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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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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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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例：卢循进袭建康之战
（公元410年5月~7月）
东晋一朝，建康见证了诸多内战，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桓玄之乱等。这些内战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式——手握重兵的方镇势力为实现个人的篡晋野心，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内向，通过夺占京师挟持甚至废除天子，从而掌控朝政。
唯独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才使得东晋内战性质有了变化。这次内战，不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火并，而是由低等士族领导的一次农民战争，这也是有史以来长江以南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持续时间长达12年（公元399～411年），活动地域遍及当时南方主要地区。起义军纵横于海洋之上，活跃于江、湘、赣诸水流域，水上攻防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得到充分运用。
卢循进袭建康之战，是义军兵败转移到广东得以重振旗鼓后，卢循、徐道覆趁刘裕北灭南燕、建康空虚之机，于义熙六年（410年）2月发起的战事。是役，几乎推翻东晋政权。虽然卢循起义最终归于失败，但有力打击了门阀制度。士族门阀失势，使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寒门庶族挤上了政治舞台，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一次深刻的变化。
如果不看完这个故事，真的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10余万起义军竟然打不下几千人把守的建康城，是何道理？
卢循起义
隆安三年（399年）10月，孙恩、卢循见东土地区（泛指今浙江大部和江苏东南）阶级矛盾激化，遂举起反晋旗帜，领导当地农民起义。起义军一度威逼建康，但最终还是被东晋政府残酷镇压，义军首领孙恩兵败自杀。孙恩死后，卢循继续领导起义。当卢循发现起义在东土难以为继时，果断南下广州，避开当时东晋的繁华之地，到穷山僻壤“上山打游击”，大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这为义军以后的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
东土举义
东晋王朝是在士族门阀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政权，从政权建立那天起，士族门阀就享有无上的特权。凭此特权，他们擅割林池，专利山海，拼命吞并土地，迫使成千上万的自耕小农甚至中小地主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客或奴婢。至于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他们在面临士族门阀兼并威胁的同时，还得承担东晋王朝繁重的赋税徭役。东晋末年，赋税徭役的繁苛竟达到了“殆无三日休停”的程度，逼得百姓“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很多人被迫啸聚山林，当起了强盗。
［唐］房玄龄：《晋书》（卷75•范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6页。
《晋书》（卷75•范宁传），第1986页。
东土地区作为士族门阀的聚居之地和赋税徭役的征收重地，这里的农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也就较其它地区更为尖锐。特别是到了晋安帝时期，由于君愚相昏，朝廷腐败无能，使得政府有效的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东土地区，只能变本加厉地剥削东土的广大劳苦大众。当时东土地区的阶级矛盾已经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就像大地布满了干柴，随时都有可能燃起燎原烈火。
隆安二年（398年），一把小火先烧起来了。这年青、兖二州（今江苏镇江）刺史王恭第二次起兵讨伐会稽王司马道子。低级士族、五斗米道首领孙泰孙泰（？～398年）：奉吴郡钱塘五斗米道首领杜子恭为师，杜子恭死后，他继传道法，南方许多人都跟着他学习。隆安二年（398年），孙泰认为“晋祚将终”，准备与侄儿孙恩在会稽起义，但被会稽内史谢輶揭发，于同年12月被杀。“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遂“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准备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发动起义。但因计划不周，被人告发，孙泰父子等主要起义首领被杀。孙泰的侄儿孙恩幸免于难，逃入海岛。
《晋书》（卷100•孙恩传），第2632页。
《晋书》（卷100•孙恩传），第2632页。
孙恩（动漫画）
琅琊（今山东临沂）人，西晋中书令孙秀之后，家族世奉五斗米道。孙秀叛乱被诛致使家族衰弱，孙氏子孙自此仕宦无途。399年，孙恩、卢循趁东土农民反晋情绪高涨之时，领导当地农民起义。初起兵时，军民达20余万，还曾一度危逼京师，但孙恩缺乏政治远见，也没有坚定的意志。当他听说起义得到东土八郡起兵响应时，便大喜道：“天下没大事了，过几天咱们就穿着朝廷的官服到建康去。”（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后听说刘牢之进讨，他立即改变了远大目标，转而说：“就算我只割据浙东这块地方，总也能做个勾践！”（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践也）再后来遇到战事不顺，他又放低了目标说：“就算逃走，也没什么丢人的！”（孤不羞走矣）加之他为人苛忍，临阵少决，因此20万起义军民最后落得“裁数千人存”，他本人因兵败而投海自杀。
隆安三年（399年），一场燎原烈火终于不可避免地燃烧起来了。引起这场大火的直接导火线，是当时执掌朝政的司马元显。他为了扩大京师兵源，防范长江中上游等地方割据势力，下令强征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为‘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
《晋书》（卷64•司马元显传），第1737页。）
就是强制性地征召东土地区“免奴为客”的壮丁，集中于京师建康，称作“乐属”以补充朝廷兵员。这一措施引起“免奴为客”者的强烈不满，他们本已从奴隶上升到半自耕农，却被征召为地位低下的士兵，自然不情愿。因此该命令一颁布，搞得“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 ，加剧了民众的反抗情绪。当时的局势如同柴薪之底置于火，一触即燃。孙恩、卢循见起义时机成熟，立即竖起反晋义旗，于这年10月率百人从海上登陆，“攻上虞（今浙江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 。随着孙恩、卢循首义成功，东土农民久已郁积的革命烈火被瞬时点燃。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今浙江大部和江苏东南）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 。起义军所到之处，烧衙门，开仓库，没收士族门阀财产，贩济贫苦百姓。
《晋书》（卷64•司马元显传），第1737页。
《晋书》（卷100•孙恩传），第2632页。
《晋书》（卷100•孙恩传），第2632页。
义军的迅速发展，引起东晋朝廷的恐慌。晋廷急忙派卫将军谢琰（谢安之子）和北府名将刘牢之率北府兵镇压，迫使孙恩兵败后率20万军民退守海岛。隆安四年（400年）5月，孙恩自浃口（今浙江宁波镇海甬江口）再次登陆，入余姚，破上虞，在山阴阵斩谢琰及其两子。后因朝廷增兵，义军于11月再次退入海岛。隆安五年（401年）2月，孙恩第三次自浃口登陆，5月攻克沪渎垒（今上海），杀吴国（今江苏苏州）内史袁山松。6月，义军浮海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威胁京师。因建康有备，义军乃北破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和广陵（今扬州）。后因与刘裕交战屡次失利，再次被迫退入海岛。元兴元年（402年）3月，孙恩最后一次登陆，不幸战败，投海而死。
南下广州
卢循南下广州示意图
孙恩败亡后，义军乃推其妹夫卢循为首，继续进行反晋斗争。卢循是西晋司空从事中郎卢湛的曾孙。卢湛是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后因中原丧乱“沦陷非所”，“显于石氏”，在石赵石赵：十六国时期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政权。因石勒统治地区为战国时赵国故地，因此前赵皇帝刘曜封其为赵王，立国即以此为号。为别于先建国的前赵，故史称“后赵”，又以其王室姓石，又称“石赵”。石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迁邺。盛时疆域有今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及江苏、安徽、甘肃、辽宁的一部分。历七主，共32年（319～351年）。官至侍中、中书监，于石赵末年被冉闵所杀。所以，至公元350年，卢循的父祖才投奔东晋，属于晚渡江者。卢湛在石赵做官及其子孙晚渡江南，使在西晋时曾是高门望族的范阳卢氏在江南的东晋沦为“婚宦失类”者。西晋当时北方士族南渡，讲究先来后到，北方大户卢氏“觉悟”比较迟，顺应大势南渡已为时过晚，致使东晋当权者看不起，以致卢循及其父祖三世均无官爵。在婚宦等级界限严明的情况下，名士后裔卢循不得不娶地位较低的琅琊孙氏孙恩妹为妻。卢循为人聪敏，“双眸冏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棋之艺”，但他家族地位低下，在士族门阀垄断各级政权的东晋难谋个一官半职，故心怀不满。时有“鉴裁”的沙门慧远，见他不得志的样子，告诫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
《晋书》（卷100•卢循传），第2634页。
《晋书》（卷100•卢循传），第2634页。
看来卢循早有反晋的“不轨”之心，并被有心人看破。
孙恩死后，卢循当上义军首领。这时，东晋政府的大权已落入桓玄手中，桓玄正想代晋称帝，便使用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对付起义军，在部署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封卢循为永嘉太守，妄图“招抚”。卢循考虑义军当时仅有“余众数千人”，亟需一个喘息整顿的机会，便表面上接受了桓玄的任命。事实上，“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并没停止对东晋统治阶级的斗争。元兴二年（403年）1月，卢循先发兵攻东阳（今浙江金华）;8月，攻永嘉，为刘裕所败，退兵晋安（今福建福州）。面对穷追不舍的刘裕军，为保存实力再图发展，卢循决定战略大转移，于元兴二年（403年）冬浮海南下广州。
《资治通鉴》（卷112•晋纪三十四•安帝元兴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541页。
［梁］沈约：《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页。
卢循战略大转移，选择到广州发展，实乃明智之举。广州地处岭南，偏僻荒远，东晋王朝统治较为薄弱。而且“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这里还有许多仇恨东晋政府的东土民众。再者孙泰在流放广州时，曾传播五斗米道，在当地人民中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广州对保存和发展反晋力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
《晋书》（卷100•庾翼传），第1932页。
元兴三年（404年）6月，卢循率义军抵达番禺（今广东广州）。经过一番苦战，卢循军于元兴三年（404年）10月攻占番禺。随后，卢循“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所谓自摄，即自己任命自己，意味着军事和政治上都是独立的，当然也反映了仍承认广州属于东晋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卢循到广州后，还遣使贡献东晋，这也许对站稳脚跟，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势力有利。不论卢循出于什么动机，总之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独树一帜，还没有与朝廷彻底决裂的勇气和决心。与此同时，卢循派徐道覆向北攻占了始兴（今广东韶关），扼守这个江西、湖南通往岭南的要地。至此，卢循的广东根据地正式建立。
《晋书》（卷100•卢循传），第2634页。
在这期间，东晋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自相厮杀。后起的北府军将领刘裕举兵反桓玄，桓玄被杀，东晋政权落入刘裕手中。刘裕忙于消灭桓玄的残余势力，无力南顾。为稳住卢循义军，刘裕于义熙元年（405年）4月封卢循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封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和徐道覆亦受命。但这种任命和受命不过是双方的权宜之计而已，都有着自己的谋划。卢循受命后遣使刘裕，赠所谓“益智粽”，所谓吃了粽子变聪明，名为奉献，实为贬戏。刘裕亦反唇相讥，回送“续命汤”，暗示兵机。一个说一个是弱智，需要吃粽子“益智”；另一个说这一个恐怕短命，需要喝汤“续命”。双方兵锋未及，书面上已是你来我往地干起来了。
再举义旗
卢循到广东后抓紧备战，大有东山再起、杀回老家的雄心壮志。但后来他发现，虽然自己只是朝廷领导下的一个州刺史，但谁也管不着他，完全可以在这里称王称霸，俨然“一国”之君。在岭南这个天高皇帝远、朝廷鞭长莫及的地方，对于一个落魄的低级士族来说，卢循可能觉得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也不错，于是沉迷享乐，逐渐丧失了北伐斗志，颇有偏安于岭南之意。
徐道覆(动漫画)
卢循的姐夫，义军的二当家，坚定的革命主义者，卢循进袭建康之战的策划人和推动者。他志大心雄，很有战略眼光。他勇敢果断，善抓战机。当刘裕举兵灭燕时，就劝卢循乘虚进袭建康；桑落洲大胜刘毅后，他建议立即乘胜东下，直捣建康；义军到达建康时，他力主“焚舟而上，数道攻之”，利用优势兵力和初到锐气，一举拿下建康。这三次有力的建言献策，足以证明他是个完全有能力和刘裕掰腕子的人物。可惜他只是个二当家，最后决策者不是他，否则建康之战的结果定会重写。
不过，这只是卢循的想法，那些背井离乡的东土将士并不想长住岭南。特别是义军的“二当家”、他的姐夫始兴相徐道覆，压根就不想在岭南长住。徐道覆自从当上始兴相，就只把始兴的官邸当成出差暂住的旅馆，眼睛始终盯着北边老家的方向，并为打回老家做精心准备。
徐道覆深知，义军多为临海贫民，精通水性，擅长舟楫，优势在于水战。要想打回老家，必须发挥水战优势，事先准备战船。因此，他在攻取始兴后，就派部将前往南康山（大庾岭地区）砍伐了大量船木，并运到始兴以低价出售。因为物美价廉，百姓都争先恐后地抢购囤积，因而“船材大积而人不疑”，建康政府更不会明白徐道覆的真实用意。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28页。
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亲率大军北伐南燕，江南后方空虚。消息传到始兴，徐道覆非常高兴，苦等的战机终于来了！他先派人前往番禺，劝说卢循乘虚举兵进袭建康。可过惯了太平日子，卢循根本不想冒这么大风险，一口回绝了徐道覆的请求。得知被拒，徐道覆很生气。他知道，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奋力一搏，等到刘裕腾出手来，后悔就来不及了。见派人游说不成，他便亲自前往番禺，一见面就怒气冲冲地说：“我们蜗居在此，岂是心甘情愿，要居住到老，传给子孙吗？我们只是因为刘裕力量强大，很难跟他为敌才这样的。如今刘裕顿兵于南燕坚城之下，回京遥遥无期，我们率领这些江浙的思乡之众，掩袭何无忌、刘毅等人，易如反掌！朝廷早已把你当成心腹大患，不抓住江南空虚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而只是苟安岭南，贪图短暂的安逸日子，这样做合适吗？如果等到刘裕平定南燕以后，休整几年，再用诏书征召你进京，你怎么办？你去了是自投罗网，不去刘裕就进驻豫章（今江西南昌），遣将越过五岭，届时，即使将军再英勇神武，恐怕也抵挡不住。如果现在我军抢先攻克了建康，占领了他的巢穴，即使刘裕回来，也是大势已去，难以有所作为。今日之机，万不可失。如果不从我计，我将单独率军前往，直接进军寻阳（今江西九江）。”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27～3628页。
原文为：“本住岭外，岂以理极於此，传之子孙邪？正以刘裕难与为敌故也。今裕顿兵坚城之下，未有还期，我以此思归死士掩击何、刘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机，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为腹心之疾；若裕平齐之后，息甲岁馀，以玺书征君，裕自将屯豫章，遣诸将帅锐师过岭，虽复以将军之神武，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倾其根蒂，裕虽南还，无能为也。君若不同，便当帅始兴之众直指寻阳。”此番分析极有见地，后来未获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执行层面上出了差错。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徐道覆其实算得上是一位战略家。
听了徐道覆这番分析，卢循尽管“甚不乐此举”，但徐道覆决心如此之大，说得也确实在理，让他无法反驳。再想想刘裕真的缓过劲掉头杀来，确实抵挡不住，况且徐道覆准备单独出兵，于是只好答应。随后，徐道覆回到始兴，并依据原先卖给居民船木的卖券，收购囤积在民间的木料，当时“无得隐匿者”。接着他命令官兵日夜赶造舰船，所需装备“旬日而办”，北伐进入了倒计时。
《晋书》（卷100•卢循传），第2634页。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29页。
义熙六年（410年）2月，卢循和徐道覆会合于始兴，然后兵分两路，大举北伐。卢循亲自指挥西路军，沿湘江顺流北上，进攻长沙；徐道覆则率领东路军，沿赣江顺流北上，过赣州，直指豫章（今江西南昌）。此时的义军将士，不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就是“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既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有杀回老家的坚定信念，还经过五年的休整，所以卢循义军士气旺盛，战斗力极强。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29页。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29页。
长江告急
进军伊始，义军兵强器利，又取沿各江顺流顺水之势，而晋军南方诸郡防守兵力薄弱，且毫无准备，故义军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卢循的西路军连克桂阳（今湖南郴州）、湘东（今湖南衡阳）各郡，在长沙又打败了前来增援的荆州（今湖北江陵）刺史刘道规刘道规（370～412年）：彭城（江苏徐州）人，刘裕的小弟，少倜傥有大志，官至荆州刺史。部，乘胜进逼长江中游重镇巴陵（今湖南岳阳）。徐道覆的东路军则连下南康（今江西赣州）、庐陵（今江西吉水北）两郡，兵锋直指豫章（今南昌）。
义军进逼长江之际，东晋政府会如何应对？长江防线上的北府名将们将如何出招？长江守得住吗？
何无忌持节阵亡
在长江危险警报拉响之际，东晋朝廷并没有接到刘裕平燕捷报，于是紧急征召刘裕军回援建康。刘裕本来打算灭燕之后，进一步经略中原。当征召使者到达后，刘裕才知建康危急，于是“即日（2月26日）班师”，星夜驰还。
卢循进袭建康示意图
何无忌（画像）
东海郯人，东晋末年将领，刘牢之之甥，性格酷似其舅。他少有大志，获州府命为从事，后转太学博士，刘牢之镇守京口时也常与他参议大事。他忠贞坚定，曾多次劝谏刘牢之不要投降桓玄，但刘牢之不从。桓玄篡晋称帝后，他追随刘裕起兵讨伐，使桓玄大败逃往江陵。随后他受刘毅统领西上追击桓玄，在桑落洲大败何澹之军。在江陵大败桓振军后，他负责护送晋安帝返回建康。因平定桓玄有功，被封为安成郡开国公、加散骑侍郎，进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但此人喜欢意气用事，每有不称其心事，辄形于言色。豫章之战正是因为他轻率出战，致使兵败被杀。
镇南将军、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何无忌听说徐道覆军逼进豫章，已离江州不远，打算立即从寻阳率军前出迎敌。见此情形，长史邓潜之急忙劝道：“国家安危，在此一举。听说卢循、徐道覆叛军战舰声势浩大，且顺流而下，我们最好不要与之正面争锋。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将南塘南塘：豫章（今江西南昌）城东的一座湖泊，连通赣江。东汉永元年间，太守张躬在此筑塘抬高赣江水位，以增加船舶航行能力。掘毁南塘放泄赣江水，水浅则义军大舰无法通行。堤坝掘开，使赣江水位下降，让叛军大船无法前进。我们则集中兵力严密防守豫章、寻阳两座城池，坚守不出，敌人肯定不敢绕过我们直接进攻建康。这样，我们养精蓄锐，等待敌人筋疲力尽，然后再对其发动进攻，这才是万全之策。现在如果与敌人决一雌雄的话，万一失败，后悔都来不及了！”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28～3629页。
“国家安危，在此一举。闻循兵舰大盛，势居上流，宜决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养锐，俟其疲老，然后击之，此万全之策也。今决成败於一战，万一失利，悔将无及。”。参军殷阐也劝道：“如今敌军或是三吴老贼，身经百战，勇猛无比，或是始兴土著，敏捷好斗，都不是好对付的，绝不可以轻视。将军最好坐镇豫章，征调各地军队，待军队到齐以后，再与之会战也不晚。如果仅以现有的部队轻率出战，肯定会后悔。”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29页。
“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将军宜留屯豫章，征兵属城，兵至合战，未为晚也；若以此众轻进，殆必有悔。”参军殷阐和邓潜之是一个意思，就是不要在发威的老虎头上拔毛，要拔也要等到老虎累了打盹的时候。尽管两人苦劝，但均被何无忌拒绝。
楼船
中国古代一种具有多层建构和攻防设施的大型战船，外观似楼，故称楼船。由于古代水战多以弓箭对射以及船只对撞为主，舰船的大小直接决定单舰所能容纳的水手和战士的数量以及舰船的撞击力，所以楼船在古代很大程度上成为水战主力舰只。但由于船只过高，重心不稳，故多在内河水战中担任主力。此次豫章之战，义军采取的顺流而进，乘风而攻，楼船冲击等攻势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月20日，何无忌军与徐道覆军在豫章附近的赣江遭遇。徐道覆战前早就让几百名强弩手埋伏在西岸的小山上，待晋军水师靠近，立刻下令万箭齐发，晋军伤亡惨重。更糟糕的是，当时正好西风骤起，晋军的船只被风刮到赣江东岸，已不成阵形。徐道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出动楼船等大型战舰，借着风势朝晋军的船只猛冲过去。由于晋军船只较小，哪经得起这种猛烈撞击，将士纷纷弃船而逃，晋军大溃。见此情形，不愿做逃跑将军的何无忌大叫一声：“取我苏武节来！”
《晋书》（卷85•何无忌传），第2216页。
以示像昔日苏武持节不屈于匈奴之忠贞。符节递给他后，何无忌紧握符节，指挥剩余将士殊死抵抗。但这时大势已去，何无忌的小船很快就被义军团团包围。在生死关头，何无忌大义凛然，毫无惧色，战斗到最后一刻，死时手里还紧握符节。作为京口举义的主要首领，何无忌坚贞有加，胆气有余，是个不可多得的执死仗义之才。但豫章之战，他不听劝谏，不顾形势，轻率出战，最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晋军豫章大败，随后长江重镇寻阳也被义军攻克。至此，长江中游已不可守，形势急转而下。
寻阳失守使建康城里的东晋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当时有人提议带着晋安帝弃城，渡江北投刘裕军。后来发现徐道覆没有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且义军离建康尚远，所以又决定暂留建康，以观形势。
救兵如救火，为早日回师勤王，心急如焚的刘裕亲率大军急速南下。3月，大军南撤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为加快行军速度，刘裕亲率精锐部队由陆路奔还。到了山阳（今江苏淮安），刘裕听到了何无忌战败阵亡的消息，他怕京师失守，只让数十人跟着自己“卷甲兼行”。抵达长江北岸时，刘裕急忙向行人打探京师的消息，行人告言：“敌人还没到，如果刘公回来，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8页。
刘裕闻言大喜，“单船过江，径至京口”。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8页。
4月2日，刘裕抵达建康，有了他坐镇，京城的人心总算安定下来。不久，青州（今江苏丹徒）刺史诸葛长民、兖州（今江苏扬州）刺史刘藩（刘毅从弟）、并州（今江苏淮阴）刺史刘道怜也各领兵入卫建康，不过这三位都是侨置侨置：指我国古代政权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对沦陷地区迁出的移民进行异地安置，为其重建州郡县，仍用其旧名的行政管理制度。东晋时期，北方国土大片沦陷，侨置郡县在南方大量设置，如在镇江设置了侨徐州、在句容设置了侨琅琊郡和县。侨置历经南北朝延续，隋统一后废除。据《宋书•州郡志一》记：“自夷狄乱华，司、冀、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刺史，实力较弱。
刘毅不服刘裕
何无忌战死，朝廷震惊之时，豫州（今安徽当涂）刺史刘毅刘毅（？～412年）：江苏沛县人，曾与刘裕、何无忌等举兵消灭桓玄，后又参与讨伐卢循的战事，官至卫将军、荆州刺史。他不服刘裕，出镇荆州后意图积蓄实力，找机会打败刘裕，不过却被刘裕先下手消灭。就打算讨伐徐道覆军，但大军快要出发之时却突患重病，无奈只得取消讨伐计划。等到病愈，他立即重新集结人马，准备再次讨伐。回到建康的刘裕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写信劝道：“我过去几次和这伙强盗交战，知道他们用兵狡诈，诡计多端。如今，他们又侥幸取得大胜，其气焰和实力不可轻视。现在，我们对战船的修缮马上就要完毕，自当与老弟一起起兵灭寇。扫平敌人之后，长江上游的管辖重任，便全部交给你了。”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1页。
“吾往习击妖贼，晓其变态。贼新获奸利，其锋不可轻。今修船垂毕，当与弟同举。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刘裕怕刘毅不从，又派刘毅的堂弟、兖州刺史刘藩亲自前往姑孰（今安徽当涂）劝说。
刘毅看完刘裕的信后，对刘藩勃然大怒道：“过去我们不过因他有一点功劳，推他做临时的盟主罢了，你就以为我真的赶不上刘裕吗？”（往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真不及刘裕邪？）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1页。）
说完，他将刘裕的书信扔到地上，立即率领2万水军从姑孰出发，溯江西上进攻徐道覆军。
为什么刘毅对刘裕的好言相劝如此愤怒，最后还公然抗令独军前往呢？这与他的性格和野心分不开。刘毅刚强勇猛，果敢胆大，是个领兵打仗的好手，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杆子”精神。当年随刘裕起兵时，桓玄就曾说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摴蒲一掷百万”。
《资治通鉴》（卷113•晋纪三十五•晋安帝元兴三年），第3561页。
（家过去穷得连一石粮食都没有，可是他赌博起来一掷就是百万钱的输赢）不过他野心很大，从不愿甘居人下。当初讨伐桓玄，他虽推刘裕为盟主，但讨伐成功之后，却颇有争当领袖的野心。他曾推荐谢混做扬州刺史，意在把刘裕挤出朝廷，做个“守藩之将”。刘裕的心腹刘穆之看穿刘毅的心思，叫刘裕抓住扬州不放。后来的几番明争暗斗，刘毅也是屡屡落败。这次卢循起义，刘毅认为是他建功立业、赶超刘裕的绝好机会。因此，刘毅肯定不会答应刘裕的条件，将赶超的机会拱手让出。除非他刘毅甘愿一辈子给刘裕打下手，那可能吗？其实他早用一句豪言壮语回答过这个问题：“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
《晋书》（卷85•刘毅传），第2210页。
刘毅哪里把刘裕看在眼里，他的对手是刘邦、项羽这样争天下的人物。
徐道覆听说刘毅军西上的消息，立即派信使飞马报告卢循说：“刘毅的军队即将到来，其阵容非常强大。我们这次举事的成败，就看能不能一举打垮他，我们应该合兵一处，将其歼灭。只要打赢了这一仗，则天下大局已定。晋朝的根本一旦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则上游的刘道规完全不足为虑。”（毅兵众甚盛，成败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无复事矣。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8页。）
此时卢循已经攻克巴陵，切断了东晋荆、扬之间的联系，也就是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战略区之间的联系，正准备乘胜一举拿下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这时他收到了徐道覆合兵东下的急信，遂改变进攻方向，“即日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约29.4米）。”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8页。
声势浩荡，顺江而下。
此时卢循、徐道覆联军兵力数量和战斗力远胜刘毅军，装备质量也占上风，还有顺流而下之势。以两军统帅相比较而言：卢循稳重，虽无过人之能，但徐道覆足为一时猛将，两人对此战非常重视，密切合作；刘毅虽刚强勇猛，但狂妄自大。从以上各项指标的分析来看，刘毅的胜面都很小，只是他尚不自知罢了。
5月7日，卢、徐联军与刘毅军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江中）水域遭遇。双方一交战，刘毅军惨败。刘毅带着数百人弃船而逃，余部全部被俘，晋军丢下的辎重堆积如山。刘毅残部数百人翻山越岭，穿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最后只有几十人侥幸逃回建康。6年前的桑落洲之战，刘毅率军大败桓楚将领何澹之，解除了建康西面的威胁；而6年后的今天，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刘毅却因为逞能赌气而遭惨败，这也让建康上游门户完全向义军敞开。
建康之战
豫州军团的覆没，意味着义军可以畅通无阻地直逼建康。而建康城内的情况是：刘裕军北伐刚回来的将士，多半不是身负创伤，就是染有疾病，战斗力极弱。建康原来留守的官兵“不盈数千”。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2页。
而义军在打败何无忌军、刘毅军后，“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楼船高十二丈”。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2页。
何、刘军败逃回京的官兵，一回来夸传义军的强大，顿时惊恐心理成了城内的传染病，一发不可收拾。
面对建康缺兵少将、船小器钝，朝廷内外汹扰，人心惶惶的局面，坐镇建康的刘裕如何力挽狂澜，使东晋朝廷平安度过此次危机呢？
走留争锋
建康西面长江防线的“长城”已倒，义军随时都可能兵临城下。见此形势，尚书左仆射孟昶、青州刺史诸葛长民等大臣便想拥安帝过江以避兵锋。孟昶可与2010年足球世界杯上大出风头的预测专家“章鱼保罗”媲美。当初刘毅、何无忌出战，他均预言会战败，两人果然一战即败。这次，他又在朝议中表示如果刘裕出兵抵抗，也会重蹈覆辙。听孟昶这么一忽悠，“众颇信之”，许多朝中大臣跟风般提议撤离建康。面对一边倒的形势，刘裕的亲信、龙骧将军虞丘进虞丘进（363～422年）：东海郯人。年轻时跟随谢玄讨伐苻坚有功，封关内侯。后来，随从刘裕征讨孙恩、平定南燕，屡建功勋。在卢循进袭建康之战中，他建言坚城固守、伐木立栅以御义军，后率军占领豫章，断敌粮道，功不可没。站了出来，当众驳斥孟昶等人，认为恰恰相反，不能撤走，只能固守。但孟昶等人仍坚持己见。这时中兵参军王仲德担心刘裕屈从孟昶等人逃走的意见，向刘裕劝道：“明公您受上天之命，当国家的辅佐，又刚刚建立了大功，声威震动天下。这些妖贼乘我们国内空虚，公然进犯，听到您带兵胜利归来，自会奔逃溃散。我们如果首先自己逃跑，那么其实就和一个没用的蠢才一样了，蠢才下令，又用什么建立威信呢？这个渡江避难的建议如果被采纳，请您允许我就此告辞。”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2页。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2～3633页。
“明公命世作辅，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贼乘虚入寇，既闻凯还，自当奔溃。若先自遁逃，则势同匹夫，匹夫号令，何以威物！此谋若立，请从此辞。”
其实王仲德多虑了，刘裕本就没有要走的意思。不过这个时候能多些人站出来支持留守建康，刘裕还是非常高兴的。经深思熟虑后，刘裕正式否决了孟昶与诸葛长民的提案。他分析道：“如今屏蔽国家的两大军团先后覆没，强大的贼匪正步步紧逼，人心大乱，毫无信心。这个时候，倘若皇帝的车驾一动，必然土崩瓦解，江北虽近，又怎能到达？即便到达，也不过多活两天而已。虽然现在建康的军队数量不多，但仍可与敌一战。假如取胜，则君臣都可以重获平安；万一不胜，我将以死捍卫社稷，横尸太庙之前，完成我多年来以身许国的志愿，绝不会狼狈逃窜，躲藏到荒草堆间苟且偷生！”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3页。
“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窜伏草间苟求存活也。”随后，刘裕又加重语气宣布：“这就是我的最后决定！你们不管有什么反对意见，都不许再提！”（我计决矣，卿勿复言！）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3页。）
孟昶认定刘裕必败，请求先杀了自己。刘裕对孟昶以死相逼的行为极为反感，大怒道：“等打完这一仗，你再死也不迟！”（卿且申一战，死复何晚！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3页。）
孟昶见劝谏无果，于是写下奏表，表明自己的想法：“当初刘裕要北伐，文武百官都不同意，只有我极力赞同，以致敌人乘虚而入，让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都是我的罪过。我只能服罪，以死谢天下。”（臣裕北讨，众并不同，唯臣赞裕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谨引咎以谢天下！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3页。）
奏表封上后，他便“仰药而死”。孟昶虽是个忠臣，并不惧死，但他的自杀毫无意义。而且他作为朝廷重臣，还未出师身先死，徒增民众恐慌，于国、于民、于军、于己都是个“负能量”，死得轻如鸿毛。
布防石头
就在建康城内为走留争论之时，刚打了大胜仗的义军阵营也不得消停。卢循、徐道覆这义军中的老大、老二，在作战方向的选择上也争得不可开交。起因是审问俘虏时，卢循、徐道覆得知刘裕已经回京一个多月，当时他们的反应是“相视失色”。尤其是卢循，仍对这个多年没见的老对手刘裕有些害怕。他原本以为击败刘毅军后，趁刘裕不在，挥师东下，建康便能唾手可得。可现在刘裕回来了，这让卢循打起了退堂鼓。他决定退回寻阳，西上进攻江陵，占领荆州、江州二州，扩大在长江中游的地盘，以割据的形势对抗朝廷。而徐道覆则不然，他坚持乘胜进军建康，趁着刘裕军远道班师、实力最虚弱的时候摆平他。两人争论多日，虽然卢循最终接受了徐道覆的意见，但最佳战机却在他们争论的数日之间失去。
