多数晋军官兵信以为真，斗志大振。桑落洲楚军大败后，斗志昂扬的晋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湓口，随后拿下寻阳，江州光复。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9页。
得知何澹之兵败，江州失守，桓玄大怒。4月27日，桓玄亲率荆州部众2万多人，战船200艘，由江陵东下，并以苻宏苻宏（356～405年）：氐族人，前秦帝苻坚之子，曾为前秦太子。淝水之战大败后，投奔东晋，被安置江州，后投靠桓玄，官至辅国将军，后在湘东被杀。和羊僧寿为前锋，前往迎击刘毅军。5月17日，桓玄军与刘毅军相遇于峥嵘洲（今湖北黄冈西北长江中）。刘毅军当时不满1万，战船也不多，很多人主张退守寻阳，等待援军。晋军大将刘道规却不同意，他认为：“敌军众多，我军人少，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如若畏惧退走，必定会被敌人乘机追击，即使到了寻阳，也难以守住；桓玄虽有一定声望，但其内心恐惧，加之他前次战败而逃，军无斗志，现两军对阵，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将帅的勇武，不在于兵多势众。”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70页。
刘道规真是料敌如神。楚帝桓玄经过江乘、罗落桥、覆舟山、桑落洲四战四败后，从此患上“失败恐惧症”。按理，此时他这一方仍兵足器精，优势明显，但开战之前，他却在自己的旗舰后边拴上一条轻快的小船，以备战败逃走之用（玄常漾舸于舫侧以备败走）。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70页。）
“决机两阵，将雄者克”，桓玄还未开战就想着逃跑，主将怯弱不武，怎么可能指望战士拼死力战。
战斗开始后，刘道规部率先冲击楚军水阵，刘毅、何无忌等则在后面接应，两军很快战作一团。楚军虽兵多船大，但斗志全无。此时，老天帮忙，东风突起，刘毅军乘机顺风纵火，烧向楚军舰船。晋军知道胜利在望，全力出击，楚军很快招架不住。眼看败局已定，楚军前将军郭铨又“很识时务”地临阵倒戈，楚军的形势终于发展成为谁都无法阻止的大败。溃败之际，桓玄命人一把火烧了辎重粮草，随后连夜遁逃。失去指挥的楚军或降或散，几乎全军覆没。
5月23日，桓玄逃回江陵。桓玄的老部下冯该力劝桓玄收拢人马，率军东下，与晋军决一死战！但桓玄的勇气已经在峥嵘洲之战中用完了，何况兵败后，江陵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留给桓玄的选择只能是继续逃跑。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逃往汉中，投奔桓希。24日深夜，桓玄收拾停当后，率心腹数百人趁黑逃走。刚到城门口，桓玄的左右心腹中有人突然想杀桓玄，于是挥刀向他乱砍，但因为天黑，没有砍中。桓玄逃过一劫，但秩序大乱，大家互相砍杀，死尸交横于路。心惊胆颤的桓玄勉强逃到船上，屯骑校尉毛修之（毛璩之侄）劝他改投益州，桓玄竟然鬼使神差地同意了，遂溯江西上。殊不知，这一改投竟让楚国皇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正巧此时，益州刺史毛璩派毛祐之（毛璩弟弟的孙子）和参军费恬率领200人护送弟弟毛璠的灵柩来江陵安葬。5月26日，这股护送灵柩的船队在枚回洲（今江陵以西约30里）与桓玄西上的船队遭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毛祐之、费恬立即命人向桓玄开弓放箭，矢如雨下，桓玄的心腹急忙用身体为他挡箭，都被射死，桓玄受了轻伤。益州都护冯迁跳到桓玄的船上，举刀就要杀桓玄。桓玄从头上拔下一枚玉导递给冯迁，用半威胁半讨好的口气说：“汝何人，敢杀天子！”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72页。
冯迁回答说：“我不杀天子，只杀背叛天子的逆贼！”（我杀天子之贼耳！）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72页。）
说完，手起刀落，人头坠地。桓玄被杀时年36岁，在位仅半年，距离刘裕在京口起兵，只过去86天。随着桓玄倒下，门阀制度成了他最丰厚的殉葬品，从此高门士族执掌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桓玄死后，垂死挣扎的桓氏势力继续与刘毅军攻战于寻阳、江陵一带。义熙元年（405年）3月，建威将军孟怀肃袭破江陵，吃尽苦头的晋安帝被接回建康复位。刘裕从此掌控朝政，权倾天下。
战后论英雄
桓玄篡晋得以成功，是他抓住了当时主愚相昏、内乱不止、荆扬对立的有利时机，借助桓氏家族在荆楚的世资威望，使自己的势力得以迅速壮大，并在率部攻打建康时又遇倒戈将军刘牢之帮忙。桓玄篡晋成功原由不足为表。
笔者在这里想重点分析刘裕为何能复国成功，桓玄为何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俗话说，人各有命，成败在天。笔者认为，刘裕平定桓玄之乱，人心向背是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人心是“天”。而刘裕和桓玄的命运是由他们各自性格决定的，“人各有命”。
人心向背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桓玄丢掉江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民对他失去了信心。东晋末年，士族门阀与皇权共治共享的政治体制红利，在经过王、庾、桓、谢等四大高门士族肆意挥霍后，已经走向衰败没落。门阀贵族凭其“高贵”的血统便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使得其统治才干越来越弱。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寒门庶族完全被排斥在外，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是痛苦到了极点。到晋安帝时期，主愚相昏，孙恩东土起义，又逢大灾期，“百姓厌之，思归一统”。
《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91页。
桓玄当权之初，人民还对他抱有幻想。刚开始桓玄还真没让人失望，“黜奸佞，擢隽贤，京师欣然，冀得少安”。
《资治通鉴》（卷112•晋纪三十四•晋安帝元兴元年），第3542页。
不过他改变不了高门士族的出身和观念，必然要为他代表的阶级说话。因此，当权之初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广大的寒门庶族照样难有出头之日。更糟糕的是，这位门阀子弟当权不久就变本加厉，“既而玄奢豪纵逸，政令无常，朋党互起，陵侮朝廷，裁损乘舆供奉之具，帝几不免饥寒，由是众心失望”。
《资治通鉴》（卷112•晋纪三十四•晋安帝元兴元年），第3542页。
后来“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什三四，临海、永嘉殆尽”。
《资治通鉴》（卷112•晋纪三十四•晋安帝元兴元年），第3542页。
连三吴富庶之地都闹饥荒，人口饿死一半。朝政混乱，灾民无助，他却只顾自己享乐，不施以安抚，特别是称帝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于是“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
《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97页。
桓玄在失去民心时，如果能够稳住军心，他的大楚帝国也不会那么早垮台，但是军心也没有稳住。桓玄当权后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即血洗北府军旧将。当时被诛杀的北府旧将有吴兴太守乐安高素、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竺朗之、辅国将军东平刘袭、刘袭弟刘季武。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太元初年，谢玄招募北府军时与刘牢之一同应招之人，他们随军转战，久历疆场，积军功至郡守、刺史一级，在北府军中建立了牢固的威信和声望，都是挑大梁的人物。桓玄大肆杀戮，无疑激起整个北府军事集团极大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义军统帅刘裕就是北府将军。覆舟山之战，桓玄军主力北府军“众皆莫有斗心”，也是明证。桓玄处置北府军另一大错误，是对北府新生代进行打压。桓玄对刘毅、何无忌等北府新生代将领的能力有清楚的认知，如他称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有豪气胆略，何无忌乃“刘牢之甥，酷似其舅”。桓玄本应破格提拔两人作为自己的骨干力量，却对他们不予信任，极力打压。何无忌曾通过故人、桓玄吏部郎曹靖之请求“莅小县”，也为桓玄拒绝。桓玄对新生代的打压，直接造成他们对桓楚政权的军事对抗。桓玄兵败退往老巢荆州时，“众且二万，楼船器械甚盛”，原本还有翻盘的机会，但他却大搞《起居注》，还四处宣传，推卸自己责任，强调将领无能，致使军心自解。桓玄害怕兵败后没有威信，便严厉刑罚部众，致使部将的叛离情绪进一步加剧。结果，前将军郭铨、心腹大臣殷仲文等都相继叛逃。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2页。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2页。
《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99页。
“物必先自腐也，尔后虫生之。”当门阀政治走向腐朽没落、而桓玄又无力回天时，一个本来不惹人注目的寒门庶族刘裕，奋起于寒微，脱颖而出，依靠军功登上了历史舞台。桓玄血洗北府旧将、打压北府新人的政策，反倒帮助了刘裕团结北府将领，组成寒人武士集团，进而开创寒人掌权的局面。刘裕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根本原因是他代表寒门庶族地主利益向门阀豪族集团夺权，客观上满足了广大人民向往安定生活的利益诉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谋略高低
一谋顶万兵，一计抵万军。高明的智慧和谋略能够救三军于水火，止大厦之将倾。
刘裕集团能够以少胜多，创造神话，同其军事谋略分不开。桓玄称帝后骄奢荒侈、疏于朝政，使得朝野和百姓苦不堪言，益州刺史毛璩更是举兵讨伐。刘裕敏锐地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回京口起兵。起兵前，刘裕集团密谋的分京口、广陵、历阳、建康4路的举事计划，南北呼应、东西并举、里应外合，可以说考虑详细，部署周全，富有远见，为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刘裕战前高扬讨伐逆贼、光复晋室的正义旗帜，发表檄文，出师有名，得道多助，将士们的报国热情得到极大激发。同时他还大打心理战，虚张声势，夸大战果，声言攻克石头，安帝复位，平定荆楚，此举起到了鼓舞己方、震慑敌人的作用。覆舟山之战，刘裕采取“草木皆兵”之计，让弱者登山，插旗惑敌，使得楚军误认为漫山遍野都是义军。楚军因而惊恐万分，方寸大乱，桓玄更是早早派出后备军。同时刘裕采取“破釜沉舟”计，丢弃余粮，不留后路，逼得义军将士置之死地而后生，个人潜能得到最大激发，决战时，无不拼死力战，以一当十。后来义军又顺风放火，早无斗志的楚军一触即溃。
楚军败退荆、江地区，在随后的桑落洲战役中，刘裕部将何无忌成功识破楚军中路佯攻、两翼包抄的计谋后，将计就计，直取敌军中路，夺敌“主舰”，随后大声诈称擒获敌军主帅，致使楚军锐气顿泄，纷纷溃逃。
相反，桓玄集团在军事谋略上败笔很多。其一，开战之时没有屯兵固守，严阵以待，而是选择轻率出击，抗敌气盛。桓玄明知刚起事的刘裕军舍生忘死，兵锋正盛，临战却改变决心轻率出击，造成江乘、罗落桥两战两败，主将被杀，军心士气动摇。如果桓玄坚持屯兵于覆舟山，以逸待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那么结局可能会不一样。其二，覆舟山之战没用荆州军当主力，而用北府军。假如当时守卫京师的主力军，不是“素畏伏（刘）裕，莫有斗志”的刘裕过去的老部下北府军，而是桓玄的嫡系部队荆州军的话，或许建康就不会失守。其三，峥嵘洲反击战没有抓住地处上游的有利地形，取水陆并进破竹之势，而是蜗牛般前行，贻误了宝贵战机。江乘、罗落桥、覆舟山、桑落洲四败，桓玄军势不振，众无信心，这时急需组织优势兵力，打一个有把握的胜仗，那怕规模不大也不要紧，以重振军心和挽回局势。桓玄回到荆州，“曾未三旬，有众二万，楼船、器械甚盛”，依然具备扭转形势的实力。但桓玄心存犹疑，举动迟缓，战机一点点逝去。江陵至峥嵘洲，水路不过1300里据《宋书•州郡志》，荆州江陵“去京都（建康）水三千三百八十”，而武昌郡“去京都水二千一百”，则江陵、武昌（今湖北鄂州）之间不过一千三百里左右。，桓玄4月27日东下，至5月17日才与刘毅军相遇，中间走了近20天的时间;而峥嵘洲败后，桓玄西逃才不过一个星期即回到江陵，何况沿江上下还有顺逆之别。
《资治通鉴》（卷112•晋纪三十四•晋安帝元兴元年），第3564页。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四•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9页。
统帅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作为军中统帅，其性格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大因素，有时甚至是关键因素。
刘裕最终能够战败桓玄，笔者认为同他的性格分不开。刘裕性格中有四个方面显得尤其宝贵，使他成为“领袖级”统帅。其一，胸怀大志。刘裕出身寒微，少时割草、打柴、捕鱼、种地，什么农家活都干，吃过苦，知道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他“有大志，不治廉隅”。受门阀政治的压制，快40岁时的刘裕还只是个无名小吏，“名微位薄，轻狡无行，盛流皆不与相知”，但他始终抱有远大志向。孙恩起义时，他抓住机会，施展才华，一举成名，桓玄也称其为“一世之雄”。刘裕这种吞吐天地之志带给人们以憧憬和希望，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一大批文才武将向他聚拢。其二，浑身是胆。孙恩起义时，刘裕以数十人遇敌数千，“即迎击之，从者皆死，裕坠岸下。贼临岸欲下，裕奋长刀仰斩杀数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贼皆走，裕所杀伤甚众”。进讨桓玄江乘之战时，面对吴甫之精锐之师，“高祖（刘裕）躬执长刀，大呼以冲之，众皆披靡，即斩甫之”。正是因为刘裕这种不畏生死的劲头、身先士卒的榜样、舍我其谁的霸气，史书屡次记录他以少胜多、起死回生的战斗传奇。其三，富有远见。尽管刘裕“仅识文字”，但他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未来。在刘牢之准备反叛桓玄，希望得到刘裕支持时，刘裕明确拒绝并为之剖析说:“将军（指刘牢之）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指桓玄）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服还京口耳。”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页。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四•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6页。
《资治通鉴》（卷111•晋纪三十三•晋安帝隆安三年），第3500页。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4页。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4页。
结局是刘牢之叛走自缢而死，死在看不清形势。而刘裕能免祸得全，则在于胸怀大局，认清形势，知己知彼。桓玄篡晋自代前，让人试探刘裕的态度，刘裕说：“楚王（桓玄），宣武（桓温）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5页。
他表示完全同意，如此既保全了自己，又麻痹了敌人。其四，尚仁重义。《易经》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刘裕把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的原则，从小就“事继母以孝谨称”。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页。
讨伐孙恩时，“于时东伐诸帅，御军无律，士卒暴掠，甚为百姓所苦。惟高祖（刘裕）法令明整，所至莫不亲赖焉”。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页。
刘裕初出道，即显示出“仁义之师”的王者风范。江乘之战，原本打前锋的刘裕部将朱龄石，因不想与恩师短兵相接，开战之时请求撤回当后卫，主帅刘裕非但不责罚，还大夸其重情意讲义气。罗落桥之战，斩杀桓玄猛将皇甫敷时，还承其临终所托，“厚抚其孤”。正是由于刘裕躬行这些仁义伦理道德，部属们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这也使得刘裕集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
相反，桓玄最多只能称为“领导级”统帅，对抗司马元显之流还行，但真正遇上“领袖级”统帅刘裕这样的对手，败下阵来再正常不过。因为他性格中有四大致命缺陷。其一，贪生怕死。桓玄可称之“桓跑跑”，每到关键时刻，他想到的不是积极应对，而是逃跑躲避。最明显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朝廷起兵讨伐他时，他首先想到收兵退守江陵，后来就算挥师东进，在前往寻阳的路上都时刻准备回逃。第二次是在覆舟山刚开战不久，他怕兵败，就让人在石头城提前备好船只用作西逃。第三次是在峥嵘洲还没开战，他就备小船于自己大舰之侧，随时准备逃跑。这种性格怯懦、贪生怕死的统帅，如何能够让将士为他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呢？其二，爱慕虚荣。作为玄学代表人物，桓玄喜欢高谈阔论，做些表面文章，玩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当权以后，重用阿谀奉承的小人，喜欢炫耀自己文采。有次诏书中“春蒐”误写为“春菟”，经办人员全被他降级或免职。桓玄第一次与刘裕见面时，其谋士就看出刘裕与众不同，劝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气概非凡，恐怕不会甘居人下，应该早作打算。”而桓玄回答：“我正要扫荡中原，非刘裕不足以托付大事。关中、陇西平定后，然后当另加考虑。”（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5页。）
桓玄想收复中原，博取功名，只有任用刘裕，但又驾驭不了刘裕，给自己留下覆灭的祸根。桓玄兵败退回江陵后，想的不是趁早整顿队伍，恢复士气，卷土重来，而是忙着建造宫室，重新署置百官，并命令荆楚各地官员“表贺迁都”。死到临头还注重这些浮名，不干正事，岂有不败之理！其三，外强中干。桓玄属于典型的外雄豪而内胆怯的纸老虎。在弱者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面对强敌，则胆小如鼠，畏敌如虎。在得知刘裕京口起义时，桓玄就“忧惧特甚”。派出楚军东击刘裕军后，桓玄又担心害怕，认为刘裕、刘毅、何无忌“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2页。
当听说江乘、罗落桥两战皆败，主将阵亡，桓玄“大惧，召诸道术人推算及为厌胜”，害怕得找人算命，还惶恐不安地向群臣问道：“朕其败乎？”这种举动只能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让部属失去信心。桓玄称帝后，表面上很强势，内心却忐忑不安，生怕有人不服而造反。一天夜里“涛水入石头，流杀人甚多，欢哗震天”。桓玄听到呼喊声，心惊胆战，以为有人谋反，害怕地说道：“这些家伙们终于发动起义了！”（奴辈作矣！）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4页。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56页。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56页。）
其四，犹疑不决。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面对刘裕军进讨建康，桓玄本该坚持自己的主张，采取以静制动的作战方案，但到关键时刻却举棋不定，最后在主攻派反复劝说下，做出错误决定，致使江乘、罗落桥两战皆败，军心动摇。桓玄兵败退往荆州，“曾未三旬，有众二万，楼船器械甚盛”，完全具备东山再起、扭转局势的实力。但在峥嵘洲反击战这一关键战役中，他心存犹疑，举动迟缓，致使战机贻误，优势丧失，最后大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